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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报

武兵: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作者:武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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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
二 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 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可否定的
四 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
五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的对立
六 关于两种所有制和两种分配制度如何比较问题
七 无耻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八 歪曲新经济政策,攻击列宁主义
九 歪曲“三大改造”政策,否定毛泽东思想
十 鼓吹资产阶级专政,要中国走西方宪政道路
十一 颠倒黑白,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
十二 切不可忘记苏东各国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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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初,笔者在网上看到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为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写的“序言”,题目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下简称《序言》)。《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转载了这个“序言”。这家杂志可能考虑“稳妥起见”吧,把题目稍稍改动一下,取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此外还把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名隐去,在个别露骨的词句上做了点“技术处理”。然而,不管这家杂志怎么掩饰,谢韬先生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还是暴露无余。可以说,凡是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多年来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最为猖狂、最为露骨的反动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要不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要不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最为可气也可笑的是,这位资本主义的吹鼓手,竟然不择手段的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们进行造谣、攻击和污蔑,胡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什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胡说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而修正主义的创始人伯恩施坦则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这样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充斥于文章的始终。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遵循这一教导,笔者对此“奇文”中的几个主要观点和谬论,分别作些粗浅的分析与评论。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

谢韬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就把民主社会主义摆到“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的位置上。在他的笔下,18世纪以来激烈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而“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号称是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都有哪些国家是“胜利”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呢?谢韬先生列出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谢韬先生特别注明:欧盟15国中就有13个国家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其阵容之庞大,气势之恢弘,前途之无量了。谢韬先生兴奋地形容说,欧洲已经是“红潮涌动”,“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出现了,并且吹捧它们给“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
谢韬先生把民主社会主义吹得如此悬乎,捧得如此之高,它究竟是个什么宝贝东西呢?让我们来看看已经被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政治“版图”上是怎么注释的:“民主社会主义:标榜社会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改良主义思潮。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口号,并于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宣言中公开提出,他们用民主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如何不能以马克思的名言‘剥夺剥夺者’为目标’。宣扬一种特殊的‘第三条道路’,即‘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革命,失去任何现实内容’,‘只要通过不断改良,社会才能发生变化’。赞扬资本和国家经济职能的‘社会化’。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化’。声称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制已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简明社会学词典》,第2292页)按着《词典》的这个解释,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用所谓“新资本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冒充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反对“剥夺剥夺者”,用改良主义的私有制冒充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理论上,反对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用机会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用阶级调和,掩盖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概括起来一句话,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与社会主义根本不沾边。
对照谢韬先生的《序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序言》所鼓吹的那一套,基本上是这几个“反对”的范畴。《序言》提出的“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所谓“混合私有制”,就是私有制;所谓“民主宪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与“福利保障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二 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是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谬论之一。谢韬先生在《序言》里不厌其烦地重弹这个老调。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并撒谎说:“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仅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要“推翻和消灭的关系”吗?社会主义究竟是通过“和平长入”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笔者以为,有这样两点——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为了弄清是非,还是要谈一谈。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首先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之路根本就行不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都有很多深刻、精辟的论述。为了加深我们的思想认识,笔者不妨摘抄几段: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版第1卷第828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说:“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马克思所说的,还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恩格斯:《反杜林论》1957年版第190页)“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7页)
列宁说:“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1卷第691页)
斯大林说:“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粉碎它的旧军队,粉碎它的官僚机关,粉碎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752页)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保卫十月革命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83~284页)
笔者认为,无须再引用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几段精辟的论述,完全可以驳倒谢韬先生的那些陈词滥调。
至于谢韬先生所说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显然这是个谣言。笔者将在后面谈及这些问题。
再从实践层面看。历史已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理论的正确。从20世纪初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70年代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可以说,所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依靠枪秆子,武装夺取的政权,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以后也不会有。

三 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可否定的

谢韬先生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其赞美与维护资本主义、贬低与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他攻击列宁和毛泽东所开创的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暴力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又是什么“黯然失色”。他说:“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里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 又说:社会主义由于“均贫”,“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部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等等。 
诚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早有论述。谢韬先生这段话的目的不在这里,它的目的是在彻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同时,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定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谢韬先生不是说“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做出判断和选择”吗?那么好吧,我们就用历史事实来做出判断吧。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在几十年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公有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在大战中苏联遭受的损失比英、法等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但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却比它们快得多;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80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几十年建设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旧中国资本主义前前后后搞了近百年,结果民族资本只占到全国工业、交通运输业全部固定资本的20%,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财政金融,都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控制。到解放前夕,民族工业更是濒临绝境,不仅化学、电气等部门的工厂纷纷倒闭,连中国民族资本赖以起家的纺织、面粉业也遭到扼杀,立足不住。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个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许多帝国主义分子曾断言:中国将无法治愈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无法改变几百年的停滞状态。但是,我们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接着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高速度发展。1949——1978年,我国的重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增长90.6倍。轻工业总产值增长19.8倍,农业总产值增长2.4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20几倍。工农业生产总值,30年平均每年增长9.5%。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到上世纪80年代,已拥有30多万个工交企业。所有这些,不仅是旧中国的经济无法比拟,连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做不到的。不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成就巨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品尝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20世纪80年代,人口总数占世界不到1/3的原来经济基础大多数都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这些事实,怎么能说是“黯然失色”呢?两种制度相比之下,真正“黯然失色”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得到了民主和自由,有了做人的权利,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的主人。这是谢韬先生所说的“空想”吗?“乌托邦”吗?不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制止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政治力量和中流砥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美国发动的侵朝、侵越战争中,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越南人民一道,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所以没有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决定的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和在它支持下的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的榜样力量,它使全世界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促进下,亚、非、拉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今天,人们常说那一段历史是什么“冷战”时代。之所以出现这个“冷战”局面,在一定意义上看,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并且使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受到沉重打击和削弱,大大缩小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使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为所欲为。
第五,诚然,我们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肯定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还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前进。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在它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进军路上,还需要继续革命,继续斗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大多是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还处于追赶超的阶段。此外,由于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道路上,还充满荆棘和风险的考验。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既没有结束,也没有缓和,还将激烈地进行下去。
第六,在谢韬先生看来,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回头路,复辟了资本主义,就是什么“暴力革命失败了”,“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了,而“民主社会主义胜利了”,并且“正在改变世界”。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稍微懂得点马克思主义ABC常识和稍微尊重一点历史事实的都清楚,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错误,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路线,而引起的亡党亡国的悲剧和社会的大倒退。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和改革“精英”们,不是也在那里大喊大叫,苏联和我国搞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吗?毛主席当年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曾经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尖锐地指出:“只要我们是全面的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重要的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83~284页)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是客观的、正确的评价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而且也坚决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除此之外,这些改革“精英”们,还指责我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散布什么要吸取苏联和东欧“经济没有搞上去”和“体制僵化”的“教训”;主张“补资本主义课”,走“卡夫丁峡谷”,等等。虽然这些谬论都是无视基本事实不屑一顾的胡说八道,但是,这股思潮,在我国还是很有市场的,并且来势汹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决定的吧。
总而言之,谢韬先生所竭力反对与否定的“暴力社会主义”,真正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我们需要坚持和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他竭力主张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个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因此,接下来就引出我们以下的话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哪里?

