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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转贴 ( 221.202.224.*** ) 于 2006/11/3 写到(1797):
住房改革,大多数人受益还是大多数人受损?
http://view.QQ.com ;  2006年09月24日10:55   光明观察   王炼利
(注:本文所有引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各类年鉴和普查资料,作者对引用数据的准确性负责。) 
以90年代中期以前为分界线,对改革的评价从“基本上全体人民普遍受益”的共识,渐渐分化为大部分人对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一个个具体部门改革结果的质疑、但也有少部分人坚持“改革是成功”的,这个事实,说明分歧不在“是否要改革”上,而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在90年代中期以后对一个个具体的改革现实表现出强烈不满,却非常值得深思。如果说,这说明改革不彻底有待深化,那么什么样的改革才算彻底?深化到什么程度?向哪个方向深化?这些问题都不见回答。其实,大多数普通人的回答倒是简单明了: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全体人民都感觉到了由改革带来的受益,那个时期以后,绝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受益,相反感觉受损。(注意,笔者这里提到的得益与否,是指“感觉”。) 
任何改革,是否成功的检验者是人民 
必须提醒:检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是否成功的检验者,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了五十多年的人民。由这样的人民来检验改革是否成功,便有着三个标准:一、最大多数人民从改革中得到了多少利益,二、最大多数人民从改革中失去了多少利益,三、主政者在改革中的利益变化如何。而最后一条,恰恰是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一条。最后一条,能加深人民对改革是“受益”还是“受损”的“感觉”。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白告诉全国人民,共产党建设的四个基本要求之一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现在,我们用住房改革刚开始时的社会各阶层对住房的占有数据,来检验住房改革是给人民加深了从改革中“受益”的感觉还是加深了“受损”的感觉。 
住房改革是使“负责人群体”整体得益的改革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底,家庭户主为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家庭中,凡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6平方米以下的,占该类家庭户数的23.4%,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的,占该类家庭户数的38.6%,而全国人均建筑面积16平方米以下的家庭户要占到全国家庭户36.4%;人均建筑面积3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只占到全国家庭户27.9%; 
当时连农民在内的全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23.86 平方米,农牧渔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3.51平方米,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要达到29.31平方米,为所有类别社会经济活动人员之最。 
在购房费用50万元以上的购房户中,户主是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比例高达38%,在购房费用30万元以上的购房户中,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也要占到30%,然而他们占全国购房户的比重只有2.5%。 
在住房改革制度中起领军作用的上海,2000年底有12.5%的家庭户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这部分家庭户拥有市区29.7%的房屋资源,而这部分房屋资源相当于上海人均建筑面积19平方米以下的56.4%的家庭户拥有的全部房屋资源总和,也就是说,12.5%的住户拥有的住房面积与56.4%的住户拥有的住房面积相等。而这12.5%的住户中,绝大部分正是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与全国购房户综合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到2000年底,上海化20万元以上购房的户数,只占购房总户数的9.3%,其中化30-50万元购房的,占3.2%,化50万以上的更是只占区区1.6%。也就是说,2000年拥有上海市区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户虽然占了上海30%的住房,但付的购房费用与其住的房极不相称。而当时上海绝大部分家庭都把原住公房购买了下来,这说明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用成本价购买公房的真实单价要比普通市民便宜得多,允许用成本价购买公用住房面积的控制标准也比普通市民高得多,沪房改(1995)767号文件就规定一般职工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上限是75 平方米,正局级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上限是140 平方米,此文件出台时还没有“住房商品化”的说法,等到住房商品化了,就意味着局级干部的住房资产要比普通职工多出远不止一倍以上,因为普通工人是要原本住房面积达到70平方米才允许你按成本价购买70平方米,1995年的上海有几户普通工人住房面积达到70平方米的?而局级干部即使原先未达到140平方米的,该文件一下达,住房面积就自然而然赶超上140平方米了。 
人口普查的数据,正与人民的感觉相符:“负责人”的住房占有率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住房占有率,“负责人”只用付很少的钱就能住很大的房子,而房屋交易市场一成立,“负责人”光房屋资产一项就超出普通民众资产的许多倍!因为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人民才强烈不满,而这种强烈不满,正是现实中的“负责人”与人民心目中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共产党的干部形象南辕北辙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样的“住房改革成果”,人民提出质疑有什么不应该?当然可以这样解释:干部的多占有住房是“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如果是这样,那么,肩负监督政府职能的人民一要质疑当初政府部门推行住房商品化的真正动机,二要提请人大对造成这样后果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修改了! 
实物分房不是福利 
住房改革其实是民众为国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挑重担和做贡献,但是,由于过去一直把计划经济时分房模式说成是“福利分房”,因此,“货币购房”就被当成是对旧体制的一种改革、一种革命,“货币购房”与“实物分房”相比较,就有了“进步”色彩。但事实上这个所谓“进步”根本就不存在,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起码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而言,实物分房决不是福利。 
国家统计条文规定:工资总额的计算原则应以直接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资总额内。 
由货币工资与实物工资总和组成的劳动报酬应包括劳动者所必需的全部生活资料价值,住房无疑是必需生活资料。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交到职工手里的货币工资中并没有包括住房费用,工资并不是全部劳动报酬的体现,所以过去的“单位分房”正是以实物形式体现的劳动报酬。这本与“福利”两字风马牛不相及!当计划经济时期职工的工资总额中还没有发生“住房消费”这一块时,单位购房给职工使用不是福利,而是责任。实物分房本来分的就是城市劳动者劳动所得的一部分,职工等待分房,就象每月等着发薪日到来一样正常,98年以后为了动员市民买商品房而对市民灌输“破除对福利分房的等、靠、要”诸类言论是完全错误的,当在货币工资中不包括住房费用并且住房不是商品时,市民要解决住房是只能“等”、只能“靠”、只能“要”的! 
整个80年代,中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在51.4~59.2间徘徊,一直到1999年,恩格尔系数是42.1,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1999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高达47.1,远超过高房价的香港,其恩格尔系数只有十几,也超过99年前的美国,美国1900年的恩格尔系数是43。这样高的恩格尔系数本身就说明城市劳动者所得中根本就不包括住房支出费用,这样,城市劳动者几十年的收入中都不包括住房费用,这费用本来是企业或者说是国家为劳动者个人积攒着、适时要以实物形式兑现给的劳动者的,结果住房商品化了,对于相当部分没有分到房的底层劳动者来说,就是被凭空抹去了一份劳动所得。 
80年代以后的实物分房已经是以职务为主要分房依据了,住房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就已经存在。房产市场一形成,住房不平等就演化成了财产不平等。即使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是在增加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在弥补这种不平等。住房公积金根据什么定的?根据个人工资定的。个人工资又是根据什么定的?根据职务、职称、工作年限。而近十年来工资高低已经越来越取决于职务而不是其他了,同样工龄的职工,仅因为职务不同,其住房公积金可以相差十几倍二十倍。这些因职务而怡然享受高工资高津贴的人们,倒真的是在享受福利,这是少部分人在享受着的福利,即使“福利分房”取消,照样享受着。 
谁为住房改革制度叫好?为什么叫好? 
大部分专家学者为住房改革制度叫好,所有的地方政府官员都为住房改革制度叫好。为什么?他们从中得益了。 
根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年鉴-2004》统计数据,我国2002年的劳动者报酬合计是6.25万亿,2002年全国从业人员有7.374亿,人均劳动者报酬8479元。这些劳动者报酬中,除了金融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部门是24174.8亿,农民和个体劳动者部门是26446.4亿,金融机构部门是1036.6亿,机关事业部门是10866.5万亿。 
这里先要解释什么是劳动者报酬。 
统计术语称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劳动者收入”为“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包括什么内容?统计部门对“劳动者报酬”的定义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见《中国统计摘要》1999年、2000年附录部分: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很清楚,“劳动者报酬”的内涵远不止工资奖金,而自1998年以后,机关事业单位的“住房补贴”和单位仍用公款为职工购买的住房费用都列入了劳动力报酬。 
现在,我们分析以上四个部门的人均劳动者报酬。2002年,除了金融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是31681.5万人(“除了金融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是指除了金融企业的城镇企业就业人员加上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总数),农民和个体劳动者部门从业人员是37941万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是339.8万人,机关事业部门从业人员是3777.7万人。由此得出除了金融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部门的人均报酬是7631元,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人均报酬是6970元,金融机构人均报酬是30506元,机关事业部门人均报酬是28765元。这便是我国2002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全貌。从1997年到2002年整个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也就是如此。 
这种分配公平吗?不公平。因为这种收入差异反映的不是个体能力差异,而是职业差异。为什么对公务员岗位趋之若骛?因为其报酬是农民和个体户的4.1倍,是除了金融企业以外的其他所有企业的3.8倍。而这报酬中包含林林总总的津贴、补贴,其中就包括住房补贴。人们也不会忘记“取消福利分房” “住房货币化”就是出于这些部门的部分 “负责人” 的口中笔下,而他们取消了大多数人的所谓福利(其实是劳动应得)只不过是想让自己的福利丰厚得让普通人不能及。并还以此为荣。事实上,如果所谓“福利分房”在继续下去,“负责人”们已经难以再从“福利分房”中再得益, 这部分人连子孙的用房都福利到位了,否则刚取消“福利分房”(对普通民众取消)一年多的上海,怎么会发生 “负责人”占绝大多数的12.5%的住户与56.4%的普通住户拥有的住房一样多的事情?“福利分房”如果再分下去,应该论到让一直处在“等待状态”的普通人多改善些住房环境了,应该是普通人最得益了,但是,只有住房商品化,“负责人”才可以在住房上继续占据优势,他们已经占有的优质房产资源才可以在商品化过程中无限升值,从而与普通民众的普通房产不仅在“数”上更从“量”上造成巨大差别,从而把普通民众靠“购买自住公房”而“看起来有几十万”的房产在“住房商品化”的操作过程中大大贬值。 
少部分人工资增长不代表全体职工工资增长, 更不代表全体国民生活水平提高 
住房商品化要有钱才能商品化的。舆论一直鼓吹人均工资增长多少、人民生活商品提高多少、说什么根据工资增长水平老百姓应该买得起房。其实以工资增长论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我们是步入了天大的误区!到2005年全国连农民内的从业人员是75825万人,属于国家统计范畴的领取工资的人数只有10942万,领取工资者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4.4%,城镇就业人员是27331万,领取工资者也只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0%!这是因为中国劳动统计的统计对象是城镇的“单位就业人员”,这“单位就业人员”中不包括私有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只有这些“单位就业人员”才被称为“职工”,在国家统计制度中,也就这领取工资的10942万人才算“职工”。这1.1亿人能代表13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能代表5.6亿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 
这被称为“职工”的1.1亿人无疑是当今中国生活最有保障的一族,但“职工队伍”是动态的,“职工”也是分层的,即分为“基层职工”与“上层职工”。从1998年到2004年,我国在岗职工总数从12336.6万人减少到10575.9万人,减少1750.7万,减少幅度是14.3%,而机关事业单位在岗职工从3724.5万增加到3725.3万,增加8000人,增长幅度是0.02%,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从2824.8亿增加到6258.7亿,增长了121.6%,而同期全国工资总额从9296.5亿增加到16900亿,只增长了81.8%。 
1998年到2004年七年间,我国GDP增长了89.4%,职工工资总额增长81.8%。其中采掘业、建筑业工资总额增长了59%,制造业增长51%,餐饮业增长42%,全都远低于GDP增长,也远低于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幅度,批发零售业的工资总额只增长了2.3%,那是因为批发零售业的职工人数因为“下岗”、“剥离”、“买断工龄”等原因从1191.8万减少到550.9万;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金融业、党政机关的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幅度都在141%以上,教育业工资增长136%,卫生业增长127%。 
2004年,在七年间工资总额超过GDP增长速度的那部分行业的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34%,这些行业职工的工资总额占全部工资总额的39%;与此对照,制造业工资总额占全部工资总额的24.4%,职工占全部职工人数的28%。 
七年工资总额增长在120%以上的行业,其职工工资增长中都考虑了占据不少比例的住房补贴因素,这些部门职工享有的住房公积金是“基层行业职工”不能及的。可以说,这些行业才是至今都在享受着住房福利呢!当然,这些行业的普通职工所享有的福利比起这些行业“负责人”享有的福利,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希望专家和官员能够认真研读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补上真正读懂读明白统计数据这一课,这样,提的建议和出台的政策才能有依据,才能符合民心民意,才能符合国情。现在人们总以为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不可靠,但笔者根据自己从事统计分析的经验,认为并非如此。社会上之所以普遍不相信统计数据,是我们一些官员为了表现政绩、学者为了当政府的“粉丝”而对统计数据“为我所取”任意阉割造成的。如果学者官员能尊重统计科学,客观公正解读统计数据,国家统计部门不至于这么背黑锅。 
大动迁带动的住房消费抵消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恩格尔系数表示食品消费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我国的居民支出分消费性支出和非消费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通讯交通、医疗、教育、文娱、服务性支出、水电燃料支出和租房支出,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个人所得税、其他税、非储蓄性保险、赡养支出、赠送支出和购房建房费用。我国在1999年前,非消费性支出占整个居民支出的比重很少,象上海这样的城市,1997年、1998年的非消费性支出只占居民支出的7%~~9%。 
1997年,上海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51.7,2004年是36.4,2005年是35.9。如果非消费性支出在居民总支出中的比重不发生变化,那么可以说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有明显提高的,因为原先占消费性支出15%的支出可以从维持温饱需要转移到提高生活质量需要上来。然而从1999年开始住房商品化了,大动迁加速了住房商品化进程(见8月28日、9月4日《经济观察报》:《影响房价的真正原因》王炼利),非消费性支出比重因此一跃而上,占到21.2%,比1998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到2003年和2004年,上海居民的非消费性支出更占到全部支出的35.5%和37.7%。这种情况下,居民食品支出减少的部分都补贴给住房支出了。1997年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是47.8%,购房支出加上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比重是48%,2004年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是22.7%,购房支出加上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比重是45.6%,比1997年购房支出加食品支出的比重只减少了2.4%,这样我们就明白近年来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的增加原来是以居民总体生活质量的不提高为代价的!如果说这只是纸上的统计结果,那么,请我们的专家学者和官员走着到民众中去,到农贸市场去,到公交站点去,去直接听取底层民众的声音吧! 
不管中央政府当初决定实行住房商品化的初衷怎样,住房商品化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得益。这是事实。 
大多数人得益的改革必然受大多数人拥护,少部分人得益的改革必然受少部分人青睐。现在的问题是让少数人得益的改革侵犯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受共产党委托肩负监督政府职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帮助人民政府重新回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道路上来。 
文章来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尊敬的 dhbt ( 220.205.51.*** ) 于 2006/11/2 写到(1794):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大家都知道,原始社会不存在私有制,后来,由于剩余价值和人们占有欲的原因,私有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有钱人对多数劳动者的统治愈加残酷,私有制也愈加受到法律的保护,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级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对于私有制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和反抗。直到有了马列主义,劳动人民才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才敢于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口号直至付诸行动。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他们拿起武器,革资产阶级的命,一个个崭新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这个社会里,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有了真正的和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里才能成为现实。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中,和谐社会只能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 
尊敬的 知音 ( 221.202.224.*** ) 于 2006/11/2 写到(1793):
教师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学校之魂,学校的全民主义精神是学校教育事业之魂
实践共产主义论坛文章《集体主义精神是国有企业之魂》,写得十分简练精彩,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人看了这篇短而精的文章以后,很容易得出“教师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学校之魂,学校的全民主义精神是学校教育事业之魂”的结论。
素质教育总是难以实行;应试教育苦了教师和学生;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降低;家长不得不出高额费用为孩子择校;学生不得不在假期、双休日、放学后参加补课班;政府严重拖欠、克扣农村学校工资而教师还不敢讨资;教师、学生、家长都负担过重;等等的这些教育领域不该出现的现象,其原因和《集体主义精神是国有企业之魂》所说的“原来效益好的企业变成了"不景气"企业,原来"不景气"企业变成了破产企业.”的原因是一样的,也就是《集体主义精神是国有企业之魂》文中所说的“所谓"建立内部竞争机制",加剧了"内乱""内耗",原来效益好的企业变成了"不景气"企业,原来"不景气"企业变成了破产企业.在"争利"的过程中,特权者因其权力"事事先替自己打算""捷足先登"有各种优势,进行权权交易和权钱交易来谋私即以权谋私有了众多的市场,因而,以追逐各私利为目的的所谓"争利"机制,是许多特权者津津乐道和喋喋不休的机制,也是主流经济学家一面之词的产物.”。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这个原因的实质,这个原因的实质是私有制思想体系和公有制思想体系的区别,这个原因和结果都是私有制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
付:《集体主义精神是国有企业之魂》全文
 集体主义精神是国有企业之魂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支撑国有企业经济和发展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精神,即共同奋斗精神和平等享受劳动成果的精神,国有企业离开集体主义精神,就难以延续和发展.讲平等,被主流经济学家众口一词地指责为"绝对平均主义",以此拒绝人们对特权和特权利益的批评和代之以民主管理企业的要求,转移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解决.
主流经济学家否定集体主义精神,热中于讲打破"大锅饭",讲"拉大分配档次",结果是助长了人的自私自利思想,使许多人只考虑个人的眼前利益,不考虑企业利益也是共同的长远利益.在国有企业,集体主义精神丧失后,工人阶级不能团结一致,最后被"各个击破".
由于推行各企业.各车间和各班组为各自利益而争的所谓"争利"机制,随意地发所谓"效益"奖,造成苦乐不均和财务管理混乱.这种曲解"按劳分配"原则,最终是损害了"按劳分配"原则(多原则就是没原则).
所谓"建立内部竞争机制",加剧了"内乱""内耗",原来效益好的企业变成了"不景气"企业,原来"不景气"企业变成了破产企业.在"争利"的过程中,特权者因其权力"事事先替自己打算""捷足先登"有各种优势,进行权权交易和权钱交易来谋私即以权谋私有了众多的市场,因而,以追逐各私利为目的的所谓"争利"机制,是许多特权者津津乐道和喋喋不休的机制,也是主流经济学家一面之词的产物.
尊敬的 思茅 ( 202.206.25.*** ) 于 2006/11/2 写到(1792):
长友同志:
     我党需要你这样的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党员,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为全党同志树立了坚持真理的光辉榜样,你就是一面旗帜,向全党全国人民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只要你这面红旗不倒,我党就有希望!我是一名上个世纪年代入党的党员,我要向你学习,努力做一名坚持真理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当今中国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承不承认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也是一大发展!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将建立在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全面肯定的基础上!我代表我认识的共产党员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一名崇拜毛泽东的中年党员
尊敬的 dhbt ( 220.205.51.*** ) 于 2006/11/1 写到(1791):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和阶级是孪生姊妹,私有制的产生就是从奴隶主的诞生开始的。私有制的消灭,阶级也就会随之消灭。在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私有制,没有了剥削,剥削阶级不存在了,他的对应面的被剥削阶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但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即地富反坏右他们人还在(社会的变革,不可能把自己的敌人全部从肉体上消灭),心不死,总想恢复他们的天下,过上剥削别人的生活。作为一个阶级被推翻以后,如果没有国外势力的介入,没有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政府的配合,要复辟是不可能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要回到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做文章。要么投靠国外,寻找依靠(如我国西藏的达赖喇嘛就是如此);要么表面装着老实拥护政府,暗地里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发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号召,对他们发起了进攻,唤醒了一大批中国人民,才使得他们的目的在中国没有完全得逞,而苏联及东欧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都让他们从内部突破了。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多么的伟大。他告戒我们的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回味起来是多么的准确。 
尊敬的 毛主席万岁 ( 221.232.33.*** ) 于 2006/10/31 写到(1788):
张春桥关于 " 批邓反右 " 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1976.06.28 

