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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革命文学 8 赵剑斌著作:《阳早、寒春红色传奇》（卷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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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斌编著:《阳早、寒春红色传奇》


《阳早、寒春红色传奇》目录

卷一  从美国到中国的心路历程

第1章  女核物理学家的青少年时期教育
第2章  一个女大学生和两个男大学生的志向
第3章  比尔·辛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第4章  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试验基地
第5章  回家务农的欧文•恩格斯特和筹办农民协会的比尔•辛顿
第6章  操纵“曼哈顿工程”的美国政要们
第7章  在阿拉莫戈多试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第8章  投向日本的原子弹引发了科学家们的抗议
第9章  比尔辛顿有幸会见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第10章  琼·辛顿送别去中国的欧文·恩格斯特
第11章  联合国救济总署专家眼里的中国国统区
第12章  辞别联合国机构，奔向中国解放区
第13章  阳早初到延安的印象
第14章  核研究“由军方控制”的事实，再次唤醒女核物理学家的良知
第15章  冲破体制，向往光明
第16章  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
第17章  转战陕北，保护奶牛群
第18章  阳早写给妈妈的信
第19章  琼·辛顿在解放前夕的上海
第20章  被围困在北平的日子里
第21章        “万里良缘，圣地花烛”

卷二  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苦与乐

第1章  冷战对峙，核竞争开始
第2章  寒春写给费米教授的一封信
第3章  在瓦窑堡农具厂的民主生活和政治学习
第4章  改造世界观的新篇章
第5章  在三边牧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第6章  虽苦犹乐的边寨生活
第7章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8章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第9章  草滩农场的牛奶风波
第10章  当渭河涨水的时候
第11章  依靠群众硬着头皮闯难关
第12章  不仅仅是计件工资的争议问题
第13章  阳早、寒春和孩子们
第14章  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与毛泽东的批示
第15章  文革中住不惯北京的专家楼
第16章  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待遇”
第17章  三个子女的革命情感教育
第18章  用延安精神搞四化
第19章  美国青年访问团在大寨搞“三同”
第20章  离别近三十年回到美国，宣传社会主义中国
第21章  他们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
第22章  标准最低，收获最大
第23章  美国老乡的事业与友情
第24章  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辨证关系

卷三  永不褪色的红旗在飘扬

第1章  成果卓著的两个顾问
第2章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
第3章  矢志不渝的“毛泽东情结”
第4章  华国锋到小王庄阳早、寒春家做客
第5章  身体力行对工作极端负责
第6章  养牛机械化和育种产业化的国际新水平
第7章  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子女
第8章  阳早患病住院立下遗嘱
第9章  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的一对老人
第10章  反对牛场搬迁，反对高消费，向国家领导人告御状
第11章  关注国企命运,  警惕新自由主义祸水
第12章  阳早去世，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
第13章  寒春继续为“全人类解放”而奔波

后记
有关参考文献


阳早、寒春红色传奇


阳早、寒春红色传奇
赵剑斌
作者简介：
赵剑斌，1948年生于哈尔滨，1969年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毕业，1989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毕业，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文学创作所（编制外无薪）作家，任过某国企部门经理后遭遇下岗。近年来由出版社出版并由《中华网》连载过反腐倡廉社会问题长篇小说《父恩难辞》（40万字），2004年在多家网站发表转型期国企问题剖析长篇小说《新潮旋风》（37万字），《阳早、寒春红色传奇》（24万字）是作者2004年春夏在采访寒春及整理阳早、寒春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

卷一  从美国到中国的心路历程
第1章  女核物理学家的青少年时期教育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在其西部洛斯阿拉莫斯的山区建立了一个世界核物理研究中心。一九四二年，琼·辛顿（Jon Hinton）进入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学习以后获得硕士学位，一九四四年，她加入著名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了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旬，美国绰号为“大男孩”的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试验成功，爆炸威力相当于15000到20000吨TNT。
三个星期以后，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放了一颗原子弹，把两座城市炸成了废墟，造成了15万日本平民的死亡。
在接任刚刚辞世的富兰格林·罗斯福的总统位置不久，以早日促使日本投降为由，哈利·杜鲁门签署命令实施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美国政府的摧毁式的核轰炸行径，使琼·辛顿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开始怀凝自己所参与的纯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什么人所服务和利用的。
当时可以说，琼·辛顿是一个一心要搞纯科学研究的美国青年女科学家，后来她来到中国，以中国名字寒春写文章，回忆起她年轻时研究核物理学的初衷，她表白说：“那时在美国研究核物理的人还很少。我们搞的是纯科学，别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研究的目的也只是想探索物质的内部构造，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上的具体问题，我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学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我的实践就在实验室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我觉得没意思，太世俗。”

琼·辛顿一九二一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有兄妹三人，早在她两岁时父亲便去世，由母亲把三个子女抚养长大。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崇尚科学爱好幻想，意志坚毅，不同凡响，而且长大以后，并不缺乏必要的社会正义感和良知。
琼·辛顿的母亲卡梅丽达·辛顿（Carmelita Hinton）是个教育家，她在其丈夫病逝那年，带着她的三个子女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镇来到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古老的港口城市波士顿。
据说辛顿一家祖上是乘五月花号移民船来到北美大陆的。美国的现代文明始于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九年的欧洲爱尔兰马铃薯大歉收，在农业受灾五年期间大约有100多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另外160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当时被称为新英格兰的美国，落户生根。到一八六O年，波士顿的人口骤增，其百分六十的人口是国外移民——大量的意大利人、波兰人、葡萄牙人以至德国人开始追随爱尔兰人蜂踊而至。
十八世纪末，海上航行实行风险联合承担，促使波士顿大规范兴起了保险业，其纺织工业也由于取得了英国技术而迅速发展起来。美国第一个重要的思想运动先验论在这里兴起，这里又是美国南北战争后首先废除奴隶买卖制度的地方。
到二十世纪以来，在一些现代美国人的心目中，波士顿承续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种是作为历史古迹，成为一座令欧洲人喜爱的游览城市，它经历过现代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新而成为美国人最适宜居住和工作的商业港口，一些年轻的美国白领人士可以到这里追寻令人向往的事业和生活方式；另一种文化就是这里始终遗存着不同族裔和种族之间的分歧，诸如濒临破产的财权问题，公立学校和服务工作衰败以及政治上的僵局和争执。
琼·辛顿兄妹三人被他们的母亲带到这里以后，开始了他们的人生之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一家四口面临着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大恐慌，像大多数美国家庭一样，辛顿一家经历了艰辛度日的困苦。
艰难的岁月使琼·辛顿兄妹三人从年幼起便感悟到生活的严峻，同时他们也从母亲身上接受了爱好自由关心社会、勤于思考、乐观豁达的品德。
一九三五年，卡梅丽达·辛顿决定要办一所男女学生同读的寄宿中学，在当时这样的学校为数不多，但她的设想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一个学校的主人以极低的价格把校舍租给她使用，当地政府在学校开办初期也给予免税政策予以扶持。
卡梅丽达·辛顿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她说：“要办就办成一流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了危机，美国也不例外，经济萧条带来的艰难岁月使大批知识分子无所事事。卡梅丽达·辛顿很容易地从社会上招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组建成一支高水准的教师队伍。然而，经济萧条也使许多美国人不那么注重教育的作用，孩子们的读书热情不高，生源不足，为了能够招收到良好的学生入校学习，卡梅丽达·辛顿四处奔波，在几个州的范围内选择学生，动员家长将孩子送到她的学校。
这样，由她创办的中学终于开课了。
作为这样一个中学的校长，卡梅丽达·辛顿崇尚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注重实践在教育中的地位。
她说：“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让他们具有生存能力，不单是传授知识。”她在教学日程中安排有一定的劳动课程，学校的菜地、果园等劳动都由学生参与，教室里的桌椅修理、门窗油漆等均由学生完成。
学校办了农场和奶牛场，学生们除了上课和参加体育活动外，每天要参加几小时的农业劳动，晚间，学生们不用忙着写作业，而是根据自己爱好，可以学画、学拉琴。校长要求学生们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能各方面一起发展，因为在这个中学上课的学生们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卡梅丽达·辛顿校长的教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吸引了很多学生慕名前来入学，同时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思想活跃、有创造性，考大学的成绩佼佼者多，当时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美国名牌大学尤其喜欢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招收新生。
校长分外热爱大自然，有的时候早晨，她拉开窗帘，发现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便来到学生宿舍，伸开双臂高声宣布说：“孩子们，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要去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于是学生们在校长的带领下或者走进田野、爬上山坡、或者穿越森林、跨过河流，去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
后来琼·辛顿的哥哥比尔（即中国名字韩丁）回忆起经济恐慌时的情况，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我对未来的忧虑，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艰难的日子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灵魂，困惑的情绪像影子似的紧紧地跟随着我，无论如何也甩不掉。”
在那些经济拮据的日子里，卡梅丽达·辛顿表现出她无畏的奋斗精神和乐观向上的情怀，她成为这个移民家庭的精神支柱。
起初，这个寡居的女人在一家小学校任教、收入十分微薄，以至于为填饱她的几个子女的肚子，她不得不跑遍集市去寻找价格最低的排骨，购买回来精心煮汤。
比尔·辛顿，回忆起他们的母亲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和怀念，目光里闪动着一束深切的光，他说：“母亲是永远不会为困难所征服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也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每当假日，我和妹妹还在梦中，就听到了母亲的喊声：‘快起，快起来！我们今天去约纽旅行。’于是，我们一个个高兴地跳起来，帮助母亲做准备工作，给马备鞍，装好帐篷、灶具，带上现有的食品和水。随后，一家四口迎着初升的太阳上路了。
“从波士顿到纽约要一个多星期，一路上，母亲有讲不完的故事。每到傍晚，我们寻到一处人家，向主人问候之后，在主人的房屋附近支起帐篷，支起随身携带的灶具，大家一起动手做饭，然后是围着篝火进餐，在月光下游戏。每到这时，母亲会快活地像我们一样，跟我们追逐，跳跃、欢笑，一直到深夜。”
从四五岁开始，琼·辛顿就跟母亲一起去市郊以外爬山，走很远很远的路，锻炼胆量和毅力。
她在母亲工作的学校里读书，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着她和小同学们去野外宿营。有一天夜里，天下起了暴雨，雨水从帐篷顶的缝隙往下漏，她被雨声吵醒了。她看着妈妈，妈妈醒着，胸口上垫着一块毛巾，雨水不停地滴在毛巾上，妈妈身子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把湿毛巾里的水拧到地上去。
琼刚要喊，妈妈止住她，悄悄地说：“不要把大家惊醒，要在困难中想办法克服困难。”
以后，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琼·辛顿都会记起那个雨夜帐篷中妈妈的话。
卡梅丽达·辛顿当时在美国是一位较有名气的教育家，她反对填鸭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她说：“教育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大脑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思考能力。让孩子们在死背书本、考试时再一口一口地吐出来，这和机器没有什么区别。”她还说过：“人不只是有脑，还有两只手，要让学生全面发展，使他们懂得同时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她认为要真正学的快，记的实，就要自己干，强调在实际动手干的过程中学习。
卡梅丽达·辛顿很注意让孩子们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每天下午上完课后，都把孩子们组织到工艺、音乐、美术小组去活动。她让孩子们做工艺品，唱歌、弹琴、画图画。
当时学校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那里的山丘上有茂密的树林。在暑假期间，卡梅丽达·辛顿就带领学生们伐木造房。琼·辛顿所在小学二年级的班里有十六个孩子，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们先细心地观察了自己家庭和学校的房子，然后根据各人的爱好和想象，每人设计一所小但能住人的房子。一张张设计图画了出来，有方的、有圆的，有的还带着阁楼。于是，每一个孩子都亲自干起来，在学校工友的配合下，他们锯的锯，钉的钉，居然造起了十六所各具特色的一幢幢小木房。这些房子耸立在学校附近的空地上，组成了一个造型别有风格的小村庄，而且分别划出“商业区”、“居民区”、“郊区”。
后来这些孩子们又自己动手做了小桌椅，自己喂养一只羊，自己剪羊毛做地毯，用水和泥巴捏成碗，用火烧成陶碗。他们在工友的帮助下拉了电线，装上电灯，安好床铺，搬来一样样炊具，装模做样地一家一户地过起日子来。
到了傍晚，炊烟袅袅升起，小房子里灯光灿烂，孩子们在里面嬉闹玩耍，传出来一阵阵稚嫩顽皮的笑声。
这样一来，孩子一边玩耍一边饶有兴致地学会了建房、纺织、畜牧、烧瓷、电工等一系列学科的一般常识。
就这样，琼·辛顿从小在母亲的言传身教熏陶下有多方面的兴趣，她不仅天赋聪慧，而且受到了严格的锻炼，她养成了男孩子那样倔犟、豪爽、勇于开拓的性格。她会绘画、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又酷爱爬山、滑雪、骑马、骑自行车，经常去进行露宿野外的锻炼。她的滑雪成绩在州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并准备代表美国出席当年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届奥运会没能如期举行。
琼·辛顿十四岁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办起新的中学，家里迁到了乡镇。琼·辛顿每天上完课，晚上经常要跟教化学的老师在一起拉小提琴，学化学或者跟他的夫人学美术，练习画油画、速描。
作为一个中学的校长，卡梅丽达·辛顿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学生们能够得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们以能进入这样的学校而感到荣耀，他们喜欢自己的学校，认为有卡梅丽达·辛顿这样素质优异的校长，能受到她的不同寻常的教育和启发，才使他们这些学生们成为最幸运，最快乐的人。
自然，琼·辛顿也感到很幸福，很快乐，因为她每天生活在母亲的身边，能经常得到母亲言传身教，在母亲耳濡目染的启蒙教育下成长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琼·辛顿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对幸福快乐的理解又有所深化，有所丰富。母亲教育她长大要立志做一个对人类社会有用的人，要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本领奉献给人类的进步事业。
一九三九年，十八岁的琼·辛顿考入波士顿学院。因为她在中学时便对核物理学发生了兴趣，只是波士顿大学没有这门专业，她便利用两个假期去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自愿给几个核物理学家在试验室里当助手，和他们在一起学习修理质子加速器，从此，她开始进入核物理学的堂奥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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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 1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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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一个女大学生和两个男大学生的志向


一九三九年圣诞节到来前几天，琼·辛顿利用波士顿学院放寒假的暂短期间乘车来到伊萨卡市。

经朋友介绍她到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核物理试验室给人家帮忙。

这几天整日呆在试验室里，琼·辛顿很少走出校门去逛街。礼拜天，试验室关门，她才来到校外的市区。

虽然她刚刚进入大学不久，但她已决意几年毕业后要继续报考研究生在自己所热爱的核物理方面进行深造。总的来说，她踌躇满志，对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满有信心的，只是偶尔她担忧着外部时局的变化。

在欧洲，德国法西斯军队已于1938年3月和1939年3月分别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又向波兰发动突发性大规模入侵行动；在亚洲，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侵占中国东北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在美国国内，千千万万的国民正在关注着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的动向。有的人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更多的人不愿意沾上这场战争的烽烟。也可能这场战争跟美国的国民无关，但是有良知的人们决不能坐视野蛮的德国纳粹和日本皇军鱼肉他国的百姓不管。琼·辛顿前不久还在家里跟姐姐瑾·辛顿议论这些问题。她同意姐姐的意见，她们希望罗斯福政府能够给予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以更多的物质方面和道义方面的援助。

圣诞节即将到来，琼·辛顿走进街旁店铺买了些吃的，又买了几样价格不贵的工艺品。她带着这些东西急匆匆地走在返回康奈尔大学的路上。

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比尔·辛顿原来考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后来根据自己的爱好他改学农牧专业转到康奈尔大学来。一年前他跟一个叫欧文·恩格斯特的同学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个房间。琼·辛顿刚到伊萨卡的时候，已经去过他们那个狭小简陋的宿舍。

欧文·恩格斯特长得跟比尔一样高，有一米八十多的个子，虽然不是虎背熊腰，但体格健壮，动作敏捷，为人热情开朗，一接触就让人觉得憨厚淳朴。他考入大学也在念农牧专业，年龄比比尔大一岁，学年却比比尔低一届。

据比尔说，俩人不但在为农民服务的志向上有共同点，而且他们一见如故。

俩人都很关心国家时事，经常在课佘时间讨论有关国内外的经济、政治问题，讨论远在欧洲和亚洲正在进行的战争发展的局势。琼·辛顿的姐姐瑾·辛顿比哥哥比尔大两岁，已经在罗斯福政府的临时流动农工部门工作。她时常借给比尔和欧文·恩格斯特一些左翼方面的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料，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苏联高尔基的小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有一些像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一类和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文学作品，以至还有一本已经风靡一时，让许多人心向往之的《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的这部纪实作品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穷苦百姓闹革命的事，报道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和长征北上抗日的英雄业绩，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风貌。比尔和他的好友一下子便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他俩异口同声地向刚见面的琼·辛顿介绍这本书：

“人家中国共产党不光空讲革命道理，还真的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搞起了革命斗争，真了不起！”

琼·辛顿接过这本书翻了几页，她注意到上面有一张中国红军领袖头戴八角军帽的照片，这位叫毛泽东的中年人，面部表情给人一种威严而深沉，睿智而博大的感觉。她把书放回桌子上，准备忙完试验室的工作，借回家看一看。

桌子上有一些又硬又碎的面包屑，有两个喝空了的奶瓶，还有一些零乱地堆在一起的书本、旧报纸及杂物。琼·辛顿揣测这两个男人生活一定是很清苦，每天只顾去学校听课，回来后用大量的时间读各种书籍，根本顾不上正常地出去吃点什么，连略微改善一下伙食都不可能。

琼·辛顿听比尔说，欧文·恩格斯特出身于一个纽约州的农民家庭，父母很穷，有十个子女。他自己十来岁的时候便跟着兄弟姐妹赶着牛在田野里放牧，给奶牛割草，整天为了生计而忙碌。

“我们纽约州的农村风景是很美的，广阔的平原到处是黑里透红的肥沃土壤，平缓的山丘长满了郁郁郁葱葱的树木。”欧文·恩格斯特坦率而深情地向好友的妹妹介绍着他的家乡和他的家境，“但是我们家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来，因为家里没钱，还要养活我们十个孩子。父亲原来是个煤矿工人，后来办了个奶牛场。一九二九年，全美国都在闹经济危机的时候，成百万、上千万的人们都失了业，我家的日子就更困难。偏偏在这个时候，爸爸因劳累过度得病去世了。妈妈带着我们这些没成年的孩子，真是度日如年，家里常常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花钱给我们几个孩子交学费让我们顺顺利利去上学啦！”

“那么，你怎么上的大学呢？”琼·辛顿免不了关切而好奇地问。

“其实，我是一直在半工半读，去年我二十岁的时候还在一个化工厂的实验室当临时工，挣了一点工钱作学费，来上大学，我先去学了一年医学后来到康奈尔大学来学习农牧业。”欧文·恩格斯特毫不掩饰地坦言说。在他看来，自食其力地来上学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自强自尊的表现。

欧文·恩格斯特的坦率和执着给琼·辛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又绝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感觉。她喜欢跟哥哥比尔，也喜欢跟这位哥哥的好友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然后就某些观点争辩一番。

走出学校她到商店买了些食品和工艺品，然后她离开人群跳上刚停下来的有轨电车，脑子仍然在回想着上次在哥哥那逼仄的宿舍里几个人因为一个问题而引起的辩论。

在街道中心的有轨电车平稳而急切地行驶着。

琼·辛顿站在电车一角，眼睛时而望着外面的景观，时而看一眼刚买的一份《新闻周刊》。她是个中等身材并不纤弱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覆盖秀气的脸庞，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闪着聪慧敏锐的亮光。她的扮相虽然不很妩媚，但很文静，让人感到气质不凡，没有那种小市民的俗气。

上次因为1939年8月22日的德国和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比尔跟欧文·恩格斯特争辩起来：一个说德国不会再进攻苏联，另一个说这只是起暂时作用的条约，德国不会放弃把苏联作为进犯的目标。琼·辛顿开始一言不发，她先守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两只大眼睛一会儿瞅瞅这边，一会儿望望那边，眉头皱了皱，然后才提出自己的疑问：

“我同意德国不会放弃侵略苏联的意图，但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起多长时间的作用呢？德国法西斯在攻下波兰等国家以后是先打英、法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先打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于是三个人又围绕着这个敏感而现实的问题各抒己见，互不相让。琼·辛顿能提出敏锐而富有远见的问题和见解，而且善于进行分析和综合论证，往往一语切中时弊，使两位年长的男士不敢轻视她，也不容易驳倒她，说服她。

已经走下有轨电车的琼·辛顿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激情的争辩，想起自己在哥哥面前俨如耍娇似的不甘示弱，她的嘴角不免自嘲地撇了一下。她认为自己以后要搞纯科学事业，政治上的事跟她关系不大，所以用不着表现得那么认真那么激动。

当她来到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宿舍，欧文·恩格斯特正坐在床边翻阅《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几份报纸，哥哥比尔在桌子上写点什么。琼·辛顿进来后把她买的食品放到桌子上，比尔笑呵呵地表示感谢说：“太好啦，你能买来吃的东西太好啦，我们连早饭还没吃。”说着，他拿起妹妹刚买的一个热狗便咬了一大口。

琼·辛顿示意让欧文·思格斯特也来分享她买的食品，顺手递给他一个汉堡包。

“不，谢谢。早晨我一般是不吃什么的，尤其是礼拜天，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欧文·恩格斯特摆摆手说。

琼·辛顿此时抬腕看看表，时针已经指向10点30分，于是她开始找出几样简易的炊具给他们煮咖啡，做沙拉，再切一下她买来的香肠、牛排，为这几个人准备午餐。

欧文·恩格斯特一边看报，一边发表着议论：“一九三九年底，是罗斯福总统已临近第二届任期的最后一年，但他所要达到的国家安全、人民富裕的执政纲领还差得远呢。这几年虽说经济衰退情况已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恢复到三十年代中期那种动荡不安的水平，失业者还有几百万人，况且，由于希特勒纳粹在欧洲肆虐起来猖狂地发动了一场大战，美国的安全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那么，你们说，罗斯福能不能蝉联第三任总统呢？”正在干活的琼·辛顿提出一个很多人都在关心的问题。

欧文·恩格斯特没有回答。

琼·辛顿便自问自答地说：“我希望罗斯福再任一届总统，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毕竟是有成效的，应该再给他几年执政的时间。”

“其实，罗斯福也时常处于踟蹰不决的矛盾状态，他一会儿拿起这个方案，一会儿拿起另一个方案。”比尔·辛顿一边低头写字一边说，“有一段时间，他在重新考虑恢复某种公共的和私人的公司在全国合理规划的问题，尽管这不具备全国复兴法那样的规模。可是不久，他又改变了方针，几次发言都强烈反对公共事业控股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私人性的规划。他谴责大企业在市场销售方面的种种做法，然而他又申明他并不倾向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他说，他的全部政策旨在促进充分就业，可是除了宽慰不实之词以外，他又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来落实他的政策。”

欧文·恩格斯特对比尔·辛顿观点表示赞成，他喟叹地说：“我看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有许多失败的方面，它不能为几百万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给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现在至少还有八、九百万人流落街头，还有数百万人仍居住在低矮的小屋和经济公寓里，还有一些人生活在饥饿线上，像《愤怒的葡萄》所描写的那样：俄克拉荷马和附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寻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亚又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动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远来的逃荒者。”

比尔·辛顿抬起头来停止了书写，对欧文·恩格斯特解释说：“我不否认罗斯福要比胡佛一类的靠吹牛维持局面的草包总统好些，他比他们要有些务实精神，但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政治家。”

也可能是其他两位已经默许了比尔·辛顿的看法，大家缄默着静了好一会儿。

午餐已经料理好了，琼·辛顿将餐具一一摆开，三个人凑在一起开始吃起来。

欧文·恩格斯特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阵才突然想到提起一个新的话题：

“德、波战争爆发后，波兰曾一再紧急呼吁英、法履行其同盟义务，但英、法除了象征性地向齐格菲防线进行一次推进外，对德只是宣而不战，在西线表演静坐战的丑剧，使波兰陷入孤军奋战，以弱御强的困境。这是为什么呢？英法为什么这么背信弃义，不守信用，卑鄙地抛弃了自己的盟友？”

比尔·辛顿忙着将一勺送进嘴里的沙拉吃掉，然后回答说：“其实这没必要让我们大惊小怪不可思议，英、法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张伯伦和拉法第跟希特勒搞的《慕尼黑协定》就是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绥靖主义，而且还想把祸水东引到苏联，就是为了企图拿中欧和南欧作筹码，来保住西欧、中东和海外殖民地。”

欧文·恩格斯特说：“别说英、法两国政府如何如何，现在看来，美国政府现在奉行的仍是孤立主义政策，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如果不逼到家门口，美国也不会主动参战。”

在两个男人的争辩时，琼·辛顿开始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想介入进去。但是听了一会，她便忍不住找个机会插了一句：“今年10月底，美国参议院已经以63票对30票通过了取消禁运法一案，我看政府不参战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应该全力支援跟德、日作战的国家和人民，我想在这方面，罗斯福还是可以做到的！”

比尔·辛顿不想茍同地说：“我看未必。”

欧文·恩格斯 特也悄悄地耸耸肩摊开两手，意味着不能接受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的意见。

两位男士的态度激发了琼·辛顿的情绪，于是她引经据典地历数罗斯 福总统自1933年上任以来的政绩，将他推行“新政”和改善劳工关系的一些成果侃侃而谈地讲了一阵子。她的言语泼辣、善于辩论，弄得两个年长的男青年一时闭口无言。

其实，比尔·辛顿和欧文·恩格斯特已经感觉到琼·辛顿是个多少有点执拗的钻研理科的学生，她的论点论据无可辩驳，但是她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还有点过于天真和幼稚，他们不愿太激烈地跟她争辩，有些恐怕不小心会伤了她的自尊。

后来临走的时候，琼·辛顿要把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带走，想在每天忙完修理质子加速器的空闲时间读一读。比尔·辛顿抱歉地说：“对不起，等你回波士顿之前再来拿吧，欧文·恩格斯特说这本书写得很引人入胜，他已经看了两遍，我只是简单翻了一遍，有几个地方准备这几天再仔细地看看，所以只好让你等几天再拿走。”

琼·辛顿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等几天看可以，不过我说你两句，别以为只有你这个去过中国的人才热心关注中国的事情。虽然处在亚洲的中国离我们美国远隔万里，然而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已经踏上中国的领土时，我也要关心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革命斗争，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

比尔·辛顿颌首微微笑着对妹妹说：“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你能跟我们一样都在热心地关注着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中国的革命让我们心里都燃烧起炽烈的希望的火焰。以前我去过中国，将来我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再去看看，去体验一下在那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人民是如何开展革命斗争的……”



第3章 比尔·辛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两年前，比尔·辛顿从哈佛大学往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办理转学手续，在等待开学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没什么事儿，便整天读一些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政治方面的书籍。他有时也试着自己写点东西给几个小报投投稿件。
一个不知名的报纸聘用比尔·辛顿为临时的新闻记者。
艰难的岁月使比尔·辛顿 从小便感到生活的严峻，他勤于思考又喜爱幻想。大量的历史书籍在感染着他，他自己祖上先辈们遗传下来的那种勇于探险拓荒的精神在他心里时时萌动着。比尔·辛顿自幼神往外面的世界，他时常坐在波士顿的海滩上遥望远方：落日的余辉洒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金波碧澜瑰丽多姿，一艘艘从远方而来的船只给静谧的港湾带来了勃勃生机，带来骚扰喧嚣，也带来了许多令人神往的趣闻。
他从水手那里知道了中国：在遥远的东方，亘古以来流传着关于龙的传说，关于“羿射九日”，关于“女娲补天”等一个个神奇美妙的故事，使他沉缅入迷。水手们从中国带来的一件件工艺品使他眼花缭乱，而他经常光顾过的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里，有一些关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发明史的介绍，越发激起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憧憬。
比尔·辛顿觉得“中国”这个充满魅力的名字仿佛一束光环潜入他年轻的心灵，蕴育着他的梦幻。
突然间有了一个采访的机会，比尔·辛顿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在一种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心理驱使下他启程去远东考察。
远洋客轮在大西洋海面飘荡。晨曦里，比尔·辛顿伫立船头眺望：海天茫茫，波涛滚滚，在天与海的相连处一束玫瑰的朝霞将整个天际映得色彩艳丽，给人以无限的遐思。比尔·辛顿内心很昂奋，他知道这次旅行可能就俨然一部尚未揭开的书卷，充满了神奇和风险，然而他坚信只有在搏击风浪中才有自己欢乐的人生。
半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客船停靠在日本港口，比尔·辛顿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在日本东横须贺濒海的岸边，矗立着一块碑石，上面刻有四次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亲笔书：“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
寥寥几字，记录着日本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1852年11月24日，美国国家邮船总监、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伯理从美国海军基地出发，组成远征日本的舰队，于1953年7月8日驶进江户湾的浦贺港。面对全副武装的舰队，当地日本官员和土兵惊慌失措。伯理一面通告日本地方当局，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特使，前来缔结通商条约，一面强硬要求幕府派出高级官员接受国书，进行谈判，并以开战相威胁。日本统治者欲战不敢，欲罢不能，束手无策，只好于次年与美国在神奈川签订了几个条约，不仅使美国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荷兰等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日本在面临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威胁下增加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在国内进行了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
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跟狭小的国内市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1890年日本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由于基础脆弱、资源贫乏，在资本主义世界又是后来者，因此它难以通过商品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夺取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这样，通过武力为经济扩张开辟道路便成为日本大资产阶级的基本国策。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日本在这场巨大的冲击中陷入困境。日本统治集团企图以“改造国家”，建立军人独裁摆脱这场危机。他们要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这时的中国正陷入分裂内战之中，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日本军部于是铤而走险，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妄图走上从此灭亡中国的道路。
日本的国内正处于一片军国主义的狂噪中，比尔·辛顿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通过广泛的接触，深深地感到日本已完全被一种狂妄的野心扭曲了，真理和正义在这里已无法找到传播的空间。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在这里继续工作的打算，他决定到中国东北看一看。
当时比尔·辛顿身上仅有几十美元，那是他给一家报馆写稿得到的稿酬，他购买了一张去中国大连的船票，兜里的钱已所剩无几。
从日本驶出的轮船停靠在大连港口，比尔·辛顿有幸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自从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拉开了武力侵华的序幕：9月19日，日军攻占沈阳、营口、凤凰城、长春等地。张学良当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示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东北军被迫撤到山海关内，到1932年1月，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
为进一步巩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和全面控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扶植汉奸政权。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以“满州国”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将清朝废帝溥仪扶为傀儡政权的“执政”，改长春为“新京”，年号“大同”；1934年3月，改为主宪君主制，“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中国东北，经济萧条，社会混乱，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背井离乡的饥民四处流离失所，农村的土地一片荒凉，城市的工厂一片凋敝。日本军队及宪兵到处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国难当头，人民涂炭。被迫进入地下斗争的抗日游击队不时地对日军和伪军进行偷袭骚扰，抵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日本人为镇压抵抗者四处出兵疲于奔命，白天夜晚都有不时响起的枪声，东北正处于战乱之中。
蒸汽机车在东北平原上吃力地爬行，透过车窗只见一望无际的荒野，枯树的干枝在呼啸的寒风中摇晃，偶而有一群群寒鸦在树梢上盘旋，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制造出一片嘈杂。
战壕、弹坑把荒野勾画得支离破碎，时而有日本军车列成长队疾驶而过，大地上立刻卷起浓裂的烟尘，不时可见成群结队的饥民扶老携幼像潮水般涌动。
列车一开进沈阳站，没等停稳，两旁就有成群的讨饭者围上来。他们向车窗伸出一双双污垢干瘦的手，他们在绝望中寻找着一线生机，他们那无奈和饥渴的目光已深深地印嵌在比尔·辛顿的记忆中。
年轻的美国人心里难以平静，在日本几个月的感受和眼下这令人悲怜的情景使他明确地感到，中国正遭遇着一场劫难。面对着如此的不幸，中国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当时尚不能深入了解中国情况的比尔·辛顿免不了要忧心忡忡。
面对他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他在想：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吗？这就是他曾经所憧憬所梦幻的地方吗？他极扫兴极懊悔地离开了这个国度。
其实同情和担扰中国命运的比尔·辛顿也算是一个穷苦人，他当时的处境比那些四处乞讨的中国饥民们强不了多少：要经过欧洲到美国，他身上的钱已不够购买到莫斯科的车票了。他无奈地站在车站上徘徊，就在这时，一位美国老太太走了过来，主动热情地问：“怎么啦，小伙子，有什么难处吗？”
“买车票的钱不够了。” 比尔·辛顿如实的向老人家讲述了自己的来历。
“那好吧，我来帮你一回”。老太太给了他买车票的钱。
比尔·辛顿激动地拉起老人的手连声表示感谢。
列车经西伯利亚向北驶去，比尔·辛顿为节省仅有的几元钱，在四天五夜的旅途中只吃一顿饭。
从莫斯科经波兰到达德国时，比尔·辛顿的身上只剩有一美元。为了找到从德国开往美国的轮船，他来到码头，四处张望，终于寻觅到挂着一面美国国旗的货轮。他走过去对货轮的船长说：“我是美国人，要回家乡，钱不够，想在您的船上当水手，可以吗？”
船长很同情地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月以后贷轮到达美国的波士顿港。
比尔·辛顿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远行，就这样第一次认识了中国。
1939年入冬，康奈尔大学提前放了寒假，比尔·辛顿抽空回了一趟波士顿的家。姐姐瑾·辛顿买来一本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自己看了以后很激动，并将这本书推荐给他。
那是个飘雾的傍晚，凛烈的寒风掠过灰色的波士顿上空，掠过狭长的大街，发出阵阵呼啸。比尔·辛顿顶着一头雪花踏着夜色赶回家，饭也没吃便拿了姐姐的书进自己的房间，急匆匆地翻阅起来。
这是一本正在美国流行的书，许多青年都被这本书吸引住了。比尔·辛顿出于对这几年中国命运的关注，更要认真地读读它。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哪个地方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让人着迷！”
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比尔·辛顿从这里第一次解到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6000英里（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些由中国共产党率领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战士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饥饿、疾病、严寒以及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以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迈开两腿横跨大半个中国，把红军那闪亮的五星带进了中国的西北角，开始了中国抗日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从斯诺的书里，比尔·辛顿了解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建立了红色政权。
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整本书洋溢着勃勃生机。
比尔·辛顿的心被震动了，这是何等非凡的壮举啊，这是何等宏伟的业绩啊！与此同时，许多新的问题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进行着这次伟业的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物？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奋斗，牺牲，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奇迹……
当比尔·辛顿读完最后一页时，晨曦已经映红了窗口，他依然没有倦意，他轻轻地合上书，伫立在窗前，一个强烈的意念撞击他的心头：以后有机后一定要再到中国去！
回到学校，他便将这本书又介绍给欧文·恩格斯特。

