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一只彩蝶飘忽着来到我的眼前，她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好不容易地落在了窗前。她抓住不平的石台，努力不被强风吹走。我打开窗户真想帮它一下，但是我忍住了。我的帮助有用吗？它的翅膀已经残破，自然法则已经指出了它唯一的去处。
和彩蝶相比，我们存在的形式不同，但实际上都差不多。我的过去就像是一只青虫，每天爬啊爬啊，吃啊吃啊，经过无数的波折，终于在接近暮年的时候蜕化变成了一只彩蝶。也许彼此都是这世界的匆匆过客，也许是抽象以后相近的经历，我不忍让她在狂风暴雨里终了此生，我最终还是伸出手把她弄到了一个纸盒当中。
在纸盒里，我尽量布置了一些树叶，还有少量的水。此时此刻，我和她同处一室，尽管时间短暂，但也是上天安排的缘分，一天后，她平静地死了。
一只蝴蝶如此，一个人何尝不是这样呢？我知道对于我来说，未来的日子已经不多，我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回望过去，曾经的时光象梦境一般，我仿佛在那个空间里获得了重生，那是我的生命的所在。
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在这浮华人世，我顶多就是一个平凡的过客，渺小得不足挂齿。有时候我会钻进牛角尖，在结成的死套里转不出来：我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不是别人？是谁安排我在这个时段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早也不晚！是造物主的恩典？可又为什么让我颠沛流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让我含一块玉呢，在美女如云的世界如醉如痴？我常常迷茫地望着那些穿金戴银的娇子们，抱怨着自己的困乏。世界是美好的，人生是无奈的！我是一个俗人，凡人，我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然而，我在这世上滞留得越久，头发便越白，那些浮华世界的色彩也就变得越清淡，后来我明白了，其实，苦难是一种财富。
春光依然明媚，太阳依然温暖，然而衰老已经限制了我的自由。我常常隔着纱窗遥望着对面的山头，注视着山头上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树丛。风停树静的时候我又无所事事，回望过去的时光便成了一件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时光已去，青春不再，我不再踌躇满志，无数次的阅读历史，让那些杂乱无章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当我把它们一一顺序起来的时候，我感到震撼，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动人的画卷啊！我为我能拥有这篇画卷，并能随时翻阅而感到由衷的幸福。然而，我忽然感觉到了我的自私，这么好的东东一个人单独享用，为什么不肯献给我的朋友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我正直善良，敢作敢为，我有懦弱的时刻也有不屈的闪光，我做过很多好事，但是也犯过许多错误，在这里，我和盘托出，一生功过随便任人评说。
啊！我感慨我的坎坷人生，我觉得我应该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让大家朋友们得以共享，于是，我开始了这次文字的长征。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间，那个时候的我，单纯得几乎像一张白纸……
第一章 遇知音樟木头三结义 回宜丰看守所暂栖身
列车在江西省西部的一个小站上撂下几个人以后，又急急忙忙向东开去了。站台空气中的柴油味和人们身上散发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强迫滞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接受着它们的存在。出站口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一片地方，值班员草草查验着寥寥数人的车票，巴不得早些了事。
站前的广场显得有些疲惫，嘈杂了一天的空间此时仿佛已经凝固；夜空幽暗，群星点缀，穿行而过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凉意；但是，水泥地面却依然散发着温热的气息。
梅国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环顾着这个他并不生疏的地方。就在去年秋天，厂部组织全厂职工到毛主席的故乡参观学习的时候，他曾经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脚印。那时候，他尚且还算是一个自由人，而如今，他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逃港犯，腕上的手铐冷酷地证明着这个现实。他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身份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到了这里，他知道，本次旅行很快就要结束了。
穿过偏街陋巷，梅国良被送进了一个不起眼的院落，经过搜查，确认没有违禁物品之后，留着胡子的牢头把他关进了单人牢房。房前是木头的柱子，上面是木头的房梁，房顶的瓦片一正一反地扣着，长满了青苔。这里也太陈旧了，以至于让梅国良发生错觉，以为自己走进了民宅，直到看见拐角处的解放军战士，他才恍然大悟。梅国良觉得这里一点也不像电影里的监狱，但是现在，他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监狱一定是有年头了，摸着光溜溜的铁栏杆，梅国良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里说不定也关过共产党呢！的确如此，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座营盘里流过的“兵”实在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强盗，土匪，杀人犯，当然还有政治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等等等等。
