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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甘祖昌: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

老红军甘祖昌: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

 

原题:万里征途不歇脚——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

1975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

   黎明来临,朝霞满天,翠绿群山呈笑颜。在通向田间的路上,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身穿粗布衣,肩扛锄头,脚登草鞋,腰间别着一杆旱烟袋,同男女社员一起迎着旭日,踏着露水,说说笑笑地走着。这位老战士,就是十八年前回乡务农的老红军甘祖昌。当年,他不当部长当农民,曾在全国传为佳话。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他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贡献力量。当地群众看到他这样大年纪,还保持这样好精神,都赞扬说:甘祖昌真是万里征途不歇脚,不愧为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

    甘祖昌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受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全国解放后任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头部三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不能坚持领导工作,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但是,他牢记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认为共产党员决不能享清福,而必须继续坚持战斗,毅然向组织要求道:我虽然不适应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但我还有一双手,我要回到家乡去当个新农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九五七年,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甘祖昌一到家乡,就向党支部报到,说:“我到农村落户来了,和同志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他到商店买了几只大粪筐,第三天清早就打着赤脚,穿着黑布衫,背着大粪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拾粪。从那以后,十八年如一日,除了生病、外出开会以外,他几乎天天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员们关心地说:“老部长,过去你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和我们一样干了,指点指点就行啦。”甘祖昌笑着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怎能不劳动?”

    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甘祖昌象当年打仗一样地豁出命来干。沿背大队是个山穷土瘦的地方,全大队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产量低。甘祖昌带领社员群众详细地察看了六十多亩冷浆田,开了二十多次调查会,找到了改造这种田的途径。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在数九寒天便展开了改造冷浆田的战斗。他每天第一个来到田头,带领社员跳进结着一层薄冰的冷浆田打木桩,筑篱笆,捞稀泥,开沟排水。他们连续奋战五个冬春,把全大队的冷浆田全部改造成了大寨田,亩产量提高两倍以上。县里在沿背大队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全县掀起了改造冷浆田的热潮。

    坊楼公社有条沿江河,两岸却有不少“望天丘”,年年遭旱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甘祖昌又爬山越岭,亲自去勘测、调查,提出了拦河筑陂的计划,并且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社员群众一道投入施工战斗。工地附近没有公路,水泥、钢筋等物资不能用车子运进去。甘祖昌组织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立突击队,并鼓励他们说:“过去我们开发南泥湾,耕田没有牛用人拉;现在,汽车开不进来,我们还有双肩嘛!”他喊了声“跟我来!”就领着大家扛的扛,挑的挑,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物资从七里外的地方运进了工地。炸药不够,甘祖昌就带领大家拆旧墙,熬土硝;土箕坏了自己修;钢钎坏了自己打。多少个清冷的早晨,他第一个来到工地;多少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他和社员一起挑灯夜战。五个月后,一座蓄水量五百五十万立方米的江山陂建成了,四十三里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了,五千多亩土地得到灌溉,“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田。

     甘祖昌患有好几种病,党组织和社员群众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一再劝他好好养病,注意休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这点病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为了活命丢了革命!”只要能起床,他一天也闲不住;工作起来,常常连药也忘了吃。

    一九七○年冬,甘祖昌患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肺气肿也复发了。当时,他家邻近的屋场大队正准备修建龙潭水库,有人提出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方案。甘祖昌知道后,就带病来到屋场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翻山越岭,勘测地形。大家见他又咳又累,头上直冒汗珠,多次要他回去休息,他怎么也不依。他把汗水一擦,继续前进。经过顽强的努力,他们终于把那个地方的地形、地质等情况搞得一清二楚,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结果比原设计少修一条三、四里长的渠道,十多户人家也不需搬迁了。在兴建水库的过程中,他还是三天两头来到工地。后来,他病倒了,只好住进医院治疗。但他人在医院,心却在工地上。医生要他至少住三个月,他只住了三十五天,就带了些药回家投入了修建龙潭水库的战斗。

