陈守礼

（该文是陈守礼同志为“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现全文发出，以飨读者。）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再次重申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应该是我们总结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前提。

30年来，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个发展是否都符合科学的发展观？资源的浪费，自然环境的污染，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但是错误是必须纠正的。

3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普通干部和群众也都亲眼看到大量国企和集体企业都被卖掉了，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被削弱了呢还是被加强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被完善了呢？这也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事实。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更是我们应该加以正视并正确认识和总结的

然而，笔者今天在这里要着重谈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而是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是属于精神领域方面的。我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也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党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重视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个方面，1989年发生动乱后，邓小平曾经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见《邓选》第三卷第306页）并又明确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见《人民日报》1989牟10月2日）这是对我国前十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和教训，作了高度概括的两句话，是一针见血的科学总结。

我们前十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做好、甚至“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这才出了“八九”年的动乱。之后,如果我们真正接受这个“十年最大的失误”、放弃“思想阵地”的教训，那么后来的二十年的情况，是会有根本改观的。可是，我们后来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有些地方使这个“最大的失误”变得更大了。我们的思想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得到了加强，而是遭到了进一步削弱甚至否定。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否定。这个否定充分地表现在1989年版《辞海》、特别是1999年版《辞海》的修改之中。这比在经济基础方面卖掉公有制更严重。后二十年来思想的更大混乱，各种错误思潮和历史翻案风的更加泛滥，都能在1999年版《辞海》中找到根源。

现在，笔者着重从三个方面指出1999年版《辞海》的严重问题：

（一）1999年版《辞海》编者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已经选编的《毛泽东选集》第1至第5卷,共有242篇文章。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是永远的历史丰碑。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书，1979年版《辞海》是基本正确的，它精益求精，又从这精选出的242篇著作中，再精选出48篇文献，编成48个词条，写进《辞海》，永载史册。但是，这些“永远的丰碑”竟然被1999年版编者几乎全部否定了 。其中19个关键性“词条”被干脆取消，其余的29个重要“词条”的大量内容被删除掉了。

同时，还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这三个关键性词条的重要内容各删除百分之七十左右，删除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即对他总的评价），删除、否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还更进一步将两个关键性词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取消。

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否定，这就是把1979年版原写了的毛主席和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指导中国革命取胜的关键性文献的词条都取消：

比如：编者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把走这条革命道路的关键性词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都取消掉了。同时，在有关的十七个词条中，都删除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民为主力军、农民的革命性的内容。根本否定农民阶级有革命性。

又比如：编者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把【三湾改编】词条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删除。编者在有关的十七个词条中，都删除体现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和人民军队思想的内容，把【新式整军运动】、【诉苦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关键性的词条都取消。 

又比如：编者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取消、删改有关抗日战争的词条有33个。把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关键性词条都取消掉了。试问：如果否定了这些，那么还会有“八年抗战”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吗？ 

又比如：编者否定解放战争。把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关键性词条取消掉了。实际上，假如没有这些词条所述的指导方针、战略、策略和实践，就不会有解放战争的胜利。相反，更令人愤慨的是1999年版编者肯定蒋介石“剿共”的【戡乱条例】，把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释成“平定叛乱”。
还比如：编者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编者在所有写到这句话的词条中，都把“这句话”及其胜利和成就删除、否定。

还比如：编者否定和贬低“抗美援朝”。把有关“抗美援朝”的23个词条都作了删改。把“抗美援朝”的英雄模范人物黄继光等“壮烈牺牲”的“壮烈”二字删除，“光荣牺牲”的“光荣”二字删除，把 “荣获英雄”称号的“荣”字删除。删改【彭德怀】词条,只保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一句话，把彭德怀去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和功绩连同“抗美援朝”这四个字全都“一字不留”地删除、否定。暗示他“师出无名，无功而返”。相反，却新增写美国侵朝军司令【李奇微】词条，却写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晋升上将’。”显示出他有“战功”，获得“晋升”。但把他搞侵略、搞细菌战却隐瞒了。

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被1999年版有关编者抹杀和颠倒了。能不把人的思想搞乱吗？

1999年版编者显然在搞“非毛化”、“非共化”。不仅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光荣历史，还否定雷锋、王杰、王进喜、焦裕禄等英模人物和民主人士中的先进人物沈钧儒等学毛著，运用毛泽东思想和拥护共产党的事迹。在这些人的词条中,把原来肯定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事迹全都删除、否定。这岂不意味着“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都是既不能“学”也不能“用”？那又怎么“高举”呢？
在这股“非毛化”“非共化”思潮影响下，不仅历史上先进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被否定，而且对当今新出现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人物也不宣传。例如，胡伟武也像他的前辈一样“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钻研现代高科技，并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我国制造出了“龙芯1号”,意义之大可以与我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相比。胡伟武说：“在每次龙芯片处理器流片成功或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时，我都会带领课题组的全体党员去天安门看升旗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汇报；我们还组织组内的骨干参观毛主席故居，给每个党员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片课题组是一贯以来我们建设课题组的响亮口号和重要方法”。但是，少有媒体来宣传。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否定，是非功罪均被颠倒，思想领域实际上也不会出现真空，那就只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占领阵地，错误思潮泛滥，精神文明滑坡，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行贿受贿，贪污盗窃，逼良为娼，黑砖窑事件等等层出不穷了，甚至在旧社会中早已绝迹的各种腐败现象都出来了。
这些年在“非毛化”“非共化”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单位的“政治部”取消了，党校和大专院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也都取消，改为“社科部”了。这就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以“社会科学”的名义进入“社科部”，把马列主义边缘化铺平了道路。然而，众所周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立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这是一百年也不能变的，怎么竟“任意”变了呢？

搞到这个地步，还有谁出来做政治思想工作呢？又怎样加强我们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呢？怎样来接受教训纠正“十年最大的失误”、不再放弃“思想阵地”，并加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呢？

（二）1999年版《辞海》编者，搞所谓给历史人物摘“帽子”，颠倒是非功过，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在《辞海》修订版出版之前，《辞海》内部刊物上发表一篇《人物的“帽子”》的文章。该文指出：

“人物的帽子，主要表明人物的身份”，“如果该加头衔而不加，便缺少了对一个人的总的评价”；
“‘帽子’反映评价，切忌任意褒贬”，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如果政治上或学术上不够格的，似乎可以不收”；
“除了极少数条目，一般不宜加‘伟大、杰出、著名’这类形容词”。
（以上引语见《辞海》内部刊物《辞海通讯》总第15期第8页）
这些话，抽象地看说得都不错。问题在于编者怎么具体地做？站在什么立场上修改词条？是否真正做到不“任意”的“褒贬”。

一、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摘“帽子”、重新评价人物方面，为历史上早已有定论或者说已“定格”的一大部分人物摘了“帽子”：

1、编者为秦桧摘了“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帽子，并把他杀“抗金名将岳飞”这句话中的“抗金名将”四字删除掉了。
2、编者为李鸿章摘了“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帽子，并把他“扼杀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投降”等等内容删除掉了。
3、编者为袁世凯政权摘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帽子，并把他“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向国民党要挟议和”等内容删除掉了。
4、编者为汪精卫摘了“大汉奸”的帽子，并把他“受袁世凯收买”，“破坏革命”，屠杀共产党“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等内容删除掉了。
5、编者为蒋介石摘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帽子，并把他的大量罪行删除掉了。
6、编者为蒋介石发动剿共内战的《戡乱条例》摘了“反动法规”的帽子，还新增写一个【戡乱】词条，把“戡乱”二字解释为“平定叛乱”。
7、编者对何应钦等几十名国民党内战战犯，不戴“战犯”帽子，不写任何负面评价，仅存正面评价。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的以上4、5、6、7这四个“重新评价”欲置中国共产党与革命人民于何地？
8、编者为张国焘摘掉“叛徒”帽子，并把他“拒不悔改……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革命活动”等内容删除掉了。
9、编者对向忠发的叛变，不给戴叛徒帽子。
10、编者对顾顺章的叛变，不给戴叛徒帽子。
11、编者对历史上杀害陈胜的叛徒庄贾也摘掉“叛徒”帽子。
并且在1999年版《辞海》中，编者已将【叛徒】这个词条也取消掉了。这不知是否意味着昭告天下：今后欲当“叛徒”者，可以大胆地去“当”，不必担心还会被“戴叛徒帽子”而被后人唾骂了？
12、编者为陈独秀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把他被“撤职后仍坚持错误”等删除掉了。陈独秀在最后病死之前，还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毒文。
13、编者为王明摘掉“左倾机会主义”帽子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并把他“排挤毛泽东，特别是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极力反对毛泽东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等删除掉了。
14、编者给章伯钧摘掉“右派分子”、“章罗联盟”帽子。
15、编者给罗隆基摘掉“右派分子”、“章罗联盟”帽子。

按上述《辞海通讯》的文章所说，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摘“帽子”（恢复名誉）、删除掉原来的评价，是体现了重新评价。然而，这是违背史实、颠倒是非功罪的重新评价。

正因为《辞海》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搞了这样颠倒是非功罪的摘“帽子”、“重新评价”，社会上就出现了许多奇文、怪论。有人为秦桧鸣冤叫屈，说他跪在西湖边上含冤受苦几百年了，应该让他站起来了；有人美化、歌颂蒋介石，说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说汪精卫“降日”是为了不让共产党在中国得胜，那是“真正的爱国”；有人说几百年前侵扰明朝和中国人民的“倭寇”帮凶大头子――王直――不是大汉奸而是“改革开放”的先驱等等。

