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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接连爆出四则震惊世界的新闻：一是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为第一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二是紧随其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三是2002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结果是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作为“千年伟人”的地位。四是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第四频道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三万多名听众，结果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仅为12.6%，远远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入前20名。这充分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人们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社会和精神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的历史伟人！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是工人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1848年，当共产主义还被比喻为是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当时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后来成为国际工人政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宣言》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每一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精神和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次揭示出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真实条件，并且宣告了如下真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坚定地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国际、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新形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科学地剖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论断。他还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与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作了精辟阐述，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他及时总结十月革命前后阶级斗争的经验，继承、捍卫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国家学说。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及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和工农联盟的基础、必须彻底发展民主和强化人民监督等重大问题。他明确指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真正革命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他还指出：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持久的，它将包括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并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实践变成了现实。列宁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实践和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任务和发展战略。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1]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2]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然而，这一计划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苏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发动了国内战争。战争中，国内粮食极为短缺，城市饥荒严重，奸商哄抬粮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严重扰乱了市场，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由于在战争环境下物资奇缺，布尔什维克党适时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比如，强行征集农民粮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粮食，以“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领域试图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3] 但是，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引发了不少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时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他坦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以前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4] 1921年，俄共(布)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这无疑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转变，而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如何实行利用市场作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探寻。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新经济政策有助于消除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状态时，全国劳动者都感到满意。新经济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带来商业和市场的繁荣，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后来一些人屯集居奇，并恶意抬高粮食收购价格。1927年初，全国粮食收购量为四亿两千八百万普特，而1928年初则猛降到三亿普特。从1927年后，苏联许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城镇居民餐桌上经常没有面包；1928年，不得不在城市实行食品凭票供应的“购货本”。这很快导致工人阶级和城镇居民不满情绪的增长。苏联党和人民开始了新的探索。[5] 革命胜利和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西方进行革命才能够挽救俄国革命，应该用尽全力去促进、点燃西方革命。斯大林认为这种理论的真正本质是鄙视俄国人民，“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他说，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胜利和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无所作为。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缩小这个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击溃。”[6]他又说：“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7]“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8] 关于发展工业的方针，斯大林认为：必须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要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农业合作社等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9] 由于这些理论和指导方针紧密结合了当时国内外的发展变化的实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带领党与人民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确立起来，并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胜利和后来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把个人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等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偏离了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他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阶级斗争，过早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在商品关系理论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不顾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有的时候和有的问题上，他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的所谓新的理论。这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10] 这个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11]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12]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的一些消极后果是，它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试图进行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调整，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仍然完全因袭过去的办法，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不顾二战结束的现实，依然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及时而有效改革，反而对这一体制进一步强化亦即僵化，结果使生产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修补。 196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提纲》，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它将“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同时，勃列日涅夫对“全民党”理论也作了修补。 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强调：“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13]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调整为“发达社会主义”，但他仍死抱着马列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结论不放，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理论上依然固守僵化的思想，固守战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军事力量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据此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尽管这一主义其中也有抵御美国争霸世界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更多的是要与美国争霸，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并不惜粗暴地武装干涉别国内政，这同样违背甚至是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在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子、信息、生物等高科技有很大发展，但苏联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缺乏及时了解，始终重视不够，因而应对乏力。这同样是造成苏联经济逐步走向停滞的十分重要的原因。由于上述基本理论及其指导方针的错误，由此带来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日趋严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从1971—1975年的年均5·8%跌至为1985年的1·6%。