四 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实行私有制,就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7~28页)
本来这个问题已经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经典著作里,在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科学地明确地回答。也就是说,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主要特征等基本问题上,已经被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所认同,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然而从民主社会主义创始人伯恩施坦开始,就不断地重复提出并且歪曲这个本已清楚的科学定义和内涵。既是民主社会主义创始人又是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前,他还装模作样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忠实的学生,然而,就在恩格斯刚刚逝世后的第2年,他就迅速地变了一副面孔。1896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1899年他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列宁说,这是一本“叛变变节”的书。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归纳了自1896年以来他所散布的谬论。接下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托洛茨基、赫鲁晓夫、戈尔巴桥夫、叶利钦等这些曾经是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先生们都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歪曲、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这些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叛徒们,在马列主义照妖镜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面前一个个原形毕露,全都滚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也围绕这些问题曾经出现多次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也同样全都滚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某些改革“精英”们,又把新老修正主义这面破旗打出来,招摇过市。谢韬先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谬论,就是重弹修正主义的老调。
谢韬先生这篇《序言》采用诡辩和偷梁换柱的手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企图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特别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上做文章。他的许多言论读起来是非常可笑的。
(一)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截然对立的立场,非此即彼,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谢韬先生像所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显然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然而他又不敢直截了当,只好转弯抹角地来推销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和主张。
他说:“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谢韬先生的这些话,是在“开导”人们: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同程度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按着他这个“定律”推理,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经被社会主义“赤化”了,连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头子都是社会主义者了。这样论来论去,谢韬先生硬是把姓私说成姓公,把姓资说成姓社,把姓修说成姓马!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真乃荒唐至极。
应当看到,像谢韬先生这样散布歪理邪说的“歪嘴和尚”,在当今中国,并不是个别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例如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同时发表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的访谈录一文,就与谢韬的歪理邪说类似。李锐先生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些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不够科学。”李锐所说的“经典作家的理论”,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了。李锐与谢韬,一个反对“消灭私有制”,一个反对“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他们的主张完全一样,直截了当地反对公有制,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集中起来一句话,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生们,一方面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一方面又搅尽脑汁歪曲社会主义。就是这篇“访谈录”上,李锐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试问,没有公有制的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怎么可能“过得好一点”呢?
的确,歪曲社会主义的本来定义,已经成为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某些政治势力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的一个时髦的借口和手法。他们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为借口,试图把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黑货加以“包装”,以假社会主义冒充真社会主义,来蒙骗群众。为了实现这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就炮制了许多实行私有制“有理”、“有利”的理论,例如什么“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是人人所有人人所无”啊,什么“公有制没有私有制效率高”啊,“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公平”啊,“国有经济可以只求质量不求数量”啊,“要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啊,“私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主体”啊,因此需要“国退民进”、“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公有经济“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实现“企业转制”、“社会转型”。为了加快这种“转制”还提出什么“冰棍理论”、“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等等。总之,他们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快速地、彻底地引向私有制的深渊。前几年号称“曹破产”的曹思源就公开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号称著名作家的张贤亮就声称要“给资本主义‘平反’”,并呼喊“私有化万岁”;被改革“精英”们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叫嚷“中国应加速私有化”,走“美国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像这样大喊大叫走资本主义私有制道路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张五常、余杰、焦国标、李志绥、刘再复、马立诚、钱理群、王若水、刘晓波、袁伟时、张戎、高文谦、朱学勤、贺卫方、任仲夷、张维迎,等等。各界,各领域,都有这样一批人。至于跑到国外投到帝国主义怀抱的那些汉奸、走狗和民运分子,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都是姓“私”、姓“资”派。谢韬不过是新暴露出来的这支帝国主义别动队中的一个新成员罢了。
(二)《序言》兜售资本主义的股份制,胡说西方的股份公司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性质,“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谢韬先生有比较长的一段话。摘抄如下: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结束语’指出:‘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接着马克思的这段话,谢韬先生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
其实,谢韬先生乞求于马克思帮忙的这两段话,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们打开《资本论》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谢韬先生的两段话就出自这里。在这一章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或曰股份公司的定性是十分明确的。笔者从中也摘录出三段(其中谢韬先生已经引用了两句,但,是掐头去尾,意思不完整)。(1)马克思说:股份公司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作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组成公司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当作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2)马克思说:“把股份制度——它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会按相同的程度越是把私人的产业破坏——撇开不说,信用又为资本家个人或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个人,提供在一定限界内绝对支配别人所有的资本,别人所有的财产,并由此支配别人的劳动权利。对社会资本(不是自有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说:“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都引向资本的集中,也就是引向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扩大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自己头上来了。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它的贯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3)马克思说:“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内,是表现一种对抗的形式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资本论》第3卷501、502、504、505页)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股份公司的出现,这种“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依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就是说,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和“限界内”对资本主义私人财产的一种形式上的“扬弃”,这种“扬弃”不过是一种以集团资本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本性质。由股份资本带来的利润,即股东以股息的形式所取得的收入,仍然来源于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股份资本的建立和发展,在加强了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吞并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把资本“引向最大规模的剥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对雇佣劳动的压榨,也促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应当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这一章里,对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性质、特点、作用、后果等阐述得已经一清二楚了。至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这句话,笔者理解,是指它为将来由整个社会来实行剥夺私人资本,也就是说为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这个唯一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或者说“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下,股份公司的出现,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完成”或已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任何事实和可能。马克思上述这些话,也根本就没有谢韬先生所诠释的这个意思。谢韬先生想偷换概念,歪曲马克思,大概是行不通的。至于谢韬先生所说的“《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等,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罢了。笔者后面还要谈及这个问题。
(三)谢韬先生声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行了“计划”经济,解决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序言》说: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谢韬先生这样讲,无非是想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了“国家干预”,有了“计划”,又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就缓和了,甚至不存在了。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大量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并不像谢韬先生说的那么乐观。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要是实行私有制,就不可能真正的完全的实现计划经济,也不可能“解决”每10年左右发生一次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关于谢韬提出的所谓的“计划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当年针对修正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计划性”问题的歪曲,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这里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他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列宁的这个论述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单个工厂企业的生产计划性是资本家所需要的,然而正像列宁所说,“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生产活动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实行“计划性”,克服“无政府”的。恩格斯指出:“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们提升到其余动物之上,也如生产一般已在单纯生物学方面提升了他们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从这个组织起将开辟一个新历史时代的纪元,那时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部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将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以致使得至今所作出的一切都暗然失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75页)笔者理解,恩格斯指出的这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开辟新历史时代的纪元”的,就是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社会主义。
诚然,我们也注意到,二战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某些调整。战后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一般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战前一般是10—20%,后来已达25—45%或更高水平。没有这种调整,没有国家的力量,耗资巨大的原子能工厂、复杂的宇宙航行技术、广泛的现代化公用设施、投资大而见效慢的基础工业、庞大的科学试验机构等等,要想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修修补补的办法进行调整,根本不可能消除其固有的矛盾,不可能杜绝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这种调整,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些依靠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收入通过征收所得税等形式拿回来还给资本家。
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我们知道,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恩斯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吃香起来,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凯恩斯主义来化解他们固有的矛盾和周期性问题,然而最终并没有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即使“罗斯福新政”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
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采取发行公债,大搞财政赤字,维持高通货膨胀率等强制性的手段,扩大社会投资,刺激经济增长。5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物价每年平均增长率在1.4—3.4%之间,60年代上升到2.6—5.8%,到了70年代,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竟高达两位数字。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也收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延缓危机到来的作用。但是,这不过是使急性病变为慢性病,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从1825年发生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以后的近200年来,这种周期性的危机一直是没有消除过,总是此伏彼起。特别是1929—1933年发生的空前大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4%,造成4000万人失业。据《世界经济统计年鉴》1978年版的资料显示,二战以来(1948至1974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次数:

国家 经济危机次数 最高的一次下降幅度(%) 最长的一次下降月数
美国 .........6 ........................-13.8 ...................................17
英国 .........6 ........................-23.6 ...................................22
西德 .........5 ........................-11.4 ...................................15
法国 .........4.........................-16.3 ...................................12
日本 .........7 ........................-20.8....................................15

从表上可以看出,在26年中,这5个国家大约每6~7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另据统计,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共出现过31个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平均为48个月。对此,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在我们的现代史上一直受着经济周期的折磨。”
有报道说,美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又发生了新的经济危机,连续两年的私人消费的增长低于投资的增长,生产过剩的局面已成事实。然而,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等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使美国获得机遇,经济持续增长长达10年的时间。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看到李慎明同志刚刚发表的文章《世界社会主义现状及发展的若干问题》。文章认为:90年代“美国经济长达10年繁荣的根本前提之一,就是搞垮了苏东。原苏联加东欧8国,工业总产值曾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强。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在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化不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垮苏东后,原苏东国家急剧衰落,大量资金、人才和廉价原材料、技术、市场等主要被美国占据。这对推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美国已无此战略空间。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加快加重美国经济衰退。”文章进一步分析指出:“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裂,美国经济步入萧条。从2000年至2003年,美国13次降息,经济仍没有复苏的迹象。布什政府于2001年、2003年分别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工厂设备使用率重新达到80%以上,失业率从2003年第二、三季度的6.1%下降到2006年第一季度的4.7%。……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人40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15页)笔者认为,李慎明同志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也比较深刻。笔者想补充的是,美国虽然没有了苏东的“战略空间”,但不等于他不寻找新的“战略空间”。美国既然能搞垮苏联和东欧,难道就不想搞垮我国吗?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我国怎样主动地与美国“和谐相处”,怎样地构建“战略伙伴”和“利益犹关方”的友好关系,其亡我之心从来也没有死过,今后也不会死。要知道,经济全球化已把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联系在一起,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资企业在我国已经成了气候,目前,在我国众多竞争性行业中外资已占半壁江山。我国的外贸出口额中60%以上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现在的工业增加值当中,37%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这样一种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有报道说,我国目前1万多亿外汇储备中的2/3,即6000—7000亿美元买了美国的债券,而美国却贪得无厌,一再强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以便从中捞取更多好处和利益。此外,台湾地区实际上还在美国的操控之下,美国时不时的暗地鼓动陈水扁闹闹“台独”,并一批接一批地出售给台湾武器装备。这些都是美国对我国施压的筹码,都是他们搞垮我国的新的“战略空间”。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是不能不警惕的。
以上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谢韬先生所认为的传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得到“解决”的观点是肤浅的,短视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国家干预的办法,还是利用战争的办法,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

