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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先锋报

刘金华:读《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20171001
刘金华:读《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

  

  读《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

         

        作者:刘金华  

 

  红歌会网站昨天发表了范守信 许广亮《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我认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强力武器。

  一位网友批评范守信、许广亮“无知”或“别有用心”。我看批评者误解了。《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范守信、许广亮仅仅是收集了毛泽东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指示、意见和论述,基本全面,没有解读、断章取义。所提的根据,也缺乏分析。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并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但八大党章又删去了,而这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多数网友认为毛泽东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谦逊。我认为,这个认识也不全面。大家要深刻领会毛泽东的

  “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一些。如果并列起来一起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是学生。”联系到毛泽东逝世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面越来越长的后缀,越来越多的装饰,画蛇添足。就可以明白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导师的高瞻远瞩。毛泽东反对提“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响鼓不用重锤。大家时刻领会毛主席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吧。

  范守信 许广亮收集发表《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很及时,很必要,意义重大。

  附文

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

范守信 许广亮

《党史研究资料》2002第5期  

  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谈论过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发表过不少重要意见。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毛泽东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将有关毛泽东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资料分为若干个题目辑录如下,供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1.1943年,毛泽东声明: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1948年,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也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0岁生日。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在这一年的4 月写信给毛泽东,说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于4月22日回信给凯丰,拒绝为他作生日,并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体系去鼓吹。毛泽东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国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致电周恩来, 说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并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吴玉章请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于8月15日复电吴玉章,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和“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指出:“那样说是很不恰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2]

  毛泽东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1948年底,毛泽东在审阅筹建青年团的文件时,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提出将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将“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教育”,改为“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3]

  1951年,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加上《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的题目,该文再版时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4]

  1952年4月, 冯定发表于《解放日报》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在《学习》杂志发表时,毛泽东将题目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去掉,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5]

  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时, 删掉了提纲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并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写了“不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的批语。[6]

  1953年4月,在将1945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毛泽东提议将决议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尽行删去,或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7]

  同月,毛泽东看到彭真转来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中多次提到“毛泽东思想”,于4月10日致信彭真,指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 均应将这些字删去。”[8]

  5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 队列条令等三个草案时,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9]

  6月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时,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10]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于3月27日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上批示, 将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11]

  同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专门就“毛泽东思想”应当如何讲解的问题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要提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12]

  1956年,在八大筹备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13]

  1961年9月, 毛泽东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时,删掉了“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一句话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9个字,并指出“这个插句可以不要”。[14]

  60年代后期,在“文革”中“毛泽东思想”被广泛使用甚至滥用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尽力从一些文件、文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如1966年3月, 毛泽东在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删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一些词句。1968年,毛泽东在审阅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时,删去了“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一段文字中的“毛泽东思想”5个字。[15]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红旗》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文时,删去了“要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5个字,[16]等等。

  2.1944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坚持马列是先生,中国共产党人是学生,反对把自己与马、恩、列、斯并列,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

  1944年初,鲁迅文学院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收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高尔基、鲁迅等人有关文艺论述的同时,也收录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月2日,毛泽东专门为此事致信周扬,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总觉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17]

  1948年8月, 毛泽东在致吴玉章的信中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的,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18]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再次指出, 不要把中国共产党人与马恩列斯并列。他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一些。如果并列起来一起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是学生。”[19]

  1956年1月, 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店在苏联,我们是分店;主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是枝叶。”[20]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不要用马、恩、列、斯、 毛的提法。[21]

  1961年,毛泽东提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他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可以单独讲;如果与马列主义合在一起讲的时候,应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要写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22]

  196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时, 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23]

  3.40年代以来,毛泽东一直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血写成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理论界曾就“毛泽东主义”开展讨论,毛泽东得知后曾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24]

  1945年4月20日,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有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写在上面,这是要大家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我即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会逾距的。”在七大预备会上他又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要对此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25] 在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说过:你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26]

  时间过了十多年,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讲话时, 又一次说到:“我们民主革命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多仗,犯了那么多错误,才搞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和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27]

  1960年底,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将“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改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8]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集体奋斗的产物。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和薄一波谈话中,指出:毛选什么是我的, 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代价的。[29]

  “文革”中,毛泽东在和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七大时,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叫做“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正确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明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只不过是用我的名字来代替罢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这种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多一些。[30]

  4.1956年以后,毛泽东一直强调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要根据新的情况形成新的理论。

  1959年,毛泽东在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31]

  1960年6月, 毛泽东在回答日本文学代表团提出的“不知你有没有写新的哲学著作的考虑”问题时,说:“总是没有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许再写一本。因为《矛盾论》是1937年写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能需要总结一下那以后到现在的经验,但现在实在没时间。”[32]

