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现有改革模式需要调整，使多数人受益；改革需要纠偏。归结起来，就是改革需要再造，要有一个新的改革来取代20多年来的这一个改革，在终结的地方开始。

2005年，许多方面的努力显示，这正是一个作为终结的开端 ?从三角形到多边形，从特权向平权全面转折。年初的两会上，国家对区域战略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这四大板块取代原来的三个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权时代正在终结，一个全面平权的
时代迈开了它并不轻盈的步伐。这其实是一个“一揽子发展规划”，把整个中国都包了进去，九州之内，无远弗届。东南起于福建、广东，延而及于西北、西南、京津以外至于鸡冠的东北，合龙托起中部盆地，一种整体上的合围之势已经形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三角形结构正演化成为一个多边形，而在这种演变背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也明显地出现了调整与转折，清楚地昭示出，20余年局部中心化发展模式正向整体平面化发展模式转型。从“先富”到“共富” 的转折。10月份，国家开始编制审议“十一五”规划，认为该规划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发展路径上的“舍弃两端，取其中间”策略。通俗
地说就是，既抛弃极“左”的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原则，又抛弃极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取中间路线，从“先富论”过渡到社会共同富裕的路线上。

20余年前，邓小平复出，当国理政，进行国家改革，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发展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于当时情势下的一种让步和妥协，通过部分开放部分守成，以获得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力量对其改革的支持，亦即获得改革在现实政治中的合法性。但这一路径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催生出经济领域里的双轨制，而双轨制发展的必然走向无疑是合流，而不是制度设计初衷里的双轨分离，各行其道，这一合流的直接影响就是模糊了在现实实践中权力和经济运行的边界，形成广泛的政商合流，官商勾结，形成具有绝对控制力量的利益集团，而在当前以零和博弈为主的运行模型下，集团利益的增长就直接意味着广大“散户”利益的受损，从而形成一种多数人输出的供养机制。在现实层面上就表现为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国内需求不振，直接拉低经济的长远增长冲量。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富论的提出，可谓意义重大，是我们沿用了20多年的改革路径之终结的开端。从“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的转折。

“十一五”规划受到普遍关注。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于中国未来更长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的未来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但科学发展也应成为一个“硬道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等，都成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这些关键用词描述的就是中国的新发展模式。而政府职能的转折，也成为新执政集团的发力要点，“十一五”规划增加了人文和社会指标，如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内容，将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

而此后的发表民主白皮书，高调纪念胡耀邦，都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单腿走路的完善与补充，一句话，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从全局和大势上说，2005年表现出了修复改革合法性的挣扎与努力，无论它表现在形势层面上的是质疑，深化还是转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要给改革本身注入新内容，一个“改革”，它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005年，其内容和实质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向和表达。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旧改革的路径，已经在显示出它趋于终端的迹象，而这一年，则就成为了这个终结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