梅国良歪在木板钉成的床上，旅途的困顿让他昏昏然，他并不感到饿，裴向东之前给过他一块广式叉烧月饼，甜甜的香香的，那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月饼。他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以免蚊虫的骚扰，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此时的看守所里越加安静了，走廊里每过三十分钟才会传来军警走过的窸窣声。
天亮了，梅国良睁开眼睛审视着这个生疏的环境，他记起来昨天晚上的事情。他躺了一会儿，慢慢坐起来。这个可以关二十个人的地方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离开了人世，正呆在某个前往地狱的中转站，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理他，连鬼也没有，更不用说牛头马面。
他把这里和樟木头收容站的环境做了比较。他觉得还是樟木头那边好些，至少可以跟那些形形色色的逃港犯说说话，而且钢筋水泥的建筑，也比这里看起来好像摇摇欲坠的地方强百倍，他看着外面走廊上枯黄开裂的缘木，他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扛不住哪怕是五级的地震”。
大约一个月前，应该是七月二日吧，梅国良筋疲力尽地爬上海岸。他光着身子，只穿了一条小小的三角裤，为了减轻阻力，他的衣服在大海里弄没了。一位到村边侍弄菜地的村民看见一个光着身子从海里冒出来的人，吓得话也说不清了。不懂广东话的梅国良好不容易才弄清楚了这里不是香港，他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好心的村民给了他一碗稀饭，上面撒着几点腌制的蚕豆皮，他三拨两扒便没了。这时候，大人们全都躲进了屋子里，只留下梅国良一人站在门口，旁边就是山，山上长着树木和灌木。这分明是放梅国良走的意思，可是他却无动于衷，他被这几天的困顿弄得麻木了。
就在这天的前一天，梅国良是在荒岛上度过的，一整天什么也没有吃。从早上太阳升起到下午太阳落山，他不止一次地下着决心：今天晚上一定要游到对岸去。
天刚擦黑他便下水了，三个小时以后，忽然海里有个什么东西从侧前方游过他的身边，距离之近令人惊骇。什么东西对他发生了兴趣？那隐约可见的背鳍透露着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份，“是鲨鱼！”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梅国良非常清醒，他明白这时候最重要的是镇定，越慌张死得越快，尽管那家伙粗糙的表皮像锉刀似地划伤了他手腕上的皮肤，他依然不紧不慢地划动着手臂，仿佛根本不在意那东西的存在。两分钟后，它从后面瞄了上来，梅国良蛙式泳的蹬脚动作碰巧重重地踢到了它，梅国良觉得自己的脚好像是踢在了墙上，由此可见它的质量远比自己大得多，疼得他几乎要叫出声音来。一个不太明显的水花泛起，它连忙闪开了。一般情况下，鲨鱼是不太喜欢人这种食物的，因为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它的口味早已适应了海洋生物的某些品类，这偶然相遇的四肢怪物不像是给它准备的美味佳肴，当然，也许它这时不太饿，不久前刚饱餐一顿，也许那一脚踢痛了它，也许它觉得眼前的这个玩意儿不好对付，不管是什么理由，反正它没再来骚扰梅国良了。大约六千米的距离，梅国良与风浪搏斗了一个晚上，天将明的时候，他瘫在了泥泞的岸边。他趴在地上任凭海浪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他的身体，他索性完全放松地打了一个盹儿。他累极了，连站也站不起来，好像平衡器官也发生了故障，他相信，如果再让他在海里多泡些时间，哪怕只有一个钟头，他也一定坚持不下去了。
历尽千辛万苦竟然一事无成，他的信心完全破灭了。这也许是梅国良不想逃跑的原因，准备充分尚且如此，如今一无所有，而且饿着肚子，前面的路不知还有多少，难道再次冒着被鲨鱼吃掉的危险？
假如是一位经历过艰苦环境考验的斗士，可能还有一拼，然而梅国良，却是一个首次离开父母家庭的雏儿，被这么多的挫折打击着，他已经是手足无措了。
刚被送到葵涌公社的时候，一位操北方口音的领导怜悯地询问了他的情况，离开的时候说：“以后可别再来了！再犯最少十年！”
梅国良在机关里被关了一整天，一个女办事员让人用草绳把他的手捆住。她从他那里要了五块钱，意思是他为自己买的。梅国良惊讶地质疑道：“就这破草绳，要五块钱？”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五块钱算是“大钞”了，差不多可以顶他半个月的伙食费呢！梅国良当学徒工的时候，每月才十九块“大洋”，直到两年后“满师”了，才涨到三十七块半。
那个女的说：“我们这里都是这么规定的，”她用鄙夷的眼光扫了一下梅国良的钱夹，“到了收容站，你的钱都会被没收的，还有那块表！”她的画外音是：“反正缴给谁都是缴，何必这么在意呢？”
梅国良无话可说了，他听说自己的表也要被没收，他真的有些舍不得呢！这块罗马表虽然有些旧，却是他告别母亲时两人交换的信物。
第二天，梅国良被人带到了宝安县收容站。在葵涌等车的时候，他想，“反正到了收容站，这些钱也会被没收的。”他便把仅存的一张“大团结”——十元大钞，塞给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那孩子怯生生地看着梅国良，惶恐地拿着这张钞票，她知道这是钱，可是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在前往深圳收容站的班车上，梅国良想：自己还剩下三张五元的人民币，难道就这么给没收了？不如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藏哪儿呢？身上就是一条小小的三角裤，他突然灵机一动，把纸币卷成一个个小卷，顺着三角裤腰穿松紧带的小洞塞了进去。
收容站的检查人员让梅国良把裤子脱下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异常，便只把他的手表没收了。
梅国良只在深圳呆了两天便被送到了樟木头。樟木头收容站是各地逃港犯集中甄别的地方，在这里，他捱了将近一个月。这里的饮食卫生不怎么好，再加上台风过境的那几天受了凉，他拉起了肚子，又从普通的肠炎转成了痢疾，大便里又是脓又是血。在收容站有病那可是很危险的，真的死个把人谁也不会在意。收容站有医务室，虽然近在咫尺，但是要去看病却很难，管理员轻易不会同意给你看病的，梅国良把带血带脓的便纸拿给他看，这才勉强得到了看病的许可。
那医生是个胖子，两眼几乎成了一条线。他厌烦地看着眼前的病人，不是有人来打扰，他可能更有时间慢慢地品茶。他听完病人的叙述，便慢条斯理地在药方签上画上了几个字，长长短短的字母加上点点划划和一些阿拉伯数字。梅国良实在没有心境去欣赏那些优美的曲线，他太想知道医生给他开的是什么药了。
那医生开完了药方，便打开一个柜子取药，这里没有护士，所有的工作都要他一人完成。