五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的对立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主要特征之一,和它相对立的分配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是在对社会产品作了各项社会扣除之后,以劳动为尺度,给劳动者分配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这一原则,这是对人剥削人的旧分配制度的彻底革命。劳动人民再也不是为地主、资本家流汗卖命,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创造美好的生活而劳动,能够激发劳动群众的极大热情,促进生产发展。列宁说过,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列宁选集》第3卷560——561页)。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谢韬先生也散布了许多混乱思想。 
(一)他认为剥削、差别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谢韬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 
谢韬先生的这段转弯抹角的话,中心意思是维护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主要包含了这样几层含义。
首先,他认为“过分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这是故意混淆“空想”和“科学”这样两种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在哪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早有答案。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空想社会主义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这些区别是不难识别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恰恰是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本质和根源,及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规律。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找不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途径,幻想通过“实验”和“感化”有产者,来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永恒正义的美好社会。这些充分表明其理论的局限性和不成熟。因此,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强调反对“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呢?!驴唇不对马嘴!
其次,谢韬先生所说的“过分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的本意是,工人阶级不要“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这样看来,谢淘先生是不够公平的,既然资产阶级可以“过分”地“强调”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过分”地“强调”反对这种剥削和压迫呢?而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和教训恰恰是没有“强调”以暴力革命——被谢韬先生认为是“过分”的手段——打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
是否强调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阶级压迫,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区别于谢韬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从这一点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差远了!我们知道,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毕竟还是早期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多少还代表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心声。而民主社会主义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的无数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我们再来看另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吧。他在1841年所写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844年马克思在赞扬魏特林这本书时写道:“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民主社会主义的先生们连魏特林这样的“巨人的童鞋”都没有,有的只是资产阶级“侏儒的烂鞋”吧!
再次,所谓“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事实。说到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制度,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永恒化。这是新老修正主义“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翻版。
(二)福利制度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序言》引用《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一书中的话说: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美国……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又说:“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谢韬先生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化”,实行了“共同富裕”的福利制度,这种“共同富裕”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而攻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劫富济贫”,是“共同贫穷”,是“把资产者变成无产者”。在这里,是与非,再一次地被谢韬先生给颠倒了。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福利制度”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搞清楚以下几点。
第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缓和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确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工人阶级的福利方面,作了一些改良性的调整。例如有些国家(如日本、西德)的某些企业采取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等措施,诱使工人为企业取得更大利润卖力。资产阶级采取了“把蛋糕做得大一点”的欺骗手段,从攫取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点点来,对工人的工资、福利作一些提高和改善,使得阶级矛盾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得到某些暂时的缓和。但是,这些改良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被统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这一基本状态。
战后,实行福利制度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剩余价值率不是减少,而是大为提高。1947年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46%,1975年提高到263%;西德1950年工业中剩余价值率为204%,1974年提高到265%;日本的剩余价值率1951年为275%,1960年421%,到1976年上升到431%。这说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实际是大大加重了。另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支主要是依靠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所得税,而这项赋税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头上。如战前的1938年,美国国家收入中,劳动人民负担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占21%,战后,1977年增长到74.4%5。目前,美国工人纳的税就占其收入的20%或更多。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无产者变成有产者”的“共同富裕”。谢韬先生的这个命题是个子虚乌有的命题。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那就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在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方面的取得了“成功”,而绝不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取得了“成功”。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改良”和“调整”工人阶级福利政策的同时,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进一步拉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战后,它们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自己在原殖民地的特权,另一方面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渗透。它们通过资本输出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有资料显示,1938年,美、英、德、法资本输出总额为390亿美元。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到1988年为止累计为768.37亿美元,而仅在1950—1988年的39年间所获取的利润高达1773.59亿美元,为投资额的2.3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利润率一般要比国内高一倍以上。1976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净额是17亿美元,汇回的利润却达69亿美元,这还不算在国外再投资的部分。截至1972年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同年赚取的纯利润即达24亿美元,利润率高达130%。借贷资本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从70年代初的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3200亿美元。1988年发展中国家为偿付债务支付的款项高达1424亿美元,为当年所得贷款(923亿美元)的1.54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规模也超过战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宗原料、初级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而进口的制成品价格却不断上涨。据国外经济学者估计,1973年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联合提高石油价格之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每年大约达1000亿至1500亿美元。伊朗一位政府官员指出:“一小撮工业国家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时间里,得以把廉价石油作为推动其经济的日益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为其进口付出越来越昂贵的代价。”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有资料记载,仅从1951年到1973年问,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价格“剪刀差”就损失了1300多亿美元。进入80年代以来,仅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价格“剪刀差”就损失了1500亿美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困难,压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提高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加上对某些商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使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锐减,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
发展中国家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1965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1988年,前者为后者的23.46倍。1987年,占人口总数的16.2%的发达国家拥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81.5%,而占人口总数83.8%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少数非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只拥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8.5%。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摘自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
此外,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世界前225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额已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5亿人(世界人口的47%)年收入的总和。(另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07年3月10日报道,2006年度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揭晓。2006年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达到了创纪录的793人,比1998年增加102人,富翁总资产则增加18%,达到2.6万亿美元)仅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500亿美元)、沃尔顿家族(480亿美元)及沃伦•巴菲特(330亿美元)三家的财富就已超过了包括阿富汗、也门、赞比亚在内的48个发展中国家的总和。《报告》显示,1998年全球的消费已达到24万亿美元,是1950年的6倍,但消费仍然集中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有将近10亿人口仍然得不到的基本生活保障。全球1/5的最富裕人口消耗了86%的生产资源。(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27期)又据2006年12月5日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研究资料透露,世界上一半的财富集中在2%的富人手里,1%的富豪拥有世界上40%的财富,世界人口的50%只拥有世界财富的1%。(2006年12月26日西班牙《起义报》)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4倍多。(《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13页)
大量事实表明,是垄断资本主义造成了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的局面。 
(三)同样,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两极分化也还严重的存在着,并没有消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两极分化,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级是贫困的积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苦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据1999年《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有1亿多人,失业者至少有3700万人,无家可归者1亿人,预期寿命在60岁以下者将近2亿人。
谢韬先生在散布资本主义国家“关心弱势群体”实行“共同富裕”的谎话的同时,又进一步解释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按《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作者辛子陵的说法是:“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保护私有制的前提下消灭了三大差别”,“西欧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谢韬先生所谓的什么“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什么“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什么“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骗人鬼话。
历史早已经证明,由于资本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大差别”不可能“消灭”,“调节分配”,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就在2007年3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还以《日本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为题,对日本的这种“差别”做了详细报道。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事实多得很,无须一一去列举了。
谢韬先生对美国是情有独钟的,他说:“最近点算结果,……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看看被谢韬先生称之为已经“赤化”样板的美国的真实情况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数据,美国居民户收入基尼系数1980年为0.403,到1999年已上升为0.457,升幅为13.4%。同期,收入最低的20%的人在总收人中所占比例,从4.3%下降到3.6%,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所占比例,则从43.7%上升到49.4%。在这30年中,不平等程度明显扩大。再据《福布斯》杂志1995年的调查,美国最富的1%居民户拥有全国近40%的财富,而80%的居民户只拥有16%的财富。可见,美国的财富在迅速向少数富人手里集中。在这20年间,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比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工资差距,从1980年的42:l上升到1998年的419:1。美国无论就物质财富还是贫穷,都居于世界的首位,个人平均收入最高,而按人的贫困指数来看,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占总人口将近16.5%,1/5的人为功能性文盲,13%的人活不到60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13页)此外,美国2006年7月28日公布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每天晚上有75万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这是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23年来针对无家可归者的第一份观察研究报告。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群中,从年龄看,41%在31~50岁之间,21%是儿童;从种族看,59%是少数民族;报告还提到其中的1/5是退役老兵。然而,对这个数字还有争议,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无家可归的实际人数,可能高达全国人口的1%,即300万。(2007年3月2日《劳动报》)这就是说,垄断资产阶级利润的增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与日益贫困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所谓“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事实上,在现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工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资本家利润的增长率。如美国五百家最大公司,1975一1977年,利润由378亿增至525亿美元,增长39%,而工人的工资从1967年~1976年却只增加5%。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07年2月23日在《美国的富翁爱钱了》的专题报道中透露:“美国公司总裁20年前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的22倍,而今天,这个差距已经是224倍。因此可见,工人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财富都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法新社2007年2月25日有一则报道说:麦克拉奇报业集团对美国2005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处于深度或者极深度贫困状态的美国人增长了26%。研究发现,贫困人口出现大幅增长的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阶段,但利润分配不均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身陷贫困。报告说:在2001年经历暂时经济衰退后,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快速提升,但工资和就业机会增长率没能同步上升。同时,国家收入流向企业利润的份额过大,也影响了工资水平。报告指出,在过去30多年中,美国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2007年3月3日《参考消息》)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赤化”!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
(四)产业工人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地位。谢韬先生提出:“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因此“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 谢韬先生的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诚然,战后由于在原子能、电子、化学和航天技术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引起了工人阶级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分为三大产业。用他们的标准来划分,第一产业是指广义的农业部门(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广义的工业部门(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广义的服务行业;凡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部门,如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甚至色情服务、赌博行业等都包括在第三产业内。战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变化就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迅速上升。有资料记载有三个方面的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1950年,美国、英国、西德、加拿大的农业在本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分别为7%、6%、10%和13%。到1968年则分别降为3%、3%、4%和5%。1952年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农业人口分别为681万、111万、470万和1,719万,到1970年分别减少到346万、78万、226万和886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食物的劳动越来越少了。二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下降,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上升。这具体表现为所谓“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明显增长。在5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一国的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50%,达到55%。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的比重分别为45%、37%、41%、46%、40%和47%。到1968年时,美国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已上升为60%,加拿大和英国比重则迅速上升到62%和57%,日本、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比重也分别上升为48%、43%、46%和49%。70年代初期,以上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已超过50%,并且都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到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雇佣劳动总人数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所谓“第三产业”的工作人员取得的。例如,在美国,从1950年到1973年,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的比重从40.9%降为31.6%,而非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的比重则从59.1%增为68.4%。又如,从1958年到1968年,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34.5%增至40.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大批从物质生产部门向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既是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展开的结果,也是垄断资本统治日趋加强的具体表现。科学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就使非物质生产部门有可能大量增加就业人员。例如,美国由于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每一个农业劳动力能供养的人数迅速增加。1950年,美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能供养15.5人,1970年增加到42人,1973年已达50人,到70年代末更增加到了60人。1982年能供应78人。正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才能在农业劳动者人数绝对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农产品继续增产。同样的道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物质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在某些时期甚至是绝对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客观上要求以较复杂、较熟练的劳动来取代简单劳动,这样就引起生产中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比重的下降和工程技术人员比重的增长。例如,1950-- 1973年,美国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从2,300万增为2,900万,但在全国就业人员总额中的比重却从39%降至35%。在战后几十年中,所谓“白领’’职工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快。1950年,美国的职员比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少,而到1973年,职员的人数约超过后者的三分之一,占全部就业人数的几乎一半。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工人阶级结构中发生的这些变化,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进行欺骗宣传的假象。早在谢韬先生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大肆鼓吹所谓“白领革命”,竭力掩盖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胡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经济中非物质生产部门比重的上升,“第三产业”各部门中就业人员的迅速增长,以及经过专业训练后掌握技术的熟练职工的大量增加,是一种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普遍的客观发展趋势。虽然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白领”职工的比重在增长,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人员的比重在下降,但这只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白领”职工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说来,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增长,工人阶级的社会范围在扩大。那些在企业中和研究机构中操纵电子计算机和调整自动装置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谢韬先生同以往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一样企图以所谓“蓝领阶层急剧缩小”来否认工人阶级的存在,从而抹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那是徒劳的