同志们: 我受中央的委托,向参加学习班,来自中央各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问好,并与大家讲几句话。 暴风雨式的斗争 " 四·五 " 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的建议曾作出两项决议,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斗争的大方向,粉碎了以邓小平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镇压了破坏捣乱的反革命份子,顶住逆流煞住歪风,巩固了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正乘着两项决议的革命东风,以实际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 四·五 " 反革命事件,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发展,两个阶级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次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以反革命的失败,革命的胜利而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场暴风雨式的斗争,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一个重要的课题: " 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走资派仍然在走,一切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了 " 。 当前党内必须首先认清斗争的新动向, " 四、七 " 发出两项决议后,许多同志都只是看到眼前那个小圈子,而缺乏一个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充分估计和认识。不少同志甚至提出: " 过了这一阵子该松一口气 " 的论调,而想偷懒一下,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不切实际而且有害无益,因为阶级敌人正希望我们能够松懈下来,也就是 " 你松一口气,他多喘口气 "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 " 任何一点斗志松懈,都会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 " 。过去云南省委提出一个 " 把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真落实在生产任务中去 " 的不正确口号,结果不但生产抓不好,任务完不成,相反的由于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而使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资本主义倾向到处泛滥,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次云南省委的负责同志在学习班中深有体会的说: " 脑子里少了一根弦,工作上丢了一个纲,任务完不成,悬崖不勒马还要丧权 " 。小靳庄把大抓阶级斗争贯穿在各项工作上始终不移不误工误时,使革命生产更上一层楼,处处都呈现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这例子各地都有,我不再提,这里要提的两项决议公布后,各级干部所出现的几种情况,可以肯定的说,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对中央的决议是拥护和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且以身作则带好领导班子里一班人,在群众中同群众一起学习领会决议精神,认真的去贯彻,还带头展开大批判,抓好工作搞好生产,由于党委这一班人有这样的好班长,因此这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新气象。 领导班子怕字当头 另一种情况是干部同志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 " 怕 " 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敢放手支持,对社会上所出现局部的乱子,看成为天下大乱束手无策,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举棋不定,显得软弱无力,发挥不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的作用。这些干部中的 " 怕 " 字归结起来是怕乱,是世界观的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 " 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见绳 " ,由于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或者受了一些委曲,以后又没有对自己以往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因此凡运动一来,就前怕狼后怕虎就怕革命到自己头上,革走自己的乌纱帽,凡有 " 怕 " 字当头的干部,在这次 " 四、五 " 反革命事件以后,就表现出敌我不分,既没有大胆出来支持新生事物,也没有敢对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群众说: " 我们的干部好坏摸不清,是非不分明,墨守成规,把运动搞得冷清清 " ,对这一部份干部,要鼓励他们把 " 怕 " 字换成 " 敢 " 字,首先必须自己有一个自觉革命的决心好去领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从世界观上去寻找 " 怕 " 字的原因,才能领导运动。要不,便会迟早被时代所抛弃。 