  1964年3月,毛泽东在和中央领导同志谈毛选时说:“那是以前的著作了, 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6月,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毛选时又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都是些老古董了。要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33]

  毛泽东一贯不赞成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1964年9月23 日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讲到“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先后两次写下批语赞成刘少奇的意见。9月25日,他写到:“你的信及附件都看过了。 你的信写得很好。”10月18日又写到:“我再看了你给江渭清的全文,觉得实在好。”[34]

  5.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是十分慎重的。1948年,他拒绝出自己的选集,此后他还表示对自己的著作完全满意的很少,许多著作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反复修改之后才能公开发表。

  毛泽东对待自己的著作,一贯持十分慎重的态度。1948年7月8日,东北局宣传部致电中央宣传部,说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愿印毛泽东选集,并可大量印刷,询问中央是否允其印刷。12日,毛泽东答复:无论国内国外,暂时不要出选集。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35]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即将结束在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时,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等编辑成选集出版,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5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一致赞同编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编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从1950年10月至1960年9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先后出版。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和长征、 艾地谈话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当艾地谈到“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时,毛泽东立即回答:“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毛泽东谈到这里,再次表示“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36]

  毛泽东的文章写成以后常常先在小范围内发表,在付诸实践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之后才公开发表。有的时间长达几年、十几年,不少是他逝世以后才公开发表的,有的至今还没有公开发表。

  《论十大关系》作于1956年4、5月间。当年12月,曾以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为内部文件,下发至县、团级。毛泽东当时表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他还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敢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映,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37]到1957年, 在胡乔木的具体负责下,根据1956年两次讲话稿重新整理成文。7月13日, 邓小平将整理稿送毛泽东,希望早日定稿和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习理论的重要文献。但毛泽东仍不同意公开发表,只同意印发政治局同志传阅,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此文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2月26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时距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已整整20年了。

  又如《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于1962年1月30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2月16日,经过修改后发至县、团级。刘少奇、 邓小平曾建议公开发表。毛泽东于6月30日回信刘少奇、邓小平,说:“经过考虑, 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38]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78年7月1日,这篇文章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又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四卷同时着手编辑,1960年已有一个清样本,但毛泽东不同意出版第五卷。他多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还有待于更多的实践的检验。因此,在他生前虽然多次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均未能出版,一直到他逝世后的1977年4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得以出版。

  6.196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不要自吹自擂,多次删去“高举”、“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等浮夸之词。

  1966年以后,“文革”中由于极左思潮作怪,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被推向了极端,林彪一伙强加给毛泽东思想许多虚夸之词,什么“天才”、“顶峰”、“第三个里程碑”、“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毛泽东多次批评并尽力扭转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作法。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 删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的词句。[39]

  7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到:“我历来不相信,我那本小书, 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40]

  同月,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一篇电讯稿时,将文中“他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删去,改为“指导方向”,并写了如下一段批语:“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41]

  1967年1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报时,删去“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42]

  12月,在审阅湖南省革委会一个报告时,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发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种建立的威信必然垮下来。”[43]

  1968年1月6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的一个新闻稿和社论时,删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并批注:“不大妥当的话”。[44]

  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 删去“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时代”等语句,并将文中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尽行删去。毛泽东还批示:“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45]

  10月,毛泽东在修改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时,删去了其中“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句话,并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一句中,删去“唯一”二字。[46]

  同月,毛泽东在修改党章草案时,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47]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时,删去了文中“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列宁”等词句,并指出:“关于我的话,删去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些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48]

  8月,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尖锐地批评了陈伯达的“天才论”。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讲到:“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9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我圈了几次嘛。”“天才是靠一个党”,“天才是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49]

  伟人已逝,思想长存。研究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对于恢复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4]见该文单行本前言。

  [5][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56页。

  [7]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9][10][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卷,第238、353、473页。

  [12]中宣部编:《宣传通讯》,1954年第38期,第3页。

  [13]《红旗》杂志,1981年第1期。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5页。

  [18][19]《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23、263页。

  [20][21]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78、178页。

  [22]档案资料。

  [23]《红旗》杂志,1981年第1期。

  [24]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90页。

  [2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页。

  [26]冯显诚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与探讨》,上海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 页。

  [27]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29]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30][31][32]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91、193、193页。

  [3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35]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85页。

  [3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7页。

  [37]吴冷西:《忆毛泽东》,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38][39][40][41][42][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第60、29、71、85 、 446、455页。

  [44][45][46][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第462、277-280、592、585页。

  [48][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第90、240页。

 

文章来源: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7/09/383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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