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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先锋报（综合版）按时间排列 8 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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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两派对立的哲学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是同一的。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构成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互相转化的。”[1]旧唯物主义不能辩证地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它们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反映去理解自然界，排除了人的感性和实践活动，看不到主体活动的革命作用，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存在同一性，所以具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弊病。相反唯心主义不承认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认为只有精神才是自然界的本能，“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把主观等同于客观，事实上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抽象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尔巴哈想要研究和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不知道人的活动本身是对象性的活动。他只承认理论的活动才是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认为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却不了解认识过程中思维的能动作用是要通过实践才能“移植”、“渗透”到认识的对象里面去。因而，不能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不了解“实践”活动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这是第一次把实践引入唯物主义认识论，开辟了人类思想史的新时代。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这一思想像一根红线深深地刻录着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和全部活动的始终。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管其观点如何不同，都不能否定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由于思维注入实践既揭开唯心主义的迷雾，抛弃了唯心主义外壳，又吸收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扬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跳出了旧唯物主义的巢臼，抛弃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思想杂质，又继承了旧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而颠倒了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革命地改造了旧唯物主义。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无片面性弊病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钥匙，也是拨开围绕马克思走过的道路的层层思想迷雾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因此，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如何通过实践剥去唯心主义外壳、颠倒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剔除旧唯物主义的宗教伦理杂质，革命地改造旧唯物主义，建立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实践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抽象唯心主义作为人类一种思想体系，对世界的奥秘，曾经做出许多宝贵的探索，而且延续了几千年不衰，并开出鲜艳花朵来，这说明它俱有某些合理性的因素，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不是简单地否定得了的。但是，唯心主义毕竟是人类智慧树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既然结不出果实来，自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显然，唯心主义从主观愿望出发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棵头脚倒置，悬挂在空中，脱离坚实基础的智慧之树。因此，必须将头脑着地，两脚朝天的关系颠倒过来，使其立足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扎根于沃土之中，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旧唯物主义虽然对世界的本源作了某些合理的解释。但是，他们对人的精神与物质关系的理解，却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一方面，在本体论上，在精神与物质到底谁决定谁；谁是本源，谁是派生；谁孰先，谁孰后?的根本问题上作了正确的回答。但是，在对本体与属性或机能的关系上，却不能理解实践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不能找到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因而，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另一方面，在认识论上，对人的精神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直观的，不能从对立面中把握同一性。不可能找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点，不能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吸取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把小孩和污水一起倒掉。因而，不能赋予唯物主义新的生命。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对立中，之所以能够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各执一词，谁也不能说服谁，说明它们之间就必然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二者都包含有这个共同的东西，都能从这个共同的东西中找到某些合理的因素。而只要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互相交锋，都可以从共同的东西中得到某种证实。马克思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3]。因此，要改造旧哲学就必须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中抽象出新的范畴来。这个新的范畴既不具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天然属性，又存在于两种对立思想体系内部，渗透于两种思想体系之中，是两种思想体系内部的统一运动于外部，既独立于二者之外，又渗透于二者之中，是两种思想体系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为媒介、互相融合于实践。两种思想体系都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放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的结果验证理论是否达到预期的结果。例如：共产党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必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必然复避资本主义，实践证明执行两种路线的结果，都能取得预期的目的。但执行前一种路线，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执行后一种路线，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践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它既站立在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上，又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片面性的弊病；既能克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脱离客观实际，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神秘的、非科学的基本形式，又能吸收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合理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人类思想史上引入实践建立彻底的唯物主义，走过一条十分复杂而曲折和漫长的道路。从全部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早在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思想。