在另一方面，1999年版《辞海》有关编者，对革命领袖、英模先进人物也搞了所谓摘“帽子”，重新评价：

1、给毛泽东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帽子，并写了他有“主观主义”、“个人专断”等“九大错误”。
2、给中国共产党摘掉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帽子，并删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大量业绩。
3、给周恩来摘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帽子。
4、给刘少奇摘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帽子。
5、对邓小平也不给戴“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虽然邓小平自己说过“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见《邓选》第三卷第173页）但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不予认同。
6、给艾思奇摘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帽子。并删除他的贡献。
7、给雷锋摘掉“共产主义战士”帽子。并删除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量先进事迹。
8、给王杰摘掉“共产主义战士”帽子。并删除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量先进事迹。
9、给张思德取消掉“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的身份。并删除“毛泽东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
10、给王进喜摘掉“劳动模范”帽子。删除了他的优点和先进事迹。
11、给郝建秀摘掉“全国劳动模范”帽子，并且连同她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工作法”都取消掉了。
12、把体现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词条取消了。
13、把在和平建设时期为“抢救国家财产”、“保护群众”而牺牲自己生命的青年团员向秀丽的事迹连同词条都取消掉了。

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1999年版编者对历史上所有英模先进人物的光辉事迹，个个都作了大量删除或部分删除。还有的英模人物如许家朋、向秀丽、刘文学等人的词条被取消掉了。这样“重新评价”，又引起人们对英模先进人物的光辉事迹的“怀疑”，别有用心的人又写出了许多造谣污蔑英模先进人物的文章，并污蔑共产党为的“政治需要”制造出了许多假“英模”，搞乱人们的思想。

我们要问：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我国建国前28年和后30多年的历史都作出过评价，《决议》说：“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99年版《辞海》又是代表谁来推倒这一系列的评价和作出新评价？这些新评价符合历史真实吗？符合我国的宪法吗？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吗？符合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观点吗？是党和人民还是1999年版《辞海》的有关编者有资格来重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呢？

这样对正、反面人物作所谓重新评价说明了什么呢？《辞海》内部刊物《辞海通讯》上的文章说“‘帽子’反映对人物的评价，切忌任意褒贬。”那么, 难道这些颠倒是非功罪的所谓“重新评价”就是编者对人物并非“任意”摘帽，“任意褒贬”，而是“正确的”重新定位，重新评价吗？

显然，有些人说什么工具书是中性的，对人物不作褒贬和评价的，事实却证明这是骗人的假话。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有褒有贬的，不过它说的是不“任意褒贬”，做的是颠倒是非功罪的“任意褒贬”，它对反动和反革命一方的人物是“任意褒”，对革命一方的人物是“任意贬”。

（三）1999年版《辞海》错误删改词条的主要原因或出发点：

一、曲解解放思想，而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搞了个大颠倒。

本来，“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选》第二卷第179页）可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根本离开了这个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原则，他们不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是用资阶级唯心主义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编者不承认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和国家。于是，把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勾结帝国主义、卖国投降的历史全否定了。从而对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正确的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近、现代史也否定了。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数以百计的词条中删除、否定“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同时，它的副主编王元化公开发表文章说是“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他在文章表示要对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既定观念”“重新认识”“重新清理”。把他的话说白了，就是否定旧中国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事实和正确性。1999年版的编者也正是这样做了“重新认识”“重新清理”。

从逻辑上讲，既然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毛泽东个人所定，不算数。也就是说旧中国不存在“三座大山”及其对人民的压迫。那么，搞推翻旧中国统治者的革命就完全错了，成立共产党这个革命组织和建立新中国都错了，这就更谈不上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贡献了。

这是编者的根本立场的错误，不转变立场，要纠正这个错误是不可能的。

二、为了“搞好中美关系”而无条件地迁就美方。

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不知是美国首先提出还是中国首先提出的。其实，辞书是不可能不涉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的。也是不可能不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 因此，“合编辞书”必然会遇到分歧，发生争论时谁服从谁呢？尊重美方的意见，这就不可能不放弃我们的原则。

后来，果然出现了这个情况。据已经公布的材料，“合编辞书”修改词条内容的依据和出发点，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关于中国的词条。

但是，我们看来，按这个“标准”来改写词条，其内容必然会违背事实，颠倒是非的。有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对历史人物用不用“颂扬性形容词”，要看美方对此人是否有好感而定。并举【周恩来】词条为例，说写周“作为中国的主要外交家获得世界声誉”这个“颂扬性形容词”，是因为美方表示“对周恩来有好感”。（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第28页）这样说来，美方对毛泽东没有“好感”就要求取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所谓“颂扬性形容词”，我方就同意删除。但在此同时，却写赵紫阳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显然因美方对【赵紫阳】有“好感”，就用上了“杰出的”“颂扬性形容词”。（参阅拙著第542页）这不是太“任意”了吗？

又比如，在“合编辞书”中，显然也是“按美方的修改意见”作了修改，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改写为【四一二事件】。不但把“反革命”和“政变”的性质删除、否定了，在内容解释方面也已把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改写为蒋介石根据国民党中监委的《决议》为国民党“清党”。我国的《辞海》能作同样颠倒是非的修改吗？（参阅拙著第462页）

在读者对1999年版《辞海》错误地取消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提出批评后，1999年版《辞海》主编竟发表公开信为《辞海》辩护,他引证胡乔木为“合编辞书”致中央的信为“依据”（但这公开信未明说胡乔木的信中讲的“合编辞书”“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修改关于中国的有关词条的话）之后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即以“合编辞书”为蓝本或标准来“修订”国内《辞海》的词条。于是，就错误百出了。（笔者在《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评1999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删改》一书中，已对编者错误删改近500个词条作了剖析）

结束语

现在，无论在经济基础领域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问题都已十分清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去巩固和加强,便会被削弱；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削弱和放松，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加强。我们已经到了端正立场、明确是非，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已经到了认真接受教训，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地纠正《辞海》错误的时候了！《辞海》已累计发行五百几十万册了，它明年又要出新的修订版,如果旧错不改，还会错上加错。这是30年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一个大问题！《辞海》大不同于一张小报、一本杂志、一本书，它是人们经常会查阅的工具书。不能让它长期地搞乱人们的思想。

作者通信处：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邮编 226007 2008年11月

                                           岳求珍    2008。12。1。于北京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韩 西 雅

一

200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我们这些有志者集会纪念，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意义重大。

《宣言》是1848年2月发表的。我们的纪念和讨论选在2008年11月进行，时机很好，太及时，太重要了。

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160年来，《宣言》已经发挥了伟大的作用。更因为、更重要的是：人类现在、以后的时代中，又更看重、需要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更需要《共产党宣言》了。

现在，我手里拿着近十日以内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

一篇是10月23日《北京晚报•北京论语•今日快评》——《我们也要重温<资本论>》，说：《资本论》“成为今年德国一家出版社的畅销书。除了学者、专家之外，银行家和经理都开始读《资本论》。据说，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在读这本书”。
另一篇是10月28日《人民日报•五洲茶亭》——《永远的马克思》，也说：“在德国，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今年圣诞节的最佳礼品，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据说，德国现任财长施泰因布吕克现在正在阅读《资本论》，这位在金融危机中焦头烂额、寝食不安的财长，现在成了马克思的‘粉丝’。”

再一篇是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有多少人正成为马克思的粉丝》。说：“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悄悄地在欧洲各国风行起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成为马克思的粉丝。”“在柏林，《资本论》今年销量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
这篇文章还说到咱们北京：“面对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白领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买来潜心研读。王府井书店证实，近段时间《资本论》销量明显上升。”

看吧，这不是很有趣吗？真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啊！”

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那个赫鲁晓夫开始，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马克思主义被宣布为过时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宣布死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似乎将通统从人类思想宝库中扫除掉，都将被这股历史逆流淹灭掉了。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弹冠相庆。

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动摇分子自惭形秽，丢旗息鼓、噤若寒蝉，快快投靠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阶下，到资产阶级的唱诗班中去给资本主义唱赞歌，高声鼓噪：资本主义万岁万万岁！

那里知道，好景不长，曾几何时，人类历史的风向又变了。人们自愿也好，无奈也好，清醒也好，焦急也好，却不约而同地找到马克思的门上来了！倒真应了晏殊的诗句：“无可奈何花荷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事情来得奇怪吗？不，对于我们这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坚贞的学生们来说，本来是预料之中的么。

事物发展有它不可抗拒的规律，尽管它永远是走着迂回曲折的道路，但是根本方向不可逆转，人类历史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整个由马、恩、列、斯、毛泽东著作构成的浩如烟海的宝库的伟大，就在于它们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包括它内在的矛盾斗争，曲折道路。

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清醒坚定，勇敢不屈，就是因为我们唯物辩证地认识了这种规律。道路曲折的时候，我们不会迷茫动摇；形势重显光明，我们也早有预料，不感意外，早有准备。

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动摇分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

最有趣的是：现在各式人等，包括资产阶级的掌权人物，不约而同地找上门来，向马克思请教却不是因为有人向他们宣传推动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少有人宣传，甚至被禁止宣传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特别是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霸主家里血淋淋的实际生活，这个客观事物、社会形势，促使人们来向《资本论》、马克思求教的。

首先，不是国际无产阶级，而是国际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谋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心急如焚地来找《资本论》读。他们像犯有原罪的人们诚惶诚恐地找“圣经”读，看看有什么办法躲过惩罚！

这种现象，不很给人启发吗？不是雄辩地说明，形势总是比人强啊！说明客观事物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啊！说明那些学着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术，妄图用禁止宣传的办法来淹灭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是多么徒劳吗？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革命的必然发生，不是革命者首先读了革命理论。革命是从社会阶级矛盾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革命的理论是在社会阶级矛盾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又反过来指导革命的；只要有社会阶级矛盾，就会有革命斗争；只要有革命斗争，就会有革命理论；只要革命理论揭示了社会阶级矛盾和革命斗争的规律，这种革命理论就是科学，就成为推动革命胜利发展的强大武器；革命只有有了这种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才能胜利。这就是革命和革命理论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辩证法。