“一天四次，一次两片。”那医生厌恶地看着他的病人，嫌他太脏，直接把药袋扔在桌子上，他甚至害怕触到那双脏兮兮的手，别把痢疾杆菌粘到他手上。这时候的梅国良看上去也确实可怕，眼窝深凹，两腮消瘦，青春的帅气早已不知踪影。
他虽然在收容站看病吃了药，但是没好利落。直到月底，两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才像救命恩人似的解决了他无法看病的烦恼。管理员一定是看他们的面子，看病的事才有求必应。这便是犯人和非犯人的不同，自从他沦落成犯人以后，他做人的权利便几乎丧失殆尽了。
那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个是本单位的保卫科科长裴向东，另一个是宜丰县公安局刑侦科的小黄。
裴向东，梅国良太认识了，和他打的交道还真不止一次呢！去年春天，梅国良因为有情绪没完成定额，被保卫科叫去训话，他们就见过面。裴向东一会儿严词训斥，一会儿假意相劝，但是无论他怎么表演，梅国良都不吭声，任凭他一个人演独角戏，直气得他把手铐也亮了出来了。想到这里梅国良啐了一口吐沫，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这个裴向东，一路上唠唠叨叨的，老是埋怨新婚了，不能在家抱着老婆过日子，却被派到广东来押解人犯。他跟梅国良说这些破事，其实就是炫耀的意思。裴向东的原籍在福建省，是福州近郊的庄户人，长得人高马大，一九六一年入伍，一九六八年复员，复员后被安排在革新机械厂。和他一起退伍的老兵一共十几个，因为他在部队里整上了个排长，好歹是个当官的，上头就让他在保卫科里见习。其实保卫科一共就俩人，老科长一调走，他就蹿了上去。因为福建盛产红薯，俗称地瓜，单位里不知是那个缺德的家伙便给这批人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名号——“地瓜兵”，人们一提起地瓜兵，谁都知道指的就是这批福建人。
从裴向东的言谈里，梅国良知道了他的新婚夫人是个上海人。怪不得呢！这绝对是件值得他骄傲的事情，上海女人的眼界一向很高，一般角色必定是看不上的，能和他裴向东凑合到一起，不能说不是他的一大成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上海的文化生活是人们的一个主要看点，上海的东西总是好的，不论是自行车还是缝纫机，甚至老城隍庙的五香蚕豆，放在嘴里嘎吱时的味道，也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对于裴向东来说，找个上海女人做老婆的确是一个时尚而又伟大的实践。
那个做了裴向东老婆的女人，梅国良早就认识，他记不起她的名字，但是却记得她的绰号：“五四青年”。五四青年通常穿着裁剪得体的服饰，即使只是一条普通的裤子，也能让人感觉到她臀部曲线的优美。她的额前梳着整齐的刘海儿，两边的短发正好遮住耳朵，就像日本小姑娘或者朝鲜小女孩那样。她的身材修长，脸庞比较瘦，似乎还有一颗美人痣。每到秋冬，她总是围着一个长围脖，一半搭在胸前，另一半环绕脖子一周后搭在后面，那样子很像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时期的女青年。
至于那个小黄，梅国良倒是从来没见过。上个月二十七日，关在樟木头收容站的梅国良突然被人叫出去提审，那个提审的就是这个小黄，他自称是广州公安局的，摸不清头脑的梅国良着实被他骗了一把。就是这个小黄，连施威逼恐吓之能，竟让书生气十足的梅国良“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犯罪事实逐一交代清楚，不敢半点隐瞒。然而在出逃动机上，算是避重就轻吧，他没有完全说实话，说实在的，这要感谢樟木头两位难友的郑重提醒，一个是游家旺，一个是白相才。
梅国良是先认识游家旺的，游家旺问他：“你外面有亲戚吗？”
梅国良说：“没有。”
“没有亲戚帮助，在外面也很难。”
“难也没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你出去就没有什么打算？”
“打算本来是有的，可是现在……”梅国良是指现在被抓的处境，“有打算也白搭了。”
游家旺道：“我告诉你，就是到了香港的地界，你也不能随便乱找人，只能找警察，到了警署一般就安全了；要是你随便问人，弄不好被绑了猪仔送回来。”
“哦！还有这样的事？”
“你还不知道啊，他们当地老百姓送一个回来有奖呢！”
“看来我命中是到不了香港了，就算到了弄不好也被绑了猪仔。”
“我们广东人跑一次就成功的也不多，大多是跑了两三次才能成，我这次运气太差，眼看就要到了，被渔民捞回来了。”
梅国良说：“渔民？你不让他捞不就得了。”
游家旺道：“那哪儿成啊？都是民兵，拿三八大盖瞄着你呢！不听话干掉你！”
“呵呵！真不得了，太难了。”
“我这次回去可能要关三个月，没关系，下回再来！”
梅国良羡慕地说：“我要是广东人就好了！”
游家旺担心地说：“我听说内地逃港要判刑的，你可注意了，条子要是问你……”
“等等，条子是什么？”
“警察啊，香港人都这么叫。”
“哦！怎么起这么个外号，怪怪的。”
“你别打岔啊！”
“好，你说你说。”
游家旺道：“条子要是问你：你为什么要往香港跑？你就说没有工作，乡下插队太苦，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向往那里的生活，千万别瞎扯别的，什么台湾了，国民党了，美国了，一定要和他们撇清关系，记住了吗？”
“记住了，不过要稍稍变通一下；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来此劫难逃啊！”梅国良沮丧地说，“只是我的理想难以实现了。”
游家旺道：“我就想多挣些钱，日子过好些，要说理想，这就是我的理想，没想到你老兄还有理想，说说看，你的理想是什么？”
梅国良迟疑了一下说：“我的理想是：打倒封建复辟，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游家旺听了哈哈大笑：“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往外跑呢？你就留在大陆建设吧！”
梅国良说：“你不觉得我们的社会不正常？难道社会主义就是封建专制？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贫穷？搞得大家都想往外跑？恐怕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吧！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还是我们走偏了道？”
游家旺道：“哎呦呦，这个问题我还真没仔细想过，不过，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跟他绝对能说到一块去。”
游家旺把梅国良引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人看上去比梅国良稍大几岁，长得很白净，戴着一副三百度的眼镜，一副书生的样子，他就是白相才。游家旺说：“白相才，我给你找来个同行，也是个喜欢研究政治马列的角儿。”
