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
作者: 布礼
日期: 2007-10-27 09:35 如题
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
作者：刘书林
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06年4期
内容提要：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和苏共内部那些不肖子孙们曾经制造了不胜枚举的谎言，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煽动，力图玷污和全盘否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如今，在苏联解体、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本文总结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澄清的问题有：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的问题；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所谓“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关于所谓“偏执狂症”的谎言等。作者依据新公布的诸多材料，对这些问题均做出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新分析。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检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作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杂情况，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在历史上对于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应该根据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30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解密的新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
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1937年至1938年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1938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央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
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夸大渲染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
第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了。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受杀害。他说：“3500万无辜受害的人们！1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1】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做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了。
“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的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年——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2】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都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3】
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现在的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4】
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5】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300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6】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采取“鸵鸟政策”了。
第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毕竟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的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7】
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账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8】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
第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9】这就是所谓的“消灭4万指挥员”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第四，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斯大林时期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在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是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第五，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10 】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11】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对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真正看清楚。
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一，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捏造。
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12】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要民主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坚决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是有分析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人应该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容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13】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
第二，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1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15】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6】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17】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8】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
第三，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19】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
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6年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2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21】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2】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四、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符·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23】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
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
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在事实面前，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到他应该占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4】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北京市，100080)
1、瓦·别洛策尔科夫：《自由、权力和所有权》，第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3、《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莫斯科俄文版。
4、《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7月3日。
6、《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7、《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第24—25页，1997年莫斯科版。
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0、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1、《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
1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3、《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4、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5、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6、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217—2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7、《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1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转引自：《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3、符·苏霍捷耶夫：《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
24、张捷：《“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
(2007-2-8 9:52:00 点击756)
回复本文章
“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作者: ttx-ttx
日期: 2007-10-28 14:32
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4】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
回复本文章
“历史的风” 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
作者: 05txlr
日期: 2007-10-28 16:30
“历史的风” 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
张 捷
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立即出现了一股反斯大林的浪潮。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他的错误被夸大，许多事实被歪曲，他被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对斯大林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没有发动新的批判，但是也不站出来澄清事实，不对他的功过作出明确评价，总的说来对他的批判只是有所缓和。
80年代中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政策，又出现了批判斯大林的浪潮，而且它的势头比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出现的浪潮更猛更大。自由派人士群起讨伐斯大林，而带头这样做的是文学家和新闻记者。一方面，他们收集过去未能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的反斯大林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种专著和文学作品），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将其发表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写了大量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和回忆录，新创作了一批同样性质的小说和其他作品。所有这些新的和旧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材料集中抛出来，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斯大林的全部历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革命活动、他的思想政治观点、与他有关的大小事件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和亲戚朋友等等，全部被重新翻腾了一遍。对他的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种种扭曲性的揣测，把他说成一个权力欲强、好妒忌、爱报复的人，甚至称他为偏执狂和迫害狂。照某些人的说法，苏联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误都是他造成的，而一切成绩和进步则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作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灾星，“独裁者”、“暴君”、“阴谋家”、“ 杀人犯”等等成为称呼他的常用词。总而言之，他完全被妖魔化了。
但是，谎言毕竟不能长久，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俄罗斯的一些正直的和严肃的学者的努力，许多事实得到了澄清。同时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再加上被赫鲁晓夫腰斩的《斯大林全集》出齐，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未发表的文章和谈话被公诸于世，使得某些谎言和神话不攻自破。现在举几个例子。
“改革年代”曾有人指责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并就此大做文章。而实际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发表的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就专门谈到中央讨论“遗嘱”和他两次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不公布“遗嘱”的决定是代表大会作出的。而斯大林的这篇演说首次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后收入文集《斯大林论反对派》和《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因此根本不存在“隐瞒遗嘱”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提出基洛夫被刺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 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是刺杀基洛夫的指使者。二十大后根据赫鲁晓夫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力图找到证据，但是调查报告始终没有发表。“改革年代”又重新进行调查，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某些人所作的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紧张关系的断言，早已为事实所推翻。显然，那些断定斯大林是凶手的种种高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们的推测和想象而己。值得注意的是，就连“改革”期间曾一度领导过意识形态部门的雅科夫列夫，也不同意斯大林是刺杀基洛夫的指使者的说法，他读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后，要求作者对小说中原有的此类描写作较大的修改。
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受到批评和抨击最多的问题。确实，斯大林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他应对当时破坏法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行为负责任。但是许多批判者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推到斯大林身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把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他进行单纯的咒骂，这就把事情简单化了。不少人在批判肃反扩大化的同时，把整个30年代说成是“黑暗时代”，完全抹杀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近年来公布的许多材料使得人们对造成这个严重错误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有了进一步了解，澄清了过去被弄乱的事实，说明了当时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些材料还可看出，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发现扩大化的错误后，曾做过纠偏的努力。对30年代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有助于总结历史教训，以免历史悲剧重演。
应当指出，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苏联对内镇压的规模和牺牲者的人数，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的黑暗帝国。在这方面，索尔仁尼琴表现得甚为突出。他把被镇压的人与国内战争的牺牲者以及死于饥荒的人加在一起，得出了苏联从十月革命到1959年共损失的人数是个天文数字。可是“改革年代”由雅科夫列夫主持的审查过去各种案件的委员会经过反复核实后得出的数字表明：索尔仁尼琴的肆意夸大是站不住脚的。