第4章 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试验基地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第一批攻击机183架，对美国珍珠港进行偷袭，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接着，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这之前的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了一个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负责的委员会，要求就所有关于核裂变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并在总统的关注下制定了“曼哈顿工程”或称S—I。S—I是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科学工业工程，也是最重要的，保密得最好的战争机密。这项计划交给工程兵团全面负责，由莱斯利·S·格罗夫斯将军主管。计划的发起是出于担心纳粹德国也在干同一件事，为了比纳粹德国更快地将这项计划尽早完成，美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耗资20亿美元，有20万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进去。其中仅有少数人对计划有些模糊的认识，其他人诸如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以及基地许多高级将领都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么。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在他身后没有留下书面的政策条文，只是于1944年秋天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海德公园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协议，仅称新武器一旦研制成功，“经过深思熟虑后，也许会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并且会警告他们说将反复进行这种轰炸直至他们投降”。

1942年秋，琼辛顿从大学毕业，考入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成为一名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琼辛顿经常到大学的图书馆去借阅一些诸如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奥地利女物理学家迈特纳核裂变理论的书籍，或者去图书馆的阅览室去找几本时常刊登有关物理“链式反应”、“原子堆”、量子力学、同位素等论文、资料的杂志。她每天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几乎总是泡在图书馆里，连以前每晚当作功课进行的小提琴练习，或者每到礼拜天惯常的骑着自行车去野外锻炼，都不得不暂时放弃一阵子。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时间几乎都安排在课堂和图书馆。她在钻研着核裂变方面的学问，大量繁复的数据、公式、原理在她的脑子里周旋，被她用自己所擅长的理性思维的方式梳理得井井有序。她迷恋着核物理学，她热衷于这门纯科学的专业，已立志毕业后投身到这门专业中去为造福人类做出一番成就。
威斯康星大学位于麦迪逊市，在校就读的琼·辛顿不能经常回家，只是偶尔闲暇时给母亲或给哥哥姐姐写封信联系一下。
已经从大学毕业的比尔·辛顿没有找到相应的职业。他跑到欧文·恩格斯特的家乡去组织农会，他说他自己要为农民们做点服务性的工作。但是他至今尚没有打开工作局面，许多事干得并不顺利。据他反映说，欧文·恩格斯特半工半读的学业已经中断，他辍学的原因无非是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的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失去了工作的欧文·恩格斯特无力坚持到大学毕业，已经回到纽约州农场饲养奶牛。据说，在总统颁布了“选募合格兵员法”以后，他准备卖掉自己饲养的三十几头奶牛应征入伍去参加对日作战。
琼·辛顿了解比自己大几岁的欧文·恩格斯特虽然在学业上，在钻研学问的造旨上比自己远远有些逊色，但她钦佩他，尊敬他所具有的善良、勤劳、正直、坦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品质，她同时对家境贫寒身处逆境的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只是她跟自己的哥哥一样，觉得没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他，只能靠他自己到外边的社会上去闯荡，去奋斗来改变这种不幸。以后，他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机遇，他到底能闯出一番什么样的局面，琼·辛顿不会揣度，也不想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想这方面的结果。她眼下正忙于执着地探索有关核物理方面的理论，除了听指导老师讲课，她还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籍、杂志及相关的资料。
有些书籍她已经看过了，新来的有关杂志每一期她都不能放过。但是近来她发现：她以前经常能在一些杂志上找到有关原子核反应方面的译文和资料现在已差不多很难再找到了。不知为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资料怎么骤然间大量地销声匿迹了呢？难道这一类的知识已经成为某一种不可公开的秘密吗？
她吃过午饭又到图书馆去查阅，除了已翻阅过的旧书和过期的杂志期刊，她没有再找到关核物理量子力学的文章。她只得借了几本与此无关的书籍，但是她看不下去，于是索性还了书，起身去图书馆外的物理系大楼。
外面开始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虽然湿润清新，天空却有些灰蒙蒙的让人感到压抑。学校大院植物园里栽培着一株株直挺挺的紫罗兰，正绽放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花。要是往常，琼·辛顿有可能会停下来用上几分钟观赏一番，然而现在她只是匆匆地走过，连看都没心思去看。
物理系大楼的半地下一层有一个平日里用来做原子加速器的实验室。现在这个实验室的门虚掩着，琼·辛顿推开门走进去。她当时大吃一惊：原来这个摆满原子加速器有关实验设备的房间里已经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靠楼外面的墙被凿开一个大洞，连旁边的窗框也被砸掉。琼·辛顿揣测加速器肯定是从这个大洞口被人迁移出去的。
为什么要把当作教学实验的原子加速器搬走呢？是谁需要这些教学设备并把它迁移出去呢？琼·辛顿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
于是她到教研中心去找老师询间，教研中心的几个房间的门都紧锁着，她一时找不到熟识的人。
不过几天的时间，原子加速器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和琼·辛顿的指导老师都相继失踪了——随原子加速器一起不知去向。这引起了琼·辛顿的猜疑，她起初是迷惑不解，后果她想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变化肯定跟当前进行的战争有关：由美国正在参战的第二世界大战需要原子加速器，需要核物理方面的理论的实践。一想到这里，她有些神情兴奋，又有莫名其妙。她懂得美国卷入了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去侵略别的国家，而是要制止一些无辜的国家和人民惨遭法西斯德国、日本的侵占蹂躏，她觉得美国当然要义不容辞地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晚上躺在床上展转反侧，她一时睡不着。她在想原子武器到底能有多少威力，她在想美国政府是否会用它伤及无辜。当时，她对有关核原子武器的杀伤力程度的了解还很有限，但她有些担忧。她内心里不想把美国政府方面想像得太坏，她揣测美国政府方面一定会考虑得很周全，他们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肯定会很慎重，绝不会伤及无辜干过头的事。
1944年的一天，学校教务部门下了个通知，要求在物理系学习的研究生集合起来统一被安排去一个新的实验场所。
从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到几千公里以外的西南部新墨西哥州，大家乘火车到了一个叫拉米小站又换汽车，沿着狭窄的山路跑60英里，路上很是疲惫，然而到达的目的地却是美国西南桑格雷一德克里斯托山脉的东麓，靠近洛斯阿拉莫斯 峡谷的台地，保密代号为“Y基地”，一片荒凉，人烟稀少的僻静地方。
琼•辛顿以前在专收女生的波士顿学院上的大学，她不知道美国的许多大学是不收女生入学的。她母亲是个很坚定的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坚持要她继续在学业上深造，支持她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当时在许多大学中只有极少数大学诸如威斯康星大学是可以招收女生的，这样，才使她得到了能跟男生一样平等地接受更高级教育的待遇，不至于使她成为一个因受性别岐视遭遇不幸的女孩。
除了申请入学的困难以后，琼·辛顿很顺利地走上了专心致志搞科研的道路。
原来她在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实验室搞质子加速器当助手时认识的物理学家布鲁诺•罗西等人也到洛斯阿拉莫斯来了。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了解琼•辛顿是个勤于思考动手能力强，意志坚毅的女孩。他们便约请她参加到他们的实验小组来一起活动。这个小组是由意大利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直接领导的，人员的素质都很强。琼•辛顿高兴得很，她为自己能直接进入这个小组，能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个性极强治学严谨的费米教授的直接指导下进行核裂变方面的试验，她为此而感到荣幸。她企盼着来到这个团体在理论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实践上增长更多的才干。
进了小组听同事们介绍，原来他们以前在实验里所进行的核裂变的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于是，美国政府高层领导已经高度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在他们所制造的这个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沟里，美国政府已集中了几乎所有欧洲、美洲与这门科学有关的科学家，专门来试制原子弹。当时他们听说希特勒纳粹也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作斗争比速度，他们正在日夜兼程地努力工作，决心要赶在希特勒纳粹前面把这种武器试制出来。
这个原来荒凉的小山村从此开始热闹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洛斯阿拉莫斯已经成了世界核物理研究的中心。这里有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又有各种技术工人和加工设备等，来到这里的人员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琼•辛顿感到：作为一个小小的研究生，能和这么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在一起工作，真是一个增加学识增长才干极难得的好机会。
因为工作场所有限，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常年与世隔绝，没有娱乐的条件，但是他们的心境是宽畅愉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星期天放假的时候，他们常常成群结伙地到试验基地附近去爬山、滑雪，虽然仍有部队的人员在巡逻，虽然跟外面的社会隔绝着，但他们毫不介意，毫不孤独，他们纵情地相互追逐着嬉闹着痛痛快快地玩着。
在试验基地里工作，大家都很努力。由于有世界一流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康普顿、费因曼、丹麦人尼尔斯•玻尔、化学家西博格、数学家匈牙利人诺伊曼的指导和参与，他们控制原子能的水平越来越高，很快他们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为“开水锅”。因为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人才荟萃的集体里，琼••辛顿确切地感觉到：她的学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速地增长积累起来，她可以说俨然乘直升飞机一样一下子到达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她觉得：实验室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在一点点地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作为一个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她正在把全部的精力和情感都集中到这里。
由于高度保密的需要上级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凡是进入这个小山沟的人员都要出示蓝、白两色通行证，家里的人不能来看她，只知道她学习工作的地方是1663号邮政信箱，私人信件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控制，谁都不清楚她正在从事的是一种什么研究项目。虽然她很惦念她母亲的健康，惦念姐姐，很想知道哥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什么工作，同时也想知道欧文•恩格斯特回到自己的家乡养奶牛，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她平时忙得顾不上想这些，但是偶尔想起来，她会暗暗地祝福这些人全都平安，全都跟她一样幸福，一样交上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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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试验基地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第一批攻击机183架，对美国珍珠港进行偷袭，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接着，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这之前的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了一个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负责的委员会，要求就所有关于核裂变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并在总统的关注下制定了“曼哈顿工程”或称S—I。S—I是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科学工业工程，也是最重要的，保密得最好的战争机密。这项计划交给工程兵团全面负责，由莱斯利·S·格罗夫斯将军主管。计划的发起是出于担心纳粹德国也在干同一件事，为了比纳粹德国更快地将这项计划尽早完成，美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耗资20亿美元，有20万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进去。其中仅有少数人对计划有些模糊的认识，其他人诸如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以及基地许多高级将领都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么。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在他身后没有留下书面的政策条文，只是于1944年秋天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海德公园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协议，仅称新武器一旦研制成功，“经过深思熟虑后，也许会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并且会警告他们说将反复进行这种轰炸直至他们投降”。

1942年秋，琼辛顿从大学毕业，考入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成为一名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琼辛顿经常到大学的图书馆去借阅一些诸如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奥地利女物理学家迈特纳核裂变理论的书籍，或者去图书馆的阅览室去找几本时常刊登有关物理“链式反应”、“原子堆”、量子力学、同位素等论文、资料的杂志。她每天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几乎总是泡在图书馆里，连以前每晚当作功课进行的小提琴练习，或者每到礼拜天惯常的骑着自行车去野外锻炼，都不得不暂时放弃一阵子。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时间几乎都安排在课堂和图书馆。她在钻研着核裂变方面的学问，大量繁复的数据、公式、原理在她的脑子里周旋，被她用自己所擅长的理性思维的方式梳理得井井有序。她迷恋着核物理学，她热衷于这门纯科学的专业，已立志毕业后投身到这门专业中去为造福人类做出一番成就。
威斯康星大学位于麦迪逊市，在校就读的琼·辛顿不能经常回家，只是偶尔闲暇时给母亲或给哥哥姐姐写封信联系一下。
已经从大学毕业的比尔·辛顿没有找到相应的职业。他跑到欧文·恩格斯特的家乡去组织农会，他说他自己要为农民们做点服务性的工作。但是他至今尚没有打开工作局面，许多事干得并不顺利。据他反映说，欧文·恩格斯特半工半读的学业已经中断，他辍学的原因无非是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的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失去了工作的欧文·恩格斯特无力坚持到大学毕业，已经回到纽约州农场饲养奶牛。据说，在总统颁布了“选募合格兵员法”以后，他准备卖掉自己饲养的三十几头奶牛应征入伍去参加对日作战。
琼·辛顿了解比自己大几岁的欧文·恩格斯特虽然在学业上，在钻研学问的造旨上比自己远远有些逊色，但她钦佩他，尊敬他所具有的善良、勤劳、正直、坦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品质，她同时对家境贫寒身处逆境的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只是她跟自己的哥哥一样，觉得没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他，只能靠他自己到外边的社会上去闯荡，去奋斗来改变这种不幸。以后，他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机遇，他到底能闯出一番什么样的局面，琼·辛顿不会揣度，也不想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想这方面的结果。她眼下正忙于执着地探索有关核物理方面的理论，除了听指导老师讲课，她还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籍、杂志及相关的资料。
有些书籍她已经看过了，新来的有关杂志每一期她都不能放过。但是近来她发现：她以前经常能在一些杂志上找到有关原子核反应方面的译文和资料现在已差不多很难再找到了。不知为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资料怎么骤然间大量地销声匿迹了呢？难道这一类的知识已经成为某一种不可公开的秘密吗？
她吃过午饭又到图书馆去查阅，除了已翻阅过的旧书和过期的杂志期刊，她没有再找到关核物理量子力学的文章。她只得借了几本与此无关的书籍，但是她看不下去，于是索性还了书，起身去图书馆外的物理系大楼。
外面开始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虽然湿润清新，天空却有些灰蒙蒙的让人感到压抑。学校大院植物园里栽培着一株株直挺挺的紫罗兰，正绽放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花。要是往常，琼·辛顿有可能会停下来用上几分钟观赏一番，然而现在她只是匆匆地走过，连看都没心思去看。
物理系大楼的半地下一层有一个平日里用来做原子加速器的实验室。现在这个实验室的门虚掩着，琼·辛顿推开门走进去。她当时大吃一惊：原来这个摆满原子加速器有关实验设备的房间里已经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靠楼外面的墙被凿开一个大洞，连旁边的窗框也被砸掉。琼·辛顿揣测加速器肯定是从这个大洞口被人迁移出去的。
为什么要把当作教学实验的原子加速器搬走呢？是谁需要这些教学设备并把它迁移出去呢？琼·辛顿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
于是她到教研中心去找老师询间，教研中心的几个房间的门都紧锁着，她一时找不到熟识的人。
不过几天的时间，原子加速器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和琼·辛顿的指导老师都相继失踪了——随原子加速器一起不知去向。这引起了琼·辛顿的猜疑，她起初是迷惑不解，后果她想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变化肯定跟当前进行的战争有关：由美国正在参战的第二世界大战需要原子加速器，需要核物理方面的理论的实践。一想到这里，她有些神情兴奋，又有莫名其妙。她懂得美国卷入了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去侵略别的国家，而是要制止一些无辜的国家和人民惨遭法西斯德国、日本的侵占蹂躏，她觉得美国当然要义不容辞地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晚上躺在床上展转反侧，她一时睡不着。她在想原子武器到底能有多少威力，她在想美国政府是否会用它伤及无辜。当时，她对有关核原子武器的杀伤力程度的了解还很有限，但她有些担忧。她内心里不想把美国政府方面想像得太坏，她揣测美国政府方面一定会考虑得很周全，他们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肯定会很慎重，绝不会伤及无辜干过头的事。
1944年的一天，学校教务部门下了个通知，要求在物理系学习的研究生集合起来统一被安排去一个新的实验场所。
从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到几千公里以外的西南部新墨西哥州，大家乘火车到了一个叫拉米小站又换汽车，沿着狭窄的山路跑60英里，路上很是疲惫，然而到达的目的地却是美国西南桑格雷一德克里斯托山脉的东麓，靠近洛斯阿拉莫斯 峡谷的台地，保密代号为“Y基地”，一片荒凉，人烟稀少的僻静地方。
琼•辛顿以前在专收女生的波士顿学院上的大学，她不知道美国的许多大学是不收女生入学的。她母亲是个很坚定的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坚持要她继续在学业上深造，支持她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当时在许多大学中只有极少数大学诸如威斯康星大学是可以招收女生的，这样，才使她得到了能跟男生一样平等地接受更高级教育的待遇，不至于使她成为一个因受性别岐视遭遇不幸的女孩。
除了申请入学的困难以后，琼·辛顿很顺利地走上了专心致志搞科研的道路。
原来她在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实验室搞质子加速器当助手时认识的物理学家布鲁诺•罗西等人也到洛斯阿拉莫斯来了。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了解琼•辛顿是个勤于思考动手能力强，意志坚毅的女孩。他们便约请她参加到他们的实验小组来一起活动。这个小组是由意大利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直接领导的，人员的素质都很强。琼•辛顿高兴得很，她为自己能直接进入这个小组，能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个性极强治学严谨的费米教授的直接指导下进行核裂变方面的试验，她为此而感到荣幸。她企盼着来到这个团体在理论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实践上增长更多的才干。
进了小组听同事们介绍，原来他们以前在实验里所进行的核裂变的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于是，美国政府高层领导已经高度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在他们所制造的这个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沟里，美国政府已集中了几乎所有欧洲、美洲与这门科学有关的科学家，专门来试制原子弹。当时他们听说希特勒纳粹也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作斗争比速度，他们正在日夜兼程地努力工作，决心要赶在希特勒纳粹前面把这种武器试制出来。
这个原来荒凉的小山村从此开始热闹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洛斯阿拉莫斯已经成了世界核物理研究的中心。这里有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又有各种技术工人和加工设备等，来到这里的人员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琼•辛顿感到：作为一个小小的研究生，能和这么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在一起工作，真是一个增加学识增长才干极难得的好机会。
因为工作场所有限，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常年与世隔绝，没有娱乐的条件，但是他们的心境是宽畅愉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星期天放假的时候，他们常常成群结伙地到试验基地附近去爬山、滑雪，虽然仍有部队的人员在巡逻，虽然跟外面的社会隔绝着，但他们毫不介意，毫不孤独，他们纵情地相互追逐着嬉闹着痛痛快快地玩着。
在试验基地里工作，大家都很努力。由于有世界一流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康普顿、费因曼、丹麦人尼尔斯•玻尔、化学家西博格、数学家匈牙利人诺伊曼的指导和参与，他们控制原子能的水平越来越高，很快他们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为“开水锅”。因为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人才荟萃的集体里，琼••辛顿确切地感觉到：她的学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速地增长积累起来，她可以说俨然乘直升飞机一样一下子到达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她觉得：实验室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在一点点地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作为一个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她正在把全部的精力和情感都集中到这里。
由于高度保密的需要上级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凡是进入这个小山沟的人员都要出示蓝、白两色通行证，家里的人不能来看她，只知道她学习工作的地方是1663号邮政信箱，私人信件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控制，谁都不清楚她正在从事的是一种什么研究项目。虽然她很惦念她母亲的健康，惦念姐姐，很想知道哥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什么工作，同时也想知道欧文•恩格斯特回到自己的家乡养奶牛，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她平时忙得顾不上想这些，但是偶尔想起来，她会暗暗地祝福这些人全都平安，全都跟她一样幸福，一样交上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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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7 12: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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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回家务农的欧文•恩格斯特和筹办农民协会的比尔•辛顿
纽约州地处美国的东北部，这里有大片的平坦辽阔一望无垠的草原。草原上到处放牧着一群群的黑白花奶牛，体型厐大而健壮的奶牛时而在低头啃着地面上的青草，时而扬起头咀嚼着，在草地上缓慢地蹓达着。
太阳已经升起来，高高地悬挂在天上，将草地晒得暖洋洋的。早晨湿湿的露水已经快哄干了，牛吃草也差不多吃饱了。欧文•恩格斯特用细长的鞭子驱赶着牛群返回他家的牛栏。
自从美国政府对日宣战以后，欧文•恩格斯特中止了半工半读的学业，从康奈尔大学回到了乡下。他刚刚从几个哥哥那里借了点钱筹办了自己的奶牛场。但是牛奶公司的收购价格压得太低，奶牛场的经营没有多少效益，他总担心借款还不上，现在正考虑要把这些奶牛卖掉抵债。比尔•辛顿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跑到欧文这里的农村，心想着找一些为农民服务的工作项目。
他俩早已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以前在学校便经常在一起探讨人生，评论时政。他俩难免在相互间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便争论起来，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比尔•辛顿拍拍欧文的肩膀说：“老兄，让历史作结论吧，反正你的意见可能正确，我的意见也不一定错误。”
这一次比尔来找欧文，不是来跟他争论，主要是想在欧文老家这一带筹建一个农民协会。
欧文早就有过要办一个农民协会的愿望，但是他对能否在这里顺利地筹建起来没有信心。他记得自己十来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些奶牛，父母把这些奶牛当成家里的宝贝精心地饲养着。春夏季节欧文跟他的兄弟姐妹们每天赶着牛到草地上去放牧，秋天还要到草原上割草并将草料贮存起来为奶牛过冬做准备，那时家里也能有些欢乐的气氛。可是二十年代末，国内到处出现了经济危机，规模越办越大的牛奶公司千方百计地想压榨剥削农民们，不断地降低收购牛奶的价格。因为农民办不起牛奶公司，只能把每天挤出来的牛奶出售给具有垄断权力的大亨们。倘若谁敢出头跟他们讲讲价评评理，牛奶公司就不收他的奶，让他的奶变酸变质，因而农民们气愤极了。
欧文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一天夜里，他正在熟睡中，一阵嘈杂的谈话声把他给吵醒了。他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发现几个邻村的农民来找他爸爸商谈一些事情。这几个农民家里都饲养着奶牛，而且因为大家相互之间居住得很分散离开得较远，平时很少有机会相互来往。小欧文躺在床上一边听他们在交谈一边觉得纳闷：大人们在一起这样磋商已经不止一次了，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在为什么而悄悄地商议呢？
“牛奶公司的老板欺人太甚，我们如果不把牛奶收购价提高起来，我们就没有活路啦，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公司的老板斗争到底！”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伯伯对爸爸鼓劲说。
“好吧，大家要抱成团儿去斗争！”爸爸赞成地回答着，情绪很激愤，“肯定要给公司老板点厉害看看！”
第二天早上小欧文赶着家里的牛群去放牧，他看见每天都开来的汽车照常开着来了。那几个大腹便便的属于牛奶公司的收奶员，发现农场里的人没有主动出来接应他们，便感觉有点反常。但是他们表现不在乎的神态，故意耀武扬威似的高声喊起来：“要卖还是老价格收奶，谁也别想抬价，不卖就算了，现在养牛户太多啦，也不是你们一两家！即使按这个价收奶，我们还收不过来呢！”说着他们坐上汽车要离开。
“走！咱们到别的地方收奶去，咱们不稀罕你们的这点破奶，看你们不卖奶到哪儿去弄钱用！你们不卖咱们奶，你们的奶就要全部坏掉！”这几个人骂骂咧咧地唠叨着，恶狠狠地发着诅咒。
但是汽车已经开不出去了，有人已经在离开农场的路上放了几棵大树挡住去路。
牛奶公司的人还想发发威风咒骂几句，但他们看到从农场里走出来一帮人的时候，这几个收奶员便将刚要发作的嚣张气焰收敛起来。这时从农场里走出来的十几个壮汉有的手里拿着叉子，有的操着木棍，这些人又扎汽车轮胎又砸收购牛奶的大铁桶，甚至有的走过去要将几个收奶员从车里拽出来胖揍一顿。这几个牛奶公司的人员只得狼狈不堪地弃车而逃。
农民们愤怒地发泄一通以后指着这几个牛奶公司的人员后背警告说：“我们联合起来全都不供给你们牛奶，看你们公司能靠什么赚钱？！”
当时小欧文也俨如大人们那样，在后面挥动着小拳头向几个逃窜的收奶员示威。事后当他得知，牛奶公司不得不将收购牛奶的价格多少往上调了一些以后，他感觉痛快极了，当时他幼小的心灵里便萌发了反对剥削要求平等的种子。
然而牛奶公司的小小妥协让步毕竟是暂时的，缺乏资金也缺乏市场开发能力的农民们，面对不断萧条下去的经济形势，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的羁绊。
小欧文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的农民们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他只是感到社会不公平，世间不合理，但一时找不到出路，他曾想自己长大以后去当一个出色的畜牧专家，让穷苦的农民们多养牛多出奶，积攒些资金建立自己的牛奶公司，有了实力就再也不用受资本家的欺压。
于是他产生了要上大学的强烈愿望。
一九三八年，二十岁的欧文·恩格斯特走出家乡，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市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化工厂的实验室当临时工，他想挣一点钱作学费。因为他上大学钻研畜牧专家的志向始终不渝，没有上学的费用，他只能走半工半读的道路。
后果他考上了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农牧系，并有幸结识了比尔•辛顿。
他在大学念了两年的时候，美国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内经济萎缩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半工半读的路走不下去了，他只得辍学回家务农。
牛群在草原上移动着，一只只黑白花奶牛时而停下来自由自在地吃草，时而仰起头来打着响鼻……欧文•恩格斯特每天出来放牧，心情是郁闷的。他只能把在大学里没念完的课本带回来自己看，不明白的地方问问刚到乡下来探望自己的好朋友比尔•辛顿。
已经大学毕业的比尔·辛顿没有找到适应自己的工作，他到乡下来不仅仅是为了跟欧文·恩格斯特叙叙旧时的友情，他到这里来是想实现自己多年来为农民服务的夙愿。
比尔•辛顿住在欧文•恩格斯特家里，跟他商讨起如何为农民们筹建起农民协会的事。
“农民有了自己的协会组织，会有很多好处，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比尔说。
“我是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农民协会，可是其他的农民呢？他们很多人不自愿，他们认为没必要。在这个所谓市场竞争的社会里，农民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了，无论如何他们觉得自己斗不过垄断资本家！” 欧文•恩格斯特对比尔•辛顿的意图有些保留意见。
但是比尔•辛顿下定决心要干下去，他每天东奔西跑地去邻近的农场找农民谈话。
许多农民尙处于不觉悟的状态，他们确实没有认识到应该团结起来，有建立一个农民协会组织的必要。他们或许以前也曾经组织过，但是他们的组织终究敌不过垄断资本家的强大势力，不得不以失败而中止解散。
由于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态，欧文•恩格斯特对政府和一些媒体的宣传论调早就疑虑重重。他以前读过马克•吐温的书，读过德莱塞的小说，早就认识到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神圣”、“美好”、“民主”、“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厌倦了虚伪的吹捧，他要追求实实在的真正的进步和光明。
在美国有些国会议员，有些大学里的讲师教授，还有一些控制时尚报刊书籍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几乎是整天价地在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简直是“恶魔”“鬼怪”，布尔什维克简直是“作恶多端”“十恶不赦”。欧文•恩格斯特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越是有人污蔑诽谤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越要找出有关的书籍和第一手资料认真地读一读，好好地想一想，分析一下“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想人云亦云地盲从，更不想受人愚弄和欺骗。
他跑到大学图书馆翻阅了一些有关苏联的图书、资料，他从比尔•辛顿那里借来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他的眼睛明亮了，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起来：原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按劳分配”，他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再受资本家、农场主的剥削压迫，他们人人有工作，而且不存在经济危机和破产的威胁；他们的子女不存在失学辍学的问题，他们的日子过得多么舒心啊，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啊，那里的工人农民多么让人羡慕啊！
比尔的姐姐瑾•辛顿参加了一个激进左派组织，思想很进步，她时常带给比尔一些马克思及其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的著作。欧文•恩格斯特是比尔•辛顿的好朋友，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借来一起读，对自己影响很深。
几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应该是能够争取自身最终解放的阶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的矛盾产生的，不是任何社会改良措施所能根治的，无产阶级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剥夺资产级，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实，才能让劳苦人民翻身做主人。
与此同时他又读了几本关于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和第二国际历史斗争的书，他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之所以屡次失败，不但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强大，而且因为无产阶级缺乏斗争经验，没有形成更有规模的组织，没有及时清除资产在工人队伍内部寻找并培养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是同样妨碍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敌人。
他记得十年前，正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了美国全国时，罗斯福总统为了挽救危机，实施“新政”使全国的商业局势好转起来。于是经济刚刚得到复苏以后，城市的工人们大批地纷纷参加工会组织，工人们举行群众集会，举行罢工、游行，组织工人纠察队，来同企业私人老板、工贼政客，社会警察、法官周旋。罗斯福的大部分改革方案和救济计划，以及罗斯福为解决当时紧张的劳资关系制定的瓦格纳法，不仅仅为了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权力，促进建立强大的工会，而是为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经济，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让控制工人运动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帮他们提供选票、金钱和组织。
当时的劳工关系确实得了调节，经济危机也得到了缓解。
不过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这几年，罗斯福的“新政”收敛以后，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又开始出现，形势时好时坏，工运的高潮早已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农民运动高潮很难兴起。比尔•辛顿要组织农民协会是一件好事，可是许许多多的农民本身对这个倡议没有信心。他们奋斗过也失败过，他们不相信这个协会一旦组织起来对他们会有什么作用。
比尔•辛顿是去年秋天到乡下来的，他住在欧文•恩格斯特家里快有半年了。半年来，他几乎天天到左邻右舍的农场庄园去给贫苦的农民们讲道理做工作。他找农民们谈话时态度是很诚恳的，谈的也很务实。但是他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加入他准备筹建的组织。
一次，欧文•恩格斯特想帮比尔做一些相应的工作，便问一个他熟识的农民：“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农民协会呢？比尔可是个好人，他确实是想为农民们谋利益呢！”
那个农民犹豫了一会儿，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比尔找我们谈了好多，他可真是个热心肠的青年，但是农民协会能有什么用呢？现在政府不支持，私人企业老板我们惹不起，我们的力量凑不齐，我们交点会费也是不顶用。”
欧文•恩格斯特赶着牛群回到牛栏以后，忙着给牛挤奶，绞拌精饲料喂牛，打扫清理围栏里的牛粪，忙得不亦乐乎。
比尔•辛顿有时从外边回来早点，也来帮他伸一把手，干活忙里倫闲时，或者俩人坐下来吃饭时，难免要有一些思想观点的交流；比尔要跟欧文汇报一下这几天做农民动员工作的情况，欧文也会给他提几条可供参考的建议。于是他们又开始辩论起来：
“有人以为，罗斯福十年前就任新届总统，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尤其是劳工政策和福利政策引到他的‘新政’中来，把国家看作是平衡各集团利益的机器，而不只是少数财富集团的看守人，他能及时调整贫富不均的不合理机制并使之变得公正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所崇尚的放任政策，从而从根本上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你认为有道理吗？你同意这一观点吗？”比尔问。
“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完全对。罗斯福的‘新政’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茍延残喘做一次顽强的挽救，他杜绝不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欧文回答着。
“但资本主义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我看一次两次十几次的经济危机也要不了它的命！”比尔说着手舞足蹈般打着手势，“我找一些农民谈话，他们在等着罗斯福在实施下一轮的‘新政’，他们不愿组织起来斗争，他们认为‘新政’是有效果的。”
“但是即使在罗斯福实施‘新政’时期，全国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居住困难，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新政’毕竟不是社会主义！”
“那你说应该怎样争取社会主义?”
“我说应该像苏联那样,至少像现在的中国红军那样,让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红色根据地。像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描写的那样，人民武装起来闹革命。我看了那本书，非常让人振奋，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可是在我们美国国内，工人们只为一点点经济利益而斗争，农民们根本组织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啊？”欧文开始说得很激动可是说后面一些话时又显得很迷惘和苦恼。
比尔站起来拍拍他的后背，开导着对他说：“美国人民的觉悟水平还不够高，还需要人们做工作多努力，我们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气馁，我们要从点点滴滴的工作做起。我相信美国总会有人民起来搞革命的机会，共产主义事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美国也不例外！”
欧文听比尔这么激情地渴望革命斗争的火焰在美国国内燃烧起来，这么憧憬地向往着追求着共产主义的真理，他苦笑地喟叹着：“现在离你说的事业还远着哩！眼下这当儿美国资本家们唯利是图，为了自己私利，压低价收购农民的牛奶，然后抬高价出售。为了保征他们的利润不受损失，可以把整桶整桶的鲜奶倒掉，也不会白白把鲜奶施舍给那些面带菜色的流浪儿，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长期失业领不到足额救济的工人们！”
“所以，农民们不敢得罪资本家，怕他们不来收购牛奶，农民们不敢跟资本家争论收购价格，更不敢组织起来，美国农民比起中国农民差得远啦！”比尔也不得不点头承认欧文的看法。
“那么，咱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中国看看，去体验一下那里的气氛？”
“我去过中国，我会争取再去一次！”比尔口气坚定地说着，又自言自语地重复一句，“是的，我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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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7 12: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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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操纵“曼哈顿工程”的美国政要们
在杜鲁门因罗斯福病逝继任总统职务的就职宣誓会议刚刚开过，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内阁阁员政界元老，72岁的史汀生主动留下来要单独跟新任总统说一件极为紧要的事情。
“是一种什么极为紧要的事情？”杜鲁门很关切地问，过去作为副总统时他对有些事情不甚了了。
“是关于一种能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的炸弹，我们军部正在试验研制。”
曾经所知甚少的杜鲁门总统显然对史汀生所提的问题感到震惊。
安排完罗斯福的葬礼以后，有一天杜鲁门突然带着总统的全班人马，无视传统规定擅自离开白宫，驱车前往国会山。在为民主党、共和党和参议院、众议院的17名议员们准备的午餐会上，他指使警察和特工人员将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先清出门去，然后才宣布不久将要告诉议员们“一项可怕的工作”，并且希望得到议员们的支持。
1945年4月25日，杜鲁门就职第12天，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又去了白宫。“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莱斯利·S·格罗夫斯将军稍后从侧门被领进去，以避人耳目。史汀生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打字的备忘录，杜鲁门开始吃惊地阅读起来：
“4个月内我们将完全可能制成人类历史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武器，它是一颗可能摧毁整个一座城市的炸弹。”
史汀生在备忘录里告诉他：虽然美国和英国共同开发这一“最可怕的武器”，但是目前只有美国具备制造能力。史汀生介绍说：“著名的物理学家，首次提出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艾伯特·爱因斯坦，1933年在遭到纳粹德国谴责之前已经离德赴美，在普林斯敦大学高级研究所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鉴于德国已有一些核物理学家，诸如德国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柏林大学教授沃纳·卡尔·海森伯等开始研究核裂变和量子力学的问题，1939年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督促研究新发现的核裂变的军事用途。虽然他后来没有进一步参与开发原子弹的研究。史汀生说：1941年罗斯福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探究发展核 裂变式原子弹的可行性，要求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阿瑟·霍利·康普顿去主持这个委员会。康普顿参与了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1942年负责“曼哈顿工程”的格罗夫斯将军又决定任命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家教授丁·罗伯特·奥本海默为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主任，负责原子弹的设计和组装。史汀生说：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能力不会长期保持下去；在今后几年中，很有可能开始造这种武器的国家是俄国。史汀生后来又俨然耸人听闻地说：考虑到世界道德进步情况，现代文明有可能被彻底摧毁。
后来当杜鲁门看完备忘录时，格罗夫斯将军被人领进来，交给他一份关于“曼哈顿工程”的约25页的报告。
杜鲁门了解到史汀生不仅关心原子弹缩短战争的能力，而且关心着它在决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史汀生请求批准建立一个专门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新力量“的含意并定期向杜鲁门总统提供资询。
杜鲁门很爽朗地答应说：“你们好好干吧！”
后来杜鲁门又在史汀生的备忘录上批注道：“我对资金开销数额并不感到忧虑，因为我作为总统完全同意搞这项计划 。”
但是关于这颗炸弹能否起作用，当时谁都说不准。据格罗夫斯将军说，到7月初第一次试验才能准备就绪。
1945年5月7日，纳粹德国最高司令部向盟军三方投降，欧洲长达五年的战争即将结束，只差苏德战场上的最后消息。
苏联红军在斯大林元帅的指挥下，正向德国易北河挺进。他们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一举攻占并解放波兰、东德、波罗的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的大片领土。对于英国丘吉尔、美国杜鲁门等资产阶级政要们来说，这将成为“令人堪忧”的“欧洲史无前例的事件”。
在不久即将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晤谈判中，美国要显示它的某种优势，因而“曼哈顿工程”正在加紧实施。
完全由文职人员组成的高度保密的S—I即“曼哈顿工程” 临时委员会，除了由史汀生担任主席外，还包括8名成员，其中有3位著名的科学家参与该工程的研究。
1945年5月9日，星期三，第一次会议在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召开。参与开发原子弹的四位物理学家组成的专门顾问小组参加后来于5月31、6月6日的讨论。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和阿瑟·霍利·康普顿，加利福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放射实验室的欧内斯特·O·劳伦斯，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丁·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他的实验室组装了一颗原子弹。
在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包括同苏联的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马歇尔将军提出邀请苏联派人来观看第一次试验，贝尔纳斯表达了一种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提法：“尽快推动生产与研究，以确保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充分讨论、委员会和科学家顾问小组一致得出三点结论：
1．应对日本尽快使用原子弹；
2．为了“给尽可能多的居民留下深刻的心理印记”，应对被工人住房和易受毁坏的其他建筑包围的战争工厂使用原子弹；
3．使用原子弹不发出警告。
贝尔纳斯离开会场后，直接到白宫向杜鲁门汇报。杜鲁门说，他只能同意，因为他想不出其他办法。
有一封被称为诚实的人写的“值得注意的文件”的信，被立即传给了马歇尔。这封信是通过正常的安全渠道写给总统的。
写信的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O·C·布鲁斯特。他原来是为S—I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的，但自德国战败以后，他一直为“锁在原子弹中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可能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所困扰。他写道：“毁灭人类文明的想法不是感情夸张的歇斯底里，也不是怪人的疯话。我认为，这是十分现实的，几乎难以避免的结果。”布鲁斯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希望这样被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德国有任何可能在这次任务中成功的机会，我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首先得到 这个东西并在德国有机会毁灭我们之前将其摧毁……只要德国的威胁存在，我们就不得不全速进行……但随着德国威胁的消除，我们就必须停止这个计划。”他要求可以对日本的一个目标使用一颗原子弹作为示范 ，但以后就不要再生产核原料。
信送到了白宫，不知杜鲁门总统看过没有，但信很快便被退了回来。
杜鲁门当时在日记中写道 ：他度过了几天非常紧张忙碌的日子。他当然会认识到原子弹爆炸将造成“难以想像”的破坏和伤亡。
事实上，这一武器的威力没人清楚。科学家专门小组预测的爆炸力相当于2000吨到20000吨的TNT。
史汀生较多思考的是更广泛的历史性后果，他说原子弹不仅仅被看作是一件新式武器，而且也应被看作是人类对宇宙关系方面的革命变化，他像布鲁斯特那样警告说：此计划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末日。”
6月6日，史汀生跟杜鲁门详细地讨论一份报告：
史汀生说他对美国B-29轰炸机轰炸城市日本的报告深感不安。因为日本的目标不像德国，工业不集中，而是分散在雇工的民房中间，空军轰炸时难以把握。史汀生说，随着战争的延续，公众对于轰炸民事目标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总统说，他不愿看到美国的“暴力行为超过希特勒”。同时他担心日本有一些目标可能被常规空袭炸得太历害，以致会使S-I没有“合理的背景”去显示其威力。
听了史汀生的一些所谓担忧的话，杜鲁门总统竟然纵声大笑，他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以后几天委员会和科学家小组成员也曾考虑向日本的某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城市投放原子弹，作为一个技术性示威，但是这种考虑随后被否定了。
奥本海默在代表科学家小组定的报告中说：“在最初使用这些武器的问题上，我们科学界的同事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些建议包括从纯技术性示威，到精心设计的军事应用以引诱投降不等。那些主张纯技术性示威的人希望使原子弹武器的使用为非法，并担心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这种武器，我们在未来谈判中的立场将受到损害。其他人强调立即在军事上使用该武器是拯救美国人生命的机会，并且相信如此使用原子弹将改善国际背景，因为他们对阻止战争的关心多于对销毁这一特定武器的关心。我们发觉自己更接近于后面的这些观点：我们不可能提出什么技术性示威大概会结束战争的建议；除直接军事应用外，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可以接受的其它选择。”
将要成为国务卿的贝尔纳斯提出了他的顾虑，假如事先告诉日本人投掷原子弹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把美国战俘转移到这个地区。被认为对原子弹了解最多的奥本海默强调，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将会比常规的燃烧弹炸死的人少得多，他估计死亡人数可能是两万人。
史汀生告诉杜鲁门，委员会所强调的和所有高级军事顾问们谈论的是，将会制止战争的是这一武器的“冲击性力量”，缺了它，什么也不行。
在一些同研制原子弹计划有关但未参加委员会讨论的科学家中，对这个问题有另外的看法：
芝加哥大学的利奥·西拉德，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才华出众的物理学家，曾与爱因斯坦一道说服罗斯福率先开始实行这一计划。1945年4月初，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引起同苏联的一场原子弹武器竞赛，并且对避免武器竞赛是否比这场战争中打败日本这一短期目标更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意见。由于罗斯福的去世， 这一备忘录未能送出。于是他开始通过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一位朋友安排觐见杜鲁门。他的这位朋友叫艾伯特·卡恩，是一位数学家，为了支付读完研究生院的费用，曾经一度为汤姆·彭德格斯工作过。康内利在看过西拉德的备忘录以后，也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告诉西位德，总统希望他去见贝尔纳斯。西拉德不知道贝尔纳斯对临时委员会的作用，也不知道贝尔纳斯不久将要成为国务卿，在芝加哥大学教务长沃尔特·巴特基和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的陪同下，连夜乘火车赶往贝尔纳斯所在的斯帕坦堡。
就在临时委员会十分关键的最后一次会议的几天前，5月27日，三人见到了贝尔纳斯。贝尔纳斯读着备忘录，马上被其语气的严重所激怒。备忘录说：“只有那些对所涉及的事实有第一手了解，即积极参与这项工作的少数科学家”才能对真实的形势作出评估。贝尔纳斯还认为西拉德本人“过分偏执和狂妄自大”并对其感到厌恶。“他的言谈举止和想参与决策的欲望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贝尔纳斯后来坦言地对别人这样评价西拉德说。
显然，西拉德没有说服贝尔纳斯，更无法说服杜鲁门放弃对原了弹的试验以及对日本本土的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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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7 12: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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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在阿拉莫戈多试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吉普车沿着崎岖逶迤的山路不停地向南行驶。7月的天气闷热异常，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不时地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他们忍耐着酷暑带给周身的不适，随车要去一百多英里外阿尔布开克附近的桑迪亚山去，寻找一个方便的观察点。
在恩里科·费米领导下的试验小组成员们，消息是比较灵通的，他们知道7月16日，按照“曼哈顿工程”将要在保密代号为“三位一体”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沙漠地区试爆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
他们没有被要求直接去参与试爆，虽然有些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很兴奋，得到了信儿以后几乎都不愿失去这一次千载难缝的机会，下午决定驱车去亲自目睹一下那个壮观的场面。
试验小组的几个人中，琼·辛顿是少有的几个青年女性之一，她不怕疲劳不怕炎热，跟着去观看试爆。她时不时地透过窗前的玻璃眺望赫梅斯山岗外陡峭而险峻的深谷，望着路旁怪石嶙峋的岩峰，心里略微有一点战战兢兢，但绝不是那种毛骨悚然的惧怕。
夜幕逐渐地拉下来，车灯已打开，外面的景色也转换成坡度平缓起伏的埃斯帕尼奥拉和圣菲的荒漠地带。周围既有风沙的嘶鸣，又有吉普车驶过沙漠时的摩擦声和发动机的震动声。
司机突然间把车灯关闭了，车速也骤然降了下来，大家明白这是在悄悄地通过被军队封锁的公路。因为由于试验“曼哈顿工程”高度保密的需要，这一带仍然是被军方严格控制的地区，周围被铁丝网隔断了。
吉普车躲过了在公路周围巡逻的部队，又行驶了几个小时，才停在一个小山丘上。大家下了车，爬上一座山峰，然后坐在山坡上屏声息气地凝视着黑黢黢的南面。
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后半夜气温降下来，琼·辛顿感觉身上有点发凉，但她没有睡意。
她期待着25英里以外的南方将要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场景，她知道那将是他们几年来日夜兼程的结果。她跟她的小组成员们一样只了解他们在研制的是什么东西，但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东西将要在什么地方，在战争的什么方面派上用处，并且会真的去投入使用。她以前只听说这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示威工具。除此以外，她更愿意把原子核技术变成一种纯科学的研究，一种研究人类生活的这个物质的自然界是怎么构成的，怎么组织的，有什么异常的能量，有可能怎么造福人类。她和她的试验小组同事们只是一些纯科学家，从搞学问的层次上来说，这些人已站在科学研究这一金字塔的最高点。这些人甚至看不起搞施工的工程师，他们认为试验基地的许多部门的人员都要比他们搞理论的逊色一些。
大家端坐在山坡上，时而交谈几句，更多时间是相互缄默地等待着，注视着远方的天空蓦然间会不会出现奇迹，会不会出现让大家满意的结果。他们不希望失败，他们企盼着自己几年来的心血和努力在那远方的天幕上有一种遂心的表达。
试验小组在恩里科·费米教授的指导下，已经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个代号为“开水锅”的浓缩反应堆。现在这当儿，他们全都满怀信心地等待世界上第一颗代号为“大男孩”的原子弹的爆炸，对它的成功，他们都深信不疑。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成功之后可能带来其它的连锁反应，没有想到这种后果将是极其恐怖的……
他们已经深深地沉浸在令人神情兴奋的期望中，在热切地等待着。有一位同事掏出怀表看了一眼，另一位同事问：“几点了？”
“四点三十五分。”
琼·辛顿明白现在已经是16日凌晨的时候，用不了1小时原子弹爆炸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焦躁的等待会在心里膨胀出一个巨大的空间，沉默的等待会拉开时间的长度。远方的天空仍然是黯然一片，只有几颗晶莹的星星在拂晓前闪烁。
猛地，一个火光突然腾起，天幕上一片光海漾了上来，把一切黑暗的角落都淹浸了，周围的天际俨然猛烈地燃烧起来。
琼·辛顿这时不再感到周身发凉，一股热浪迅速地冲了过来，倾刻间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使她热得难以忍受，似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炙热的火炉。
接下来，不知从哪个方向充斥在空间的火光逐渐地退了下来，返回到光源处——白色的光变成一个紫色的滚动的火球。火球的上端越升越高，直到一大团蘑菇云的火团在上空发出耀眼的光茫，就像太阳从一个山顶升起来一样。
大约两分钟以后，冲击波带着尖厉的声音猛烈而突然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隆隆回响，这是地动山摇般的爆破声在山间不断地回荡着……
这些人的耳膜被撞击着，只得张开嘴不说话，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从这以后，原子弹爆炸声的剧烈的震动终于减缓下来，试验小组的同事们也终于喘了一口大气，他们相互间发着感慨，彼此议论起来：
“我们几年来的绝对机密已经完全暴露给全世界！”
“两年了，我们一直被秘密监视着，当山间的轰隆声传来，我们感觉好像突然被人逮住了，我们已毫无秘密可言。”