 

六 关于两种所有制和两种分配制度如何比较问题

在谢韬先生那里,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按劳分配不如按资分配,他还举出瑞典等一些“典型”事例,作为为他的论据。他说:“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相对而言,目前西方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人均GDP,还是整体经济水平,都比第三世界国家要高。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第一,应该看到,现在世界上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92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实行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外,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的都是私有制,都是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为数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20几个进入发达和比较发达国家行列以外,绝大部分仍然处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瑟罗在其《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作过这样的统计: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间,世界上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排名最富的国家几乎变动不大,仅有两个人口很少、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输出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进入这一行列,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价格较低的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却从富国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结论:穷国要想挤进富国行列几乎没有可能。就是说在这118年间,没有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挤进“富国俱乐部”。它们中许多国家越来越穷,财政短缺,债台高筑,资金外流,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粮食恐慌,生态恶化,政局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有些国家已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这种现象归根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产物。我们在做两种社会制度优劣比较时,是不能忽略这一点的。
第二,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我们做比较,就不但要看现在,还要看历史;不但要看财富的多少,还要看起点的不同和基础的差异;不但要看经济,还要看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只有这样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否则就会走向谬误。
拿我国来说,新中国成立前,从1840年算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长达100多年之久,这个期间,中国割地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赔款折合白银达13亿两,仅日本军国主义30年代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使中国死亡2000多万人,财产损失达上千亿美元。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压迫不仅造成和加重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而且也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西方各主要资本本义国家早已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并且已经揭开了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序幕,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国,近代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我国以相当高的发展速度达到今天的水平,全世界不抱偏见的人都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成功的。此外,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对内残酷剥削、对外野蛮侵略和掠夺,伴随着社会剧烈的冲突与震荡。而我国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冲天干劲。总的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的全面进步。 
第三,至于谢韬先生在《序言》里所高度赞扬的小国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的福利制度,声称那里的“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实现劳资双赢”和“共同富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有三个重要之点谢韬先生是不该回避的。(1)、从他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好一点,然而他们那里实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着资本的剥削。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谈到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稍微放松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页)。(2)、由于资本剥削的存在,在那里依然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依然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有数据显示,1980年到1995年,瑞典不平等程度年均增长1.5%,与丹麦、荷兰和澳大利亚持平,比美国、英国略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页)(3)、至于谢韬先生极力推崇的法国小城波尔多市“共同富裕”的“典型”经验,谢韬先生大概不知道我国还有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8000多)真正共同富裕的典型吧?这些坚持公有制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的福利制度,要比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的福利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尤其是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像城波尔多市还有“庄园主”、“大股东”,这里没有这些剥削者,自然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的弊端。这些都是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所无法比拟的。只有这些地方才有资格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第四,在批驳《序言》这些谬论的时候,不能不审视一下我们面对的情况。谢韬先生说:11届3中全会以后,“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把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了,“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云云。他的这些话,从反面提醒我们,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许多多的公有制企业事实上已经转变私有制企业,即报刊上的公式化用语——非公有经济。据《人民日报》2005年2月28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7.5%)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吴仪副总理在一次与外宾谈话中透露,外资与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我国GDP的65%,公有经济已经缩小到35%。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公有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足20%。这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事实上已经不是主体了,我国经济总体上已是私有化了。由于所有制上如此的巨大变化,我国的分配制度必然也会随之演变,在许多工厂企业,按劳分配已经转化为按资分配。由此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收入过分悬殊”和“分配不公”的奇特现象,并且冒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也有人称之为“新的阶层”、“富有阶层”或“中产阶层”),冒出一大批身价百万、千万、亿万、甚至几十亿的富翁。两极分化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甚至名列世界前茅!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说法,我国仅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就在0.5以上,基本上在0.54左右,还不包括农民,如果加上广大农村居民,这个数字会大得多。国际社会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过大;0.6以上则预示着社会陷入极不公正的状态,随时会发生社会动乱。因此国际社会把0.6定为警戒线。以上无论官方、普通百姓还是国际认可的说法都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此外,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而对其他80%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这种严重社会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瞭望》周刊披露,2004年,中国各地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以上摘引自2006年7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对“中国基尼系数不严重”的质疑》一文)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不能说与我国所有制与分配制度的改变无关。实事求是的说,这是与我国改革初期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初衷、方针和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记得当年中央一位领导人曾多次对外宾讲过这样一些话:我们的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产生百万富翁。如果出现百万富翁,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真的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大意)20 几年过去了,说这些话的领导人也作古多年了,现在的结果怎么样呢?不是出现百万富翁,而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出现了。特别是近几年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在公有制企业“转制”过程中,出现一些官商勾结,巧立名目,公开把属于全民的财产,划归自己的名下,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些企业领导人,自卖自买,自己不掏1分钱,仅用少量银行贷款,就把一个价值比其“收购”价格大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工厂或企业攫为己有。要知道,这可是中国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几十年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财富啊!就这样被少数人轻而易举地拿(应该是抢)走了!现在,“一夜暴富”的富翁数以千计、万计,千万计,甚至更多。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就这样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有媒体报道说,在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队伍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超过35%!最近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私营企业主中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担任过各级干部的所占比例是:一般干部占56.4%,科级干部占30.7%,县处级干部占11.6%,县处级以上干部1.4%,四者相加,国家干部竟占私营企业主比例的99.1%!(2007年3月7日《报刊文摘》)另据社科院公布的资料显示,权力化为资本的现象达到惊人的程度,在3220名个人资产超过亿元的富翁中,竟有2932人是党和政府各级官员的亲属。难怪国外有媒体评论说,这种快速致富的做法,是“掠夺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的做法!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很有必要进行总结与反思。然而,最近那些改革的“精英”与属于“官商勾结”的官和商们,却纷纷跳出来,毫无顾忌地发表文章和讲话。他们一方面否定我国已经出现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来一个不承认主义;一方面又制造对“第一桶金”不要追究“原罪”的舆论,甚至要从法律上确保这个“第一桶金”的“神圣不可侵犯”。许多法学界的专家尖锐地指出:《物权法》的真正作用,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中宣部1990年5月发行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目的,就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段话说得何等的好啊!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然而,中宣部(当时的部长是王忍之)的这个思想并没有被某些人所接受,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些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力量,依旧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谢韬先生的这个《序言》能够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国家公开的刊物上,难道这是孤立的吗?!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七 无耻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抹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是新老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谢韬的这篇《序言》也是如此。
《序言》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那么,什么是修正主义呢?他自问自答地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不是修正主义,所以“应当给(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恢复名誉”。那么,什么又是马克思主义呢?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就是说,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谢韬先生真是开了一个特大的国际玩笑!
谢韬先生所谓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除了前面笔者已经谈到的几个他歪曲、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例子以外,他还在以下几个地方做了手脚。让我们一一见识一下他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吧。
(一),谢韬先生的文章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 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谢韬先生的这段话,显然是篡改、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1)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到他逝世的12年中,除了“编辑和修订”《资本论》、“成立第二国际”之外,只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吗?显然这是在贬低和歪曲恩格斯。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里,他在完成《资本论》等科学巨著的同时,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继续领导各国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在创建第二国际的过程中,他同各种机会主义特别是主张“和平长入”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至于“指导合法斗争”和“强调”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只是恩格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种斗争形式,其目的不是为了“和平长入”,而是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恩格斯在特定时期(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相对和平时期)指导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运用议会斗争这种“合法斗争”形式,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准备力量。这是正确的,并且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恩格斯从来没有“强调”什么把“合法斗争”、“和平长入”作为解放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手段和途径,而他一贯强调的仍然是暴力革命。这在马克思逝世12年中恩格斯的著作和通信中都有充分体现。例如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写给格•特里尔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惟一的大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685页)
(2)谢韬先生把他引用的恩格斯的话,歪曲为恩格斯“抛弃”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不过是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主观臆造而已。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在《资本论》第3卷《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社会民主党纲领也称为爱尔福特纲领)一文的第2节“政治要求”里说的。为了全面理解和把握恩格斯这段话的思想内涵。我们不妨把这一段完整的话,即包括被谢韬先生“漏掉”的,抄录如下:
“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的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个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在这一段之后,紧接着恩格斯指出:“以为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笔者认为,恩格斯这些话并没有“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思,更没有违背和超出他和马克思共同主张的关于通过暴力革命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思想。至于谢韬先生以为抓住了稻草的这句“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的话,也帮不了他的忙。这句话不过是恩格斯间接地反驳论敌的一种方法而已。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这句话只是一种假设,其前提是“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和“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笔者理解,这个前提,一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依然是政权问题;二是,这个政权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取得;三是,连美国和法国那样已经是“民主共和国”的条件都不具备的德国,是绝对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
那么,是不是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呢?也不是。我们从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这个回答。就在恩格斯于1891年6月29日写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当天,他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对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由于受到提意见的日期的限制,恩格斯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恩格斯说:“我本来想使更严谨一些,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同时,我听说,你已向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导言,那就更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集第119页,第22卷第698页“注释”230)按着这封信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恩格斯痛击这种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恩格斯的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法国和美国那样的国家,也不可能“和和平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就完全可以证明,谢韬先生是在有意歪曲恩格斯的思想。
(3)补充一点。关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的“政治要求”这部分的内容。恩格斯阐述了三个问题:1、关于共和国问题;2、民族问题和国家结构问题;3、地方自治问题。关于共和国问题。恩格斯指出,纲领中竟不敢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这是害怕“非常法令”的恢复。因此“这里没有说本来可以说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72页)德国党的佣人们根本不懂得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据他们看来,似乎在德国君主制存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幻想。恩格斯说:“如果说有什么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上书第272页)恩格斯认为,如果说德国党的领袖们不敢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企图讨好容克地主阶级,那么他们异想天开地提出在连“共和主义的”纲领都不许可的德国条件下,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纯粹是欺人之谈了。所以才恩格斯提出“他们力图使党相信……”这段尖锐的批评。这个纲领草案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要求。这表明德国党领袖们只贪图一时的成功,放弃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对此恩格斯严厉批评他们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上书第274页)
