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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报

何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新同志的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曾在2006年公开发表,据说,当时此文已送给中央高层。最近,有的刊物和网络又重新登出,意在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

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重读此文,比之两年前,的确有着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武汉网友日前座谈研讨了这篇文章,《纪要》如下,求教于全国网友。

一、难忘的2008

何文中说:“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即为期不远。”“国际上期待中国发生政局突变的势力,似乎已将发生这种突变的时间锁定在2008年的前后”。

不正是这样的吗?

2008年伊始,南方的“报业”和北方的《炎黄春秋》同在《元旦献辞》里,打出了“普世价值”的旗帜,要把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南方的媒体高喊着“第三次思想解放”,北方的“精英论坛”立即阐明“是要完成1840年英国炮舰未完成的使命”;北方国防大学的辛子陵又是演讲又是写文章:“要把资本家重新请回来”,“只有他们才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阶层,应由他们来领导社会”,南方的各大媒体,立即对社会主义的南街村进行猛烈的围剿,用各种谎言来宣布社会主义“神话的破灭”。

他们在党的报纸上,公开支持“藏独”分子的骚乱,在汶川大地震的灾难时刻,幸灾乐祸地“祈祷上苍的天谴”。

国际上也掀起了反华恶浪,帝国主义者支持着“藏独”势力,要分裂中国。把恢复农奴制度说成是“人权”,把农奴主的统治说成是“民主、自由”。他们以“奥运会”为契机,妄图挟持中国,煽起一场“颜色革命”。国内不少精英为此而欢欣鼓舞、蠢蠢欲动。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中国不是“独联体”,中国曾历经过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帝国主义,对汉奸卖国贼,记忆犹新。迎接“颜色革命”的,却是一场四月“红色风暴”。这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美梦,也打破了中国走资派的美梦。
接踵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那些在年初还气势汹汹地、想陷中国于危机的人们,自己却深深地陷于了危机中。年初,在南方举着“普世价值”大旗的勇士们,在北方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的精英们,突然噤若寒蝉,销声匿迹了。

难忘的2008,中国人应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重新审视三十年。

二、阶级分析,估量社会的正确途径

对改革三十年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得出一个主导性的结论来。厉以宁先生在各种讲坛上都大谈:“鸡蛋多了,猪肉多了,花生米多了……”。他就是不说“豪华别墅多了,亿万富豪多了,贪官污吏多了,洋奴买办多了……”为什么不谈,因为他自己荷包里的股份揣满了。

看一个社会的状况,主要看这个社会各阶层、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看人们怎样在生产,怎样在生活。何新同志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着手的,他用的题目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在文章中,有一个小题目:“GDP不是唯一”,很对。

其实,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只是我们有时看不清,或者是有意的去回避。

比如农民工讨工钱,年年岁岁都大量的发生,逼得共和国的总理也帮着讨,国务院也下发了讨工钱的红头文件,从没人敢说这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只说是一种劳资纠纷;轰动国内外的“黑砖窑”事件,明明是一种“奴隶制”的复活,国务院听取山西省汇报时,结论是“用工不当”;“黑煤窑”的矿难频频发生,没人说是资本对工人生命的践踏,却说是“监管不力”;孙志刚事件明明是鱼肉百姓,草菅人民,却说是“收容制度”不善;崔英杰事件明明是一个优秀的复员军人,为生活生存而抗争,却说是“城管执法”要改进;上海的杨佳袭警,珠海的骆效记驾车闯人,明明是被逼上绝路引起的犯罪,却说是“报复社会”;孟连、瓮安事件,明明是群众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却当成信访违纪而处理……
如果把这些频频发生的事件,贯串起来,寻求它的共同规律,不正是反映了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么!

