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旨：
学懂弄通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理论，
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亲身实践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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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报
| 王勇格：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
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作者：王勇格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就在毛泽东出生的53年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之下，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出生的第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次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到了极点。从此之后，列强公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社会经济愈益凋敝，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化，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不是天才。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开始读书时已经八岁多了。1902年至1910年，除了中间有两年停学在家务农外，他在韶山的私塾里度过了“六年孔夫子”的生活。这六年中，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诗经》《论语》《左传》等。另外，他还阅读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应当说，这六年中毛泽东接受的主要是封建主义的教育，因此，这个时期他对孔孟之道是很相信的。
1910年秋天，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到50里之外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东山小学堂与旧式私塾相比，除了讲授传统典籍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地理、英语等新学课程。在这里，他开始较多地接受维新派的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的表哥文咏昌借给他一套梁启超刊印的《新民丛报》。毛泽东读了又读，有些文章几乎能背出来。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以后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1911年春天，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后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称这所学校是“伟大的学校”。他在这所学校里第一次看到革命党人办的《民立报》，第一次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他在学校的墙上贴了一篇“政治宣言”，吁请孙中山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治观点。
这一年秋天，震惊中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兴奋异常，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半年后，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宣布退位。人们普遍兴高采烈，毛泽东也觉得革命已经过去，于是就退了伍，继续求学。
退出军队后，毛泽东在学习专业的选择上徘徊了三个月，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他在这所中学里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校长符定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称为“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的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便带着对学校中有限课程的不满足感毅然退学，寄居到湘乡会馆，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在图书馆自学期间，毛泽东制订了庞大的读书计划，埋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而使他收获最大的是18、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可以说是集中地接受了一次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然而，这种“极端可宝贵的”自学生活仅持续了半年便难以为继了。原因之一是父亲不支持他这种常人看来既无目的又无意义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二是湘乡会馆住进了被遣散的士兵，经常滋事打架，无法再住下去。
1913年春，毛泽东考取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他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博闻强记，融会贯通，在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的指点下，为日后的成才和奋进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文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在这里，他发起组织湘潭校友会，被学校学友会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成功地举办了工人夜校，获得了开展社会工作的初步经验。当学校面临遭受败退的北洋军劫掠蹂躏之险时，他沉着镇定地组织学生志愿军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用鸣枪呐喊放鞭炮的方式镇住了那些北洋军并将其全部缴械，保住了整个学校乃至整个长沙城，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策划指挥军事行动。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罗学瓒、陈昌、萧三、周世钊、张昆弟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他把他们吸引和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进步青年组织——新民学会。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锻炼体魄，修养品行，共同探讨开创新路、拯救中国的途径。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卓越领导人。
1918年暑期，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为了组织和筹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于8月份和萧子升、罗学瓒等一行24人来到北京，并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已经应章士钊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引荐下，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于正在孜孜求学而又未得要旨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他此次赴京的最大收获。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作的《庶民的胜利》的讲演。他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读了李大钊的《青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他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问题，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他还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的思想在迅速地发展着、变化着，一步步地成熟起来、清晰起来。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也读了一些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受到一定的影响；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问题。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送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4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到修业小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员。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积极组织学生运动予以响应，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实际领导人。6月3日，学联发动长沙市22所学校的学生进行总罢课。7月14日，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正式创刊，毛泽东为它写了《创刊宣言》，宣传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的思想。他还在《湘江评论》上连续三期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公开赞扬俄国十月革命，明确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这是毛泽东思考中国出路的一次质的飞跃。
毛泽东这时的思想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称赞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的行动方针是“忠告运动”“呼声革命”。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认为，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一派是很激烈的，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远”，其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克鲁泡特金。然而，就是这样温和的“忠告”和“呼声”也不能被反动的统治者所容忍。8月中旬，《湘江评论》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强行解散。
毛泽东愤怒了，他联想到张敬尧主政湖南以来作恶多端，倾听“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群众呼声，决定进行一场驱张运动，并且把驱张运动作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11月，他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并发表了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倒行逆施、蹂躏民权的罪行。12月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宣称“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全长沙1.3万多名学生一致罢课。同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正式开始。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到达北京后，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他们在北京先后进行了七次请愿活动，迫使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接见了请愿代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展出揭露张敬尧强种鸦片、纵兵奸淫的照片；他们在湖南会馆向北京同胞揭示张敬尧的罪孽，要求13位湖南在京议员在《驱张书》上签字；他们成立了“平民通讯社 ”，由毛泽东亲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宣言、通电，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毛泽东还派出新民学会会员到衡阳联系吴佩孚，到常德联系冯玉祥，控诉张敬尧的罪恶，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驱张运动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张敬尧声名狼藉，处于四面楚歌之中；1920年6月 11日，被谭延闿的湘军赶出长沙，避难岳阳，后又逃到广州。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虽然是为驱张而来，但他一直在考虑“驱张之后怎么办 ”“湖南究竟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如何改造”的问题。