对于科学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敌人也会要来研究，那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理论害怕，是为了躲避革命、削弱革命、破坏革命，一句话：同革命斗争。这就是当前国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这场“经济海啸”将要使他们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来读《资本论》的根本原因。

四

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点燃的、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既然使国际资本泡沫破灭，分崩离析、倾家荡产、恐慌万状，实际上，将要受到更大遭殃的还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果资产阶级的痛苦是他们的资本灰飞烟灭，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陷入的却是失业、流浪、生死存亡！

情况如此，既然在资产阶级为了逃命都要去读《资本论》、向马克思求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从资本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当然更要去向马克思求教，更要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了。《有多少人正成为马克思的粉丝》一文不是说：“在柏林，《资本论》今年销量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成为马克思的粉丝。”“民众”“100倍”买《资本论》，读《资本论》，那当然就不是少数人，不只是若干个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了。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的底线在哪里？应当预计，情况还只是开始，随着形势日益深透下去，国际无产阶级、世界劳动人民将会有更多的人、更深地陷入到苦难之中。他们当然也会更自觉地要求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了，人们将更要来学习《资本论》、学习《共产党宣言》、学习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了。

在这个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面对着光荣而不可推脱的伟大责任：担负起向人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既然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我们有七千万党员；我们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我们有十三亿人民；我们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已经建立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我们是最有条件、最有力量、也最有责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全人类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向全人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讲坛。

我们这样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在全世界发扬光大，一定会发挥伟大作用，一定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伟大贡献。

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类还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去寻找、追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对人类欠了帐。

我们如果不仅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反而去传播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谬论，那我们就是在给资产阶级帮忙，是在对人类犯罪。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放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这七千万共产党员、十三亿人民大力传播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过时”逆流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反马克思主义恶浪横流。把人民群众，特别是几代年轻人的思想搞乱，许多人是非莫辩！现在事实教育人，民众自己起来买《资本论》潜心研读，开始成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了，我们应该快快行动起来，拨乱反正，急起直追，担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

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公众已经一次再次公认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千年伟人”、“最伟大哲学家”，把马克思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病理学家’”。但是，从全局来看，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反马克思、反共产主义思想仍然占着统治地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歪曲，社会主义国家被诬蔑、妖魔化。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要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有很多困难。还需要我们大力去向他传播。给他们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的实际相结合，帮助他们分析当前形势，阐明世界发展的规律，帮助人们认清前进的方向。当然，这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体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都会对这努力，不单由我们负责。但既然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负有最不容推脱的责任。

当前的这场危机，决不是一次偶然现像，尽管它还可能出现某种缓和迂回曲折，根本说来，是体现着资本主义，特别是那个独霸天下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垂死没落的趋向。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底前夜”的论断是科学的。美帝国主义正在沿着列宁指明的道路发展。

生活在此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符合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担当起资产阶级掘墓人的使命呢？还是受资产阶级的蒙蔽，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去当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救命稻草和殉葬品？问题也已尖锐地放在了我们面前。

让我们大家好好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觉醒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共产主义已经过时”、“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共产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谁再宣扬共产主义会被视为“土傻冒”、“迂腐子”、“冥顽不化”，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信奉推崇“丛林法则”、“自由竟争”的当今时代，一个叫王长友的普通共产党员，顶风而上，创建了不能从中谋利还要往里赔钱的实践共产主义网。难能可贵！精神可佳！余卒十分感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网站”，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作用。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能止住滑势，有所振兴，这其中定有实践共产主义网的汗马功劳。
基于对王长友同志的感佩和对实践共产主义网的看重、珍惜，余卒提出如下“实践共产主义网”改版建议：
1 放宽注册条件，只要认同“服务章程”，填写了网名、邮箱、密码，就可注册为实践共产主义网会员。这样做有利于广交朋友和通过广交朋友结识共产主义同志。
2 保留现在的首页及其形式，进一步明确为：“共产主义宣传栏”，用来专门发表宣传共产主义的正面文章。
3 设置“争鸣探索栏”。每个会员都可在此栏自由发表文章，实行充分的言论自由。（所谓“充分的言论自由”，一言透底地简单说，就是骂共产主义的文章也可任其发表——共产主义者建办的网站，容许发表骂共产主义的文章，显示了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充分自信；共产主义若被几篇文章骂倒了，共产主义就不是真理。容许发表反面文章，还有利于分清敌友，有利于认清形式，有利于形成必要的危机感紧迫感，有利于历练共产主义者提高其战斗力、免疫力，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实践共产主义。）
4 设置“网站会员沟通栏”，用来发表网站的通知、公告和会员对网站的意见、建议。
5 为想建个人发文专栏的会员建“个人专栏”。“个人专栏”有“思想档案”的作用 ，很有利于发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余 卒
 

作者：顾凌英

（该文是首都经贸大学顾凌英教授为“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在2008年11月15日上午的会议上做了主题发言，精要地介绍了该文思想。现全文发出，以飨读者。）

一， 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的分配体系与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得我国有条件按照人民的理想，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人人都有平等劳动权利和相对公平合理分配权利的新型国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于我们21世纪的建设者来说，对我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为了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勇敢的30年的实践和探索的宝贵经验的认真总结，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创新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基础。所以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劳动和人人得到自己劳动应得的分配，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中国在1949年解放后，经过三年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要经济模式的经济基础，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人人都有自己劳动的岗位和得到与自己劳动贡献相适应的报酬分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新型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交换是分配的实现形式和过程，而提高全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1.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思想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人类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所可能允许的条件下，只有以劳动为尺度来进行分配，才是最公平合理的，即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才能鼓励人们积极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人们的生活不断得到提高，人们才可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2. 社会主义分配体系的三大支柱——物价、福利和工资；

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国家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的价格、福利和工资为一体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系统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和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支配下运行的以资本利润为核心的市场完全不同的市场体系。这个不同，完全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全国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⑴． 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和全民福利：

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不是按资本主义主要受价值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它主要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因此在许多方面不但不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甚至必然与之取着相反的方向。例如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的原则，越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刚性强的产品和服务，其定价就必然越高、越贵；但是按照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就是人民越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刚性越强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就定得越低廉，以此来保证人民必要的、一定的生活质量。

举例来说，譬如医药的价格，由于这是全国人民健康的最后保证，在我国前30年价格就定得很低，看病、吃药花钱很少；当时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多层保护；在城市的工人和干部有不折不扣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期间上午和下午都有半小时的工间操时间；有单位和公共免费的场地供早晨的锻炼和业余的文体活动和比赛；病了有良好的医疗和低价的医药服务，还有公费医疗，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人口的增长和人的寿命的延长就是必然的了。而医药的低廉价格政策就是惠及全国每一个人的，对全民的福利，包括农民和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子。

再如在教育方面，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是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就开始着手安排在全国建立起一个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培养各种人才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这样一个教育体系的实现，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全体人民的一种福利。

例如：大致情况是幼儿园和托儿所一般都建在各单位，这是为了解放妇女，方便女职工上班和给孩子喂奶；接着就是十年一贯制的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象征性收费的义务性质的普通教育；与此衔接的是培养青工的各类两年制技工学校和培养技术员三年制的各类中等专业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是连住宿和吃饭统统由国家包下来的，毕业之后他们的工作也全部由各部委分配到所属对口企业工作；为国家机关培养干部和教学科研单位的教师、工程师的是各种专业的两年制的大专院校、师范院校和4——7年制的本科专业各类学院和综合大学。这些学校一律不收学费，学生还有公费医疗，生活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金。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由于受教育者，不受本人经济条件的制约，这就一方面充分保证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保证了每一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都能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而又有自己的专长，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专业技术和文化修养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还有住房制度和政策。除了农村，在我国前30年，职工住房都是包括在单位基建的规划之中的。单位统一提供单身职工集体宿舍和带家属职工的住房和家具，职工只出象征性的极为低廉的房租。住房大小本来是根据职工的家庭人口来进行分配的，后来加进了更多按劳分配的成分，也还是合理的、公平的。

可见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与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是分不开的，成为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的价格是完全不同的。

⑵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

社会主义的分配除了由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所体现的全民福利之外，它的按劳分配的部分主要是由等级工资制来体现的。1956年制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附件1），一共分为30个等级。一级工资为579.5元，而最低的勤杂人员30级的工资是23元，之间的差距为25.2倍。据说毛主席的工资是三级：465.5元，1958年降为四级：414元，毛主席的四级工资与勤杂人员30级的最低工资相差整整18倍，这里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说明了，在中国前30年人民的生活中所实行的分配制度，实际上人民所能得到的健康服务，孩子和本人受教育和住房、交通的基本权利等等根本利益，是不受工资级别的影响而基本平等保证的，按劳分配的工资仅仅体现在除此之外的其它一切方面。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当时在中国实行的这种分配制度的创举和它的指导思想，在改革中受到了非议，并且基本上被改革掉了。但它的功过是非，将来的历史学家还会加以评论，因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的历史在20世纪仅仅是刚刚开始。

3. 前三十年在这一分配制度下我国人民得到了安居乐业、天天向上的愉快生活；

现在回过头来细想，我国建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和分配制度在指导思想和实际执行过程中虽然不能说没有缺陷，譬如对于等级工资制的执行中，在1957年以后往往对一般干部的提升没有时间和标准的规定，随意性较大，因而大多数干部都提升较慢；对知识分子的职称评定1957年之后也没有正常进行，因而工资提高也较慢；而对一般工人的等级评定是正常进行的，这样就使得实际上年龄相同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工资相比偏低，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配差别缩小，甚至倒挂，因而就形成了一种不利于鼓励全民学习和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积极性的不良氛围，为以后“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泛滥提供了一定的环境。