(4)再补充一点。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3月6日,他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这个重要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34页)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瓦•博尔吉乌斯,谆谆告诫他,对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和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请你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34页)
(5)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看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并没有丝毫地改变。当时的情况是:随着德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深,德国议会于1890年1月25日以多数票否决了继续延长已实施12年之久的“非常法令”。在1890年2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35个议会席位。3月20日卑斯麦被迫下台。卑斯麦用高压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完全破产。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十余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英勇斗争的巨大胜利。“非常法”废除后,统治阶级改而实行一些向工人让步的改良法令,目的是蒙蔽工人耳目,分化无产阶级队伍,通过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局面,在德国党内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青年派”,在“左”的辞藻下,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观点,反对进行议会斗争,反对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青年派”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拒绝任何合法斗争,进行脱离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冒险活动,并且胡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对此,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这种“无耻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德国党内产生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也是最危险最主要的倾向,是以福尔马尔和奥艾尔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嚣张起来。他们认为政府废除“非常法”是“对工人的真正友好”。他们宣扬容克资产阶级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事,社会主义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席位,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断言未来的社会将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在德国党内不仅没有受到回击和批判反而得到党内部分领导的支持,甚至威•李卜克内西这样党内公认的领袖也常常大谈和平。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原则,为了坚持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方向,恩格斯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仅在1891年,恩格斯就向右倾机会主义投出了3颗“炸弹”:① 1月,恩格斯不顾德国党领袖的阻挠,发表了马克思被埋没了6年之久的《哥达纲领批判》。使全党了解70年代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实质和意义,使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② 3月,恩格斯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通过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再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道路,深刻批判了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机会主义观念。就是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强调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佣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6月,恩格斯写了这篇《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我们从这个政治背景里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新老机会主义对恩格斯的无耻地歪曲。
(6)听听列宁的阐述,对我们分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也会有帮助的。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对英、美等国的“共和”这个问题也有过精辟的阐述。列宁说:“‘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迫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34~35页)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深入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注意把握他们的核心思想与“总的联系”,我们就会得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理论学说的基础这样的结论。由此,联系到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的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的确逼得它的敌人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不管怎样装扮自己,却总是装得不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阳光”之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小丑们,一个个的失败了。谢韬先生以及所有想步历史上这些反面人物后尘的,大概也逃脱不了这种可卑的失败下场。
(二),谢韬先生还在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做“文章”。他说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同时引用恩格斯这样几段话: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谢韬先生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 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谢韬先生好像是在溺水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他洋洋得意地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他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是指《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暴力革命错了。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1)我们知道,1848年的革命,是在《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不久而爆发的。这场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伟大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给以热情地支持,并且高度赞扬它“使现代社会为之分裂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巨大战争”。在这次法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这次暴力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包括谢韬先生所引用的这篇“导言”。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污蔑,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谢韬先生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的这段话:“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是掐了头去了尾的。在这段话前面,恩格斯说:“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在谢韬先生引用的这段话的后面,恩格斯说:“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上书600页)
谢韬先生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引用的“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恩格斯在这段话后面还有话:“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50年的历史,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通读全篇文章,就会得出与谢韬先生完全相反的理解,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而被谢韬先生删掉的“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 不懂得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就是不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和“走哪一条路”,“去求得这一解放”,而这个“方向”和“道路”,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就是恩格斯的真正“最后遗言”!
这里还应当揭穿的一个阴谋是,谢韬先生为了达到蒙骗人们的卑鄙目的,竟然把恩格斯在不同页码上用意不同的几段话,按照谢韬先生自己的意向有选择的像拼盘似地拼接在一起,这样一重新组合,完全篡改了恩格斯思想的连续性和文章的本来内涵。不过,也好,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谢韬先生的表演,可以让人们更加了解当今政治骗子的骗术和嘴脸。
(2)谢韬先生特别对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句话感兴趣,然而,恩格斯这句话,绝不是否定1848年的革命,更不是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是恩格斯对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有了新认识和总结。这一点,在他写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前面有一大段论述:“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同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艇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后胜利。”“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 part bus[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页)笔者理解,恩格斯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一方面充分肯定1848年革命的巨大贡献与深远影响,一方面又反思到这次革命还不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铲除资本主义的条件,而当时的估计却是比较乐观的。
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并不是只在这篇导言上提出的,我们可以在此前几年的1890年~1893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几个“序言”中也可以看到。为了正确理解“曾经错了”这句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1892年2月10日恩格斯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说:“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卑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1893年2月1日,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笔者摘引的恩格斯晚年为《共产党宣言》这些不同语言版本所写的“序言”上的这些话,完全可以说明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暴力革命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没有任何改变。谢韬先生说什么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云云,完全是胡说八道!
(3)我们可以从1895年3月8日恩格斯《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可以了解到这篇导言发表时的背景与斗争情况。通过这封信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恩格斯这篇导言的精神实质的理解。
这篇导言是写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在恩格斯完稿后仅仅相隔两天,也就是1895年3月8日,他写了一封《致理查•费舍》的信。这封信把他与当时德国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分歧和恩格斯写这篇导言的主旨基本上说清楚了。
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理由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在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下,恩格斯不得不删去导言的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在他看来导言原稿“受到一些伤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766页注508)对此,恩格斯在信中写道:
“我尽可能考虑你的担忧,虽然我十分理解但还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编制者违法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而言之,即终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我认为,如果你们宣传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因此我接受你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什么’(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问题在于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2、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掉。(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你们的建议(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现在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
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原则性是何等的坚定。
(4)谢韬先生胡说,“《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我们从以上的事实和分析中,《资本论》1卷到4卷,其“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谢韬的这些话,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篡改、捏造、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新老机会主义惯用的手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揭露了机会主义对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的歪曲这一卑劣行经时怒斥他们说:“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列宁指出:“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15~16页,第19、53页,)
(三),谢韬先生在歪曲、污蔑恩格斯的同时,放肆地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理想。他胡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他说:“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第628~629页)’”。他胡说,这是恩格斯否定了年轻时写的《共产主义原理》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即共产主义。谢韬先生所引用恩格斯的这番话,是恩格斯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德国社会党参加选举问题时说到的。从恩格斯这篇与记者的谈话里,笔者没有看出恩格斯有“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的意思。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1)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在记者与他探讨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时的一段对话,并且在这段对话的前面与谈其他问题用3个隔离符号横着隔开。记者问:“在所有的选区都将提出候选人吗?”恩格斯:“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验。”记者问:“你们德国社会党人对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于是,恩格斯说出这番话的。这样上下连贯起来看,很显然,无论问者还是答者都是针对这次选举的“目标”而谈起的,并非谢韬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2)况且,在谢韬先生引的这段文字之后,恩格斯紧接着的一句是:“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当恩格斯讲完这句话之后,记者紧接着又问恩格斯:“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共产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这里,恩格斯所说的“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和“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这两句话,意思很明白,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变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但是,这种转变,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社会主义被公认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两句话,恩格斯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巧妙地告诉了这位采访他的记者。(3)这里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分析,即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记录的准确程度问题。在这次“谈话”(1893年5月11日)后的第7天,“费加罗报”发表(1893年5月13日)后第4天,即1893年5月17日,恩格斯在《致费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的信中谈到德国的议会选举和他同“费加罗报”的这篇谈话时说:“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附上的《谈话》里看出。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的叙述有缺陷,但总个的意思是表达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1页,第22卷第771页注释530)如此看来,记者转述恩格斯说的这句“我们没有最终目标”的话,是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有些走样”呢?对恩格斯这篇谈话,是不是我们应该理解其“总的意思”才对呢?笔者认为,应该是。
谢韬先生除了歪曲引用恩格斯的话,还借来了老牌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话。例如他说: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谢韬先生还说: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基督教天国理念“衍化而来”,是它的“现代版”,“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他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是共产主义“哄老百姓”,还是谢韬先生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哄老百姓”?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了!就像《红楼梦》里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林妹妹也不会爱焦大一样,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不会爱你那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样,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也不会爱社会主义就是了。
至于谢韬先生要社会主义“收场”,不过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上场”罢了。资本主义能否“上”得了“场”,那就要看两个阶级的斗争情况了。不过,有一点,笔者还是坚信的,即使资产阶级在我国一时得逞,也必定是短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不管谢韬一类的人物怎样歪曲和污蔑,总还是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头脑中,假如你们资产阶级真的上了“场”,那么,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不会沉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拳头也不会是吃斋的!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八 歪曲新经济政策,攻击列宁主义