他说：“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4]他这种对客观事物分析的态度是认识过程中，由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唯物论向辩证法过渡的环节。所以列宁指出：赫拉克利特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萌芽。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认为“思维是脑的活动，恰如步行是足的活动一样。……思维是作为主观的、内在的过程而被我们感觉到的。”人的思维是大脑物质的机能和运动。客观世界是：“永恒的物质、不灭的物质，事实上或实际上不过就是它的可灭的现象的总和。”这一观点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因为它从物质的自然属性上，反映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然而，它只是从理论方面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只是达到了“解释世界”的目的。但，并没有发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从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中，即从“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分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实际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决不仅仅是物质本体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以及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这两种自然关系，是通过实践在人与自然界的现实中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只有人的思维通过实践注入自然界，才能从精神与物质关系中找到同一性，才能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如果我们不从实践关系中，而从本体与属性、机能关系，以及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中划分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从直观的认识中划分出实践来，就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那只能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尽管某些方面是辩证的)，但不能得到包括人的历史活动在内的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自然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至多只能解释客观物质世界，而不能指导人类改造世界。所以，用这种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只能把社会理解为自然界的物质，把自然界的物质性与辩证法机械地搬到社会生活中来，人与社会被当作一部物质性的机器，而不是关于人类批判与建设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哲学，其结果还是历史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完全等同于物质，实际上颠倒了精神和物质关系。“必须把它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5]既要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辩证关系；既要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又必须承认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抓住实践才能对精神与物质关系进行“再颠倒”，建立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发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中，决不可能存在于实践之外。离开对实践的科学分析，绝不可能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实践是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因此，实践是精神和物质关系媒介。马克思抓住实践在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共同点，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内核，扬弃了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片面性的弊病，同时抛弃了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吸取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合理因素，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先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引入实践概念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为实践概念进入哲学打开了大门，开辟了哲学新基地。康德认为，人的理论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形成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现象的认识，而不能形成关于“上帝、世界和灵魂”的本体的认识。因此，在对本体的认识上，只能由“实践理性”来。因此，“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说明康德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对引进了实践的概念并且强调实践理性的地位，是有独到之处的。但，他的“实践理性”的对象是局限在伦理、道德方面，是为了建立理性社会的法则，而实践理性的行动，则是建立理性社会的行动。因此，他的实践的对象仍然是思维。　康德把实践理性，作为哲学的焦点，在关键位置上建立社会的行动，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大进步。但，必须看到康德的“实践”，仅仅是对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而言的，不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种实践是没有客观基础，是无对象的“实践”。况且，康德强调的是“实践理性”，说到底还是理性实践，就是说还不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实践本身。　　康德的学生费希特的实践概念，比其老师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第一次真正将实践作为一种以物质为对象的活动。认为主体精神——“自我”，把自己投射于空间，或者把自己外化为物体，从而创立了物质世界。自我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是因为它作为活动的存在物，需要一个对立的世界，在那里它能够奋斗，从而意识自己，由此而获得自由。物质世界是其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于是，物质世界成为“人类职责感性化的质料”。“自我”与其创造的“非我”世界之间的关系，即是实践。“非我”世界，则是实践的对象。费希特的“实践”一词含有对客观世界的“创造”和“斗争”的意思，并且认为人是通过这种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然而，他的“主体精神”，“把自己外化为物体”，创立了物质世界的观点，说明他所说的实践仍然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　黑格尔的实践概念，是在唯心主义领域内所能达到的巅峰。马克思曾经严肃地批判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但是，当旧唯物主义者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了”，马克思却“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6］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精神现象学》。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企图证明人的精神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客观的“绝对精神”，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而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精神的劳作，被黑格尔理解为“劳动”。人通过劳动，形成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两种结果。　消极方面：是劳动的终极目的方面。黑格尔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辩证分析，将人的精神现象一步步地还原，从而将人的各种精神现象——“艺术、宗教、精神”等“主观精神”，外化为客观精神，然后这两种精神又统一于“绝对精神”等等。他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认识过程中，要经历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切感性现实不过是绝对精神为了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而采取的异化形式。而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就是人的“劳动”。