但是总的说来，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国人民生活在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设计和创造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模式下的生活，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安居乐业、天天向上和愉快的。当时造成家庭富有和贫困差别的原因，在城里的劳动人民之间，主要受抚养子女多寡的影响；在农村，主要是受家庭劳动力强弱的影响。这些差别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对于劳动者来说，这些困难也是暂时的。孩子是会长大的；由于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孩子的前途就是无量的，因此困难家庭的前景也是无限光明的，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好。

二， 改革开放三十年，分配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与分配制度上的改革，以及产生的后果

1. 指导思想的变化，导致了国家政策上的变化。

由于三十年来的改革，拼命致力于发展私有资本，为此打破“铁饭碗”，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有劳动权利的基本原则；

在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中搞市场化、产业化取向，剥夺了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劳动人民的基本公共福利；降低了国家在生活必需品上给全民的必要的物价补贴，破坏和摧残了我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的社会主义分配体系。

2．在收入分配的变化中，我国人民的收入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后果严重。特别在初次分配中提倡“要素”参与分配，而且“要素”得大头；“劳动”得小头；加之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制度的削弱和取消，致使分配不公的矛盾更加突出，人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产生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福布斯上榜的富豪，2004年前40名的净资产总额为150.62亿美元，到2005年的前40名资产总额增至252.69亿美元；2006年前40名的净资产总额380亿美元，到了2007年的前40名的资产总额增至1208亿美元，增幅高达215%。如果与2004年相比，增幅就高达900%了。在福布斯2007年的中国富豪榜上，上榜的前40名，财产均超过10亿美元；而在2006年只有前15名达到这一水平。

从2004年至2007年，福布斯排行榜所反映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私人财富积累是相当惊人的，《福布斯 2005年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一名首富荣智健，当年的财富达到16.44亿美元（约合133.18亿人民币）而到了两年之后的2007年，荣智健的财富已达到30.65亿美元（约合230亿人民币），财富增了将近一倍，而他的福布斯排名却落到了《福布斯 2007年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九名了。而在2007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杨惠妍当年达到的个人资产为160亿美元(约合1200亿人民币)，约为2005年首富荣智健16.44亿美元的9.7倍。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国家财富是如何快速的向私人手中积聚的，财富这样大量向私人的口袋集中，其结果必然是大量削弱了国家向人民提供的公共消费和积累与广大劳动者的购买力，使国家的经济向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也造成了社会极大的浪费，败坏了社会风气。“2004年8月以来，媒体报道，昆明一盒月饼31万元，一部手机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上海紫园一套住房高达1.3亿元。2006年上海“汤臣一品”豪宅一套高达1.4亿元。北京一富豪夫妻俩闹离婚，暴出有47套住房、47辆轿车和9家公司的家产。中国赌徒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赌钱，一次就输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媒体报道，2005年国庆期间上海金茂大厦举行一场超“百万元婚礼”，真可谓中国的富翁已经富得流油，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引自《目前中国有无贫富分化过大问题？》[ 古洋斋 2007-03-21 16:39:28 ] 2164字 [ 1/75/4 ]）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贫困人口，根据外国对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为了“与国际接轨”,这里联合国按对世界各国都统一使用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吧。“世界银行的《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报告》,估算了２００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计算,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１６.６%。(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２１４００万贫困人口)。《纽约时报》２００６年２月26日转载联合国的数据说:“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有１８%的人口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一美元(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２３５００万贫困人口)。”（转引自刘日新《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世界之最》）

我们国内划定的贫困线2007年，为人均年收入1067元人民币，目前拟提高至年人均收入1300元人民币。但是年均收入1300元，即合每日的生活费3.56元，以目前瘦肉16元1市斤计算，将每日3.56元全部用来买猪肉，可买2两2钱猪肉。现在的快歺最便宜的是4元1份，3.56元不够吃1顿快餐。实际上人要过正常日子，还要有柴、米、油、盐、水电、医、住、行、教育等开支。每天3.56元怎么过日子？但我国目前就是按照这样的最低标准，还有8000万这样赤贫的人口，而人均年收入1067元人民币，则合每人每天收入2.92元。即使按每天收入2.92元以下的这样的标准，中国还有4000万这样的更加赤贫的人口。小康之路对他们来说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来越遥远了！

目前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内需消费不足，极大的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克服这一顽疾，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根据中央电视台最近介绍的小岗村土地流转的情况看，这种办法并不能使农民真正摆脱贫困的局面。因为据介绍，当地农民把土地出租给上海的一个公司，一亩地得到500元租金，他再在这个公司打工可得工资500元，他可共得1000元，而租他地的公司，可得收入4000元，除去支付的租金和工资1000元，他可以净得3000元。土地流转究竟对谁有好处，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看来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在走着继续加剧两极分化的老路，并不能使中国当前的经济走出困境，因此南街村的道路，看来仍然是农民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我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仍然是我们前进中的宝贵财富，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能达到的认识。

重新审视中国三十年变迁

何新同志的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曾在2006年公开发表，据说，当时此文已送给中央高层。最近，有的刊物和网络又重新登出，意在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

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重读此文，比之两年前，的确有着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武汉网友日前座谈研讨了这篇文章，《纪要》如下，求教于全国网友。

一、难忘的2008

何文中说：“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即为期不远。”“国际上期待中国发生政局突变的势力，似乎已将发生这种突变的时间锁定在2008年的前后”。

不正是这样的吗？

2008年伊始，南方的“报业”和北方的《炎黄春秋》同在《元旦献辞》里，打出了“普世价值”的旗帜，要把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南方的媒体高喊着“第三次思想解放”，北方的“精英论坛”立即阐明“是要完成1840年英国炮舰未完成的使命”；北方国防大学的辛子陵又是演讲又是写文章：“要把资本家重新请回来”，“只有他们才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阶层，应由他们来领导社会”，南方的各大媒体，立即对社会主义的南街村进行猛烈的围剿，用各种谎言来宣布社会主义“神话的破灭”。

他们在党的报纸上，公开支持“藏独”分子的骚乱，在汶川大地震的灾难时刻，幸灾乐祸地“祈祷上苍的天谴”。

国际上也掀起了反华恶浪，帝国主义者支持着“藏独”势力，要分裂中国。把恢复农奴制度说成是“人权”，把农奴主的统治说成是“民主、自由”。他们以“奥运会”为契机，妄图挟持中国，煽起一场“颜色革命”。国内不少精英为此而欢欣鼓舞、蠢蠢欲动。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中国不是“独联体”，中国曾历经过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帝国主义，对汉奸卖国贼，记忆犹新。迎接“颜色革命”的，却是一场四月“红色风暴”。这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美梦，也打破了中国走资派的美梦。
接踵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那些在年初还气势汹汹地、想陷中国于危机的人们，自己却深深地陷于了危机中。年初，在南方举着“普世价值”大旗的勇士们，在北方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的精英们，突然噤若寒蝉，销声匿迹了。

难忘的2008，中国人应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重新审视三十年。

二、阶级分析，估量社会的正确途径

对改革三十年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得出一个主导性的结论来。厉以宁先生在各种讲坛上都大谈：“鸡蛋多了，猪肉多了，花生米多了……”。他就是不说“豪华别墅多了，亿万富豪多了，贪官污吏多了，洋奴买办多了……”为什么不谈，因为他自己荷包里的股份揣满了。

看一个社会的状况，主要看这个社会各阶层、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看人们怎样在生产，怎样在生活。何新同志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着手的，他用的题目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在文章中，有一个小题目：“GDP不是唯一”，很对。

其实，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只是我们有时看不清，或者是有意的去回避。

比如农民工讨工钱，年年岁岁都大量的发生，逼得共和国的总理也帮着讨，国务院也下发了讨工钱的红头文件，从没人敢说这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只说是一种劳资纠纷；轰动国内外的“黑砖窑”事件，明明是一种“奴隶制”的复活，国务院听取山西省汇报时，结论是“用工不当”；“黑煤窑”的矿难频频发生，没人说是资本对工人生命的践踏，却说是“监管不力”；孙志刚事件明明是鱼肉百姓，草菅人民，却说是“收容制度”不善；崔英杰事件明明是一个优秀的复员军人，为生活生存而抗争，却说是“城管执法”要改进；上海的杨佳袭警，珠海的骆效记驾车闯人，明明是被逼上绝路引起的犯罪，却说是“报复社会”；孟连、瓮安事件，明明是群众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却当成信访违纪而处理……
如果把这些频频发生的事件，贯串起来，寻求它的共同规律，不正是反映了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么！

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为什么越建越不和谐；我们要打击的腐败，为什么越打越腐败；我们要倡导的社会公平，为什么越倡越不公平。根子在哪里？何文中说：“这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根子就在这里：我们培育了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也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被剥削阶级；反过来，腐蚀了共产党，也把工人阶级沦落成雇佣劳动者。

三、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经济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叫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攻。

有人说，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初段，因此，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宪法上、在党章上，都这样写道：“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今天，公有制是主体了吗？在城市，国企改制后，私有制已经成为主体了；在县、镇这一级基本上是资本的一统天下。在农村，集体经济已荡然无存，所谓“大包干”，并不存在向集体承包，而是把地分租了。最近，更进一步要把承包权作为一种永久权，可以作为个人财产进行抵押转让、入股作为资本来流转。这离土地私有化只有一步之遥。

在政治上，人民在当家作主吗？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在哪里？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随着国企的改制“下岗”了，“下岗”是什么？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国家人’变为‘社会人’了”。也就是说，他们是从“主人公”的位置上“下岗”了。留在国企内的劳动者，他们同国家的关系，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他们也从“主人公”的地位变成了“雇佣劳动者”。

