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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对比——一个美国人的讲话（三）

一九七○年我和一个在丝织厂的中年女工谈过一次话。我们谈论了厂里的好处：八小时工作制，健康和医疗保险，托儿所，幼儿园，产假，免费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我提到西方许多妇女还需要为争取这些权利而斗争。

她简单地说：是的，我们都是在为争取有一天全世界妇女都象中国妇女一样幸福和富足而工作。她的回答使我惊奇——也许本来不应该使我惊奇。

中国妇女今天是富足的，比起她们的不识字的、贫穷的母亲和祖母来，要富足多了。

男女平等这个思想本身对他们说来就是新的。革命带来了空前大跃进，把童养媳和孩子当商品买卖的缠足时代远远抛在后面。

在漫长的斗争年代中，妇女分担了长征（１９３５—３６）的艰难困苦，同男人一同打仗，进行宣传教育，并在游击区经受考验。

她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生活条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个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向我讲过在日本占领的残酷年代一个住在他家隔壁的少女的情况。

她家里太穷了，因此那个女孩子只能裸体在家呆着。在严寒的冬天，他曾看见她不穿衣服从家里急急忙忙跑出来敲冰取水给全家做饭。

她是天足，那是同她父亲经常斗争的结果。她父亲要她缠足，为了可以更吸引人，以便卖得更好的价钱。

最后她跑掉了，后来就穿着红军的军装出现，在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个保护区上学。

把千万个这样的故事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今天中国妇女的背景，她们认为她们的制度是真正的自由，并教育她们的孩子要尊重继续革命，并为此而努力。

随着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胜利，实现了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土地重新分配时，妇女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取得了在集体中的平等地位，并有代表参加国家机构。

这样一种根本变化（被看作是建设未来的积极力量，能够自由地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给无数妇女和家庭带来了健康、尊严和保障。

中国人是热爱自己的孩子的，这一点从孩子们的开朗、泰然自若的态度上看得很明显，大人对他们是友善的，但是不溺爱。

我曾提到过没有孤儿院，因为孤儿立刻会为亲近的朋友、亲戚或者公社或市区的一个负责的家庭——“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所收养，而由国家负担额外的费用。

到处都有托儿所、幼儿园来照顾婴儿或刚学走路的孩子，他们每天晚上回家，或者在父母下班后回家，如果父母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离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也可以一直呆在哪里。

只要想一想大体上说来全世界每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中国孩子，就可以看出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家里有祖父、祖母照顾的话，孩子也可以放在家里；这是个人完全可以自由、灵活选择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强调终生有用的道德政治教育。

首先在音乐、歌唱和故事中进行教育。所有的儿童都学唱歌，许多儿童还学乐器，中西都有；

他们随着最欢乐的音乐极为自然而无拘束地游戏和唱歌——歌词常常是令人惊奇的：“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这种内容当然不适合美国“每周十首最佳歌曲”，但对中国却是适用的。

孩子们受到劳动光荣和劳动人民应受最大的尊敬的教育，同时也了解过去的苦和今天的甜——即中国在革命前的生活是怎样的，而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了多么大的改善。

他们学习自立、热情、有创造精神、全心全意和有责任感。他们的目标不是以经济报酬或竞争为基础的。即使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排球

——也是作为友谊比赛而不是竞争来进行的。个人利益、争名利、地位、学位、头衔的欲望都是被劝阻的。

青年受到的教育是要他们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有自我批评精神、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善于倾听并团结哪怕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为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

男女合校几乎已普遍。妇女己不是“性”的对象。赤裸裸的性的表现是不存在的。

没有任何以性为主题的电影、文学或广告，也没有任何变态心理或虐待狂的东西。

革命者消灭了过去传播很广的吸鸦片，现在显然没有人再需要它或其他代用品。

夜总会、酒吧间、私人汽车和俱乐部——所有这些我们用来为青春的活力找出路的东西都已为集体民间舞、体育、游泳、滑冰、远足、划船和骑自行车等所代替。

宣传和社会风气都力促年轻人晚婚，女的推迟到二十六岁，男的到二十八岁，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女的十八岁、男的二十岁就可以结婚。

