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是一次创作灵感的大爆发。
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普遍失去灵感的时候，
倒是一部电视片爆发出强烈的灵感，
它就是六集电视片《河殇》，
这部政论气势宏大的片子有如一道蓝色的闪电，
劈开了国人僵化的头脑，引来了巨大的人文震动。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电视片会产生这样的巨大轰动效应。
我在这里先不急于说《河殇》对于中国纪录片运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抑或它到底是纪录片还是专题片。
我想先把《河殇》的内容搞明白，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整部《河殇》分为六集：
第一集《寻梦》；
第二集《命运》；
第三集《灵光》；
第四集《新纪元》；
第五集《忧患》；
第六集《蔚蓝色》。
从题目上看，河殇意味着发源于黄河内陆的中华文明衰落了，
在那经年流淌的泥沙里再也不能演化出新的文明因子，
中华文明的出路就是蓝色的文明——由黄色向蓝色的转变。
这种文明衰落的观念在中国大陆首次唱出了凄凉与悲哀的调子，
这无疑是向正统的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大胆挑战。
河殇类出于“国殇”，
这个标题在那个年代出现就是个不祥之兆
，它不仅引来了各方面的唾骂，
大多主要创作人员也受到政治上的牵连：
苏晓康出奔，
陈汉元从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位子上摔下来。
据说王震将军看过《河殇》后非常气愤，
他不能容忍这种否定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行径。
这位曾经在延安率领三五九旅开荒种地的大胡子将军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很是显赫，
往往使人误认为他的意见就等同于中央的声音。
王震还用相同的态度封杀过摇滚歌手崔健，
因为那位被人们称为行吟诗人的歌手曾用沙哑的嗓音演唱过《南泥湾》，
将军不能容忍崔健用消解政治感情的冷漠糟蹋他心目中的“神曲”。
其实，王震将军的批评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共中央的声音，
就在那一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时，
还把《河殇》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
这就让人回味无穷了。
一部政论式的电视片作为国家的礼物是意味深长的，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效应？
我想在这里不惜笔墨，
把《河殇》的六集内容分别阐述出来，才能最终找出答案。
第一集《寻梦》寻找的不是一个瑰丽的梦，而是一个无奈的梦，一个痛苦的梦。
它从中国人的黄河漂流遇难说起，认为中国人不敢面对失败，是一个输不起的民族。
于是它果断地做出结论：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这是耸人听闻的话吗？
绝不是。
我在当时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并没有在这句“文明衰落”的话里感到它的放肆和激进。
即使《河殇》的参照系是西方的蓝色文明，而斯宾格勒偏偏就写出了煌煌巨著《西方的没落》。
片中也谈到，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
事实上这个新的工业文明在斯宾格勒看来还在衰落。
所以，中华文明的衰落在史学界看来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因为它的确是衰落了，这是很自然的。
那么，讲出了一种历史的事实怎么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
我想并不是“文明衰落”的问题使然，而是《河殇》把这种文明的衰落与专制主义相连，就成为敏感的话题了。
片中这样说：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黄河的水有关系。
黄河泛滥，只有靠专制主义手段才能动员起千百万的人力与之做斗争，由此可见，黄河流淌出的是什么文明？
是专制主义的文明——这才是惊人之语，让所有的人为之一振，起码让那些玩文化寻根的人看后哑然不语。
寻什么根？
是鼻烟壶，是象棋、是鸟笼子还是少数民族的边陲文化？都不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就在黄河的泥沙里，就在治理黄河的专制手段里。
从大禹治水开始，这种文明就很成熟了，它很漫长，现在还延续着，所以中华文明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
不要指望在黄河的泥沙里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文明，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只有首先否定自己，才能最后走向世界。
这个结论是《河殇》在它的第一集里自然而然得出的，有关专制主义的话题，势必让这部电视片饱受政治上的折磨。就在我们心潮澎湃地观看《河殇》时，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国理论家正在写着一本题名《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书，他在书中把我们中国叫作“威权社会”。这位理论家名叫亨廷顿。
第二集《命运》是指一种民族的历史命运，
也就是说，命运把中国人牢牢地拴在一个封闭的黄河内陆，
这种生存空间与浩瀚的地中海不同，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所以中国人绝不会向外扩张侵略，他们宁可花费巨大的精力修建万里长城把自己封闭起来，
也不会染指别人的东西。
片中对万里长城的评价非同凡响：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
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
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
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
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
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呕歌你呢？”
——这几乎是把心中长期积累的怨气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发泄出来。
中国人在陆地上修筑了万里长城，那么他们又是怎样面对大海的呢？
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是这部电视片无法绕开的历史事实，
然而片中对中国人这次重大的海事活动却嗤之以鼻，
认为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
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
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
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
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圈子。
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
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
在葡萄牙人达迦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
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
郑和与地理大发现失之交臂不是偶然的，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
无论他航行到哪里，由于观念的封闭，也如同行走在长城脚下。
就当今中国而言也是同理，如果我们不能挣脱这种由于历史造成的沉重桎梏，就只能走向衰败。
第三集《灵光》历数了中华文明熠熠闪光的部分。
编导们似乎也觉得总是把传统视为沉重的包袱有失偏颇，浩瀚的五千年文化就没有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不乏灵感的，问题是到后来我们为什么丧失了灵感？《河殇》的第三集在寻找着其中的原因..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
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
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
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的文化是独领风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文化更具有宏大的系统性和透辟的阐述性。
就灵感而言，除文学艺术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聪慧之外，科学技术的发明是灵感最直接的表现。
毫无疑问，四大发明是我们赖以自豪的事情，是中国人灵感丰富的象征。
然而《灵光》却没有对这四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给予热情地讴歌，它认为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
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
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籍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
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我们发明了火药，却饱受西方大炮的轰击；
我们发明了罗盘针，却被西方的舰队打开了大门；
我们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却与西方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
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灵光就像天上的流星一闪而过，我们为什么没有把伟大的发明进行到底？
《灵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闪烁其辞的，它也没有把自己的义愤进行到底。
正是需要正面回答人们心中的疑虑时，它却转而讲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了：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文化灵光的消逝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其实，说到这里，《灵光》完全可以直接喊出是由于政治的高压才使中国文化与科技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灵光闪过之后，是漫长的政治黑暗，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什么灵感可言。
我想，也不能苛求《河殇》的编导和撰稿们，他们在当时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勇气。
他们并不是有意回避正面的问题，而是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来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著他们。
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片中紧接着谈到老师的境地：“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
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
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
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
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
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思着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看到这里，我不禁也想对中国的教育说几句话，这个历来被认为是神圣的领域，
在十二一世纪的今天已不再神圣，老九们也不再面黄肌瘦。
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和事实上的“大收费”行动里，学校成为培养既得利益者的染缸。
教授们不断爆出大抄袭的丑闻，那么他们的弟子又该怎样做学问？
教育既然是一种产业，那么它的目地就是盈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所以，这样的教育已经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教育了，不如说它就是一种市场，一种赤裸裸的交换。