尊敬的 红色0 ( 222.49.185.*** ) 于 2006/10/30 写到(1786):
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辨证关系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运动的、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教条的、僵化的。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商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程度大致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徘徊。与价格、价值曲线不同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这条曲线是呈上升趋势,而不是呈水平趋势。从长期来看,生产关系是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但从短期来看,很少存在生产关系完全、绝对地适应于生产力水平的情形。

所以,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适当地保持生产关系形式高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必要的。因为较高的生产关系形式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具有加速促进和提升的作用,能够使生产力发展沿着正确的历史轨道行进,而不偏离方向,防止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倒退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宁左不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教条地、僵化地追求在短期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的、绝对的适应,姑且不说这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如果是把一个已经提升到很高水平上的生产关系形式生硬地降低到低级的形态,完全有可能使这种倒退成为一股强劲的逆流,使以前付出的巨大的社会革命努力功亏一篑。所谓的“改革者”也在有意无意之中背叛了革命、出卖了流血牺牲的先烈,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毛主席就是在深谙上述规律的基础上才发动“反右倾”运动,以及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的较高层次的生产关系形式、社会上层建筑,来加速提升和发展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用毛主席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来讲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过程是一个振动幅度渐次缩小的曲线运动过程,好比一个被弹起的皮球,开始时弹得很高,以后弹起的高度便慢慢降低,直到静止不动。这是因为开始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巩固,人群中的剥削制度下的旧思想还相当普遍,需要发动很大规模的文革运动。以后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群众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文革运动的规模便会逐渐缩小,直至消亡。

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我国在反右倾运动和文革运动期间不但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抵制了修正主义以及西方自由化思想的侵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并未完全裂变,这也得益于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国社会意识强劲有力的影响。

尊敬的 changyou2006 ( 61.49.130.*** ) 于 2006/10/29 写到(1785):
王长友同志:你是值得我学习的人,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对毛泽东无限热爱,对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有着很深的感情。让我们一起为那美好的社会而奋斗。
尊敬的 农夫1 ( 220.249.111.*** ) 于 2006/10/27 写到(1784):
与洒水车、赤岩等同志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之二!

革命就是造反,就是被剝削、被压迫阶级对剝削阶级造反的群众运动,它是改造社会,同时改造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政治大变革运动。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过程中需要造反,取得政权后,对于巩固、完善政权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运动就是只准无产阶级造反,不准资产阶级翻天。文化大革命尽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展开的,但是,运动开始情况己经表明,在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和两个司令部的特殊条件下,如果还踩用以往的办法将运动进行下去,不但达不到上层建筑領域的革命目的,而且只会拾得其反。所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方面不断给領导干部打招呼,叫他们要到群众中去学习,站在运动前面,参与并領导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踩用有別于以往的組织、领导方法,使用有別于以往的手段,发动、组织、领导群众对党內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说到底主要就是共产党領导群众造党內资产阶级的反,夺他们的领导权,造旧管理制度、旧管理体系、旧教育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旧观念的反,也可以讲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真共产党人領导、组织群众造反的演习。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就是大乱旧秩序,就是斗,就是批,改就是立新,一句話就是灭资兴无。在运动中教育、鍛鍊干部和群众,重新识別干部,重新組织无产阶级队伍,培养骨干,在运动中整党,吐故纳新。在斗批改中创造出新事物、新成果、完善社会主义时期新党章、新宪法,从而建立起新制度、新法规、新秩序。创造出一套共产党領导、依靠人民群众反修防修唯一有效可行的制度和办法。所有这些,并未为某些同志完全理觧和接受,还沒真正接受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现实,被死不改悔走资派的“革命功臣”、“老革命”等光环迷惑住了,沒弄懂党內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民主革命时期存在质的差别。所以,有些同志虽然口头认可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实践的反修防修重要性,却又或多或少的对这种形式、取得的成果及运动中形成的造反骨干组成的基本队伍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是“极左”,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文革这一运动形式、内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对于现实、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性的意义!也不可能认识并承认这些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能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唯一正确有效的必要途径了,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沒有真正觧决问题的好办法。不相信、不承认斗、批、改对党内资产阶级造反形式的阶级斗争,能实现社会的改造,能创建无产阶级自己的一套上层建筑。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党不被资产阶级改造,保证国家不被资产阶级改造,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被复辟!
在如此全民充分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中,各个阶级容易登台表演,干扰无产阶级造反目的,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决不能因此害怕而不敢展开群众运动,或者抓住运动中的缺点和錯误作文章,否定这场运动。为了达到革命目的,而共产党人、特别是党高级領导干部必须极积参与并领导群众运动,坚决按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方针办,才能坚持党的領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秩序的是那些不搞共产,不搞上层建筑領域革命,却要搞资本主义一套的党內死不改悔的走资当权派。文革大乱是党内资产阶级逼出的,无产阶级不造反,资产阶级就可以利用旧上层建筑、旧意识、旧观念、旧传统习惯,和平地大乱社会主义制度,大烂共产党!因此,社会动乱是走资当权派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苏联的现实早已证明。有些同志总想迴避这一斗争方式和革命内容,而设计出一条条无须千百万群众参与,既不产生社会震动,又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办法。如是,有些同志提出,建立两个无产阶级政党、党内充许公开的派別存在,学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法;或者废除执政党制度,实行巴黎公社三原则;或者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执政,而成为共产主义教育党、监督党等等严重脫离社会阶级斗争现实、违背马列毛学说的錯误举张。所有这些表现,无不暴露出这些同志没弄清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斗争,与民主革命时期路线斗争质的区別,暴露出.不相信和惧怕群众及群众运动的右倾思想,如果不彻底转变立场和情感,更深刻认识文革,怎么又可能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呢?!

