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

MIM的“十要”

一、我们要共产主义。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消灭一切压迫（一个团体对其它团体的控制权）的制度。那就指民族性压迫、阶级性压迫与性别性压迫的消灭。

二、我们要社会主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认为如今的资产阶级专政压迫世界大多数人民。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是走向一个没有不平等与专政的世界——共产主义世界——的必要步骤。我们坚持列宁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1917 至1953年）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49至1976年）为好榜样。

三、我们要革命的武装斗争。

我们认为压迫者不经过斗争就不会放弃其政权。为了消灭压迫，唯一办法是建立革命性的舆论而使人民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不过，我们认为直到资产阶级真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武装斗争是战略方面的巨大错误。美国愈想保持在世界各地的霸权，美帝军力愈过分扩张。我们将能利用美帝军力方面的弱点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

四、我们要组织。

我们认为民主集中制，即大多数人民的决定的统一性应用，是打败压迫者的必要条件。该制度包括组织、领导、纪律与等级。压迫者利用这些政治武器，我们同样也应该如此。建立一个听纪律的革命性共产主义先锋党就是当列宁同志、毛泽东同志与休伊·牛顿（Huey Newton，过去美国黑豹党的领导）同志的传统的接班人。

五、我们要一些被压迫者所建立的为被压迫者服务的独立机构。

我们认为被压迫者需要独立的媒体，为了建立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舆论。我们认为被压迫者需要独立的机构，为了提供土地、食物、住宅、教育、医疗、衣裳、公正与和平。我们认为最好的独立机构就是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政府。

六、我们要不断的革命。

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旧继续。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冒着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出生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些新的压迫者会把资本主义复辟了，除非我们阻碍他们。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在苏联1953年在斯大林逝世后夺回了政权，而在中国1976年在毛泽东逝世后与“四人帮”被推翻后同样夺回了政权。我们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是人类历史上走向共产主义最先进的阶段，因为它动员了千百万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七、我们要统一战线。

我们认为帝国主义者正在向世界被压迫民族进行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此被压迫民族包括美帝的内部殖民地。我们试图使一切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与反父权制的人在无产阶级与男女平等主义者之领导下来团结一致。

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如今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工人贵族。我们同样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生物妇女主要是性别贵族，妇女贵族。（所谓“生物妇女”指物质上是女性可是支持父权制的人。——译者按）因此，虽然我们吸收这些反动团体的人为党员而鼓励他们反对他们的阶级、民族与性别的利益，可是我们不与他们求战略的统一。其实，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生物妇女就象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同样欠赔偿于国际无产阶级与农民。如此，MIM掌握政权以后的首先战略步骤之一就是把边界开放。

我们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要接受而不参与这个专政。

八、我们要新民主主义。

我们认为被压迫者要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才会有自由。我们盼望被压迫者将不再受帝国主义警察的恐怖而能够不怕压迫者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个日子来到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公民投票行动，民族也可以决定它们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还是其它政治制度。

九、我们要国际革命。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全世界支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舆论与独立机构，为了准备北美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帝国主义者有国际性的思想与行为，我们也要这么做。

十、我们要政治挂帅。

我们认为正确的战术来自正确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来自正确的思想与政治路线。我们认为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父权制的斗争与反修正主义、反沙文主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连在一起。

“思想与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或非正确性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则能得到一切。它没有拥护者，则可以有拥护者；它没有枪，则可以有枪；它没有政权，则可以有政权。” ——毛泽东（英文译回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