晚婚和婚前的性克制——一种节育手段——也被认为是摆脱了过去包办婚姻、童养媳和纳妾而获得的一种自由。

解放之后于一九五○年颁布婚姻法，一举结束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遭受的合法的剥削和压迫。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给妇女以离婚的权利，给离了婚的妇女和寡妇以再婚的权利。

顺便提一句，从妓院中解放出来的妓女已得到改造和安置，并成为新社会有用的公民。

青少年成长的年代是用来使他们在政治上、身体上和思想上得到发展，成为成熟、负责的人。

在服装上没有竞争和装饰——中国妇女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穿长裤的；她们现在不用任何化妆品和手饰。

只是从美丽的衬衫和鲜艳的毛衣上可以看到一些色彩。没有包含性刺激的花花世界来干扰青年，但是年轻人也在公园里手拉手，在月下或者路灯下在周围无人的公共长凳上表示爱情。

他们既不故意招摇，也不偷偷摸摸——也不是一个消费社会的牺牲品，这种消费社会一心要推销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衣服、化妆品、小玩意儿以及无数可买的东西。

他们与我国现在出现的正直的、新的一代并没有差很大别——但是中国青年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哪里，并且知道如何到达那里。

他们受到关于性和计划生育的教育，他们结婚以后一般生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出生的时间隔得比较长。如果节育措施失败——现在这种措施正日益得到改善并普遍实行
——就可以进行人工流产。这决不是首要的节育手段，而主要是用于治疗，或用于一个妇女已有一两个孩子而预防措施失败的时候。

也有婚前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因为有将近八亿人呢），这种事情会得到处理，很少留下创伤，但是要受到舆论责备，而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

但是节制性欲并不是从法律上强制的，同时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得到避孕药，因此很难说这方面的态度以后不会改变。

中学毕业后，所有的学生至少从事两年体力劳动。不一定接着就上大学。不能凭付学费就上大学。

要经过挑选，根据国家需要和本人（必须是劳动的学生）表示的志愿，由个人所在的公社或工厂的成员凭该人的表现以及思想、行动是否达到中国人所认为的政治上成熟的标准来进行挑选。


（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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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对比——一个美国人的讲话（四）

没有任何特权阶层、社会或政治关系、花钱或贿赂能予以改变。关于选择志愿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的特殊兴趣是在医学方面，你可以在公社或工厂的医院或医务所工作。

你可能首先在菜园劳动，但最后能得到实习培养，学习治疗烧伤、外伤、伤风、咳嗽等——中药、针灸和西药都用。

这样你就可以参加在广大中国农村工作的赤脚医生的队伍，接触从来没有得到过医疗的人。

做了这样工作之后，就可能到一个教学医院去学习，最后受到外科或其他专业的训练，在这期间穿插着到农村去实习。

中国人民现在在预防性医疗、疾病检查和急救等方面受到空前的照顾，同时一代新的医生、护士和医务技术人员正在成长，并又在教别人。

未来的工程师从事体力劳动，在需要建设的水坝或其他工地劳动，然后可能具备上工业大学的资格。

如果一个学生劳动者对戏剧感兴趣，他或她可以在当地的剧团工作，这种剧团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和公社都有。

人们被派到各地去发现年轻的人才来加以训练。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被有意浪费掉，人或才能也是这样。

老人也是这样：今天，大多数老人都住在他们生长或定居多年的村子里，有时就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如果他们过去有房子而房子还没倒塌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住在一起。村子现在已是公社的一部分，但房子还是为这一家所有。

