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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报

正确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确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 郑言实 

日期:   2003-06-10 20:09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时说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也应和我们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的口号与方针应当是: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的错误,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继续把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应当采取那种彻底否定的方针,甚至象有位理论家领导人所讲的那种“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法意义上批判或否定之“扬弃”的性质,作过许多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对错误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机会主义的东西的口号与方针,是批判,甚至是坚决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所谓彻底批判就是批深批透,把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揭得体无完肤,以便彻底驳倒他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主张轻易的讲所谓“彻底否定”的口号,更不主张进行那种简单化的诅咒式的大批判,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尚且不能搞那种彻底否定以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与实践更不能进行这样的大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124-125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曾进行过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但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巴黎公社起义的领袖就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曾进行过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列宁对伯恩斯坦特别是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尚且不能来一个彻底否定的方针,而只能彻底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及其滔天罪行。我们又怎么可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毕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从理论和实践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呢?实践已经证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口号与方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一篇文章纵览国内、国际的种种说法,归结为十大种。第一种说法即“阶级斗争必然说”。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九大“政治报告”里讲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十种观点即“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说,这也就是《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也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其他八种说法与第十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来分析问题,因而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从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大前提出发,无论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还是讲它的正确与失误,讲它的经验与教训,都是讲不清楚的。当然也就不能正确的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从而也就得不出“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正确结论。
 
 为论证笔者上面提出的这一论断,这里笔者只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无产阶级建立起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为进一步解决政治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专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时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这里就不再展开讲了。但必须首先讲清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才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一切持彻底否定论观点的同志,他们一般都是从曲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内涵开始的,并进而抓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事实,特别是林彪“四人帮”集团倒行逆施的罪行为依据,从而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我们必须首先搞清并坚决揭穿这一点。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决议》则认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因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还有的人说,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刘少奇的斗争等等。非常清楚,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一种曲解而已,因而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即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曾明确指出“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则更表明了这一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或政治思想路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斗争确实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但毛泽东同志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为历史任务的。批判刘少奇并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不但不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也不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这也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之后,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36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复地讲: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才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内容及其历史任务。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与方针,也当作“左”的口号与方针而加以批判和抛弃了,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以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武器的批判,同时特别强调“批判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一步把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我们真正地联系十几年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政府内以及社会上腐败之风的恶性泛滥,联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演变的惨痛教训,认真想一想,从而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断的真理性是并不难理解和认识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斗争问题。
 我们既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斗争刘少奇是正确的,又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我们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公开向全党揭露刘少奇的问题,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毛泽东同志下这个决心则还要更早些。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曾问毛泽东同志是什么时候起“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同志明确回答到:“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下了决心要解决刘邓等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此后详细展开论述)。为了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斗争问题,应当对刘少奇做一个基本评价。我们必须首先肯定的是,刘少奇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过一些贡献,是我们党的一位理论家;但必须同时看到的是,刘少奇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一再地表现出来。因而,刘少奇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多只能是一个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刘少奇顽固地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逐步形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和路线,自己也就由党的“同路人”渐渐走向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分道扬镖,又由于刘少奇在我们党内所处的地位,因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这个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对此批评到:“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305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5卷80页至82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是刘少奇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或反映,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第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讲是极不严肃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从刘少奇的讲话和主张中暴露出来的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解散大批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所提出的斗争方针,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既不能说刘少奇的思想中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刘少奇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

 第二是关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的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保持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是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恢复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刘少奇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看到刘少奇这本著作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六是“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狡辩地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企图扭转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方向。(《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5-6页)毛泽东同志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错误的。且不讲“桃园经验”那些“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5-6页)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刘少奇以此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群众路线观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那样严厉的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刘少奇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象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一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同志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历史上有“变节叛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

 笔者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回顾,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据的,绝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在政治上为刘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刘少奇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把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说成是无端的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批判;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人格侮辱和攻击。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6页)毛泽东同志发动批判刘少奇的斗争同样也是这样,决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个问题,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和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必须指出,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曾经是革命的,都曾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不仅历史上战功显赫,单就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一九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列宁评价考茨基特别是评价普列汉诺夫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历史的发展、对许多历史中的问题作出合乎事实、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

 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世界观长期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依靠和信任,抓住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斗争的机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异已,乘机篡党夺权,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终于堕落成与党与人民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与阴谋家,因而最终被党和人民所粉碎,遭到彻底灭亡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决议》是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历史问题的呢?《决议》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据此说法,有人又推论出,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并进而推论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应当是极“左”的,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极“左”路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认为毛泽东同志批其为极右是错误的,继续了“左”的路线和方针。好象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其罪过在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论点当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有点颠倒黑白了。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铰肉机,今天是坐上宾,明天是阶下囚”、“要把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扶上台”、“要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是穷过渡”,与今天持“两个彻底否定,两个根本否定”观点人的言论和作法如出一辙!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从反面为我们上了一课,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441页)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面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的暴露,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继把他们粉碎了,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践所取得的胜利,怎么能说成是我们党的胜利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 