谢韬先生在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
(1)他攻击列宁“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随后又变了一种口气对列宁进行歪曲,他说:“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对列宁在俄国推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曾被我国某些改革的“精英”们加以歪曲,他们企图打着这个旗号,把中国引到资本主义道路。应当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已经很久了。谢韬先生在《序言》中重新把这个问题翻腾出来,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
谁都知道,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了俄国,已经把俄国从富人手中夺来交归了人民,现在,布尔什维克应当学会管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4页)于是,从1918年春季开始,列宁根据对俄国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分析,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规划。但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这个计划未能及时施行。1921年苏维埃国家结束了内战,列宁又重新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由于4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内战的战争破坏,加之严重的旱灾等自然灾害,粮食和燃料极端缺乏,一些工厂也因此不得不停工。针对这种情况,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重要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使农业迅速恢复起来,建立工农联盟新的基础,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车轮更好地运转起来。
就在谢韬先生摘录列宁那段话的《论粮食税》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1页)以便在此基础上恢复工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农产品,也就必须允许一定范围的贸易自由。列宁认为,允许自由贸易这必将引起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有广大小农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党应努力把这种发展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列宁认为,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到社会主义的门阶,是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能够限制、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它在政治上可以分化资产阶级,同时它可以帮助国家对小生产自发势力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把农民小生产逐步引向集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正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所以列宁曾设想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在俄国条件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补充办法。后来,由于“谁战胜谁“的斗争出现新的形势,由于社会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就不再具有原来所估计的那种意义了。
在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过渡的进程中,遭到了资产阶级的顽强反抗,党内的机会主义也乘机攻击列宁,妄图在党的“退让”政策中把苏维埃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列宁说:在经济方面能解决谁战胜谁问题的斗争要比跟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斗争更激烈更残酷,因为“解决军事任务究竟要比解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页)1921年夏天,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并由此而得名“路标转换派”企图证明共产党转向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向资产阶级制度转变。“路标转换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同苏维埃政权合作中,促使苏维埃实现这种转变。“路标转换派”分子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取消工业和银行国有化、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恢复土地私有制的要求。他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大肆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新经济政策在激烈的斗争中仅仅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22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所实行的并同一定程度容许资本主义成分有关的暂时正在结束,现在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力量并准备进一步向私人经济资本进攻。列宁在大会上说:“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提出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6页)列宁还指示在代表大会就列宁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写道:“党认为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已因过去一年中实行与规定了各项措施而完毕;从这一点来说,代表大会承认退却已经终结,认为当前的任务就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便完全保证党所采取的政策之实际贯彻。”(《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11页)
这就是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从这里,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定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如何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计划和措施,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做出必要的对革命事业有利的战略退却,又在适当的时机转入战略进攻,这在列宁许多著作中曾反复论征过,特别是在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业化;实行按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加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思想建设和实行文化革命等等。
我们从这么多历史资料中,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论述中,哪里有谢韬先生所说的什么列宁在晚年认识了“错误”?又哪里有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伯恩施坦以来的修正主义!就是赫鲁晓夫、戈尔巴桥夫们!就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假共产党员们!就是修正主义们!就是谢韬先生这一类的姓“私”姓“资”、倒退派的“精英”们!
(2)谢韬先生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攻击,还在俄共改名的问题上做文章。他举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他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叫“社会民主党”,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而列宁“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改为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标新立异”!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从事过高等学府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谢韬先生,竟然“忽视”了基本的国际共运史实!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是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呢?国际共运史是这样书写的: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当中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1869年德国工人阶级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随后成为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广泛建立的第一批工人政党的通称。在有些国家,也叫工党或社会党。它们早期曾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阶级,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应当指出,在19世纪70——80年代建立起来的欧美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政治团体,当时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纲领还缺少明确的彻底的革命要求,和工人运动也缺少密切联系,党的基础薄弱,而且大多数还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完全划清界限。它们还属于宣传性的团体,是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帮助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使他们成为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马克思逝世后的第6年——1889年,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恩格斯的倡导下成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6年,为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继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初,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除了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等外,绝大多数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因而使第二国际陷于破产。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他们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背景下,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也不能准确表达党的最终目标,所以根据列宁关于“我们党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称的那样,叫共产党”的提议,(《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俄国社会民主党于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此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不再采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曾通过伯尔尼国际、维也纳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等组织恢复联系。1951年,社会党国际于德国法兰克福重建。其成员除老党外,还包括一些亚、非、拉美新出现的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它们的基本主张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关于改党名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是这样讲的:“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普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 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71-72页)
从上述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沿革看,谢韬先生把被恩格斯、列宁批判过的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冒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抹杀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的区别,进而为其民主社会主义寻找理论上和党史上的根据。然而,这样做是可笑的,自然也是徒劳的。
(3)谢韬先生还污蔑“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谢韬先生并不是首创者,修正主义创始人伯恩施坦早就领“风气之先”了。这个“风”当然是可鄙的“修”风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批判考茨基时就谈到这件事:“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国家与革》第94~95页)
谢韬同伯恩施坦一样,是没有资格谈论布朗基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虽然是空想共产主义和革命冒险主义,尽管他们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毕竟还有那么一点革命精神和革命胆略,还能够批判资本主义,而你们呢?连这一点都没有!有的是背叛和变节!
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新老修正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这个本性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谢韬先生的行为,是不是也由这个阶级性决定的呢?他自己应当清楚。