梅国良说：“我姓梅，青梅竹马的梅，国家的国良心的良，我叫梅国良。”
游家旺道：“哎呦，对不起老兄，我忘了帮你介绍了。”
梅国良说：“不介意不介意，家旺，其实你这话不该说。”
游家旺道：“怎么说呢？”
梅国良说：“你看，你没介绍就没介绍，虽然是小漏洞，但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你后面这么一说，反而言重了，你说是不是？”
“惭愧惭愧，还是你们高手聊吧，我上趟厕所。”游家旺告辞离去。
“他这个人啊，就是烂枪一条——有眼缺星（心），”白相才看着游家旺的背影说，“我姓白，黑白的白，名相才，象棋里面红方的呢个相，秀才的才。”
梅国良笑道：“呦！你的名字还真有些分量呢！相才！”
白相才道：“父母亲给起的名，想儿女成龙成凤想疯了，哪有那么容易啊，真正相才不相才，不仅要看历史机遇，而且还要看个人的造化啊！”
梅国良说：“谁说不是呢！”
白相才道：“我是广州的，这次没跑成，听口音你是内地的？”
“我是江西省的。”
“这边内地逃港的还真是不多呢！”
“正因为是这样，后果可能很严重。”
“你香港有亲戚？”
梅国良说：“没有。”
白相才道：“我大姑在香港，我们家挺特别的，抗日的时候，我大伯大姑原来都是东山游击队的，就在这附近活动，后来游击队派我大姑做交通，她后来嫁到了新界，在那安了家，我大伯在部队上直到解放，我想找我大姑去。”
梅国良说：“诶，那你可以申请去看你大姑，去了不回来不就成了。”
白相才道：“不行，这年头年轻点的想去探亲，很难批准的，再说，我爸爸不同意我去，他到公安局告了我的黑状，门早就堵死了。”
梅国良说：“喔……”
白相才道：“诶，你香港没有人，你去投靠谁啊？你怎想起来往香港跑的？”
“我早就知道逃港的事，从收音机里，我也考虑过，把它作为一条退路。”
“你要干什么大事啊，还要给自己留后路？”
梅国良说：“嗨，我对现实不满，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变革，写杂文批判社会，对抗厂里领导，后来给开除了，结果就用上了这条退路。”
白相才道：“嘿嘿，有点意思，给毛主席写信，你可小心点，他能听得进你的话？当年彭德怀提了点儿意见，不是一下子就给撸了，你算老几啊，搞得他不高兴了，你的脑袋还想不想要啊？”
梅国良说：“我的话很客气的，就算他不高兴，也不好发作，假如就是这么一封信，他就要杀我，那他就真是一个暴君了，他这套东西倒台的日子也就快了。”
白相才道：“嗯，真是有些冒险呢！就算他没说什么，他手下一批打手，再加上无数的盲目崇拜者，他们也容不得你啊！”
梅国良说：“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搞得人人自危，真是让人心寒啊！”
白相才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梅国良说：“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他有大功，可是想做皇帝，就这一条，我就看不起他。”
白相才道：“居功自傲，谁也说不得，谁也碰不得。”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一拍即合，好像早就商量好了，梅国良抱起双手作揖道：“幸会幸会，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知音，难得啊！你比我年长，我拜你为大哥吧！”正说着，游家旺回来了问：“你们干什么呢？别少了我一份。”
梅国良说：“我想拜他为大哥呢！”
游家旺道：“算我一个，诶，咱们做结拜兄弟吧，你说呢白相才？”
白相才说：“行啊，我没意见。”
游家旺一听乐了，便要张罗磕头，梅国良说：“慢，我这儿还藏着十五块钱呢，不如分成三份，咱们兄弟一人一份，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游家旺一听梅国良还有钱呢便乐不可支，他说：“深藏不露啊，这下蹲大狱可以叫人偷偷买烟抽了。”
白相才道：“就知道抽烟！”
梅国良说：“可是，朝那个方向拜呢？”
游家旺说：“就朝香港拜吧！”
梅国良说：“香港算什么，不合适吧？！”
白相才道：“咱们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就是今天的缘分，咱们不如互相对拜吧！”
梅国良说：“我同意。”
游家旺说：“那好吧！”
这三个年轻人一人手里攥着五块钱，说罢便围成一个三角，跪下磕起头来。游家旺说：“光磕头不行，还得说点什么，白大哥，你最为年长，应该由你主持。”
白相才皱了一下眉头：“说什么啊？我不会。”
游家旺说：“看来还得我来代劳，等我说完你们各报姓名即可，”他清清嗓子说，“白相才最为年长是大哥，梅国良次之为二哥，小子我游家旺最为年轻为三弟，我等三人在此结拜，不求日后大富大贵，但求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等在此宣誓，我……三弟……游家旺。”说完，他冲梅国良使了个眼色，梅国良忙说：“我……二弟……梅国良。”接着是白相才：“我……大弟……白相才。”
游家旺小声纠正道：“不对，是大哥。”
白相才连忙改口：“我……大哥……白相才。”
三人忙活半天，时间已经不早，到了吃晚饭的工夫。游家旺说：“二哥，你看你连衣服裤子都没有，到江西去还得坐火车，我这衣服裤子可能有些短，你就将就着穿吧！”
梅国良感激地说：“谢谢你啊！”
游家旺道：“谢啥呀？咱们是谁啊？咱们是兄弟！”
晚饭后，梅国良凑到白相才旁边继续下午未尽的谈话。
梅国良说：“大哥，咱们接着聊。”
白相才道：“好啊，反正没事。”
梅国良说：“诶，大哥，我觉得你家条件应该不错的，怎么也往外跑啊？”
白相才道：“我呀，文革那年我上高三，后来去了乡下插队，我爸爸原来是省党校的老师，他通过以前的老朋友给我弄到了广州钢梁构架厂，整天切割工字钢角铁什么的，特没劲，我不想按照我爸爸给我安排好的路走，我要自己去闯一片天地。”
梅国良说：“呵呵，是啊，有志者路在四方啊！你出去打算干什么？”
白相才道：“我大姑在香港，找个饭碗没问题，不过，我想到报纸或者杂志社去干，以后当个时事评论员，写写政论文章什么的，我从小特关心国家大事，最好是以后自己办一份刊物。”
梅国良说：“看来咱们天生就应该是兄弟，我也很关心国家的事，我也想过办杂志诶。”
白相才道：“是吗！”
梅国良说：“说来说去又说到了国事了，这些年压抑太久，连找个人聊聊都不行，全都是带着假面具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说真心话，大哥，好不容易遇见知音了，咱们今天放下所有顾忌，一吐为快，好好掏掏心窝子，你说好不好？”
白相才道：“行啊，你刚才不是已经一吐为快了吗？”
梅国良说：“还差得远呢！”
白相才道：“那你就吐呗！”
梅国良说：“好，……你说，咱们国家吧，它就是不民主，当年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得人心，现在共产党上台了还是这一套。”
白相才道：“民主是工具，其实，一个社会能不能发展还是要看是不是能顺应历史潮流。”