 我们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都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本来的事实出发进行客观的和辩证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也应当这样。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罪恶的批判,当做对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的有力证据,好象他们的罪恶活动,都是源于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揭示和宣传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反而用这样两盆污水、祸水来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这是十分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当作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里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待,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来如此,也不是永远如此,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和揭示他们的历史轨迹,这样才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林彪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是有贡献的,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也是正常现象。但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和两面派的嘴脸就进一步发展和暴露了。当他前期还没有走向与党对抗的反面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没有理由把他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随便端出来,并按照已经走向反面预先就打倒他,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打不倒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世界观上隐暗的一面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并且是十分重视的。且不谈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彪曾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说抗美援朝这样一件关系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事,当中央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然推辞了,反而认为中国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去养病。毛泽东同志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是看一贯表现的。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看“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谗言的蒙弊,但他在政治上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光,确实是我们党内许多领导人所不能比的,而绝不是象有些人讲的,毛泽东同志就象一切有虚荣心的人那样,也爱好听颂歌,因而被林彪的那些吹捧和两面派的行为蒙住了眼睛,失去了警惕。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种警惕中,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认清了林彪的本质,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一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林彪刻意吹捧的行为、林彪有意讲过头话等一系列表演中,看到林彪怀有私心和野心的一面,“对他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认为林彪的本意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鉴于当时党内的政治形势和反右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还不能公开地把这些看法端出来,在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转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同时,写了这样一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可见毛泽东同志是多么重视和警惕林彪的一些表演及其发展的。 

 第二是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鼓吹和掀起“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别有用心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同志从杭州会议开始,一直到九大召开,坚持反对“天才论”。多次表示反对林彪讲的那几个副词,直到最后把它取消。但林彪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继续那样讲。所以毛泽东同志在给江青的信中讲:“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在此之后又批判了以杨成武同志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组撰写的,原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经陈伯达修改定稿后,在陈和叶群的再三坚持下,杨成武推辞不过,才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也是批判林彪的,只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后,毛泽东同志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指杨成武)的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的学习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同志在人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再一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动乱中的陈伯达》第140页)很显然,这些批评同样也是针对林彪的那些谬论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讲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已。”(《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19页)。 

 第三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指出《红旗》十二期社论是毒草,又把林彪送审准备下发的文件上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统统删掉,并批示“不用”,退给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否定林彪报送的文件。并且他还奋笔疾书了“还我长城”四个大字,以表示他坚决反对搞乱军队的决心。 

  第四是关于筹备九大和九大会上的几件事。一是毛泽东同志明确讲不要批“二月逆流”了。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十五日,他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讲:“报告上(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甚至在九大会上,他还讲二月逆流报告上不要写了。但九大报告还是写上了。二是陈伯达搞的反映林彪思想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毛泽东同志否掉了,没有采用。陈伯达曾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对毛泽东同志基本肯定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表示了不满。甚至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此毛泽东同志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陈伯达:“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184页)在批斗陶铸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严厉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指陈伯达)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陈伯达这次又“脚踏两只船”。(《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87页)三是九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 

第五是九大之后,在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则更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讲了六次之多,一定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坚决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林彪,反而抓住这个问题最后下决心搞掉林彪反党集团,这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一直是有所警惕的,随着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把林彪集团搞掉了。事情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九大党章上写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违反常规的条文,并不反映毛泽东同志的真实意见和意志,那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意见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当时的形势所定的。它并不表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阴暗思想的看法和警惕已经改变了,甚至可以说他更加不信任林彪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九大之后毛泽东同志坚决不把国家政权交给林彪,为什么九大召开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同志就把林彪集团的问题向全党端了出来。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一直是那么信任林彪,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从来就没有警惕;如果谁最能吹捧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就信任谁,就提拔谁;如果说发“五·一八”讲话时毛泽东同志是违心地同意了,这一次对九大党章的那些条文就是真心地同意了?真正下决心把党权、政权、军权交给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有此后发生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挖掉了陷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和伟大,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而不是大失败。

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我们也应当这样去看,而不能有第二种结论。同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站在党的领袖和导师的地位上,具有十分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性立场。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不但奉献了六位亲人的生命,而且又把已经走向反面的江青向全党全国人民端了出来,从而为他逝世后,党中央能顺利地领导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难道我们对此也要重重地指责他吗?

 林彪“四人帮”集团成员从变质直至走向覆灭,完全是他们自已咎由自取。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希望他们这样,并且一再批评、教育、挽救他们,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但他们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不但不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越走越远,终于从党的“同路人”走到反面去了。这恰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英明论断,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犯了路线错误的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正如恩格斯对党内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过去曾经是革命者、后来堕落成机会主义者的人们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第182页)马克思的大女婿沙尔·龙格,是一个曾经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家、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但后来却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马克思曾经很钟爱的外孙让·龙格,后来也成了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这都能怪马克思吗?!

 第四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同志讲的“三七开”,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了一个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在制定《决议》时有一种说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从而使评价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大革命”的命了。

 这里,必须要搞清楚的是:第一,正如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的实践与方针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方针归结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错误,毛泽东同志无疑应当负很大的领导责任,但绝不可以不加区别地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责任与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派性斗争、挑动内战、打倒一切、趁机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混同起来,把他们的罪恶活动,也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三,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揭露他们的罪行给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其目的是通过批判他们的罪行,教育党和人民群众,而绝不应当把这一批判同时作为批判毛泽东同志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炮弹和事实依据,当作必须取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绝不能颠倒了这个是非界线。

 所以,要想抓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说法,不作具体分析,而采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想一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三七开”的结论,想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是办不到的。当然毛泽东同志“三七开”的说法是否就很准确,就完全合乎实际,我们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说“三七开”或者“四六开”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讲要根本肯定而不能根本否定。这是讲的总的评价。至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与评价,具体的功过得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评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全对就是全对,全错就是全错,有几分对、有几分错,我们就讲几分,而不能用“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公式去套,也不能搬“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样的公式。

 要看到,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期争论下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搞垮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头子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廿二日《光明日报》);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再过上一百年、一千年,无论别人怎么去看怎么去评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都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来。只有站在一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立场上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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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尽可能更多地实践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正确舆论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把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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