九 歪曲“三大改造”政策,否定毛泽东思想

谢韬先生在歪曲否定马列主义的时候,没有忘记攻击、污蔑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
(1)他攻击毛泽东是“‘左’倾修正主义”,说什么“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他还无耻地造毛泽东的谣。说什么: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
谢韬先生引用毛主席的这段话,原出处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题目是《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时间是1956年12月7日。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谈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如何更好地贯彻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问题。就在这篇谈话中毛主席说:“我讲三年左右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我讲的不同,说是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的。谁讲得对?八大报告讲得对。基本完成说的是公私合营,不是国有化,国有化是全部完成。三年左右,可左可右。对我的这句话有人发生误会,想到是不是要取消定息了。取消定息,那是全部完成,不是基本完成。”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指出:“我们有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去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将来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了以后,也还会有许多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把毛主席这两天之中的两次讲话联系起来看,显然毛泽东和党的主张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谢韬先生所说的毛泽东“‘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这种分析和推断,完全是他自己的杜撰!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适时地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最大愿望和最好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必由之路。
建国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回头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的,亦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的。解放时,占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80%以上的官僚资本已经被人民政府所没收,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那时,人民政府已经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并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对国民经济拥有了绝对的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消极性。这样,国民经济恢复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势所必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应当说是比较顺利地实现这个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意义和影响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深远的。
(2)谢韬先生攻击:“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前面已经谈到,他还攻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攻击毛泽东“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只要不昧良心,不带偏见,谁都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勤奋好学,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典范。他不仅刻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著作,而且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而且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来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来武装全国人民。
早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使全党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再向全党发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号召。1951年3月20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苏共20大以后,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同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进行斗争,识别他们的阴谋,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在学原著上下功夫。他亲自列出马列著作必读书目并亲自做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为此他提议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时提出读30部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8本,恩格斯著作3本,列宁著作11本,斯大林著作5本,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同年6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鉴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搞修正主义的教训,我们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怎样培养?第一条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6本马、恩、列著作和5本毛泽东著作。从1971年到1976年直至毛泽东逝世为止,他多次强调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读马列的书。要求中央委员和党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念念不忘学习并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马列著作。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爱戴的英明领袖和导师,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既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革命人民的。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但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马列主义的旗帜一起,依然在世界各地高高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他们的旗帜上都有毛泽东的名字。例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旗帜,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是一位可敬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士,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毛泽东著作;他细致研究过毛泽东思想,并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引述毛泽东的话。他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通过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中国与古巴革命的经验,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立志要把委内瑞拉建设成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谢韬先生如此污蔑毛泽东,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我国所掀起的“非毛化”思潮这个大气候有关联的。毛主席逝世以后,那些共产党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为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不断地把污水泼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身上,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前不久,那位茅予轼先生不是还写文章攻击说毛泽东思想是所谓“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什么“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吗?!这些人,就是要砍旗,就是要复辟!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气氛。由此可见,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激烈啊!然而,蚍蜉撼树,谈何容易!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在国内,这些年尽管“非毛化”来势汹汹,然而,他们仍然阻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的声望越来越高,而且在国际上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几年前,美国时代公司评选的10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百人百事就充分表明了世界人民对毛泽东这位世纪巨人地位的肯定。评选结果,既没有谢韬和辛子陵们崇拜的罗斯福,也没有他们崇拜的华盛顿,而被他们攻击污蔑的毛泽东却出现了两次。在这100个人中,惟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著名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感慨的说:“毛泽东的地位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美国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他的名次比拿破仑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许多外国人都把毛泽东当作与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说:“毛泽东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2002年第11期《环球》)
人民的逻辑,革命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么大的名气,妄想把这个毛泽东这个“根”从人民心中拔掉,是绝对办不到的!所有反毛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必定身败名裂,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3)谢淘先生胡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攻击毛泽东“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他污蔑毛泽东“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攻击毛泽东所“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他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
如此污秽语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谢韬先生竟然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他这样的党员根本就不配当!他和辛子陵、李锐等等这样的人,身上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是对共产党这个神圣名字的一种侮辱,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的侮辱!
谢韬在这篇《序言》里,使用了一个很阴险的“策略”和手段,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位革命领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方面,他们使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6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修正)的旗号来攻击、诽谤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攻击、诽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这样仇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正是因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修正”,而是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造了资产阶级的反,造了帝国主义的反,并且打倒了资产阶级在苏联和中国的统治,实现了没有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所以,在谢韬先生和他的同党们看来,要打倒社会主义,打倒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首先就得打倒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领袖,就得否定他们革命理论,——这就是谢韬先生们的反动“策略”、手段和反动逻辑!