梅国良说：“你觉得现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白相才道：“怎么说呢？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就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不然，共产党怎么会在建党二十几年里就把蒋介石打垮了？特别是最后几年的解放战争，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梅国良说：“我说的是最近这些年。”
白相才道：“最近这些年，我就不敢说了，感觉是有些问题的，不然我也不会往外跑了。”
梅国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说是说社会主义，其实，我觉得就跟封建王朝差不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没有一点权力，所有的事情皇帝一人说了算，知识分子被压迫，社会人才被窒息，搞愚民统治，整个中国现在不就是一个大监狱吗，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说的权利，只能唯唯诺诺地做个奴才！”
白相才道：“这社会是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法，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社会主义是什么样，谁也没见过，所以这事有争论。”
梅国良说：“我觉得大陆现在的这个社会主义肯定不是马克思说的那个社会主义，说它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也不过分。”
白相才道：“封建法西斯？……也不能一概而论，你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嘛。”
梅国良道：“到底是公有制还是封建皇帝所有制，这事有些说不清了。”
白相才说：“这有什么奇怪啊？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东西。”
梅国良说：“不少人私下议论，说毛主席成天都在研究历史，看多了古书，正学着历代开国皇帝诛老臣，打算把江山留给自己人代代相传呢！”
白相才道：“你说话还挺尖锐的。”
梅国良说：“不是我尖锐，老百姓私下都这么议论。”
白相才若有所思说：“毛岸英本来是去朝鲜镀镀金的，可是彭德怀没看好了，也怪美国人的飞机太厉害，五八年整彭德怀整得那么厉害，说不定儿子的事也是个因素呢！”
白相才看见梅国良忧心忡忡的样子心里直发笑，便说：“有些事情急是急不来的。”
梅国良说：“我不是急，是担心，毛主席身后一定会有一次大动荡的。”
白相才道：“是啊，现在是连傻瓜都能看得出来了。”
梅国良问：“你看过普列汉诺夫写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那本书吗？”
白相才道：“怎么没看过？我家就有这本书。”
梅国良说：“书上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记得大致意思是说：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却不努力去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坐在那里等待，那是机械唯物论；革命者应当积极地投入斗争，去推动这种必然性的早日到来；假如把一场革命的成功比作一辆从A地驶往B地的大车，如果推车的人很多，则车将走得很快，并早日到达目的地；但是，如果有些人以为，反正大车早晚是要被大家推到B地去的，因为是历史的必然性，少了我一个人不推也不要紧，于是，这辆大车到达B地的速度将会由于少了一些人而减慢，时间也将相应推迟；你怎么理解这段话？”
白相才说：“我觉得他写的很好，道理是这样的。”
梅国良说：“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要不是它，我还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白相才道：“呵呵，二弟，你有些太书生气了，即使你想做个好的推车人，那也要策略些，推车也要讲究个方法，像你那样硬碰硬撞，哪能不吃亏呢？”
梅国良说：“说得是。”
白相才道：“不是说掏心窝子吗，我就跟你说说吧，我还没跟任何人聊过呢，毛主席身后的动荡，我早就有预感，我是不甘心就在构架厂里混的，没出息，其实到香港去也是为日后的发展做一个铺垫，像大多数人那样苦苦打拼，爬上小资产阶级的台阶，那并不难，但是，那不是我的理想，我相信我白相才天生就是干大事业的；像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对历史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历史中能够举足轻重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顶多十几个人，假如，若干年后，动乱不幸发生了，有可能会分裂，打内战，像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样，也许，那就是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
梅国良赞道：“我跟你的想法差不多。”
游家旺东溜西荡了一阵子，毕竟这仓库般的监舍面积虽大，但还是有限的，一会儿就跑遍了，他在一圈人那里看了一会儿“赶猪”——一种扑克牌游戏，觉得无聊便回到两位兄长旁边，他说：“聊什么呢？这么认真。”
梅国良害怕游家旺破坏了这难得的气氛，便说：“别吵，别吵，好好听大哥说。”
游家旺说：“又在扯你们的马列啊，已经有个共产党成天在那里宣传马列呢，你们凑什么热闹啊？”
梅国良说：“你懂什么呀？不愿意听，一边呆着去，别在这儿捣乱！”
游家旺说：“好，你们继续吧，我可是要躺下休息会儿了。”
梅国良看见门口一阵嘈杂便对白相才说：“大哥，你口干了吧？你歇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
白相才说：“不用。”
梅国良不由他阻拦，拿着缸子走了。
游家旺说：“大哥，给你找麻烦了，我要是知道他这么粘人，就不把他介绍给你了。”
白相才说：“竟说些没脑子的话了，你要是不介绍我们大家认识，咱们的兄弟不就做不成了？”
游家旺知道说漏了，他“嘿嘿嘿！”地傻笑了几声，就算是给自己打了个圆场。
游家旺把衣服打成卷做成枕头，小心地躺下，他说：“我也不喜欢现在的当局，不过咱们小老百姓斗不过它，躲开是最好的办法，我在香港的那个亲戚，以前也是偷渡过去的，听说现在混得蛮好；我说大哥啊，你可别一时糊涂跟共产党过不去，咱们躲开不就得了，中共政权这么强大，鸡蛋碰石头那种找死的事可不能做啊！”