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为什么越建越不和谐;我们要打击的腐败,为什么越打越腐败;我们要倡导的社会公平,为什么越倡越不公平。根子在哪里?何文中说:“这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根子就在这里:我们培育了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也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被剥削阶级;反过来,腐蚀了共产党,也把工人阶级沦落成雇佣劳动者。

三、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经济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叫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攻。

有人说,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初段,因此,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宪法上、在党章上,都这样写道:“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今天,公有制是主体了吗?在城市,国企改制后,私有制已经成为主体了;在县、镇这一级基本上是资本的一统天下。在农村,集体经济已荡然无存,所谓“大包干”,并不存在向集体承包,而是把地分租了。最近,更进一步要把承包权作为一种永久权,可以作为个人财产进行抵押转让、入股作为资本来流转。这离土地私有化只有一步之遥。

在政治上,人民在当家作主吗?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在哪里?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随着国企的改制“下岗”了,“下岗”是什么?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国家人’变为‘社会人’了”。也就是说,他们是从“主人公”的位置上“下岗”了。留在国企内的劳动者,他们同国家的关系,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他们也从“主人公”的地位变成了“雇佣劳动者”。

工农联盟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工人老大哥带领农民兄弟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工人们在为资本家干活,农民大多数也在为资本家干活,叫做“农民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还要互相抢饭碗,怎么能建立起“工农联盟”来管理国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们会发现一点“工农联盟”的影子吗?

四、“反夺权”已经展开

何文说:“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即:将毛泽东旗帜下的古典赤色中国通过黄色改革(黄色代表金钱、经济),最后导向白色革命(通过改革使政权易手)”。

这话讲的真是切合实际。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不是明确提出要搞“台湾模式”么;2007年的春天,不是在中国刮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之风,叫嚷着“要把资本家重新请回来,让他们管理社会”么;2008年元旦,“南方报业”和“北方春秋”不是举起了“普世价值”的旗帜,要让“人类共同财富”的西方模式在中国取得胜利么;北京大学的精英论坛上,开篇就是要完成1840年英国炮舰的使命么。让人不能忘怀的是,《炎黄春秋》代表团的海外行。他们到香港仅仅只是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么?请看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几段话:

“我们的顾问、编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长级领导,网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原来大部分部长”。

“一是杂志社主要人员都是从高层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在政治上的‘度’掌握得较好;二是读者相当特殊,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中宣部如果采取过分措施,那几万读者是不会答应的,这会酿成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三是杂志社后台比较硬,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长级领导是编委和作者,谁要动手整肃可不容易,需要掂一掂分量”。

这分明是向国外明示:我们是和共产党对着干的,在共产党内有来头,在社会精英中有基础,这是一支可靠的推行“民主、自主”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回顾到这一切,怎不叫人触目惊心。联系到今年春天国际上掀起的反华恶浪,要不是中国青年人全面反击的“四月风暴”,要不是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自身的危机。今年秋天,“政体改革”(易权)的“攻坚”战恐怕早已打响了。

五、问题出在共产党内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了一句话:将来出问题,恐怕就在党内。此话不幸而言中。

何文说:“只要共产党仍坚持称自己为‘共产党’,那么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致发生尖锐矛盾。”“由于上达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

我们看见,在“改革”中,共产党发生的一些惊人变化:

1、可以接收剥削阶级分子入党,并且把剥削阶级分子作为党的社会基础,从而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搞成了个“全民党”。

2、大批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成为资本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三分之一以上的法人代表是共产党员,甚至在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中,还出现了“大家族”、“大富豪”。从而实现了党内不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有个活生生的资产阶级。

3、党的工作重心,由“依靠工人阶级”转向“依靠资产阶级”。许多地方党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并且把“招商引资”多少成为考核党员干部的标准。有一个市级的主要宾馆,两侧拉起五层楼高的标语:

“用百分之百的精力抓投资引进”
“用百分之百的眼光紧盯外商”。

有一位省的省长到处高呼一句口号:“产业第一位,企业家是老大,政府当保姆”。

4、党政机关与资本家合流。在房地产业,群众与开发商的矛盾,如土地纠纷、拆迁纠纷,总是由党和政府出面摆平,动用警力,甚至调动黑社会势力来对付群众。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国企改制中,中外资本家总是可以串通党政官员来掠夺国家资产,损害工人利益,或者借着“MBO”,直接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5、腐败越反越严重,成为共产党的毒瘤痼疾。今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报告:从2003年到今年上半年,审理刑事案件424万余件。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判处罪犯12万多人,同比上升12.15%。像厦门远华走私案,涉牵的官员之大,金额之多,手法之恶劣,恐怕在全球也叹为观止。