应该讲大民主就是指七五新宪法中赋于人民群众有言论(四大)、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民主权力。这些本是一种斗争手段,并无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文革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用它揭批刘邓资反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如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用它向党进攻,七六年四月五号走资派用它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难,华国鋒抓纲治国中用它揭批“四人帮”,鎮压、围剿造反派,党内走资当权派默许和支持下的民运派利用民主墙对共产党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反攻倒算,这都是右派、走资派发难的例子。不管宪法赋与还是不赋与群众这种权力,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特別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各个阶级都会运用这种武器战斗。即使在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时,也可能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从来不主张掩盖矛盾,搞调和、搞中庸!搞合二为一。从来主张极积的思想斗争,揭露矛盾,促进矛盾向正面发展转化,促进事物应顺历史前进方向发展变化。文革中,毛主席領导人民群众使用“四大”这一武器,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走资派否定文革、反攻倒算的翻案妖风,保卫着文革和取得的成果。只要党内资产阶级不倒,不清除,这一斗争就不会基本完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就是无产阶级站据统治地位,马列毛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在斗争中始终強调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原则,既便于分清敌我,对敌人实施专政,又能分清是非,充许別人犯錯誤,改正錯誤,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团结同志和朋友,壮大革命队伍的目的。所以在新宪法中明确纳入了大民主这一条,这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不可能,也不敢作到的。这一条既符合阶级社会存在的现实,又符合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特別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共产财产主人的人民群众更需要这种武器,根据社会主义宪法管理好公(共)产,管理好国家,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法权,逐步缩小差別,扩大人民民主权力。新事物、新法规、新管理体制和新管理思想的出现,原来由国家机构管理的许多事情,企事的许多工作可以转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去参与管理。国家机构、企事业管理机构就可精兵減政,这些法规和措施,只会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责任和主人公感,只会逐步剷除产生走资当权派的土埌,加強群众对国家机关、事企业机关的管理,政社、政企一体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領导一切的,只会加強党的領导,更加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新上层建筑、新秩序,养成习惯,形成风气,就能有效防止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当权派,即便产生走资派也不可怕!由此可見,有些同志提出“文革中的大民主与阶级斗争分不开么?”、“常态的文革式民主是什么样子?”这类糊塗问题,正说明这些同志还沒有搞清大民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沒搞清党的領导与群众运动,与大民主的关系。至如“这种民主如何产生法律?如何授予权力?日常运作的监督方式是什么样子?”这类问题,文革产生的新成果、新党章、新宪法及建立的新制度、新秩序不是明摆着吗?只要立场正确,认识深刻,就不会对客观存在視而不见了!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在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三大差別,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人群不仅只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还有左、中、右之分的条件下,就主张取消国家制度,成立公社国家,取消党执政制度,实现巴黎公社三原则!其左倾錯誤和荒谬就不辯自明了!洒水车的公社式民主起码必须回答并处理好两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尊敬的 农夫1 ( 220.249.111.*** ) 于 2006/10/27 写到(1783):
革命就是造反,就是被剝削、被压迫阶级对剝削阶级造反的群众运动,它是改造社会,同时改造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政治大变革运动。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过程中需要造反,取得政权后,对于巩固、完善政权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运动就是只准无产阶级造反,不准资产阶级翻天。文化大革命尽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展开的,但是,运动开始情况己经表明,在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和两个司令部的特殊条件下,如果还踩用以往的办法将运动进行下去,不但达不到上层建筑領域的革命目的,而且只会拾得其反。所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方面不断给領导干部打招呼,叫他们要到群众中去学习,站在运动前面,参与并領导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踩用有別于以往的組织、领导方法,使用有別于以往的手段,发动、组织、领导群众对党內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说到底主要就是共产党領导群众造党內资产阶级的反,夺他们的领导权,造旧管理制度、旧管理体系、旧教育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旧观念的反,也可以讲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真共产党人領导、组织群众造反的演习。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就是大乱旧秩序,就是斗,就是批,改就是立新,一句話就是灭资兴无。在运动中教育、鍛鍊干部和群众,重新识別干部,重新組织无产阶级队伍,培养骨干,在运动中整党,吐故纳新。在斗批改中创造出新事物、新成果、完善社会主义时期新党章、新宪法,从而建立起新制度、新法规、新秩序。创造出一套共产党領导、依靠人民群众反修防修唯一有效可行的制度和办法。所有这些,并未为某些同志完全理觧和接受,还沒真正接受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现实,被死不改悔走资派的“革命功臣”、“老革命”等光环迷惑住了,沒弄懂党內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民主革命时期存在质的差别。所以,有些同志虽然口头认可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实践的反修防修重要性,却又或多或少的对这种形式、取得的成果及运动中形成的造反骨干组成的基本队伍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是“极左”,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文革这一运动形式、内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对于现实、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性的意义!也不可能认识并承认这些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能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唯一正确有效的必要途径了,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沒有真正觧决问题的好办法。不相信、不承认斗、批、改对党内资产阶级造反形式的阶级斗争,能实现社会的改造,能创建无产阶级自己的一套上层建筑。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党不被资产阶级改造,保证国家不被资产阶级改造,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被复辟!
在如此全民充分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中,各个阶级容易登台表演,干扰无产阶级造反目的,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决不能因此害怕而不敢展开群众运动,或者抓住运动中的缺点和錯误作文章,否定这场运动。为了达到革命目的,而共产党人、特别是党高级領导干部必须极积参与并领导群众运动,坚决按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方针办,才能坚持党的領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秩序的是那些不搞共产,不搞上层建筑領域革命,却要搞资本主义一套的党內死不改悔的走资当权派。文革大乱是党内资产阶级逼出的,无产阶级不造反,资产阶级就可以利用旧上层建筑、旧意识、旧观念、旧传统习惯,和平地大乱社会主义制度,大烂共产党!因此,社会动乱是走资当权派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苏联的现实早已证明。有些同志总想迴避这一斗争方式和革命内容,而设计出一条条无须千百万群众参与,既不产生社会震动,又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办法。如是,有些同志提出,建立两个无产阶级政党、党内充许公开的派別存在,学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法;或者废除执政党制度,实行巴黎公社三原则;或者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执政,而成为共产主义教育党、监督党等等严重脫离社会阶级斗争现实、违背马列毛学说的錯误举张。所有这些表现,无不暴露出这些同志没弄清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斗争,与民主革命时期路线斗争质的区別,暴露出.不相信和惧怕群众及群众运动的右倾思想,如果不彻底转变立场和情感,更深刻认识文革,怎么又可能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呢?!