白相才道：“可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有人去‘找死’！”
游家旺说：“啊？你真……”
白相才道：“话是这么说，可是，我真有那么傻吗？放心吧！我是不会蛮干的。”
游家旺说：“不会蛮干就好，我困了，我想睡会儿……”
梅国良端着水杯子回来了，他说：“人多水少一会儿就抢光了，我差点儿没打到。”他把水杯子递给白相才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北方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南方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战争，南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大哥，你接着讲吧！”
白相才说：“是啊，历史的发展，它是有自己的逻辑的，看上去纷纷扰扰形形色色，我们要学会剥去现象看本质，假如真的发生了动乱，分裂了，那我们就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去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我们是小人物，左右或者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历史不但会选择小人物，甚至会造就小人物，事物是发展着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当初孙中山就是小人物，不过就是家里有点钱而已，一个资产阶级小人物；如果当初不是满清政府腐朽反动，老老实实地君主立宪了，那么还会有孙中山推翻帝制的民国吗？说不定，我们就跟英国，日本差不多，现在就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呢，也许，孙中山在立宪政府里可能也有他的影子，但是，那能和他现在形成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吗？”
梅国良鼓励道：“讲得太好了，接着说，接着说。”
白相才喝了一口水接着讲道：“毛泽东伟大不伟大？当然很伟大，如果不是历史造就了他，那他一辈子也就是个教师，他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师范学生，因此可以说，没有蒋介石就没有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国共还合作着呢，也就没有八一建军了，没有蒋介石的围剿，也就没有了毛泽东的脱颖而出，中共中央还是几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在那里把持呢，哪有他毛泽东的份啊？对不对？所以说，时势造英雄，你梅国良二弟敢和老毛叫板，我佩服你的勇气，假如时兴势起，你很有可能成为风云人物……”
梅国良打断白相才说：“你可折杀我也，我哪有你说的那种气质和造化，和大哥相比，我差得十万八千里，今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今天沦落到此，本来是很沮丧的一件事，可是遇见了你，我觉得受这么多的苦累也算是值得了。”
“让我摸摸你的后脑勺，”白相才说，“耶，你后脑有反骨呢！”
梅国良说：“刚才还正经呢，现在就胡说了，难道你信这个？”
白相才说：“不信，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肯定事先考虑过，你跟我说实话，你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梅国良说：“先找个事混饱肚子，其他的，还没仔细想，不过肯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你说呢？”
白相才说：“呵呵，你呀，一个危险人物！”
梅国良掩饰道：“哪儿啊？我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过是逼得无路可走罢了；……诶，我有个疑问，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懂得这么多马列啊？”
白相才说：“马列还不是我的强项，哲学，历史才是我最喜欢的，要知道我爸爸是省委党校的老师，我是他编外的学生。”
梅国良问：“他专门辅导你？”
白相才道：“也没有，我全是靠自己学习的，我不喜欢和他交流，他总是高高在上，拿我当成小孩。”
梅国良说：“我要是能早些认识你就好了，一个年轻伟大的理论家。”
白相才道：“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梅国良说：“你不是也给我戴来的？”
白相才道：“你呀，真会记仇，诶，你说说看，现在中央这些领导人，你最看好谁？”
梅国良说：“我觉得谁也比不得周总理，他这些年从来都是堂堂正正的，从来不搞阴谋诡计，现在这个样子，他也没有办法，本来毛主席也很好，一代伟人，带领人民打倒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可是，他的农民意识太浓厚，帝王思想作怪，要做皇帝，哎！他自己给自己降了格，还不知道历史会怎么评价他呢！我都替他感到可惜，我觉得社会主义也应当讲民主，搞独裁就是不好。”
白相才说：“明天星期五，是往广州送人的日子，我要走了，你多保重，记住，咱们的谈话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广东地区逃港的，只要说是想到香港去投亲戚，思想上追求那边的生活，没有其他的企图，这叫‘非法探亲’一般都不会判刑的，可是内地就难说了，他们把你抓回去，肯定会问你逃港动机的，你千万小心了，要是让他们抓到把柄，不判你个死刑也得判个无期，问你就说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想到香港去生活’别的什么也别说。”
梅国良说：“谢谢你的嘱咐，我知道了。”
白相才道：“都怪我，只差一点就成功了，那一队边防带着警犬，我躲的地方是上风头，风把我们的气味正好吹到了警犬那里，让它发现了。”
梅国良看着白相才胳膊上的瘢痕问：“这是狗咬的？”
白相才道：“是的。”
梅国良说：“伤得倒是不太厉害。”
白相才抚摸着手臂上已经结痂的狗牙印子接着说：“那狗是训练好的，并不用力咬断你的骨头，就是缠着你等着后面的解放军过来；要是以后你有机会出来，可以到新界海泉湾铜锣道棕榈树街二十四号打听我的下落，这是我大姑家的地址。”
这次偶遇对于梅国良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他可能因为缺少思想准备而落入陷阱。这次小黄预审员的提审让他有惊无险地支应过去了。