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斯大林当然也是有责任的。有人抓住这一点，不仅大讲斯大林对战争毫无准备，而且散布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如何惊慌失措的谎言。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备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只不过是没有来得及完成而己。根据现在公布的苏军大本营日志的记载，在战争爆发后的七八天内，斯大林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每天都要会见二三十人，与他们商讨问题，给他们布置任务，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几乎通宵不眠，而他这时已年过花甲，能做到这样，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啊！同时，人们从各种文件和材料以及将军们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历次战役和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斯大林具体策划和指挥的。赫鲁晓夫散布的所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的”之类的谰言，已经没有市场了。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歪曲事实，指责斯大林讲行自我吹嘘，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许多俄罗斯人也曾经跟着赫鲁晓夫这样说。当然，处在现实政治斗争旋涡中的斯大林，不会有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宁静。他为了贯彻他的政治路线，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很难设想，在一段时间几乎达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能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现在尚未见到斯大林故意搞个人崇拜的文字记载，却发现了他反对宣传他个人的材料，而且话说得很清楚。例如，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名为《斯大林童年的故事》的书。斯大林得知后给该出版社写信，除了指出书中歪曲、夸大和不适当的赞扬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斯大林曾两次反对出版他青年时代的诗，不同意上演颂扬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的剧本《巴统》。1943年，他又建议从苏联诗人的诗集中去掉颂扬他的诗。最近，《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传略》的作者之一莫恰洛夫所作的两次审稿会的记录，也很能说明真相。斯大林在1945年召开的第一次审稿会议上谈到出版他的文集问题时说，“我不要求把一切都收进去，去掉了很多。看来有人力图多收一些，想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他在翌年召开的第二次审稿会议上指出《斯大林传略》有许多错误，叙述的调子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斯大林说：“传略中好话很多，抬高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还生气地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有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他强调：“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现在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传略》校样已经公布，他勾掉了许多溢美之词，对不少不符合实际的提法作了修改。由此可见，把个人崇拜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说成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不符合事实，把问题简单化了。
为了败坏斯大林的名声，叛逃到西方的奥尔洛夫早在50年代就编造了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的故事。后来西方流传所谓“叶廖明的信”，其中谈到斯大林曾与沙皇警察合作。这封信于80年代也传入苏联国内。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定这封信完全是伪造的。1990年《绝密报》刊登了一个叫马尔蒂诺夫的人向沙皇警察厅长汇报马林诺大斯基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活动的信，又一次提出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问题。大概因为这封信的真实性同样大可怀疑，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理睬。1998年《选择》杂志再次把它抛出，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斯大林的所谓“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只能说明他们在反斯大林方面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为了说明斯大林残暴，有人制造了斯大林杀死他的妻子和粗暴地对待他的母亲的谣言。有一个作家甚至攻击斯大林不关心在战场上被德军俘虏的儿子雅科夫的命运，说他毫无人性。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斯大林的书信和其他材料，说明斯大林对母亲和妻子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斯大林拒绝德国人的建议，不同意用苏军俘获的德军元帅保卢斯交换雅科夫，这恰恰说明了斯大林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说明，过去歪曲了的事实正在得到纠正，颠倒了的是非正在重新颠倒过来，强加在斯大林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正在不断被否定，斯大林的形象正在逐步显露出昔日的光彩。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目前俄罗斯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怀旧情绪，人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大致从1994年起，报刊上肯定斯大林的文章和材料逐步增多。199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许多报刊纷纷发表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气氛相当热烈。现任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加尼切夫认为，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说：“这一点已为20世纪中叶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所承认，承认这一点的还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按照客观真实说话，而是一种政治上、思想上和为人处世上的看风使舵行为。” 1997年底，俄罗斯《明天报》推出了一个纪念斯大林的专号，该报主编、著名作家普罗哈诺夫在前言里写道：“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脑袋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上。请挨近饱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棗脚步声！斯大林来了！”他认为斯大林“大于一般人，大于历史人物，大于时代”。翌年12月，另一位著名作家、俄罗斯联邦作协前任主席邦达列夫，在一次纪念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人物”，赞扬斯大林具有“通常所说的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说斯大林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他充分肯定斯大林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中所起的杰出作用，甚至称20世纪是“斯大林的世纪”。
还应该看到，在过去激烈批判斯大林的人当中，有些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这位在青年时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随着岁月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逐渐改变了态度。他在90年代初完成的小说《诱惑》中涉及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并且写了一个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组通过激烈辩论宣判斯大林无罪的故事。他在90年代发表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他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作为一位学者，他在研究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况，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他称斯大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甚至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曾对斯大林恨之入骨并对斯大林进行了种种无端攻击和贬损的人，看到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的强大国家遭到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思想上也不能不有所触动。索尔仁尼琴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已不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用肯定的笔调来写斯大林。在写到斯大林逝世时说，斯大林“是永恒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他在小说里多次提到斯大林开始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它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奇迹。根据他那本小说中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起跑”的冲力在起作用。显然，现在的索尔仁尼琴不仅肯定斯大林，而且对他进行了赞扬。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大概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同时也可能由于看到人心所向，俄罗斯现在的当权者也开始说一些关于斯大林的好话了。例如，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时，叶利钦在他的报告中曾说：“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中，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的功绩是伟大的。”尽管他避面而不谈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对取得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但是毕竟对斯大林作了某些肯定。切尔诺梅尔金则进了一步，他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不能贬低或不提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否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诚实的。”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据说现在的当权者谢瓦尔德纳泽成了“斯大林协会”的热心支持者，他庇护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主义者，给哥里的斯大林纪念馆拨款，甚至重新开放了赫鲁晓夫时期关闭的旧纪念馆。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到，这“历史的风”己经刮起来了。
回复本文章
读一读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知道当年那些反斯者的险恶用心和卑鄙手段，与如今的反毛者何其相似乃尔！
作者: 05txlr
日期: 2007-10-28 16:53
如题
回复本文章
国际共运的失败是从评判斯大林开始的。因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同志认为要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二者在本质
作者: llaohuo
日期: 2007-10-30 20:41
上是相同的，都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经济制度上，都是在工业上实行国有制，在农业上实行集体所有制。都实行计划价格的特种商品制度，都保留着等级工资制度和利润、货币等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形式。但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私有制社会特有的黄赌毒、黑社会。当时的体力劳动仍然十分艰苦，但劳动者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劳动虽然还是谋生的手段，但不再是被迫的，劳动成了英勇豪迈的事业。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不同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必然会消灭商品和货币这些私有经济的产物。斯大林不仅是建立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还是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唯一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人。今天俄国政府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当然是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标志着俄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相比，已经占了上风。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从直接瓜分国有资产实现的，而中国则是由引进外资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尽管叶利钦一厢情愿地投入美国的怀抱，但西方并不接受，仍然对俄国步步进逼的结果。正如导师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远比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大的多。无论如何，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对国际共运是有利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左派，比俄国的资产阶级似乎更不能接受斯大林。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人始终不能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依靠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保障下，不断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不断抓革命促生产的长期过程。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千百万人的私有观念和习惯，阶级斗争将更激烈。由于阶级阵线不清，因而也更复杂、更困难。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只要党和国家一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革命就必然失败，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这些左派喜欢空谈什么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由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失败而毫无根据地到处寻找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当时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他们甚至奇怪地认为，当前只要画出一副资本主义再也不能复辟的社会主义美妙的未来蓝图，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重新开始。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存在“官僚”。他们梦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企业，可以没有厂长、经理，没有市长、省长和总理。即使有也一定要选举产生。这些所谓的左派，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长”将永远存在，否则生产将无法进行。但在觉悟和联合起来工人面前，各级官吏与工人的区别，不过是分工的不同。对此，他们是无法理解的。
正确评价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左右派的分水岭。斯大林是在人类历史上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正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指出的，列宁始终没有解决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问题，更谈不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是由斯大林领导苏联工人阶级完成的。正是斯大林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可以说，没有斯大林就没有社会主义。左派同志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从批判斯大林制度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而走向失败的。而中国的走资派也是用这几个词作为旗帜，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工人阶级不仅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可言，甚至连生存权、就业权都无法保证时，一些号称左派的同志，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人云亦云，抨击斯大林制度的专制、独裁和个人崇拜，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必然性。这些同志迟早是要滑向托派的立场，最终成为右派。