应该讲大民主就是指七五新宪法中赋于人民群众有言论(四大)、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民主权力。这些本是一种斗争手段,并无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文革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用它揭批刘邓资反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如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用它向党进攻,七六年四月五号走资派用它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难,华国鋒抓纲治国中用它揭批“四人帮”,鎮压、围剿造反派,党内走资当权派默许和支持下的民运派利用民主墙对共产党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反攻倒算,这都是右派、走资派发难的例子。不管宪法赋与还是不赋与群众这种权力,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特別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各个阶级都会运用这种武器战斗。即使在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时,也可能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从来不主张掩盖矛盾,搞调和、搞中庸!搞合二为一。从来主张极积的思想斗争,揭露矛盾,促进矛盾向正面发展转化,促进事物应顺历史前进方向发展变化。文革中,毛主席領导人民群众使用“四大”这一武器,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走资派否定文革、反攻倒算的翻案妖风,保卫着文革和取得的成果。只要党内资产阶级不倒,不清除,这一斗争就不会基本完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就是无产阶级站据统治地位,马列毛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在斗争中始终強调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原则,既便于分清敌我,对敌人实施专政,又能分清是非,充许別人犯錯誤,改正錯誤,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团结同志和朋友,壮大革命队伍的目的。所以在新宪法中明确纳入了大民主这一条,这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不可能,也不敢作到的。这一条既符合阶级社会存在的现实,又符合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特別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共产财产主人的人民群众更需要这种武器,根据社会主义宪法管理好公(共)产,管理好国家,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法权,逐步缩小差別,扩大人民民主权力。新事物、新法规、新管理体制和新管理思想的出现,原来由国家机构管理的许多事情,企事的许多工作可以转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去参与管理。国家机构、企事业管理机构就可精兵減政,这些法规和措施,只会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责任和主人公感,只会逐步剷除产生走资当权派的土埌,加強群众对国家机关、事企业机关的管理,政社、政企一体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領导一切的,只会加強党的領导,更加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新上层建筑、新秩序,养成习惯,形成风气,就能有效防止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当权派,即便产生走资派也不可怕!由此可見,有些同志提出“文革中的大民主与阶级斗争分不开么?”、“常态的文革式民主是什么样子?”这类糊塗问题,正说明这些同志还沒有搞清大民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沒搞清党的領导与群众运动,与大民主的关系。至如“这种民主如何产生法律?如何授予权力?日常运作的监督方式是什么样子?”这类问题,文革产生的新成果、新党章、新宪法及建立的新制度、新秩序不是明摆着吗?只要立场正确,认识深刻,就不会对客观存在視而不见了!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在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三大差別,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人群不仅只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还有左、中、右之分的条件下,就主张取消国家制度,成立公社国家,取消党执政制度,实现巴黎公社三原则!其左倾錯誤和荒谬就不辯自明了!洒水车的公社式民主起码必须回答并处理好两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尊敬的 相信共产主义 ( 219.72.226.*** ) 于 2006/10/27 写到(1782):
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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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丰硕成果
  1 1956年宝成铁路建成通车。
  宝成铁路全长668.36公里,北起陇海铁路的宝鸡,南至四川成都。贯通我国西北、西南。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和1936年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勘测过,均因工程艰巨地形复杂而未能实现。
  建国后,中央政府从1950年开始设计,1952年7月动工,56年全线接轨。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开挖300多座隧道,架设900多座桥梁,完成土石方工程60000立方米。终于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变通途。
  2 1956年7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
  毛主席亲自题写“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953年7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到1956年7月13日即建成。并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3 新型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
  1956年9月8日下午4时,我国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国家举行验收签字仪式。1957年12月24日,我国多用安二飞机制造成功。
  1958年,我国又自行设计制造“初教六”。
  1959年,我国超音速歼击机试制成功,我国航空工业由修理至制造,由活塞式发动飞机到喷气式机,只用了八年时间。
  4 北京电子管厂建成。
  1956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电子管厂正式开工生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5武钢建厂投产。
  武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1957年4月3日正式开工,第一期工程1961年建成投入生产。在1958年大跃进精神鼓舞下,于1958年7月15日正式开工建炼钢厂。两期工程合并,1960年全部投入生产。 
  我国钢产量在现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6 1957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
  武汉长江大桥把武汉三镇连成了一体。1955年7月20日 
  破土动工,1957年9月25日建成。10月15日通车。大桥总长1670.4米,正桥主墩8个,水中基础均在钢笼架外插打钢板桩围堰 
  ,在其中下沉管柱封座后抽水施工,用混凝土9.5万立方米,2.14万吨钢梁。
  7 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建成。
  1955年秋动土兴建,1957年9月29日完工,天文馆开幕。该天文馆能与20座世界上最好的天文馆媲美。
  8 1957年10月玉门油矿建成 。
  1956年下半年完成玉门油矿的总体设计,采用人工注水和加大油层压力等先进技术,原油产量明显提高。1957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建成。试制成功的石油产量已增加到32个,已成为一座大型石油联合企业。
  9 提前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7年底,我国工业产值超过一五计划预定指标的17.3%,比1952年增长132.5%,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
  钢产量达到524万吨,煤1.28亿吨。基建投资完成492亿元。共有450个限额以上工厂建成。粮年产量达到3700亿斤,棉花年产量3280万但。
  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也都得到了发展。我国的基础工业实力大大增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也有很大发展,逐步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
  10 1958年3月,在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轻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
  这条总路线的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掀起了高潮。大跃进拉开了序幕。
  11 1958年5月我国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试制成功。
  1958年5月12日,我国第一部轿车在长春试制成功,发动机最大功率70马力,最高车速128公里/时,百公里耗油10公斤。解决了240个技术关键问题,完成了1500多种零配件试制任务。
  1958年5月14日,东风小轿车运往北京,这是在总路线精神鼓舞下,我国结束了不能制造轿车的历史。1966年5月3日,我国第一批红旗轿车(高级)制成出厂。
  12 1958年我国根除“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较久,范围很大,遍及江南12省360县,极大地影响人民健康。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消灭血吸虫病。1958年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人民日报6月30日报导。毛泽东曾写诗自豪宣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13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运转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开始正式运转,重水型,以铀为燃料,热动力为7000-10000千瓦。
  我国在短短的建国不到十年时间内,已跨入原子时代。
  14 十三陵水库建成
  1958年6月30日,十三陵水库建成,7月1日举行落成典礼。从1958年1月20日开始,短短的160天时间,动员40万干部、群众义务劳动,毛泽东曾亲自去参加劳动,并题字。
  十三陵水库蓄水量6000万立方米,比昆明湖大20倍。这是大跃进的又一丰硕成果。
  15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
  1958年根据严峻的国际形势,总结苏联卫国战争教训,在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提出全民大办钢铁,年底完成1070万吨任务。
  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到1958年9月,全国参加炼钢人数达到5000万。10月参加人数达到9000万以上。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帝国主义被中国的大跃进吓破了胆,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为我们赢得了以后这几十年的和平。
  16 跳伞破世界纪录
  1958年9月21日上午10时,在全国首届跳伞竞赛会上,跳伞运动员耿桂芳、崔秀英、赫建华从1000公尺高空跳下,创造了9.817公尺的成绩,打破了女子1000公尺日间集体定点的世界纪录。
  这三名运动员,当时年龄都在20岁左右。
  17 农业八字宪法提出
  1958年,毛泽东曾反复研究,概括出农业增产的8个基本因素。称为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是一套综合性的农业技术措施,对实现农作物的高产、稳产具有重大意义。
  18 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1958年初,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确定试制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958年底即完成计算机的制造装配工作。1959年4月即开始计算作业,每秒钟运算1万次.
  从此我国逐步进入计算机时代.
  19 容国团获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1959年4月6日,在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21岁的中国选手容国团获单打世界冠军,这是1927年开始的世乒锦标赛以来,中国第一次获得的冠军。以后,徐寅生、庄则栋也多次获得世界冠军,为中国荣誉。毛主席曾称“小将们在挑战”。
  庄、徐则说“为革命打球”“小球推动大球”。
  20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定陵修于1584年,工程浩大,墓中埋葬明代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孝瑞、孝靖两个皇后。
  从1956年5月开始挖掘,经过三年,终于建成定陵博物馆,1959年9月26日正式对外放。
  21 航模飞行打破世界纪录
  1959年9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举行航模二、三级竞速模型飞机圆周速度和无线电操纵模型飞机升高度纪录表演赛,解放军队以1260米成绩创世界纪录。
  22 首都十大建筑竣工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1959年首都北京陆续建成10座规模宏大建筑。
  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
  短短一年时间,就完成这么多雄伟建筑,也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23 包钢一号高炉建成投产
  1959年10月15日,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它的系统工程的主要项目31项,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下,很快建成投产,结束了内蒙古无有钢铁历史,形成了国家鞍、武、包三大钢铁基地鼎足而立的新布局。
  24 国产直升飞机成批生产
  1959年10月15日,我国自制的第一种直升飞机“旋风25型”开始成批生产。这种飞机设有现代领航和驾驶设备,不需要机场,只要50米见方的比较平坦场地,可以垂直起飞降落,也可从空中悬停,它的时速、飞行高度和载重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5 立体电影试放成功
  我国全景和立体电影1958年9月开始试制,1959年10月试制成功。                                 
  26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落        
  1959年11月1日,我国第一拖拉机厂在洛阳举行落成典礼。该厂222条生产线正式动用投入生产。在当天四小时内,即生产15台拖拉机。
  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我国130个工厂为该厂提供设备,成千上万少先队员用拣破烂、拾麦穗换来的钱支援建厂。
  每年可生产东方红54马力拖拉机1.5万台。我国农机工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27 大庆石油会战                                
  1960年2月20日,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从1960年5月开始,由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掉几十个钻井队,2000多名科技人员和4万名工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参加会战。
  以铁人王进喜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仅用二年时间,就基本建成大庆油田。到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仅1963年底,就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当年全部收回。一举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
  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工业战线上的红旗。
  28 鞍钢宪法提出
  1960年7月鞍钢宪法经毛主席批准颁布。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党要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鞍钢宪法是我国工业企业发展的根本大法。
  29 1960年中国登山队员登上珠峰                     
  珠峰海拔8848.13米,是世界第一高峰。1921-1938年间,国外登山队多次试图攀登均没成功。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上队员经过顽强拼博,终于从北坡登上了珠峰,把毛主席石膏像和国旗留置峰顶。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员再次登上峰顶,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30 1960年郑州黄河大桥建成
  1958年4月14日动工,到1960年4月21日竣工,郑州黄河新桥建成通车。全桥72个桥墩,采用片石位能压浆法浇灌墩基,共142个桥孔。工人、技术人员团结奋斗,大桥的建成,大大提高京汉铁路和陇海干线的运输能力。
  31 辽河的治理
  辽河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条大河,全长1430公里,流域面积23万平方公里。由于辽河水系年久失修,造成水土流失,风沙干旱,下游土地盐碱化、水旱灾害频繁。建国以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大规模治理,修建220座大中小型水库,修筑堤岸4500公里,修筑了920多项大中型排灌站,装机客量达到30万马力,灌溉面积63万亩增到1100多万亩。
  辽河的治理,保证和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发展。
  32 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三年完成
  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正值我国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照耀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由于两年大跃进全国提前三年完成了原拟定的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用二年时间走完了五年的路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这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
  33 人工单性繁殖小蟾蜍成功
  1961年中科院在研究蛙科动物的人工单性生殖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走在了法、美、德、比、日等国的前面。
  其中一只“无父”母蟾蜍于1961年3月产卵,繁殖出800多只蝌蚪,在世界上首次证明了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是能够传种接代。
  34 北京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961年4月4日-14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体育场举行。由32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男女队分别名列第一级第一名和第二名。
  35 1961年9月我国第一台激光器诞生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研究所,经过不懈努力于1961年9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激光器,即红宝石激光器。我国激光技术在当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36 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
  1962年6月,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我国第一台1.2万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并正式投入生产。该机重量为2200吨,比国外生产的轻800吨,主机有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米,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德、捷克能制造这种机械。我国迅速地赶了上去。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为我国发展现代工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设备条件。
  37 第一次断手再植手术成功
  1963年1月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地施行了一次当时在世界上少见的断手再植手术,把一个工人从腕部被完全轧断的右手重新接了起来。
  这说明,当时我国的医疗水平,部分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8 第一个火车车轮轮箍厂建成
  我国火车车轮轮箍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进口。60年代初外国突然停止对我国供应。1961年中央决定自建轮箍厂。8个部,21个省市,162个设备制造厂经过通力合作。1963年4 月,轮箍生产系统竣工,1964年7月车轮生产系统峻工,7月29日,轧出我国第一个整体车轮。从此结束了自1876年以来,一直靠进口的历史。
  39 上海吴泾化工厂建成投产
  1963年9月26日,我国第一座大型氮肥厂建成投产。一期工程从1958年开始筹建,1960年二季度动工。1962年11月20日该厂试制出第一批合成氮和硫酸铵制品。均达到国家质量标准。
  1965年春,我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又在该厂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1974年,我国又开始设计制造30万砘合成铵装置。
  40 我国石油基本自给
  1963年,我国原油产量已达到647.7万吨,占国内消费量71.5%,1964年,我国继大庆油田之后,又建成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65年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至此,我国使用的原油及石油制品已全部自给。
  1973年,我国开始向国外出口原油和石油制品,进入世界主要产油国行列。
  41 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生号召:工业学大庆。
  4、5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介绍大庆,靠两论起家,搞企业革命化。学习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作风,“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大庆的六个精神,即人拉肩扛精神,干打垒精神,缝补厂精神,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回收队主,修旧利废精神,实际上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精神。
  1966年1月全国工业交通会议提出,搞好企业革命化,在三五期间全国争取有20%企业成为大庆式企业。
  42 三钱建设的伟大成绩
  60年代中期一直到70年代初期,我国对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大规模的重工业经济建设。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搞好。并将东南沿海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向内地转移。一线主要是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三线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等广大地区。二线是指界于一、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同时又一二线之间又划分出若干区内“小三线“。1964年下半年,拟定了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1965年,开始了以成昆、湘黔铁路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为主的铁路、冶金和国防工业建设。在1965年、1966年初步建设的基础上,1969年至1971年全面铺开,初步建成一批国民经济骨干企业,改善了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步局。提高了我国综合国力。
  43 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大队在山西省昔阳县东南海拔1000多公尺的山区,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全大队800多亩土地就有4700多块。从1953年至1963年的十年间,大寨大队人民凭着镢头和萝筐,开沟造地,改良土壤,使亩产由100斤增加到700余斤。
  大寨大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战天斗地是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大寨大队的事迹。毛泽东发出号召,全国农业大寨。
  大寨精神就是坚持政治挂帅,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7年10月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
  1975年9月15日,又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肥化。
  44 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创制成功。
  1965年4月28日,我国双水内冷汽轮发电在我国首创成功,为我国发展大容量发电机开辟了道路。
  1958年秋,上海电机厂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1。2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960年制造容量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965年春,这种发电机组在17家发电厂正常运行30万小时,发电30亿度,质量良好。
  1969年,我国又自行设计制造了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2.5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976年6月,又建成3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我国的电机制造工业在国际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45 我国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
  1965年4月30日,我国自制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这是采用国际先进工艺自行设计,所需1300多台设备是由北京、上海、沈阳、广州等地90多家机械工业厂协力制造。这是我国纺织工业原料开源的一次大飞跃,为发展我国新兴合成纤维工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46 全国工业企业专业化生产道路
  1965年4月,国家经委在天津召开全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会议。中央在5月25日批 这次会议纪要。纪要指:走专业化生产和协作道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有利于提高技术、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还能节约投资,原材料和燃料动力消耗,降低成本。这是加快我国工业发展,实现现代化工业的重要途径。
  这次会议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47 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
  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的办法合成结晶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全成的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蛋白质,为以后人工合成其它生命高分子开辟了道路。
  48 兰新铁路建成通车
  兰新铁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全长1892公里,1952年10月动工,1962年建成,1965年交付使用。
  这条铁路东段在河西走廊通过。北面沙漠戈壁千里,寸草不生,南面是白雪皑皑的祈连山脉。铁路穿过几百公里的无人区,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开发我国大西北具有重大意义。
  49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伟大胜利
  从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制定三五计划。毛泽东指出:农业和国防是两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就是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穿用生活问题。加强国防建设,努力发展尖端技术,加强基础工业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数量,努力发展交通运输、商业、文教科研事业,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1970年,粮食达到4799亿斤。钢产量达到1779万吨,煤3.54亿吨,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6%。
  大文化大革命中,顶着走资派的干扰破坏,广大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胜利地完成了三五计划指标。
  50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继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来,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飞跃,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51 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
  1966-1967年我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支有30个学科,100多名科学工作者,来自全国23个科研单位组成科学考察队,对雅鲁藏布江以南,方圆5万多平方公里的珠穆郎玛峰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较完整地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地磁与重力分布及特点,并取得了世界地磁史上最高点,海拨6500米的地磁资料。
  52 “东风”号万吨级远洋轮建成
  1968年1月8日,我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建成。
  该轮总长161.4米,排水量1.88万吨,载货量1.17万余吨,航速每小时17海里。主机8820马力,低速重型增压,柴油机约400吨重,有5万多个零件组成。船上也有电机设备300台,这些设备材料来自全国18个省市300多个工厂。
  东风轮建成,是我国远洋船泊建设的新阶段。
  53 日全蚀综合观测取得成果
  1968年9月22日我国北京天文台等10多个单位100多名科学工作者对新疆地区发生的日全蚀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观测,获得了大量的日全蚀对大气和地球影响的观测数据,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的日全蚀研究工作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
  54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
  1960年1月18日,长江大桥兴建,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大桥正桥长1576米,沿铁路桥面全长6772米,沿公路桥面全长4588米,大桥正桥10个孔,铁路引桥159个孔,公路引桥91个孔。由于江面宽,浪高水急,水下地质极为复杂,施工难度高,大桥建成,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修建大桥的新纪元,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
  55 塑料版印刷试验成功
  1969年1月31日,我国用塑料板印刷代替铅板印刷获得成功。这是印刷业的一项重大技术革命。
  56 河南红旗渠建成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红旗渠1960年2月动工兴建,1966年建成主体工程。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总干渠长700公里,宽8米,深4.3米,引水量25秒立米,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
  红旗渠分成三个干渠,由595条支渠,又修建300多座中小型水库,共形成总长1500公里,沿渠大小建筑物6500座的庞大水利灌溉网。
  57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1969年9月23日,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1961年开始兴建,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连结起来,灌溉面积250多万亩,同时又便利了苏北内河运输。
  58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
  1965年7月动工兴建。1969年9月建成。10月通车。全长23.6公里,全线17个车站。
  车速每小时80公里,平均每天客运量13万人次,犹如一条宏伟的地下宫殿。
  59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成功发射。直径为1米,72面体,重量173公斤。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84公里,运行周期114分钟。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全球。
  这是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的巨大进步。
  60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1970年1月,由四川成都至云南昆明全长1085.8公里的成昆铁路通车。
  1952年决定兴建,1958年7月局部动工。1964年9月全面展开施工。
  成昆铁路经过海拨1900米的滇中高原,高山起伏,地势险峻,地质结构复杂,工程十分艰巨。该铁路建成对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意义重大。
  61 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1970年11月8日,我国运动员倪志钦在男子跳高比赛中创造世界纪录。
  62 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该项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大面积亩产1000斤,高产田可达1500-1600斤。
  1974年经过鉴定,1975年在湖南、广西等南方13省试种,面积达5600亩,1976年扩大到208万亩。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
  63 改造都江堰工程
  1971年1月,都江堰的改造工程完工,都江堰是战国时期蜀郡守李冰父子组织四川灌县一带劳动人民所筑,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控制岷江激流,免除了水患,灌溉了农田。建国之后,由于灌溉面积扩大,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1970年春,提出了改造设想,8月做出决定,并组织20万水利大军,仅用一个冬季就基本完成了水利工程。
  64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伟大胜利
  1971年-1975年的四五计划,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式指引下,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新的飞跃。在全国建立了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并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东北、山东、闽赣新疆等十大经济协作区。各自有步骤地建设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工体系,初步建立了我国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扭转了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局面。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7.8%,其中农业4%,工业9.1%。
  革命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社会主义祖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65 我国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3月3日,我国第一颗科学试验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重221公斤。其运行轨道距地球近266公里,最远点1826公里,绕地球一周需106分钟,用20.009兆周频率向地面发回各项科学实验数据。
  66 集成电路计算机试制成功
  1972年,上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运算11万次。
  1973年,我国又生产出第一台每秒运算00万次的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这标志着我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67 我国成套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1973年,经毛泽东批准,我国成套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成交金额达39.6亿美元。这些设备引进之后,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加速了我国经济发展。
  68 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取得新成果 
  中科院教授童第周和他的学生牛满江合作研究,在世界上首次通过实验证明了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的显著作用。对细胞遗传学理论做出了贡献。
  69 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行
  1973年8月26日-9月6日,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队获得男女团体冠军。
  70 大庆-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
  1973年9月,大庆-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于1970年冬天工,北起黑龙江,南到河北,全长1152公里,每隔7公里一个泵站。
  1973年11月,秦皇岛-北京输油管道也开始动工,于1975年6月建成。以大庆为起点的地下大动脉全长1507公里。输油能力600万吨。
  71 海河的治理
  海河从1368年-1949年共发生重大水灾367次。建国后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对海河进行了全面治理,共投资70亿元。
  到1973年,修筑防洪堤4300公里,新建桥涵,水闸6万多座,在中下游疏通开挖河道270余条,并修建大中型灌溉工程140处;机井80万眼,灌溉面积达9000万亩。不但控制了水害,又增强了抗旱防涝能力,发展了农业生产。
  72 我国第一艘浮船坞建成投产
  1974年3月20日,我国第一艘2.5万吨级浮船坞“黄山”号在上海建成投产。全长190米,宽38.5米,高15.8米,能抬举载重量2.5-3万吨数的海轮。
  工程量大,工艺复杂,从总装到建成仅半年时间,是100多个船厂、设计院及海运局通能协作的成果。
  73 大港油田的建成
  1974年5月15日,大港油田建成。
  1964年1月起,开始勘探,上万名大庆工人挥师南下,在一片茫茫的盐碱荒滩上继大庆以后,又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建成了又一座现代化油田。
  74 胜利油田建成
  1974年9月29日,胜利油田宣布建成。
  1961年9月23日,钻出石油。1964年春展开大规模勘探。1973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已达1084万吨。1985年已达2700万吨。
  这是我国的第二个大油田。
  75 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
  1975年6月,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
  1964年国家下达建厂任务。1968年选定厂址;湖北省十堰镇。1969年9月开始大规模施工建设。全国140多个单位的40多项先进成果和技术,4000台新试制设备,300多条生产线,117条自动化流水线集中到二汽使用。
  1975年6月建成年产2.5万辆东风越野车,1978年7月建成5吨汽车的第二个车型。
  现已成为世界三十卡车厂之一。
  76 花粉单倍体育种成功
  花粉单倍育种改变了传统的二倍体育种方法,只需3-4年就可获得一个新品种。世界上十几个国家都进行研究,但没有一个国家用于生产。1970年我国开始进行研究,1975年用这种方法育种成功。说明我国生物技术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
  77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为整治黄河,国家决定建刘家峡水电站。1964年9月动工兴建。1969年4月1日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1975年全部工程竣工。
  装3台国产大型水轮发电组,装机容量为122.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57亿度。
  大坝截流后蓄水61.2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500多万亩。
  78 我国第一口6011米超深井钻成
  1976年4月23日,四川省石油钻探队用国产钻头打成了我国第一口6011米超深井。
  这口超深井钻探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协作,上海、甘肃、陕西等省市 提供了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对我国地质科学研究和石油勘探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79 中国援助坦、赞建筑国际铁路
  1965年和1967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总统先后访问中国,决定由中国援助建立坦赞国际铁路。1967年9月6日签订协议,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6年7月14日,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国际铁路全线通车。
  全部工程完成土石方8887万立方米。
  80 微波通信干线建成投产
  1976年,我国以北京为中心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建成了大规模的微波通信干线。
  81 鲁棉一号良种培育成功
  1976年,由山东省棉花研究所用辐射育种新技术培育成鲁棉一号良种,并在全省大面积推广,促进了棉花特大丰收。
  82 30万吨乙烯工程建成投产
  30万吨乙烯工程是国家重点项目,是解放以来在首都兴建的最大的石化项目,1973年8月29日破土动工,1976年5月试车成功,1976年10月交付使用。
  在建设过程中,国家计委组织全国20多个省市800多个单位赶制各种设备,及时送来了工程需要的近百万吨原料,北京市动员14个工业局和7个区、县300多个单位分别担任配套工程等制造任务。该工程建成,加快了我国石油工为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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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 221.219.66.*** ) 于 2006/10/26 写到(1774):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十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
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
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
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
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
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
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
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
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
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
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
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
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
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
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
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
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
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
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
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
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
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
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
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
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
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
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
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
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
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
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
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
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
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
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
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
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
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
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
”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
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
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
。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
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
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
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
武器,力图把其它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
。他们说,一九六○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
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
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
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
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
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
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
“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
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
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
其它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
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
。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
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
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
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
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
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
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
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
,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
:“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
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
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
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
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
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
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
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
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
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
,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
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
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
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
。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
,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
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
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
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
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
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
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
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
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
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
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
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
!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
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
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
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
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
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
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
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
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
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
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
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
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
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
,‘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
”。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
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
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
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
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
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
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
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
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
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
”。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
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
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
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
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
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
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
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
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
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
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
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
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
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
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
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
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
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
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
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
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
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
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
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
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
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
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
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
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
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
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
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
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
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
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
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
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
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
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
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
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
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
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
。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
,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
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
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
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
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
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
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
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
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
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
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
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
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
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
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
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
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
”。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
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
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
“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
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
,“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
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
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
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
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
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
解放运动的支持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作用。他们只讲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
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
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
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
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
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
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
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
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
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
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它国家革命
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
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
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它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
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
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它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它‘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
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
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
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
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
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
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
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
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
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
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
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
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
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
、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
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
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
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
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
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
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
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
。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
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
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
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
“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
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
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
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
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
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
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
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
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
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
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
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
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
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
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
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
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
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
‘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苏共领
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
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
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
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
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
。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
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
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
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
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
,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
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
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
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
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
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
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
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
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
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
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
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
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
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
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
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
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
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
候,正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
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
,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
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
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
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
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
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
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
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
“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
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
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
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
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
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
”,“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
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
“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
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
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
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
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
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
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
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
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
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
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
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
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
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
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
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
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尊敬的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221.219.66.*** ) 于 2006/10/26 写到(1773):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
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
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
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
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
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
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
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
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
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
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
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
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
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
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
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
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
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
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
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
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
”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
○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
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
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
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
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
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
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
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
“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
,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
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
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
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
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
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
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
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
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
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
,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
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
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
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
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
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
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
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
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
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
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
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
,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
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
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
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
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
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
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
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
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
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集体化和剥夺
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
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
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
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
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
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
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
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
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
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
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
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
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
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
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
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它农业机器。?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它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
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
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
,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
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
、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
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
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它生产数据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
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
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
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
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
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
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
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
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
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
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
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
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它商业机构就趁机
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
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
。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
“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
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
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
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
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
……。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
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
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
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
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
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
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
,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
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
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
》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
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
。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
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
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
,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
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
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
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
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
、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
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
,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
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
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骗
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
”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
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
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
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
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数据转化
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数据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
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
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
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
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
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
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
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
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
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
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
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
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
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
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P< p>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数据,有权
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
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
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数据,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
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
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
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
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
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
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
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
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
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
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
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
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
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
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
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持、互相协作的社会主
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
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
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
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
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
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
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
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
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
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
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
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
。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
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
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
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要质问那
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
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
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
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
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
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
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它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
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造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议”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
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
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议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
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议”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
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议派出的军事使团,
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议”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
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
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
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议,仅从一九五七年
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议,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
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
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
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
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
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它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
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
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
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
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
”,“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
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
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
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
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
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
,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
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
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议”,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
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
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
、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
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
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
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
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
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
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
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
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
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
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
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
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
“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
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
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
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
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
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
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
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
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
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
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
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复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
,一直进行颠复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
年、一九六○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
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
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
,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
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
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
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
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
书科查凡•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
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
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
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
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
“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
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
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
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
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
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
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
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
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
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
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
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
。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
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
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
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
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
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
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
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
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
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
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
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
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
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
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
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
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
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
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
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
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
、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
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
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
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
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
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
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
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
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
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
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
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
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
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
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
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
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
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P< p>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
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
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
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
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
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
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
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
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
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
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
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
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
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
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
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
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
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
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
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
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
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
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
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
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
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
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
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
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
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
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
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
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
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
回避了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
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
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
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
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
,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
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
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
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
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
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
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
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
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
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
”。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
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
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
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
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
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
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
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
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
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
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
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
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
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
,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
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
,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
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
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
向,都不过是螳臂挡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
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
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
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
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
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
。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
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
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
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
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
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
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
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
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
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
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
了。