共产党人的腐化堕落,也是吓人听闻。在网上曾出现“花官荣誉榜”:
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养情妇146位,获数量奖;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情妇内有未婚女大学生17名,获素质奖;
海南省纺织局局长李庆善,写《性爱日记》95本,留性爱标本236份,获学术奖;
堔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小时1000元,获挥金奖;
……

这种丑闻,在全世界官场中也罕见,这真是共产党的奇耻大辱!

前些时,报纸上登了交通部堔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事件。他气势汹汹地对待受害者家长的一番话,着实叫人惊心:

“我干了,怎么样?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
“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

这哪里有一点共产党高干的气息,活脱脱的一个“高衙内”。像这样骑在人民头上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2007年第二期的上海《支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是什么让老百姓抛弃了对苏共最初的拥护”的文章,文中说“其决定因素是苏共内部腐败”。文中还引用了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的一句话,很是精辟:“苏联共产党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读了之后,令人不寒而栗。今日中国共产党人比当时联共党人致富的人数要多得多,致富的度数要高得多,难道我们将打破这个“唯一”!?

我们应该举什么旗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正直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自由主义受到普遍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销书。连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写书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

在中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理论,形成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思想被逐渐淡化,甚至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党内的右派分子,还把它称做一种“罪恶”。中国共产党不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举的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十四大后举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十六大后,举的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虽然,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在实践中,却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远了。

在国外,最先觉察到这一点的是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布热津斯基,他在《大失败》一书中写道:

“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

“商业共产主义可能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腐化和贪欲的幽灵困扰着中国”。

布热津斯基这些话是上世纪末写的。他写这些话的目的是宣告着“共产主义就是这样进行历史性的退却”。可叹的是,他的这些话,的确成为中国的现实。布热津斯基没有料到的是,二十一世纪开始,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不是退却而是复兴,资本主义世界却风雨飘摇。

有一个人比布热津斯基看得更远,看得更透,此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四十三年前,他对中国未来的形势讲道: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回顾中国三十年,以推行“包产到户”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正是毛主席43年前所预告的,每句话都应验了:三农问题、国企的崩溃、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两极分化、帝国主义的围堵、附庸经济的仰人鼻息、党的蜕化……

金融危机使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恐怖和混乱,中国既然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危机的影响也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们正紧张地来挽救资本主义,中国声称:“首先要救自己”。

怎样救?是救资本主义吗?前途茫茫。最光明的前途是趁此危机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走社会主义之路。

30年的历史表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定引发社会危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丑牛整理)

附: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 新

1、阶级与阶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的区别,来自人们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 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产豪族利益集团欲全面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者在其博客论坛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其文指出了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

  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即:将毛泽东旗帜下的古典赤色中国通过黄色改革(黄色代表金钱、经济),最终导向白色革命(通过政治改革,使政权易手)。最终让改革过程中新生的资产豪族利益集团主导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全面社会生活。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正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时期。中国正面临着未来几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将持续上升。

  如无相应对策,势必会发生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即为期不远。

  国际上期待中国发生政局突变的的势力,似乎已将发生这种突变的时间表锁定在2008年的前后。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

  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主流学者们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也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二)权势阶层

  官员及国企管理者。

  从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党的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阶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资产阶级的渗透和入侵。

  但是,近十年来,这一政治取向发生了转变。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国家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形成,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渗入。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体制逐步官僚化,衍生一个特殊权力阶层,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严重,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

  (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

  (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 2、养老危机, 3、子女教育危机, 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生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言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我在近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论经济国家主义》(2000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共产党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 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能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应作为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的执政党,不能对内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进行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地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动乱,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及宪法相容。

  若想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国家意识形态,但这一意识形态又必须与现实生活相适应。

  否则,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即完全不存在。发生白色革命只是时间问题。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何新: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共产党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动乱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 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草于2006年6月2日,并曾上报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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