人通过“劳动”，发现了自己的根源——“绝对精神”，这是劳动的终极目的，整个物质世界无非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因此，人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过程，就是包容了整个世界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存在和思维的思辩的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的形式重复着”。“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全部‘精神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7]马克思紧紧抓住黑格尔哲学的“劳动”概念的这种消极的方面，这一至命弱点，把黑格尔通过对现实的层层扬弃得到的“绝对精神”，还原为客观现实，归结到它的现实的基础上来，对颠倒的哲学再颠倒过来，在实现的基础上对其合理的批判和改造。　　积极性方面：这是劳动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所产生的各个结果方面。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绝对精神通过人，以自然物质为材料，实现自我认识的过程。各种精神现象——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是这个精神劳动的产物。于是，黑格尔的“实践”概念或“劳动”概念，比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中所表述得更清晰和明确。马克思认为这是解释历史发展的立足点。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黑格尔的秘密，正是“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看成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成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其中作为宝藏的是：社会的各种精神形态，如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原来是劳动过程的产物。这意味着说出了社会的精神现象的实践来源。当然，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合理因素是被裹在唯心主义的层层迷雾中的一—他的劳动，只是绝对精神表现在人身上的劳作，其产物归根到底只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的“异化”式的表现形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唯心主义。他的“劳动”概念的消极性意义与积极性意义，都被马克思抓住，作为颠倒唯心主义，揭示精神与物质的真正现实关系的突破口。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针锋相对，成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二、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建立　　建立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归根到底是解决立场问题。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理所当然地是为德国统治阶级服务，和君权神授相通的绝对精神是黑格尔为统治阶级服务哲学体系的终极目标，这是黑格尔颠倒精神和物质关系的阶级基础。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是建立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基础上的。在黑格尔“劳动”概念中，人的劳动只是“精神的劳作”是精神的产物，是为“精神劳作”、“供给材料”。由于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只能从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作说明，不可能同时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因此，黑格尔颠倒主客观的关系，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黑格尔这种观点和中国古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唯心史观是相通的。但这并不证明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错误的，应当把他那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方法抢救出来，才能既能认识世界又能改造世界。　　马克思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办报工作使他深入社会直接接触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当时，由于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地主利用国家政权疯狂地占夺农民的土地，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引起马克思的愤慨，他决心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彻底改造黑格尔的劳动概念。马克思首先是在特殊哲学——法哲学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局部性的颠倒。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观念颠倒过来。随着思想发展和认识的深入，马克思进一步由特殊上升到一般，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全面改造，从根本上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以“实践”活动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彻底地、系统地清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明确指出，实践是“一种客观的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人与人的生存环境是物质的，“建立”其实践产物的实践活动，当然是客观物质活动。主体“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用“实践”概念，指出，作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实践，应当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产物也是对哲学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基本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认为，实践虽然是人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过程，但归根到底，并非精神的自我创造或自我发展，而是物质的自我创造与自我发展，所以，是在世界物质内部进行的“客观的物质的活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实践，被进一步明晰化为“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由此而形成科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指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是指精神生产活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客观物质性的分析更加精辟地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其生产力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　　在确立了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围绕着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颠倒黑格尔哲学，剖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得到了前人所未能得到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开创了全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实践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两种世界观的每一种只要是通过人的活动，都要转化为实践。实践就是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点。两种世界观都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才能证实其真理性。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实践”概念来代替黑格尔的“精神劳作”的“实践”概念。从根本上颠倒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黑格尔哲学中，人的精神劳作的“实践”，人的活动只是在绝对精神驱使和支配下进行的。绝对精神决定人的实践，反映了实践的能动与受动的两方面。所谓“能动的方面”，是指绝对精神是实践的动力和源泉；而“受动方面”，是指绝对精神规定人如何“劳动”，人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奴隶。马克思抓住实践的“能动”和“受动”两方面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改造。　　马克思认为：就实践的能动方面来看，不是精神产生物质，而是物质产生精神。人认识和改造客观的物质活动，是在人所具有的精神的能动性驱动下进行的。