梅国良记得他是七月二十九日离开樟木头的。出发的那天，几百名年轻的逃港犯被押回广州，每个手铐管两个人，一人一只手。这种手铐梅国良是领教过的，制作非常简单，材料就是大约直径十毫米的钢筋，两段C字形，一段I字形，一头做成铰链形，另一头各打一个眼，扣上以后加一把普通的铁锁。梅国良是专人押送的，他的手铐从外观来看还是比较考究的，至少镀着亮闪闪的克罗米。
在广州中转的时候，梅国良作为犯人，被寄放在东山区的收容站里，他是没有资格和押送人员一起住旅馆的。途中，他有生第一次坐了轿车。那是一辆奶白色的丰田小轿车，头顶上安着“TAXI”的招牌，梅国良懂得一些简单的英文，不用指点便心知肚明。到收容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收容站管事的正在和人打牌，他单撑着一条腿，叼着香烟两眼旁睇，上下打量着梅国良这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这时候，梅国良发现了一个经典的场面，一下子让时光倒流了三十年，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伪军的炮楼里，他以为撞上了伪军排长，而自己正是那个以当厨子为名，准备打进去做卧底的游击队员。这管事的和那伪军排长两人的神色，模样，甚至服装，竟是如此的相像，真是滑稽，梅国良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然而，他的这个联想动作却遭到了公安人员小黄的一声怒斥：“笑什么？！”，梅国良连忙咬住了嘴唇……
这会儿牢门开了，哐当的声音把梅国良从遐想中唤了回来。还是昨天的那个牢头吆喝着，意思是让他把便桶倒掉。这是“放风”，梅国良虽然在红岩那本书里明白了放风的概念，但是这时候他还是感到很别扭。这个牢头并没有什么权利，只是干些事务性的粗活，放风的时候解放军战士端着半自动步枪远远地瞄着。总共也就是五分钟，梅国良刚用自来水洗了一下几天没有沾水的脸，那牢头便不耐烦地哗啦哗啦摇晃着那串钥匙了。
回到牢房，梅国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弄得他集中不了自己的思想。饿肚子是很难受的事情，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不身临其境是难以言传的，像这样长时间的饥饿，对于梅国良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九年国庆过后，听说是自然灾害吧，国家的经济跌入了谷底。让老百姓感到不便的是什么都凭票，买吃的东西要粮票，卖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可以让大家填饱肚子的东西越来越少，梅国良的粮食定量从二十八斤减到二十五斤，过了没多久又从二十五斤减到了二十二斤，最少的时候只有二十斤。照说每个月这些粮食应该差不多了，主要是当时大家肚子里都没有油水，副食品又很少，二十几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哎……！对付饥饿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忍着。
又过了不知多久，透过牢窗看外面的天色，至少已经上午九点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迈着碎步过来了。过来的是那个牢头，他挑着一副担子，里面放着十几只盛着牢饭的碗。
碗是搪瓷的，也很大，里面盛着大约半斤米饭和几片菜叶，虽然没有什么油星，但是梅国良已经顾不上挑剔了。
昨天一整天差不多都是死气沉沉的，梅国良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终于感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似乎在樟木头都没有这样难受过，他甚至有些后悔了，刚上岸那会儿，多么好的逃跑机会啊，真的应该再争取一下才对，可是，这会儿说什么都太晚了。
……
昨天下午三点多钟的那碗饭盯得时间太长了，今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被饿醒了。
他闭着眼睛默默地忍受着，但是活跃的思绪却不让他休息。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母亲姚莲娣的面容，那是一位家庭妇女。
“妈，我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要走了！”梅国良说。
儿子说出这样的话，姚莲娣并不感到很吃惊，这些年儿子受的压抑太大了，老伴深陷“牛棚”四年，全家在革新机械厂就跟垃圾似地被人扫来扫去。起初他们住在三八中心，那里房子好，离厂区也近些。可是，有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指使后勤管房子的把他们赶到了厕所旁边，国良和母亲去收拾房子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大堆牛屎呢！这里也住了没多久，牛屎的臭味刚闻不到了，全家又被赶到了现在住的地方，一个八面漏风的鬼地方。儿子岁数也大了起来，说起男婚女嫁，可是谁愿意跟这个家沾边呢？没完没了的运动，压抑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
梅国良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七灯”的，意思是里面有七个电子管，四波段，一个中波三个短波，收音灵敏度很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一般上了五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算不错了，七个电子管的绝对是精品。
运动高峰时，为了不让人拿走，梅国良干脆把它的电子管全拆了，机箱也大卸八块干脆扔了，就剩了个机芯，蓬头垢面地搁在破架子的一角。这一招很灵，没人愿意要这个没用的杂碎，等到风声一过，梅国良又把它重新连在了一起。
那个年代，除了偶尔俱乐部里放场老掉牙的电影就没有什么娱乐节目，收音机是一种奢侈的玩具。梅国良每逢没事的时候，便偷偷拧开收音机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世界，中央广播电台是没什么听的，反正厂里的喇叭有空就播，要听就听听不到的。梅国良听得最多的是“美国之音”，一般老美说话还算实事求是，特别是其中的英语教学节目让梅国良受益匪浅，其次便是台湾的。台湾的宣传极具煽动性，有时候反而让人怀疑。每逢听到什么大事，梅国良总要和母亲交流交流，这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姚莲娣明白儿子说“要走了”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她还是明知故问：“你要走？”
梅国良点点头。
姚莲娣问：“你不能不走吗？”
梅国良摇摇头：“我一定要走!”