    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同阶级敌人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甘祖昌更是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刮起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这时,有人送给甘祖昌一份所谓“百户调查”的材料,企图证明自留地收入“高于”集体收入,为单干制造舆论,并且告诉他:这个材料是有来头的。晚上,甘祖昌戴着老花镜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伟大导师的教导使甘祖昌心明眼亮。他想:中国革命几十年,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现在有人竟然宣扬单干的优越性,这不是想重新恢复私有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吗?他认定这是一股妖风,必须坚决斗争。第二天一早,他打着赤脚,背着挎包、米袋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前后变化情况和两条道路斗争现状。他花了半个月时间,走访了十个大队,最后,整理了坊楼公社两个大队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的情况对比的材料:富冲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粮食连年增产,由原来缺粮、缺钱、缺牛的穷队,变成了年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队有积累,户有余粮的先进队;而和富冲大队田靠田、村挨村的方陂大队,由于把集体的田分给私人种席草,任意扩大自留地,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粮食连年减产,一年吃回销粮六万多斤。甘祖昌带着材料,向莲花县委汇报了调查经过,用正反两方面事例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农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十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甘祖昌和贫下中农一道,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奋战,顶住了刘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干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妖风,促使坊楼公社不断前进。全公社先后建起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旱涝保收面积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不毛之地的红壤岗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低产的冷浆田变成了粮棉高产的丰收坂。全公社还兴建了十二个小型水电站,队队都用上了电灯,农副产品加工也都用上了电力,整个公社呈现一派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称赞甘祖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顶梁柱”。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

     甘祖昌南征北战几十年,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他回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他两个弟弟家挤在一栋房子里住。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多次要拨款给他盖房子,他都谢绝了。村里的人说:“按照国家规定,给你盖房子是应该的嘛!”甘祖昌说:“国家规定可以给我盖房子,这是党的关怀。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这种特殊照顾。现在国家搞建设,用钱的地方很多,我家暂时能够住下就行。”后来,家里人口增加了,老房子实在挤不下,甘祖昌就带领全家老小,利用农闲时间自己动手打砖做瓦,盖起了一栋普通民房。省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他家,见窗户没有装玻璃,提出要给他买玻璃装上,甘祖昌说:“窗户上装玻璃,在城市是大众化,在我们农村,那就是‘小众化’了!”直到现在,他家的窗户还和当地社员的一样,是用塑料薄膜蒙的。

    甘祖昌经常告诫自己:一个老干部,如果因为自己资格老,过去职位高,连身体也高贵起来,只讲养身,不讲革命,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天长日久,就会导致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回乡十八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和普通社员一样,连抽烟也是用自己做的旱烟袋,抽的是自己种的烟叶。一年夏天,他出差到江西省东乡县。县委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他,找遍了饭店的套间、单间、双人间,都没有找到,最后在一个普通的大房间里找到了他,看到他和几个旅客住在一起。今年三月中旬,他到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议,穿的还是在新疆穿过的那身打了几处补钉的旧棉袄,带的还是那只旱烟袋。

    甘祖昌回乡后,国家仍然给予他在部队时的工资待遇。他没有把这些钱看作是私有财产,花一分钱都要掂一掂分量。他说:“工资是国家给的,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去的责任,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他家有副帐钩坏了,他爱人说:“买副新的吧,只要几角钱。”甘祖昌说:“只要几角钱?几角钱可以买好几斤化肥,多打十几斤粮食。”他找了根铁丝,自己做了一副。甘祖昌有条毛线裤,是抗日战争时一位烈士生前送给他的,当时已经很旧了。甘祖昌穿着这条裤子,在南泥湾开过荒,在晋西北打过蒋匪帮,在新疆办过工厂。回乡以后,这条裤子又伴随他十几年,已烂得无法再用毛线补织,他就用布块缝上去,继续穿。甘祖昌自己这样节俭,可是,对支援发展集体经济,帮助社员解决生活困难,却十分慷慨。邻近的屋场大队兴修一个水库,资金不够,打算要国家贷款。甘祖昌知道后,便对屋场大队干部说:“不要向国家伸手,还是自力更生吧!”他主动拿出六百元工资支援他们。屋场大队干部社员深受感动,立即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克服困难,建起了水库。为了帮助集体兴修水利、购买化肥、添置农业机械、解决社员生活困难,十几年来,甘祖昌捐出的钱占了他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子女比较多。他看到社会上有的老人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很羡慕,便提出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们老一辈人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个安乐窝要他们去经营,还是留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晚上,他把几个孩子都找来,同他们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他指着“废除继承权”的论述,对他们说:“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订了一条“家规”: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甘祖昌的二女儿仁荣,是一九七二年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甘祖昌手把手地教她插秧、割禾等各种农活,经常检查她的劳动工分手册,不断对她进行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教育。前年夏天,仁荣参加了队里的“双抢”突击队。一天,别人还没收工,她却提前回到了家里。甘祖昌问她为什么提前回来,仁荣回答说:“这个农活,又紧张又艰苦,我干不了,我要继续上高中。”