然而，这种精神的能动性，不是“绝对精神”在人身上的体现，而是物质固有的本质在“自然存在物”的人身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不是精神产生物质，而是物质产生人的精神，再转化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力量——人的生命力、主观欲望、才能等等，是这种“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特殊形式。人的认识过程是主体根据客体提供的信息能动地作用于客体的过程，而不是没有客体的凭空设想的绝对精神的活动过程；人脑是个加工厂，它是对客体提供的信息进行多层次加工、改造，从而产生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而主体自身的能动作用，既是受客观的物质条件制约，又是能动的、革命的。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和自然存在物是直接同一的。但是人和自然存在物又有差别，“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是有“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作为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物质需要和欲望通过大脑发出信息，表达了人的需要，渗透到自然存在物里面去，人根据对立双方的信息，融合于实践来改变客观存在物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自然存在物对人体的有用性和可塑性，作为能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自然存在物的信息渗透、媒介着人类本身，指示着人可以通过实践改变其性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之所以要吃饭，是因为生命的需要向人脑发出信息，经过实践人们得到粮食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物质的信息。如果粮食中没有人体所需要的物质，人就不会去食饭。如果在粮食中没有再生的能力，人就不会去生产粮食。人之所以去种稻谷，不去种石头，因为稻谷给人传递了可再生的信息。这些都是经过实践总结的结果，不是绝对精神赋予人认识，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最原始的物质性的生存目的，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力量。　就受动方面来看，实践不是精神支配物质，而是物质支配精神。“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实践的物质力量有两种：一是精神活动渗透到物质里面去，二是客观存的物质的特性，作为信息反馈给人。首先，人的精神由实践自身的客观物质所支配。在人的能动性中，就含有由其客观的物质状态所必然产生的客观的需要，它规定着人的意志和欲望、激情与热情。这种客观的需要，被黑格尔神秘主义地理解为绝对精神对人的支配；相反马克思则认为：生命物质自身的客观的需要，支配着人的精神，呼换着人根据客体的特殊性和自己愿望，去改变和塑造客体。人在实践中，还要受客观存在的实践环境与对象的限制：人“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人的主观精神是由实践环境与对象的外部物质世界所“设定”，这是人能够“设定”(改造)客观对象的依据。人的能动的精神，是物质所固有的本质力量，是由实践主体的人和作为实践的对象的客体自身的物质状态所产生的，这是主体物质自身的客观需要与实践的物质环境与对象所决定的。因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精神产生与支配物质，而是物质产生与支配精神。这样，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过来。这种颠倒不仅克服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弊病，吸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而且继承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理论发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四，同一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一），从根本上颠倒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第一，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人类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能动精神，实践活动是人的特殊的物质派生的，其产生于物质、受制于物质、结果也表现于物质。所以，精神活动的特殊现象，不是本源，而是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物质归结为绝对精神，而是人类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特殊现象，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只是整个无限的自然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第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和发展的环境，人类只有通过实践、通过人的劳动，才能找到人和自然界互相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社会属于整体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又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被纳入人类社会。自然界和社会二者通过实践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直接同一的。　　马克思在阐述自然与社会的同一时说到，“……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才能依靠自然环境，并把整个自然环境纳入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这就是一般和个别，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把广义的自然观，称为物质本体论，而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称为历史观，那么，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便是物质本体论与历史观的同一。而实践则是物质本体论与历史观的直接同一运动于外部，成为外部独立，又联系对立双方的媒介，对立双方在实践中间接地联系起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的最大理论成就，正在于建立了直接同一性、间接同一、对立面转化的相互关系，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　　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物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包容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又与人类社会相互贯通，作为人类社会的“无机的身体”，与人类社会统一地发展。人类历史被纳入于普遍的物质过程中，因此，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自然过程又被注入了人类历史。因而，人类历史也是对客观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的过程。由此，得到彻底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二），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劳作创造世界历史的思想；而将其颠倒过来，使之成为人们的物质性劳动创造世界历史的思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人周围自然物质世界的发展史，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史。用马克思的话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分裂为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与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　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和受动作用两个方面。这是对立的同一。能动作用和受动作用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对立双方，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证实自己，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每一方都既是自己，又是对方。对立双方的每一方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对方，每一方都把自身“移植”、“渗透”到自己的对立面里面去，对立双方的独立性都被扬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例如人的能动和受动是对立的，但又互相联系、互为媒介、互有需求，能动需要受动，受动离不开能动，双方的信息都移植、渗透到对立面里面去了。能动方面也是受动的，受动方面，也是能动的。对立双方，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证实自己，能动一方只有反映受动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每一方都既是自己，又是对方。即使是同一个方面，也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正如直接产品交换中，买者和卖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又互相需求，我需要你的产品，你需要我的产品，买者的利益在卖者手中，卖者的利益也在买者手中，对立双方互相联系、互不可缺，互相移植（渗透）到自己的对立面里面去，每一方都既是买者，又是卖者，既卖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又买进了别人的劳动产品。