农村住房已大大改进，虽然其水平还大大低于我们在“美国中产阶级”中习见的水平。

有室内自来水的房子还很少，在寒冷地区的房子还只是用炕取暖。

但是热开水在全中国是非常丰富的，从巨大的热水瓶里倒出来，总是足够用来痛痛快快地洗一洗，或是没完没了地倒出来泡茶。

我记得一个看孩子的老祖母对我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自己的家，她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头上没有一片瓦。现在这位妇女还在公社托儿所半天工作，看别人的孙子。

老人们知道自己是属于集体的一分子，并且是有用的人，他们都在自己健康和年龄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参加工作，并且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有价值的。

在需要时退休没有任何不光彩的标记——妇女五十岁、男子六十岁退休。多少世纪以来贫苦农民一直是劳动到死——很少有人由于年老死去。

现在仍需要所有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有选择的余地。许多老人在家门附近工作——在菜园、手工艺车间、小工厂、托儿所等。

他们常常是在刺绣、陶瓷、象牙或玉石方面的熟练专家，现在向年轻人传授这些古代艺术，这些东西被用于中国的装饰和出口。

实际上再没有养老院了。国家负担经济上的需要，在集体生活中建立伙伴关系。

有了病由公社照顾，在城市就是由街道居民委员管，按街区组织起来为他们买东西、煮饭、搞清洁卫生、照顾他们。

没有人需要为付不起健康保险费或是收不回社会保险金而发愁。这不是慈善事业。

这是一个明确反对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政府所采取的自觉的、经过考虑的政治行动。

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会提出自由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为是自由。自由是相对的。

污染的自由，不理会或剥削邻居的自由，偷懒，不作出任何贡献的自由，出版任何东西的自由——只要出得起钱。

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私有企业和追求财富的制度是保证大多数人富足和自由的制度。

中国人民自己的经历使他们从事革命争取解放，实现集体主义，他们认为集体主义是幸福的来源。

两个这样对立的社会必然对自由、创造性一类字眼的意义的理解会发生矛盾。

自由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免于疾病、饥饿、战争、奴役、债务的自由——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非常关心的。

除了个人关心如何表现自己之外，创造性还有另外一面——建设性地利用才能来为整个集体服务。

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似乎没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当然有些人是担心的；在动荡和建设中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有言论自由，但是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范围内有批评、辩论、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讨论、交换意见和办法，以及每一个人都参加的经常性的学习小组与会议等。的确，不参加是困难的。

有人告诉我他们曾在香港跟一个离开中国大陆到九龙去拉人力车的一个人力车夫谈话（现在在中国已没有人力车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然后喊道：开会！开会！

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发表的——但是不能用来反对保证国家发展的革命原则，不能是反革命的。

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独立日称作解放，这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收拾过去的烂摊子，革命没有完结——他们一再对你说，要继续革命——革命是长期的。

如果你反对革命，你就要完蛋。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将接受再教育，并且多半会改变你的思想。

在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和有意进行破坏、捣乱之间是有区别的。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国似乎正在解决它的问题并取得成效的时候，是什么导致了另一次革命的发生呢？

重新建立一个特权阶级、重新制造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重新扩大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

——这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回复了，并危害着革命，产生着象在苏联那样的叫作修正主义的东西。

换言之，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状态没有消灭——中国有句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干革命是为谁呢？

为了占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以及多少世纪以来身处四等公民地位的妇女。

或许中国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妇女的变化了。

在革命前的中国，妇女除了受到族权、政权和神权三大压迫外，还承受着第四种压迫，即夫权的压迫，妇女受男子的主宰。

正是毛泽东提醒她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不是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或者说一个自觉的反对派，他们送子女进特殊的学校，工资比别人多，有特殊的住房，享有各种特权。

在许多方面和不同的方式上，情况确实如此：在医疗方面，医疗服务和医院集中在城市里，农村被忽视了；

在工厂，物质刺激鼓励竞争而不是集体合作；在戏剧方面，上演的是华丽的、表现洋、古的旧剧，这些剧本的内容与人民中占大多数的非知识分子几乎毫无联系。

不是说禁止古和洋的东西，而是要利用洋和古的东西为现在服务，在传统的工艺美术方面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是如此。