因此，他与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加入了这个团体。他还拜访了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他设想，自己邀上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一期间，他与李大钊的接触更加频繁。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很注意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搜寻和阅读了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三本书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二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三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为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离京赴沪。恰好这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面谈，与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1920年7月，毛泽东带着驱张成功的喜悦，带着两次会晤“南陈北李”的巨大收获回到湖南，应聘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这时，他的思想已急剧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他同易礼容等人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书社经营的《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动界》等书刊很畅销，总是供不应求。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人组建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被推举为书记干事。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建国之后，毛泽东曾说过，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
尽管毛泽东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他这时对社会改良道路仍抱有某些期望。而这种期望在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热情投入的湖南自治运动中彻底破灭了。
7月22日，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湖南社会各界对此寄予很大希望，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毛泽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14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意见。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设想，由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推动力量，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
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他会控制不住，于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草拟“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这是一个“官办自治”的方案。毛泽东针锋相对，与彭璜、龙兼公一起起草了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主张直接、平等地选举“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再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这个文件于10月5日、6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雨游行。到达督军府时，彭璜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在省议会门前，有人出于对官办自治、包办制宪的不满而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对所提各项要求却断然拒绝。11月下旬，赵恒惕接替谭延闿 任湘军总司令后，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至此，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近似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提出的“呼声革命”的自治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1920年11月，被湖南自治运动搞得十分疲劳的毛泽东来到江西萍乡。他要在这里休息一下，冷静地思考一下。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写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经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另辟”的“道路”在哪里呢？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上写的“按语”明确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毛泽东的挚友、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蔡和森，这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比毛泽东稍早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蔡和森8 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先要组织共产党，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毛泽东大约在11月份看到来信，经过深思熟虑，于12月1日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再次复信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事实的教育，使毛泽东终于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回顾毛泽东从读私塾、信孔孟，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接受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直到最终树立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思想转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我认为以下三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忧国爱民的热切情怀。毛泽东自幼受纯朴善良的母亲影响，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他在母亲去世后，曾深有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我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这种影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残酷镇压，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韶山后，人们议论纷纷，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他认为那些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几十年后，他还对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韶山念私塾时，他读了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知道了当时中国的一些大事，深深感到中国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进行社会变革，才能走上强国富民之路。这种忧国爱民的热切情怀，始终激励着毛泽东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断寻求立国安邦的法宝，艰苦备尝，百折不挠。
(二)自我否定的革命精神。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经历了十多年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过程。开始，他虽然抱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但究竟怎么救?在他的头脑中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和答案。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自己可以安心求学、报效祖国了。其后不久，事实便使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与蔡和森、张昆弟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尝试一种“大同”的新生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对这种新村式的改良(实质上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模糊热情，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多次接触，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深入学习，加上自己对现实问题的不断思考，使毛泽东再一次否定了自己，抛弃了这种空想的理想社会的蓝图。1920年的湖南自治运动，是毛泽东在彻底确立马克思主义信念之前对社会改良主义进行的最后一次“探索”。这次探索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毛泽东总是不屈不挠地寻求真理，一次又一次地自我剖析和自我扬弃。这种严谨认真的革命精神，令人由衷钦佩和心悦诚服。
(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想问题、做事情，总是把根扎在祖国深厚的土地上，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上。这是他的作风和习惯，也是他的志向和抱负。他虽然饱读诗书，博古通今，深入钻研，必求甚解；但他从来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也从不被书牵着鼻子走，而总是用书中的观点和结论与现实情况进行对照，看能不能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实实在在的对照，甚至有了为进行这种对照而开展的实实在在的实践，才使他抛弃了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抛弃了对梁启超“开启民智”、教育救国思想的依赖，抛弃了对空想社会主义“新村”运动的热情，抛弃了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期望，最终坚定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许多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了，他却毅然留了下来，不少人对此不解。毛泽东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这里，我们多么真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对祖国的热恋、对世界的责任，又是多么真切地感受到他素有的坚定的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并没有停顿下来。在几十年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涯中，他一直在不断地学习着、探索着、思考着。他稔熟运用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腐朽反动的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积极的经验，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跨上了新的阶段。
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空前地团结了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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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本质与核心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要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彻底消灭产生一切罪恶和邪恶的根源即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彻底摧毁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最后堡垒——以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为本质与核心的家庭！共产主义革命是全世界的革命,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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