工农联盟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工人老大哥带领农民兄弟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工人们在为资本家干活，农民大多数也在为资本家干活，叫做“农民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还要互相抢饭碗，怎么能建立起“工农联盟”来管理国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们会发现一点“工农联盟”的影子吗？

四、“反夺权”已经展开

何文说：“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即：将毛泽东旗帜下的古典赤色中国通过黄色改革（黄色代表金钱、经济），最后导向白色革命（通过改革使政权易手）”。

这话讲的真是切合实际。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不是明确提出要搞“台湾模式”么；2007年的春天，不是在中国刮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之风，叫嚷着“要把资本家重新请回来，让他们管理社会”么；2008年元旦，“南方报业”和“北方春秋”不是举起了“普世价值”的旗帜，要让“人类共同财富”的西方模式在中国取得胜利么；北京大学的精英论坛上，开篇就是要完成1840年英国炮舰的使命么。让人不能忘怀的是，《炎黄春秋》代表团的海外行。他们到香港仅仅只是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么？请看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几段话：

“我们的顾问、编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长级领导，网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原来大部分部长”。

“一是杂志社主要人员都是从高层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在政治上的‘度’掌握得较好；二是读者相当特殊，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中宣部如果采取过分措施，那几万读者是不会答应的，这会酿成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三是杂志社后台比较硬，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长级领导是编委和作者，谁要动手整肃可不容易，需要掂一掂分量”。

这分明是向国外明示：我们是和共产党对着干的，在共产党内有来头，在社会精英中有基础，这是一支可靠的推行“民主、自主”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回顾到这一切，怎不叫人触目惊心。联系到今年春天国际上掀起的反华恶浪，要不是中国青年人全面反击的“四月风暴”，要不是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自身的危机。今年秋天，“政体改革”（易权）的“攻坚”战恐怕早已打响了。

五、问题出在共产党内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了一句话：将来出问题，恐怕就在党内。此话不幸而言中。

何文说：“只要共产党仍坚持称自己为‘共产党’，那么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致发生尖锐矛盾。”“由于上达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

我们看见，在“改革”中，共产党发生的一些惊人变化：

1、可以接收剥削阶级分子入党，并且把剥削阶级分子作为党的社会基础，从而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搞成了个“全民党”。

2、大批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成为资本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三分之一以上的法人代表是共产党员，甚至在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中，还出现了“大家族”、“大富豪”。从而实现了党内不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有个活生生的资产阶级。

3、党的工作重心，由“依靠工人阶级”转向“依靠资产阶级”。许多地方党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并且把“招商引资”多少成为考核党员干部的标准。有一个市级的主要宾馆，两侧拉起五层楼高的标语：

“用百分之百的精力抓投资引进”
“用百分之百的眼光紧盯外商”。

有一位省的省长到处高呼一句口号：“产业第一位，企业家是老大，政府当保姆”。

4、党政机关与资本家合流。在房地产业，群众与开发商的矛盾，如土地纠纷、拆迁纠纷，总是由党和政府出面摆平，动用警力，甚至调动黑社会势力来对付群众。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国企改制中，中外资本家总是可以串通党政官员来掠夺国家资产，损害工人利益，或者借着“MBO”，直接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5、腐败越反越严重，成为共产党的毒瘤痼疾。今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报告：从2003年到今年上半年，审理刑事案件424万余件。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判处罪犯12万多人，同比上升12.15%。像厦门远华走私案，涉牵的官员之大，金额之多，手法之恶劣，恐怕在全球也叹为观止。

共产党人的腐化堕落，也是吓人听闻。在网上曾出现“花官荣誉榜”：
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养情妇146位，获数量奖；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情妇内有未婚女大学生17名，获素质奖；
海南省纺织局局长李庆善，写《性爱日记》95本，留性爱标本236份，获学术奖；
堔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小时1000元，获挥金奖；
……

这种丑闻，在全世界官场中也罕见，这真是共产党的奇耻大辱！

前些时，报纸上登了交通部堔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事件。他气势汹汹地对待受害者家长的一番话，着实叫人惊心：

“我干了，怎么样？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
“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

这哪里有一点共产党高干的气息，活脱脱的一个“高衙内”。像这样骑在人民头上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2007年第二期的上海《支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是什么让老百姓抛弃了对苏共最初的拥护”的文章，文中说“其决定因素是苏共内部腐败”。文中还引用了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的一句话，很是精辟：“苏联共产党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读了之后，令人不寒而栗。今日中国共产党人比当时联共党人致富的人数要多得多，致富的度数要高得多，难道我们将打破这个“唯一”！？

我们应该举什么旗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正直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自由主义受到普遍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销书。连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写书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

在中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理论，形成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思想被逐渐淡化，甚至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党内的右派分子，还把它称做一种“罪恶”。中国共产党不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举的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十四大后举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十六大后，举的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虽然，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在实践中，却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远了。

在国外，最先觉察到这一点的是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布热津斯基，他在《大失败》一书中写道：

“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

“商业共产主义可能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腐化和贪欲的幽灵困扰着中国”。

布热津斯基这些话是上世纪末写的。他写这些话的目的是宣告着“共产主义就是这样进行历史性的退却”。可叹的是，他的这些话，的确成为中国的现实。布热津斯基没有料到的是，二十一世纪开始，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不是退却而是复兴，资本主义世界却风雨飘摇。

有一个人比布热津斯基看得更远，看得更透，此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四十三年前，他对中国未来的形势讲道：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回顾中国三十年，以推行“包产到户”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正是毛主席43年前所预告的，每句话都应验了：三农问题、国企的崩溃、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两极分化、帝国主义的围堵、附庸经济的仰人鼻息、党的蜕化……

金融危机使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恐怖和混乱，中国既然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危机的影响也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们正紧张地来挽救资本主义，中国声称：“首先要救自己”。

怎样救？是救资本主义吗？前途茫茫。最光明的前途是趁此危机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走社会主义之路。

30年的历史表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定引发社会危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丑牛整理）

附：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 新

1、阶级与阶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的区别，来自人们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　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产豪族利益集团欲全面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者在其博客论坛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其文指出了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

　　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即：将毛泽东旗帜下的古典赤色中国通过黄色改革（黄色代表金钱、经济），最终导向白色革命（通过政治改革，使政权易手）。最终让改革过程中新生的资产豪族利益集团主导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全面社会生活。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正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时期。中国正面临着未来几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将持续上升。

　　如无相应对策，势必会发生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即为期不远。

　　国际上期待中国发生政局突变的的势力，似乎已将发生这种突变的时间表锁定在2008年的前后。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

　　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主流学者们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也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二）权势阶层

　　官员及国企管理者。

　　从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党的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阶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资产阶级的渗透和入侵。

　　但是，近十年来，这一政治取向发生了转变。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国家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形成，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渗入。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体制逐步官僚化，衍生一个特殊权力阶层，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严重，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

　　（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

　　（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 2、养老危机， 3、子女教育危机， 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生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言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我在近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论经济国家主义》（2000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共产党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 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能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应作为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的执政党，不能对内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进行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地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动乱，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及宪法相容。

　　若想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国家意识形态，但这一意识形态又必须与现实生活相适应。

　　否则，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即完全不存在。发生白色革命只是时间问题。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何新：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共产党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动乱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　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草于2006年6月2日，并曾上报高层）

奚兆永

十七大提出，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要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从今年1月份以来有关纪念改革30周年的研讨会的报道和纪念文章就陆续出现于报刊。进入10月份后这样的活动和文章就更加突出了。读了这些报道和文章，也引起了我对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一、改革开放从何时算起？

有人认为，改革当然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但是，细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有关文件，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实际上，整个“公报”，只有一处讲到“改革”二字。相反，“公报”强调，“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公报”也根本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反，“公报”说，经过深入讨论，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在“决定”（草案）——也不仅是“草案”里，甚至在1979年9月下旬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正式“决定”里都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根据《炎黄春秋》第11期发表的一篇对杜润生先生的访谈《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可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以及负责农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坚决主张要搞集体经济，反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时也没有表态支持搞包产到户。华国锋多次讲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 ；李先念也多次讲，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而王任重则从理论和实践冻结核上论证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使得当时担任农委副主任、主张包产到户的杜润生也没有办法，虽然支持包产到户的有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有万里等。胡耀邦虽然支持包产到户，但是四中全会刚作出的决定，他也不好进行修改。杜在1980年1月举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后就会议纪要问题找赵紫阳商量，赵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试，不要堵死。他还“出招”说，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淡化了。紧接着，在1980年2月下旬举行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被免去领导职务。接着，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万里则取代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这一系列人事变动，都为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但是，无论是五中全会，还是后来的六中全会、七中全会，都没有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过决定。就正式的中央文件来说，还是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坚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从1982年开始，中央每年都要发一个农业问题的“1号文件”，但是第一个“1号文件”仍然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属于集体经济，只是1983年第二个“1号文件”才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并明确提出了“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无论是哪个“1号文件”，都不是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有中央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有权否定中央全会的决定，就此而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真正获得正式的许可证。

9月29日《学习时报》登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曹普写的一篇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的文章，文章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文章认为，“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但是，曹普在引用三中全会公报时做了手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段完整的论述被他掐头去尾，他所引用的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也不是。为了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这里不妨将这一段话全文摘录如下：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意义的。”（《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很清楚，这段话的中心，是讲我国经济建设在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高速稳定发展，其中虽然也提到了“改革”二字，但它显然不处于中心的地位，在具体的语境下，“改革开放”四字甚至连一句话的内容也无法概括，它又怎么能概括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呢？