要正确 评价斯大林，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现在才解密的材料只要读一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就清楚了。主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以为并不公平。当我们批评斯大林的缺点时，应当注意以下事实：一、苏联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列宁就一直强调集中制，而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提法。这一点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政党不是为了清谈，而是为了组成一支有铁一般纪律的军队，以完成自己阶级的任务。但直到列宁去世前，列宁始终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苏联党是在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基础上成立的。好处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比较高，缺点是工团主义在党内有比较强的势力。党内派别林立，如托洛茨基集团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加入苏共的。苏维埃政权一直掌握在孟什维克手里，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才取得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斯大林成为苏联党的领袖时，苏联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战前沙皇俄国的水平。斯大林如果不用铁碗把党统一起来，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下去，都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民主的空话，都是企图叛卖革命。二、苏联是在1930年开始农业集体化的。紧接着就是三年大饥荒。出现饥荒的原因在于太迟开始集体化革命，使农村富农已经集聚起强大的势力。在集体化过程中，党过于民主，过于强调自愿的原则，使富农错误地认为党软弱可欺。由于苏联在三十年代才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不可能在这时候提出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三、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方面面临繁重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任务，一方面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进攻苏联的现实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强调苏联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致性，是当时建设与备战的需要，是十分正确的。符合主席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四、同样的原因，三十年代的肃反，斯大林只能采取法治的方法，而不能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面临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没有时间。五、批评斯大林不注意民主是不对的，39年，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证明了这一点。六、批评斯大林不赞成继续革命也是没有依据的。斯大林在去世前写出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直到今天对左派总结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斯大林明确指出：商品制度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商品制度会复活资本主义。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消灭商品制度，从而消灭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从1930年斯大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到40年二战爆发，再到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只有十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战后八年的恢复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斯大林去搞什么文革式的继续革命，显然是不可能的。
批评斯大林独裁的左派，始终无法理解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双方依一定的条件而相互转化。始终不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经济形式下运转的。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不突破商品制度的外壳（形式），就会失去活力，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但这与民主无关。
回复本文章
正确评价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左右派的分水岭。实质上就是反剥削与剥削有理的阶级斗争，对剥削阶级就是要专政，对于人当然要团结再教育解放全人类也包
作者: 刘军
日期: 2007-10-30 21:14
剥削者，批评斯大林独裁的右派们，实质上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而在于对工农的剥削，历史的事实不就是这样吗？拨开他们的伪装那就是黑窑、包身工、黑社会、腐败的官僚等等！
回复本文章
中国、苏联国家民主管理差异比较――对秋石客这方面观点的不同看法
作者: 邬拉努
日期: 2007-10-30 21:31
中国、苏联国家民主管理差异比较――对秋石客这方面观点的不同看法
叶劲松
2007年4月1日,主要在在强国论坛深水区上贴秋石客文章的北宁来客,在强国论坛深水区,上贴了注明作者为秋石客的、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 》的文章（以下简称北文）。北文贬低斯大林和苏联。北文甚至说道：“苏联政体，实质上可以说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秋石客在其所写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始终没有彻底完成》文章中,也称苏联为“斯大林一党专政的王权政治变种”。在今年5月秋石客讲座《评析世界九大政治思潮》的记录中可看到,“左派中的右派被秋先生称为封建社会主义，像斯大林走的那种思想路线”。在《评析世界九大政治思潮》中,秋石客说,“ 我批斯大林特权制度的建立和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秋石客在其6月贴出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初探》和7月12日贴出的《秋石客讲座稿：新社会主义政体模式探讨》里,秋石客都写道,“ 斯大林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了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独裁制，用政党专政代替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秋石客对苏联和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的贬低和攻击。当然,如你的贬低和攻击是言之有据也没什么,但北文和秋石客的这些贬低斯大林和苏联论点,没有一处用了充分的论据来加以论证。也就是说,北文和秋石客不能用论据来支持自已这些四处散布的论点。
作为政论文,基本形式要求是,自己的重要论点应有支持的论据。北文和秋石客这种有论点,却不能拿充分论据来支持的作法,在写作形式上是有缺陷的,可说连政论文的最基本形式要求都未能做到。政论文写作上,重要论点应有充分论据支持,实际是社会上“摆事实、讲道理”这一道理在政论文上的表现。所以北文和秋石客这种有论点,却不能拿充分论据来支持的作法,也是与我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要求不相符的。不“摆事实、讲道理”,却极力贬低别人,就有只会给别人戴大帽子之嫌。
另外, 北文和秋石客关于苏联政治制度是“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 “斯大林一党专政的王权政治变种”、“ 斯大林特权制度的建立和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苏联“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等说法是与事实相违背的。虽然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法,对社会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破坏，尤其对苏联社会主义高层政治决策民主造成较大破坏,但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政体不是“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不是“王权政治变种”,不是“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虽然斯大林在苏联高层政治决策方面不够民主,但他在使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按照社会主义法律要求,广泛参与国家事务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总体看,苏联社会民主程度,既高于英美资本主义民主,也高于我国的民主。当然,我这个论点,也必须用论据来加以证明。我的这篇文章,其主要内容是用论据、用摆事实来证明,北文和秋石客的关于苏联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苏联社会民主程度,既远高于资本主义民主,也高于我国的民主,主要体现在以工农为主体的苏联劳动人民,按照社会主义法律要求,广泛地参与了国家事务方面。“列宁强调过,……在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巩固之后,苏联将能够而且肯定会采取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制。”（［苏］契尔年科《苏联的人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9）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社会主义应“采取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制”,使工农为主体的人民自由选举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列宁对社会主义民主深入实施的以上理解,既是基于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立之后,首要任务是消灭在保护私有财产权幌子下保护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不存在,从而使广大劳动人民彻底摆脱剥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环境不是特别恶劣, 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不存在后,就应建立使广大劳动人民全面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的上层建筑的建设就是急迫的任务。所以随着苏联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的消灭,“1936宪法付诸实施时,……各级苏维埃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的代表都是直接选举产生的。”（《苏联的人权》9）
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不只是由苏联共产党提名。“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党,属于工会、共体青团，也属于合作社和其他社会团体、工作单位及部队军人会议。苏联宪法保证人民自由、坦率地讨论候选人的政治素质和个人条件,并有权在各种会议上、报纸上、电视和广播电台上为他们竞选。”（《苏联的人权》9）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由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直接选出,“宪法保证人民自由、坦率地讨论候选人的政治素质和个人条件,并有权在各种会议上、报纸上、电视和广播电台上为他们竞选。”请问秋石客,哪个独裁封建政体这样做到过？我国几时又在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做到过这些？这是苏联“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的表现？
由于苏联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苏维埃代表，都是全民直接选举,所以各级苏维埃共230万代表中,“代表的2／3以上是产业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约1／3为教师、医生、科技和文艺工作者、党务工作者、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军人、学生以及其他类型的劳动人民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两院（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笔者注）的1500名代表中,多半是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苏联的人权》11）“各级苏维埃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的代表都是直接选举产生的。”请问秋石客,各级苏维埃共230万代表中,有2／3的工农代表,这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能做到的？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了各级议会代表中“有2／3的工农代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中“有2／3的工农代表”,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两院的1500名代表中,多半是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是“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的国家能做到的？
苏联人民不仅通过全面直选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使人民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他们还能通过选举其他一些国家机构,使其代表进入这些机构工作,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例如法院工作人员选举。
在资本主义法院,通过强调学历、考试、法院任命法官等排斥劳动者,使工人、农民等劳动者极少可能出任法官。例如美国科州就任法官,必须先参加考试,考试“是由州最高法院组织，参考人员是已经取得法律本科后教育即研究生文凭的人才可以参加。”又如法国等“大陆法国家历来强调法官应接受良好的法律训练与教育。尤其是自本世纪以来，大陆法国家建立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对法官实行严格选拔，从而保证了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这些门槛更多限制了较穷的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年,因为他们高学历比率较少。另外,法官选任由法院官僚系统决定，与劳动人民无关,即劳动人民不能选任法官,从而不能罢免他们认为不公正、不称职的法官。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应打破资本主义排斥劳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包括法律、司法事务）桎梏。“1917年11月22日,列宁签署了《法院令》,此项法令确立了苏联司法制度的原则：选举产生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审判时的公众旁听；保证辩护权和公民参与司法管理。”列宁认为法官应由人民选任。所以在苏联，“地方法院的人民法官由公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而人民陪审员则在公民的工作单位和街道会议上以举手表决产生。高级法院的法官由同级苏维埃选出。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向选出他们的选民和机构负责, 选民和机构也可根据法律规定对之进行撤换。”（《苏联的人权》14）
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劳动人民根本不能选举法官。资本主义还通过强调法官独立性和法官终生受保障,使人民无权撤换不满意的法官,使法官循私维护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对此也奈何不得。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民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根本不能使人民享有任免法官这样的民主权利。
而我国解放后的50多年里,劳动人民从未享有选任和撤换法官的权利。法官不对人民直接负责,人民对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法官奈何不得,则是我国现在司法腐败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最重要原因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苏联人民享有任免法官、人民陪审员这样的、在资本主义民主下人民根本不能享有的民主权利，请问秋石客,“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下生活的人民,会享有这样的民主权利的吗？一个“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的国家,劳动人民会享有这样的民主权利？
当然,我并不是说苏联在使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上做得完美无缺,苏联仍有缺陷,而这些缺陷也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失败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不能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缺陷,就抹杀苏联在使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上曾取得的成就,就将其指责为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 “消灭了任何领域的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都要求革命者客观地看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热情的、就像看待自己国家的成就一样的看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然而,秋石客指责苏联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 “没有民主政治的成份”,无视苏联在使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上曾取得的成就。
由于他没有看苏联在使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上曾取得的成就,没有比较、鉴别,也就没有看到我国在使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上的缺陷。