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交换中也包含着相反相似的两种因素，既是卖者又是买者，抛出的使用价值和换回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收回的价值和放弃的价值又是相同的。人的能动方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动力，它驱使人通过实践对象物质世界表现自身，展示着自己日益丰富的、多方面的本质力量；而人的受动方面，则是促使人发展的外在动力，也是实践所需的物质材料的来源——客观世界不但养活了人的生命，而且不断向人提供信息，展示自己无限丰富多样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的本质力量，把丰富复杂的客观现实烙印于人的头脑里，塑造着人，使人类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说：人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都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自然界发展的过程。人的能动性驱使下人不断把自身的本质力量给自然界打上烙印，使自然界人化，从而使其不断发展。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而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8]当今的现实愈来愈惊人地证明，周围自然界正日益成为人类实践的产物。　上述发展过程反映了矛盾同一性的三种表现形式。第一，是世界物质本体分为人与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一直接同一的；第二，自然界是一分为二的，从自然界划分出人类社会来，而自然界和人类的直接同一性运动于外部，由外部独立的实践作为人以自然界互相联系互为媒介的间接同一性；第三，人类通过有目的实践活动，改变了世界，达到对立面互相转化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论和认识论是同一的。唯物论与认识论的发展史在时空跨度上，远大于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它们为什么能够同一，怎样成为同一的?人类历史是人通过劳动而生成的，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发展史与人对它的认识与改造的历史是同一的。即使人类出现前的自然史，以及远离人类社会的自然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人类存在的自然过程，人类出现前的自然史实质上也是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产生史，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成果及其遗迹，都一同进入到人类的实践生活中，进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地球本身、地球上的生物与非生物，都是宇宙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信息，包括从地质层和遥远的星系中传来的信息。人类将过去的历史溶入于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溶入于今天认识与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使人类认识与改造现实的物质世界的时候，通过追踪各种信息认识既往的历史，认识既往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所造就的各种产物。那种把今天的实践与人类出现前的历史截然区分的观点，是形而上学。那些在空间上远离人类社会的事物——银河、行星等等发生的事件，也通过进入人类认识过程，进入神话，科学、艺术中，而参与人类历史的进程。例如，哥白尼学说与托勒密学说之争，使行星运动参与了人类历史进程，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整个自然历史与人类现实活动的统一的辩证思想的高度。　（三），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理解这种颠倒，又将得到历史观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使人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的思想，成为解释历史发展的理论工具。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批判与建设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是把自然界人化的过程。所以，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人们产生了为其服务的精神活动，包括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贯彻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机构。这正是人的意识与客观物质关系，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系统地分析了人类的各种物质性活动，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分析了由此活动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后，他说，“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满足引起新的需要；人口的自然关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四者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宗教、哲学、国家和法等等，便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科学地表述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这里，社会意识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关系，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同一、主观思想与客观物质的关系同一，历史观与认识论同一。　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的同一，用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关系，以及此关系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历史发展，从而使原来蕴含于唯物主义中的唯物史观，获得了具体化。如果说，在物质本体论与历史观的统一中，历史观只是被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那么，通过历史观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同一，这个“自然历史过程”进一步被理解为内部的实践活动过程，实践中精神与物质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为媒介、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得到了对社会结构与历史结构的解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是揭示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前几条，是唯物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后几条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是把已经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注入实践，用实践过程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来进一步解剖历史结构，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这样就使马克思在《手稿》完成了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成熟的标志．这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 实言	2008/9/28 14: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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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在我国曾经发动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锋芒直指毛泽东，目的在于为两个“彻底否定”寻找理论根据。应当说这一次讨论的命题是正确的，方法是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逻辑上则是混乱的，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其结论是错误的，结果是有害的，最后也是以否定者被否定而告终。事实上在实践的检验下，包括这场讨论的导演者胡耀帮在内，己经被中国和苏联、东欧各国历史发展“检验下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并且特别坚持的老命题。但是，这场争论的倡导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抓住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作为这场争论的切入点。刻意模糊华国锋和毛泽东的界限，把别人提出的 “两个凡是”的口号，倒扣在毛泽东头上，作为攻击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的“依据”，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的结论。