实际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时间应是1984年10月下旬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做了经典的规定：“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那么，是不是1984年10月20日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呢？似乎也不能这样说。这我们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定义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知道，这个定义其实是来自于毛泽东。毛泽东早在1956 年初就根据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联系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一文。1957年二月，他又进一步将该文提出的那些问题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页）实际上，十二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所作的阐释，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样说，改革又不是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了。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解决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为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就已经开始。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各种主张，还有以后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及60年代以后总结的“鞍钢宪法”（即马宾同志总结并得到毛泽东肯定的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都应该叫做改革。实际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是是一个同始共终的过程。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独立于社会主义建设之外并且在时间上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了。

二、讲改革开放的成就要实事求是

总结改革当然要讲成绩，但是，必须实事求是，而不能夸大其词。

有的文章为了突出改革的成绩，就把改革以前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上面提到的曹普写的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的文章就是这样。文章说，“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表面上看，这里所说是有根有据，但是，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要问：作者为什么不引第一手即原始的材料而要引第二手即经过加工的材料呢？为什么引用1977年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而不引用后来中共中央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呢？

以下是摘编自《广东统计年鉴》里的中国主要年份工业生产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变化 (1949—1993)的材料（1993年12月31日采集）：

产品名称1949年1957年1965年1978年
钢26985
煤9553
原油27①23128
发电量251397
水泥 884
化肥 3383
化学纤维 26② 7
棉布 331
糖 88
电视机 8

这个材料不同于经过加工的一些用货币表示的综合性材料，他直接用具体产品在世界的位次来表示，很直观。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前三十年包括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时间里，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的位次都明显地提高了，特别是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等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巨大作用的属于生产资料的产品更是大大地提前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比较权威的综合性的材料，可见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如下一段话：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需要指出的是，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总理已重病在身，是毛泽东委托时任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领导起草组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我们知道，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当然不愿意违心地歌颂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还是根据事实起草了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应该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对文革期间经济方面所做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是客观公正的。

而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情况更作了权威的论述：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批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不会不要生产，他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和行业的生产，他抓得很紧。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和化肥的生产，仅拖拉机的产量就增加了5倍多，不仅为当时农业的稳定增产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工业方面，进行了三线的建设，像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厂、东方电机制造厂等都是那个时候建设的；在交通方面，宝成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就是那时通车的，万吨级远洋轮船是那时下水的，中国大型飞机运10也是那时开始研制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在高科技领域，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以及卫星回收技术的掌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动物胚胎移植以及杂交水稻的研究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这些都是中国人至今都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如果“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能取得这些伟大成就吗？当然，此说出自华国锋197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依据通常的原则，后来的文件可以纠正以前文件中的不正确的说法，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已经纠正了华国锋在1977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不正确说法，为什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还要继续引用华国锋1977年讲的那句话呢？这究竟是实事求是，还是别有用心呢？

三、改革开放的问题和教训

改革开放有成就，但是也有问题，并不是一切都好。人们说“三座大山”，说明在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都存在大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科技事业在这段时间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此，邓小平早在1989年六四以后曾做过总结。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我们知道，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曾在党的工作务虚会上做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这以后他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

本来，邓小平对改革的政治保证“四个坚持”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很强调，但是，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却并没有坚持这些原则。比如，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明确讲“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的，但是，当1980年1月31日农委就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时，邓小平却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毫无准备，不好回答。”（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对杜润生的访谈）随后，在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肯定了“一些是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其实，中央全会“决定”所限定的范围是“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而并不是邓小平所指的像安徽肥西和凤阳这样一些地方。这样一来，“决定”的精神就被悄悄地修改了。由于他的这一态度，加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的积极推动，集体经济实际上就被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又比如，1985年11月24日他同薄一波谈话，薄提到农村干部有三种情况：一书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二是带头个人致富；三是依仗特权谋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级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邓听后说，“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并说，“农村形势是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承认不对。……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6页）显然，邓对农村出现的非社会主义趋向采取了宽容的实际上是听之任之的态度，而把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到了“将来”和“最终”，这和他的许多讲话里讲“四个坚持”、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相一致的。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这种态度对于其他领导人乃至整个国家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1980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班子，并且先后担任了总书记的职务。由于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泛滥，结果两人都摔了跟头，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1989年六四以后，江泽民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成为总书记。应该说，鉴于邓小平对六四所作的经验总结和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前任的前车之鉴，他开始是十分重视四个坚持的。比如1989年6月24日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他还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0页）同年9月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他又十分明确地说，“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同上，第67页）而在此前（8月21日）举行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他曾说到“有位同志讲了百万富翁入党的问题，报纸登了以后，许多人在议论这件事。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意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什么党？”（《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页）而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他还讲到了“两种改革观”。他说，“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也）江总书记的这些话讲得是何等好啊！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江总书记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地对待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四项基本原则还继续讲，但是他的许多观点都逐渐有了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剥削、资产阶级不能入党等观点已不再坚持。而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例越来越下降，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却节节攀升，两极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等慢慢变成只是一个文字上的东西，而新资产阶级形成和资产阶级可以入党则变成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而他原来的一些重要的主张和论述，后来在编选《江泽民文选》时也消失于无形之中。在这方面，高为学同志写的《中国近期右倾思潮选评》（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里曾多有批评，不过他认为这是编者所为，因此提出问题向编者请教，而我认为关键还是作者本人。试想，如果作者坚持要把某篇文章收进去，编者能够阻拦吗？毕竟文选是作者的文选，而不是编者的文选嘛。问题在于，作者自己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将一些文章收进文选，岂不是要发生自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的局面吗？江总书记的思想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写到这里，我想提两件与江总书记有关的事：

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说：“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国有制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此说恐有误，应是第二产业，这从下一句话讲“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可以证明。——引者），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是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要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和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不仅在江泽民作十四大报告时没有反映，后来在他作十五大、十六大报告时也没有得到反映。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即农业最终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在江泽民任上一直没有得到阐发、宣传和落实。如果说邓小平的思想右的话，这件事说明，后来的江比邓还要右。这是其一。

其二，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和其弟邓垦谈话时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邓小平的话是对其弟讲的，但是要解决问题当然还要靠中央，这话其实是对中央领导人讲的。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当然不可能不知道邓小平的这些话。但是，江对邓的这些话不仅毫无反应，而且还在邓谈话两个月后（即11月11日到14日）举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把原来“效率公平并重”的提法改成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似乎两极分化还不够大，应该突出的不是公平，而是效率。这和邓小平要着力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在开了全会以后，他出访美洲，在11月21、22日与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谈话时说，“从长远考虑，要建立薪以养廉的制度。”（《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本来薪是养家的，怎么变成薪是养廉的呢？这里的“薪以养廉”实际上是“高薪养廉”。这个问题是千家驹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他一提出，就遭到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错，北宋在历史上曾搞过“高俸养廉”，现在新加坡等也实行高薪制。但是北宋实行的高俸养廉并不成功，而且产生了许多弊端，如官员膨胀，国库入不敷出等。事实上，高薪制有很大的腐蚀作用。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用高薪来防治贪腐呢？巴黎公社曾规定公社委员的工资不得超过普通熟练工人的水平（60法郎），列宁领导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实行了类似的政策，规定人民委员（部长）的工资为500卢布。我国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干部生活水平很低，但却赢得了群众的拥护。显然，一个人是否廉洁，并不决定于工资高低，而决定于他的世界观。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清贫》一文是人们很熟悉的。他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而现在共产党的总书记竟然不思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不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却要向封建统治者学习他们的养廉之道，这不是倒退是什么？实践已经证明，公务员高薪不仅不能养廉，反而使一些人的私欲更加膨胀，贪腐现象更加严重；公务员高薪还对青年人产生极大的腐蚀作用，现在的大学生看到公务员薪水高，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对于所谓“从政”趋之若鹜，而公务员报考人数之火爆和竞争之激烈，也屡屡创出新高。如今的公务员已越来越脱离群众，哪里还像社会公仆？共产党已越来越背离其初衷，越来越不像一个共产党了。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走上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岗位。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去西柏坡学习，发出了要牢记“两个‘务必’”的号召，给人们留下了时刻的印象。人们对他曾经寄予厚望。在六年时间里，一方面，人们看到，新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要反对新自由主义，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等主张；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胡总书记虽然也讲四个坚持，但是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新的阐发，也没有大力进行宣传，而对一些反动的社会思潮，态度也不是那么坚决有力。特别是最近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使人感到，农村改革正在走一条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前途让人感到放心不下。对此，我在《农村改革究竟是要走什么道路？》中讲过我的看法，这里当不赘述。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党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这是判断改革成功还是失败的最根本的标准。现在人们看到，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而在农村，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政策的推行，租地农场主正在大量出现，一个农村资产阶级也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正在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的东西在越来越少，而资本主义的东西正越来越多。人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由此而联想到，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反 “左”，反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但是很少强调反右、反修正主义。应该说，这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大失误。毛泽东在论及修正主义时曾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2页）在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还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我们理应认真学习领会，如果弃之不顾，就必然会犯大的错误。

当然，邓小平等领导人对于四个坚持还是有所强调的，但是正如邓自己所说还存在“不够一贯”，“没有行动”的问题。问题还在于，他们对四个坚持的理解是不完整也不彻底的。为什么要提出四个坚持？不就是因为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么？邓小平曾讲到四个坚持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没有对立面，没有反对的力量，又何来坚持？这就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却又提出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宣扬建立和谐社会，这种不彻底性和不一贯性就把自己置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使反对四个坚持的力量在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显然又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是我们应该深刻总结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教训。要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承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路线斗争的存在这个前提，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这个真理。只有这样，四个坚持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才能真正得到保证。否则，四个坚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资本主义复辟将随时都是可能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复活，资本主义又神气了一阵，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则陷入了低潮。一时间，什么知识经济，新经济的神话一个接一个，资本主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曾几何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又一次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世界的风向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又活跃起来，左派势力正在日益壮大，右派势力已经逐渐式微，新自由主义虽然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他们说话也已没有什么人理睬，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重新成为人们的思想武器，《资本论》又再一次成为人们学习的经典和议论的话题。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来说，现在正是一个大好时机。让我们坚定信念、振奋精神，更加认真地总结过去，更加积极地面向未来，更加高昂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