（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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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        今昔对比——一个美国人的讲话（五）



这是一个外国人来中国的感受，愿者请欣赏

一个平等的社会不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或者两种道德标准；但统一不能由上面来强行规定——上面可以进行引导和领导，但不能采用压制手段来强制实行。

在信念、价值标准和文化方面，统一必须来自人民，并由人民来维持。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和清洗。

这是对文化革命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解释，文化革命是复杂的，包括复杂的党内斗争，而且从各种含意来看，它确是一次革命。

我推荐我丈夫的最后一本书，即最近由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长期革命》，这本书对文化革命作了简明和有说服力的叙述。


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使中国人民离开“资本主义道路”，回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曾为他们而进行革命的那些人身上，并创造不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产所统治的新型文化。

大学和中学完全停办了，以便让学生——革命的接班人——能够同农民一起劳动，向仍在从事仍然十分艰苦的劳动、生产国家所食用的粮食的农民学习。

同样地，那些倾向于坐在沙发上和在课堂里讲理论的教员和教授们，也可以通过同劳动人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了解生活的现实，并了解他们自己对这些生活现实所负的责任。

文化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一次彻底的震动，对国家发展过程中被歪曲了的根本概念作一次再审查（这个新的体制仍然处在演变、试验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方法的交流）。

基本上，这是重新强调实践同理论相结合，学习同劳动相结合——教员、学生和成为工人教员的有经验的工人之间互相合作。

例如：

中学生上物理课时，在工人教员和正规的物理教员的帮助下学习物理基本知识，并一起制造自己的车床，又一起用这些车床生产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教员教学生爱护和珍惜机器，并教他们使用机器的方法。

上植物课时，学生学习和运用理论知识，同时为学校的食堂生产食物。

化学课教变废为利——许多学校经常利用废品生产自己用的粉笔、纸张、食品和设备，

或者为附近同本校挂钩的工厂生产产品（例如北京大学向国家出售自己生产的胰岛素和抗生素），

目的是防止出现新的特权阶层，防止最终产生新的剥削阶级；

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城乡差别——不再有“乡巴佬”和“油头粉面的城里人”（——根据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教导）。

应当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学校，知识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性别所特有的权利。

中国也正在按照自己的体制解决我们这里所泛滥的各种问题——青年的苦闷；

缺少哲学上的动力或道德基础；才能遭到浪费而不能用于建设性用途；

由于经济条件、缺少机会、种族、性别、社会地位而造成的歧视；

维持教育机构、设备和教学人员的巨额开支。

中国的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再是依赖别人的消费者。


不仅是青年在学习——成人也在学习。

在中国，每一个人都从事体力劳动。

在文化革命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各个组织全部直接联系和参与它们所为之服务的人民。

五七干校产生了，这些学校是在农村的劳动学校，是由知识分子和干部自己在荒地上建立起来的。

医务人员、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官员和一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都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解决为谁服务的大问题，

在一个大而穷的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把不公平减少到最低程度。

有些从未见到过五七干校的人把五七干校看作为“劳改营”，这两者是无法相比拟的

——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是不能同在铁丝网后面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相比拟的。

在这些学校里，人们辛勤劳动，吃得很好（如果他们生产自己的食物的话），在假日可以回自己的家。

我们参观过几所五七干校，在那里城市官员在养猪，或者站在没脚的淤泥里种水稻。

当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就有了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经验。

医生、教授、艺术家也是一样——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受过西洋训练的小提琴家去农村作巡回演出，向农民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而农民过去从未听过这种音乐。

他本人还满以为他是为农民服务呢。农民从周围几里远的地方赶来听他的表演，但在乐曲的进行过程中，听众慢慢地、悄悄地溜走了，他继续演奏到最后，这时他的听众只剩下了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小个子老太太。

当他坐在凳子上在场子中间演奏完时，老太太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放下琴弓，对她说：谢谢你一直听我演奏。

