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近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性

—— 一论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击“颜色革命”

张勤德

“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等国得手后，把重点移向了中国。如果它再搞成，不仅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们没有退路，务必横下一条心，坚决打好防止和反击“颜色革命”这一仗。

多种迹象证明，近两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性非常大。从国内气候看，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近些年，相当一部分研讨会在或明或暗地传播对现行政策的不满，有些甚至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党的最高领导人，鼓动“颜色革命”。

2004年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次研讨会上，高尚全、盛洪等人认为我国现在是处在“暖冬中的寒日”，因为有些人在“用发展压改革”。这实质上是在攻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

大有来头的“新西山会议”，提出了“颜色革命”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实行西化、分化、附庸化的“台湾模式”；确定了战略任务，就是重点由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实现“军队国家化、多党制”；选定了主攻目标，就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由叶利钦式的人物取而代之。会议认为，鉴于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当务之急是“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通过“颜色革命”夺取最高领导权。

接着于今年四月召开的“小西山会议”，更具体地策划要搞“街头政治”，在“两年之内”组织“五十万、一百万人上街”。还强调要通过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来组织和发动群众。会议认为，“西山会议就是对现在的领导人不能成为改革的领袖的抗议”；搞“颜色革命”，“就是说未来的两年之内类似拉美的骚乱”。“一个地方爆发群体事件，可能一万、两万人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一下子超过十万，变成五十万，变成一百万，这个时候政府的任何控制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时候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改革”。

问题还在于，据网上报道，就在贺卫方的“共产党违法”之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广泛批判之后，贺本人却在北大受邀给200多人发表演讲，说他“在西山会议上说的，都是应政府邀请提出的真诚建议，那些中国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总是要由人说出来”。他高声赞赏“台湾的民主政治无疑是在成熟和改进中”。同时煽动学生：“现存最艰难的政治改革，有赖各方努力开创新局面”。

第二，相当一部分很有背景、很有影响力的“高级智囊和喉舌”，近些年都赤膊上阵了。例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吉，最近在《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中大讲，近几年“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造成了一个20多年改革开放有问题，方向错了的社会心理状态，

结果社会不是和谐了，而是引向对立；人气不是高涨，而是低沉愤懑”。“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显然，这是对根据胡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否定。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教会学校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的高尚全，明明知道胡锦涛同志2000年就提出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明明知道近些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党中央部署的，却到处大讲批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干扰”，“是反对改革”。人们都明白，谁要是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谁就会在政治上被置于死地。

上海《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特意以有特殊含义的“皇甫平”的名义发表评论，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2006年1月26日《强国论坛》）。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在暗示很快要来一次更换领导人的新的历史大转折了。他明知越南党和中国党有着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却故意歪曲越南党内选举的真相，大造舆论要求中共学习越共“差额选举总书记”。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上海社科院原研究人员、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这个在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的时候（1997年8月12日），以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身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因而被称为“高级智囊和高参”的人，最近又在《北京日报》上，把为树立科学发展观而破除庸俗发展观，说成是对邓小平的否定。这无疑是在呼吁改变路线。一个现职的副部级干部这样干，实属罕见。

吴敬琏最近接连发表文章，大讲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腐败现象的增多明明和他们这些“主流学者”宣扬“腐败次优论”即腐败对于冲垮旧体制、促进改革开放即使不是最优也是第二优的有关，现在他们又以反腐败为名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以反垄断为名使经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行业和产业的国有大企业私有化。这是在拐着弯为实行“政治改革”即建立多党制，为搞垮最后一批国有企业，直至搞成“颜色革命”大造舆论，所以特别阴险。

娄继伟这位财政部副部长，说什么中国改革的理论来源是“里根经济学”；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吸收了“华盛顿共识”的精髓（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帆的文章）。

第三，相当一部分报刊、电台、网站、出版社等，实质上是在鼓动“颜色革命”。例如，广东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发表任仲夷的文章，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2005年9月19日）对党中央提出要实施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批判道，这是“有人要以其他发展战略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像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尚全、吴敬琏、李君如这类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仅经常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上发文章，而且经常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发议论。

《关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网站上有些“主流学者”用笔名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而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之国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

在《民主中国》一书（序言）中，李锐公开宣传多党制那一套。他说：“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同时应当“开放报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前沿热点问题》（2005年4月）一书，则公开宣扬吴敬琏要使“国家退出经济”，就是说“不要搞国有制”的资改观。。