相对于苏联,我国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处理全民的、国家事务”这些方面作得较差。按照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在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巩固之后,苏联将能够而且肯定会采取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19年后（如从国内的战争结束算起,应为约10年后）,当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包括最高苏维埃在内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实行全民直选。我国革命1949年胜利,到现在已经57年多了,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有50年多了,我国法律还未规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实行全民直选。可以说,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从法律上规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实行全民直选,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严重错误,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没有列宁关于“在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巩固之后,苏联将能够而且肯定会采取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制”这种从法律上让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认识的结果。
解放后,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阶级、阶层所占比例,一直由当时中央领导人政策考虑决定。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工农代表曾占全部代表的50％左右,但这只是领导人当时政策考虑结果,并不是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全民直选的结果。即并不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选任上行使了当家作主权利、投票选出的结果。因此这种结果是极不稳定的,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工农代表占全部代表的50％左右的,仅此一次。
又如上世纪54年、59年两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构成上,当时政策主要考虑全国人大代表中应有足够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人士。据昆明池的《应确保工农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地位》的资料,建国之初，“产业工人和基层农民的人民代表还不够多，远比不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比重（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中，工农兵代表所占比重分别为：18.19、15.95、16.57，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占比重则高达：45.51、42.25、45.15）”。我国用领导人的政治考虑,取代劳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即由领导人确定全国人大代表,代替全国人民根据自己意志,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这一作法,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剥夺了全国人民根据自己意志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民主权利。而且苏联东欧国家、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都实行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民直选，但我国却坚持不搞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民直选，所以，中共领导人违背社会主义民主的作法在国际社会主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如果说,1954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尚未消灭,那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直选尚能理解,而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法律仍未规定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实行全民直选（可能当时认为, 1959年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实行全民直选,不能保证人民会选出这么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不能让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符合当时领导人的政策需要）则是严重错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不让已摆脱剥削压迫的、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直选全国人大代表,领导人这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让广大人民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屈从于领导人的优先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政策考虑的机会主义作法,为我国上层建筑状况留下长期制度缺陷。这种不让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直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错误作法延续到今天,为少数全国人大高官与资产阶级勾结,通过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的法律（如物权法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北文写道：“毛泽东领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以至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斯大林越来越不放心。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几乎停下大部分工作，重新考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毛泽东晚年发动了文化革命，是他思考的公开结果。其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共产党有变修的危险”。按北文说法,建国后,我国似乎从阶级、阶级斗争角度考虑问题较多。但实际上,建国后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和构成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作法,不仅违反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牺牲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立场、阶级斗争思想是相背离的。
苏联成立后,在未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苏联第一部宪法就宣布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利。但是宪法剥夺了那些不劳而获者、雇工者以及神父、旧警察等的选举权。”（《苏联的人权》8）苏联对雇工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剥夺,恰恰是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角度出发做出的法律规定。
而我国不仅没有剥夺作为雇工者（剥削者）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热衷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与其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上表现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还让大批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前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人士涌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五十年代还让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或政治代表在政务院、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级、政务委员、部长、副部长。民族资产阶级及政治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总数中、国务院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等盘据高位,就是我国不从阶级立场出发, 不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出发对待国家政治问题,热衷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例证。
我们党对让原民族资产阶级人土和他们政治代理人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视程度,远比让广大人民直选自己的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更重视。我国用牺牲使劳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全国人大直选,来保证大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进入全国人大和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来推行“阶级合作”。因为,当全国人大由全国人民直选时,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肯定不会选这样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及政治代表进入全国人大和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种情况,是不能用我国更注重从阶级立场、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角度考虑问题来解释的。只能证明我们党高层犯了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阶级合作”严重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工农等劳动人民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苏联第一部宪法就宣布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利。但是宪法剥夺了那些不劳而获者、雇工者以及神父、旧警察等的选举权。”就是社会主义民主阶级属性的表现。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给劳动人民民主不够,却给资产阶级人士多得多的民主。当时中共一面不让劳动人民直选全国人大代表,一面却让大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人士（如罗隆基等）进入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其作法与社会主义民主阶级性是相背离的。
而现在一些左派网友还说当时中共让大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人士（如罗隆基、章伯钧等）进入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这些左派网友总爱对我国当时的状况持称颂的态度,这使他们不知道这是当时中共的重大错误。这说明一些左派网友对社会主义民主阶级属性（即社会主义民主应使哪些阶级享有民主权利）都未搞清楚。“民主党派”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民主党派人士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章伯钧、罗隆基等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党未能对他们热衷合作并让其大量进入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的民主党派的资产阶级阶级本质,进行揭露,掩盖了他们阶级本质这一最重要东西。而在1957年左右，罗隆基等资产阶级代表认为时机成熟，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我们党企图用让大量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身居高位来建立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并使他们不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彻底失败了。
但对1957年左右罗隆基等资产阶级代表对社会主义的大举进攻，我们党只是就事论事的进行反右斗争，根本未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检讨企图用让大量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身居高位来拉拢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错误。并且在行动上，1959年那届全国人大仍让大量前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进入全国人大和在国家机关中身居高位。并且反右斗争提法模糊了反对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阶级属性，使在1957年左右对我们党的缺点或单位领导错误提出批评，但与资产阶级无关系并且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同志也被打成右派，甚至一些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被打成右派(如《毛泽东旗帜网站》的两位顾问刘贻清、喻权域，当年都被打成右派)，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
当然,我国革命情况与苏联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一定矛盾,所以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统战对象。由于以上原因,解放后,我国未象苏联那样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可以理解。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与帝国主义有一定矛盾的一面，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也是剥削阶级，它还有剥削劳动者的一面，它剥削劳动者的本性不亚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另外，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力图保存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私有制而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面。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还有与工人阶级利益相对立的一面。
而经常说马克思主义这不行、那不行的秋石客，在他那篇自不量力地企图用大讲马克思主义不行来自我拔高的、名为《整体论视野下的阶级学说》文章中，也极力掩盖民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它具有剥削劳动者并力图保存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私有制而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面。他还认为我国建国初期给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还不够，他认为我国建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打击太大。他在民族资产阶级部分写道：“民族资产阶级 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命运最为不济。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挤压。生存极为困难，在发生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后，又遭到革命性的打击。在传统社会主义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一段保护，但很快成为打击的重点。”这就是秋石客的“整体论视野下的阶级学说”得出的结论。
我与秋石客看法不一样，我认为，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应该的，但给予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政治特权是错误的。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公开反抗我国社会主义走向，可以考虑给予民族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在被选举权上、在国家机关重要职务所占比例上，拥有比工人阶级、农民等劳动人民享有更多的特权。如果让民族资产阶级享有这种特权，这就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根本背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和无产阶级阶级立场是根本背离。
不幸的是，这种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根本背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是根本背离的情况在我国解放后就发生了。如上面资料表现的，我国在解放后，已不仅是给予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仅是给予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则应根据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投票状况，确定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状况。但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却没有这样做。
不让人民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享有直接普选权利的制度缺陷，其严重危害在当时还不很明显,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 5、60年代延续下来的这种制度缺陷的严重危害性越发明显表露出来。我国资产阶级及其在国家权力机关的代理人，越来越多地用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并损害劳动人民利益。我国建国后一直不许人民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享有直接普选权利的作法，使劳动人民不能通过直选各级人大代表，在人大讨论和表决法律法规时，阻止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法律法规。所以，在物权法草案等的讨论和表决时，在人大无法通过直选拥有自己代表的广大劳动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们在人大肆意妄为，而无任何阻止的能力。
