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8日，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诞辰190周年的日子。时代的脚步已迈入21世纪，恩格斯和他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毕生开创的伟大事业依然延续着，并在新的时代结出了耀眼的硕果。列宁曾评价恩格斯是继马克思之后的“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今天，深刻缅怀恩格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财富无疑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在批判错误思潮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一、在反对错误思潮中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传播自己的学说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和攻击，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在斗争中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革命生涯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义不容辞地继续承担反对错误思潮的革命任务。他既反对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又反对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条主义。
　　对讲坛社会主义者散布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无情的揭露，这是恩格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个范例。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至90年代在德国盛行的一股资产阶级思潮，因其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这股思潮的倡导者们以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良。他们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把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讲坛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出发，宣称劳资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不是源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是源于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是由于人们的感情、教养和思想的不同所造成的。例如讲坛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施穆勒就说过，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结成不同的集团，是由“心理的、道德的或者是法律的因素”造成的。由于人的心理、道德各不相同，所以资本家有好的，也有坏的。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包括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都可以从人的心理状态的不同得到解释。讲坛社会主义者还想当然地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工人工资的提高，这种基于感情、道德的不同而形成的劳资对立也就会逐步消除，因而目前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人的伦理道德、促进工人阶级道德的进步而达到社会改良的问题，认为这是消除劳资矛盾、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最好途径。
　　这股思潮一出现，就把反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此，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对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进行反驳，尤其批驳了作为其思想基础、连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都不如的经济观点。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讲坛社会主义者这种浅薄的阶级博爱主义的说教，连古典经济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看到的劳资矛盾也给否定了。1886年1月，他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说道：“讲坛社会主义正以某种形式日益把古典经济学从大学讲座上排挤出去。由现存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矛盾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致任何理论再也不能把它们掩盖起来，也许只有讲坛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是例外，但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了。”①对于讲坛社会主义者宣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观，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②
　　讲坛社会主义者抹杀劳资对立与斗争的经济根源，把它归结为工人对资本家的道德和情感上的偏见，这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发展要求，因此，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社会主义彻底取代资本主义，这决不是什么工人对资本家的偏见，而是无产阶级顺应时代潮流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行动，是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
　　从道德和情感上的偏见来解释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与斗争，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因为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为了300%的利润，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危险。在资本主义国家，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慈善家是有的，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捐赠同资本家从雇佣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即便在充分体现了资本家这种“善心”的西方高福利国家里，高福利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劳资对立，更谈不上劳资和谐，而只能起到暂时缓和劳资矛盾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拥有“资本强势”的资本家的施恩上，比如“平等对待弱者、尊重弱者的合法权益”。毫无疑问，如果作为帮助资本家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以及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的统战工作的一项教育内容，这是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但是，靠资本家的施恩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幻想。因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仍然是私营经济；在私营经济成分中，凭借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仍然是资本家。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的本性、资本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低水平、多层次的生产力状况的需要，支持、鼓励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只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避免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
　　在警惕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同时，恩格斯也注意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对德国党内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半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就是一例。19世纪90年代初，随着德国统治阶级转向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政策，加上德国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党内机会主义思潮重新泛滥起来，出现了教条式地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青年派”半无政府主义。他们把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这一原理绝对化、庸俗化，得出历史的发展丝毫也没有人们的参与和作用、历史是唯一由经济因素起作用的自发过程等结论。他们不考虑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顾具体国家在具体阶段的具体情况，认为任何历史问题只要一贴上标签就能解决。
　　恩格斯对“青年派”机械地对待唯物史观的做法给予了批判，他指出：由于批判历史唯心主义论战的需要，他和马克思曾经不得不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点放在阐明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个基本问题上。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否定政治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③
　　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对于认识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剧变具有指导意义。要看到苏联剧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决不是一两种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即“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历史合力的结果。经济因素在苏联演变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特别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经济形势的快速恶化加快了苏联剧变与解体的进程，但要看到这一因素还不是苏联剧变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里，需要从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状况中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源。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出现了不利于人民的逆转，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合流，共同窃取了苏维埃政权，并进一步推翻了苏共的执政地位。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促发了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由此拉开了变更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序幕，加上自由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使得苏联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并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加速了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但错误的政治改革对事件的走向，无疑具有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
　　与“青年派”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刻板的公式、套语和标签相反，恩格斯主张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教导人们一方面要根据原著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1890年6月，他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④1890年8月，他又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⑤如今，恩格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化教条的思想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必须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及时的调整；但决不能借口时代的变化，打着反教条主义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和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方面，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也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总体上陷入低潮。这样的形势和条件，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斗争的策略上作些调整。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久，恩格斯就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新变化，迫切需要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根据德国斗争的经验，恩格斯较为重视议会斗争的作用。他在《卡·马克思〈184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⑥
　　应该看到，恩格斯重视议会斗争的作用和意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在武装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这对于工人政党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反动阶级的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以进行最后的决战，是有利的；同时，工人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议会职位，也可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但是，议会斗争的这种必要性与积极作用，恩格斯是把它严格限制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范畴，而且还是德国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斗争形式。他坚决反对迷信议会道路，反对把合法斗争变成合法主义、议会主义。比如，他在《导言》中谈论议会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好处的同时，依然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⑦这里所说的“决战”，就是指彻底的社会革命，就是指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恩格斯在《导言》另外一处，也谈到无产阶级要随时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可见，恩格斯并没有迷信资产阶级议会而动摇乃至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动摇乃至否定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更没有把议会斗争看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然而，恩格斯的这一初衷一开始就遭到包括李卜克内西等德国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在内的误解甚至是有意曲解。《新时代》杂志1894—1895年在刊载恩格斯的这篇《导言》的文本中，以及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就被有意删去。
　　恩格斯对一些人有意曲解甚至恶意歪曲他的观点感到非常气愤。1895年4月，他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8}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是把议会斗争严格限制在斗争策略的范围，而且是德国党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的斗争策略。在他看来，如果超出这些范围就会变成谬误。因此，议会斗争根本不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普遍形式，只适应德国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情况。
　　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一个革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斗争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和暴力的。在一定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不排除由一种形式为主迅速转移到以另一形式为主的可能。所有这些变化都由当时的情况和条件来决定。但最终的目标都应当服从于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
　　遗憾的是，恩格斯在世时所做的必要澄清与斗争，仍然改变不了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歪曲，这些人在他们的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伯恩施坦等人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就公开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他们片面对待《导言》提出的正确思想，断言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原则，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以此作为他们提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施坦的这些牙慧在100多年后的当代中国也被一些人捡起来。他们和伯恩施坦一样，妄称恩格斯在晚年改变了早期的革命观点，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据说，恩格斯不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而且已成为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还声称武装革命已经过时，恶毒攻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诬之为“布朗基主义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张目，为在中国搞实质上是改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提供思想理论根据，然而事实表明，这只不过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因为实践没有止境，指导实践的理论发展就无止境，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也就一刻不能停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但还要看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前提和基础；如果是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发展”，就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而是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只有在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也是恩格斯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7页、3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69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