 1945年7月17日，苏联、美国、英国战时三巨头在波茨坦召开第一次全会。会上，斯大林态度强硬，为讨论涉及到德国、波兰等一些战后处理问题，跟丘吉尔发生了争执。杜鲁门感到恼怒，他说他可以“用一种武器来对付”斯大林。
7月21日中午史汀生收到了由特别信使送来法雷尔将军写给陆军军部的报告，报告里首次描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情景。午后，这份报告转给马歇尔将军阅过后又是送给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
报告称试验是“成功的，出乎人的最乐观的预料”。炸弹是在一个100英尺高的钢塔顶上爆炸的，“产生的能量”估计相当于15000到20000吨TNT。
报告描述了钢材如何从钢塔上蒸发逸散，在一个直径为1000多英尺的弹炕中被研碎的泥土如何形成浅绿色的铸块。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可怕潜力”。报告写到爆炸产生的“烧灼之光”和“预告世界末日的隆隆声”，并描述了爆炸后的情景：
“整个原野被一种强度比正午的太阳大许多倍的刺眼光芒照得通亮。那是金色的，深红色的，紫色的，灰色的和蓝色的。它以无法形容的清晰和华美照亮了每一座山峰，每一道裂隙以及附近山脉的每一道山脊。……爆炸后五十秒钟，先是冲来了气浪，猛烈地冲击着人和物；几乎立即就随之响起强烈、持久而可怕的怒吼，似乎在预示着世界的末日……
“恩里科·费米在爆炸后曾登上一辆用铅板作内部屏障以避免受到辐射的谢尔曼式坦克，勘察了原子弹在沙漠中所掘出的弹坑，一片陷了下去的区域，半径为400码，镶嵌着绿色的，像草一样的物质，那是沙子被熔化以后又凝结成的。这个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亚利桑那州的陨石坑……”
史汀生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读完这整份文件。史汀生读完以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显得异常高兴，特别是总统“备受鼓舞”。史汀生和总统、国务卿三人感到如释重负——花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如此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总算没有付诸东流。这个东西发挥了作用——它能结束战争——而且这也是引以自豪的事情，如此复杂而巨大的完全是史无前例的任务竟是由美国人胜利地完成了。
很明显，这消息使杜鲁门的信心增强了，他和贝尔纳斯都感到，在未来与俄国人讨价还价的谈判桌上，他们的实力会因此而更加增强。
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的第二个星期，他知道对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能再等了。
7月22日，星期日上午，杜鲁门参加了由他的老朋友，炮兵连随军牧师柯蒂斯·蒂尔南神父主持的天主教弥撒。蒂尔南当时担任驻欧陆军总牧师，是应杜鲁门的请求飞到柏林去的。
早餐刚过，史汀生就出现在杜鲁门面前，他带来了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称最后行动即将准备就绪，需要确定目标城市。史汀生希望把京都从名单中删掉，他说：“京都虽然是重要军事目标，但它曾经是日本的首都，是日本艺术和文化的圣地……”而应把广岛列为第一个目标，因为日本军队的南方司令部和军需库就设在广岛。
杜鲁门同意了史汀生的意见。
以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原子弹在波茨坦扮演了杜鲁门向苏联施加压力的手段。据说，在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前的某个时候，有一次杜鲁门对他的助手说，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他“肯定会用它敲打那些家伙”。
7月30日，杜鲁门收到一份电报：
“格罗夫斯计划的时间表进展很快，现在必不可少的是要在8月1日星期三之前得到你批准扔放的声明。”
已经到了杜鲁门在原子弹问题上作出最后决断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时刻，这个决定只有杜鲁门能拍板。
7月31日星期二早上，杜鲁门用铅笔在粉红色的电报纸背面写下批复：
“建议获得批准，准备就绪后即扔放，但不得早于8月2日。”
杜鲁门在离开波茨坦跟斯大林告别之前，不希望发生任何事情。
在他们第一天见面的午餐会上，斯大林告诉过杜鲁门，他要像战时一样，在和平时期与美国合作，但是，他说和平时期的合作更困难。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明白，这种潜在的紧张气氛自始至终都可以说是存在着的。

第8章  投向日本的原子弹引发了科学家们的抗议
8月6日上午，美国空军伊瑟莱少校驾驶B-29轰炸机奉命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以后他记述了他完成“任务”的过程：
“……9时15分17秒，伊诺拉·盖伊机舱的门启开了，原子弹在空中摇晃了一下，飞机来了一个150度的回转，直冲下了300米，以避开45秒内就会爆炸的火焰……炸弹一爆炸，就放出一亿度强烈的热量，一堆蘑菇状的云朵已经开始升起，广岛就像一大张火床。
“最初是一片强烈的光芒，接着而来的是使一切燃烧的可怕的热气，然后是巨风席卷毁掉了一切，继而又是一阵狂雨。广岛不复存在了，是烧焦的尸体，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人，已被烧得惨不忍睹。那里有一小队士兵开始正摇晃地前进着，突然间他们的眉心处已成了一个窟窿：眼睛已被烧掉。放射性的狂雨使一些人在20年中受尽折磨，慢慢死亡——这就是广岛惨绝人寰的浩劫。”
自1944年起，美国飞机连续大规模空袭日本，至战争结束前共出动14569架次，投弹10万余吨，严重打击了日本军事工业，致使日本居民大量伤亡，近千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在广岛投下代号为“小男孩”的一颗原子弹，当天广岛居民即死亡7.8万多人，炸伤和失踪5.1万多人，全市７万多幢建筑物有三分之二全毁，三分之一半毁。，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上午美机在长崎投掷代号为“胖子”的另一颗原子弹，当时长崎居民有2.3万多人被炸死，4.3万多人被炸伤。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猝然投降，但这种伤害大量和平居民的做法，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按照当时战局实际状况，即使不投掷原子弹，日本亦败局已定；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政治考虑超过军事需要。西方政界人物和美军高级将领亦承认，使用原子弹“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对战局“并无什么重大帮助” 。

几天以后，一个同事手拿着一份新出版的《华尔街日报》走进试验室，马上向大家嚷了起来：
“美国飞机分别往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15万人在烟火中尸骨未存！”
正在试验室聚精会神地做记录的琼·辛顿脑子里一时还在琢磨着试验过程中的问题，同事的话传到她耳边的时候，她愣了一下，但很快便惊呆了。
开始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难以置信，当她把同事的报纸抢到手里的时候，报纸版面一个巨大的标题立刻触痛了她的眼睛。
她和她的同事们内心里差不多快失去了精神上的支点，他们为15万日本平民感到痛惜，为美国军方的惨无人道感到震怒，也为自己的所谓“纯科学研究”工作被人愚弄被人蒙骗充当了不知情的刽子手而感到惶恐不安，并且深深地内疚。
报纸上的消息像第二次强烈的冲击波在猛烈地撞击着洛斯阿拉莫斯这些科学家的良知和一颗颗不乏正义的心。大家议论着，几乎都认为在德国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的。
有人搞来了当时在飞机上拍摄的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秘密录像片，几个人躲在小会议室里观看起来。
当他们看到那可怕的蘑菇云上升的时候，当广岛和长崎被炸成一片废墟，成千上万的日本普通居民被炸得惨不忍睹的时候，琼·辛顿听到她身后的一位科学家同事痛心地长叹着说：“那都是日本平民的血肉之躯啊！”
在一个所谓的学术讨论会上，为了显示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官方把实况录像拿出来播放。大家发现在所有的图像中有一个在上面蚀刻着一个人的胳膊的水泥板。
琼·辛顿气愤地指责说：“这肯定是美国空军草菅人命的‘杰作’！我们能说什么呢？这也是我们从事所谓‘纯科学研究’的结局！我们这些人上当啦！”
“是的，我们原来想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使用原子弹的，可是却真的用了。”一位同事感慨地申辩着，“我们这些搞纯科学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毫无办法来制止。”
有的同事动了脑筋，提出建议：“我们可以把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组织起来，到华盛顿去抗议政府的行为！”
于是大家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纷纷出谋划策：
“对！我们可以提出反对把原子能交给军方控制！”
“我们还可以去阿拉莫戈多，将沙漠的沙子在原子弹炙热下熔成玻璃形成的像釉似的样品带回来，邮寄给美国每个市的市长一份，并附言：你希望你的城市会变成这样吗？”
于是，1945年10月为了反对原子武器，要求加强国际性管制，科学家们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后来1946年1月，这个协会跟其他几个类似组织合并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他们很多人一起乘车去千里以外美国首都华盛顿抗议。
他们以为“曼哈顿工程”是由军方主持的，所以一切问题都出在部队。他们到华盛顿给政府施加压力，游说文官政府控制原子能的使用。
费米教授对他的试验小组人员失望地说：“爆炸前我和几位科学家曾被奥本海默叫去参加过一个由军方史汀生主持的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讨论决定不对日本的城市居民区进行轰炸，原子弹投掷到了日本军事工业区，只是技术性的示威。没想到军方官员们没有诚信，他们把我们这些搞科学的出卖了。”
于是一起去华盛顿抗议的科学家们决定摆脱军方官员的控制，再不能听从他们的摆布，否则，原子弹会惹出更大的乱子。
琼·辛顿是很尊重这位意大利著名核物理学家的，她准备从洛斯阿拉莫斯撤出后跟费米教授到芝加哥大学去继续深造。费米也很器重琼·辛顿这个女学生，他有可能愿意作她的导师允许她到芝加哥大学里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学业。
琼·辛顿在私下里曾跟她的同事们表示过她的担忧：从目前欧洲战场上来看，战胜德国法西斯并攻打到柏林的苏联红军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军事进攻能力，从7月7日至8月2日在波茨坦，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的三巨头会谈情况来看，从9月11日至10月2日伦敦五国外长会谈情况来看，英、美跟苏联在战争赔偿和势力划分上虽然签署了《波茨坦公告》，但仍有一定争执，后来，美、英、法等国不承认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政权，拒绝苏联提出的合理主张，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将来美国会不会利用原子武器来扼制苏联，将原子弹投掷到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土上去？
她的同事们对美、苏各执己见，有的认为她的担忧有道理，有的认为她这是过于多虑。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决不会轻易去侵犯别国——只要苏联不像法西斯德国和日本那样首先使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美国不会轻易动辄使用核武器。
恩里科·费米教授的夫人在后来的《费米传》中曾描绘过洛斯阿拉莫斯“曼哈顿工程”当初在科学家家属们眼中的意义：
“她们最初的惊愕变成了对她们的丈夫成就的莫大骄傲，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为她们自己在这一计划中尽了一份力量而骄傲。洛斯阿拉莫斯促成了战争的猝然结束……拯救了成千上万美国士兵的生命，让全世界都在欢呼她们的丈夫所给予美国的这一伟大发现。这些人的妻子们的得意之情是理所当然的。在一片赞扬声中，也出现了一些谴责原子弹的声音，当从一些方面听到了像‘野蛮’、‘恐怖’、‘广岛的罪行’、‘大规模的屠杀’这类话时，妻子们冷静下来了。她们困惑，她们扪心自问，但对她们的疑问却没有找到答案。”
她又说：“对于广岛那次爆炸在洛斯阿拉莫斯给我们的丈夫所带来的变化，我并没有准备。我以前从没有听他们提起过原子弹，而现在他们却什么别的都不谈，他们过去一直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上，而现在整个世界都成了他们关心的对象。在我看来，他们一直好像是以他们通常的那种热忱和献身精神在工作，而现在他们却自己承担起对广岛和长崎的责任，以及对原子威力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所可能造成的罪过的责任。”
恩里科·费米也强调过这样的观点：“科学家们总是生活在某种受到保护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是在那种常说的象牙塔的围墙之中，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成就的实际用途。在象牙之塔里，对科学的贡献其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关于这场原子弹给日本平民造成毁灭性灾难的反应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觉得迅速结束战争已经更大地补偿了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有的人说邪恶在于挑起战争的愿望，不在于新武器的发现；有的人说，根本就不应该制造原子弹，研究人员们应该在他们认识到这种炸弹是可行的那个时候，就停止工作。一些谴责声从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进一步刺激着科学家们的良心。
恩里科·费米的姐姐玛利亚给作为核物理科学家的弟弟来了一封信：
“人人都在谈论着原子弹，这是当然的！……所有的人都由于它那可怕的效果而感到惶惑和惊恐，而且这种不知所措的心情是在与日俱增而不是在减少着。”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当中，有一种犯罪感或多或少是深刻地，或多或少是自觉地被感受到了的。
费米教授已经表示过：1945年年底他要撤出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基地去芝加哥大学的核物理研究所，继续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他要通过严格考核再招收几个博士研究生——无论哪国人，只要天赋聪明，肯于钻研，又不失人类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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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8 1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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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比尔辛顿有幸会见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1945年初春，比尔·辛顿作为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如愿以偿地第二次来到中国。比尔·辛顿这次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为所聘单位委托，根据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形势，分析研究确定能够形成的新的宣传动向，向美国政府提供战局宣传分析资料。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起初几个月，比尔·辛顿跟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组成的小组进行时政宣传，先是在昆明，后到武汉、重庆，给中国军民放电影，还自己动手做幻灯片。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身背放映机爬山涉水顶风冒雪奔波在长江南北的广大城乡。
这一次他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他正在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老百姓的困苦的生活，亲眼观察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和贪婪无耻，亲自感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的精神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尔·辛顿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实际上加入了迎接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行列，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众那种以民族重大牺牲取得胜利后的欢欣鼓舞，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中国正处在新时代的前沿……”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9月9日，日本派遣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递交投降书。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而结束。
在这不久之前，比尔·辛顿按照上级的指示又来到重庆。云遮雾罩的山城，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这里的腐败与黑暗。
比尔·辛顿每天上班都要从一些因饥饿或疾病而死亡的尸体旁边走过，他目不忍睹。沿街乞讨的老人、儿童成群结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垃圾桶旁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觅食者；而那些老式小轿车、美式吉普车满栽着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烂醉如泥的美国兵，不时地风驰电掣般穿过人群；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威胁着贫苦百姓的生计，米店前排成长龙似的求购者，他们眼睛里闪烁着一双双凄楚的目光……
比尔·辛顿对他的同伴说：“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抗战胜利为什么对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改变的迹向？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造成这种通货膨胀和灾难的祸首，是那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家及美国官员。”
有一次他从重庆往武汉，搭乘一架由昆明经重庆、汉口，飞往上海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登机以后，他才看到飞机上除了三名军官外，其他位置空无一人。一打听，原来这架飞机是一名驻上海的空军上校准备飞往昆明购买鸡蛋的，结果到昆明发现鸡蛋的价格比上海还贵，只好空机飞返上海。
因工作需要，比尔·辛顿到东北沈阳采访。他住在一家酒店里，他发现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上海来的投机商人，是国民党高官显贵家族的代办，他们专做黄豆生意。东北是黄豆产区，他们以二角或三角一磅的价格把市场上的黄豆抢购一空，用军用车或轮船运往港口，以七角或八角一磅的价格销售给欧洲。由于运力不足，大批黄豆积压在货场上等待装车。比尔·辛顿所到的车站、铁路沿线，时时看到堆积如山的黄豆麻袋因受雨淋霉烂，然而就在这时，一批又一批饥民饿倒在城乡的道路两旁。
重庆的街道忽高忽低，一到夜里星光与灯光相连，几乎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使人迷惘令人难辨。比尔·辛顿时常跟他的同伴杰·坦纳鲍姆在嘉陵江边漫步，他的思绪就有如那江水一样激情般奔涌。
“中国的问题症结在哪儿？”这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从根本上讲是贫穷，贫穷是万恶之源。”坦纳鲍姆语气肯定地说，“我们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援助，立足点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我担心，有谁能来填满如此贫穷的深渊！”比尔·辛顿叹息着摇摇头。
“当然，主要还得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
“可是，我看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比尔·辛顿又想起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所描绘的中国西北，想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片片革命根据地，想起埃德加·斯诺所采访过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里，比尔·辛顿和他同伴怀着一种渴望和崇敬的心情第一次去红岩村拜访。
据说这里原来名叫红岩嘴，是第十八集团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社就设在这里，周恩来任总书记。
天空飘着细雨，仿佛在昏黄的灯光下，挂着一张丝线织成的网，潮湿的石板路闪烁着青冷的光。比尔·辛顿和坦纳鲍姆小心谨慎地走在那条曲折蜿蜒的小巷里。他们听说，这一带完全处在国务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从报社到华龙桥街口有好几家茶馆，时时有特务扮成“茶客”，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来往人员经常受到跟踪、盘查、甚至迫害。
他俩走进办事处，出来迎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秀美而机敏，她是周恩来的秘书龚澎。她笑容可掬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欢迎他们的来访。
比尔·辛顿和他的同伴在龚澎女士的引导下走进院子里，他俩看见许多工作人员在紧张有序地忙着做事。
就在这个晚上，比尔·辛顿第一次认识了周恩来，他认为这是一次令自己永生难忘的会面。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向他们走来，他的脸上洋溢着礼貌的微笑，他伸出手来跟比尔·辛顿及同伴握手，然后请客人们坐下来一起叙谈。
比尔·辛顿向周恩来作了自我介绍，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前景的疑虑。
周恩来双手抱臂，把头微微向后仰起，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客人们叙说时的表情。然后他神色凝重，充满自信地说：“经过八年艰苦斗争的岁月，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亚洲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为此感到很欣慰，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于感觉这胜利来得快了点，早了点。因为他们始终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把日本法西斯作为第二号敌人。但是不论怎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尽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的意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违背的，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
那天晚上，比尔·辛顿他俩从周恩来的寓所出来，已经是深夜了，比尔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同伴几乎一夜未能入睡。
比尔·辛顿后来向别人坦言：那天晚上，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鼓舞着我，多少天来索绕在我们心中的疑团，突然有一线光亮。同时，一种新的历史观以强有力的来势在我的思绪中撞击……
后来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新的反共高潮，实施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抗日部队主要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已经扩大到19个省市地区，人口达1个亿。拥有抗日正规武装120万人，民兵230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偏处西南一线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要解放区抗日部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国民党嫡系部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准备，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还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与此同时任命了一批投敌汉奸如孙良诚、周佛海为司令长官或总指挥。而作为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的美国政府则加紧实施对华干预政策，不仅援助蒋介石20亿美元的军需物资，而且派遣运输机帮助蒋介石把大批国民党部队运往华南、华中、华北地区。
一出由美国支持，蒋介石、日伪合流的丑剧上演了，但这出戏需要一定的时间。
8月14日起，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家安全大计”。
“毛泽东会不会来？”几乎整个山城都在议论着猜测着。
8月28日，比尔·辛顿接到通知，有重要新闻采访。下午三点多钟，比尔·辛顿匆匆赶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这里已经先到了许多人。他们当中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群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人们三三俩俩地在一起悄悄地交谈着，不时举首遥望天空。此时正是盛夏酷暑，万里无云，蓝天如洗。
突然从远处的天际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旋即在蓝天下渐渐显现出一个银色的光点，它由小到大在阳光下闪烁，紧接着轰鸣声越来越强，随着一阵呼啸的气流，飞机徐徐地降落到地面。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飞机涌去，比尔·辛顿迅速跑上前，占领了拍摄的有利位置。
舱门一开，一位身材魁伟，头上戴一顶白色巴拿马船型帽子的人挥手向人们致意。他身着宽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布鞋。他刚刚走出机舱门，机场上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欢迎毛泽东！”
“欢迎毛先生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大手，迈开大步走向人群，亲切地和一双双伸过来的手紧紧相握。就在这一瞬间，比尔·辛顿拍下来毛泽东在重庆的第一张照片。
毛泽东的身后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还有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跟周至柔、张澜等一一握手，一些记者急切地往前涌，纷纷围拢上去。
“请问如果谈判落实，中共将做何打算？”
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随着潮水似的蜂踊而至的人群在缓缓移动，他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着人们的问题，显得谈笑风生，潇洒自如。
这热烈的场面使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周至柔等人不安起来，生怕发生意外，可又没有什么办法，一个个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就在这时，周恩来突然分开人群走了上来。他不慌不忙地高举起手里的一个文件包，提高嗓门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这里有从延安给你们带来的礼物，请到我这里来取吧！”
于是记者们一下子涌向周恩来，“调虎离山”成功了，毛泽东得以和欢迎的人们握手交谈。周恩来到另一个地方，打开文件包送给每个记者一份“礼物”——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发言：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救国之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最迫切者，为保障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新华日报》当天为毛泽东到达重庆发了号外，整个山城沸腾了。
9月2日，比尔·辛顿和同伴又一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龚澎的带领下来到一间小会议室，龚澎示意他们稍候。
这次他们是专程前来会见和采访毛泽东的。
透过走廊窗户，比尔·辛顿看见毛泽东正在和来自各界的朋友谈话。
毛泽东左手叉腰，右手挥着有力的手臂，随着头部的摆动，浓密的黑发在颤动，使讲话更加生动有力。比尔·辛顿看到毛泽东那宽额下一双深沉的眼睛闪动着很有神采的光。
比尔·辛顿要急于听清楚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不由自主地向窗口走去，他注意到毛泽 东今天穿一件洗旧的军装，皱折很多却很干净，脚上是一双农民常穿的布鞋。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不相信蒋介石的诚意，向毛泽东说：“蒋介石 可能是在摆‘鸿门宴’。”毛泽东说：“我们来它一个假戏真唱，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有何不好？”
有人请毛泽东谈谈有关此次谈判的前景。
毛泽东指出：“国共谈判所争的是民主与非民主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能否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和中国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能否保持的问题，即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因此，谈判必然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避免内战，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作了重大的让步，也一定要以极大的努力克服谈判中的困难，去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还在利用伪军在许多地方攻击解放区人民的军队，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正是‘夺政于民’。如果真的要还政于民，就应该首先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府，承认人民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政治权利，就应该给大后方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结束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他挥动着手臂，果断地说：“民主自由不能靠人恩赐，也不能靠好心肠得到，必须凭自己的努力斗争去取得。”
比尔·辛顿完全被毛泽东的讲话吸引了，直到龚澎热情而有礼地催他们去客厅时才猛地醒悟过来。
就在这时，比尔·辛顿听到一阵有力的脚步声，一抬头，毛泽东出现在眼前。龚澎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注视着毛泽东，发现那是一张非常生动的脸，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却没有明显的皱纹。
比尔·辛顿突然想起斯诺在他的书里有关毛泽东的描述：“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 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比尔·辛顿于是跟毛泽东谈了起来，他感觉毛泽东这个人一见面便让人肃然起敬：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又有着西方人的幽默，喜欢憨笑，甚至于在说到苏维埃的缺点时也笑得那样厉害。他说话通俗，有人可能会感到有些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
比尔·辛顿一时有很多问题要向毛泽东请教，但是他发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好学的人，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毛泽东发问。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的问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而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一定的答案，他现在再次提问只是希望能听到不同的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所得答案是否正确。
毛泽东向比尔·辛顿及同伴坦纳鲍姆详细询问美国劳工运动情况，探讨关于工会和领导人的具体情况，问起了罗斯福死后刚刚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比尔·辛顿曾经在美国国内组织过农民协会时，幽默地说：“当年，我在湖南也担任过农民协会主席。”
谈话处于一种热烈、和谐而欢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天已经很晚了。毛泽东却依然谈兴很浓，担任翻译的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工作，改日再和大家谈吧！”
毛泽东起身和比尔·辛顿、坦纳鲍姆握手告别。比尔·辛顿见毛泽东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微笑着离开时转过高大的身躯，步履矫健地走出房门。
后来，龚澎带比尔·辛顿俩人走进餐厅，宋庆龄女士在那里等待他们共进晚餐。几个简单的小菜、白米饭，大家边吃边聊，气氛很快活。
转眼之间，半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期间，比尔·辛顿多次来到办事处。
在一次由郭沫若主持的在天官府召开欢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比尔·辛顿听了金山关于《屈原》一剧中的独白，观看了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以及身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节目。
延安的朋友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天，回到住所，天已经很晚了，比尔·辛顿和坦纳鲍姆没有睡下，仍然很兴奋地聊了起来。
“延安的文艺是真正的人民文艺！”
“从延安的文艺可以透视出那里的政治是充满生机的政治。”
“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毛泽东离开重庆的前一天晚上，比尔·辛顿再一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这里正在举行由《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主办的欢送毛泽东的联欢会。王若飞、潘梓年介绍比尔·辛顿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我们已经相识了。”
比尔·辛顿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兴奋地对比尔·辛顿说：“记者是个很了不起的职业，斯诺是我们结识的第一位美国记者，也是好朋友，欢迎你们到延安来……”接着他向比尔·辛顿介绍了在场的朋友，他称胡绳是青年历史学家，称戈宝权是苏联文学翻译家，称陶行知是教育家，然后他说：“他们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从他们身上可以写很多文章。”
也就是在这个联欢会上，比尔·辛顿结识了黄炎培、史良、邓初民、老舍、夏衍、冯乃超、叶以群等知名人士。
不久，大厅里回荡起悠扬舒缓的舞曲，周恩来先是和大家共舞，接着又指挥大家一起唱《黄河之歌》。办事处和报社的女同志，还有苏联的女同志一齐拥上来，邀请毛泽东跳舞。毛主席欣然应邀，边跳边谈，问长问短。一位妇同志见王若飞独处一隅，走过去请他跳舞，他摇摇手表示不会，女同志却不罢休，屈膝行礼再次邀请，王若飞不得不站起身，迈开方步，仿佛在操练，引起了一阵笑声。
比尔·辛顿来到陶行知身边坐下，他们已是老相识了。最初的一次接触是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们谈起教育，比尔·辛顿从自己的母亲谈到杜威，陶行知从孔子治学谈到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缘。
后来，重庆一位共产党教师被害，比尔·辛顿跟周恩来、陶行知等一起来到这位教师家中，向英烈的遗体告别。走出这位教师家，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阴沉沉的石板路上，陶行知一句话没有。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直到分手时……
“陶先生，你对毛泽东此行有什么感受呢？”比尔·辛顿望着陶行知问。
“依我之见，内战难免，但共产党光明磊落，以民族利益为重，是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周恩来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周恩来扶着比尔·辛顿的胳膊说：“美国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共同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战斗。”说着周恩来和陶行知一人拉着比尔·辛顿一只手，相互间深情地注视着。
比尔·辛顿未曾想到，此时是他和陶行知先生的最后一别。几个月后，国民党特务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加紧迫害，先是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仆，继而杀害了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遇难沉重地刺激了陶行知，不久，他因悲痛甚深，患脑溢血溘然去世。
那天，比尔·辛顿赶去向陶行知的遗体告别，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来了。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未完全僵硬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哽咽地说：“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
10月11日的清晨，比尔·辛顿和他的同伴，朋友们早早赶到机场，毛泽东已经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那架美式小型客机的螺旋浆已经缓缓启动。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他赶到比尔·辛顿身边时，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到延安来。”
一阵轰鸣，飞机腾空而起。
比尔·辛顿举目仰望着，直到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踏上回归住所的路途，比尔·辛顿恍然若失。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他感到仿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经受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认识和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更。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这个一直使他困惑的问题又一次突然间变得清晰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比尔·辛顿时时有一种期盼，有一种向往，那就是到解放区去，然而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如愿。
比尔·辛顿在美国战情新闻驻华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多，就要回国了，直到登上归途的飞机，他似乎内心里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那就是未能实现去解放区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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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8 10: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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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琼·辛顿送别去中国的欧文·恩格斯特
欧文·恩格斯特的牛场经营得很艰难，于是他便卖掉了家里的三十几头牛和家产，去准备报名应征入伍。
在州立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五官科医生检查出欧文·恩格斯特的一只耳朵听力有失聪的症状不合乎应征入伍的标准，况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结束，美国在国内招收兵员的数量已经大大缩减，欧文·恩格斯特参军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
这时候，他接到正在中国工作的好朋友比尔·辛顿的来信。比尔在给他的信中对中国的现状及他在重庆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情况进行了描述，一下子重新激起了欧文·恩格斯特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他准备立即去中国找一个工作。
他先给正在华盛顿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的瑾·辛顿写了一封信，要求为他介绍一份去中国的差事。瑾·辛顿对自己弟弟的朋友是比较了解的，她当时打听到刚刚筹备起来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需要派人去中国，便回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欧文·恩格斯特。
为了不失去这个能去中国的机会，欧文·恩格斯特就急匆匆地从他的家乡来到华盛顿。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华盛顿这座城市职能单纯，无工业企业，商业也不发达，这里主要集中了国家政府的许多要害部门，如总统府、国会、国务院、国防部等。
在西北区，穿过国会大厦向西走到波托马克河畔的林萌大道，欧文·恩格斯特找到了瑾·辛顿工作的部门。
瑾·辛顿极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找了相关的人为他进行了介绍和推荐。
瑾·辛顿在为他打探能否聘用的确切消息，要他在华盛顿等待几天。
在林萌大道的中部，欧文·恩格斯特瞻仰了170米高的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回到国会大厦广场，参观了大厦中心圆穹形屋顶的圆形大厅和东侧的国会图书馆，又去了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的白宫。他踯躅在整洁宽敞的13条斜形大道上，在马萨诸塞大街北面的使馆区观光游览了大半天。
晚上，瑾·辛顿在宾夕法尼亚以北的商业区小饭馆招待欧文·恩格斯特，琼·辛顿也来坐陪。
欧文·恩格斯特早已听比尔·辛顿介绍过自己的妹妹情况，知道琼·辛顿已经在纽约州立女子学院毕业，又考上了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即将成为年轻的女物理学家。他对这位女才子敬佩又羡慕，知道她完成了学业以后将有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和优越的地位。所以尽管她从不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学识，从来没有轻率地卑视他的举止，他仍然不敢有非份的想法，他只是把她当作自己朋友的妹妹，一个学习刻苦、治学严谨，为人热情、平易，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女学生。
琼·辛顿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哥哥的朋友，她听说他正在想办法到中国去工作，便非常感兴趣地提了几个问题：
“我哥哥说在中国，共产党是最有希望的，毛泽东比蒋介石更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你相信吗？你想去实际考察一下吗？你太幸运啦，你和我哥哥有机会去中国太幸运啦！我赞成，我支持你们的行为。”
“那么，你愿意到中国去吗？”欧文·恩格斯特冒昧地问，他无意了解她的打算，不过是随意试探一下。
“我也想去，但是我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专业。美国的女物理学家太少了，我想在这方面继续深造。”琼·辛顿很坦率地表白，“核物理研究不仅可以应用制造原子武器，而且还可以用来发电，可以在农业、医疗等许多方面造福人类事业。”
于是欧文·恩格斯特很关切地问到不久前美国飞机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情况，并表明了他的态度：“我看这样干有些太残忍啦，日本投降是早晚的事，根本没必要扔下原子弹去炸死那么多的日本平民百姓！”
琼·辛顿向他和她姐姐解释说：“我现在到华盛顿来，就是来找美国政府交涉，强烈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摆脱美国军方的控制，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对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
“我们认为是军队出了问题，我们很多人已经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华盛顿来宣传，要求文职政府控制核武器。我还和我的一些同事到阿拉莫戈多沙漠将试验原子弹时被高温辐射溶化了的沙砾取来，制作几十个标本。我们到美国一些城市作巡回演讲，反对核威慑，反对随意使用原子弹残害成千上万的各国人民。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就将沙砾标本送给市长一份，告诉他们：‘如果你的城市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就会是这个样子！’”
瑾·辛顿说：“你们俩一个要去中国工作，一个要在美国国内研究核物理，要反对核威慑，这都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业，都是值得支持的正义的事业！”
欧文·恩格斯特说：“这要感激您，这些年来您没少在思想上帮助我提高觉悟，使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弄清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因为我读了您借给我们的很多介绍有关苏联真实状况，有关中国革命的进步书籍。”
瑾·辛顿很豁达大度地回答：“帮助都是相互的，正义的革命事业要靠更多的人去完成。你这次要去中国是一件好事，你去帮助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将来胜利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壮大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有利，对美国人民进步事业有利。所以，帮助、支援都是相互的，这就叫国际主义精神，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那么，祝愿你们抗议政府的核威慑的行动取得进展，祝愿你们早日摆脱军方的控制！”欧文·恩格斯特举杯向琼·辛顿表示。
“祝愿你去中国的事能办得成功！”琼·辛顿也举杯向他表示心愿。
饭后，他们在华盛顿华灯映照如白昼的马路上散步，凉爽的秋风徐徐吹来，他们仍在激情地交谈中。他们各有对自己所热爱事业的美好憧憬，各有对未来人类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良好愿望。他们分手了，在华盛顿金色的秋天，他们再一次相互祝愿着：
“再见，祝你一帆风顺！”琼·辛顿握着欧文·恩格斯特的手说。
“谢谢，祝你的核物理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欧文·恩格斯特真诚地有点腼腆地说。