回复本文章
正确评价斯大林，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功绩，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所必须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在这方面决不可跟着赫鲁晓夫之流走
作者: 05txlr
日期: 2007-10-30 21:41
如题
回复本文章
消灭旗帜，这是消灭对手的一个重要原则性策略，共产主义事业的敌人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必须集中攻击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伟大旗帜。
作者: 新马
日期: 2007-10-31 10:15
理解了这个，就不难理解右派小丑为什么要拼命攻击毛泽东了。
回复本文章
试金石的问题人们都在找,找来找去,应该是什么?是斯大林问题!正是在斯大林问题上,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碰上了坚持马列主义还是贩卖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毛泽东
作者: 布礼
日期: 2007-10-31 10:40
如题
作出了正确处理问题的表率.我们不能睁开眼睛说瞎话,为自己所谓的自欺欺人的说法而依附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
回复本文章
叶劲松：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纪念十月革命九十周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巨大成果是抹杀不掉的。“失败”的论调是别有用心！
作者: 刘军
日期: 2007-10-31 19:36
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纪念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作者：叶劲松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167 更新时间：2007-10-18
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纪念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叶劲松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在论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时，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苏联东欧经济发展是失败的。例如，1998年11月出版的、似乎要在理论上攻克“所有制：中国改革开放大决战的最后堡垒”的《私有经济在中国》一书，在其第14页就写道：“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判断，对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验的定论是，它已经是一个失败”。但和其他类似观点一样，该书也是用文字下个“失败”的结论，却不拿较详实的数据来证明。因为数据将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曾取得很大的成就。
苏联工业在二战前发展历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技术和能力都非常落后的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俄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6％，俄国工业产量只是法国的1／2.5，英国的1／4.5，德国的1／5.9，美国的1／14。1913年人均工业产量，俄国分别为德国、英国的1／13和1／14，不到美国的1／21（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27页，《瓦尔加等论两个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在机器制造工业方面，俄国落后的程度更大。俄国生产的机器只及德国的1／40，美国的1／33。列宁在1913年8月写道：“俄国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贫穷和半野蛮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化生产工具比英国少3／4，比德国少4／5，比美国少9／10。”（《列宁全集》第19卷287页）
长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及其后的外国武装干涉（其间英、法、美、日等外国军队和国内反革命武装曾占领了俄国绝大部分国土），使新生的苏俄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劣。1920年苏俄工业生产只是1913年的14％，煤产量是1913年的23.4％，铁矿石、生铁、原钢、水泥、硫酸产量分别只是1913年的1.6％、2.4％、4.6％、3.2％、9％（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77、92页）。机械工业产量是1913年的7％。就总的工业生产水平而言，俄国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煤炭产量为870万吨，相当于1898年的产量；生铁产量11.6万吨，比1862年还少一半；棉织品产量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
在1920年，苏俄工业产量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0.5％，而美国占47％，英国占14％，德国占9％，法国占5％，日本占2％。当时苏俄不但在工业产量上落后于美、英、德、法，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也超过了他，甚至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钢铁、煤炭产量也超过他。列宁把当时的俄国比做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就是在这样极其复杂而艰苦的情况下开始建没社会主义的。
一个较短的时期过去了，苏联经济出现另一番景象。当资本主义经济被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所震撼时，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由于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由于苏联人民的努力，苏联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例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937年比1913年分别增长1％、10.4％、19.4％、54.3％，而苏联同期工业增长7.5倍（萨姆索诺夫《苏联简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第357页）。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比1913年增长11倍左右，工业产量超过德、英、法，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苏联简史》第二卷上册357页）。
苏联工业高速发展原因之一，是在怎样实现苏联的工业化问题上，苏共中央应用马列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来拟定工业化的方针。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只有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更迅速。所以，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设备装备包括农业和轻工业的整个国民经济，为生产力的提高，为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以便“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荒和贫困”创造物质技术前提。当然,鉴于苏联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之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应对侵略的必然选择。
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发展速度高于工业发展速度。例如，1937年苏联工业产量比1913年增长7.5倍左右，同期苏联机器制造工业增长了19倍。
而苏联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一直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我国哈西方学者攻击的靶子，按照他们的说法，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妨碍了苏联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资产阶级否定不了苏联工业化成就，他们企图否定苏联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
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不发展轻工业。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重工业提供的新的技术设备对改造轻工业，使轻工业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消费品有了物质技术保证。因此，苏共15大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轻工业发展确定了这样的计划：“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应当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能够保证大大提高劳动者每人的消费定额。应当特别注意发展纺织工业、皮革工业、食品工业”。（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285—28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以下简称《经济史》）。
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即重工业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这11.7%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荣”的20年代，1925----1929年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只有1.4%，德国为3.1%，英国反而缩减1.9%（《经济史》第3卷第285页）。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经济史》第4卷第25页），年均增长高达14.7%。
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各国工业消费品产量为100，1932年，苏联为187，英国为101.3，德国为79.4；1935年英国为111.9；1937年苏联为373（《经济史》第4卷609页，《英法美德日百年提要》第30、193页，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相对西方国家，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以无与伦比的高速度发展。1938～1940年这战前三年，苏工业的消费品生产仍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因此，苏联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这三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
随着苏联消费品生产高速度增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大多数消费品的配给制也就取消了。“1935年首先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米的配给制，后来又取消了按定额发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给制。1936年初，工业品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与1932年相比，苏联1937年通过零售商品流转渠道供应的重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增长情况如下：针织外衣增长2.86倍，针织内衣3.08倍，砂糖1.92倍，动物脂肪1.59倍 ，糖果点心0.81倍，灌肠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长、短裤子0.97倍，自行车3.2倍，留声机10.7倍，手表7.2倍。消费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经济史》第4卷第611页、第610页）。
而在基本是同一时期的30年代危机时，约有1.2亿人口的美国，“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美]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第59页）。几千万没有收入的美国人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危机期间，一方面是美国资本家通过对大量的农产品进行销毁，或任其在地里腐烂，来解决“供大于求”，以抑制农产品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美国“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美国垄断资本办的《幸福》杂志有所隐瞒,也不得不承认：“‘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不少。”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千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光荣与梦想》第57、56页）
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不是发生在因为自然灾害而减产的年份。它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它发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枪杀,让其腐烂在山沟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烧掉或让其腐烂在地里的这样年份里。千百万群众挨饿,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群众受冻,是因为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现代美国》一书中也写道：“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8页）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它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残忍性,也说明它所宣称的尊重人权的虚伪。
正是目睹苏联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日新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斯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光荣与梦想》第79页）。
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写道，“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帕克《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从30年代还是50或60年代看苏联，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的“有势力的保守阶级”──资产阶级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出于其阶级利益，利用他们控制的传媒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把社会主义“魔鬼化”。而有的人热衷于把这些将社会主义“魔鬼化”言论在我国大加散布，并极力发挥，以此当作时髦，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
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虽然帕克在许多问题上对苏联予以攻击，但他也还是承认，罗斯福在使美国走出30年代危机时，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些方法。帕克写道：“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田纳西流域的发展，在设计和执行上就是那时苏联正在进行的事情的缩影。”（《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3页）正是苏联经济在战前的成就，吸引着相当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并迫使危机中的美国政府借鉴苏联经济中的一些方法。
战后苏联经济发展
苏联经济在二战前的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1941年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侵略,打断了苏联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在苏联工业最发达的西部地区,苏联军民同法西斯德国绝大部分战争力量（70％的陆军和55％的作战飞机）和众多仆从国军队进行了三年多的地面的和空中的战争（而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余欧洲国家,除意大利外,没有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上进行的大规模陆、空协同作战超过一年。而且意大利领土上的战争局限在落后的南部地区,工业发达的意大利北部未受到大规模战争的破坏）。三年多的毁灭性战争使苏联经济遭受空前严重的破坏。法西斯德国使苏联31850个工业企业、1710个城市、7万个村庄、600万以上建筑被战火毁坏,2500万人无家可归（《苏联国民经济史》第597页）,2千多万苏联人在战争中丧失生命（这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在二战中死亡人口总和）。苏联遭受的直接物资损失按1940年价格计算约3500亿美元,占苏联当时全国社会财富的1╱3。战争使苏联工业产量比战前减少了许多,而美国工业比战前增长了约一倍。苏联工业对美国的差距又拉大了。
战后,苏联首先执行了恢复经济的1946～19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二战前1938年各国的工业生产为100,到1950年,苏联工业为166％,美国为233%,日本为60%,英国为131%,法国为111%,西德为92%（《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7、99、100页计算）。战后头5年的高速发展,使苏联牢牢确立了他作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的地位。
在1950年以后,苏联工业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发表的世界工业指数,以1950年各国的工业生产为100,到1980年,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发展为：苏联1264,日本2600,意大利637,西德516,法国391,美国310,英国190（《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以下简称《1982》,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2、73页计算）。即1950~1980年,苏联工业增长远远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而如以战前为基数,1938~1980年,苏联工业增长比日本也快些。
