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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读书会 8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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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刘日新（讲座初稿，提要）第二讲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在这一讲里，需要介绍两个阶段的提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所谓“初级阶段”的问题，所谓“共同富裕”的问题，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本身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多年来又被理论战线搅乱了，有的需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有的需要批判其错误，有的需要进一步研讨。下面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大家一起商讨。一、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提出，列宁关于两个阶段的论述。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论述共产主义的著作，一般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对比其弊病，顺便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批判其错误，顺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正确观点。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就是在《哥达纲领批判》这本名著中第一次提出来的。马克思说：“这些弊病〔指按劳分配，仍然会出现穷富之分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解释说：‘通常叫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0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的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列宁在论述他对《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解，指出马克思比较详细地明确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在《国家与革命》中，专门有一节“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指出马克思不像拉萨尔那样讲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如‘全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考察。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说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不是在他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者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或‘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49-256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信奉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的学说。毛主席高度评价两个阶段的学说，指出：“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接着又用发展的眼光指出：“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70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邓小平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到1982年也承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是没几年，他变了，不相信这种科学提法了。具体怎么变的，下面再交待。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讲消费品分配时，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时，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还保留了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困扰我们理论界多年，搞得很玄乎，一直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其实，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是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扣除之后，“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等价交换）的同一原则。“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页）实际上，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不这样不行。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那就会否定按劳分配，或者搞平均主义，或者按需分配，这不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搞乱了吗？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好象是奇谈怪论，…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到了1977年，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撰文指出“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似乎一直在争论的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当成一个翻译有误的问题就一笔勾消了。但事实上马列的书还在，客观上实际问题依然存在。官方害怕讲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问题，害怕批判资产阶级，于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理论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当作一个误译的问题，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三、关于所谓“初级阶段”、所谓“共同富裕”的问题。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前所述，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特别是中国原来比较落后，生产关系方面公有制还不够强大和巩固，私有制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但资本主义势力并未消亡，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同国际资本联系密切；与此同时，有的共产党员官做大了，不革命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要坚决贯彻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决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如前所述，邓小平原来也说过马列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话。但从1987年起，他180度大转弯，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据此文的注释透露，在十三大前夕，秀才们草拟报告的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这是无良学者、走资派和精英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铁三角”又一明证。这是公然篡改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偷换成初级阶段，以便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这比他们原来提出“资本主义补课论”要高明。因为“补课论”公开提出要退回去搞一段资本主义，太露骨了，挨了马列主义者的批判。现在提出所谓“初级阶段论”，带一点理论色彩，就更能自欺欺人，于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了。而他们的实际做法则是，“初级阶段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边装。”这样，搞资本主义，搞封建主义，什么乌七八糟的，似乎都顺理成章了，反正现在是初级阶段！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又进一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380页）对此他的接班人心领神会，如十七大前夕，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初级阶段的文章，突出其所需时间，长达几十代人。大家知道，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一代人大体为三十年。初级阶段如按五十代人估算，那么共需1500年时间。至于由初级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过渡到发达阶段，需要多长时间，他们没有说，大概也需要千把年吧。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几千年以后的事。这同资产阶级污蔑共产党宣传美好的共产主义，是遥遥无期的“乌托邦”，不是如出一辙吗？修正主义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了的嘴脸，不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吗？关于所谓“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邓小平多次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66等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关于社会产品分配的光辉文献中，指出在刚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群众仍然会出现穷富之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举了三种情况：第一，劳动者个人天赋不同，分配产品的多寡也就不一样；“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第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穷富，这是不可避免的，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呢？因此，所谓“共同富裕”，“先富帮后富”，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骗人的口号。至于现今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走上邪路了，更不是什么共同富裕，而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后再具体讨论。四、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向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过渡，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毕竟时间太短，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未解决，现在要具体讨论这个过渡问题，似乎为时尚早。不过从大的方面说，研究一下这个过渡的问题，也有好处。这使我们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坚定我们的信仰，树立起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之应当承认，近几十年西方国家称社会主义国家为“共产国家”，这也有其合理性。）首先，两个阶段有其共同性：在意识形态上，指导思想都是马克思列主义；在政治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经济基础上，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运行上，都实行计划经济。其次，两个阶段有其差别性。向共产主义过渡后，这些差别将逐步消除。首先，在生产力发展程度上将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公共财富如潮水般地涌流出来；在意识形态上，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空前提高；在政治上，政党（包括共产党）和国家都要消亡（条件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国家被消灭）；在经济基础上，实行单一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在经济运行上，实行非常科学的计划经济。这是我对过渡的几点粗浅的看法。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大问题，在苏联，斯大林有著述；在中国，有大理论家，搞过“试点”，下面且作一简要介绍。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根据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三十多年的经验，指出：“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面前从仅仅维持生活的手段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将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接着，斯大林提出为了从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第二，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使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中央能够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第三，必须大力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平，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受到足够的教育，全面发展其体力和智力，突破现在的劳动分工，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为此，需要缩短每天的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大力提高实际工资，降低日用品价格。只有实现这些先决条件，劳动变成社会成员生活第一需要，才能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0-62页）毛主席1958年在读斯大林此书时，对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条件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主要的是第一条。缺点是没有政治挂帅，说斯大林的书是“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阐述斯大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三个条件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还远未清除。”毛主席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杠杠。此书接着说：“因此，必须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共产主义觉悟。”毛主席在旁边划了双杠，并批了“好”。在中国，1958年大跃进期间，理论界一些人头脑发热，不顾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急于搞两个“穷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冬，中央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两种过渡的错误思想，指出那会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这一年，“大理论家”陈伯达，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不但办食堂，吃大锅饭，每月发一条毛巾；还提出要实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取消商品生产，搞产品调拨。毛主席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批评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3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陈伯达这个“大理论家”在徐水搞的这一套，对实际工作没有造成影响。尽管他当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委也派了精兵强将跟随他去试点，回来也作了传达。但上有毛主席正确的马列主义领导，下有国家计委各级坚强的领导班子，计委继续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商业计划，经济运行未受干扰。但需要指出的是，大跃进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指挥权由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家经委，取代了国家计委，高指标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这在以后再作交待。五、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与消灭“三大差别”的问题。马列主义认为，这里要区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矛盾，因为前者剥削压迫后者。另一个问题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第一阶段，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因素，前者和后者还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即还有本质差别。西化派吹嘘美国这类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业差别、体脑劳动差别，这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这些国家生产力虽然很发达，但剥削制度存在，前者和后者是对立的，说什么现在已经消灭了两者的差别，完全是胡说八道。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消灭“三大差别”，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可以参看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第117-14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2-2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这里只提一个要点，关于消灭城乡差别，老祖宗着重指出要发展小城市。现在我们的官方在统筹城乡建设，似乎只要解决一下户藉问题就万事大吉了。一些试点城市如郑州的农民拿到了城市户口本，说这个本本解决什么问题，我不还是一个农民吗？这是把一个复杂的经济理论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关于消灭工农差别，应着重在农村发展工业。关于消灭体脑劳动差别，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包括综合技术教育，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9/6/10）刘日新：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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