为了办理调派到联合国救济署驻上海办事处工作的事耽误了几个月，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欧文·恩格斯特暂时回到了家乡。
1946年1月中旬比尔·辛顿返回美国，写信把欧文·恩格斯特叫到波士顿，向他进一步详细地叙说了自己这次到中国的见闻和感受。
“中国的生活条件是艰苦些，但在中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所接触的共产党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共产党人的努力，在于他们能否赢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也在于他们能否得到国际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比尔·辛顿以激动的心情向好朋友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以后又发表感慨说。
“我这次到中国就想到解放区去工作，我想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像埃德加·斯偌所描绘的那样令人向往！”现在欧文·恩格斯特兴奋地表示。
“我本来也是想去中国解放区待一段时间的，只是美国战情新闻处驻华办的工作忙一时离不开，又突然要求我回国接受其他任务，我很遗憾的是没能抽出空儿来去延安。不久的将来我要去中国像埃德加·斯诺那样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建设自己国家的故事，再写一本新书介绍给美国人民。”比尔·辛顿在好朋友面前免不了要把自己的打算泄露出来。
“我在写作方面不行，但是我可以把美国的技术，把美国畜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介绍给中国解放区，用我力所能及的力量实际帮助他们搞建设，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欧文·恩格斯特坦诚地说。
“对！你不仅在大学里学到一些畜牧业、农业的理论知识，而且你常年在家乡实际从事畜牧业、农业劳动，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方面你是比我强的。我在重庆期间，跟毛泽东在一起谈话，毛泽东问了我一连串好多有关农业的问题，我却多数回答不出来，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因此我感觉毛泽东知识很渊博，他不仅会打仗，而且会搞经济，他明白不少农业上的事，很了不起。哈哈……以后再跟他谈我可要做一些准备。”说着，比尔·辛顿免不了自惭形秽地嘲笑自己。
“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业，可是真正领到毕业证的。不像我，仅仅才学了两年，还没毕业。”欧文·恩格斯特惭愧地说。
“但是你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你能将学到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你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比尔·辛顿鼓励自己的朋友说，“你以畜牧专家的身份去中国，一定要帮人家把奶牛饲养业搞起来，要让千千万万的中国儿童和老人们喝到牛奶！”
“这是当然的事，你放心，我会努力去干！”
1946年2月初的一天，已经办好手续的欧文·恩格斯特准备从纽约乘船去中国。临行前，母亲、他的几个兄弟们从家乡赶来跟他的好朋友比尔·辛顿一起去港口为他送行。
春寒料峭的时节，水深不冻的纽约港，停泊着巨大的远洋客轮。欧文·恩格斯特——跟自己的母亲、兄弟们，跟好朋友比尔·辛顿拥抱告别之后，随着摩肩接踵上船的旅客提着自己的皮箱走向客轮的舷梯。
……纽约港的码头越来越远，前来送行的人们还伫立在那里向客船频频招手告别。欧文·恩格斯特也站在甲板上向远远离去的亲友们挥着手臂致意。
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欧文·恩格斯特，从小就是在家乡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长大的。他喜欢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空间，喜欢一切活蹦乱跳的牲畜、小狗。每当他偶尔来到车来车往有熙熙攘攘人群的大城市，在高楼林立的繁华街道上穿行，他往往会觉得新鲜、好奇，但是他不留恋。他对自己家乡的草原有一种更亲切的情感，虽然他常常是一个人放牧着一群黑白花奶牛，他并不感到孤寂凄清。
现在，随着一整船互不相识的旅客要飘洋过海，从大西洋驶往太平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欧文·恩格斯特心里很兴奋：想到自己将要踏上那令人神往的中国的土地，多少年梦寐以求的事即将成为现实，自己即将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去，他热血沸腾情不自禁。
在茫茫大海上，远洋客船在乘风破浪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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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8 10: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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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联合国救济总署专家眼里的中国国统区
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飘泊，欧文·恩格斯特来到了中国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是最典型的殖民地化的城市。十里洋场的黄埔江外滩，英、法租界地活跃着西服革履大腹便便的白种人大亨，还有穿金戴银炫耀名贵首饰的贵妇人、娇小姐。他们坐着轿车或者坐在中国苦力拉的黄包车里出来观光。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在马路上耀武扬威。穿着美制军服的国民党士兵一队队在狭窄的商埠区行进，普通市民百姓小心地躲开，深恐避之不及，被兵痞子们臭骂一顿或者被殴打一顿。
沿街到处有拿着破碗乞讨的流浪者。无论是双目失明的老人，缺胳膊短腿的残疾人，还是孤儿寡母的母女或母子们，他们大多数面黄肌瘦，病恹恹的，极度缺乏营养。
胡同口还有涂脂抹粉扮相妖艳的妓女、暗娼，为了谋生而不顾羞耻地在招揽嫖客。
南京路上灯火辉煌，有些人在陈设奢华的各大商家酒店里购物，豪饮，穷人们在凄风冷雨中伸出冻得瑟瑟发抖的手向路人乞讨。
在初到中国的这个第一大城市，在这个被人称作冒险家乐园的地方，欧文·恩格斯特没有感受到些许的革命气氛，没有感觉到些许的欣欣向荣的气息，巨大的贫富差距让他很是压仰。
他极其同情、怜悯贫苦无助的人们，但是面对这么多人向他伸手乞求，他也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城市里担任警戒巡查的日本军人已被国民党官兵和美国大兵所取替。虽然一些摩天大楼建筑物上悬挂着，街坊上张贴着“热烈庆祝抗战胜利”、“欢迎国军返沪受降”、“和平建国”等意思的标语，但是欧文·恩格斯特感觉这个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全民奋斗的精神面貌和全力以赴的合力。
没离开美国的时候，比尔·辛顿已向他简要介绍了这里的情况，欧文·恩格斯特见到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情景并没感到意外，只是这种活生生的亲身感受比好朋友的介绍更具体更深入，更容易牢牢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几个月过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非常拖拉，作为畜牧专家的欧文·恩格斯特等人已经到了中国，但作为救济物资的一批奶牛却迟迟没有运来。欧文·恩格斯特不愿每天无所事事地待在黄埔江畔的旅馆里，他听说中国内地一些省份正在闹灾荒，便报名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灾荒调查团。
他报名参加灾荒调查，有几种考虑：他想通过这种亲自考察，了解中国内地更多真实的情况，了解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同时，通过这种活动，可以接触一些中国进步人士，寻找跟他们联系的机会，沟通自己去延安解放区的途径。
调查团成员们搭上一条专为他们准备的游艇，顺着水势浩荡的长江，一路上逆流而行。
浩瀚的江面不时有几只脏兮兮的色彩斑驳的客轮相互驶来，烟囱上冒着浓浓的黑烟，客轮的甲板上坐满了逃荒的灾民，在炙热的阳光下曝晒着。
欧文·恩格斯特冒着酷暑，端起他的小像机将一路上遇到的灾民形象不断地拍照下来。
在武汉、长沙一带的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有乞讨的人群。有的忍受不了饥饿，已经倒卧在地，甚至有的已经饿死也一时难得有人问津。欧文·恩格斯特看见饿得皮包骨的母亲抱着快要饿死的婴儿在喂奶，平瘪的乳头早就没了奶水，婴儿只是没有希望地嚼着，甚至于没有力气啼哭。欧文·恩格斯特看见有几个成年人用一根木棍抬着一个已经饿死的男孩的尸体，这个只有八、九岁的男孩周身赤踝着，让人看得清他的瘦骨嶙峋的各个部位，数得清他身上凸出来的一条条肋骨。
据调查统计，在人称鱼米之乡的长沙，每天要饿死200多人。清晨，一辆辆大车拉着灾民的死尸驶向城外，被扔到不知堆了多少尸骨的大坑里。
为此，联合国救济机构拨了一些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但是其中大部分没等发到灾民手里便被国民党军政官员给层层克扣掉。灾荒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贪污腐败的好时机，这些人大发国难财。
欧文·恩格斯特亲眼看见，好多饿得只剩一口气的灾民躺在路旁，救济站的人员只是往他们旁边的破碗里撒一点点无济于事的干面粉，但不少人没等吃上这点干面粉，便咽了气。
有人针贬时弊地指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与其说灾荒严重，还不如说是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脂民膏所带来的人祸凶狂；沿长江一线，甚至连过去曾是富足水乡的洪湖、洞庭湖一带，现在是遍地荒凉，处处哭声，真可谓官吏贪污，穷人饿死。
欧文·恩格斯特看到这些悲惨的一幕幕景象，非常气愤，他面对脑满肠肥的县长官员，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灾民，为什么救济不及时，让灾民一批批饿死？”
官员尴尬地面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咨询，无言以对不得不推托说：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我也到下面了解过，不过是死了几个人，是下面管事的发现不及时，缺乏爱心呀，救济工作没做好，我一定要审查惩办他们！”
县政府了解内情的人士私下里透露说：“现在国民党的官员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相互隐瞒包庇，根本谈不上审查惩办。”
国民党统治是这么黑暗腐败，欧文·恩格斯特已经亲自有所感触。他对国民党政府已不抱任何侥幸的希望，他在想方设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人士。

第12章  辞别联合国机构，奔向中国解放区
调查团工作一结束，他重新回到上海，在新结识朋友的指点下，他来到思南路23号叫做周公馆的地方，其实这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驻地。前几个月他曾认识了解放区救济署驻沪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现在他要进一步跟他取得联系。
“我来找你，并没有经过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认可，我是背着他们来的。”欧文·恩格斯特握着伍云甫的手时诚挚地解释说，“我不想继续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我请求你把我介绍到延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去！”
“你为什么要去延安？你现在的工作和待遇都很好啊！”伍云甫有点不太相信地问。
“因为来中国之前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介绍延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虽然我上过大学，但我在美国出身于农民家庭，我信仰共产主义向往中国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事业我变卖了家产，现在我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就是为了到中国解放区去呀！”
伍云甫对欧文·恩格斯特的真诚表态很理解也很赞赏，他马上将这个美国青年的要求向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了汇报。
不几天，伍云甫安排欧文·恩格斯特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了他。
对于相当熟悉《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欧文·恩格斯特来说，他还清楚地记得斯诺在这本书里对周恩来的描写和介绍：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谈吐缓慢安祥，深思熟虑。”
“蒋介石悬赏8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总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为了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兵谏扣押蒋介石问题，为了逼蒋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战统一战线，周恩来做几方面的工作往往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
现在欧文·恩格斯特亲眼见到了自己久仰大名的周恩来，见到了这位神采奕奕，潇洒大方的共产党传奇式的领袖人物，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庆幸自己的运气。
周恩来亲切地跟他握手，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处境情况和要求。
“美国政府正在借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掩护，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要求，一方面供给国民党大量的军事物资，积极训练和装备他们的军队，随时准备进攻解放区。你要想好了是不是真要去解放区，如果真的要去，那么，你现在应该想办法先摆脱联合国救济总署，我们才能安排你去延安。”周恩来缓缓地清晰地为他分析了目前面临的环境障碍问题，明确地为他指出了突破原有体制的切口。
“我可以说联合国救济总署调拨的奶牛一直没有到中国来，我是个畜牧专家，联合国救济总署没有为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现在我无事可干，为了干点有益的实际工作，我从现在起宣布脱离联合国救济总署，自找出路！”欧文·恩格斯特语气坚决地对周恩来说。
“很好，你的理由能够成立，在实施的过程中你还要有些周密的考虑和安排，既不能太伤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面子，又能达到你去延安的目的！”周恩来很稳重又很高兴地说。

回到住所，欧文·恩格斯特马上写了辞职报告，然后交给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负责人。
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接过报告疑惑不解地看了半天。他不明白这位刚从美国来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性急，为什么要轻易地离开联合国救济署畜牧专家的职位，放弃其优厚的待遇。他把欧文·恩格斯特的辞呈拿给其他的官员们，并在一起研究后，仍然不能理解他的举动。他们认为这位年轻人或许神经上出了点毛病，处理事情不够理智不够冷静。
“你为什么说联合国救济总署没有为你提供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难道工作职务和待遇不是比前者更重要，更实惠吗？”官员们质问他。
“在我看来，前者更重要，后者我并不稀罕！”
“那么……好吧，随你的便！”官员无可奈何地批准了他的辞呈。

七月里的一天,欧文·恩格斯特口袋里揣着伍云甫给他开的介绍信，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北平的火车。
离开了上海，俨如他离开美国一样，他又一次摆脱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他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革命的同志之间和革命的环境中生活。
浩淼的长江横在眼前，欧文·恩格斯特所乘的列车要一节节地用轮船载渡过去。他面对波涛滚滚的长江水，似乎已经不再像几个月前那么怅惘迷茫，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认为莽莽苍苍的这条大江连同整个中国也势必会找到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去向。
北平是一座古老的都城，高高的城墙和低矮的四合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平站附近的前门、大栅栏有许多热闹的商铺。下了火车，欧文·恩格斯特没顾得上去一个小吃店要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或着买几根又脆又香的油条，他不顾旅途的劳顿，把一张事先写好地址的路条交给一个识几个字的黄包车脚夫，坐着他的人力车直奔“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当时，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正同国民党谈判，见到一位高个子的美国青年来找并迫切要求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斗争，大家都很高兴。叶剑英派会说英语的黄华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
为了等待能去解放区的机会，欧文·恩格斯特不得不在北平暂短地逗留了两三个月。
黄华把他安排到一个普通而安全的四合院里，每天都要接触一些热情洋溢的同志。有人主动为他担任翻译，为他跟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首长和同志交谈提供方便。没几天，欧文·恩格斯特便跟这个四合院内的人们熟识了。
有的同志在闲聊中问欧文·恩格斯特：“你到了中国，又要去解放区，要不要起个中国名字？起个中国名字叫起来简单，方便。”
欧文·恩格斯特觉得这个同志说得很有道理，便欣然地说：“好啊！我想有个中国名字，这样，咱们之间就可以称呼起来更随便一些。”
“那么叫什么名字呢？”
“我请你们帮忙，替我想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又好听又贴切的名字。”
这时候已经围拢上来几个人，大家一起琢磨着。他们有的想了一个大家觉得不行，想了又一个也被几个人同时否定了。
突然，一个同志想起一件事来便提仪说：“前不久，《上海大公报》有个进步记者羊枣，被国民党特务谋害了。他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敬的革命者。为了纪念他，你可以叫他的名字，取他的音，不用他的字，表示继续他的事业，行吗？”
“很好，很有意义！”欧文·恩格斯特答应下来，并问道，“那么，怎么写？”
“阳是太阳的阳，早是早晨的早，太阳早早出来，表示你是一个勤快的人，一个勤奋和勤勉的人。”
阳早乐呵呵地答应着：“好啊，我的中国名字叫阳早，我将和中国人民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勤奋地工作！”
在北平的几个月，阳早一有空便跟中国的同志学习汉语，他一旦有了接触中国同志的机会，便勤奋地加紧学习，等他离开北平的时候，他可以听懂并说出来几十句简单的汉语会话。
那天，军调部的黄华来四合院告诉阳早，同志们已经帮他在当时来往于北平和延安之间的飞机上搞到了一个座位。
“太好啦，太好啦，我可以飞向革命的圣地延安！”阳早像个孩子似的用汉语说了前两句，后一句不得不用英语表达出来。
精通英文的黄华会意地颔首而笑。
十月的天气，秋高气爽，军调处薜子正、徐冰、黄华等几个同志帮他提了行李、包裹，送到飞机场。
“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谢谢同志们！”阳早缓慢地用汉语说着，向同志们一一告别。
飞机在轰鸣的马达震动声中飞起来，阳早的心脏随着飞机马达的震动而激情地怦然跳动。飞机的舷窗外面不远的天际边有一抹秋天的绚丽的霞光。
“我正在飞往红霞铺满天的地方，我正在飞向红星照耀的解放区！”阳早惬意地想着，倘若那颗熟悉的八角星帽已经戴到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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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辞别联合国机构，奔向中国解放区
调查团工作一结束，他重新回到上海，在新结识朋友的指点下，他来到思南路23号叫做周公馆的地方，其实这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驻地。前几个月他曾认识了解放区救济署驻沪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现在他要进一步跟他取得联系。
“我来找你，并没有经过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认可，我是背着他们来的。”欧文·恩格斯特握着伍云甫的手时诚挚地解释说，“我不想继续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我请求你把我介绍到延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去！”
“你为什么要去延安？你现在的工作和待遇都很好啊！”伍云甫有点不太相信地问。
“因为来中国之前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介绍延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虽然我上过大学，但我在美国出身于农民家庭，我信仰共产主义向往中国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事业我变卖了家产，现在我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就是为了到中国解放区去呀！”
伍云甫对欧文·恩格斯特的真诚表态很理解也很赞赏，他马上将这个美国青年的要求向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了汇报。
不几天，伍云甫安排欧文·恩格斯特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了他。
对于相当熟悉《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欧文·恩格斯特来说，他还清楚地记得斯诺在这本书里对周恩来的描写和介绍：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谈吐缓慢安祥，深思熟虑。”
“蒋介石悬赏8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总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为了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兵谏扣押蒋介石问题，为了逼蒋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战统一战线，周恩来做几方面的工作往往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
现在欧文·恩格斯特亲眼见到了自己久仰大名的周恩来，见到了这位神采奕奕，潇洒大方的共产党传奇式的领袖人物，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庆幸自己的运气。
周恩来亲切地跟他握手，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处境情况和要求。
“美国政府正在借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掩护，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要求，一方面供给国民党大量的军事物资，积极训练和装备他们的军队，随时准备进攻解放区。你要想好了是不是真要去解放区，如果真的要去，那么，你现在应该想办法先摆脱联合国救济总署，我们才能安排你去延安。”周恩来缓缓地清晰地为他分析了目前面临的环境障碍问题，明确地为他指出了突破原有体制的切口。
“我可以说联合国救济总署调拨的奶牛一直没有到中国来，我是个畜牧专家，联合国救济总署没有为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现在我无事可干，为了干点有益的实际工作，我从现在起宣布脱离联合国救济总署，自找出路！”欧文·恩格斯特语气坚决地对周恩来说。
“很好，你的理由能够成立，在实施的过程中你还要有些周密的考虑和安排，既不能太伤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面子，又能达到你去延安的目的！”周恩来很稳重又很高兴地说。

回到住所，欧文·恩格斯特马上写了辞职报告，然后交给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负责人。
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接过报告疑惑不解地看了半天。他不明白这位刚从美国来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性急，为什么要轻易地离开联合国救济署畜牧专家的职位，放弃其优厚的待遇。他把欧文·恩格斯特的辞呈拿给其他的官员们，并在一起研究后，仍然不能理解他的举动。他们认为这位年轻人或许神经上出了点毛病，处理事情不够理智不够冷静。
“你为什么说联合国救济总署没有为你提供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难道工作职务和待遇不是比前者更重要，更实惠吗？”官员们质问他。
“在我看来，前者更重要，后者我并不稀罕！”
“那么……好吧，随你的便！”官员无可奈何地批准了他的辞呈。

七月里的一天,欧文·恩格斯特口袋里揣着伍云甫给他开的介绍信，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北平的火车。
离开了上海，俨如他离开美国一样，他又一次摆脱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他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革命的同志之间和革命的环境中生活。
浩淼的长江横在眼前，欧文·恩格斯特所乘的列车要一节节地用轮船载渡过去。他面对波涛滚滚的长江水，似乎已经不再像几个月前那么怅惘迷茫，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认为莽莽苍苍的这条大江连同整个中国也势必会找到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去向。
北平是一座古老的都城，高高的城墙和低矮的四合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平站附近的前门、大栅栏有许多热闹的商铺。下了火车，欧文·恩格斯特没顾得上去一个小吃店要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或着买几根又脆又香的油条，他不顾旅途的劳顿，把一张事先写好地址的路条交给一个识几个字的黄包车脚夫，坐着他的人力车直奔“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当时，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正同国民党谈判，见到一位高个子的美国青年来找并迫切要求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斗争，大家都很高兴。叶剑英派会说英语的黄华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
为了等待能去解放区的机会，欧文·恩格斯特不得不在北平暂短地逗留了两三个月。
黄华把他安排到一个普通而安全的四合院里，每天都要接触一些热情洋溢的同志。有人主动为他担任翻译，为他跟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首长和同志交谈提供方便。没几天，欧文·恩格斯特便跟这个四合院内的人们熟识了。
有的同志在闲聊中问欧文·恩格斯特：“你到了中国，又要去解放区，要不要起个中国名字？起个中国名字叫起来简单，方便。”
欧文·恩格斯特觉得这个同志说得很有道理，便欣然地说：“好啊！我想有个中国名字，这样，咱们之间就可以称呼起来更随便一些。”
“那么叫什么名字呢？”
“我请你们帮忙，替我想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又好听又贴切的名字。”
这时候已经围拢上来几个人，大家一起琢磨着。他们有的想了一个大家觉得不行，想了又一个也被几个人同时否定了。
突然，一个同志想起一件事来便提仪说：“前不久，《上海大公报》有个进步记者羊枣，被国民党特务谋害了。他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敬的革命者。为了纪念他，你可以叫他的名字，取他的音，不用他的字，表示继续他的事业，行吗？”
“很好，很有意义！”欧文·恩格斯特答应下来，并问道，“那么，怎么写？”
“阳是太阳的阳，早是早晨的早，太阳早早出来，表示你是一个勤快的人，一个勤奋和勤勉的人。”
阳早乐呵呵地答应着：“好啊，我的中国名字叫阳早，我将和中国人民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勤奋地工作！”
在北平的几个月，阳早一有空便跟中国的同志学习汉语，他一旦有了接触中国同志的机会，便勤奋地加紧学习，等他离开北平的时候，他可以听懂并说出来几十句简单的汉语会话。
那天，军调部的黄华来四合院告诉阳早，同志们已经帮他在当时来往于北平和延安之间的飞机上搞到了一个座位。
“太好啦，太好啦，我可以飞向革命的圣地延安！”阳早像个孩子似的用汉语说了前两句，后一句不得不用英语表达出来。
精通英文的黄华会意地颔首而笑。
十月的天气，秋高气爽，军调处薜子正、徐冰、黄华等几个同志帮他提了行李、包裹，送到飞机场。
“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谢谢同志们！”阳早缓慢地用汉语说着，向同志们一一告别。
飞机在轰鸣的马达震动声中飞起来，阳早的心脏随着飞机马达的震动而激情地怦然跳动。飞机的舷窗外面不远的天际边有一抹秋天的绚丽的霞光。
“我正在飞往红霞铺满天的地方，我正在飞向红星照耀的解放区！”阳早惬意地想着，倘若那颗熟悉的八角星帽已经戴到了他的头上。