老太太说：“没什么，反正我得等着拿回你坐的凳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为谁演奏的问题。

在上海市舞蹈学校，我同青年舞蹈演员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过去曾经看过他们精彩地演出中国芭蕾舞《白毛女》。

这些演员表演了卓越的技巧，他们是自觉的，也是同我所了解的任何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的辛勤工作

——但是他们的工作既是跳舞也是体力劳动，他们在农村里度过好几个月，向农民学习。

这些年轻人对我说，在文化革命以前，他们害怕做任何会影响他们身体的事情——他们象特殊人物似的受到保护和对待。

他们说，现在他们不仅不惧怕劳动，而且认识到同劳动人民结合可以使他们成为更好的艺术家，更好地理解他们扮演的角色。

具体说来，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中国的面貌是个什么样子呢！对于过去了解中国的人们来说，变化大得令人惊讶。

我的丈夫帮助我看到了这一巨大的变化——他指出了农村的变化。

过去的荒山秃岭，如今栽上了树木，修起了梯田，变成了生长庄稼的良田；

过去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如今山电话、电视、广播和公路联结起来了；

农村发电站、水坝、住房、医院、学校和各种供应构成了一派新景象，同过去农村贫困、城市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前中国总的凄凉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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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             今昔对比——一个美国人的讲话（六）（完）

大大小小的公社构成了中国的农村。一个公社视其大小不同（可以很大，也可以比较小），包括一些镇和村子，下分大队和生产队，由当地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叫作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机构就地进行管理。

革命委员会中有党员也有非党员，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包括农民或工厂工人的代表、专职行政工作人员（干部）的代表和军队或民兵或技术人员的代表。

三结合也意味着老、中、青都有代表参加。

革命委员会中总有妇女，而且妇女常常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然而妇女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不平等的。

我们参观了许多公社，有时住在农民的家里。有富裕的公社，也有穷的公社——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地方工业和当地群众的需要和选择。

（有一个穷苦的农村公社是由过去当过乞丐的穷苦人组成的，革命后在集体化的时候，这些穷苦人一共才有三条驴腿的牲口，另一条驴腿为一家富裕户所有，由于这一户拒绝参加集体，因此驴子的四分之一使用时间是归他们这一户的！）

我简要地叙述一下我们参观过的位于华北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的一个大队——沙石峪。

沙石峪这块地方，是中国革命前日本人和国民党占领的一个地区中唯一只有穷得把那里当作“栖身之所”的人才愿意去的地方，而那些人靠在山下富饶的平原乞讨为生。

沙石峪大队是在多石的荒地上开辟出来的。成片的果园和松林的每一棵树，都是用人工在坚硬的石头上挖洞，在洞里填上从几里地外用肩挑运来的泥土的办法种上的。

大队的水库也是用同样的办法修起来的，向过去从没有水的地方供水，农民的住房是石头盖的。

我们住在有三个儿子的中年寡妇家里——两大间房，中间隔着一间堂屋，在堂屋里做饭。

每间房里，都有一张很大的石炕，这是华北典型的炉床，炕是高出地面的一个石头平台，上面铺上花棉被，底下生火取暖。孩子在炕上玩，妇女在炕上做针线，客人在炕上坐，全家在炕上睡。炕很宽敞，很舒服。

每间房有几把椅子，一张大桌子，存放东西的柜子，电灯，什物和摆设品。


一间房里摆着一架收音机，另一间房里摆着一台缝纫机（脚踏的），一辆自行车放在堂屋的后部。

室内没有自来水管，室外有一个很清洁的家庭用厕所，厕所也为公社服务，因为粪便被有意识地积累起来，经过加工施到集体的地里。屋前和道路之间隔着一道矮篱笆墙，屋子的一旁是猪圈，一大片菜地一直伸展到大门口，大门旁有一个水龙头——这是这一家的水源。