苏联工业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大大下降了,但是,苏联工业发展速度仍不亚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如以1980年的工业生产为100,1989年苏联工业为136,日本也为142,西德为117,英国为119,法国和意大利同为113,美国为130（《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90》以下简称《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西方讲述苏联农业的“失败”。但数据告诉我们,事实并不是这样。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1951~1980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苏联为3.2%,美国2.0%,日本2.1%,西德2.0%,法国2.3%,英国2.4%,意大利2.2%（《1982》第161页）。苏联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比几个西方大国都快。1950年,苏美谷物产量分别为0.79亿吨和1.4亿吨,苏联是美国的56%（《1982》第167页）。1989年,苏美谷物产量分别为2.03亿吨和2.84亿吨,苏联谷物产量为美国的71%（《1990》第67页）。
苏联农业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对农业来讲,苏联自然条件远不如美国。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就曾写道：“美国除阿拉斯加外,全都位于北纬50度以南,所以它很少感到缺乏温暖和日照这一不利的因素,而另一方面,苏联广大地区却缺乏任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足够的温暖,而在那些照统计材料看来有足够温暖的地方,则因时常发生晚春和早秋的霜冻,实际上无法加以利用。”“决不应该忘记环境这个因素。苏联大部分的农田所处的纬度位置比美国要偏北许多,其中许多土地十分贫瘠,要是在美国,老早就被农民放弃了：‘现在耕种的许多土地都是同美国已经放弃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或长期受风沙灾害的中部和西部大平原地带的农田一样贫瘠。’苏联农业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能达到这么多的产量：‘当我们考虑苏联不利的自然环境时,我们可以知道苏联集体农庄并不完全象人们往往设想的那样缺乏效率。’”（《超级大国 美苏比较》第191、202页）
西方不仅指责苏联农业“失败”，对二战后的苏联，资产阶级学者仍然指责其轻工业失败，指责其“忽视人民生活”，延缓轻工业发展，从而使“人民日用品匮乏”，“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等。
但是根据统计资料，不管是工业发展速度，还是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速度方面，战后的苏联都高于除日本外的西方大国。例如，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二战后到1950年期间，是以年均14％的高速度增长。而1980年比1950年增长9.3倍左右（由《1982》第463页换算得）美国工业生产1980年比1950年增长仅2.1倍（《1982》第467页计算得）。战后，由于美国工业消费品生产远低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怎样看，苏联消费品工业增长速度都是远远高于美国。
至于“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苏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是无视事实。受我国教育部委托,由许多“多年从事苏联经济的研究工作者”编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苏联经济概论》,指出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同时,在第374页写道，“50年代以来，苏联非食品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目前，苏联的纺织品、冰箱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毛织品、亚麻织品、靴鞋、动物油、奶制品、食糖、鱼制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近些年来，苏联人均计算的棉布消费量已经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丝绸的消费品已经超过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据西方各种材料估计，它（苏联——笔者注）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要排在第20位之后”（《苏联经济概论》第381页）。这种情况能说是“人民日用品匮乏”？ 能说是百姓“买不到足够的鞋袜”？即使按西方的说法看（西方通常都要在经济上贬低苏联），生活水平在世界位居20多位能说人民生活“贫穷”？
至于说苏联“忽视人民生活”，“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也没有事实根据。“1965—1982年苏联按人均计算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1.02倍”（《苏联经济概论》第373页）。而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的工人的实际周平均工资，从1965年的101.01美圆下降到1980年的95.18美圆（《1982》第402页）“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普通工人每周实际工资已下降了1.9%，实际工资大体已降到50 年代末的水平。1988年到1993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9%，而职工每小时的平均收入降低了4%。”（万光《美国的社会病》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说明，美国普通工人没能分享从50年代末到1994年这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社会主义苏联却使人民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这能说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吗？
前面关于工业、工业消费品生产、人民实际收入等增长速度来看，苏联都高于美国。而这，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话又说回来，苏联经济的绝对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还是不如美国。但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苏维埃政权是在历史遗留下的很落后的经济上开始进行建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非常落后，俄国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产量中占2.6%，而当时美国占38.2%，德国占15.3%，英国占12.1%。俄国的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值仅为美国的1/20，为法国（原文如此，可能应为“德国”─—笔者注）的1/15，为英国的1/8。”（隋启炎《苏美经济比较》第142—143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即1913年时，俄国工业生产不到美国的1/14，只约为德国的1/6，英国的1/5强。另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后，1920年的俄国工业生产下降到仅为1913年时的14%。此时俄国工业生产只约为美国的1%左右。社会主义苏联就是在这种经济非常落后的艰难情况下起步的（我们还不谈1941年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侵略,又打断了苏联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
由于苏联工业高速发展,苏联经济力量后来越来越接近美国。按苏联的计算,苏联的国民收入（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也用国民收入而不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统计。因为按马克思观点,工农业、建筑业及与生产直接相关的运输、包装等服务才创造社会物资财富,才计入国民收入。而GDP则把前述之外的服务业收入也计入,重复计算严重。这样,妓院、赌博场馆等开设越多,人们去这些场所接收“服务”次数越多,第三产业服务收入越多,GDP越高。而这种服务业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收入只是重复计算。而西方国家GDP中,第三产业收入占大部分。在国民收入概念中,第三产业的大部分是不能计入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在1950年分别为美国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的31%和30%,1980年则分别为美国的67%和80%。即使按美国总统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估计,1955年苏美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500亿美元和3990亿美元（即苏美之比为38%）,1976年苏美分别为9370亿美元和16920亿美元（即苏美之比为55%）（《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87页）。
对于苏联和西方间对苏美经济规模比较上的差异,一些西方学者也曾谈到，例如,“美国的一种估计认为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50年为美国的32.1%……1969年估计为美国的50%,也就是说美国生产总值为9320亿美元,苏联为4660亿美元。不过,由于通货膨胀,美国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如按1964年的美元价值计算,苏联占美国生产总值的53%,如按1958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则占56%……按标准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充分表现两国产量的对比,美国生产总值包括许多在苏联所没有的重要项目,因为苏联体系不需要这些项目,它们被认为是完全不必要和非生产性的,因此与该国经济的产量无关。例如,在美国有比苏联多得多的金融和商业的居间人,商业广告、保险和诉讼的庞大组织,所有这些都使国民生产总值膨胀起来了。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表示产品的质量、性能和效用。因此,作为工业能力或军事力量的指标来说,价值非常有限。……苏联经济迫切要求达到迅速发展,而且进行得相当成功,这种景象必然对不发达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且使人相信苏联所说的,它的计划经济的形式在工业主义时代比西方的市场经济优越；它所做出的范例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给所有不发达国家树立了一个适当的榜样。”（《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第151、152页）稍微知道客观看待事物而不去刻意贬低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人（甚至是资产阶级学者）都会得出类似以上看法的看法。总之,20世纪7、80年代,苏联经济在世界的地位,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极大提高。
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的工业生产远低于德国、英国和法国中任一国家（当时俄国工业生产仅为德国的1╱6,仅为英国的1╱5强）,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工业生产超过英、法、西德三国工业生产总和（《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62页）。
1913年,俄国只生产19亿度电,在世界上占第8位,在欧洲占第6位。1980年,苏联生产电力1.295万亿度,占世界申力产量16.4%,在世界占第2位。其电力产量超过了英法意西德等组成的欧共体9国全部电力产量总和（《1982》第49、50页）
俄国1913年钢产量为420万吨,只占世界钢产量的4%,落在美德英法之后。1980年,苏联产钢1.4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20%,超过美、日的钢产量而居世界第一（《1982》第55、56页）。
1920年，经过一战、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后的苏俄,发电量是美国的1╱118,原煤产量为1╱68,钢产量为1╱221,石油产量为1╱16。1986年,苏联发电量是美国的3╱5强,煤产量为4╱5强,石油为1.45倍,钢产量为2倍（《1990》第116～119页计算得）。
《苏联经济概论》在第41页写道,苏联的钢、“石油、生铁、铁矿石、水泥、化肥、干线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锯材、棉织品、毛织品、皮鞋、砂糖、动物油、牛奶等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1982年达到世界首位。……还有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仅次于美国或日本占据世界第2位,如电力、天然气、商品煤、金属切削机床等就属于这类工业产品。这类产品在世界产量中也越来越占据较大的比重。至于在现代化武器的生产和装备上,在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苏联也堪于美国相匹敌。”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巨大成果是抹杀不掉的。这些成果是十月革命前的、市场经济下的沙俄资本主义工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回复本文章
如何评价斯大林，绝不是无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外国的事情－－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
作者: 05txlr
日期: 2007-11-01 19:00
如何评价斯大林，绝不是无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外国的事情－－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
在新的世纪，人们对斯大林的一生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活动表现出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强。斯大林在继承列宁事业的同时，领导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使苏联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引导苏联取得了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而且成了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首领。对斯大林及其活动的兴趣，也随着千百万人以求对他逝世以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寻找真实答案的不懈努力而与日俱增。这些问题包括：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资本主义在后苏联地区的复辟、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瓦解、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所有这些为什么都已成为可能？ 斯大林逝世后的这半个世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斯大林的评价总是争论不断。但不管怎样，历史总是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历史总会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判。——作者题记
（一）斯大林的誓言
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人和领袖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后，斯大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誓捍卫并履行列宁的遗嘱。他的誓言包括：
高度坚持并维护党员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
像爱护眼珠那样维护我们党的统一；
捍卫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全国巩固工农联盟；
巩固和扩大各共和国联盟；
巩固和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
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将彼得堡改名为列宁格勒，并决定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建造列宁陵墓供后人瞻仰。
斯大林倡议让青年工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改变党的社会组成和平均年龄。为响应列宁关于入党的号召，他在1924年4月初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原理》的讲演，后来又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一对列宁主义的详尽阐述以及深刻的理论思考，后来便形成了斯大林的再版过11次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也是在那个1924年的11月，斯大林又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讲，并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看作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它总是一贯地不相信一个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变成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
1941年11月7日在列宁墓的讲台上，斯大林向即将走上前线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红军将士们赠言说：“让列宁的所向无敌的旗帜保佑你们吧！”就是这样，30年来同列宁的名字在一起，在战胜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障碍和困难的同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首脑的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沿着无人开辟过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道路一直向前。
正是斯大林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创造性发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无力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他们在为苏联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的某个时期内同列宁比较亲近。但他们都缺乏自信性、彻底性、坚定性，对俄国人民建立历史性功绩——沿着从未感受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道路前进——的能力缺乏信心。