第13章  阳早初到延安的印象
三个小时以后，飞机开始来到陕北延安上空盘旋。
阳早听说，如果走陆路从北平到这里要走三个月，而今天他则免去了长途跋涉的辛劳。他虽然为自己失去这么个受锻炼的机会而感到遗憾，但为自己这么快地到达解放区而感到高兴。
从飞机的舷窗鸟瞰这座城市，尽收眼底的不过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山城里散乱地建有几幢低矮的泥房子，以及环绕着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万花山等四座山的山腰建造了难以计数的窑洞，一条不宽的延河水沿着山脚汩汩地流过。延河边，位于城东的宝塔山上有一座宝塔，塔身挺拔秀丽，高耸入云。
这里既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又没有熙熙攘攘繁华喧闹的街市；既没有灯红酒绿的店铺，又没有一般都市来来往往穿梭如织的车辆；难道这里就是他阳早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吗？
随机的同伴告诉他：这里遍布全城的正是“人家半凿山腰住，马车多从屋顶过”的延安窑洞。
飞机降落下来以后，有两位会说英语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待阳早，热烈地跟他握手，表示对他的欢迎，接着把他安排到城中心的外宾招待所。
阳早怀着一种新奇、兴奋的心情在延安的几条街上漫步。他看到这里的八路军指战员不分职务大小，一律身着粗布做的蓝灰军装，有的裤子膝盖部位还打了补丁。街道的路石虽然不像柏油路那么平整，但还是打扫得干净整洁，人们说说笑笑地走着，彼此都很和气友爱。阳早感觉这里跟他在中国先前光顾过的许多地方不大一样，跟他在美国生活过的一些大城市小城镇也不一样，这里像另外一个和谐淳朴充满生机的国度。
陪同他散步的中国同志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着两支部队，一支是八路军，一支是新四军，有１２０万人。除了部队还有民兵护粮队，他们也打仗也收割庄稼，运送粮食给部队，给受灾的地区。
阳早看见一队队的农民推着小车，或者赶着毛驴，急匆匆地将沉甸甸的一袋袋粮食运到城外。阳早感到纳闷，便问：“他们这样匆忙赶路，到哪里去？”
陪同的翻译告诉他：“陕北有几个县遭了灾，农业欠产，他们是从山西、河北解放区来支援的运粮队！”
这些话马上触动了阳早敏感的神经：前几月他在长江流域调查灾荒，亲眼看见长沙、武汉一带饿死那么多灾民，国民党政府官员们大多贪污了上边发下来的救济物资，甚至可以公开地设立出卖救济物资的商店；商店外边的马路上经常倒卧着濒临饿死的穷人没人过问；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处有灾，八方支援，共产党调拨粮食直接给受灾的人民，真是泾渭分明，差别太大。
翻译还告诉他：民兵护粮队是正规军的外围组织，只有先参加民兵训练才能进入正规军；凡是家里有人参加了正规军的军人家属都会受到边区政府的许多优待，青年们大多数都是踊跃报名参军，他们清楚地了解参军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正是为了保卫解放区，解放全中国的穷苦人。
阳早看得出，这里的军队指战员们穿的布衣军服不如国民党的艾森豪威尔式或仿美国空军式的制服质量好，样式好，这里战士们的武器也大多数是土制的或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美式武器先进。但是这里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官兵们，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们学习写字，念书，看报，关心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时局的发展。阳早路过一个窑洞的院子时停下来，通过翻译跟正在院子里读报的战士闲聊，年轻的战士以质朴的语言向他介绍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生活感受，阳早只能是频频点头称许。
以后几天，阳早参观了设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
由差不多５０孔窑洞组成的医院，每孔窑洞的房间前方开有窗户，洞壁经过粉刷，显得明亮，洁净，有的洞内装着炉子，有的顺着地面安有暖气管，在洞外生火。房间里冬暧夏凉。医院大约拥有２００张床位，目前住着１５０名左右伤病员。
医院产科病房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阳早参观时共有４０多位产妇入院，农村妇女也可以来医院生孩子，她们只需付住院期间的伙食费。据说以前连伙食费也是免费的，致使一些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顾虑重重，她们怀疑自己是否被医院当成了试验品，所以还是让她们交一点费用好些。
参观过医院，阳早又被安排去一所由美国洛杉矶市民捐款建起来的保育院。陪同他的翻译介绍说延安城里有不少类似的保育院，由一些妇女组成的保育员们有的替白天双双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有的要照顾那些父母远离延安工作或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双亲之一的孩子们。其中一部分孩子已经成为孤儿，但是他们跟这里所有的孩子一样，穿得很整洁，吃的虽然没有太多的肉和牛奶，但青菜还是能天天保证有的。
阳早饶有兴趣地一边询问这所保育院里的情况，一边不由得想起了他不久前的夏天在湖南所见到的孤儿院的情形：在那里孤儿们一天只能得到12盎司（约0.34公斤）的面粉，而且孩子们身上脸上都是肮兮兮的，根本没人照管。
晚上回到外宾招待所，阳早又结识了几位美国人：这里刚来一批美军观察小组——包括两位上校，一位少校和一位军士；另外，有马海德医生（乔治·海德姆），他曾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从医，到延安工作快十年了；还有一位擅自跑到这里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联总>的牙医，以及前雇员西德尼·李敦白。
每周有一架从北平飞来的飞机，经常有随机来的中外记者到延安。阳早在他下榻的住所又结识了《纽约时报》编辑部的福斯特·哈利。据说，曾写过好几本有关苏联和中国书籍的美国知名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近日要来延安。阳早期待着能够见到她。

11月9日，阳早被分配到整建部的光华农场，整建部的领导和农场里的同志们为隆重欢迎阳早的到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宴会桌上特意摆上了为阳早做的几样西餐，虽然味道不是很地道，但是阳早还是十分开心地品尝着，在欢声笑语中跟刚刚结识的同志们饮酒碰杯。
“请问阳早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有一个懂英语的同志叫张耕野，他有意坐在阳早的旁边，给阳早当翻译，有时也提一两个问题。
“我今年28周岁，1918年10月9日生。”
“那么说，你的生日刚过一个月？”有一个叫刘德英的小个子，看样子也就十几岁，他调皮地冲着阳早喊了起来，“咱们今天再给阳早过一次生日，让他多来几盅白酒！”
于是在座的全都热烈鼓起掌来表示赞成，有的同志甚至欢跳起来，手拿着一瓶二锅头跑到阳早身边来给他斟酒。
满满的一茶杯白酒被阳早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下去。二锅头是当地人用粮食酿造的一种高度数烈性白酒，酒香浓郁，甘醇，味正。阳早将酒喝下去以后被呛得连咳了几分钟，弄得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
回到农场的住所，阳早发现自己住的窑洞很特别；窑洞是靠埋设在地下的暖气管道来供热的，晚上让他睡得很舒服；而且他发现，每天食堂专有人为他做三顿饭，而不是像其他的同志那样吃两顿饭。
“为什么让我吃三顿，你们吃两顿，我不能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我也要养成吃两顿饭的习惯！”阳早找农场领导提出自己的要求。
领导笑着说：“你慢慢地适应吧，要在这里养成新的习惯，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领导让红小鬼刘德英带着阳早去裁缝那里量好尺寸，给阳早缝制一套由两层棉布中间填塞上棉芯的八路军军服。阳早像在这里的所有延安人一样有了标准的过冬保暖服装。阳早问他穿着这身军服是否可以像这里的普通军人那样在街上到处走，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不受盘查和阻碍。农场的知识分子同事张耕野和康迪分别对他说：
“你还是不要到处乱走为好，因为你的汉语不行，有些话你说不清楚，这里的老百姓弄不懂你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时政：蒋介石在美国军方支持下正要撕毁《双十协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要求，妄图大举进攻解放区，悍然挑起全面内战。时下‘美国佬滚出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我们的报纸已经将美帝国主义跟美国人民作了明确的区别，可是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们都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耳闻目睹的是美国人造出飞机给蒋介石轰炸解放区，屠戮解放区的中国人，这当然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反美倾向。所以，你在延安最好不要随意走动，尤其你的大鼻子蓝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外国人，你又不会解释！”
阳早只好守在延安市郊西南的杜甫川光华农场，他跟懂英文的张耕野、康迪学习汉语。他学得很吃力，他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但为了跟同志交往，为了及时地读报，了解国内外的局势，他谦虚地拜同志们为师，努力地加快学习着。有时，阳早记住了几个汉语单词就想用一用，练习一下，由于一时使用得不准确，难免要闹出一些笑话：
一次，大家在农场干完活，坐在山坡上休息，阳早忽然在山坡上打起滚来，嘴里还一个劲地嚷嚷：“这个小牲口可把我咬坏了！”
同志们围拢上来，问他：“怎么回事，哪来的小牲口？”
他一边翻滚着，一边用手指指身上的衣服：“小牲口在这里，可把我咬坏了！”
这样大家明白了，阳早所说的“小牲口”不是牛、马之类的牲畜，也不是狗、猫之类，而是藏在他衣服里的“跳蚤”，是“跳蚤”这类的微小生物咬得他痒不可耐。同志们听他这么一说，简直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在紧张工作的同时，阳早总忘不了学习，学习汉语，也学习上级发下来的文件。
红小鬼刘德英有一次给他念一篇毛主席的文章，刘德英用跟他学的半英文半中文的语言为他讲解。开始他还算弄明白了一部分意思，后来当读到文章中揭露卖国傀儡政府的一段，阳早不明白地问：“什么是‘傀儡’？”
刘德英不知道“傀儡”这个词在英文中怎么念，又一时找不到懂英文的同志来解释，阳早不明白便一脸茫然地焦急等着。刘德英找来英汉词典翻了半天，也没找出中文“傀儡”这一词。后来刘德英急中生智，他拍了一下大腿：“有了！”他找来一双筷子、一块手绢，扎成一个木头人的模样，弄成了一个简单的木偶。他用手拨着那个木头人，说明木头人自己不会动，全都靠人来摆弄它，这就是“傀儡”。
“懂啦！懂啦！”阳早高兴地喊着，他称赞刘德英这小鬼机灵，说：“照你的解释，我明白蒋介石是美国政府的傀儡，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对吗？”
刘德英早就跟阳早厮混熟了，他一高兴，搂住阳早的脖子摔起跤来。
从此，阳早更加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他学习更加认真刻苦。一年以后，他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汉语的日常用语，只不过说话时有着明显的陕西口音。
阳早要学习好汉语，因为他短期内不想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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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9 11: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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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核研究“由军方控制”的事实，再次唤醒女核物理学家的良知
美国军方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琼·辛顿跟一些核物理科学家到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大厦进行抗议，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他们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原子能的控制权利从军队手里夺回来交给文职官员掌握。
这些核物理科学家们反对核讹诈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1946年10月份，杜鲁门总统委任利连撤尔成为新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撤尔是个工作勤奋，善于表达，具有卓越才能的文职官员，在此之前曾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与军界官员不同，他本身存在过多的自由派色彩。
曾在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担任主任并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也在进行沉痛的反思。他私下里曾跟同事们懊悔地表示：由于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手上沾满了日本平民的鲜血，说自己将要转而支持控制原子弹的应用。
在华盛顿的秋天，送别了欧文·恩格斯特以后，琼·辛顿报考了芝加哥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成为该中心费米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研究生。
琼·辛顿跟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被分到一个研究小组，都以费米教授为导师。
位于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是全美明星级大学之一，曾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42年，这个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内进行了第一次自续链式核反应试验。琼·辛顿进入这个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将成为这个学科一个非常卓越的女核物理学家。因为费米教授招收的博士生非常少，女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琼·辛顿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和聪慧的天赋，在这个大学进行深造，其前程不是登峰造极也是很少有人能与其媲美。
几天来，琼·辛顿心情有些郁闷，她发现最近进行的核物理方面的几个试验不很顺利。在就读博士学位的同时为了谋生，她得到了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助教工作。她所参与进行的Cookcroft-Walton加速器研究需要一些重水来提取氚核。在她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在Eckhart大厅的顶上，虽然里面放满了一盒一盒的重水，但是这些重水全归政府计划控制，不是提供给她和她的同事、学生们做试验用的。因而她和她的同事、学生们得不到一滴重水。
于是这种情况反映到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阿里森（Allison）博士那里。
“那么，我给我的一位挪威朋友写封求助信吧，请我这位朋友给咱们寄一点重水过来用。”阿里森博士只好想了一个办法说。
“你的朋友能给咱们寄来重水吗？重水在挪威不受政府的控制吗？”有的同事疑惑地问。
“我想不一定受政府的控制吧，挪威政府跟美国政府不同，在他们那里核物理研究不属于政府计划项目。”阿里森博士回答。
过了些日子，研究中心收到了一份从挪威寄来的包裹：打开包装后见到一小瓶重水。重水盒子上面附有一张绘有海盗的图片作为包装纸，图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我想你们已经受了政府的控制。”
琼·辛顿也看到了这一行小字。
有一个同事感叹地说：“受了政府控制的科学研究就不再是纯学术研究，我们所进行的核物理试验也不能说是纯科学的东西。”
另一个同事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科学研究哪里会有纯学术的东西，只要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府决策，就算我们尽到了社会责任，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
于是这两个同事争论起来，琼·辛顿是赞成前边那个发表意见的同事，她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仅仅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府决策，我们就没有了社会责任！核物理研究有可能造福人类社会，也有可能毁灭人类社会，问题是绝不能被好战的军方所掌握，所利用。”
傍晚，琼·辛顿没有多少食欲，她随便吃了点东西便走出校门在密歇根湖畔的林间小径上散步。
深秋季节，脚下是一片片枯黄的落叶，一阵阵呼啸而过的疾风将堆积在一起的树叶刮起来，使它们在半空中飞舞着。
夜幕已经笼罩下来，四处弥漫着一股股寒气。琼·辛顿拉了拉肩头的披巾，怅然若失地走着。
透过夜色的路灯光线仍然可以看到近旁的密歇根湖，由于湖面水域广大，烟波浩淼，让人感到辽阔的湖面神秘莫测。
密歇根湖是被称为“北美地中海”或“内陆淡水海”彼此相连的五大湖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划界的界湖。由于水位稳定，冬夏变幅小，密歇根湖航运价值很大，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航运系统。
湖畔的港口停泊着一艘艘内河的货船，装卸货物的载重汽车和货吊正在配合着工作们作业。有一只客船刚刚起航，在灰蒙蒙的夜色中离开港口，驶向远方。
琼·辛顿呆呆地凝望着向远方驶去的客船，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美国空军的两颗原子弹炸伤十几万日本平民的场景：其中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陡然间失去了和平的家园，甚至在核辐射的吞噬下死去……
想起这些可怕的情景，琼·辛顿免不了心有余悸，久久不能平静。
从接触核物理专业开始，她便执着地热心于它，经常不知疲倦地在试验室里工作。然而现在她感到难言的疑惑、愤怒和痛苦。她质问自己：我参加核裂变的试验，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战争吗？原子核究竟能给和平的人民带来什么？
原来以为原子核可以用于发电等造福人类事业的方面，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受到军方的控制呢？为什么非要利用它进行核讹诈、核战争呢？倘若没有军方的介入该多好。
琼·辛顿神色凝重地思虑着，心事重重地眺望远去的航船，不知它将驶向何处为彼岸，也不知自己内心的疑虑何时能够得到化解。
为了心情坦然地学习和搞好试验，她利用费米教授上课的机会提到海盗画后面的那行小字。费米教授听了她的问题只是淡淡地一笑，说：“课题项目，当然是我们自己拟定的，我们何必要杞人忧天呢？”
恩里科·费米认为停止核物理研究并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他说试图阻止知识前进是没有好处的，不论大自然为人类准备了什么，不论那种可能是多么使人不愉快，人们都一定得接受；因为无知绝不会比有知识更好。此外如果我们不曾制造原子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发现和收集的全部数据都毁掉，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别人搞出来的。他们在自己对真理的探讨中会走上这同一条道路，并且会重新发现那些曾被销声灭迹的东西。那时原子弹将会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可以想像，那会比它交给美国人民要更糟糕。
指导教师的一席话顿时便使这个女弟子心里释然了。琼·辛顿从此继续刻苦地学习，专心致志地搞试验。
第二年，她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学金，这使她很欣慰。芝加哥大学是个私立明星大学，每年的学杂费是极昂贵的，但琼·辛顿凭着自己勤奋学习得到了优异的成绩，发下来的奖学金和她在业余当研究生助教兼职的报酬也可以帮她克服经济上的拮据，使她顺利地完成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
晚上回到宿舍，她想到应该把自己获得奖学金的事告诉妈妈和姐姐，便给妈妈和姐姐各写了一封信。
妈妈仍在中学当校长，姐姐也仍在政府设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她们都很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经常来信询问她的情况，也向她介绍一些她在大学里难以听到的有关时政和社会问题的趣闻。
“亲爱的吉妮，”她用爱称写道，她刚才给母亲写信仅仅说了奖学金的事，现在她给姐姐写信，想跟姐姐更具体地交流一下自己内心的思想，“我今天得了一笔由学校下发的奖学金，看来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属于纯学术的性质，根本不会有军方的背景介入。以前的怀疑应该说是一种没必要的多虑，我在这里可继续安心踏实地学习工作啦……”
她记得春天的时候，姐姐吉妮给她来过一封信，介绍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中流砥柱”的演讲。据说成千上万的美、英听众在收音机旁倾听他们讲演。丘吉尔针对随着“伊朗危机”、“原子间渫案”等事件而出现的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先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项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具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设“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家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然后话锋一转他又说：“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
姐姐吉妮评论说，丘吉尔的演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英、苏三个同盟国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如何和平相处的新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心里不便说的话。现在英美舆论界对此反应不同，毁誉不一：有的表示感同身受，有的认为是引火烧身，打草惊蛇，有的干脆指责丘吉尔想把世界引入新的战争中去。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
琼·辛顿很注重姐姐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和姐姐的见解，她明白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有可能孕育着新的战争。
她有一次听同事说过，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原来从匈牙利来的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曾经给总统写过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提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引起同苏联的一场核竞赛。说明避免核武器竞赛是比打败日本更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她听说这份备忘录后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作为跟核裂变研究有关的科学家琼·辛顿也曾深深地忧虑过。
给妈妈和姐姐的信发出以后，不久姐姐吉妮回信说：“琼，你不要太大意，我怀疑一个私立大学怎么会这么慷慨，奖学金怎么会给的这么优厚，你应该了解一个奖学金是否有军方的背景……”
琼·辛顿把姐姐的来信请她的同事看，她的同事埋怨她的姐姐“太有点多此一举”，他们说：“给你的奖学金是因为你的学分高，成绩优秀，你放心收下就是啦，管它什么军方不军方，军方又没给你什么科研项目！”
琼·辛顿还是不能坦然轻松地放下这件事。她到学校财务部门去找一个曾经打过几次交道的出纳人员，她把她的疑问提出来请人家帮忙了解一个“底细”。
那个出纳人员后来悄悄地向她透露了奖学金的来路：“是海军方面给的，这是个机密，学校方面是不许说出去的。”
听了这个消息，琼·辛顿再一次惊呆了，她久久地愣在一旁，不再言语，内心里却翻腾起阵阵波澜。
她想起不久前一个同事私下里告诉她一个传闻：日本投降后，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所属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奥本海默去拜访杜鲁门总统，对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过失”感到忏悔。当时杜鲁门表现得极为不快，特别对奥本海默的自怜自哀、牢骚满腹的悔过表示出一种不屑一顾和令人生厌的态度。
看来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样，她警觉起来。感到核物理科学家们在与政府的反控制斗争获得胜利之后，这个“由军方继续介入”的秘密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第15章  冲破体制，向往光明
放暑假的时候，琼·辛顿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姐姐吉妮也回来小憩。
俩人再次讨论起军方介入核裂变试验项目的问题。
吉妮热心于国际政治问题，她经常看报读书，跟别人探讨有关敏感的社会课题，因而她了解到不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及其动态方面的信息。吉妮往往能够以全球的眼光和更高瞻远瞩的视角来观察时局变化，得出比较客观准确的结论。
吉妮表示：苏联是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最残酷的战争考验，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吉妮认为，苏联作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的出现和它的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以及二战结束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相继诞生，使苏联摆脱资本主义的包围并以苏联为首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吉妮认为，由于美苏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各有打算，特别是双方在波兰、德国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使战时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而组成的同盟，随着德日法西斯的消亡而迅速破裂；双方争夺世界的矛盾激化起来，加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美苏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将扩展，形成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
琼说：美苏两极的对峙势必要形成核武器竞争；她说，奥本海默曾透露过，苏联正在加紧进行核武器的研究，原子弹一旦使用过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任何国家只要不惜花费财力和人力都可以制造出来。而几个对峙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则是相当危险的，甚至有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毁灭，整个人类的灭绝，其后果简直极其恐怖，令人不堪设想。
这时房间外面的门铃响起来，吉妮的几个左翼朋友来拜访，他们也加入了姐妹俩的探讨。
一个搞工运的朋友说：美国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反而是受到战争的刺激，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膨胀，战争结束时，美车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国拥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其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国，并垄断着原子弹，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另一个当教师的朋友说：杜鲁门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可是经过战争考验而强大起来的苏联，在战后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坚决不向美国让步。斯大林在1946年2月发表演说，指出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英媒体攻击斯大林的讲话，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
搞工运的朋友接着说：美国于1946年春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支持伊、土与苏对抗。5月，美国宣布不再从德国的美占区拆除工业设备作为对苏的赔偿；7月，宣布美占区和英占区合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所谓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已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重要敌人，美国要在世界一切地方同苏联对抗。“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琼知道吉妮在全国各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些进步人士的朋友，他（她）们在一起就要讨论一些有关时局和政治问题。如果琼在场，她只是听他（她）们谈论。对他（她）们各抒已见的观点一般情况下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她想到自己是搞纯科学的，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过多参与这些问题，而且这些政治问题同她关系不大。可是自从原子弹爆炸以后，人们已经把政治和核裂变联系在一起，逼得琼不得不开始更多更频繁地想这方面的问题。
了解到当前美苏对峙，“冷战”开始的世界格局以后，琼进一步明确地对核裂变的研究表示堪忧。回到学校，有一次，她对她的一位同事说：“是的，科学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为什么人服务。就好像一辆自行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都可以骑，而车子的方向则是完全由骑车的人掌握的。”
从核物理研究中心回到宿舍，琼·辛顿晚上躺在床睡不着。她在继续冷静地沉思：“每天忙忙碌碌，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她感到以前的一些思想太单纯，太片面了。
琼开始接触姐姐给她介绍的一些左翼朋友，她跟他（她）们来往，在一起交谈一起争论，逐渐地使自己明白了许多政治上的问题，了解了不少国内外的大事，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用马列主义理论观察处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
有时候，有的进步人士来学校找她，引起学校有关部门的注意。学校有人找她，劝她注意自己的言行，告诫她：“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
琼·辛顿从朋友、同事那里了解在当下的美国国内，将要有一个后来称作“麦卡锡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兴风作浪：约瑟夫·乔·麦卡锡是一位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年轻的参仪员，他一直在搜寻一个可以使自己从默默无闻中崛起的暴发点。乔治敦大学的埃德蒙·A·沃尔什神父建议他应对政府内的共产党渗透问题鸣响警钟。而已对共产党颠覆问题提出过警告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正是他应倾尽全力完成的事业。于是他成了政治上的喧嚣者，到处指责攻击某某、某某人成了共产党的间谋，他已经成为全国各报刊的头条新闻人物。虽然琼·辛顿在芝加哥大学时“麦卡锡主义”尚未完全出笼，但这种思潮正在潜伏着，代表其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正在培育它的初露锋芒的代理人寻找它的可以攻击的对象。
琼·辛顿对告诫她的人反驳说：“这真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允许我搞科学研究就意味着我可以追求真理。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没有这方面的民主和自由，我精神上感到很不舒服。”
校方人员又告诫她：“这方面你不能要求什么民主、自由！你要小心谨慎，不许同外人谈论原子弹和研究中心的事情，当心不要被别人所利用，否则政府会派人查处你，让你在学校完不成学业！”
这样，琼·辛顿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但是她内心里感到悒郁惆怅，一向开朗活泼的女青年已经变得沉闷，郁郁寡欢了。
她给哥哥比尔写信，比尔来信建议她不妨去中国看看。比尔说欧文·恩格斯特在中国生活得很好，他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理想的工作位置，比尔说欧文·恩格斯特很看重对她的友情。
琼·辛顿也看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要去中国看看的打算和勇气。
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现实，要重新考虑今后的出路，她在犹豫着。

过了一些日子，琼·辛顿突然间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延安的信函。拆开来，她才看明白这是欧文·恩格斯特给她的来信。关于她的情况，比尔可能已经跟欧文·恩格斯特作了介绍，欧文·恩格斯特虽然在信里没有过多地表白他对她的衷情，但她还是从中体会出他的某种用意。
欧文·恩格斯特热情洋溢地向她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见闻，向她介绍了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和解放斗争的情况，信中特别向她讲述了歌剧《白毛女》的故事：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为了躲避地主老财的高利债，受尽凌辱，不得不逃到深山老林中去，因吃不到盐营养不良，而成了白毛女。只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穷人斗地主分田地，白毛女才能回到家乡，报仇雪恨，跟自己的未婚夫团圆。白毛女的故事使琼·辛顿深受感动，她向往中国革命，也想亲眼看看中国革命人民“小米加步枪“的力量为什么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什么比美国的飞机加大炮更厉害，把接受美国援助的蒋介石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凭心而论，琼·辛顿对欧文·恩格斯特是有些好感的，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将来要把自己的命运跟欧文·恩格斯特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跟他结合在一起将会怎样。
没有给欧文·恩格斯特回信。她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她主要是舍不得放弃她所热爱的核物理专业。
多少天来，她一直食不甘寝不安，她在郑重地考虑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她想到：核物理试验不像其它学科不需要更多的物资条件，自己不可能在住宅后院搭起一个回旋加速器设备，随时随地去做一场场试验。科学家们必须找一个有仪器设施的地方才能操作起来。但是现在纯科学的背后经常隐藏着潜伏着一种来自社会的力量，它控制着试验的投资，控制着试验的用途。现在她已经逐渐地认识到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真正想搞纯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并且不仅仅是幻想，而且是面临着一种在残酷事实面前的抉择：要么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良知，要么保全自己的人格，退出核物理研究领域；除此没有其它的出路。自由的社会其实并不自由，民主也并非真正的民主。自己被夹在中间，当然，可能还有一条可以争取的道路，就是在美国国内继续坚持斗争。
她想到：倘若自己继续留在美国坚持斗争，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斗争是相当严峻的，自己将越来越孤独无助。一些同事为了谋生，为了个人的前程远大，将跟她自己分道扬镳，变成军方政府所需要所控制的驯服工具。
琼·辛顿知道自己力不从心，自己跟现有体制的斗争将无济于事，她不可能选择这个办法。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琼·辛顿给她姐姐吉妮写信说：“一连串的事实已使我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现在要转向社会。我曾经在试验室里解决过科学上的无数难题，现在试验室已经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虽然热爱科学，但是我要了解核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切地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这跟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已下决心不愿为军方、政府、资本家服务了，仅仅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锦秀前程我决定不干了。我要退出这个让人出卖灵魂的体制，冲出这个体制的羁縻！”
以前，核物理研究中心的同事从来没有见到琼·辛顿在试验室进行试验项目的时候请假，现在这个不安分的女博士研究生开始动辄请上半天或一整天假。有的同事发现她蹲到校图书馆里去查资料，不知道她意欲何为。因为以前她在试验室做试验的时候是从不到图书馆去的，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它空闲时间去那里。
其实，琼·辛顿请假去校园图书馆所查内容完全跟她现在钻研的课题项目无关。她查到了中国各个大学的地址，然后她一一给这些设有物理专业的大学写去一封封求职信。她要求被聘到中国的一个大学去教物理，她觉得自己去中国的大学当一个物理教师完全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求职信，她还给设在中国上海的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写了一封求助信，她要求去中国，希望能得到这个基金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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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9 11:17:29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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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
1947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撕毁重庆《双十协定》，驱赶中共和谈代表，关闭和谈大门。
从2月末至3月初，中共驻南京、北平、上海、重庆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陆续撤回延安。同时，美国军方观察小组也离开了延安。
一批清一色的编队美制B-24轰炸机，由南边直窜延安上空，掠过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一直向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冲下来，一路上它们抛下大量的炸弹。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正是为配合蒋介石的部下胡宗南20万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做准备。
已经落脚在延安城郊杜甫川农场工作的阳早和他的同志们，对蒋介石背信弃义十分气愤。他们一致要求“坚决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革命圣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3月8日，延安市各界一万多军民聚集在宝塔山下的新市场后沟的商会露天剧场，举行保卫延安的誓师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讲话作了动员。
阳早跟同事们来到会场时，看到四处红旗翻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与会军民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此起彼伏，惊天动地。许多群众参军参战，严阵以待。阳早禁不住被这种热烈的会场情绪所感染。他知道：延安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在全国人民心中是希望的象征；延安，代表着党中央，延安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
然而不久以后，党中央决定：全部撤出延安，留空城一座。
阳早对上级这个指示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年轻的美国人站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心潮像浪涛般翻滚着：他好不容易到了延安，刚刚开始崭新的生活，难道就这样轻易地从这里撤走吗？他想：解放军个个是英雄豪杰，边区广大人民都拥护共产党，全力支持革命，为啥不跟胡宗南的部队拼一拼呢？
带着这些疑问，阳早乘着上级派来的吉普车来到党中央所在地王家坪。
已经留在延安的几个美国朋友：马海德、李敦白、还有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起被召集到这里的一间平房里。阳早进屋的时候，大家正在谈论延安面临的局势，他们对中央决定撤离延安都不理解。
一会儿，只见门帘掀起，周恩来走进屋里，他精力充沛满面春风地跟大家握手，谈话，两眼炯炯有神，笑声爽朗，神情是那么轻松自信。随后朱德、毛泽东也走进来。顿时，大家的情绪振作起来，房间里的空气也活跃起来。
朱德个子不高但很健壮，穿着土里土气，脖子上缠一块羊肚手巾，挺像连队里的伙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朴实和气的农民打扮的人，却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朱总司令。
跟在后面的，用湖南口音向大家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身材魁梧，神情沉着，坚定。他同大家一一握手，阳早觉得毛泽东的手非常有力。
毛泽东问阳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阳早回答：“我原来是纽约州的农民，现在在光华农场养奶牛。”
阳早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高兴地说：“好啊，中国是农业国家，将来我们革命胜利了，还要请你这个农业专家来帮我们发展农业！”
阳早很早以前曾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见过毛泽东的照片，早就从内心里崇敬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今天，他有幸能亲自跟毛泽东握手谈话，感到很受鼓舞。
现在已是炮声隆隆传来，胡宗南20万大军将要进犯延安的紧急关头，可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却镇定自若，同朋友们谈笑风生。
毛泽东跟大家谈起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问题，他问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怎样，杜鲁门及美国国会支持蒋介石会到什么程度。然后毛泽东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撤出延安的道理：“我送你们十六个字叫做‘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然后他引经据典地从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讲起，举出许多“存人失地、存地失人”的事例。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打个比喻，你们不是都看过老百姓推过磨，压过碾吗？就是石磨子、石碾子，把老乡们打下的多少粮食都磨成细面，碾成细米。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在陕北这个小地方跟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起这运动战，我们暂时放弃延安，要诱敌深入，然后再打他。因为我们群众基础好，处处可以得到群众的帮助，牵上敌人的牛鼻子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我们就会把他几十万军队弄个稀巴烂！”
大家听到这里才坦然而舒心地笑了。
阳早觉得在这些共产党的领袖身上蕴藏着一股不可战胜的大智大勇，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朱德陪美国朋友们吃过晚饭后，有事先告辞，周恩来留下来给大家具体介绍国内外形势，说明中央有关暂时撤离延安的部署，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
周恩来说：为了争取和平前途，我们希望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可是国民党的方针定了，要消灭共产党。美国政府作他的后台，供给他飞机、大炮、许多美式先进武器，蒋介石气焰相当嚣张。可是他代表不了人民，他不得人心，不会打赢这场仗！周恩来说：“尽管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支持的，友好的，我劝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
于是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表示赞同。
周恩来说：“战略上我们蔑视敌人，战术上我们还要重视敌人。现在我们暂时撤离延安，目的是取得主动，我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准备用五、六年的时间打败国民党！”
谈完撤离计划以后，周恩来劝大家也要撤离，要撤到蒋管区去住一阵子。
阳早坚决地表示：“我不走，我要跟同志们一起撤退，上级已经答应了我呀！”
周恩来又劝斯特朗离开延安，这位年近六旬的老记者哭了。周恩来说：“你是著名记者，是搞宣传的，总在山沟里太闭塞，可以到白区住一段时间，还可以做些相应的工作。”
斯特朗说：“我不能离开人民，逃避战斗！”
直到深夜很晚，在大家的劝解下，斯特朗才满含着恋恋不舍的热泪答应暂时离开陕北，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一躲。
其他的美国朋友，被允许留下来随着所在的机关一起转移活动。
谈话结束以后大家走出房间，阳早跟周恩来以及他的美国朋友们一一分手，各自回住所休息。
夜晚的春风，带有一丝丝解冻冰河的暖意。阳早毫无倦意地走在延安城处于高一点位置的土街上。俯视延安城，到处是闪动的灯火，尽管炮声从远方隐隐传来，但延安城仍然是平静、沉着地等待着下一个黎明。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解，阳早心中的疑团早已烟消云散。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雄才大略而激动着。他相信这些为穷苦人谋利益的革命者一定会凯旋归来，一定会解放全中国！

