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摘要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帝国主义，联合修正主义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共产党，丑化苏联，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谎言，恶毒煽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它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铁托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
　　赫鲁晓夫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附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揭穿来说，无非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借口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不彻底。铁托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铁托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铁托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铁托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在铁托扶植下，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铁托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铁托公开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零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零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铁托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铁托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它农业机器。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它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大批丧失土地和其它生产数据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铁托的“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铁托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它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南斯拉夫的“公营”企业蜕化变质。铁托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从一九五零年起，铁托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铁托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铁托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铁托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铁托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数据，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数据，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铁托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表现在：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持、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铁托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后给的。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它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为了取得美援，铁托同美国缔造了一连串卖国条约。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议”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议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议”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做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议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议”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议，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铁托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议，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从一九五零年开始，铁托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它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工业、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议”，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铁托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从铁托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在国际舞台上，铁托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铁托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铁托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铁托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铁托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铁托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一九五零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长期以来，铁托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零年，铁托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铁托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凡·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一九六零年美国派遣Ｕ－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一九六零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铁托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一九六零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铁托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独裁统治的工具。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铁托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铁托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铁托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事实是国家宣布独立，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它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赫鲁晓夫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当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零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