更引人深思的是，在发生了“新西山会议”这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政治事件之后，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北京的《北京日报》等，还在发表这个事件的策划组织者高尚全的文章，以示对他的支持。可见他的后台有多么硬。特别是《炎黄春秋》发表的高尚全的文章，说什么所谓的“新西山会议”，只是“一个学者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话”。说得这么轻巧，简直是对党和人民的愚弄。

第四，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实用主义观点的影响，片面理解实事求是的原则，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最近在《论“新改革观”》中说“比如在这次整治官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好多煤矿难以生存，于是政府倡议大家入股，当时如果有官员在煤矿入股，还要受到表扬。其实，在许多领域中，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都普遍盛行着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原则，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在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中，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是最高标准，为了这种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秩序也在所不惜。”这正是“颜色革命”特别需要的一种思想路线。

第五，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成了资改路线的支持者或跟随者。前面提到的李君如提出的“两个不问”，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相反，一批领导干部大讲“十五大精神就是卖（国有企业）”；“不看成分（公有制占不占主体）看贡献”等等，产生不少“陈卖光、陈送光”式的领导干部。此类现象表明，他们这条以主张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搞一段资本主义，或者说以坚持“补（资本主义）课论”、坚持资改观为特征的路线，影响相当大。“新西山会议”，正是这条政治路线影响扩大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条政治路线，决定“颜色革命”必然成为一种现实危险。

第六，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官僚政客、既得利益者、资改派，多年来不但没有被清除出党，相反却或者垄断话语权，成为声名显赫的“主流学者”；或者步步高升，成为手握大权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或者一夜暴富，成为顶级公司的老总。此类事实，说明党的组织路线被干扰破坏得多么严重。这就为发生“颜色革命”准备了重要的组织条件。

第七，相当一部分“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自觉或跟随着把新自由主义改革当作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这些学者和干部极力鼓动和促进私有化、一切市场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职工用数十年血汗换来的财富，白白流进极少数“权贵精英”的腰包；使平民百姓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买不起住房的问题不断加重；使外资挤垮国有企业、垄断重要行业、控制经济命脉，制造经济动乱的危险性不断增加，说明他们所主张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都为发生“颜色革命”准备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第八，相当一部分“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自觉或跟随着把现代资本主义义文化当作先进文化的代表。例如，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在课堂和报刊上公开宣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人假定”，说什么：“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文汇报》2004年6月6日）于光远图谋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写道：“我们非常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7月8日）。资产阶级思想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是搞个人利益至上，即把个人利益放在决定性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则必然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思想文化的主旋律。田纪云却大唱反调，向人民群众宣传“个人利益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旗帜》2004年10月6日）。由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第276、163、164页）。可见他认为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提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这种右倾教条主义，便为“颜色革命”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第九，相当一部分“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自觉或跟随着把“权贵精英”当作了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陆学艺等提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7页）。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就是“精英民主”，或者叫“精英专政”。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谈到，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时，我国私营企业仅16万户，雇工250万人。2000年，私营企业达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 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达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近40倍。长征在谈到当前我国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条件时也说：“一是内外资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私营和外资经济是其主力；二是在全国的第二、三产业中，内外资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即作为雇佣劳动者就业的人数，占全国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70.2%；三是我国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己超过许多发达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0.43左右。” 这就使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了必然性。新的资产阶级，是发生“颜色革命”的重要阶级基础。他认为“各种暴富群体及其代理人——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已经成为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分布于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舆论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领域，活跃于国内国际的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则是各种暴富群体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我国全部具有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要求的社会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总代表，又是西方图谋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马’。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条件。他们凭借其握有的各种权力、话语霸权，力图在当前的改革、发展重大历史关头，迫不及待地把我国推向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邪路。”（《环球视野》117期）这就为发生“颜色革命”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国内的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从国际上看，一个重要的新动向，就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大大加紧了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工作。这主要表现在：

——把民主作为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口号。布什在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

就职演说中说：“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之后他多次强调，要使中国“走上自由的道路”。由克林顿时期突出强调人权到布什突出强调民主，表明美国更加注意利用民主的旗号，策动颠覆“极权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日本《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0日的文章说，美国“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民主制度”。

——把实现“台港模式”作为国内外搞“颜色革命”的共同政治纲领。2005年11月布什访问日本、韩国和我国期间，大力赞扬并向我国推销台湾的“民主

制度”即“台湾模式”。很明显,这和“新西山会议”提出的走向“台湾模式”是完全一致、相互配合的。

——美国政要为引发“颜色革命”公开进行大力煽动。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说，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10月19日在我国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公然说什么“中国的繁荣，以及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事件”。