第17章  转战陕北，保护奶牛群
不久，战略转移开始了。阳早在杜甫川的光华农场已明显地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据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已逼近了延安城下，阳早和同志们一起向城北撤退。
国民党的飞机在苗庭寨上空不断地盘旋，苍蝇拉屎般投下一串炸弹，与此同时，机关枪像泼雨似地射下来。
山头上，河川里顿时升腾起几丈高的夹杂着尘土和硝烟的雾柱，接着梢林和荒草被点燃了，烈焰和浓烟像涨泛的狂潮，顺着山坡在疾速地蔓延。
第一批飞机飞走了，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轮番轰炸扫射，仿佛要用钢铁和火药把山头端走，把河川填平。
在撤退的路上，阳早和同志们除了随身携带的日常用具以外，就是要费力地驱赶农场的八十三头荷尔斯坦黑白花奶牛。这些奶牛是从国民党阎锡山手里俘虏过来的战利品，一开始有的同志要杀掉它们改善伙食，被阳早坚决地劝住了。
奶牛群在缓缓地不整齐地移动着，这些黑白花奶牛身体庞大，脚步笨重，不论撤退赶路的人们多么焦急，它们仍然不慌不忙，慢腾腾地走着。
“这该死的奶牛，简直在拖我们的后腿！”有的年轻的同志性急地骂了起来。“不然，咱们把它们扔掉算了，它们目标太大，弄不好，会引来敌机轰炸的！”
农场场长何小山立即阻止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这些奶牛，这些奶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阎锡山那里俘虏来的战利品，它们为中央首长和边区的孩子们提供过牛奶，是有功劳的；再有一点阳早说过，将来胜利了，还要靠它们发展大牧场呢！”
为了保护好农场的八十三头奶牛，何小山和农场的职工们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和责任心，他们巧妙地跟敌人兜圈子，一天转好几次。在陕北地区找一处掩身之处并不困难，因为这里有许多 由黄土陡壁和土丘构成的险峻的深壑，他们尽量把奶牛群赶进安全的深壑山谷里，派几个人看管着，其余的人全都疏散——有的躲进山洞睡觉，有的上了山带着书本学习。陕北的群众都是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总能及时地为他们通风报信，帮助农场的职工们，在炮火中赶着奶牛安全转移。
在农场的队伍里，数阳早的个子最高，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亲自批给他做一件新的棉大衣。阳早不肯要，又推不掉，但在寒冷的天气里，经常昼夜行军的时候，棉大衣是非常有用的御寒品。阳早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殊待遇而感到不安。
阳早看到他的同事康迪穿的比较单薄，便想了一个主意，叫住康迪说：“这个大衣太重了，请你帮我披着。”阳早说着脱下大衣，没等康迪明白过来，已将棉大衣披在他身上。过了两天，阳早看见康迪休息的时候冷得直跺脚，便把自己随身带的一双皮靴取出来塞给他，开玩笑地说：“喂，朋友，请把这二斤半替我分担一下，暂时我用不着它，你还是穿在脚上吧！”
由于撤退时准备带走的粮食不足，再加上行军时不能明显地点火做饭，大家难得能吃上一顿饱饭。阳早经常要喝生牛奶，吃烤得半生不熟的牲口肉，吞咽生小米，弄得他常常闹肚子，得胃疼病。有一次，身高马大的阳早饿得受不了，又不肯多一点接受炊事员多舀一勺饭的照顾，就偷偷地吃了两口喂牲口的麦麸子，碰巧让一个同志看到了。
“喂，阳早，你往嘴里塞了什么，吃得那么香甜？”那人喊了一声，大家过来一看，愣住了：“这麦麸子是喂牲口的，怎么能让你来吃？”
阳早想了一下：诙谐地笑着说：“我怎么不能吃，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麦麸子里有多种维生素，营养多着哩！”
几天以后，上级决定打开一个贮存2000担小米的洞穴，并分发小米。阳早所在农场45人，能领到150担小米。贮粮洞离国民党营地很近，所以附近派出一支解放军抵挡住国民党军队，让同志们把粮食移走。整个过程都在秘密进行，连驮粮的骡马也是开仓前才赶来的。但不知怎么的，当农场的同志们赶到贮粮的洞口时，国民党提前发起了进攻，但进攻很快被解放军正规部队打垮了。上级决定打开洞口将粮食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先分给农场的40担小米以外，其余的都让农民们背走。农民们在游击队经过他们的村庄时，用这些粮食为他们做饭，农民们还要腾出舒适的地方让游击队队员们过夜。
转移中最紧张的时候来临了。这一天农场的同志们发现有一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正在他们后面追赶，同志们使劲地轰赶那些行动迟缓的奶牛。谁知有的奶牛脾气太犟，它们生起气来甚至死死地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一步，或者又叫又跳，想用牛蹄子踢人。
怎么办呢？阳早急中生智，他用肩膀扛这些不肯走路的牛的屁股，用手抚摸和安慰几头暴跳发怒的老牛。果然，奶牛群又在移动着赶路了。
天快黑时，他们来到一条水势汹涌的大河前。这条河面并不很宽，但水流湍急，河中间有打着转儿的旋涡，河面还不时飘浮来一些薄冰。
同志们来到河边感到寒气逼人。
河上只有一座临时由木头搭起的简易小桥，已被水流冲着摇摇晃晃。
单行的人可以相互挽扶着走过桥去，可是奶牛的庞大身躯却难以从这桥上一一通过。
怎么办？难道为了躲避后面的追兵，就可以忍痛把牛群扔在这里吗？大家都不愿意这样做，阳早更不想这么办。两年前，为了来中国，他可以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三十几头奶牛，今天，为了中国革命，他要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财产。他不再犹豫，把奶牛一一赶进河里，也要将自己高大的身躯一起跳到冰冷的河里，他要和牛群一起游到河的对岸。
同志们怕他冻坏了，劝他不要下水，他说：“牛会游泳，不会淹死，但需要有个人随牛一起游过去，以防止它们被水流冲散。”
说着他把牛群赶进河里，自己也“扑通”地跳下去，牛群在水里跟着他在一起往河对岸游去。
阳早在河里拼命地游着，全身都冻僵了。他感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他急中生智，用手揪住一头牛的尾巴，嘴里用力吆喝着。牛群在老练的放牧人的指挥下没有被水冲散，它们终于到达了河的对岸。
阳早也游到河的对岸，当同志们把全身冻僵的阳早拽上岸时，他已经冻得不会说话，失去了知觉。同志们忙着给他解衣服，脱鞋子，可是鞋子、袜子已经牢牢地冻在一起。
艰苦的生活，紧张的跋涉和战斗，已经严重地损害了阳早的身体健康。一天上午，阳早和同志们在西河口的山上劳动，他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后来越来越疼，同志们看见他脸色苍白，直不起腰来，就把他送下山去。他开始拉肚子，拉的全是血，刚到住处，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就昏倒了。
同志们为阳早的病十分焦急，赶忙派人去找医生。过了两三天，派去的人没找到医生，只带回来一些药。但是派去的人同时带回来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我解放军撤出延安之后，一次又一次地消灭了好几股胡宗南的军队。五月初，解放军把胡宗南的军队在蟠龙镇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收复了蟠龙镇，歼灭整个精锐一六七旅，活捉了旅长李昆岗，缴获山炮六门、子弹百万余发、医药品无数、军衣四万套、面粉一万二千多袋、骡马一千多匹……
5月14日，为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在安塞县真武洞南边的河滩上召开了祝捷大会，周恩来到会讲了话。他向欢呼雀跃的军民宣布：党中央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没有过黄河，还在跟边区军民在共同战斗！
听到胜利的捷报，阳早和同志们喜出望外，他挣扎着爬起来。胜利的喜讯比医生和药品更宝贵，阳早的病逐渐痊愈了，跟农场的同志们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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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9 11: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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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阳早写给妈妈的信
阳早到延安的时候，有一台随身带着的英文打字机，他一有空闲便用它来给远在美国家乡的母亲写信。
“亲爱的妈妈，”1947年2月11 日他写道，他刚从内蒙古一个地方回来，“我们回来的那天，我得到很多信，您寄来的包裹和弗达寄来的包裹，还有比尔&#8226;辛顿从美国为我们购买的大量人工繁殖设备。回来得到所有些，简直是太好了！我十分抱歉没能回家过圣诞节，但是您已经尽力使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圣诞。”接下来他介绍了他的内蒙古之行：“我们于元月3日启程，替我们驮东西的牲口走得较慢，我在一所医院不得不停下来等我的骆驼，我把它借给该院的一位医生了。因为这一天我们没走多远，晚上我们在距延安约十五英里的一个小村子停下过夜，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尤其是因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所以就把炕烧得很热。炕是用土垒起来的台子，下面可以烧火，这里的中国人都是睡在这种炕的上面。我曾听说过，有人睡热炕不习惯的话，就会胃痛的，可我想也没有想就一头倒在那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胃痛得要命，一整天都身软无力。我们到了整建部迁移的新地点，他们的主任也在，他搞了一个宴会并希望我们留下，他还了解一下我们的计划。这一天我们只走了十五英里多，一路上很平淡，只是这里的景色很迷人。”
在这之前的1947年1月2日，阳早给他母亲写信反映：
“我曾有过控制这一带边区水土流失，改良牲畜品种的设想。我终于使整建部的人觉得整修计划行得通，而且我们今天春天就要付诸实施。需要的不少东西都缺，不过我想完全可以想办法。控制水土流失方案可能在延安本地的实验农场上实施，至于改良牲畜品种方案将在内蒙的朔阳及一个叫城川的小地方进行。该地几乎在延安正北，离长城只有五十英里，那个地区以自然牲畜为主，我们期望能在那里搞大量人工饲养牲口牛的实验。……节日期间我在这儿过了一段美妙时光，除了回家以外，算是最美的事儿了。昨天（元旦）及圣诞节，我和其他外国人应所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邀赴宴。毛主席、朱德将军、周恩来将军都在场，还有别的领导人。由于延安算不上个大地方，这些人很快也就认识了。……宴会让人非常满意，八路军总部送给我们十几位外国人的一些糖果、一块丝手帕和一只土制烟盒，整建部送给我一件漂亮的新上衣和一顶帽子。我为此很得意，衣服是毛皮镶边，毛领的。我说这些，是表明我多么兴奋。我真想让别人看看我穿八路军制服的样子。您肯定不会觉得我跟地道的中国农民有什么两样了。据我所知，琼·辛顿还没有离开美国，十一月上旬形势（指国共谈判破裂）恶化了，他们从上海发电报让她别来。我几周前才得知这一消息，于是我开始找人活动，终于让周恩来将军答应了。几天前电报已发给了上海的共产党，让他们帮助她来边区。”
有一封只是标明1974年2月，没写具体哪天的信：
“上个星期有三个外国人来到延安，但他们明后天就将离开了，其中一个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凭着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就土地分配谈了很久。他很想直接从我口中套出可以证明神父在这里受迫害之类的话来，最后他感到这里的确没有他所需要的那种故事之后，他就没有兴趣再谈了。他的名字叫法瑟·欧·科纳，是一个对中国大陆改造进行攻击的教会积极分子。
“另一个是上星期到的，他叫马克·盖恩，他为芝加哥《太阳和中年》报社在写文章。正如您听到过的，芝加哥太阳报已被视为劣刊之列，且早已不再是自由报纸。盖恩就是这些报纸的编辑之一。他曾被有名的国家颠覆活动检查局监禁了大约一年。也许您还记得那六个人曾被指控，但最终没有得到证据的事。盖恩曾与欧·科纳一同在日本。他告诉我一则由欧·科纳所撰的关于共产党人迫害天主教徒的故事。这件事只有一个人对其陈述，而村里其余的人全都否认，欧·科纳却把它描绘成一种绝对的事实。盖恩说这完全不是事实。我与盖恩促膝畅谈了一夜，我认为他并不是极端左翼，但他对大陆改造十分虔诚并极端感兴趣。他对这里的所见印象很深，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好文章的。另外一个家伙则是为旧金山的一些报纸撰稿的，他非常愚蠢，又很反动。
“中央执行部（指中共驻北平的军调执行部）正在解散。我们希望能再有两架飞机，代表们正在随中国北部分布颇广的各地工作组返回延安。
“从现在开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延安将是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一个首都，我希望过了这段时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会有一些飞机来的。您看看吧，英国和苏联一定会在三月份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给马歇尔提一些为难的问题的。这里的情况是：上个月马歇尔要蒋发动真正的进攻，以使共产党会与之谈判，这样马歇尔就可以说中国的问题解决了。蒋发动了进攻，现在山东临沂附近正在进行战斗，在第一阶段的战役中蒋已惨败了——一天之内被新四军吃掉两万人，包括数员将军和野战军司令部，两个师的枪、坦克、卡车以及所有设施都是美国装备的。另外两个师已被包围，但我们还没有最终的消息。
“这里的共产党很乐观，前一段时间蒋要求谈判，共产党回答说只有两个条件是联合政府的障碍：1、解散国民党所称之为国民议会的国民大会；2、把军队撤到1946年元月27日的停火线。并且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他们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那么就继续战斗。您看，起初国民党花了大量的兵力来占据城市，去年11月至12月间，他们到处都去占领， 损失了很多兵力；共产党占领了与国民党同样多的农村，上个月和本月上半个月，八路军占领的城镇是国民党的两倍。同时俘虏了几万国民党兵，国民党士兵也成群地开小差。有一天五千国民党士兵和他们的上将一起投诚到延安来，延安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如今他们在为八路军打仗了。像这样大规模的投诚为数不多，但每天都有前来投诚的，还有很多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山东部队被新四军俘虏后，现在也和新四军并肩作战了。被俘士兵没有被当作囚犯对待，允许他们保留编制，并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教育他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不久后绝大多数就为八路军打仗了，并且这时他们的仗打得更好。
“目前还没有琼到来的消息。当形势严峻的时候，上海的代表打电报劝她不要来。后来我曾去找周恩来，他亲自下令要上海的同志帮助她前来，一段时间后她好像没有动静。我又去找了对外联络部负责人杨三群。他又打电报问上海为何没有反应，并询问关于她的前来需要什么帮助，所以我希望一切都开始了。
“我向您要的白首稽草种还没有收到，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为我们定购了一些，正好在她离开时收到了，我们开始工作时这些草种已足够用了。
“妈妈，像我上面所说到的，您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收到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思念着你们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再相见。这里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并且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期待着的机会，我将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工作。还是跟牛打交道，我知道这将会很有意思。这里的人民，农民们，他们真正地欣赏为他们所作的工作，他们知道政府是真的在关心他们的福利，所以推广工作不会太难。还有我在这为之工作的人民情绪很高昂，尤其是那些长期在政府工作过的人。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我到了这里才第一次开始懂得共产党员们所讲的‘思想上真正的革命’的真实含义。如果您看到这些老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地工作和生活，您就会真正地懂得什么才是为工人阶级运动的胜利贡献一切。他们唯一的所得就是看到农民们在教育和经济上的进步，他们往往不能脐身于政府机关，因为共产党的政策认为那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政府里的共产党员只限制在三分之一。”
下面是1947年5月31日至8月3日阳早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记实性信件，给他母亲的这封信是断断续续地写的，写的很长也很琐碎，现在摘录的是信的最后一段：
“我们呆在这个新地方，我们与地方部队指挥部联系上了，并接到一份边区政府拍来的电报，让我们回去。整建部的同事莫伟好像认识边区政府的每个职工，他已秘密从别人那里获知，党中央有部分人就在附近，离这儿只有两天的路。在我们去边区政府的路上，我希望见到那个美国医生马海德，我想他是跟中央在一块儿的，他了解不少关于琼的情况。我很想知道是否已有了我还不太清楚的关于琼的新情况，这样，我们领到一张通行证和一封介绍信，然后上了路。
“第二天夜里，我们知道已走到党中央附近了。但我们无法确知究竟在哪个村子。陕北这一带地区人烟稀少，跟陕北所有地区一样，是一系列高峻的四面陡峭的黄土坡，中间分布着险要狭窄的沟谷——有的足足深达数百英尺。我们在山顶上穿行，见不到别的生灵，只有几只鹰从头顶静静掠过。正当黄昏转入黑暗的关头，我们跨过了山侧，开始沿陡坡来到下面的山谷。在我们前方，下面很远的地方，顺着小河，可看见从大约二十孔窑洞的窗纸透出的闪烁灯光。我感觉血脉里的血在往上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现在的驻地！这就是被蒋的报纸嘲笑为第一天逃到满洲里，第二天又亡命莫斯科，第三天就在内蒙古大草原被消灭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进行的革命的中枢神经！——它正指挥着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正引导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一个新纪元！这二十几孔窑洞，其中的每件东西，直至内中居住者的衣着，都跟陕北其它上百万孔窑洞别无二致。我们下山的过程中，五角大楼的画面在我的脑际中不断闪现——五角大楼！美国的作战部！美国人要是在这儿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作战，绝对不会抱任何希望！
“马海德不在那里。我们只过了一夜，次日一早就继续赶路去边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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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9 1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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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阳早初到延安的印象
三个小时以后，飞机开始来到陕北延安上空盘旋。
阳早听说，如果走陆路从北平到这里要走三个月，而今天他则免去了长途跋涉的辛劳。他虽然为自己失去这么个受锻炼的机会而感到遗憾，但为自己这么快地到达解放区而感到高兴。
从飞机的舷窗鸟瞰这座城市，尽收眼底的不过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山城里散乱地建有几幢低矮的泥房子，以及环绕着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万花山等四座山的山腰建造了难以计数的窑洞，一条不宽的延河水沿着山脚汩汩地流过。延河边，位于城东的宝塔山上有一座宝塔，塔身挺拔秀丽，高耸入云。
这里既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又没有熙熙攘攘繁华喧闹的街市；既没有灯红酒绿的店铺，又没有一般都市来来往往穿梭如织的车辆；难道这里就是他阳早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吗？
随机的同伴告诉他：这里遍布全城的正是“人家半凿山腰住，马车多从屋顶过”的延安窑洞。
飞机降落下来以后，有两位会说英语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待阳早，热烈地跟他握手，表示对他的欢迎，接着把他安排到城中心的外宾招待所。
阳早怀着一种新奇、兴奋的心情在延安的几条街上漫步。他看到这里的八路军指战员不分职务大小，一律身着粗布做的蓝灰军装，有的裤子膝盖部位还打了补丁。街道的路石虽然不像柏油路那么平整，但还是打扫得干净整洁，人们说说笑笑地走着，彼此都很和气友爱。阳早感觉这里跟他在中国先前光顾过的许多地方不大一样，跟他在美国生活过的一些大城市小城镇也不一样，这里像另外一个和谐淳朴充满生机的国度。
陪同他散步的中国同志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着两支部队，一支是八路军，一支是新四军，有１２０万人。除了部队还有民兵护粮队，他们也打仗也收割庄稼，运送粮食给部队，给受灾的地区。
阳早看见一队队的农民推着小车，或者赶着毛驴，急匆匆地将沉甸甸的一袋袋粮食运到城外。阳早感到纳闷，便问：“他们这样匆忙赶路，到哪里去？”
陪同的翻译告诉他：“陕北有几个县遭了灾，农业欠产，他们是从山西、河北解放区来支援的运粮队！”
这些话马上触动了阳早敏感的神经：前几月他在长江流域调查灾荒，亲眼看见长沙、武汉一带饿死那么多灾民，国民党政府官员们大多贪污了上边发下来的救济物资，甚至可以公开地设立出卖救济物资的商店；商店外边的马路上经常倒卧着濒临饿死的穷人没人过问；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处有灾，八方支援，共产党调拨粮食直接给受灾的人民，真是泾渭分明，差别太大。
翻译还告诉他：民兵护粮队是正规军的外围组织，只有先参加民兵训练才能进入正规军；凡是家里有人参加了正规军的军人家属都会受到边区政府的许多优待，青年们大多数都是踊跃报名参军，他们清楚地了解参军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正是为了保卫解放区，解放全中国的穷苦人。
阳早看得出，这里的军队指战员们穿的布衣军服不如国民党的艾森豪威尔式或仿美国空军式的制服质量好，样式好，这里战士们的武器也大多数是土制的或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美式武器先进。但是这里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官兵们，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们学习写字，念书，看报，关心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时局的发展。阳早路过一个窑洞的院子时停下来，通过翻译跟正在院子里读报的战士闲聊，年轻的战士以质朴的语言向他介绍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生活感受，阳早只能是频频点头称许。
以后几天，阳早参观了设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
由差不多５０孔窑洞组成的医院，每孔窑洞的房间前方开有窗户，洞壁经过粉刷，显得明亮，洁净，有的洞内装着炉子，有的顺着地面安有暖气管，在洞外生火。房间里冬暧夏凉。医院大约拥有２００张床位，目前住着１５０名左右伤病员。
医院产科病房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阳早参观时共有４０多位产妇入院，农村妇女也可以来医院生孩子，她们只需付住院期间的伙食费。据说以前连伙食费也是免费的，致使一些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顾虑重重，她们怀疑自己是否被医院当成了试验品，所以还是让她们交一点费用好些。
参观过医院，阳早又被安排去一所由美国洛杉矶市民捐款建起来的保育院。陪同他的翻译介绍说延安城里有不少类似的保育院，由一些妇女组成的保育员们有的替白天双双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有的要照顾那些父母远离延安工作或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双亲之一的孩子们。其中一部分孩子已经成为孤儿，但是他们跟这里所有的孩子一样，穿得很整洁，吃的虽然没有太多的肉和牛奶，但青菜还是能天天保证有的。
阳早饶有兴趣地一边询问这所保育院里的情况，一边不由得想起了他不久前的夏天在湖南所见到的孤儿院的情形：在那里孤儿们一天只能得到12盎司（约0.34公斤）的面粉，而且孩子们身上脸上都是肮兮兮的，根本没人照管。
晚上回到外宾招待所，阳早又结识了几位美国人：这里刚来一批美军观察小组——包括两位上校，一位少校和一位军士；另外，有马海德医生（乔治·海德姆），他曾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从医，到延安工作快十年了；还有一位擅自跑到这里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联总>的牙医，以及前雇员西德尼·李敦白。
每周有一架从北平飞来的飞机，经常有随机来的中外记者到延安。阳早在他下榻的住所又结识了《纽约时报》编辑部的福斯特·哈利。据说，曾写过好几本有关苏联和中国书籍的美国知名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近日要来延安。阳早期待着能够见到她。

11月9日，阳早被分配到整建部的光华农场，整建部的领导和农场里的同志们为隆重欢迎阳早的到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宴会桌上特意摆上了为阳早做的几样西餐，虽然味道不是很地道，但是阳早还是十分开心地品尝着，在欢声笑语中跟刚刚结识的同志们饮酒碰杯。
“请问阳早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有一个懂英语的同志叫张耕野，他有意坐在阳早的旁边，给阳早当翻译，有时也提一两个问题。
“我今年28周岁，1918年10月9日生。”
“那么说，你的生日刚过一个月？”有一个叫刘德英的小个子，看样子也就十几岁，他调皮地冲着阳早喊了起来，“咱们今天再给阳早过一次生日，让他多来几盅白酒！”
于是在座的全都热烈鼓起掌来表示赞成，有的同志甚至欢跳起来，手拿着一瓶二锅头跑到阳早身边来给他斟酒。
满满的一茶杯白酒被阳早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下去。二锅头是当地人用粮食酿造的一种高度数烈性白酒，酒香浓郁，甘醇，味正。阳早将酒喝下去以后被呛得连咳了几分钟，弄得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
回到农场的住所，阳早发现自己住的窑洞很特别；窑洞是靠埋设在地下的暖气管道来供热的，晚上让他睡得很舒服；而且他发现，每天食堂专有人为他做三顿饭，而不是像其他的同志那样吃两顿饭。
“为什么让我吃三顿，你们吃两顿，我不能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我也要养成吃两顿饭的习惯！”阳早找农场领导提出自己的要求。
领导笑着说：“你慢慢地适应吧，要在这里养成新的习惯，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领导让红小鬼刘德英带着阳早去裁缝那里量好尺寸，给阳早缝制一套由两层棉布中间填塞上棉芯的八路军军服。阳早像在这里的所有延安人一样有了标准的过冬保暖服装。阳早问他穿着这身军服是否可以像这里的普通军人那样在街上到处走，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不受盘查和阻碍。农场的知识分子同事张耕野和康迪分别对他说：
“你还是不要到处乱走为好，因为你的汉语不行，有些话你说不清楚，这里的老百姓弄不懂你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时政：蒋介石在美国军方支持下正要撕毁《双十协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要求，妄图大举进攻解放区，悍然挑起全面内战。时下‘美国佬滚出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我们的报纸已经将美帝国主义跟美国人民作了明确的区别，可是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们都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耳闻目睹的是美国人造出飞机给蒋介石轰炸解放区，屠戮解放区的中国人，这当然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反美倾向。所以，你在延安最好不要随意走动，尤其你的大鼻子蓝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外国人，你又不会解释！”
阳早只好守在延安市郊西南的杜甫川光华农场，他跟懂英文的张耕野、康迪学习汉语。他学得很吃力，他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但为了跟同志交往，为了及时地读报，了解国内外的局势，他谦虚地拜同志们为师，努力地加快学习着。有时，阳早记住了几个汉语单词就想用一用，练习一下，由于一时使用得不准确，难免要闹出一些笑话：
一次，大家在农场干完活，坐在山坡上休息，阳早忽然在山坡上打起滚来，嘴里还一个劲地嚷嚷：“这个小牲口可把我咬坏了！”
同志们围拢上来，问他：“怎么回事，哪来的小牲口？”
他一边翻滚着，一边用手指指身上的衣服：“小牲口在这里，可把我咬坏了！”
这样大家明白了，阳早所说的“小牲口”不是牛、马之类的牲畜，也不是狗、猫之类，而是藏在他衣服里的“跳蚤”，是“跳蚤”这类的微小生物咬得他痒不可耐。同志们听他这么一说，简直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在紧张工作的同时，阳早总忘不了学习，学习汉语，也学习上级发下来的文件。
红小鬼刘德英有一次给他念一篇毛主席的文章，刘德英用跟他学的半英文半中文的语言为他讲解。开始他还算弄明白了一部分意思，后来当读到文章中揭露卖国傀儡政府的一段，阳早不明白地问：“什么是‘傀儡’？”
刘德英不知道“傀儡”这个词在英文中怎么念，又一时找不到懂英文的同志来解释，阳早不明白便一脸茫然地焦急等着。刘德英找来英汉词典翻了半天，也没找出中文“傀儡”这一词。后来刘德英急中生智，他拍了一下大腿：“有了！”他找来一双筷子、一块手绢，扎成一个木头人的模样，弄成了一个简单的木偶。他用手拨着那个木头人，说明木头人自己不会动，全都靠人来摆弄它，这就是“傀儡”。
“懂啦！懂啦！”阳早高兴地喊着，他称赞刘德英这小鬼机灵，说：“照你的解释，我明白蒋介石是美国政府的傀儡，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对吗？”
刘德英早就跟阳早厮混熟了，他一高兴，搂住阳早的脖子摔起跤来。
从此，阳早更加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他学习更加认真刻苦。一年以后，他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汉语的日常用语，只不过说话时有着明显的陕西口音。
阳早要学习好汉语，因为他短期内不想离开中国。

第14章  核研究“由军方控制”的事实，再次唤醒女核物理学家的良知
美国军方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琼·辛顿跟一些核物理科学家到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大厦进行抗议，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他们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原子能的控制权利从军队手里夺回来交给文职官员掌握。
这些核物理科学家们反对核讹诈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1946年10月份，杜鲁门总统委任利连撤尔成为新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撤尔是个工作勤奋，善于表达，具有卓越才能的文职官员，在此之前曾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与军界官员不同，他本身存在过多的自由派色彩。
曾在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担任主任并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也在进行沉痛的反思。他私下里曾跟同事们懊悔地表示：由于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手上沾满了日本平民的鲜血，说自己将要转而支持控制原子弹的应用。
在华盛顿的秋天，送别了欧文·恩格斯特以后，琼·辛顿报考了芝加哥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成为该中心费米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研究生。
琼·辛顿跟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被分到一个研究小组，都以费米教授为导师。
位于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是全美明星级大学之一，曾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42年，这个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内进行了第一次自续链式核反应试验。琼·辛顿进入这个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将成为这个学科一个非常卓越的女核物理学家。因为费米教授招收的博士生非常少，女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琼·辛顿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和聪慧的天赋，在这个大学进行深造，其前程不是登峰造极也是很少有人能与其媲美。
几天来，琼·辛顿心情有些郁闷，她发现最近进行的核物理方面的几个试验不很顺利。在就读博士学位的同时为了谋生，她得到了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助教工作。她所参与进行的Cookcroft-Walton加速器研究需要一些重水来提取氚核。在她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在Eckhart大厅的顶上，虽然里面放满了一盒一盒的重水，但是这些重水全归政府计划控制，不是提供给她和她的同事、学生们做试验用的。因而她和她的同事、学生们得不到一滴重水。
于是这种情况反映到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阿里森（Allison）博士那里。
“那么，我给我的一位挪威朋友写封求助信吧，请我这位朋友给咱们寄一点重水过来用。”阿里森博士只好想了一个办法说。
“你的朋友能给咱们寄来重水吗？重水在挪威不受政府的控制吗？”有的同事疑惑地问。
“我想不一定受政府的控制吧，挪威政府跟美国政府不同，在他们那里核物理研究不属于政府计划项目。”阿里森博士回答。
过了些日子，研究中心收到了一份从挪威寄来的包裹：打开包装后见到一小瓶重水。重水盒子上面附有一张绘有海盗的图片作为包装纸，图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我想你们已经受了政府的控制。”
琼·辛顿也看到了这一行小字。
有一个同事感叹地说：“受了政府控制的科学研究就不再是纯学术研究，我们所进行的核物理试验也不能说是纯科学的东西。”
另一个同事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科学研究哪里会有纯学术的东西，只要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府决策，就算我们尽到了社会责任，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
于是这两个同事争论起来，琼·辛顿是赞成前边那个发表意见的同事，她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仅仅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府决策，我们就没有了社会责任！核物理研究有可能造福人类社会，也有可能毁灭人类社会，问题是绝不能被好战的军方所掌握，所利用。”
傍晚，琼·辛顿没有多少食欲，她随便吃了点东西便走出校门在密歇根湖畔的林间小径上散步。
深秋季节，脚下是一片片枯黄的落叶，一阵阵呼啸而过的疾风将堆积在一起的树叶刮起来，使它们在半空中飞舞着。
夜幕已经笼罩下来，四处弥漫着一股股寒气。琼·辛顿拉了拉肩头的披巾，怅然若失地走着。
透过夜色的路灯光线仍然可以看到近旁的密歇根湖，由于湖面水域广大，烟波浩淼，让人感到辽阔的湖面神秘莫测。
密歇根湖是被称为“北美地中海”或“内陆淡水海”彼此相连的五大湖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划界的界湖。由于水位稳定，冬夏变幅小，密歇根湖航运价值很大，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航运系统。
湖畔的港口停泊着一艘艘内河的货船，装卸货物的载重汽车和货吊正在配合着工作们作业。有一只客船刚刚起航，在灰蒙蒙的夜色中离开港口，驶向远方。
琼·辛顿呆呆地凝望着向远方驶去的客船，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美国空军的两颗原子弹炸伤十几万日本平民的场景：其中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陡然间失去了和平的家园，甚至在核辐射的吞噬下死去……
想起这些可怕的情景，琼·辛顿免不了心有余悸，久久不能平静。
从接触核物理专业开始，她便执着地热心于它，经常不知疲倦地在试验室里工作。然而现在她感到难言的疑惑、愤怒和痛苦。她质问自己：我参加核裂变的试验，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战争吗？原子核究竟能给和平的人民带来什么？
原来以为原子核可以用于发电等造福人类事业的方面，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受到军方的控制呢？为什么非要利用它进行核讹诈、核战争呢？倘若没有军方的介入该多好。
琼·辛顿神色凝重地思虑着，心事重重地眺望远去的航船，不知它将驶向何处为彼岸，也不知自己内心的疑虑何时能够得到化解。
为了心情坦然地学习和搞好试验，她利用费米教授上课的机会提到海盗画后面的那行小字。费米教授听了她的问题只是淡淡地一笑，说：“课题项目，当然是我们自己拟定的，我们何必要杞人忧天呢？”
恩里科·费米认为停止核物理研究并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他说试图阻止知识前进是没有好处的，不论大自然为人类准备了什么，不论那种可能是多么使人不愉快，人们都一定得接受；因为无知绝不会比有知识更好。此外如果我们不曾制造原子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发现和收集的全部数据都毁掉，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别人搞出来的。他们在自己对真理的探讨中会走上这同一条道路，并且会重新发现那些曾被销声灭迹的东西。那时原子弹将会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可以想像，那会比它交给美国人民要更糟糕。
指导教师的一席话顿时便使这个女弟子心里释然了。琼·辛顿从此继续刻苦地学习，专心致志地搞试验。
第二年，她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学金，这使她很欣慰。芝加哥大学是个私立明星大学，每年的学杂费是极昂贵的，但琼·辛顿凭着自己勤奋学习得到了优异的成绩，发下来的奖学金和她在业余当研究生助教兼职的报酬也可以帮她克服经济上的拮据，使她顺利地完成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
晚上回到宿舍，她想到应该把自己获得奖学金的事告诉妈妈和姐姐，便给妈妈和姐姐各写了一封信。
妈妈仍在中学当校长，姐姐也仍在政府设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她们都很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经常来信询问她的情况，也向她介绍一些她在大学里难以听到的有关时政和社会问题的趣闻。
“亲爱的吉妮，”她用爱称写道，她刚才给母亲写信仅仅说了奖学金的事，现在她给姐姐写信，想跟姐姐更具体地交流一下自己内心的思想，“我今天得了一笔由学校下发的奖学金，看来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属于纯学术的性质，根本不会有军方的背景介入。以前的怀疑应该说是一种没必要的多虑，我在这里可继续安心踏实地学习工作啦……”
她记得春天的时候，姐姐吉妮给她来过一封信，介绍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中流砥柱”的演讲。据说成千上万的美、英听众在收音机旁倾听他们讲演。丘吉尔针对随着“伊朗危机”、“原子间渫案”等事件而出现的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先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项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具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设“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家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然后话锋一转他又说：“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
姐姐吉妮评论说，丘吉尔的演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英、苏三个同盟国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如何和平相处的新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心里不便说的话。现在英美舆论界对此反应不同，毁誉不一：有的表示感同身受，有的认为是引火烧身，打草惊蛇，有的干脆指责丘吉尔想把世界引入新的战争中去。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
琼·辛顿很注重姐姐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和姐姐的见解，她明白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有可能孕育着新的战争。
她有一次听同事说过，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原来从匈牙利来的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曾经给总统写过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提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引起同苏联的一场核竞赛。说明避免核武器竞赛是比打败日本更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她听说这份备忘录后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作为跟核裂变研究有关的科学家琼·辛顿也曾深深地忧虑过。
给妈妈和姐姐的信发出以后，不久姐姐吉妮回信说：“琼，你不要太大意，我怀疑一个私立大学怎么会这么慷慨，奖学金怎么会给的这么优厚，你应该了解一个奖学金是否有军方的背景……”
琼·辛顿把姐姐的来信请她的同事看，她的同事埋怨她的姐姐“太有点多此一举”，他们说：“给你的奖学金是因为你的学分高，成绩优秀，你放心收下就是啦，管它什么军方不军方，军方又没给你什么科研项目！”
琼·辛顿还是不能坦然轻松地放下这件事。她到学校财务部门去找一个曾经打过几次交道的出纳人员，她把她的疑问提出来请人家帮忙了解一个“底细”。
那个出纳人员后来悄悄地向她透露了奖学金的来路：“是海军方面给的，这是个机密，学校方面是不许说出去的。”
听了这个消息，琼·辛顿再一次惊呆了，她久久地愣在一旁，不再言语，内心里却翻腾起阵阵波澜。
她想起不久前一个同事私下里告诉她一个传闻：日本投降后，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所属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奥本海默去拜访杜鲁门总统，对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过失”感到忏悔。当时杜鲁门表现得极为不快，特别对奥本海默的自怜自哀、牢骚满腹的悔过表示出一种不屑一顾和令人生厌的态度。
看来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样，她警觉起来。感到核物理科学家们在与政府的反控制斗争获得胜利之后，这个“由军方继续介入”的秘密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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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1 9:09:09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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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冲破体制，向往光明
放暑假的时候，琼·辛顿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姐姐吉妮也回来小憩。
俩人再次讨论起军方介入核裂变试验项目的问题。
吉妮热心于国际政治问题，她经常看报读书，跟别人探讨有关敏感的社会课题，因而她了解到不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及其动态方面的信息。吉妮往往能够以全球的眼光和更高瞻远瞩的视角来观察时局变化，得出比较客观准确的结论。
吉妮表示：苏联是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最残酷的战争考验，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吉妮认为，苏联作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的出现和它的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以及二战结束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相继诞生，使苏联摆脱资本主义的包围并以苏联为首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吉妮认为，由于美苏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各有打算，特别是双方在波兰、德国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使战时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而组成的同盟，随着德日法西斯的消亡而迅速破裂；双方争夺世界的矛盾激化起来，加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美苏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将扩展，形成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
琼说：美苏两极的对峙势必要形成核武器竞争；她说，奥本海默曾透露过，苏联正在加紧进行核武器的研究，原子弹一旦使用过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任何国家只要不惜花费财力和人力都可以制造出来。而几个对峙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则是相当危险的，甚至有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毁灭，整个人类的灭绝，其后果简直极其恐怖，令人不堪设想。
这时房间外面的门铃响起来，吉妮的几个左翼朋友来拜访，他们也加入了姐妹俩的探讨。
一个搞工运的朋友说：美国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反而是受到战争的刺激，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膨胀，战争结束时，美车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国拥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其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国，并垄断着原子弹，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另一个当教师的朋友说：杜鲁门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可是经过战争考验而强大起来的苏联，在战后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坚决不向美国让步。斯大林在1946年2月发表演说，指出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英媒体攻击斯大林的讲话，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
搞工运的朋友接着说：美国于1946年春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支持伊、土与苏对抗。5月，美国宣布不再从德国的美占区拆除工业设备作为对苏的赔偿；7月，宣布美占区和英占区合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所谓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已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重要敌人，美国要在世界一切地方同苏联对抗。“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琼知道吉妮在全国各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些进步人士的朋友，他（她）们在一起就要讨论一些有关时局和政治问题。如果琼在场，她只是听他（她）们谈论。对他（她）们各抒已见的观点一般情况下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她想到自己是搞纯科学的，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过多参与这些问题，而且这些政治问题同她关系不大。可是自从原子弹爆炸以后，人们已经把政治和核裂变联系在一起，逼得琼不得不开始更多更频繁地想这方面的问题。
了解到当前美苏对峙，“冷战”开始的世界格局以后，琼进一步明确地对核裂变的研究表示堪忧。回到学校，有一次，她对她的一位同事说：“是的，科学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为什么人服务。就好像一辆自行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都可以骑，而车子的方向则是完全由骑车的人掌握的。”
从核物理研究中心回到宿舍，琼·辛顿晚上躺在床睡不着。她在继续冷静地沉思：“每天忙忙碌碌，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她感到以前的一些思想太单纯，太片面了。
琼开始接触姐姐给她介绍的一些左翼朋友，她跟他（她）们来往，在一起交谈一起争论，逐渐地使自己明白了许多政治上的问题，了解了不少国内外的大事，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用马列主义理论观察处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
有时候，有的进步人士来学校找她，引起学校有关部门的注意。学校有人找她，劝她注意自己的言行，告诫她：“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
琼·辛顿从朋友、同事那里了解在当下的美国国内，将要有一个后来称作“麦卡锡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兴风作浪：约瑟夫·乔·麦卡锡是一位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年轻的参仪员，他一直在搜寻一个可以使自己从默默无闻中崛起的暴发点。乔治敦大学的埃德蒙·A·沃尔什神父建议他应对政府内的共产党渗透问题鸣响警钟。而已对共产党颠覆问题提出过警告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正是他应倾尽全力完成的事业。于是他成了政治上的喧嚣者，到处指责攻击某某、某某人成了共产党的间谋，他已经成为全国各报刊的头条新闻人物。虽然琼·辛顿在芝加哥大学时“麦卡锡主义”尚未完全出笼，但这种思潮正在潜伏着，代表其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正在培育它的初露锋芒的代理人寻找它的可以攻击的对象。
琼·辛顿对告诫她的人反驳说：“这真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允许我搞科学研究就意味着我可以追求真理。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没有这方面的民主和自由，我精神上感到很不舒服。”
校方人员又告诫她：“这方面你不能要求什么民主、自由！你要小心谨慎，不许同外人谈论原子弹和研究中心的事情，当心不要被别人所利用，否则政府会派人查处你，让你在学校完不成学业！”
这样，琼·辛顿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但是她内心里感到悒郁惆怅，一向开朗活泼的女青年已经变得沉闷，郁郁寡欢了。
她给哥哥比尔写信，比尔来信建议她不妨去中国看看。比尔说欧文·恩格斯特在中国生活得很好，他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理想的工作位置，比尔说欧文·恩格斯特很看重对她的友情。
琼·辛顿也看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要去中国看看的打算和勇气。
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现实，要重新考虑今后的出路，她在犹豫着。