遗憾的是，生活只给了列宁总共只有7年的时间直接领导了俄国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当他察觉到了自己健康状况的变化时，便从1922年11月始口授了几封致即将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件，以及几篇有关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国务，经济和党的制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文章。就实质而言，列宁的这些著作，正是他独特的政治和理论遗嘱。
当列宁由于疾病的折磨已不可能再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并领导党和国家的情况非常明朗时，在这种情势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发动了反对斯大林的斗争。这一政治斗争的阴谋和残忍就在于：用列宁的威望，具体而言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来反对斯大林。实际上，列宁的信件和口述都带有特别的组织内部的性质，而且是供中央委员会们参阅的，当然其中也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更不是为了公开发表。在违反了列宁的起初意志并且背叛了他所缔造的党的利益之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曲解了列宁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列宁只是认为可以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可他们就竭力不允许斯大林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分子对舆论界隐瞒了列宁有关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皮达科夫的长官作风等评价。
正如人们所知，历史有其不同的评判。被列宁称为“最忠诚的和最积极的革命者”的斯大林，及其高超的组织才能、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非凡的政治意志，多年以来一直忠心地为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社会事业而服务。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当他们走上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时，就遭到了道德政治上的失败。
现在的当权机构，连同其大量的宣传工具，广泛地利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生活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活动的评价，正是为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服务，正是为了同社会主义理想、同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遗产作斗争。
（二）历史的闹剧
假如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么通常总是一场闹剧形式。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他对已故的斯大林的攻击，便是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复活。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奴颜婢膝地宣誓永远对其效忠。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作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曾这样宣布说：
“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将带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去描写和谈论他而劳动者的敌人们也将带着疯狂的恶意去描写和谈论他。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把斯大林同志看作自己的领袖，看作自己的资本主义桎梏的解放者。而我国的劳动者则把斯大林同志当作自己的导师、朋友和父亲。”
1949年斯大林70寿诞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写道：“千百万人对斯大林怀着最深厚的热爱和和忠诚，因为他同列宁一道创建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就在苏共20大召开前的5个月里，赫鲁晓夫还在苏共中央总结报告的文稿中肯定地表示，列宁和斯大林“使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
可是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却用愚蠢的谎言和个人的仇恨偷换了对斯大林的活动的意义和政治分析。在自己的亲近圈里，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说：“当年列宁曾为自己的兄弟而报复沙皇家族，而我现在则要为自己的儿子报复斯大林，哪怕他已是个死人。” 赫鲁晓夫为了竭力消除斯大林在人民的记忆中和在历史上的形象，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行动：
1956年2月，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已经完成其所有日程后的一次闭幕会上，他提出斯大林才是杀害苏联一些党和国务活动家的凶手，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错误的惟一责任人，并且应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军事失败承担个人罪名；
号召从一些州和市、企业和机构的名称中撤去斯大林的名字；一些把斯大林赞扬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统帅的高级军官遭到斥责；禁止出版斯大林的著作和有关斯大林的书籍，禁止发行有关斯大林甚至在某些镜头中出现斯大林形象的影片：
1961年10月，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形成了一个苏共22次代表大会关于将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的决议，后来遗体在夜色的掩护下被悄悄地埋藏在红墙旁边。
在领导国家和共产党的活动中，赫鲁晓夫一步一步地远离列宁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原则和准则。直到后赫鲁晓夫时期，对作为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都未能恢复一种客观的态度。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也是在斯大林时期才成为党的一个大活动家的。正是根据斯大林在1952年的提议，勃列日涅夫才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可是在1964~1982年间，他同样也未解决自己对斯大林遗产的态度，也未能拒绝赫鲁晓夫式的关于斯大林的思维，也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勃列日涅夫只是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时提到过作为统帅的斯大林的名字，而仅此一点就在广大民众之中引起了一片赞许。而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时，他又指出党和国家的活动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过“暂时的挫折和错误。”
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活动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评价。在拥护国内应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在策划，而紧接着就开始实施自己那些使苏共、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合作归于崩溃的罪恶计划。对他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的斯大林乃是一个大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危险。对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何一种态度，都可以映照出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犯的罪行的背叛实质，他们是在背叛社会主义事业。
有一种说法：共产党陷入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可是，对斯大林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理论创建和党务政务活动，并没有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不仅仅是指我们有责任去怀念这位世界范围的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及其活动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舍此不可能获得关于共产党、苏联和它的人民，以及人类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第一次尝试，第一次经验的历史准确的概念。
只要雇用劳动者们暂时还没有了解对历史上的苏联时期的真实评价，现在以布什和布莱尔、戈尔巴乔夫和雅可夫列夫，以及叶利饮等人为代表的黑暗的倒退势力，都将企图（有时还是不无成就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我和你们，尊敬的读者们，都是见证人。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斯大林的猜测和臆断比比皆是，对他的活动仍然缺乏真实的评价；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地下工作者，简直就是沙皇的一名奸细；或者说，他先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那杰日达·阿利卢耶娃，5年以后又杀死了列宁的夫人那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而且他还指示杀死了自己的战友基洛夫，尽管还把后者称为自己的兄弟。或者说，他贬低了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作为战争统帅的作用，而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或者说，他搞乱了理论，死乞白赖地把自己的兴趣强加于文学和音乐。而所有的这一切臆断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在我们建立了极权制度的20世纪的特别残忍的独裁者和无足轻重的政治家。
不过，为斯大林作画而且还在继续作画的并不是某个一知半解的中学生，而都是一些冒充为严肃的政治家、大学者和知名作家的人物。而各种各样的雅可夫列夫们和拉津斯基式的滑头滑脑的歪曲历史者们的所有的梦呓，又由于电子的和传统的传媒手段在人们的意识里生根，而且通过大量的列宗型的令人起疑的作者们的谎言书刊强加于读者。现在，对这股浑浊的“胡扯”溪流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障碍，相反倒是为其开辟了通向大众的平坦大道。
那些旨在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声音，暂时还很难敲响。不是电视节目里没有空余时间，就是出版社里缺少纸张。可是为什么对于那种恶毒污蔑真正的爱国者的东西，不管是电视台也好，出版社也好，总是机会充足呢？
(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
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伊凡·谢蒙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在谈起斯大林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难摹仿的动作：用两只手指捋顺胡须，同时还做了一个约瑟夫·维萨里奥维奇的造型。斯大林的精神影响在我的这位交谈者的身上是不同寻常的。
他说：“说他爱好音乐，也不说其他什么。他懂音乐。我是一个音乐人，我知道什么才是懂音乐”。“生活使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纯正的党务工作者、学者和教养特别良好的人，比如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尔任采夫、卢那察尔斯基、契切林等。他们都是一种观念的人。我是一个演员，我的生活就是音乐。斯大林又是一种观念的人，他的生活就是政治，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
伊凡·谢蒙诺维奇作为一个音乐人，其同一个革命者的这种比较，在我看来是出色的，而且是特别的深刻和形象的。
一个15岁的中学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了一名革命者。还在1901年，他就看出乌利扬诺夫（列宁）不仅是党的一个缔造者、组织者，而且是党在未来的一位天才领导人。自1902年起，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柯巴就开始了一个革命者—地下工作者的丝毫不轻松的、充满着危险、跟踪、逮捕和流放的生活。1903年起与列宁建立通讯联系，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第一次与列宁见面。在此之前，列宁已经熟读了朱加什维利-柯巴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几篇正是克鲁普斯卡娅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帮助才弄到的。
自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见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一直是列宁最亲密的忠实战友，而在列宁去世后的30年间又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并发展了他的学说。斯大林总是战战兢兢的、带着极大的尊重把列宁既当作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又把他当作一个常人。这一榜样是特别可贵的，因为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从“诋毁”自己的前任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1912年，斯大林已经进入布尔什维克党著名活动家的行列，在布拉格代表会议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随即被遴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领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912年，列宁和斯大林创办了一份大众化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以促进俄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列宁高度评价了“神奇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该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民族纲领的基础。
1917年4月斯大林从图鲁汉边疆区回来，他是于1914年同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一起被流放的。回来后立即投入了工作，并实际负责《真理报》的编辑部。1917年10月，在那次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历史性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被选进最初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同列宁一起领导了铺平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秘密的第6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26日斯大林被选为列宁领导的第一个人民委员会的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
不久，斯大林又被任命为一个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作为新的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之一，斯大林表现出了一名优秀组织者的才能，从事了大量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又特别重要的具体日常工作。正因为这些才能，列宁才建议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2年4月3日选举斯大林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斯大林成了一个新型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积极的缔造者之一。
现在，一些学者和作家特别广泛而大量地在传播这样一些类型的题目：“列宁害怕丢失权力”、“列宁力求摆脱机会主义分子”、“斯大林消灭反对派”、“斯大林害怕交出权力”等等。这样的议论和评判，就意味着不懂得列宁和斯大林都是社会革命家，是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缔造者。列宁还在世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新的苏维埃政权，使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而且这一切也是为了人民，使政权成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所向往的政权。同时，他们也始终不懈地关心着苏维埃政权能否学会自我保护，苏维埃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帝国主义的敌对进攻这样一些问题。
同列宁一样，斯大林懂得在俄罗斯应该建在一个怎样的社会；而且懂得这一新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在实施的任务，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国内国外都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目标，在自己的周转团结了国内各民族的人民，并且吸收了一切政治力量和一切有才能的人，包括自己一贯的反对派和对手们，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结果，那些理解并且希望建设新社会的人，都跟在了党和斯大林的后面；而那些同新生政权斗争的人都被剥夺，并遭到了失败。拒绝他们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生活的本身。所以，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斯大林本人说过，“在提升工人阶级并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假如我走的每一步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么我会认为自己的一生便是毫无目标的。”
也许，正是由于斯大林的钢铁般的意志、坚不可摧的信心和逻辑的力量，苏联人民才取得了新世界的建设和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而这一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将永远成为一根明亮的标杆和一级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梯。