——美国在为发动“颜色革命”采取多种措施。这里仅举一例。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赖斯今年5月23日说，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政策，引导中国进行民主改革。 “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将转化为政治自由化的压力。” 她要在中国的大城市都派驻美国的代表，并要求他们由主要收集情报转变为直接参与多种活动。这些显然都是发动“颜色革命”的具体步骤和举措。

——最近，包括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德国总理梅克尔、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西方政要，接连会见中国民间人士和异议学者，被认为是西方对华外交政策改变的重要信号，备受各界关注。美国华府学者章天亮表示：“最近我们看到的种种迹象显示，各国政要都在向解体中共的方向，迈出了坚定而可喜的步伐。”

——在组织力量方面,当前他们突出强调以下五种:(一) 中产阶级“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二) 知识分子，尤其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联手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兴起的因特网和手机来进行组织活动所形成的力量”。(三)尤其不可忽视的 “是小型企业家，是记者，是编辑，是辩护律师，是民主墙和六四民主运动当年的领导者”。(四) “信仰人士与前东欧及苏联共产国家的解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目前在中国也是信仰运动在展现着同样的勇气，走在前面，鼓励了千千万万现时被中共劳役的人”。因此，要重视利用宗教人士搞“颜色革命”。(五)“政治精英 ”是核心力量,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所以“中国政治改革必将从内部开始”。至于支持地下组织如民主党加速扩大力量，以及极力发展特务组织，更是他们一直特别关注的。

——给“动乱精英”提供大量经费。仅欧洲议会，就有“一个达1.42亿欧元（约1.6亿美元）预算的项目，“将会通过与地方团体的合作，用于帮助那些还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中国等国家的“颜色革命”。美国各种组织提供的经费，则要高得多。因为他们认为，打伊拉克、阿富汗，要花数千亿美元。在格鲁吉亚等四国搞“颜色革命”，总共才花46亿美元。为了通过“颜色革命”搞垮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肯定是不惜花上千亿美元的。

——动员和组织各种力量搞鼓动“颜色革命”的大合唱。这使最近的“颜色革命”舆论攻势相当猛烈。例如，《美国之音》极力赞扬“中国体改会会长、前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则在会上批评保守派在这次改革争论中煽动群众”。《纽约时报》报道：“（西山会议的）一些与会者认为，如果北京当局不赶快建立真正的法治，他们很可能会面对不断升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今年5月25

日在台湾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台大教授明居正说，罗马尼亚从动荡到结束只10天，苏联90年动摇到91年瓦解，一年多一点。而且10多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时候，没有一个国际问题专家预见到这一历史巨变。他提醒众人，中共的崩溃可能也是在弹指间，不可轻忽。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7月号）发表文章说，希望“能出现扭转乾坤”的“领袖人物”。它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讲：“我们真正等待的是共产党自己来掘自己的墓。”逃亡到美国的民运骨干王丹、王军涛等为了配合“颜色革命”，在海外成立了一个“中国宪政促进会”，并建立了网站，“利用各种方式、发动各种力量、创造各种条件，推进中国大陆和平开放转型为宪政民主国家”。法轮功的《人民报》报道，“著名政治评论家”伍凡指出：“我的预计，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批人出来，来和平结束共产党这个专政”。在内地，长期宣扬“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曹思源说：“贺卫方教授讲得很明白、很坚定，但实际上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一些百万富翁也呼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尽快出来收拾残局”。

　　以上所列，只是大量事实的一部分。但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近两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性有多么大。

有些同志说，只要经济在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就不会发生大的政治风波。

这些同志忽略了，当年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改变马克思主义路线，推行现代修正主义；我国1987年的学潮和之后的“八九风波”，恰恰都发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有的同志问：“自由化分子就那么一点人，能搞出多大名堂？”

“八九风波”中，他们利用“反腐败、反官倒”，搞起那么大的动乱、暴乱，现在的腐败比那时严重得多，谁能保证他们不利用“反腐败”、“维权”等多种口号、手段，制造事端？

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政权在我们手里，就不要怕什么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我们稍微回一下头就会看到，他们早在党的十二大时就说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结果20多年来腐败在总体上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在1989年还说要和苏共一起共创美好明天，可一夜之间苏共就垮了台。 当时的苏联，82%以上即两亿左右的人民群众是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但由于76%即7万左右的高中级干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他们手中有权，便使苏联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可见，如果忽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政权在“我们”手里，就会变成在“他们”手里。

看不到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因为解除了思想武装，再强的战斗力也会丧失。所以,当务之急是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和工农商学兵群众真正认识到近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