这种偷换概念，张冠李戴，一箭双雕的手段，除了证明“讨论”的逻辑混乱，命题不准外,在理论上也是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是有确切的内含的。首先，实践和真理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2，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3，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经念的总结。这一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检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知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箭和靶的关系，是“的”和“矢”的关系，所谓有“的”放“矢”，实践在检验理论时，这个实践必须是在理论确定范围之内，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能检验理论本身。对那些背离理论的盲目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实践，是乱放箭，甚至放暗箭，本来就和理论本身毫无关系，二者根本没有同一性，当然不能成为检验理论的依据。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出现的“五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但是“五风” 不仅不是“三面红旗”的本质属性，而且是损害“三面红旗”的蛀虫，它和“三面红旗”没有任何关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当然不可能成为检验“三面红旗”、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依据。试问：“用狗肉汤灌山药，亩产可达到120万斤”既不是理论，也没有实践，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什么必然联系，怎么成为检验“三面红旗”的标准？要吹牛，讲假话不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照样可以吹，照样可以讲，怎么能算到“三面红旗”账上，算到毛泽东头上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是天天在造谣诬蔑共产党吗？难道敌人的攻击和诽谤，也要共产党和毛泽东承包下来吗？本来像这一类蓄意欺骗组织的不纯份子是应当坚决清除出去的，可惜我们却用“不可避免”几个字保护下来。如果从思想路线上，坚持辩证唯物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影响；从政治路线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清除借贯彻执行“三面红旗”之机，蓄意讲假话，讲大话，钻进党的领机关来破坏和捣乱的机会主义份子；从组织上，坚持“群众路线”，坚决抵御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的歪风，严肃处理欺骗组织的不纯份子，把群众运动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这场讨论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可是讨论的倡导者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无心引导人们去研究“五风”的风源，“五风”制造者的动机和“五风”的危害，如何从实践中吸取教训防止“五风”的再次发生，只是达到了贬斥毛泽东就算达到了目的，草草收场。人民不禁要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提出过可以按照“五风”的任何一项内容办事？既然“五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三面红旗毫无共同之处，那么把“五风”带来的恶果算到毛泽东头上，算到“三面红旗”账上，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讲到，陈云同志提出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问题时，《红旗》还准备发表诬陷彭德怀同志的文章，“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的顽固性了，作任何解释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这种解释恰恰是不能以理服人。当然，彭德怀同志应当平反，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把《红旗》杂志一些人阻止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错误，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进而和真理标准的讨论扭在一起，这就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彭德怀同志是不能平反的。既然没有说过，那么，和“两个凡是”又怎么挂上钩呢？相反，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谈话中讲到：“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并且特别强调“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见《彭德怀自传》295页）可见，把别人的错误都说成是“两个凡是”，进而往毛泽东头上推，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红旗》的一些人真的是按“两个凡是”办事。那么，按照上面一段谈话精神，就一定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而不是反对。第三，正如列宁所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段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毛泽东说的：“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5-216页）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不可能一步穷尽真理，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完善，问题也不在于实践中是否了犯错误。任何理论的提出，都要经过反复试验的过程的。列宁说过：“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已经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又说：“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适当的办法为止。”（《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问题在于一些人心怀鬼胎，他们抓住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中某些暂时的或局部的缺点、错误，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借以否定一切；问题还在于一些人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一遇到艰难革命意志就衰退，向资产阶级投降，如果按照“彻底否定”的观点来看，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巴黎公社革命不是失败了吗？中国革命早就应当收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是惨重失败了吗？相反,贪污盗窃应提倡,因为,他们发财了,成功了。但是历史却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规定的方向发展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首先赞扬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革命迟早还会发生，并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全世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又发生了，并且胜利了。今天，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我们认为只要世界上贫困、失业和挨饿存在，革命战争总是要发生的。题还在于这场讨论的倡导者为服从思想体系的需要，以牺牲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代价，在模模糊糊中草草收场。历史是公正的，在两个“彻底否定”，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来，尽管有人提出一些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根本找不到的“伟大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实践。但是，社会实践的结论是无情的，官场贪污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文化腐败，黄、赌、毒、黑社会横行，工人、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下岗工人日益增多，贫富差别迅速拉大，两极分化不可歇止，大量国有资产被洗窃出国外，新兴资产阶级全面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台独份子猖獗，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作为回报。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无比正确，“彻底否定”论，必将被中国人民，全世界劳动人民彻底否定！
------------------------------------------- 实言	2008/9/28 1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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