尊敬的 九评苏公共开信 ( 221.219.66.*** ) 于 2006/10/26 写到(1770):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摘要  
作者: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摘要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帝国主义,联合修正主义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共产党,丑化苏联,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谎言,恶毒煽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它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铁托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
  赫鲁晓夫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附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揭穿来说,无非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借口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不彻底。铁托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铁托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铁托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铁托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在铁托扶植下,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铁托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铁托公开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零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零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铁托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铁托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它农业机器。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它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大批丧失土地和其它生产数据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铁托的“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铁托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它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南斯拉夫的“公营”企业蜕化变质。铁托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从一九五零年起,铁托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铁托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铁托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铁托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铁托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数据,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数据,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铁托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表现在: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持、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铁托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后给的。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它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为了取得美援,铁托同美国缔造了一连串卖国条约。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议”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议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议”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做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议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议”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议,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铁托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议,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从一九五零年开始,铁托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它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工业、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议”,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铁托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从铁托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在国际舞台上,铁托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铁托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铁托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铁托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铁托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铁托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一九五零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长期以来,铁托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零年,铁托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铁托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凡·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一九六零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一九六零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铁托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一九六零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铁托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独裁统治的工具。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铁托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铁托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铁托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事实是国家宣布独立,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它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赫鲁晓夫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当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零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在苏联,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它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数据,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它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它设备供他们使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它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零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它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的确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要当作“败类”,给予“无情打击”。尤其骇人听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