十 鼓吹资产阶级专政,要中国走西方宪政道路

谢韬先生全面否定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攻击反右、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 ”
谢韬先生全要社会主义“收场”的同时,把他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旗帜打了出来,要我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他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然后,“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谢韬先生的思路很清晰啊!所谓要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两步走”,与去年3月4日西山会议上贺卫方等人的叫嚣何等相似乃尔!我们记得,去年3月4日贺卫方就提出:实现“宪政模式”的先决条件是实行“多党制”,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能继续下去。按美国之音评价贺卫方发言的说法,这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谢韬先生的“民主宪政”和贺卫方的“宪政模式”都是一路货色。贺卫方提出要实行“独立的司法体系”,谢韬则提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贺卫方提出“共产党非法”,谢韬先生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要“突破”,要“三权分立”。 毛主席当年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实行“民主宪政”的欺骗宣传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我们“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毛泽东选集》第2 卷《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千辛万苦,牺牲两千多万人的生命,才得出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谢韬先生及他的同党们妄想把这个历史车轮拉向后退,重新实行私有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是决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十一 颠倒黑白,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

谢韬先生在《序言》里竟然毫不掩饰地为修正主义翻案,任意混淆是非曲直。说什么:“‘反修防修’是极左理论”。说什么:“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
按照谢韬先生的这些奇谈怪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修正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是“修正主义”,因为在谢韬先生看来,谁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革命、破坏革命,谁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谢韬先生的观点,20世纪10几个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成为“修正主义”,而且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些投降帝国主义的叛徒们,例如伯恩施坦等,则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奇哉!怪哉!为了配合谢韬先生如此宣传造势,《炎黄春秋》编辑部还特意把伯恩施坦的画像安排在杂志显著版面上。胡说八道乎?利令智乎?痴人呓语乎?恬不知耻乎?魑魅魍魉乎?牛鬼蛇神乎?笔者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对谢韬先生这种恶劣行为的愤怒与鞭笞!
恩格斯告诫我们:“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3页)他们这些人难道不正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吗?!
列宁也告诫我们说:“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他们这些人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为资产阶级卖力的奴才吗?!
列宁还教导我们说:“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224页)的确,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从这个大的视野看问题,那么,我们对《序言》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谢韬先生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不奇怪了。
时下的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每当右倾机会主义妖风频频刮起的时候,反左的叫嚣就不绝于耳。这些反左的人大多数屁股底下不干净,不是老右派,就是新生的帝国主义走狗;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没有改悔的走资派;不是暴发户的新贵,就是被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的孝子贤孙。所以他们反左,就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反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网上搜到的信息看,谢韬先生在反右斗争时就是个右派,1956年曾因“胡风事件”被捕过。这样看来,他竭力“反左”,是有历史渊源的。在他的《序言》中,用很长一段文字大谈反左,除了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左以外,还反了时下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左。谢韬先生用了很长一段文字对张勤德同志的一篇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大加挞伐。主要有三点。(1)他说:“张文”“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我们要问问谢韬先生,包括你自己在内的那些鼓吹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主流学者”是不是“资改派”?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如此“建言献策”是对哪个阶级的“贡献”?如果按你们这些人的“建言献策”走下去,难道不是“作美帝国主义附庸”又是什么?看看你这篇《序言》,你谢韬先生的主张,难道不是“资改派”吗?难道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问题吗?(2)你对“张文”提出的外交主张以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感到“骇人听闻”!这就奇怪了,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开展统一战线,去反对霸权主义,这有什么“骇人听闻”?如果我国的外交不是这样,而是与此相反,那还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吗?那才叫“骇人听闻”!(3)你说:“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这话本不该出自你先生的口啊,因为正是你和你的同党们正在妄图“改变社会主义方向”与“和平演变”中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的《序言》和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稿就是铁的证据!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就是“道”不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道”不同!“张文”与《序言》显然也是“道”不同。“张文”的“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而《序言》的“道”,则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你们之间如此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道”,大概是无法“相谋”的,也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共同立场和共同理想呢。所以,谢韬先生和张勤德同志,抑或笔者这样左的人,只能是各说各话了。

十二 切不可忘记苏东各国的前车之鉴

苏联和东欧亡党亡国已经过去10几年了。当年“8•19”事件的夭折……叶利钦坐在坦克车上发动政变……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夫妇被枪杀……10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多米偌般地相继更迭……,这些惨烈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年戈尔巴乔夫这个无耻叛徒篡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权以后,他所提出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其实就是谢韬所鼓吹的这一套。后来,苏联被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不打自招,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而改革只不过是他达到这种目的一种骗人的手段和途径而已。
苏东剧变,戈尔巴乔夫的叛变目的达到了,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高兴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也手舞足蹈,幸灾乐祸起来。谢韬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
到底是谁的失败,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十多年前,就走上了谢韬先生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也基本上都变为社会民主党了,可是,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目前的境况不仅没有出现“亮点”,而且普遍恶化了。
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些国家掀起的“改革”大潮,是由一批修正主义官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推动的。他们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运动”,就是由公有制“转轨”为私有制的运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为这种“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私有化”浪潮,不仅肢解和摧毁了这些国家原本比较健全的经济体系,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严重恶化,而且造成了普遍的物价飞涨、生产滑坡、失业增多、以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资料显示,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的5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民收入和手工业生产规模比1990年降低了1半多,私有化改革使国家遭受的损失在绝对程度上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大10倍。现在俄罗斯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俄人口数14800万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就减少了7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由苏联分裂出去的10几个国家,情况与俄罗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不如俄罗斯。例如由于颜色革命被全世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几个国家。乌克兰私有化以后,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量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农业工人不足70美元/月,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格鲁吉亚的情况比乌克兰更加糟糕,谢瓦尔德纳泽的家族以及其他官僚家族势力操纵、控制着格国的经济命脉和大部分财富,格鲁吉亚的通讯、移动电话服务等几个比较赚钱的行业都被谢瓦尔得纳泽的女儿、女婿等亲戚控制。一项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格鲁吉亚1.5%的人控制着60%多的国家财富。与此相反,普通的格鲁吉亚人仅靠每月7美元的工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在格鲁吉亚有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全国失业率高达15%。由于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格鲁吉亚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国外谋生。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比上述两国也好不了多少。吉国人均工资只有每月53美元,而南部贫困地区的人均月工资只有20美元左右,有的小学教师月薪不足15美元,许多人根本无法养活家人,不少人家吃不起肉,许多贫困人口连温饱都成问题。然而,就在普通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痛苦呻吟的时候,那些大权在握的贪官污吏、钵满肠肥的“暴发户”和形形色色的新贵们,却贪婪地掠夺财产,剥削人民,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如此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时时在积累矛盾,处处布满干柴,已经到了点火就着的程度,由此,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的所谓“颜色革命”就势在必然了。在这股私有化浪潮中,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幸免,并且普遍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历史已经写上了这样沉重一笔:由萨克斯发动的“休克疗法”一举把东欧国家带入了“附属资本主义”的深渊。有资料记载,到2000年,外国在东欧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中的所有权比重分别是:波兰35—40%(工业),75%(银行);克罗地亚(工业无统计),85%,捷克35%,65%(外国资本购买居民的私有化证券);爱沙尼亚60%,80%;匈牙利75%,70%;斯洛伐克25%,40%。以波兰为例,到2003年“外国人在波兰拥有的工业资产比重可能不需很费力气就超过60%—70%”。按照波兰法律,银行不得出卖给外国人,但是,到2000年末,外国人占有了波兰银行资产的75%。东欧国家为了迅速实现私有化(例如匈牙利仅用了5年),竟把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根据估算,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因此在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财产已化作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现有财富,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也丧失了未来民族的独立发展。在东欧国家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摘自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2004年10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面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泛渣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同志应当怎么办?是站出来进行斗争,坚决捍卫社会主义?还是漠视不管,麻木不仁?笔者写这篇文章查资料时看到恩格斯的一句话很受启发。1888年,威•李扑克内西、倍倍尔面对马龙、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为首的“可能派”企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工人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轨道并把它引入社会改良主义的企图的关键时候,没有采取与“可能派”进行坚决斗争而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对此,恩格斯非常气愤地批评他们说:“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们却沉睡不醒”。(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3页)当前像谢韬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们,不是也在“奔走不休”吗?!而我们一些共产党员不是还在“沉睡不醒”吗?!
毛主席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本质。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我们要切实记住: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而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只能害中国!

(完稿于200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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