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

作者：张勤德

从今年3月4日在国务院系统的北京杏林山庄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西山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及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这个政治事件给人的警示，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当前这场改革问题大争论，实质上是绝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两种利益、两种命运的重大斗争。

（一）这从 “西山会议派”（这是就与会者的主流而言，不是指全体人员）所代表的社会思潮、社会势力和社会制度上可以反映出来。

“西山会议派”不是个孤立的小帮派。从极力宣扬私有化、全面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和多党制等等来看，他们所代表的思潮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制度是逐步西化、分化、附庸化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势力主要是由一夜之间非法暴富者、洋买办阶层、老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干部中的腐败分子等等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他们还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代理人。这就决定他们必然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和我们作拚死的博杀。

（二）这从他们随意给绝大多数人乱扣“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上可以反映出来。

实际上，人们使用的“改革”概念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一是政治含义不同。西方国家往往也把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完善和政策调整叫做改革。我们所说的改革，指的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我们国家，有些人把按照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全面市场化、政府作用最小化叫做改革，是为了欺骗人民，以假乱真。它实质上是改向（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这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应当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简称资改派）。

二是所指的范畴有不同。因而我们既可以在基本政治方向的层面上讲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又可以在具体工作的层面上讲总结改革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唯其如此，资改派把绝大多数人在从总体上充分肯定改革成绩的同时，指出医疗市场化这项改革带来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而是基本不成功的，叫做“否定改革”，并强调要进一步推进这样的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等，说明他们是不关心平民百姓疾苦的。同时，用给反对资改观的同志乱扣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帽子的办法加以压制，而不是以理服人，说明他们是不得人心的。

（二）这从他们把数十年来的成就统统归功于资改观，把错误和问题统统归罪于人民政府上可以看出来。

就拿腐败现象来说，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讲，“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民主与法制》2004年第4期）。就是说，每年达一万多亿元。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元左右。这使经济建设受到多么大的破坏，使人民群众受到多么大的损失！而腐败现象的增多，无疑是和资改派宣传“腐败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张维迎语）；宣传把自私自利看作人之本性的西方经济学基本观点“经济人假设”；宣传“一切向钱看”、“一切商品化”，无疑是有关系的。但他们不仅否认这个绝大多数人公认的事实，而且前些年大讲“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又大讲问题出在政府管得少上，这怎么能让人民群众信服他们呢？

（三）这从他们认为“高层和底层都出现了反改革的潮流”，主张使“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上可以看出来。
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讲：“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他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是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约10万高中级干部。当时，82%以上即两亿左右的人民群众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76%即7万左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中级干部手中有权，便使苏联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可见，“资改精英”一面大讲“高层和底层都出现了反改革的潮流”（《经济时报》2005年4月13日），一面大讲要让“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正是为了使高中级干部背弃人民的利益，使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四）这从他们把在大陆推行“台湾模式”作为政治纲领上可以看出来。

“西山会议派”提出：“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想现在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这就公然把像台湾当局现在这样搞西化、分化、附庸化，当作了政治纲领。恐怕连中学生都知道，在当代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多元化，取消独立自主的方针搞附庸化，必然使我国陷入内乱甚至内战之中。对此认识不足而铸成大错，就会成为千古罪人。“西山会议派”坚持这样的纲领，显然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而把全国人民推入火坑。

第二，“西山会议派”此时亮出“匕首”，意在通过“颜色革命”夺取最高领导权。

“西山会议”的召开，是当前两种发展观、改革观斗争尖锐化的必然产物。以实质上主张“一切向钱看”、实行“两个不问”（“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为突出特征的庸俗发展观和资改观，导致了污染严重、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等等，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就是说，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要坚持以人为本，反对以物为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坚持以民为本，即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最高标准，反对由以物为本逐渐滑向以资为本即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以“资改精英”的利益为本。之后，党中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使坚持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必然会使我们的改革更明确地坚持以民为本，即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最高标准。随着政策逐步向弱势群体倾斜，工农群众开始由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向改革成果的共享者转变。这一属于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却引起了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不三不四发大财”者的不满，他们必然要拚命维护自己那种作威作福的权益和地位，拚命使工人农民继续陷入弱势群体的困境。“西山会议”所表达的正是他们的心声。