尊敬的 六月天兵 ( 220.234.201.*** ) 于 2006/10/26 写到(1769):
我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所以听到攻击污篾毛主席的谣言非常多,其中传播得多,欺骗性大的,骂毛主席独裁,其实若联事实对些,持这些观点的人全会陷入自相矛盾的泥坑中无法自解,   第一.毛主席提出“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辨论,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全世界,哪一个“独裁者”敢这样做?,因国内外的统治者,和大小官员,若有一点见不得群众的事,特别大众共睹的我国当今自上而下的各种官员,因不干净,连普通批评两字都怕的不得了,还敢叫群众对他开展“四大”.四大是世界上最最大的民主表现,所有的真独裁者都最怕“四大”.
  第二  毛主席在旷古至今第一个提出叫广大群众对执政党 共产党党员够不够资格当党员,由群众进行评议,这种民主态度和精神,全世界所有政党,哪个敢做? 民主不民主?独裁不独裁?应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来鉴别的,毛主席一贯主张相信群众,什么事都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毛主席叫群众褴定党员,让占社会人口90%的群众运用“四大”对大小干部,对各项工作表示看法,反被扣上独裁,细追一下,造谣污篾毛主席的这些人,恰恰都是目无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们,真正的独裁者.到处放的阴风,欺骗没头脑的人,对那些骑在群众头上,欺压剥削群众的腐败官僚们,毛主席对他们实行独裁是应该的,也是群众希望的.当今我国的现实更证实了这一点.
尊敬的 网友 ( 218.68.215.*** ) 于 2006/10/25 写到(1768):
我们想看当年的《九评苏共中央》的文章,所各种《两报一刊》社论,好回忆党的革命历史。

