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 马 恩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叫得越来越响亮,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无限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似乎只有他们才具备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诣、掌握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超本领和诀窍,从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创新出一整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它惊世骇俗,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呢?这是不能回避的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之后,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恩格斯1886年2月25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一文中说:
“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21—297,着重号系引者加)
显而易见,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那末,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某个国家的产物,而是国际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着重号系引者加]”(选3—377~378)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的事实,是对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图谋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所说的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前提条件下,把它加以“中国化”呢,还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前提条件下,把它加以“中国化”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但是,这同样是不能回避的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之后,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不言而喻,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只有解决了以上两个重大问题之后,才有资格和条件谈论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回顾历史,图谋把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某个国家化的问题,不是当今中国的权贵精英们的创新杰作!这个问题的首创功绩归法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有!——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35—221,着重号系引者加)于是,“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下意识地糊里糊涂地走上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法国化的道路,结果是法国人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德国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步法国人的后尘,想把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德国化,同样没有成功。
对于法国人搞出来的法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曾经诙谐和幽默地评论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则四次提到过这个问题:
1. 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5—385)
2.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
“但是我应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尔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而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摩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7—431~432)
3. 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说: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拥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37—446)
4. 1890年9月7日,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中说: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得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81)
今日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想步19世纪70年代末的“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些人的后尘,试图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概也只能以重蹈法国人的覆辙而终结!
当然,今日中国的权贵精英们会说,19世纪70年代末,下意识地糊里糊涂地法国人没有实现“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法国化,不等于今日有强烈明确意识的、善于“与时俱进”的、极具富有“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的中国人,也不能实现“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欲火旺盛,不仅倾心钟情于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简直痴情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患上了“想思病”的程度,但是,对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来说,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如果中国的权贵精英们追逐不到自己梦境中的情人——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末,就会坠入自己精心设计出来的新太虚幻境里的火海刀山之中,无论怎样挣扎,都难逃灭顶之灾的厄运!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局,为什么将会是难逃灭顶之灾的厄运呢?让我们冷静认真地耐着性子往下看。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至少有以下7个称谓:
1. 马克思主义。
2. 科学共产主义。
3. 科学社会主义。
4. 现代社会主义。
5.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6. 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
7. 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
同一个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赋予它字面上不同的7个称谓呢?大部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而釆用的。我们现在分别加以考证。
第一个称谓:马克思主义。这个称谓不难理解。——在世界上,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以理论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理论的名称,是一个通行的惯例:如牛顿定律、高斯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如此等等。关于这个称谓,1886年初,恩格斯极其明确地解释说: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选4—238,着重号系引者加)
第二个称谓:科学共产主义,第三个称谓:科学社会主义,第四个称谓:现代社会主义,第五个称谓: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第六个称谓: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都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而言的。
现在,我们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一回事,但在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两回事:“在19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选1—244、236~237)
恩格斯1888年1月30日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1890年5月1日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两次解释(下面引文出自1890年德文版序言)说: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9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放弃。”(选1—244、236~237)
马克思1874—1875年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驳斥巴枯宁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博学社会主义者”时说:
“‘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选2—638)
恩格斯1876年5月底—1878年7月初在《反杜林论》中、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为了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使用了“现代社会主义”的说法: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名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是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需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选3—56、404,着重号系引者加)因此: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的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展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这种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选3—423~424、66~67)
恩格斯1877年6月中旬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使用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选3—44,着重号系引者加)
马克思1877年10月19日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为了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从头脑中设计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使用了“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的说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分子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着重号系引者加]《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和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着重号系引者加]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34—281)
第七个称谓: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这个称谓明确地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某个国家的产物,而是必须把它看成是国际的产物,从而不能把它某个国家化!
恩格斯1882年9月21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
象“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享利希·冯·济贝尔以及特赖奇克之流”“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选3—377~378)
恩格斯1883年在德文版上特意加注解说: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着重号系引者加]”(选3—377~378)
到此为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权贵精英们要把“国际的产物”即全世界公认的“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通过“理论创新”化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么的荒谬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