“西山会议派”此时抛出政治纲领，标志着一场新的“颜色革命”由准备阶段进入了逐步发动的阶段。从国际气候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它的国际战略重点目标——中国的和平演变进攻态势。布什政府把推行西方民主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正是为了搞垮他们所谓的“极权主义”即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前些日子在韩国访问期间，布什大讲要推广“台湾模式”，就主要是针对我国的。赖斯要在中国的大城市都派驻美国的代表，并要求他们由主要收集情报转变为直接参与多种活动。这些显然都是发动“颜色革命”的步骤和举措。从国内气候看，仅从他们为发动“颜色革命”所作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便不难认清他们的活动是多么猖狂。例如，高尚全公开宣传民（私）营经济应占主体地位，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部署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大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张维迎说，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乌有之乡》2005年2月3日） 吴敬琏提出要使“国家退出经济”，就是说“不要搞国有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前沿热点问题》，2005年4月）。他还说，在现阶段，“ 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郑必坚公开歪曲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论述，说什么“邓小平先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界定为：对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学习时报》2006年1月2日）茅于轼宣扬“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改变我命运的人》第124页）。刘吉认为，谁“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谁就属于“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2日）。任仲夷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 李锐公开宣传多党制那一套。他说：“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同时应当“开放报禁”（《民主中国》序言）。钱理群埋怨：“‘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怀念李慎之》）有些“主流学者”用笔名在网上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而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之国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关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 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我曾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他还恶狠狠地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最后一颗钉子”（《亚洲周刊》2004年12月12日）。 《中国改革》主编新望说：“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 对党中央提出要实施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学习时报》发表“主流学者”的文章批判道，这是“有人要以其他发展战略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2005年9月19日）。周瑞金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评论，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2006年1月26日《强国论坛》）。这句话给人的印像是，好像很快要来一次新的历史大转折了，而这种转折往往是要更换领导人、改变路线的。正是在国内外的这种气候下，“西山会议”提出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们为了在这次“颜色革命”中夺取最高领导权，公然在这次会议上对现任最高领导人进行了集中的指责和攻击。
贺卫方认为共产党非法，人代会非法，胡锦涛的职务非法。他：“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
“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这实质上意味着认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是“共匪”；推翻共产党政权是“剿匪”。

张曙光说：“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

高尚全一面向上级提出，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一面在会上大讲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对贺卫方不但分左派、右派而且叫嚷“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和张曙光关于两派争论的根子在高层等观点表示“非常尊重”，这不仅暴露了他的两面派嘴脸，而且暗含着把左右两派争论、斗争带来的问题归罪于胡总书记之意。

张维迎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人家往哪里走？不知道。”

在会议上如此激烈地集中攻击现任最高领导人，大概只有叶利钦集团可以与之相比。必须认清，通过内乱、内战搞垮中国，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最理想的战略图谋。因此，我们务必要特别注意防止叶利钦之类人物夺取最高领导权，引发内乱、内战。

第三，兵民仍然是我们的胜利之本，对此掉以轻心，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

早在建国前毛主席就讲过，兵民是我们的胜利之本。实践告诉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这是因为，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说：“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他还指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复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重新上台，重新上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强大。他们能把苏联搞垮，便证明了这一点。“西山会议”不仅敢于举行而且开完之后他们仍然耀武扬威，如会议的策划者高尚全仍然以权威人士的口气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大谈中国改革下一步的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可见，人民军队、人民政权是我们的命根子。资改派宣扬“军队国家化”，正是为了否定党的领导，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推翻人民政权。假如让他们得逞，“动乱精英”就会纷纷从海外杀回来，敌对势力就会进行阶级报复，新的八国联军就可能再次瓜分中国，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所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轻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是最大的糊涂虫；敢于同资改派作斗争，就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不关心人民的命运前途而只顾自己发财致富，就是当代最可怜的庸人。