良知、责任心、使命感等等这些传统教育中的关键词在产业化的范畴里不值一个大钱儿。
如果教育成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甚至教师都成为了商品，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还到那里去寻找灵感？
第四集《新纪元》阐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也是每一个当代中国人都在回避而不愿以正面谈论的话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为了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新纪元》只好从马克思开始探究。
这位在大英博物馆里踩出一道沟痕的人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要注意，这是一个大前提，社会主义的大前提：生产力高度发达。
奇怪的是，社会主义没有在马克思的故乡和他生活过的国家诞生，
却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国度产生了。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
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
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
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
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由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
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
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
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
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河殇》的编导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追问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后没多久，
苏联就宣布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已经无法给它虔诚的公民带来足够的牛奶与面包，
当年每个中国人都看过无数遍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对他妻子的承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完全落空，
所以有人说《河殇》实际上就是《国殇》。
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呢？
片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它似乎在用实际的例证诱导人们自己去参悟：
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
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炕上没有炕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口北老农说，去年由于干旱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
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
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看到这里，人们一定要问：这样苦难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梦想的那个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要求首先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应该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过头来补课，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
不过狡诘的编导并没有直接这样说，而是用抒情的方式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
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
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
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忧患》指出了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双重忧患：
自然忧患与社会忧患。
就自然忧患而言，黄河作为一条悬河成为中华民族深沉的叹息。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
从那时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在这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
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
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
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
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
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
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
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肆虐，
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海里去了。
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
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
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
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
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
”圣人出，黄河清。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
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
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荒野，
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
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疏导黄河最终导致了黄河大堤的形成，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
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
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次加高加宽大堤，保证了它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
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
看看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忧患》在剖析了黄河的灾难之后，没有忘记为失望的人们鼓鼓劲儿，它还是用抒情般的语言说：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
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但是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人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第六集《蔚蓝色》是指开放的文明，中国的内陆文化只有走向大海，用涌蔚蓝的色彩刷新固有的黄色，才会有新的出路。
在这里，编导划分出的两种文明在颜色上已经是泾渭分明：中国人不但躯体是黄色的，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使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
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著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
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
它转动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那么中国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
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
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
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
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
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
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
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
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
严复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
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
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争议。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
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
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
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
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
这一历史壮举，这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开放的蓝色文明最终会走向民主政治的领域，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却是一个遭到回避的话题，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著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
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
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缺乏政治参与的安全感。
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但是编导还是在最后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转述《河殇》的内容当然是出于对它的偏爱，在那个年代，这部电视片在人们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它的很多画外音能让人们背诵下来，尽管现在看起来它还显得有些缺陷，但是它的批判精神令人敬重，充满着灵气。
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没有避实就虚，没有把自己边缘化，而是直面中国最敏感的问题，独树一帜地确立自己的观念，
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电视片的经典之作。
正是由于它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的立场，让这个创作集体从编导到撰稿，都涌动着激情，毫不夸张地说：《河殇》是一次创作灵感的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