这种事情姚莲娣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她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她的小姑把她叫到外面说：“小四，我要走了，你以后会想小姑吗？”
姚莲娣那时候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她的小姑虽然和她爸爸是兄妹，但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小姑属于庶出，又是个女孩，在家里当然没有姚莲娣的亲爹显得尊贵。
一个封建家庭要是没有男丁传宗接代，那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姚莲娣排行老四，上面又有三个姐姐，所以，她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位。这么一来惺惺相惜，姚莲娣和她小姑在这个大家庭里便是走得最近的一对。
小姑不想搞突然失踪，让她的好朋友惦念，所以熬到出发前的一个小时，她把姚莲娣约到闹市口的一个小吃店，请她吃了一碗馄饨，小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她，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你可不能跟别人说，要杀头的！家里也不能告诉，要告诉我妈也得等我走了以后再说。”
姚莲娣不知道小姑要去哪儿，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走，她试探着问：“你不上学了？”
小姑道：“不上了。”
姚莲娣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几年前，自己原来的老师就是这么突然失踪的，听说到热河参加了义勇军，莫非小姑……，她睁大眼睛看着小姑问：“你要去打鬼子？”
小姑道：“可以这么说吧！”
姚莲娣说：“中国人这么多，还非得你去？再说你又是个女的。”
小姑道：“小四，要是全国人民都这么想，日本鬼子还消灭得了吗？女的也可以抗日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扛枪上战场，比如到战地医院照顾伤员啊，宣传民众啊，这都是抗日的工作。”
姚莲娣想到以后自己将要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了，她哭着说：“小姑，我不让你走！”
最后，小姑承诺说：“等你长大，我会想办法来接你的。”这才让姚莲娣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事后，姚莲娣始终没有等到小姑的约定，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小姑和他丈夫双双回到北京，让姚莲娣特别不能忘怀的是小姑那身粗布军装，这时候她才知道，小姑当年是投了“八路”。
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她要面对的是她的儿子，姚莲娣明白，孩子大了不由娘，她知道自己是拦不住的，她流着眼泪说：“你一定要走，你就走吧！”
梅国良安慰母亲说：“我以后会回来的！”
姚莲娣摘下自己的大罗马手表说：“把我的表带去吧！也好看个时间。”
姚莲娣出身大家闺秀，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也是知书达理的，面对儿子的选择，她安奈住了自己心中的焦躁。
姚莲娣的皮肤白皙身材很有样，看得出来，她年轻的时候是很有些姿色的，如今虽然四十多岁了，依然清亮不减当年。
梅国良看着母亲的背影，想到今后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泪水渐渐涌满了眼眶。……
喔！我的天啊！梅国良又听到了上午的那种脚步声，他急忙凑近牢门的小窗。
“放风吗？好像时间还早吧！”梅国良想。
不料，那牢头径直来到他的牢房，把门打开后说：“拿上你的东西，出来！”
梅国良明白了：要走。
在办公室等待的是那个小黄，梅国良没有看见裴向东的影子。原来，那天他们把梅国良送进看守所后，便找了一家客栈落脚歇息。第二天，裴向东回单位复命，小黄则到宜春地区的上级公安司法部门汇报情况。事情已经办完，小黄今天将要把梅国良押回宜丰县。
手续很简单，说走就可以走，梅国良也没有什么东西，就一条宽大的裤子和两件短衫，这还是在樟木头时，游家旺送给他的。
路过车站的早点摊，小黄好像看出了梅国良的心思，便抢先说：“回去再吃，回去再吃！”
梅国良忍着饥饿顺从了。
从宜春地区首府到宜丰县很近，班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回到县公安局看守所的时候，办公室墙上的钟是十点过五分，日历牌撕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
宜丰县看守所所长姓张名文东，是个个子不高但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汉子。张文东是山东临沂人，一九六三年参军，入伍后在济南军区军某师侦查连服役。该师是国家战备值班师之一，满员一万八千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该师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迅速赶往江西省制止“武斗”。
支左之后，张文东恰好到了退伍的时候，于是就被安排在宜丰县公安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