镇上有一个饭馆，一座小医院，一个托儿所，一所小学校和一所中学校。

一幢石盖的大厅既是剧院，又是电影院，又是会议厅。那个地区有一台电视机。

主要的商店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价格是极其低廉的。

中国人不但买得起必需品，而且买得起一些对他们说来是奢侈品的东西——收音机、手表、另一件上衣，漂亮的女衬衣，许多人对全家只有一件外衣，晚上把外衣折起来给全家当被子盖的日子，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这个地方整天都是熙熙攘攘的。成群成群的城市学生和农村的兄弟们一起修造长达几里的梯田，开垦荒地，修筑坝墙。

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地劳动，很积极，他们吃得好，劳动的时候又唱又笑。

他们喜欢我们同他们谈话，常常问候美国人民。

一支部队的医疗队正在培训年轻的赤脚医生，那一天正在自己的胳臂上扎针教授针灸。

午餐后（一切食品都是当地生产的，既新鲜又好吃），大家都休息了。

然后工作重新开始。

各个学习小组在树荫下讨论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课文，他们的发言讲得头头是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你看了大家在做什么以后，就会对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了不起发生疑问。


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态度：在我们听起来是理想化的东西，在中国正被证明是可能的和有成效的。

在中国，思想的变化正在改变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是硬要说——中国人也没有硬说——每一个人都是心满意足的，或者就不存在争吵和挫折。

通向创造模范人物的道路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对一个全心全意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何况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全心全意的。

我也不是说——中国人也没有这样说一一他们的制度就是美国应当采用的。他们常说革命不能输出。

美中两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有各自的解决办法，双方都有很多东西可向对方学习。

变革是需要时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在某些地区，封建意识的残余使这个进程放慢下来了。

计划生育和妇女的平等地位在实践中还远远没有普及。

毛泽东告诉我丈夫说：在农村，一个妇女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孩，她就想生个男孩；如果第二胎仍生个女孩，她仍想生个男孩；如果第三胎还是个女孩，她还想生个男孩……。

我遇到一个农村妇女，她的名字叫王三多——意思是多了三个了，她妹妹名叫四多。但是这些妇女已是五十多岁的人，而人们仍可以看到只有五十岁的缠了足的妇女在城市街道上行走。

年轻人的包袱比父母一辈要少些；城市中的人的落后东西比农村中的人要少些。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生活仍然比较舒适些，尽管在一个初冬的清晨，我的丈夫从北京温暖的旅馆住房的窗户望着成千成万蹬着自行车穿过寒冷刺骨的黎明前去上班的人群说：这些人是中国的无名英雄。

但是那些骑自行车的无名英雄中有工厂和银行的经理，也有工厂工人和银行职员，有军官也有战士，有去排演的演员，也有去上班的工人，有部长也有秘书，有外科医生也有医院勤杂工。

他们一起坐在饭馆和点心店里，晚上一起坐在剧场里，在公园和现在成为博物馆和游览胜地的过去的皇宫的也是如此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或休息，人们不因为地位高的缘故而受到尊敬，大家都一起为建设整个国家而工作。

指导这一切的原则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中没有种族主义、征服外国或武装输出革命。

它的确主张支持社会革命，但不主张通过武装侵略的办法这样做。

对国内它教导要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权力来获得解放——包括对错误的领导进行造反的权利。

外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只是最近，外部的猜疑和敌视才有所缓和；

但今天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仍然集结在中国的北部边界附近；

直到前不久，以前入侵他们的敌人——东北方的日本——还构成一种威胁；

还有毗邻的印度。

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台湾的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合法的国家元首，美国自身正在东南亚的中国近邻进行着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

其原来的借口是保护它们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损害，而每当我们的轰炸机把死亡和毁灭带给农舍和农民时，美国实际上是在制造共产党人（例如在柬埔寨）。

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树立了正直、勇敢、自我批评、自力更生和革命变革的榜样。

正如韩素音在她的新著《晨潮》一书中所说的，中国的儿童“今天满怀豪情地走向建设他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早就有需要，而现在才有机会开始了解为什么——和为谁。

（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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