正是在1929年，工业和国防建设开始向前猛冲。1931年2月在第一次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他说，“我们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赶上这段距离。要么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我们被击垮。”
为了继承列宁的事业，恰恰正是斯大林善于把新形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的那个领导核心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也正是这个领导核心唤起苏联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团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批新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成长了起来，通过了新的宪法——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宪法，红军实现了当时条件下的现代武器设备。所有这些巨大的工作都是在10~12年内做完的，可是到1941年，苏联人民的建设劳动却由于法西斯德国强盗的进攻而被迫中止。正如现在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一帮人表现出了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的能干的组织者。在解决由于法西斯侵略而遭到破坏的贫血的苏联恢复工作的最紧迫任务的同时，党和国家的领导还在1946年就制定了苏联的近期和远景发展计划。斯大林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而且，根据他的倡导，开展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研究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任务，建立了音乐文化活动家会商制度，制订了发展文艺作品的基本方针，从而提高了文艺作品在教育培养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中的作用。有关制订苏联新纲领的任务的提出，不仅仅是要求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而且要求对近15~20年乃至更长远的苏联发展前景中，苏联人民在福利的提高以及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实际界限进行界定。
（四）苏维埃国家的捍卫者
在斯大林参与党和国家领导的期间内，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处于国内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消除战争的破坏后果的时期。自然，国家生活中这些非常时期不可能不在其领导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中得到体现。斯大林是列宁在与国内的反对派和1918~1920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进干涉进行斗争的可靠支柱。作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斯大林又作为工农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而参与活动，是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部、西部和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察里津防御战、彼得堡保卫战、粉碎邓尼金的军队、反对波兰占领军和德国占领军的斗争的著名组织者之一。同列宁和其他著名的党务及军事活动家一起，斯大林参与了红军的建设和红军战略的制订。不过，可以说，斯大林最充分的统帅才能在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最严峻的1941~1945年间才得到了发挥。一个正在浴血作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决策权力杠杆都攥在他一人手中。二战前，他就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战争期间，他又成为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大本营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国防部人民委员。
这些岗位赋予他特别的责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行家，运筹自如，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战略高手，而且他的战役艺术也是炉火纯青。他说，“我认为，斯大林无疑该归于出色的统帅之列。”朱可夫元帅称斯大林为“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苏联元帅和著名的军事指挥官们，都把他视为统帅，都珍爱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性格，都敬仰他具有高度的智力和高深的军事知识，但同时也善于重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才干。不管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方面，还是发展和巩固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型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方面，斯大林的功绩是毫无疑义的。在斯大林时代，为苏联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地缘政治保障。
（五）为什么要竭力诋毁斯大林？
过去的、特别是当今的斯大林的敌手们，总是首先企图把他与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相对立，以便最后把这一切加起来以诋毁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的对手们得逞了，而且并非不无成就，他们注入大众意识中的斯大林的形象，是一个残忍的人，一个残杀所有不同意见或者他所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的亲人的统治暴君。所有这些谎言不停地轮番散播，并且又以新的阴谋而附生。在这种情况下，诽谤者们甚至“忘记了”斯大林还是一个人，一个国务活动家，也“忘记了”党和斯大林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碰到了这种国内外的阶级对抗，而不进行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斗争，便不可能取得胜利。历史证明，首先是经济上的重大失误，加上斯大林死后时期警惕性的丧失，以及以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叶利饮和其他蜕化变节分子为首的国内“第五纵队”的建立，使国内外的反对势力搞垮了党和国家。苏联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丧失了自己的潜力，而是成了敌视政治和变叛行为的牺牲品。现在，当局的执政制度把俄罗斯抛向了以侵略成性、一向与我国为敌的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强盗的“七国集团”的怀抱。在斯大林时代，不管是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还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其他知名的资本家们，都以同苏联的首脑打交道为荣。可现在呢，西方同一个已经削弱和毁败了的俄罗斯已经不讲礼仪，并迫使其不走运的那些统治者们一会儿支持美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一会儿促成美国在反恐借口下在前苏联中亚各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在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当中，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他意识到，他能够也应该维护苏联人民的利益，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在党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劳动者们，也从废墟上托起了我们的国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人民建设了自己的新生活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自豪。人们记得斯大林，爱护斯大林，尊敬斯大林，尽管他也犯了错误和扰乱了经济。可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不辨是非，或者敌意地、怀着仇恨地对待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作为一名外交家的斯大林、作为一名统帅的斯大林和作为一名反帝斗士的斯大林。赫鲁晓夫们、戈尔巴乔夫们、叶利饮们和“民主党人”们之所以必须推倒斯大林，就是为了在西方投资和财政集团的强力支持下，准备并实现反革命，使苏联垮台，变换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盗窃后苏联土地上的财富。为了解除伟大人民的精神武器，向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几步抹黑，确立美国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必须要攻击列宁、斯大林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六）斯大林的遗嘱
斯大林形式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政治遗嘱。斯大林走过了74年的人生历程。实际上，他很健康，在最后的几年里，他并未看过病。他的猝然死亡是始料不及的。有理由认为，他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质上是从世界政治中的消失，是过早了一点。他的立场和远景计划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而其他人也还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当然，在他的周围，有人是急于自己当领袖的。
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看作是他的遗嘱。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曾让他宣读《经济问题》第二部分，但他感到困窘和羞愧。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及其同年10月1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将近2个小时的发言，亦可看作是他的遗嘱。斯大林在这些发言中谈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要求，谈到了全世界保障战后和平的新条件。他认为，现在仅仅是承认社会主义的公正，或者单单是具有保卫社会主义的勇气还是不够的。现在还必须自觉地、内行地建设社会主义，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完成这些新的任务，必须成为一个理论上和专业上都有一定素养，而思想上又锻炼坚强的人。
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和苏维埃活动家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他们应该经受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活动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应该具有主动和创新意识、高度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在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同反共主义的斗争中应该毫不妥协。
斯大林坚决而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莫洛托夫在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和错误，以及米高扬的理论谬误。拿他们为例，斯大林指出，作为高级领导人，应该成为思想坚定的、高度专业的和主动创新的工作者，应该同社会发展的新条件相适应。在他看来，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的、坚定的、受到全面锻炼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一般需要10~15年时间。
在组织安排上，斯大林在全会上建议让许多在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提拔的新的年轻的具有才能的党务和经济工作者、学者和军事活动家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斯大林感到不安和时刻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力棒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遗憾的是，他对干部的那些要求很快就被忘却。斯大林所提拔的那些人还在敌手们断定斯大林已逝世这前就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从中央委员会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里清除了出去。
斯大林号召提高共产党的作用。他要求牢记列宁关于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取得具体的实际效果的必要性的指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斯大林在苏共19大上指出，“过去一直需要将来也同样需要国外的兄弟党和人民所给予的信任、同情和支持。”他号召共产党员关注当代资本主义行为的战略和策略的变化。人和民族的平等原则正在遭到践踏，代之而行的原则是剥削者少数具有充分的权利，而被剥削者多数则毫无权利。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扔在了一旁。现在，资产阶级正在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以换取美金。
1952年，《纽约时报》的外交记者问斯大林：“在您看来，当代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在哪里？”斯大林回答说：“处处存在，只要还存在旨在反对苏联的‘冷战’政策的侵略行动。”
现在人们认为，“冷战”已经过去。但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掠夺政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同过去反对苏联一样，现在美国反对俄罗斯，正在推行把它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以及廉价的原料、智力和体力劳动力的供应地的政策。1946年，斯大林把已退职的丘吉尔首相称作战争的纵火犯。杜鲁门总统不远千里去听他在富尔敦的演说。而当时，斯大林就富有预见地说：“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同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希特勒策动战争的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他提出了一个种族理论，宣布只有说德语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够格的民族。而美国的种族理论也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一个结论，即说英语的民族作为惟一够格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英国、美国朋友们是向那些不说英语的民族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假如你们自愿地承认我们的统治，那么一切都将秩序井然，而相反的话，战争将不可避免。”
也是在1946年，斯大林就预言，美国和英国将有意地对苏联形成一种“资本主义包围”。现在，这一点由于北约的向俄罗斯边境推进的东进政策，以及建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反俄战线而正在得到实现。现在，小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和他们的朋友们在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的疯狂中，远远胜过了希特勒、丘吉尔和杜鲁门本人。然而，从俄罗斯的领导方面来说，对这种企图统治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张，也未曾听到坚定的、经地深思熟虑的斯大林式的回答。可是这种无独立性必将导致灾难。
为了防止批评家们指责作者是在吹捧斯大林，我发觉我并没有把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政治家的斯大林加以理想化的念头。斯大林有过失和错误。不管他是否希望如此，从他的良心上说，那些牺牲的人都是无辜的。但是历史也不能因此而忘记，他是一个为了劳动人民的体面生活、为了国家和世界的公正的配置构成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历史将毫无疑义地铭记：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和一个具有广博知识与高尚文化的人；
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更高于社会主义和多民族苏联的利益，更高于对祖国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关心，更高于对普通苏联人的福利的关心；
斯大林爱护、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具有才能的人，能干的组织人才，以及思想果敢、忠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
斯大林提高并维护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员伟大称号和纯洁性，教育培养了党的领导干部并取得了他们在行动上的统一；
斯大林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殊死斗争；
斯大林坚决而果敢地战胜了那些企图不允许或者至少也要拖延社会主义建设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反抗；
斯大林创造性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引旁证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分子和任何一种历史的造假者；
斯大林反对人的被压迫和受剥削，以及人在社会中的无权地位。他坚决反对会造成千百万人死亡以及造成生产力损失的破坏性战争。他的统帅才干是普遍公认的；
斯大林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对任何的变叛行为不可容忍。
正是由于这些，那些敌对者们、平庸的政客们和伪历史学家们才憎恨他。斯大林并非简单地只属于历史。在风云变幻的一切社会变革中，他在世时以及在他的领导下所实现的一切，早已成为并正在成为我们目前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大林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他是苏联人民的儿子，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
回复本文章
斯大林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他是苏联人民的儿子，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
作者: 布礼
日期: 2007-11-02 00:45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