——四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迎春

是挽救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越演越烈，救市的呼声此起彼伏，有的救市措施是国家拿大笔资金购买金融机构股票，增加“流通性”；有的是大量投资基础设施，拉动“内需”，还有通过直接给居民发钱“拉动内需”的等等；总的来说是救资本家，救金融资本家，救产业资本家，这种所谓的“救市”，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措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促使广大劳动群众的醒觉，加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灭亡，而不能挽救这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也在大呼“救市”，而且要和资本主义经济“同舟共济”！

一，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封建社会和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的危机就是生产的房屋、汽车等生活消费品太多了，人们买不起，借钱给他们买，还不了钱，造成的经济危机。原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只有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不断地出现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危机的程度、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是不断发生。尽管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绞尽脑汁要“熨平”周期性的“衰退”，但是都没有成功。这不，现在又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且被人们称之为“百年一遇”的“风暴”、“海啸”。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生产产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赚钱。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生产产品，满足生产和生活消费的需要。生产面包是为了满足胃的需要，胃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总是有限的；飞机、游艇是满足有钱人旅游的需要，这种需求也有一定限度；而资本家搞生产目的是赚钱（货币），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讲，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所以资本家赚钱则是没有限度的；况且资本主义社会是“弱肉强食”的制度，你的资本少，就可能被钱多的资本家吞并，因此只能拼命赚钱，拼命生产。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生产过剩并不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远的不说，就拿毛泽东时期的我国来说，当时存在的问题是“生产不足”，生产满足不了需求，需求带动着生产发展，还被嘲讽为“短缺经济”。无论是原苏联，或者是毛泽东时期的我国，生产发展都很快，但是，仍然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产物。

二，需求不足与供不应求

“需求不足”是生产过剩的另一面。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工人只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能给资本家赚钱，就雇佣，不能赚钱时就解雇；而且要尽可能的减少工资的支出，压低工人的工资。美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大量企业转移到我国和其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主要的原因也是工人工资比他们国家的低。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大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房屋因为不能移动，否则也会转移到国外生产的。这就造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失业工人增多和工资被压得很低；如果资本家是为了工人发展生产，他们就不会把企业转移到外国，本国工人的就业人数增加，工资提高，国内的需求也会有所上升。但是，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是为了工人，包括本国工人，而是为了赚钱。可见雇佣劳动制度必然要造成“需求不足”，遇到繁荣阶段资本家就拼命生产，工人日子还过得去；虚假繁荣一破灭，又会进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

而原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随着生产发展，工人的工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和就业面扩大等原因，购买力增长很快，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尽管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很快，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高，但是仍然供不应求。可见，“需求不足”不是一切社会制度共有的问题，而是雇佣劳动制度特有的产物。

需求不足的问题，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产物，靠主观的措施解决不了。增加财政拨款，增加一点社会福利，只能增加一时的收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只有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工人有稳定的工作，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需求不足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总之，只要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的物质财富太多了；而另一方面又是工人们太穷了，买不起。只有造成生产力的一场大破坏，然后逐步恢复、发展。想要用财政、货币政策等方法挽救经济危机和想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一样，都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愿望罢了！

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世界观和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历史形态。唯心主义的根源、基本观点及主要形态。旧唯物主义的成就和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及其意义。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自然界的物质性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

3．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的主观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意识的能动性及其主要表现。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途径和条件。

（二）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从普遍联系的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过程。物质和运动的关系。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律是客观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

2．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含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3．量变质变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量、度。掌握适度原则的重要意义。
　　量变和质变的含义及其基本形式。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　　

4．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辩证的否定观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

　　实践的含义和基本形式。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2．认识的辩证运动　　

　　认识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认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
　　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认识辩证运动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路线的重要哲学基础。　　

3．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意义。
　　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4．认识的真理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真理是具体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5．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一致性。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线是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四）历史唯物论

1．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社会形态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构成的复杂的有机整体。
　　社会经济结构即一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的要素和构成。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类型。
　　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
　　社会政治结构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合方式。
　　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国体和政体及其相互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基本职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质及其两重性。
　　社会意识结构是是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一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形态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3．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及其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代新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环节。
　　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4．人与社会发展

孙力舟　

青 木 　

    由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让欧洲人患上了“资本主义恐慌症”。很多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卖马克思著作最火的要数地处欧洲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

                         大学生对付资本主义的“战场”

    如果不是德国媒体最近的广泛报道，《环球时报》记者可能花上半天也找不到“卡尔•马克思书店”。它位于法兰克福大学左侧一条叫“尤尔但”的小街上，与远处的银行大厦群遥遥相对。
    “卡尔•马克思书店”的店牌并不是想象中的红色，“V字形”的标识设计让记者想到马克思常摆出的“社会主义必胜”的手势。走进几十平方米的书店，眼前立即出现一片“书海”。一些特别展示的书籍封面上印着马克思肖像。店员米歇尔见到我这个中国人，竟称“马克思也是中国人”。
    米歇尔告诉记者，这家店建于1970年。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的一些学生建立了这家书店，希望借此与资本主义专制做斗争，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像德国前外长菲舍尔、现绿党负责人科恩•本迪特都参与了书店的建立。
    虽然他们的初衷没有实现，但书店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内的一道风景。每年新生入学，学生会都会带他们参观书店。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还与书店一起开展各种马克思研讨活动。

                                中国类书籍也挺火

    “卡尔•马克思书店”虽小，却是全世界有关马克思书籍最多的书店之一。这里既有大部头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有《马克思论历史科学》、《马克思传》、《马克思家信》等几千种马克思书籍。一些稀有书籍还可电脑预订。书店还有录成CD的《马克思选集》、马克思茶杯、海报等纪念品。
     “马克思又成时尚了。”米歇尔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比30年前的马克思热还猛。”据他介绍，现在最受欢迎的是《资本论》第一册，销量比去年多5倍以上。记者采访当天，《资本论》第一部已告售罄。记者发现，书店里还有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如《毛泽东选集》、《中国社会主义》等。米歇尔说，近年来“中国主题”书籍越来越受欢迎。
    这家书店目前已经和柏林、汉堡的马克思书店及几家出版社结为联盟。据记者了解。从年初到现在，他们出版的《资本论》已经卖出1500套，是1990年的100倍。而且预计到今年年底需求量还会猛增。最近，他们还重新编辑了100多分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虽然售价超过300欧元，但订数直线上升。

                           银行家成为马克思书店常客

８．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公平公正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奠定了公平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管理社会”，提供了公正的政治保障——共产主义是最公平公正的社会得到了理论推证。
国共分治中国时期有那么多的青年学生从富裕的国统区奔赴贫穷的解放区，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能焕发出那么高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来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因为解放区比国统区公平公正，新中国比旧中国公平公正——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公平公正的社会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９．共产主义有最强大的凝聚力
形成一个社会群体，需要有凝聚力；维持一个社会群体，需要有凝聚力；一个社会群体受到外部势力侵犯时，群体全体成员能众志成城共抗外敌，遭遇大灾难大困难时能保持稳定不崩溃解体，更需要有凝聚力。
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观念、文化、习俗等都能产生形成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在这诸多的凝聚力中，共同利益产生的凝聚力（利益凝聚力）和共同信仰产生的凝聚力（信仰凝聚力）是最重要的凝聚力。
人们实行共产主义创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启动了上述两种最重要的凝聚力：利益凝聚力（公有制经济制度产生的凝聚力）信仰凝聚力（共产主义理论散发出的真理的光芒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信仰产生的凝聚力）。
“利益凝聚力”形成社会群体，一般都是这样的情况：群体中的成员只有部分利益成为共同利益存在于群体之中，还有许多利益在群体之外与群体无关。只有共产主义的“利益凝聚力”形成共产主义社会时是另一种情况：群体中的成员全部利益都成了共同利益存在于群体之中，群体之外再无私利。显然，只有共产主义的“利益凝聚力”能形成命运相共、风雨同舟、精诚团结的稳固的群体。共产主义的“利益凝聚力”是所有“利益凝聚力”中最强大的“利益凝聚力”。
共产主义有最多的优越性，闪耀着灿烂的真理的光芒。共产主义成为信仰产生的“信仰凝聚力”一定也是所有“信仰凝聚力”中最强大的“信仰凝聚力”
——共产主义有最强大的凝聚力。
10．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当今之中国，有不少人期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使中国成为美国那样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是一个美梦，那么这个美梦是很难成真的——内外环境都不容许成真。内环境：中国是个封建意识封建观念封建根基很强的国家。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中国放弃了共产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力抵制中国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势必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外环境：资本主义崇尚的就是“丛林法则”，搞市场经济，自由竟争。美国、日本等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听任更不会帮助中国成为能够同他们抗衡的强劲对手。
中国如果放弃了共产主义，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准殖民地、低累脏产业附属国的大杂烩。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兴中国。（未完待续）
余卒 467001835@qq.com

知青系列谈之一

         作者:郭春孚

否定过去的错误是正确的，否定过去的正确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要否定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呢？

一、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点，恐怕除了个别地主和资本家都是同意的。既然如此，农民祖祖辈辈在农村劳动生活，市民为什么就不能去农村劳动生活？市民中的知识份子就不能去农村劳动生活？我看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农民是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其辛苦尽人皆知。正是由于农民的辛勤劳作，我们才有粮、肉、蛋、禽、奶、油和蔬菜吃，否则城里人吃什么？而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去农村劳动锻炼三年五载，体验一回“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应该的？