版主回复
我们会尽快满足您和广大网友的要求,欢迎您和广大网友的光临,恳请多提宝贵意见和自己的观点。


尊敬的 学生 ( 61.187.56.*** ) 于 2006/10/25 写到(1767):
毛主席说: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
尊敬的 吾诚 ( 221.11.17.*** ) 于 2006/10/25 写到(1765):
今早看了一部电视剧写的是山西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的欣喜若狂场面,还有霍姓地主每天在写着变天帐,话外音,此仇不共戴天,总有一天要算总帐。看到这我深刻的感触到被消灭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时刻刻在梦想着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看看今天我们眼前发生的许多现象,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值得我们广大党员和人民深思吗?
尊敬的 相信共产主义 ( 219.72.226.*** ) 于 2006/10/24 写到(1763):
来到人间的一生不为别的,要为解放全人类奋斗到底!别人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可我信,理由是:旧的社会制度总会被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凡是产生的东西终究是要消灭的!当然几代人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存在可不是几代人的事情,一个社会制度至少也是几百年,不能因为共产主义离我们太远,就连想也不去想了?这意味着什么?

版主回复

共产主义离我们一点也不远,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身边!!!

相信共产主义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关键是要拿出自己的行动来!!!

否则,那种“叶公好龙”式的相信共产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把“共产主义说成是现在实现不了,要等好多年以后才能实现”,更是反动观点,这和公开的反对共产主义,只不过一个是明说反对,另一个是兜个圈子说反对罢了!!!

不管是明说反对共产主义,还是兜个圈子说现在实现不了实现共产主义,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是反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兜个圈子说反对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比明说反对共产主义更具有欺骗性!!!!


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同志,必须要特别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万万不可上当受骗!!!!


尊敬的 彻底批判所谓“贫穷不是共产主义”的反动观点! ( 222.129.82.*** ) 于 2006/10/24 写到(1760):

彻底批判所谓“贫穷不是共产主义”的反动观点!

 

              作者:王长友

 

 

很久以前,就有人针对毛泽东主席制定和实行的在充分保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作的前提下,发扬和提

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原则和政策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于是就开展轰

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改就是三十年,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直改得工人阶级从领导阶级沦落为毫无

人权和生活保证的被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被雇佣的劳动者;直改得贫富两极分化相差几万倍;直改得完全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共产主义为目标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新中国变成了纯粹以腐朽落后的封建主

义、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行动指南,拜金主义为目标,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特色国;直改得伟大光

荣正确的共产党变成腐败已经严重到危及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直改得最党心涣散军心涣散民心涣散没有理

想和信念,人心向背!!!

 

为了能够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必须立即恢复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必须立即纯洁我们

党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并且立即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定义,明确共产主义的

本质与核心是什么?

共产主义的本质与核心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要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彻底消灭产生一切罪恶和邪恶的根源即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彻底摧毁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最后堡垒——以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为本质与核心的家庭!共产主义革命是全世界的革命,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同时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又是一种真正的人人平等人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新型的人际关系,是与物质丰富程度和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没有任何关系,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身边,在具备了主观条件以后,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实现!!!关键是

不能象“叶公好龙“似的空谈自己如何信仰共产主义”,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要真正能够做到信仰共产主义能够不怕

任何威逼利诱,经的起任何考验,为实现共产主义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有了这样的共产主义先锋战

士所组成共产主义实践组织,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怕实现不了吗?

 

可是有些人却出于自己的不理解或既得利益又开始强调“贫穷不是共产主义”,真是岂有此理???!!!

 

凡是有一点了解马列毛共产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始终强调的是对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和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和谋利益”的模范先锋作用和“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我们发扬和

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原则,其根本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

界观的根本区别,同时也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同资本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区别!!!

 

而强调“贫穷不是共产主义”,其目的就是否定现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按照他们的观点:既然现在不能实

现共产主义,那么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可以继续脱离工农群众,高高在上,一方面享受荣华富贵,过着资产阶级的花天酒

地骄奢淫欲的生活,另一方面还可以对着饥寒交迫的工农劳苦大众去谈“共产主义只是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实现的事,现在只

能是耐心等待时机,至于到底等多久?至少要等50年以后!不管怎么说,反之他们这辈子既可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家”,又可以做一个舒舒服服地享受贵族消费者!

 

强调“贫穷不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用意就是:既然“贫穷不是共产主义”现在不能就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真正的人人平等,

也用不着发扬和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原则,自己就可以进行过着改革

开放后先富起来的贵族生活,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

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原则就完全可以把他抛在九霄云外了根本就不用去想他了!!!

 

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的主张:我们现在所能够实现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我们提倡和发扬“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并不是我们不去创造物质财富,去追求“贫穷”,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

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人们创造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资料提供更优越的条件和环境,在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

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能够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由于在,在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与人的利益都是完全一致的:每

一个人都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资料,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越多越丰富,每个人能够被按需分配的水平就越高,所以

每一个人都会毫无保留地竭尽全力地支持和帮助别人去发挥为社会创造物质资料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换一句话说:在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条件和环境下,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会得到

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绝不是一部分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会更加迅速地改善和提高,更重要

的是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具备高度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那时,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我们再一次地明确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有一个从贫穷到富有的过程,这个共产主义从贫穷到富有的过程,是自然

界物质运动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表现形式,是客观的,也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

不了的!!!

 

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着,都必须有一种敢于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敢于实践,敢于真正地并且彻底地同一切封建

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以及一切落后的和腐朽的思想进行决裂,在亲身实践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与

生活方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中,做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连死都不怕,难道我们还怕别人的误解和反对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敢于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原则,努力实践吧!帝国主

义和资本主义彻底灭亡,全世界共产主义彻底实现的日子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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