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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报

对历史的评价能不能也与时俱进

对历史的评价能不能也与时俱进

作者:赤子情怀 

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闻岩山的《坚持团结一致向前看——重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论述》的文章,19日新浪、搜狐等网络媒体都进行了突出处理。这应该是有点来头的。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文章针对的问题,显然是对于“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人们的思想认识直到今天仍然是不统一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又想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维护共产党的合法性,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没有降低,而且他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那么其中也应该包括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新的认识和评价,中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与其说那是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不如说是伟大的探索。 

“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口号,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来的,针对的是苏俄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国外环境等因素,原意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他在《论合作制》中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1964年,朝鲜劳动党4届8中全会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问题。1973年5届7中全会把思想、技术、文化3大革命提高到路线高度。1975年,金日成在《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30周年》中指出:3大革命是工人阶级的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执行的革命的基本内容,是直到建成共产主义必须执行的继续革命的任务。后来又提出共产主义等于人民政权加3大革命的公式。 

苏联中亚地区长期受封建宗法文化传统影响,中亚国家至今还存在氏族和部族传统,影响国家和社会生活。哈萨克民族分成3个部落,哈萨克斯坦还算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呢。宗教影响在塔吉克根深蒂固,许多人严守宗教教规,对工作却马马乎乎,党组织对此曾经是视若无睹。土库曼斯坦的长老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影响。如果苏联的文化革命彻底一些,这些国家现在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主张通过“民主和文化革命重建国家”,这是当前拉美左派的一个共同点。这种选择赋予了“文化革命”以新的含义,他们有可能藉此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就是先取得政权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打起社会主义旗帜,莫拉莱斯领导的党就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可以肯定,莫拉莱斯的“文化革命”观念是受到毛泽东影响的。 

妖魔化“文革”(应该是“文化革命”的简称)是敌对势力反共的需要,虽然一场大的群众运动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陷入妖魔化“文革”的圈套。否定“文革”的有些做法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0年中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

邓子恢因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而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因此而靠边站、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他仍然能够带着儿子、孙子到中南海游泳池与毛泽东一起游泳。“文革”中红卫兵想去揪斗他,他不是对着干,而是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做年轻人的思想工作,结果红卫兵们最后都心悦诚服的离开了。那些受到皮肉之苦的人,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没有平等对待红卫兵青年、采取的方式有问题呢?刺激-反应构成了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要正确理解历史,我们不仅要看到刺激的一方是如何思考、行动的,而且要看到反应的一方是如何反馈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发生历史冲突的地方,不会是单方面的问题。 

小说《刘志丹》被否定到被肯定再到被最终否定的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拨乱反正”矫枉过正所存在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组部向中央报告这是一部好小说,《刘志丹》案是一起大错案。可是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一公开面世,就引起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不满,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严肃处理。其严重错误主要在于,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任意褒贬。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百年潮》2003年第3期)可见,当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定性是基本上正确的。 

列宁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91页)邓力群在反思苏东教训与八九风波后认为:“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目前,在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文化革命”的使命仍然有待完成。例如刘国光忧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被削弱的现象,由此刮起一阵旋风,左大培针对问题实质一针见血地提出必须强调领导权的问题.这些都说明“文化革命”仍然需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仍然需要争夺。 

任何民族,不正确认识与对待历史,都是要重蹈覆辙的。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很成问题。正象有位作家所说,在一次历史事件过后,总是有太多的人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说“我忏悔”。作为一段历史的“文革”是不能彻底否定的。要求重新做出一份历史决议的呼声由来已久,值此“文革”发动40年、结束30年之际,是维持原来的结论,还是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评价,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要与时俱进,当时有那么多局限性的结论有什么不可以与时俱进的呢?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在翻案再翻案中不断深化并接近真实的,在文学史上,不同时代对同样一个作家与作品的评价发生流变是一个基本规律;在政治史上,对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不能由某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定于一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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