为更好地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果断地改革包括斯大林的继任者们所固守的曾在斯大林时期发挥过十分重要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等积弊势在必行。但是，改革的目的，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健全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不断提高苏共自身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进而不断提高苏联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后，即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由于耗费巨资包括大量外汇加大机械制造行业投入等原因，1986—1988年期间，苏联经济略有增长，但1988年全国农业便开始下降，随即工业生产也开始下滑。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戈尔巴乔夫不是从自身政策的失误寻找原因，完善措施，深化改革，而是归咎于所谓政治体制的“阻碍”，实质是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开始以革新苏共为核心内容的根本政治体制变革，实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颠覆。戈尔巴乔夫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走得比赫鲁晓夫更为遥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决不能把戈尔巴夫的这一行为，简单地归咎为个人的罪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意志的产物。同时也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理论素养和政治信仰的表现。在其世界观的演变中，戈尔巴乔夫逐渐接受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这导致他最终倒向资本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叛徒。戈尔巴乔夫，这位当初能成段地引用列宁著作、号称为马列主义的理论专家，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却是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他还说：“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14]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书中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正是其“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论基础。[15]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呢？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替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特指要“排除”无产阶级的专政。 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说，要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限性”。1991年7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说穿了，这些表述的本质就是要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这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要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的手里。”[16]说透了，戈尔巴乔夫就是要依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等模式，来改造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就是使苏联共产党放弃执政地位，变成像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那样的议会党，使党的作用仅限于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社会制度，就是把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集权的、专横的制度，他推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权力垄断，克服异化。他的具体办法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同时实行私有化，全面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目的。在苏联所谓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1987年，他便提出：党不应“干涉苏维埃的事情”。此后不久，他公然抛弃党的领导，提出“还权于苏维埃”的口号。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说：“如果试图简洁地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实施的东西，可以说是——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17] 1917年9-10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曾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大城市的苏维埃已全部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提出这一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党要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夺取和确立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国家政权。而在这之前，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苏维埃之时，列宁则决定暂时不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谁领导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在80多年后重提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按照戈尔巴乔夫新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外政治反对派人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6月9日，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提出动议，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中关于保障苏共执政地位条款的规定。就在这次会议上，党原定的议程和内容被修改，党的领导方针受到全面抨击，党的中央领导人遭到诘问和责难，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公开威胁。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但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生活。戈尔巴乔夫改革苏共中央机构，在以“划分党政职能”、“还权于苏维埃”、“修改宪法”等“口号”下，逐步削弱并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培植了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反对派。戈尔巴乔夫所谓的“9+1”新联盟条约破坏了苏联宪法，导致各加盟共和国先后通过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并付诸实施，与中央展开激烈的主权战、法律战和经济战，爆发民族冲突等。社会的急遽动荡，带来了苏联经济战后首次出现的1990年的负增长，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内外债务和外贸逆差均达创纪录水平，市场供求矛盾加剧，1200多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短缺，甚至出现面包、食盐和火柴断档现象。1991年，苏联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89—1991年，苏联经济增长率为9.6%（西方国家的统计为7.7%），其中1991年达到13%。[18]通货膨胀率竟为3位数字；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外债为105亿美元，而1991年他下台时，外债规模则番了5倍，达520多亿美元之多。苏联人民生活急剧恶化，综合国力大大削弱，联系各民族的经济纽带也失去作用。完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后期，是苏联经济衰退最急遽、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党的威信也几乎降至冰点。如果说，经济因素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直接缘由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则有着根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把西方经济理论视为他所谓改革的“圣经”。在社会处于十分严峻的情势下，戈尔巴乔夫不仅毫无醒悟，反而决定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加速推进非国有化实质上即私有化的改革。 1991年4月，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共同制定了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之为“哈佛计划”的纲领，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实际上，这正是从80年代开始大肆推销的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翻版，它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这个“哈佛计划”完全不顾苏联的实际情况，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充满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色彩的“哈佛计划”，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特别青睐。在戈尔巴乔夫的全力推动下，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戈尔巴乔夫在写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将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制领域向私有化方向的急剧演进，进一步加剧了思想理论领域的混乱。列宁对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曾经开列出这样一个形象的公式：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的总和 = 社会主义。在这一公式中，“苏维埃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几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只要后面几个选项，唯独抛弃了至关方向、性质的第一项，这样做的结果就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彻底改变了性质。列宁为苏共奠定的正确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慢慢地被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所歪曲、阉割、篡改和背叛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从根本上取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比叶利钦赤裸裸鼓吹的资本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因而也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苏共的瓦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5页。[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81页。[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8页。[4]《列宁全集》，第2版，第175页。[5]参见［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489、534页。[6]《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7]《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8]《斯大林选集》下卷，第78页。[9]《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8页。[10]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11]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1页。[12]《列宁全集》第2版，第１卷，第３９７页。[13]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6页。[14]〔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15]〔苏〕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115页。[16]《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17]〔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18]〔(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