    甘祖昌见仁荣思想出了岔子,晚上,就给她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件事:一九二七年,甘祖昌参加革命后,和共产党员刘春元一起战斗。一天,他们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刘春元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家乡变个样,山上长花果,山下变粮仓。”几天后,刘春元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倒在血泊中还断断续续地说:“要……革命……到底呀!”讲完这件往事,甘祖昌激动地说:“今天,这‘革命到底’的担子就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象当年红军那样,‘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爸爸的教育,激励着女儿前进。第二天,仁荣又出现在“双抢”突击队的行列。

现在,甘祖昌有三个子女在农村当普通社员。甘祖昌对他们不仅自己言传身教,还请村里老贫农给他们上阶级教育课,用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和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他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把青春献给农村,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甘祖昌严格要求子女,要有老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也决不通过熟人关系“走后门”。一九七二年的一天,在莲花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念书的大女儿平荣,回到家里对甘祖昌说:“爸爸,我要去参军!”甘祖昌一听高兴地问:“选上啦?”平荣低着头,半晌才说:“爸爸,你给新疆军区写个信吧,我想到那里去当兵……”原来,平荣听说莲花县不征女兵,新疆征女兵,心想,爸爸原来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只要他写个条子准没问题。甘祖昌一听这个情况,就严肃地对她说:“你想参军保卫祖国,愿望是好的,但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新疆有新疆的征兵计划,干部子女更应模范地遵守国家规定,不能闹特殊,这个后门不能开。”平荣觉得有道理,就接受了爸爸的意见。

    甘祖昌的三女儿公荣在小学念书时,曾经穿过一双带洞的旧鞋子上学,有的同学笑话她太寒酸,她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她想,可不是,我们家还穿这样的鞋,又不是没有钱买。一放学回家,她就把旧鞋脱掉,扔到墙根下了。甘祖昌把这双鞋拣了起来,一针一线地补好,然后交给公荣,说:“你丢掉的不是一双鞋子,而是丢掉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鞋子破个洞,补一下还可以穿。思想上出了漏洞,资产阶级灰尘就会钻进来,可要警惕呵!”公荣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双打了补钉的鞋穿上。甘祖昌还手把手教她补鞋袜,缝衣服,让孩子从小懂得艰苦朴素的重要。

    坚持万里征途不歇脚的伟大力量,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甘祖昌就注意学习革命理论。回乡以后,不管工作多忙、困难多大,他一直坚持刻苦攻读。几年来,他读完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两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学以致用,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甘祖昌结合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又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不但要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盖瓦,更要自觉地带领群众一锹一锹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甘祖昌说:“人到七十不算老,革命斗志不能衰。干革命不能船靠码头车到站,一定要万里征途不歇铁脚板!”

 

附:

甘祖昌简况:

甘祖昌(1905—1986)。江西省莲花县人(今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莲花县独立团军需处处长,湘鄂川黔兵工厂总务科副科长,红六军团工人连副连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部长,第一兵团后勤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甘祖昌回家乡莲花县洋桥乡务农。解甲归田后,甘祖昌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家乡的建设,回乡29年来,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长期的实践和刻苦学习,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农林水利建设经验,被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1986年3月28日在家乡江西省莲花县病逝,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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