人民军队是人民的一部分。“西山会议派”此时发动“颜色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坚持的庸俗发展观和资改观，越来越严重地带来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对一小撮“资改精英”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害的真面目，引起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不满，从而想铤而走险。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他们最怕人民群众觉悟；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大的靠山，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和胜利之本。真正牢牢抓住这个根本，我们才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真抓这个根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全国人民群众都知道“西山会议”的实质。反面教员有时更能教育人。让平民百姓都知道资改派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搞西化、分化、附庸化的“台湾模式”那一套，是在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把人民推进内乱、内战的火坑，就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和他们作斗争，使之成为过街老鼠。

真抓这个根本，就要来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从右倾僵化思潮的枷锁里解放出来。在“西山会议”上他们攻击我们党“违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挑起”利益争斗的祸首，并且大讲大陆要把“台湾模式”作为发展方向，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私有化,从党纪上说，这种言论明明白白地属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人属于不折不扣的自由化分子；从法律上说,这属于煽动颠覆人民政权,煽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违法犯罪行为。可是这竟然得不到应有的处理，足见那么多党组织软弱涣散到了何种程度，足见司法机关的有法不依已恶化到何种程度。这都证明右倾思潮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身在右中不知右，总认为自己做得是正确的、对人民是有利的，因而非常顽固地坚持那一套。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被葬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右倾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如果我们再犯纵容右倾思潮泛滥的低级错误，那就太可悲、太可怜了。

真抓这个根本，就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尤其是统领好改革开放，使改革更好地体现以民为本的精神。两种改革观的斗争，是以绝大多数人还是以极少数人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最高标准的斗争。资改派的一张“王牌”，就是把相信、依靠、为了极少数“精英”说成是改革。因此，坚持使改革进一步按照以民为本的要求向前发展，使改革像革命战争成为人民战争那样进一步发展成人民改革，即更充分地相信、依靠、为了人民，才能得到人民更大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击中资改派的要害，打掉他们的“王牌”。

真抓这个根本，就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邓小平年谱》1303页）联系他一直强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准。这就是说，导致搞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削弱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体制，决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掌握这一点，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观。

真抓这个根本，就要“抓两头、带中间”，解决好“中间层”受右倾思潮影响较大的问题。资改派在讲出现了反对改革的潮流时，总是提“高层、底层”而不提“中层”，说明他们自认为“中层”（包括中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大企业管理人员、中高级军官等）都是跟他们走的。这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中间层”确实受右倾思潮的影响比较大，明里暗里倾向于资改观的人不少。但是，在人民大众越来越多地亲身感受到资改观带来的危害，正逐渐形成批判资改派大潮的形势下；在以委内瑞拉、尼泊尔、巴勒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最近的局势发展为标志之世界“左摆”迹象和以已经发动、即将发动的对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等国的战争为标志之美国衰落迹象的显露所形成的氛围中；在“西山会议”使资改派自我撕下画皮露出恶魔真面目，从而使坚持资改观实质上就意味着更公开当共产党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祸国殃民的罪犯、全国人民的公敌的形势下，死心塌地跟着“西山会议派”跑的人就会不断减少。再加上我们把做好“中间层”的工作作为关键环节，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精神啼血苦唤，就一定能够避免出现苏联那样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公开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局面。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总之，当前这场改革问题大争论所反映的阶级斗争，既是非常尖锐、不可调和的，又是极其繁纷复杂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搞的“颜色革命”，既可能采取街头政治、经济动乱的形式，又可能采取宫廷政变甚至腥风血雨的形式。但是，尽管表面看来资改派的力量相当强大，由于他们脱离人民，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终归是一只纸老虎，在这场斗争中也绝对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多则三年，少则一年便可见分晓。让我们以大智大勇、一往无前的奋斗，去迎接这场重大斗争辉煌胜利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