有些知识份子真的连韭菜、小麦、青草都分不清，只知道贪图享乐，让他们到农村劳动生活，不仅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有好处，而且对他们的一生都大有益处。这就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没有错，是正确的。而且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知青就是培养的对象之一，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如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看这还是一个问题。

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说到底还得依靠知识，依靠科学技术。可是由于我国的国力较弱、城乡发展不平衡、传统思维习惯和历史上不重视农村教育等多种因素，造成农村学校少、上学读书的人少，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农民则更少。这一点，恐怕左派、右派和中派，中国人、外国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人都没有不同的看法。

我国人口从刚解放时的4万万5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3亿多，20世纪70年代大约是8亿，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农村受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是极少数。就拿现在来说，七八亿农村人口，有多少上过中学、大学？而且上过中专、大学的，大部分都留在城里了，有几个回农村劳动生活呢？据我所知，中学毕业生在农村劳动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当了小学老师、进了乡镇县城谋生，或者外出打工去了。

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农村人口的知识结构是不可能办到的，而农村发展又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技术，但有知识懂技术的人都不愿意在农村劳动生活，这怎么办呢？建设新农村靠谁呢？

都说农村落后，又都不愿为农村建设出力，这个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需要决定出路。农村需要知识份子，动员知识份子上山下乡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农村需要人才，而城市人才闲置，那就应该让人才到农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意见是，不仅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与社会科学沾边的、涉农的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更应该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一听农民的心声，看一看农村的现实，找一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搞清楚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回到城里认真研究一些日子，然后再发表自己的“对策”。虽然这样做费劲一点，但也更慎重一点，更接近于真理一点。坐在大楼里，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造不出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民心的车来。也许你造出来的车很现代，但在城里跑堵车，在农村跑颠簸，总之是跑不快，还容易将车碰坏或翻车。等发生了事故再来追究责任，不仅也很麻烦，而且也晚了，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了。

到农村去劳动生活、调查研究，知识青年可以带个头，给那些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带个头。因为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

三、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农村是比较封闭落后的，有一些习惯很不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给农村带来了新文明，形成了新风气。

过去，农村很少有像样的厕所，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建议村里修了公用厕所；过去，农民是不刷牙的，个别爱干净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几天用盐水、茶水漱漱口，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纷纷买来牙膏、牙刷开始刷牙了；过去，农民是不经常洗澡的，甚至头脏了也不洗，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从经常洗头做起，越来越爱干净、越来越讲卫生了。

最重要的是，知识青年充满青春的活力，活泼、爱动、大胆，经常唱歌、弹吉他，把一部分喜欢吹拉弹唱的农民带动起来了，经常聚在一起搞文艺活动。我读书的小学，受其影响，每学期都举行文艺表演。

个别知识青年还与村里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结婚，在城乡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密切了城乡关系，建立了鱼水深情。

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是农村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粮食连年丰收，社会新风蒸蒸日上。村里的很多知青是我家的常客，还有一个知青就住在我家，我们像亲兄弟、亲姐妹。有很多农户过节日或平时做好吃的，都要请知青来家一起吃。

既然知识青年为农村发展发挥了“知识”的作用，起到了“文明”的表率，特别是为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发挥了积极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就是正确的，而且对后世具有许多值得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

总之，知识青年对农村的文明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成长，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

一些知识青年不怕吃苦，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与农村的小伙子、“铁姑娘”开展劳动竞赛，从不示弱，成为当地的楷模。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入团、入党、提干。我认识的一个上海知青，从公社副书记破格提拔为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个天津知青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不到三年，就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那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说，知识青年是有出路的、有前途的，而且不用请客、送礼、行贿，只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我感到，那个时候提干，的确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像现在这样明码标价地公开买官卖官。

当然，体力劳动是要流汗的，是很艰苦的，但付出总会有回报，而且这个回报是基本平等的。

既然农村为知识份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舞台，创造了条件，而且对那些成绩突出的知识份子给予重用，没有浪费人才，没有埋没人才，说明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是没有错误的。

还须说明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的确是有安置费的，大部分是二三百元，有的是四五百元。当时，国家拿出几百元就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元，单身一人在农村安家，有这么多钱是花不了的。我们村还专门给知识青年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配备了专门的炊事员。

1977年恢复高考，小队、大队、公社都为愿意报名参加考试的知青提供方便条件，让他们回家复习备考。

在知青大返城时期，有个别知青不愿意走，还想留在农村继续干，真有扎根农村的想法，村干部、村民们还劝他们回城。

我大胆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不能否定。中国在2020年前后，会出现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中国将真正走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来与“彻底否定”的主持们是志同道合，统属一派的。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正是周恩来流下的一个遗愿。

    这真是弥天大谎。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它，并且不断地变换内容，翻新花样，它就成了人云亦云的“真理”、不胫而走的“事实”。其实，只要看一看制造这种舆论时的政治风云，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

    制造这种谣言，“翻案派”们的用心是什么呢？

    第一、贬毛抬周是为了稳定政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贬损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诺大的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领袖真空，那么由谁来填补呢？看了看，数了数，他们之中谁也不行；他们谁出来当领袖，都会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认可，于是只好抬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抗衡。因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贬毛抬周是妄图“证明”：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们，“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开国元勋”，而且连周恩来也在被“迫害”之中！这是为了进一步贬损毛泽东，极力“证实”他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暴君”。

    第三、说周恩来是他们一派的“首领”，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是妄图利用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来抬高和巩固他们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营造这种神话的结果，尽管严重地损害了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把周恩来按照他们的需要丑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毫无气节，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资产阶级政客和两面派。然而，策划者们却从丑化周恩来的勾当中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全党一大批既热爱毛泽东，又热爱周恩来，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始终心存芥蒂的高级干部们，自以为和周恩来站到了一起，因而获得了一丝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从而使“彻底否定”干得心安理得、皆大欢喜，这样，也就保证了“新路线”的顺利贯彻和推行。

    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毕竟是事实。它可以一时被歪曲，但是最终谁也改变不了它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时，打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两位伟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真知灼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两位伟人之间心心相通，志同道合，亲密团结，默契合作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还是林彪的武班子，他们都不能取代周恩来的地位。尽管林彪披上了“亲密战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亲密战友却是周恩来。这只要看一看，当林彪外逃之时，周恩来是如何地紧握三军指挥权，当机立断，决然处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是何等地相互信赖，毛泽东又是如何地倚重于周恩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两届党代表大会、两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泽东全权委托以周恩来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没有周恩来亲自挂帅，要想完成这些重大的国务活动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翻案派们还刻意编造出一个病重中的周恩来，痛苦地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这样一个听了令人发指的故事。

    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内幕》为题，分两期连载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国学大师、著名的“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的一篇文章。发表时，《每周文摘》编者，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中国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正视听……”周文中，专门有一节写了关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写道：

    “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敬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其实，想一想当年的“评《水浒》，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或者是什么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现在“聚义厅”不是已经改成“忠义堂”了吗？国外的“方腊”们，不是也已经被我们官方呼之为“恐怖主义组织”和“分裂主义势力”了吗？并且，我们不是“替天行道”，着实狠狠地惩罚了越南这个“霸权主义国家”一顿，让我们大洋彼岸的那个“战略伙伴”长长出了一口恶气吗？……

    不管人们用怎样阴险、卑劣的手段去涂抹历史，历史的真面目都不会改变。“指鹿为马”只是暴露了赵高的奸恶，鹿终究是鹿，马也还是马，叫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

    以下摘自范达人著的《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中'从周总理逝世谈起'一章的一段。

    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我虽不知其全貌和详情，但总的印象是，毛泽东尽管有时对周恩来不满，不时地批评、指责，甚至开会整他，但毛泽东并无打倒周恩来之心，而且还要仰仗他来治理这个几近失控的国家。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毫无影射攻击周总理之意。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最为严重的罪行莫过于通过'批宰相'来批周总理。'批宰相'这一说法，我是在1976年10月才听到的。那是在北大历史系开会批判我们几个'梁效'成员之后，我思想不通，感到委屈，便找历史系一位老朋友谈心，他说：'群众反应你们那时批宰相、批赵高、批司马光等等，实际上是批周总理。'听到他说'批宰相是批周总理'，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是我首次获悉群众中居然流传着这种看法。可是，在思想上，我从未有过'批宰相'的概念，更没有将'批宰相'与周恩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没有批判历朝历代的宰相，有的宰相还受到歌颂，充分肯定其作用，正如周一良教授在自传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强大压力下，尽然为我和何芳川作保。他说：'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待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采访：

    范达人: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来源：强国论坛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A、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B、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阐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二、关于继续革命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A、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B、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

A、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三页至一百二十四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页。）——（《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B、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百四十七页。）——（《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四、关于文化革命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他说：“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的文化水平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之后，他又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是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异常困难的。”

列宁在论及文化革命的概念时，着重强调了两点：文化革命旨在改变俄国当时的文化状况；同时文化革命又是社会主义成功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对于“文化革命”全面的理论意义，列宁未及进行大量的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在文化领域提出的这个具有强烈变革意义的思想，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存在重大差异。

五、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继续革命的学说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六、小结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的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和理论。当前，尼共（毛）取得阶段性胜利，对国际共运产生极大鼓舞，在我国出现了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视为毛泽东思想的开创性贡献，并因此将毛泽东思想提高为毛泽东主义的思潮。应该看到，在一般的群众宣传领域，这种思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思潮并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意义。至于成功地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客观地说，到现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解决的世界性历史难题，因为，“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列宁全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７卷第１７页），而社会主义正是历史上崭新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