过了一些日子，琼·辛顿突然间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延安的信函。拆开来，她才看明白这是欧文·恩格斯特给她的来信。关于她的情况，比尔可能已经跟欧文·恩格斯特作了介绍，欧文·恩格斯特虽然在信里没有过多地表白他对她的衷情，但她还是从中体会出他的某种用意。
欧文·恩格斯特热情洋溢地向她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见闻，向她介绍了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和解放斗争的情况，信中特别向她讲述了歌剧《白毛女》的故事：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为了躲避地主老财的高利债，受尽凌辱，不得不逃到深山老林中去，因吃不到盐营养不良，而成了白毛女。只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穷人斗地主分田地，白毛女才能回到家乡，报仇雪恨，跟自己的未婚夫团圆。白毛女的故事使琼·辛顿深受感动，她向往中国革命，也想亲眼看看中国革命人民“小米加步枪“的力量为什么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什么比美国的飞机加大炮更厉害，把接受美国援助的蒋介石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凭心而论，琼·辛顿对欧文·恩格斯特是有些好感的，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将来要把自己的命运跟欧文·恩格斯特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跟他结合在一起将会怎样。
没有给欧文·恩格斯特回信。她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她主要是舍不得放弃她所热爱的核物理专业。
多少天来，她一直食不甘寝不安，她在郑重地考虑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她想到：核物理试验不像其它学科不需要更多的物资条件，自己不可能在住宅后院搭起一个回旋加速器设备，随时随地去做一场场试验。科学家们必须找一个有仪器设施的地方才能操作起来。但是现在纯科学的背后经常隐藏着潜伏着一种来自社会的力量，它控制着试验的投资，控制着试验的用途。现在她已经逐渐地认识到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真正想搞纯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并且不仅仅是幻想，而且是面临着一种在残酷事实面前的抉择：要么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良知，要么保全自己的人格，退出核物理研究领域；除此没有其它的出路。自由的社会其实并不自由，民主也并非真正的民主。自己被夹在中间，当然，可能还有一条可以争取的道路，就是在美国国内继续坚持斗争。
她想到：倘若自己继续留在美国坚持斗争，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斗争是相当严峻的，自己将越来越孤独无助。一些同事为了谋生，为了个人的前程远大，将跟她自己分道扬镳，变成军方政府所需要所控制的驯服工具。
琼·辛顿知道自己力不从心，自己跟现有体制的斗争将无济于事，她不可能选择这个办法。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琼·辛顿给她姐姐吉妮写信说：“一连串的事实已使我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现在要转向社会。我曾经在试验室里解决过科学上的无数难题，现在试验室已经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虽然热爱科学，但是我要了解核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切地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这跟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已下决心不愿为军方、政府、资本家服务了，仅仅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锦秀前程我决定不干了。我要退出这个让人出卖灵魂的体制，冲出这个体制的羁縻！”
以前，核物理研究中心的同事从来没有见到琼·辛顿在试验室进行试验项目的时候请假，现在这个不安分的女博士研究生开始动辄请上半天或一整天假。有的同事发现她蹲到校图书馆里去查资料，不知道她意欲何为。因为以前她在试验室做试验的时候是从不到图书馆去的，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它空闲时间去那里。
其实，琼·辛顿请假去校园图书馆所查内容完全跟她现在钻研的课题项目无关。她查到了中国各个大学的地址，然后她一一给这些设有物理专业的大学写去一封封求职信。她要求被聘到中国的一个大学去教物理，她觉得自己去中国的大学当一个物理教师完全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求职信，她还给设在中国上海的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写了一封求助信，她要求去中国，希望能得到这个基金会的帮助。

第16章  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
1947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撕毁重庆《双十协定》，驱赶中共和谈代表，关闭和谈大门。
从2月末至3月初，中共驻南京、北平、上海、重庆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陆续撤回延安。同时，美国军方观察小组也离开了延安。
一批清一色的编队美制B-24轰炸机，由南边直窜延安上空，掠过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一直向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冲下来，一路上它们抛下大量的炸弹。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正是为配合蒋介石的部下胡宗南20万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做准备。
已经落脚在延安城郊杜甫川农场工作的阳早和他的同志们，对蒋介石背信弃义十分气愤。他们一致要求“坚决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革命圣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3月8日，延安市各界一万多军民聚集在宝塔山下的新市场后沟的商会露天剧场，举行保卫延安的誓师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讲话作了动员。
阳早跟同事们来到会场时，看到四处红旗翻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与会军民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此起彼伏，惊天动地。许多群众参军参战，严阵以待。阳早禁不住被这种热烈的会场情绪所感染。他知道：延安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在全国人民心中是希望的象征；延安，代表着党中央，延安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
然而不久以后，党中央决定：全部撤出延安，留空城一座。
阳早对上级这个指示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年轻的美国人站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心潮像浪涛般翻滚着：他好不容易到了延安，刚刚开始崭新的生活，难道就这样轻易地从这里撤走吗？他想：解放军个个是英雄豪杰，边区广大人民都拥护共产党，全力支持革命，为啥不跟胡宗南的部队拼一拼呢？
带着这些疑问，阳早乘着上级派来的吉普车来到党中央所在地王家坪。
已经留在延安的几个美国朋友：马海德、李敦白、还有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起被召集到这里的一间平房里。阳早进屋的时候，大家正在谈论延安面临的局势，他们对中央决定撤离延安都不理解。
一会儿，只见门帘掀起，周恩来走进屋里，他精力充沛满面春风地跟大家握手，谈话，两眼炯炯有神，笑声爽朗，神情是那么轻松自信。随后朱德、毛泽东也走进来。顿时，大家的情绪振作起来，房间里的空气也活跃起来。
朱德个子不高但很健壮，穿着土里土气，脖子上缠一块羊肚手巾，挺像连队里的伙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朴实和气的农民打扮的人，却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朱总司令。
跟在后面的，用湖南口音向大家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身材魁梧，神情沉着，坚定。他同大家一一握手，阳早觉得毛泽东的手非常有力。
毛泽东问阳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阳早回答：“我原来是纽约州的农民，现在在光华农场养奶牛。”
阳早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高兴地说：“好啊，中国是农业国家，将来我们革命胜利了，还要请你这个农业专家来帮我们发展农业！”
阳早很早以前曾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见过毛泽东的照片，早就从内心里崇敬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今天，他有幸能亲自跟毛泽东握手谈话，感到很受鼓舞。
现在已是炮声隆隆传来，胡宗南20万大军将要进犯延安的紧急关头，可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却镇定自若，同朋友们谈笑风生。
毛泽东跟大家谈起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问题，他问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怎样，杜鲁门及美国国会支持蒋介石会到什么程度。然后毛泽东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撤出延安的道理：“我送你们十六个字叫做‘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然后他引经据典地从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讲起，举出许多“存人失地、存地失人”的事例。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打个比喻，你们不是都看过老百姓推过磨，压过碾吗？就是石磨子、石碾子，把老乡们打下的多少粮食都磨成细面，碾成细米。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在陕北这个小地方跟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起这运动战，我们暂时放弃延安，要诱敌深入，然后再打他。因为我们群众基础好，处处可以得到群众的帮助，牵上敌人的牛鼻子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我们就会把他几十万军队弄个稀巴烂！”
大家听到这里才坦然而舒心地笑了。
阳早觉得在这些共产党的领袖身上蕴藏着一股不可战胜的大智大勇，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朱德陪美国朋友们吃过晚饭后，有事先告辞，周恩来留下来给大家具体介绍国内外形势，说明中央有关暂时撤离延安的部署，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
周恩来说：为了争取和平前途，我们希望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可是国民党的方针定了，要消灭共产党。美国政府作他的后台，供给他飞机、大炮、许多美式先进武器，蒋介石气焰相当嚣张。可是他代表不了人民，他不得人心，不会打赢这场仗！周恩来说：“尽管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支持的，友好的，我劝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
于是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表示赞同。
周恩来说：“战略上我们蔑视敌人，战术上我们还要重视敌人。现在我们暂时撤离延安，目的是取得主动，我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准备用五、六年的时间打败国民党！”
谈完撤离计划以后，周恩来劝大家也要撤离，要撤到蒋管区去住一阵子。
阳早坚决地表示：“我不走，我要跟同志们一起撤退，上级已经答应了我呀！”
周恩来又劝斯特朗离开延安，这位年近六旬的老记者哭了。周恩来说：“你是著名记者，是搞宣传的，总在山沟里太闭塞，可以到白区住一段时间，还可以做些相应的工作。”
斯特朗说：“我不能离开人民，逃避战斗！”
直到深夜很晚，在大家的劝解下，斯特朗才满含着恋恋不舍的热泪答应暂时离开陕北，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一躲。
其他的美国朋友，被允许留下来随着所在的机关一起转移活动。
谈话结束以后大家走出房间，阳早跟周恩来以及他的美国朋友们一一分手，各自回住所休息。
夜晚的春风，带有一丝丝解冻冰河的暖意。阳早毫无倦意地走在延安城处于高一点位置的土街上。俯视延安城，到处是闪动的灯火，尽管炮声从远方隐隐传来，但延安城仍然是平静、沉着地等待着下一个黎明。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解，阳早心中的疑团早已烟消云散。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雄才大略而激动着。他相信这些为穷苦人谋利益的革命者一定会凯旋归来，一定会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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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1 9:09:33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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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转战陕北，保护奶牛群
不久，战略转移开始了。阳早在杜甫川的光华农场已明显地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据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已逼近了延安城下，阳早和同志们一起向城北撤退。
国民党的飞机在苗庭寨上空不断地盘旋，苍蝇拉屎般投下一串炸弹，与此同时，机关枪像泼雨似地射下来。
山头上，河川里顿时升腾起几丈高的夹杂着尘土和硝烟的雾柱，接着梢林和荒草被点燃了，烈焰和浓烟像涨泛的狂潮，顺着山坡在疾速地蔓延。
第一批飞机飞走了，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轮番轰炸扫射，仿佛要用钢铁和火药把山头端走，把河川填平。
在撤退的路上，阳早和同志们除了随身携带的日常用具以外，就是要费力地驱赶农场的八十三头荷尔斯坦黑白花奶牛。这些奶牛是从国民党阎锡山手里俘虏过来的战利品，一开始有的同志要杀掉它们改善伙食，被阳早坚决地劝住了。
奶牛群在缓缓地不整齐地移动着，这些黑白花奶牛身体庞大，脚步笨重，不论撤退赶路的人们多么焦急，它们仍然不慌不忙，慢腾腾地走着。
“这该死的奶牛，简直在拖我们的后腿！”有的年轻的同志性急地骂了起来。“不然，咱们把它们扔掉算了，它们目标太大，弄不好，会引来敌机轰炸的！”
农场场长何小山立即阻止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这些奶牛，这些奶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阎锡山那里俘虏来的战利品，它们为中央首长和边区的孩子们提供过牛奶，是有功劳的；再有一点阳早说过，将来胜利了，还要靠它们发展大牧场呢！”
为了保护好农场的八十三头奶牛，何小山和农场的职工们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和责任心，他们巧妙地跟敌人兜圈子，一天转好几次。在陕北地区找一处掩身之处并不困难，因为这里有许多 由黄土陡壁和土丘构成的险峻的深壑，他们尽量把奶牛群赶进安全的深壑山谷里，派几个人看管着，其余的人全都疏散——有的躲进山洞睡觉，有的上了山带着书本学习。陕北的群众都是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总能及时地为他们通风报信，帮助农场的职工们，在炮火中赶着奶牛安全转移。
在农场的队伍里，数阳早的个子最高，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亲自批给他做一件新的棉大衣。阳早不肯要，又推不掉，但在寒冷的天气里，经常昼夜行军的时候，棉大衣是非常有用的御寒品。阳早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殊待遇而感到不安。
阳早看到他的同事康迪穿的比较单薄，便想了一个主意，叫住康迪说：“这个大衣太重了，请你帮我披着。”阳早说着脱下大衣，没等康迪明白过来，已将棉大衣披在他身上。过了两天，阳早看见康迪休息的时候冷得直跺脚，便把自己随身带的一双皮靴取出来塞给他，开玩笑地说：“喂，朋友，请把这二斤半替我分担一下，暂时我用不着它，你还是穿在脚上吧！”
由于撤退时准备带走的粮食不足，再加上行军时不能明显地点火做饭，大家难得能吃上一顿饱饭。阳早经常要喝生牛奶，吃烤得半生不熟的牲口肉，吞咽生小米，弄得他常常闹肚子，得胃疼病。有一次，身高马大的阳早饿得受不了，又不肯多一点接受炊事员多舀一勺饭的照顾，就偷偷地吃了两口喂牲口的麦麸子，碰巧让一个同志看到了。
“喂，阳早，你往嘴里塞了什么，吃得那么香甜？”那人喊了一声，大家过来一看，愣住了：“这麦麸子是喂牲口的，怎么能让你来吃？”
阳早想了一下：诙谐地笑着说：“我怎么不能吃，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麦麸子里有多种维生素，营养多着哩！”
几天以后，上级决定打开一个贮存2000担小米的洞穴，并分发小米。阳早所在农场45人，能领到150担小米。贮粮洞离国民党营地很近，所以附近派出一支解放军抵挡住国民党军队，让同志们把粮食移走。整个过程都在秘密进行，连驮粮的骡马也是开仓前才赶来的。但不知怎么的，当农场的同志们赶到贮粮的洞口时，国民党提前发起了进攻，但进攻很快被解放军正规部队打垮了。上级决定打开洞口将粮食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先分给农场的40担小米以外，其余的都让农民们背走。农民们在游击队经过他们的村庄时，用这些粮食为他们做饭，农民们还要腾出舒适的地方让游击队队员们过夜。
转移中最紧张的时候来临了。这一天农场的同志们发现有一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正在他们后面追赶，同志们使劲地轰赶那些行动迟缓的奶牛。谁知有的奶牛脾气太犟，它们生起气来甚至死死地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一步，或者又叫又跳，想用牛蹄子踢人。
怎么办呢？阳早急中生智，他用肩膀扛这些不肯走路的牛的屁股，用手抚摸和安慰几头暴跳发怒的老牛。果然，奶牛群又在移动着赶路了。
天快黑时，他们来到一条水势汹涌的大河前。这条河面并不很宽，但水流湍急，河中间有打着转儿的旋涡，河面还不时飘浮来一些薄冰。
同志们来到河边感到寒气逼人。
河上只有一座临时由木头搭起的简易小桥，已被水流冲着摇摇晃晃。
单行的人可以相互挽扶着走过桥去，可是奶牛的庞大身躯却难以从这桥上一一通过。
怎么办？难道为了躲避后面的追兵，就可以忍痛把牛群扔在这里吗？大家都不愿意这样做，阳早更不想这么办。两年前，为了来中国，他可以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三十几头奶牛，今天，为了中国革命，他要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财产。他不再犹豫，把奶牛一一赶进河里，也要将自己高大的身躯一起跳到冰冷的河里，他要和牛群一起游到河的对岸。
同志们怕他冻坏了，劝他不要下水，他说：“牛会游泳，不会淹死，但需要有个人随牛一起游过去，以防止它们被水流冲散。”
说着他把牛群赶进河里，自己也“扑通”地跳下去，牛群在水里跟着他在一起往河对岸游去。
阳早在河里拼命地游着，全身都冻僵了。他感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他急中生智，用手揪住一头牛的尾巴，嘴里用力吆喝着。牛群在老练的放牧人的指挥下没有被水冲散，它们终于到达了河的对岸。
阳早也游到河的对岸，当同志们把全身冻僵的阳早拽上岸时，他已经冻得不会说话，失去了知觉。同志们忙着给他解衣服，脱鞋子，可是鞋子、袜子已经牢牢地冻在一起。
艰苦的生活，紧张的跋涉和战斗，已经严重地损害了阳早的身体健康。一天上午，阳早和同志们在西河口的山上劳动，他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后来越来越疼，同志们看见他脸色苍白，直不起腰来，就把他送下山去。他开始拉肚子，拉的全是血，刚到住处，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就昏倒了。
同志们为阳早的病十分焦急，赶忙派人去找医生。过了两三天，派去的人没找到医生，只带回来一些药。但是派去的人同时带回来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我解放军撤出延安之后，一次又一次地消灭了好几股胡宗南的军队。五月初，解放军把胡宗南的军队在蟠龙镇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收复了蟠龙镇，歼灭整个精锐一六七旅，活捉了旅长李昆岗，缴获山炮六门、子弹百万余发、医药品无数、军衣四万套、面粉一万二千多袋、骡马一千多匹……
5月14日，为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在安塞县真武洞南边的河滩上召开了祝捷大会，周恩来到会讲了话。他向欢呼雀跃的军民宣布：党中央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没有过黄河，还在跟边区军民在共同战斗！
听到胜利的捷报，阳早和同志们喜出望外，他挣扎着爬起来。胜利的喜讯比医生和药品更宝贵，阳早的病逐渐痊愈了，跟农场的同志们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18章  阳早写给妈妈的信
阳早到延安的时候，有一台随身带着的英文打字机，他一有空闲便用它来给远在美国家乡的母亲写信。
“亲爱的妈妈，”1947年2月11 日他写道，他刚从内蒙古一个地方回来，“我们回来的那天，我得到很多信，您寄来的包裹和弗达寄来的包裹，还有比尔&#8226;辛顿从美国为我们购买的大量人工繁殖设备。回来得到所有些，简直是太好了！我十分抱歉没能回家过圣诞节，但是您已经尽力使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圣诞。”接下来他介绍了他的内蒙古之行：“我们于元月3日启程，替我们驮东西的牲口走得较慢，我在一所医院不得不停下来等我的骆驼，我把它借给该院的一位医生了。因为这一天我们没走多远，晚上我们在距延安约十五英里的一个小村子停下过夜，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尤其是因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所以就把炕烧得很热。炕是用土垒起来的台子，下面可以烧火，这里的中国人都是睡在这种炕的上面。我曾听说过，有人睡热炕不习惯的话，就会胃痛的，可我想也没有想就一头倒在那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胃痛得要命，一整天都身软无力。我们到了整建部迁移的新地点，他们的主任也在，他搞了一个宴会并希望我们留下，他还了解一下我们的计划。这一天我们只走了十五英里多，一路上很平淡，只是这里的景色很迷人。”
在这之前的1947年1月2日，阳早给他母亲写信反映：
“我曾有过控制这一带边区水土流失，改良牲畜品种的设想。我终于使整建部的人觉得整修计划行得通，而且我们今天春天就要付诸实施。需要的不少东西都缺，不过我想完全可以想办法。控制水土流失方案可能在延安本地的实验农场上实施，至于改良牲畜品种方案将在内蒙的朔阳及一个叫城川的小地方进行。该地几乎在延安正北，离长城只有五十英里，那个地区以自然牲畜为主，我们期望能在那里搞大量人工饲养牲口牛的实验。……节日期间我在这儿过了一段美妙时光，除了回家以外，算是最美的事儿了。昨天（元旦）及圣诞节，我和其他外国人应所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邀赴宴。毛主席、朱德将军、周恩来将军都在场，还有别的领导人。由于延安算不上个大地方，这些人很快也就认识了。……宴会让人非常满意，八路军总部送给我们十几位外国人的一些糖果、一块丝手帕和一只土制烟盒，整建部送给我一件漂亮的新上衣和一顶帽子。我为此很得意，衣服是毛皮镶边，毛领的。我说这些，是表明我多么兴奋。我真想让别人看看我穿八路军制服的样子。您肯定不会觉得我跟地道的中国农民有什么两样了。据我所知，琼·辛顿还没有离开美国，十一月上旬形势（指国共谈判破裂）恶化了，他们从上海发电报让她别来。我几周前才得知这一消息，于是我开始找人活动，终于让周恩来将军答应了。几天前电报已发给了上海的共产党，让他们帮助她来边区。”
有一封只是标明1974年2月，没写具体哪天的信：
“上个星期有三个外国人来到延安，但他们明后天就将离开了，其中一个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凭着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就土地分配谈了很久。他很想直接从我口中套出可以证明神父在这里受迫害之类的话来，最后他感到这里的确没有他所需要的那种故事之后，他就没有兴趣再谈了。他的名字叫法瑟·欧·科纳，是一个对中国大陆改造进行攻击的教会积极分子。
“另一个是上星期到的，他叫马克·盖恩，他为芝加哥《太阳和中年》报社在写文章。正如您听到过的，芝加哥太阳报已被视为劣刊之列，且早已不再是自由报纸。盖恩就是这些报纸的编辑之一。他曾被有名的国家颠覆活动检查局监禁了大约一年。也许您还记得那六个人曾被指控，但最终没有得到证据的事。盖恩曾与欧·科纳一同在日本。他告诉我一则由欧·科纳所撰的关于共产党人迫害天主教徒的故事。这件事只有一个人对其陈述，而村里其余的人全都否认，欧·科纳却把它描绘成一种绝对的事实。盖恩说这完全不是事实。我与盖恩促膝畅谈了一夜，我认为他并不是极端左翼，但他对大陆改造十分虔诚并极端感兴趣。他对这里的所见印象很深，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好文章的。另外一个家伙则是为旧金山的一些报纸撰稿的，他非常愚蠢，又很反动。
“中央执行部（指中共驻北平的军调执行部）正在解散。我们希望能再有两架飞机，代表们正在随中国北部分布颇广的各地工作组返回延安。
“从现在开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延安将是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一个首都，我希望过了这段时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会有一些飞机来的。您看看吧，英国和苏联一定会在三月份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给马歇尔提一些为难的问题的。这里的情况是：上个月马歇尔要蒋发动真正的进攻，以使共产党会与之谈判，这样马歇尔就可以说中国的问题解决了。蒋发动了进攻，现在山东临沂附近正在进行战斗，在第一阶段的战役中蒋已惨败了——一天之内被新四军吃掉两万人，包括数员将军和野战军司令部，两个师的枪、坦克、卡车以及所有设施都是美国装备的。另外两个师已被包围，但我们还没有最终的消息。
“这里的共产党很乐观，前一段时间蒋要求谈判，共产党回答说只有两个条件是联合政府的障碍：1、解散国民党所称之为国民议会的国民大会；2、把军队撤到1946年元月27日的停火线。并且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他们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那么就继续战斗。您看，起初国民党花了大量的兵力来占据城市，去年11月至12月间，他们到处都去占领， 损失了很多兵力；共产党占领了与国民党同样多的农村，上个月和本月上半个月，八路军占领的城镇是国民党的两倍。同时俘虏了几万国民党兵，国民党士兵也成群地开小差。有一天五千国民党士兵和他们的上将一起投诚到延安来，延安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如今他们在为八路军打仗了。像这样大规模的投诚为数不多，但每天都有前来投诚的，还有很多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山东部队被新四军俘虏后，现在也和新四军并肩作战了。被俘士兵没有被当作囚犯对待，允许他们保留编制，并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教育他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不久后绝大多数就为八路军打仗了，并且这时他们的仗打得更好。
“目前还没有琼到来的消息。当形势严峻的时候，上海的代表打电报劝她不要来。后来我曾去找周恩来，他亲自下令要上海的同志帮助她前来，一段时间后她好像没有动静。我又去找了对外联络部负责人杨三群。他又打电报问上海为何没有反应，并询问关于她的前来需要什么帮助，所以我希望一切都开始了。
“我向您要的白首稽草种还没有收到，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为我们定购了一些，正好在她离开时收到了，我们开始工作时这些草种已足够用了。
“妈妈，像我上面所说到的，您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收到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思念着你们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再相见。这里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并且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期待着的机会，我将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工作。还是跟牛打交道，我知道这将会很有意思。这里的人民，农民们，他们真正地欣赏为他们所作的工作，他们知道政府是真的在关心他们的福利，所以推广工作不会太难。还有我在这为之工作的人民情绪很高昂，尤其是那些长期在政府工作过的人。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我到了这里才第一次开始懂得共产党员们所讲的‘思想上真正的革命’的真实含义。如果您看到这些老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地工作和生活，您就会真正地懂得什么才是为工人阶级运动的胜利贡献一切。他们唯一的所得就是看到农民们在教育和经济上的进步，他们往往不能脐身于政府机关，因为共产党的政策认为那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政府里的共产党员只限制在三分之一。”
下面是1947年5月31日至8月3日阳早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记实性信件，给他母亲的这封信是断断续续地写的，写的很长也很琐碎，现在摘录的是信的最后一段：
“我们呆在这个新地方，我们与地方部队指挥部联系上了，并接到一份边区政府拍来的电报，让我们回去。整建部的同事莫伟好像认识边区政府的每个职工，他已秘密从别人那里获知，党中央有部分人就在附近，离这儿只有两天的路。在我们去边区政府的路上，我希望见到那个美国医生马海德，我想他是跟中央在一块儿的，他了解不少关于琼的情况。我很想知道是否已有了我还不太清楚的关于琼的新情况，这样，我们领到一张通行证和一封介绍信，然后上了路。
“第二天夜里，我们知道已走到党中央附近了。但我们无法确知究竟在哪个村子。陕北这一带地区人烟稀少，跟陕北所有地区一样，是一系列高峻的四面陡峭的黄土坡，中间分布着险要狭窄的沟谷——有的足足深达数百英尺。我们在山顶上穿行，见不到别的生灵，只有几只鹰从头顶静静掠过。正当黄昏转入黑暗的关头，我们跨过了山侧，开始沿陡坡来到下面的山谷。在我们前方，下面很远的地方，顺着小河，可看见从大约二十孔窑洞的窗纸透出的闪烁灯光。我感觉血脉里的血在往上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现在的驻地！这就是被蒋的报纸嘲笑为第一天逃到满洲里，第二天又亡命莫斯科，第三天就在内蒙古大草原被消灭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进行的革命的中枢神经！——它正指挥着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正引导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一个新纪元！这二十几孔窑洞，其中的每件东西，直至内中居住者的衣着，都跟陕北其它上百万孔窑洞别无二致。我们下山的过程中，五角大楼的画面在我的脑际中不断闪现——五角大楼！美国的作战部！美国人要是在这儿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作战，绝对不会抱任何希望！
“马海德不在那里。我们只过了一夜，次日一早就继续赶路去边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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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1 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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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琼·辛顿在解放前夕的上海

1948年2月，琼·辛顿应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邀请，手拎一个皮箱，带一部英文打字机，登上从纽约开出的海船，远渡太平洋来到上海。

琼·辛顿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她的指导老师和她的同学许多人都一再挽留她。

杨振宁是从远在中国的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的。他说他是从兵荒马乱的中国来到平和安定的美国，并且能拜到著名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教授的门下，自己已经感到非常幸运，非常自豪。因为他是仰慕费米教授的大名而专程从中国来美国求学的，为此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追寻到芝加哥大学。而琼却要从这么温馨这么适合于治学的高等学府和国家，去那个战乱频繁求学无门的穷国。即使那个地方曾是他的祖国，为此他杨振宁也可能不会理解。（后来，杨振宁转到理论物理研究方面来，2003年，杨振宁进入老年以后为了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在北京清华园定居、讲学。）

当时，费米教授对她说：你还有不长时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的证书，你走啦我就少了一个颇有天分大有发展前途的女弟子，我为你感到遗憾。

还有的同学、老师、同事劝她：核物理专业并非都与核武器的发展有关，即便有很大关系，你又不是决策者，历史罪人的骂名也轮不到你的名下；在日本爆炸了原子弹以后，许多核物理学家仍然在研究核武器，甚至要进一步研制杀伤力比原子弹大10倍的氢弹；核物理学家是科学家，研究科学尖端产品是他们的天职，是社会分工给他们的使命，至于这种科研成果如何使用那是政府部门的事，是政治家的职责，跟科学家根本没有关系；你琼·辛顿不要引咎自责，谁都不会把战争恶果的账算到你的头上，只要你不走，你的治学前景是远大的，无可媲美的，你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也无人能跟你攀比，更何况你是科学界很难得的女学者女科学家。

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劝她：琼，你不要太偏激，太认真，你觉得这项核物理专业跟战争有关，难道其他的核物理学家们不懂这一点吗？他们不仍然照样还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责，他们全都没有社会良知？为什么你要舍弃这么好的学业，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远走他乡，飘洋过海，去那个贫穷战乱的国家，那里能有你的幸福吗？那里能给你什么物质享乐呢？那里的人民的命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你的最理想的归宿就是在美国的高等学府，这里将提供给你最好的科研环境，最高的薪水收入，最让人钦羡的学术界的职位。你从美国到中国，不能完全说是从天堂跌入地狱，但也不能保证你会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你这样不理智的冲动行为，简直是发了疯，根本没有道理的！

琼·辛顿一一向这些人解释说：她这么做不是没有缘由的，作为一个科学家，看到自己研制的原子弹成为杀人魔王，她的心情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类十几万地被屠杀，她再也不能坐在试验室搞所谓纯科学的抽象理论了。现在这么做她是在解脱一种精神上的危机，她要为人类社会服务，也将为人类社会负责。她到中国去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需要，她确信自己到那里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她的幸福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享乐，不是去获得让社会更多人所崇尚的社会职位。她自己已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想明白了，也弄清了什么是更重要的东西。美国所能满足的条件和自己所追求的已让她感到大相径庭。她不反悔不遗憾，她要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执拗地走自己的路，拯救自己的灵魂。

于是她下定决心要破釜沉舟地离开她曾经依恋过的校园，离开她的曾经热爱过的专业，离开曾经熟悉过而且有着深厚感情的国家和亲人们，到一个陌生的，贫困的，然而正在进行革命，正在进行一场决定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命运的伟大斗争，从而充满着迷人魅力的国家去工作去生活。所以她想到比起这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革，她的博士学位又算得了什么？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邀请函刚刚寄来，琼·辛顿拿着它去办理护照和有关离境手续，一俟这些手续办下来，她马上打点行装出发。

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飘泊，3月，她来到了上海——这个中国远东最大的城市。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和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正在东北、华北地区跟国民党的军队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由防御转为进攻阶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屡战屡胜，不断地向南挺进。国民党反动派正节节败退，在做垂死的挣扎。

在陕北，经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打败了胡宗南的部队,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战争的硝烟还在全国范围内弥漫着，虽然战争的炮火尚未打到上海，但十里洋场的黄埔江外滩并不平静。

这里簇拥着一批批从北方逃亡来的国民党官僚、政客及他们的家眷，簇拥着曾经在这里趾高气昂的外国官员、传教士、金融家、投机家。他们已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虽然有的每天花天酒地仍然在纵欲享乐，但更多的人不得不准备带着家眷和金银细软离开这里并最后撤离中国大陆。因为战争的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要在全中国的范围赢得这场战争，共产党军队将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中国人民正在全面迎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

城外的隆隆炮声不时地传来，上海市政权仍暂时由国民党的军队把持着。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缉捕大批进步人士，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琼·辛顿后来回忆说：“当时正是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我拿着5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赶紧跑到商店把钱给老板，他数都数不过来，只看体积够大就把刀给我了。看到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败，我更急于要了解中国解放区，了解共产党。”

来到上海，琼·辛顿很快跟中国福利基金会进行了联络，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土委派她的秘书谭宁邦出面将琼·辛顿暂时安排了住处。

因为淮海战役即将进行，琼·辛顿一时进入不了解放区，她只能暂时待在上海滩先做些有益的社会工作。

她曾被介绍到上海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员，她一边认真地教课，一边等待着奔赴解放区的机会。

她曾随着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同志们一起去上海市郊区，去邻近县镇的农村为农民们的孩子打防疫针，送伤风感冒药；也曾在上海市左翼进步人士的安排下参加过一些文化宣传活动。她用英语唱歌，饰演一些力所能及的角色，因为她的扮相跟中国人不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兴趣：怎么一个外国的姑娘来到中国城市的贫民窟，来到中国贫困的农村，跟广大穷人们搞的这么亲近，这么火热？

国民党的军队正龟缩在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如惊弓之鸟，层层设防，处处设卡。琼·辛顿曾经在进步人士帮助下到过南京和郑州，两次试图进入解放区，可是都没有成功，只好返回上海。这样琼·辛顿只好耐心地等待着机遇，等待着有关方面为她的安排。一直等到这一年秋季的一天，谭宁邦约她傍晚到他家，她如约而至。天黑以后，宋庆龄也来了。他们安排她买飞机票去北平，并且告诉她到北平的北京饭店登记房间以后，会有人去找她，谁来找她就跟谁走。

听到这一消息，琼·辛顿笑逐颜开。她在回到住所独自一人的时候，高兴得在床上翻起跟头，她觉得煎熬般的等待即将过去——去解放区，跟欧文·恩格斯特见面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她已经从宋庆龄、谭宁邦那里了解到欧文·恩格斯特为自己来中国的事找到周恩来将军，在周恩来的授意和关心下，她来上海以至要到延安，都将得到必要的安排和关照。

她对哥哥韩丁的挚友欧文·恩格斯特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炽烈的爱情的冲动，但是她喜欢他的坦率、热情、善良，喜欢他的正直和对革命、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她为他到中国解放区的大胆选择而感到骄傲和钦佩。她自己已经有过理智的思考，她现在要追随他到解放区，将自己的命运跟他结合在一起。

上海飞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来来往往的是一拨拨穿着时尚的有钱人，其中不乏国民党的要员、军官，从欧、美来的外国大亨、传教士。他们在家眷的簇拥下，携带着一箱箱的贵重物品购票到国外，或者到香港、澳门、台湾去寻找世外桃园，去躲避触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革命战争。

就在这种气氛中，琼·辛顿来到候机厅的售票口。

“您去哪里？”售票员很礼貌地问这位黄头发、高鼻梁的洋姑娘。

“我去北平！”琼·辛顿语气干脆地回答。

卖票人有些呆怔怔地愣在那里，感觉蹊跷：现在有钱人都是从北往南跑，怎么眼前这位洋女士却要只身去北平，去那个战火纷飞的地方。

琼·辛顿不便跟售票员过多解释什么，她等了一会儿拿到去北平的机票就匆匆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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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2 18: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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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被围困在北平的日子里

来到北平以后，琼·辛顿按照联络地址找到北京饭店，登记要了房间。在房间里没等多久，听到有人在门外敲，她便把门打开，一个中年男人来找她。

“对不起，请问琼·辛顿小姐住在这里吗？”一个机警干练的中年男人，用英语问。

“我就是，请问你是……”

“我叫石岚。”来人答道。

琼·辛顿高兴地笑了，明白这是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来接应她，想不到这样顺利，这样及时。

石岚把她带到离南小街不远的一个人家，后来又把她带到城北靠近后海东岸的鼓楼西大街一个四合院里。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处，负责掩护和安置党内外进步的文化科学界人士。现在联络站就要帮助这个从美国来的女科学家离开北平去延安。

其实这个联络站就是一个叫戴浩的家。戴浩是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第一天去饭店接应琼·辛顿的石岚同志当时是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另外还有两个也要去解放区：一个美国人叫沙博理，是一个同情中国革命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律师，另一个中国女士是他的新婚妻子凤子，是一位文艺界的演员。

石岚这几天经常到戴浩家里来，跟戴浩及其他同志一起研究护送琼·辛顿等人去解放区的具体路线、时间和措施。

琼·辛顿出门在城里走动时，石岚戴一顶压低眉宇的帽子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虽然扮作相互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却在起着保护她的作用，防止她一个外国人在兵荒马乱的北平城里发生意外。

琼·辛顿当时不知道这个远远跟在自己后面的人的具体职务，只知道他每次跟自己外出都要换一顶样式不同的帽子，她管他叫“换帽子”的同志。

沙博理关闭了他在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和他的妻子凤子也是刚刚从上海乘飞机来到北平。他们已换了好几个住处，住得最久的便是戴浩同志的家。

为了送琼·辛顿和沙博理这两个“大鼻子”去解放区，戴浩、石岚等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是使琼·辛顿终生难忘的事情。那时琼·辛顿刚到中国不长时间，大部分汉语都听不懂，但对戴浩的印象很深。他亲自给琼·辛顿搞来一张某大学副教授的假证件，让她能在北平城里自由行动。

琼·辛顿感觉住在戴浩家这段时间虽然匆忙，紧张，却很充实，很有趣味。一些从解放区来或者要到解放区去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经常住在他家或来他家接头。其实，他的家是租别人的房子，房东的儿子是个胖胖的三青团团员。有一天，上海《大公报》记者杨刚（后来知道她便是被国民党特务谋害的进步名记者羊枣的妹妹）穿着一身当时很时髦的裘皮大衣、高跟鞋来到戴浩家。正当杨刚走进储藏室去换衣服，戴浩让大家围着桌子看他给杨刚如何填写假身份证，贴照片，盖章的时候，那个胖胖的三青团团员走进屋里。在座的，除了两个“大鼻子”，都是电影界的人士。他们真会演戏：说话的表情，动作没有一点改变，只是戴浩的手很自然地将另一张照片盖住杨刚的照片 ，对大家说：“这是我姐姐，像吗？”大家佯装“仔细地”看了看说：“真像，真像！”三青团员也看了看，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大家看三青团员走了以后，才让杨刚出来，只见杨刚又换了一身平民老太太的衣服。有人给她挎上鸡蛋篮子，又有人给她戴上头巾，大家检查了一遍说：“行！”然后将用一块布包好的假身份证揣在怀里，从厨房后门出去了。

这事让琼·辛顿很羡慕，她想：“如果我也能这样走多好啊！黄头发可以染黑，外国衣服也可以换，小鼻子改大鼻子不难，可是大鼻子改小鼻子，蓝眼睛换黑眼睛却办不到，送我们走可真难！”

为了送两个“大鼻子”去解放区，戴浩和其他同志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担了多少风险。在这危机四伏的日子里，几个人在戴浩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他没有露出半点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她（他）们一直很热情。琼·辛顿感觉戴浩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开朗幽默常使大家笑声不止。当时，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辽沈战役以后，南下挺进很快，正在打平津战役。傅作义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设了许多哨卡，经过这些哨卡通往解放区的道路越来越难走。

一天晚上，“换帽子”的石岚同志来了，他通知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准备在第二天早上骑自行车从市郊西山的一条还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路穿过去。可是等到天明，他又来告诉说那条小路也被占领了，只好改变计划，试一试从天津走到山东济南。济南当时已经解放，由共产党控制着。

这一天，戴浩同志亲自驾驶一辆破旧的汽车送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去火车站，然后由石岚当向导一路护送她（他）们。

乘火车先到了天津，在向导带领下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直奔长途汽车站，登上了一辆破旧不堪的敞篷卡车。当时的长途汽车站没有后来标准的客车，只好用敞篷的卡车代用。车上大多数是逃难的农民。

敞篷卡车行驶到快要离开天津市区时，必须经过国民党宪兵的检查站，每位旅客的证件、行李都要检查。卡车上的人一一从车上下来，国民党宪兵对旅客的证件、行李检查得很认真，他们对高鼻子蓝眼睛的两位外国人乘这种卡车出行感到不可理喻。他们的警觉性很强，认为这两个外国人至少应该备有一辆专车，绝不会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乘这种破烂拥挤的公共汽车。

宪兵上下打量着沙博理和琼·辛顿。他们俩谎称是一对美国夫妇，要到济南去资助逗留在那里的美国人结束他们的商务，而凤子则佯作跟他们俩的同路人，是一个刚刚失去丈夫到济南投奔亲戚的寡妇。当然，作为演员出身的凤子现在出演这样一个角色并不困难。

宪兵开始检查了琼·辛顿的手袋，手袋装有一些药瓶，她不久前生过一种热带病，医生给她开了各种药片和药水。虽然她正在康复中，但也需要再吃几个月的药治疗。国民党宪兵怀疑这些药品是这位美国女士要拿到解放区去走私赚几个钱，几经解释，并给了这个宪兵一点贿赂，总算让宪兵放行了。

接着，宪兵检查沙博理的行李，发现里面有他的手提打字机，便多疑地问：“这是什么机器？”沙博士说：“这是一台打字机”，宪兵又问：“能够用它发电报吗？”沙博理笑着摇摇头说：“不，不能。”

宪兵不相信，他找来一个宪兵军官。军官查看沙博理的护照和信件，护照是真的，而那封信是沙博理根据石岚的建议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信上用英文写着：“美国律师西德尼·沙博理先生和他的夫人临时有事去济南，美国大使馆请求予以充分关照。”信的落款是一个花样签字——“司徒雷登”，那是沙博理模访着这位美国大使的笔迹伪造的。

宪兵军官看了看这封信将信将疑地问：“为什么信上缺了个红印章？”

“美国人不习惯用红印章！”沙博理故作傲慢地回答。

宪兵军官离开了一会儿才回来，他用狡黠的目光盯着沙博理，奸笑着说：“你为什么要乘这种破旧的公共汽车出行？如果你有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馆的条子，我们可以用小汽车送您和夫人过去！”

沙博理再三解释，宪兵军官执意不让通行。沙博理岂能到天津的美国领事馆，他只得跟琼·辛顿一路，绕过一个小镇，坐火车回到天津，第二天返回北平。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跟踪监视，琼·辛顿和沙博理、凤子夫妇利用守城士兵打开城门放出青年学生的机会，她们三人混在学生堆里出了城，来到燕京大学附近，设法住进了美国人办的华文学校里的一幢楼房里。学校的美国校长和教师们在北平解放前纷纷返回美国去了。隆冬时节，由东北进关的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天津，并把北平燕京大学在城外团团围住。为了保护文化古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傅作义将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事宜。

此时，在沙博理住的小楼里经常有北平文化界的人士和朋友来聚会，名义为喝茶聊天，实际上是讨论如何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的工作，人民都沉浸在迎接解放军到来的兴奋之中。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公开宣布起义，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琼·辛顿和沙博理冒着刺骨的寒风，骑自行车到西直门去观看人民解放军入城。

正当琼·辛顿寻找机会去延安的时候，北平和平解放了。局势的发展比她预料的要更快些，她又夹在欢天喜地的大学生中间，进城游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去了。

“天亮了，解放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北平的广大市民和学生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大家又唱又跳，大秧歌扭起来，让琼·辛顿看得走了神儿，多少天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一下子开朗起来，她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感到兴奋，感到欣喜。

几天后，突然有一位人民解放军前来小楼拜访。在他那闪耀着五角红星的军帽下面，大家明显地看到一个高高的大鼻子上架着一副角框眼镜，眼镜玻璃片后面闪动着一双棕色的白种人的眼睛。沙博理十分惊异，以为来者大概是人民解放军中的苏联军官吧，但他从没听说过解放军里有苏联人。正当他们感到纳闷的时候，那个解放军却用带着浓重美国口音的英语向他们自我介绍：“我叫马海德，是个医生，美国人，原名乔治·海德姆。”他说他在1936年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他留下来参加了中国红军。

人民解放军里居然会有美国人，而且是自愿参加中国革命的老红军，这使琼·辛顿和沙博理夫妇大感意外。

自我介绍以后，马海德说明他到这儿来的目的是迎接琼·辛顿女士去延安找她的朋友欧文·恩格斯特的。

大家愉快地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儿，相互间已经成为新认识的朋友，琼·辛顿利用这功夫已经收拾起行装，然后跟马海德医生离开了华文学校的小楼。

第21章　“万里良缘，圣地花烛”

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的转战陕北，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中央前委领导的，由彭德怀、贺龙等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以不足两万人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胡宗南20多万人的王牌军。1948年4月22日，延安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一个由延安所属的警备旅开进了延安城，延安城被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除了跟随光华农场的同志一起带着奶牛群转移撤退，阳早1947年9月到晋察冀解放区工作过一段时间，1948年4月他回到延安后被派到陕北瓦窑堡农具厂工作。他整天忙着，在农具厂搞农具制造和技术改革。不知不觉，差不多一年又快过去了，他几次打听有关琼·辛顿的消息。上级告诉他，他的女朋友已经来到中国，因为战争尚未完全结束，通往解放区延安的道路时时被阻塞，白区地下党正在想方设法送她到这里来。

1949年的春天，传来了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的捷报。春风化雨，陕北农民们在忙着春耕，农具厂在为农场的播种、土地深翻忙着准备各种式样的农具。

阳早一边惦念着在旅途中受阻的琼·辛顿，一边在农具厂起早贪晚地忙碌着。

他早就揣摩着琼·辛顿会到中国来，但他并未完全意料到她会直接要到延安的解放区来；他感觉她奔赴延安可能跟他自己有关，他知道她对自己有好感，但他不敢完全确定她对自己的好感会发展成以身相许的爱情。

他当然期盼着她能早日到来，尽快使他与她之间的尚未认定的关系有个明确的说法。

一天，他正在车间里修理农具，有个出差回来的同志过来告诉他：

“阳早，你的婆姨到延安啦！”

阳早愣了一下，马上按捺不住喜悦地笑了笑。

同志们听说后，一齐围上来，有的拍着他的肩膀，有的拉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有的吵吵嚷嚷让他买糖请客。

这个将近三十一周岁，身高马大的美国青年一下子脸红起来，平时爱跟大家开开玩笑的那种幽默感没有了，羞怯怯地像个大姑娘。很快他向大家解释说：他俩还没有结婚，相互之间只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农具厂的领导给他放了假，让他去延安会见琼·辛顿。

阳春三月，冰封的小河开始解冻，大雁一行行地飞回北方。阳早沿着坎坷不平的山路，不顾一连多日在农具厂的劳顿急匆匆地骑马赶往延安。

即将见到琼·辛顿，他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她终于来了，她终于奔赴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来了！他一边赶路一边在心里默默念着，他揣想确定自己婚姻大事的时刻将随着这种会见而到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是真的：几年前琼还在心无旁鹜地搞她的加速器，现在却要在中国的陕北跟自己相会。他还记得1945年秋天，他跟她在华盛顿短暂相见后的告别，真没料到再次见面却是在异国他乡——在曾经共同向往的中国。

琼·辛顿是从北平搭上一辆由解放军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美式卡车，经过半个月一路颠簸地来到延安的。卡车往延安运送物资，现在已经卸了车又开走了，琼·辛顿到达目的地，在这里等待阳早的到来。

她已经听说欧文·恩格斯特的中国名字叫阳早，她现在也在琢磨着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中国名字才合适。

她已经在延安的招待所住下来，她也在盼望能跟阳早早日见面。

这一天晚饭前，阳早终于出现在她面前，她用含情脉脉的眼睛看着他，他们俩终于痴情地拥抱在一起。

晚餐要比平常丰盛一些，俩人却匆匆吃过以后，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相互倾诉衷肠……

一切都很顺利，他们俩情投意合，不远万里飘洋过海的一对美国青年，决定一个月以后在革命圣地延安举行婚礼。

四月，中国同志们像过节一样为阳早和琼·辛顿筹办婚事。结婚仪式在边区政府的礼堂举行。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亲自到场祝贺，他送了一幅醒目的“爱情与真理的结合”的喜幛和一幅写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的喜联。

婚礼的气氛非常热烈，按照陕北的风俗，青少年们点燃了劈里啪啦的鞭炮，乐队吹响唢呐，敲锣打鼓。为了使婚礼显示出美国的特征，同志们又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舞会。新房是边区招待所的客房，布置得朴素大方，喜气洋洋。窑洞里摆满了同志们赠送的礼品、喜幛、喜联。不少同志还作诗绘画祝贺，有画红梅荷花的，有画鸳鸯戏水的，有画苍松翠柏的。

整建部的康迪写了一首贺诗，其中有：“让阳光早临人间”，“寒凝大地发春华”。于是，琼·辛顿取后一句的两字，确定自己的中国名字叫“寒春”。

阳早和寒春向中国同志介绍他俩的恋爱史时动情地一致表示：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他们这一对在生活道路上似乎相隔很远的美国青年结合了，他们的结合确实是真理和爱情的结合！两个向往中国革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合！

在婚礼上有的领导讲话说：阳早和寒春出身于两个不同的美国家庭：阳早是穷苦农民的儿子，寒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学业不同，一个搞农业，一个搞核物理，他们都曾经热爱自己的专业，走着不同的道路。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个学业不同的青年结合起来了呢？是中国，是解放区，是追求真理的理想！他们要将自己的青春献给解放全人类的正义事业，要支持和参加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崇高更可贵！在这样基础上的爱情，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它！

这场简朴而充实，别具一格的婚礼很快就结束了。解放区的这场婚礼没有宴会，没有汽车，没有霓虹灯和爵士音乐，没有豪华的住宅和陈设，但是这场婚礼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它给人以喜悦和鼓舞的力量。因为它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进行的，在一大群同心同德的同志们中间进行的，它使那些纸醉金迷，无聊空虚，挥霍奢侈的婚礼相形见拙，这是最高尚最有革命意义的婚礼。

入夜，延安窑洞一片灯火，阳早、寒春的洞房花烛尤为明亮。宝塔山脚下，延河之滨，传来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更远一点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为分析全中国胜利后的形势和实施的有关政策方针正在作重要报告……

两星期以后，阳早和寒春一起回到了瓦窑堡农具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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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2 18:47:55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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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苦与乐

第1章　冷战对峙，核竞争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成立的联合国对原子弹问题一直很关注。1945年4月，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联合国宪章的有关事宜。美国政府为了独家垄断核武器或长期保持核优势地位，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原子能管制方案，要求建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管理署，提出该署应当对于铀和钚这类原子武器原料以及世界各地原子能生产的每一阶段，享有专门的管制权，并应充当世界各地原子武器和可裂变物质储存量的监管者。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便创设了一个原子能委员会，由安全理事会10个理事国及加拿大各派代表充任委员。美国在这个组织的发言中建议：实行严格的国际巡查，并对与非法制造原子弹有关的案件具有取消否决权。按着美国的这一提案，未来的国际原子能发展管理署将通过所有权、许可证、营运、巡查、研究和管理等手段，对整个原子能领域实行管理。它不仅关心防止制造原子武器，而且也关心供和平利用的原子能生产。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以10票对0票批准了美国的方案。苏联和波兰投了弃权票，理由是：一、巡查将会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二、限制其他国家进行试验，便是美国企图垄断原子武器生产的以和平为幌子欺骗世人的行径。这就等于美国既控制了原子弹的生产，又控制了原子武器的管理权，因此，当苏联提出立即销毁所有的原子弹并禁止制造原子武器的时候，立刻遭到美国和它的西方伙伴的反对，致使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徒有虚名，无所作为。

1949年7月，该委员会这一争论不休的讨论宣告结束，于是美国重新恢复了原子武器的研究和制造。与此同时，1949年9月，苏联也爆炸了一个原子装置，没过几个月，一个比原子弹威力大10倍的氢弹制造计划在美国形成。这样，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形成以后，争相试制核武器的核竞争开始了。

美国曾经幻想以原子武器管制的方式在军事实力上彻底“遏制”苏联的成长，不想这一计划付诸东流，从此美国以军事力量、军事部署为手段的“遏制”行动紧锣密鼓地实施着。在这之前，1948年3月22日，美国在华盛顿与英、加会谈，通过美国草拟的“五角大楼文件”，开始签订北大西洋防务条约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年筹备，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12个国家外长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据此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组织是美国在欧洲大陆建立的遏制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国的一个屏障。

1949年10月1日，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和苏联原子弹实验成功一样是对美国来说的重大事件，使美国感到“共产主义”威胁越来越不容忽视，感到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的大片领土，必然会在该地区和国家强化它的共产主义观念。而美国为了达到遏制的目的必然要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一时间，反共思潮甚嚣尘上，甚至谁反共最激烈谁就在政治上得势——麦卡锡主义便应运而生。

约瑟夫·麦卡锡1980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小农场主家庭，他大学毕业后曾任过律师，参加过民主党，1946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为国会参议员，1950年连任参议员。他借助国内反共反苏思潮的不断蔓延，曾到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扬言他掌握了205名渗入国务院的共产党人名单，后来减为57人，不久又减至18人。曾在后来反对氢弹试制计划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以及国际著名电影喜剧艺术家卓别林都受到过麦卡锡的攻击和迫害。

在麦卡锡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美国以至美国的科技界、知识界人士很多都神经质地感觉到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他们认为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的大片领土，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在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冷战意识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未免有些“草木皆兵”。

第2章　寒春写给费米教授的一封信

芝加哥大学著名核物理学教授恩里科·费米，1948年12月24日给远在中国陕北的寒春写过一封信。信中反映，在美国有人告诉他：“中共是莫斯科的工具，他们很快将使中国沦为傀儡，扶植一个受外国人操纵的最令人厌恶的独裁政权；还有人说中共是仁慈的土改派，其唯一目的是使中国人从目前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费米则认为事情可能跟别人给他反映的差不多，真理大概位于这两种说法之间。这些话使寒春不由得想起她要到中国来之前费米教授曾告诉过她：中国人永远不可能管好自己，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文盲。而芝加哥大学另一位颇有名气的核物理学教授爱德华·特勒不只一次地说过：世界的麻烦在于世界上的人太多了。爱德华·特勒以后是个狂热的氢弹试验计划鼓吹者。他是否主张用氢弹、原子弹来消灭诸如这些人口众多的贫穷的国家，消灭这些广大人民起来闹革命求解放的国家——寒春不得而知。但是寒春已经看清：她曾经崇拜过的这些在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的科学家们，他们容易被帝国主义者所蒙骗，他们本身的立场和看待社会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片面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

寒春认为自己有必要帮助自己的导师澄清一些事实和看法，于是1949年6月3日她提起笔来给费米教授写了回信：

“您1948年12月24日的信，方才收到——今天是6月3日，信走了5个月时间！自您写这封信以后，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看来全中国很快就要解放了，（顺便说一说：‘解放’一词此间到处都在用。记不清我是否告诉过您，不过我在《时代》杂志里见过它。记得我哥哥用它时您表示不喜欢。）人人都情绪激昂，您很容易想像得到的。我们刚刚收到一份报纸，里面的通栏大标题是‘上海解放’。报上说今年头三月里，30万国民党军站到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许多国民党军被歼灭了（报上用的就是‘歼灭’一词）。许多国民党士兵加入解放军后继续作战，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夺取了96座城市，56艘军舰志愿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她写道：

“无论您是否喜欢中国发生的事情，这儿的人都无所谓，人们至少应该理解这儿的事情，如果相信美国报界的观点，我认为他们会继续不断地对此间的事态发展感到吃惊。

“以为这儿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土改，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土改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绝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如今大城市已被解放，工作的重点已经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工人正在成为领导阶级，领导国家和农民。中国共产党人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而不仅仅是改良者。然而，如果认为他们身为共产党就必然是俄国的傀儡，那么这是错误的观点。他们与俄国人平等相处。当然他们喜欢俄国人，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不错。但是从国际关系上来说，俄国与中国革命毫无关系，这场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我总是写信给您说这一套，我自己也觉得滑稽，因为我知道，您认为我忘乎所以，看事情不无偏颇。然而，我还是要直抒胸臆，让事态的发展来检验其是否正确。共产党单枪匹马是不可能‘闹’这场革命的。无论你如何竭尽全力鼓动人们干事，尤其是煽动人们去打仗，心甘情愿地走出家门去战死，你都不可能强迫他们去干，除非他们理所应当地有这个愿望，并同意你的意见。共产党的任务似乎是帮助人民找到成功的最佳道路。这儿的革命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千百万人努力奋斗的事业，而不是苏联派遣的特务搞起来的。我不知道为何要告诉您这些东西，我只是觉得您必须知道这一切。

“每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叫‘小鬼’的同志给我们读报上的重要新闻。我们尽力读报上的重要新闻，我们尽力读懂或者能够看懂一些东西，不懂的就请他三番五次地给我们解释直到弄懂为止。（我们是这一带仅有的两位外国人，只有我们两人说英语，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机会练汉语）几天前的晚上，我们正聚在窑洞里的油灯下，把报纸摊在中间，和平常一样吃力地读报。突然有人递来一沓信！这儿的东西没有一点是个人的隐私，尤其是从遥远的美国寄来的信。‘小鬼’与我们一样兴高采烈，他把信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又看，可还真没能照顾到他，连一个汉字都没有！

“于是，为了闹着玩，我把您说的话对他讲了一遍，看看他有何反应。他几乎气得把天花板都冲破了。怎么回事，天哪，美国人真的相信那一套吗？我们成了俄国人的傀儡？！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你告诉他们：1、在我离家干革命的几年时间里，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俄国人。2、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件俄国造的武器，我们的部队总是用缴获的美制武器作战，包括枪支弹药、弹炮和迫击炮。有一些日本造的武器掺杂在里边，但是我没有见过一支俄国枪。啊对了，我们工厂里有一支俄国枪，但是这支枪太老了，部队不会要的。它是‘九·一八’事件时日本人送给中国人的（顺便说一下，那是送给蒋介石的）。从那个时候以后很久，美国人才开始打日本。打那时以来，没有一件俄国武器进入过这个地区，至少是我没看见过一支，当然我见过的枪炮多得很。3、究竟是谁想控制中国呢，俄国还是美国？我有几个月被美国人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追赶，不得不到处转移，这几个月里哪儿也没看见过俄国武器。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俄国造的任何商品，一切都是美国造：各种各样的美国香烟、美国货，有些从美国进口，有些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天哪，我看好像美国在想法把中国变为她的傀儡，而不是俄国。美国不仅用枪炮打我们，而且想控制我们的工业。为了好玩，我将劝这个‘小鬼’给您写信，给您说上面那些话，我记得他说的大致如上所述，但是直接看到他写的东西就更有趣了。

“几天前的黄昏时刻，阳早和我在河边散步。我们坐在石头上看水鸟，有一位农民走到跟前坐在我们身边。我们谈天气和庄稼。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对我们说：中国的女人没出息！我问他为啥说这话，他的回答是：‘不会喜欢离开家门半步。’后来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又平静地说：‘话又说回来，这不是她们的过错，是整个封建制度的过错。她们几千年来一直被关在家里。不过她们慢慢地会走出家门……更多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要不了多久，她们全都能上学的。’他说他的孩子还不能上学，因为他需要帮手，他一个人种不了那么多地。

“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农民何以知道他自己就在压迫妇女？他何以明白使他长大成人的制度就有问题？所以，我们问他是否打过仗，他说他打过仗，他在红军里干了十二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部队。抗战本来应该打日本的，然而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与企图消灭他们的国民党作战。他告诉我们没有子弹是怎么打仗的：如何抓阄儿来决定谁分得一粒子弹，如何从敌人手里夺取弹药，儿童是如何参战的。如今的他，一位普通的农民看看天空，观察天气的变化，关心着庄稼的收成，他已变得今非昔比。他知道未来属于他们，他知道大段大段的历史。知道他在干革命，不是什么莫斯科的间谍在干革命。实际上，他从没有想到中国的革命与俄国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的‘小鬼’从没有这样想过一样。

“有时使我惊诧的是：这些人给我说起在部队里打仗、干游击队等等经历时，都表现出一种若无其事的表情。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革命经历。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加过革命，所以谁的经验也不是什么新闻。这位农民让我们看他身体右侧的累累伤疤，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如果偶尔有一两位农民当过兵，全力支持新政府，那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儿附近的整个地区里，这样的人真是太多，太多，太多。与这位农民交谈之后过了两天，我们到附近去散步，爬上一个小山头。刚一坐定，就走上来一位农民。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他说起今年的小麦，我们问他是否当过红军、八路军。他回答说：‘是，当过。’我们问：‘多久？’他漫不轻心地说：‘八年吧。’我们逼着他继续说。他便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了整个的革命史。他了如指掌地讲起如何参加革命，打过仗，又参加了土改。边区政府一度在这里，此地的人们全都见过毛，听毛讲过话。他们觉得毛是自己人，至少这两位农民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工厂的人给人以同样强烈的感觉。上面说到的第二位农民曾到过远一点的河北省，所有的人都因为流动而混编在一起。昔日从未离开穷山沟一步的农民如今是踏遍中国，他们大长了见识，他们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去建设一个独立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再也不会听命于别人，他们决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不只是完成土地改革。他们意气风发，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强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不依靠俄国，但是将成为俄国坚定的盟友。我觉得他们团结一致的决心令人震惊而佩服。

“我给您写这么多，因为您要是不知道，您肯定就无法理解将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世界上所谓的“落后”民族正在追赶上来，人们将不得不按他们人口的比例来估量他们的实力。而不是按那些联合国的设计者所考虑的那样，同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对文明的贡献’来估量他们。美国只有1.8亿人口，中国有4亿人口，几年之后，中国人都要学会识字，开机器，而且，一旦有人妄图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还懂得如何打仗。首先，他们准备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小型资本主义生产将逐步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随着农机的增多，人们将开始办集体农庄，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一切工业将实现社会化，农业将全部实现集体化。有的时候，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想起马克思75年前说过的话，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国内没有更多的人学习他的著作？问题不在于您想不想让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预言说世界将要实现共产主义。他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是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如今75年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似乎要走这条路。在物理学的研究中，主要是物理学理论能准确地预测物理现象，否则人们是不会坚持运用这些理论定理的；况且，能用来预测的理论通常是或多或少正确的理论。然而，物理学中的问题往往容易解决，因为物理问题没有感情色彩。我似乎觉得，一个人应该不带感情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设法去理解它。然后，如果他决意要与之作斗争，那也未尝不可。至少他应该知道他反对的是什么，而不至于作出错误的估计，不至于一次感到意外，次次感到意外。

“看起来，话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因为我投身一场必然失败的事业而对我丧失了信心。我只想说，我努力分折亲眼所见的东西。如果它与国内报纸所说的不同，那我也无可奈何。在我看来，国内的报纸对它们的报导具有特定的兴趣。我也有特定的兴趣：置身于中国，我觉得自己有机会能比国内的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局势，我想让您也了解中国的局势。”

在窑洞的小油灯下，用英文打字机打完这封信，寒春从头到尾地念了一遍，然后她想脱下衣服躺在阳早身旁。明早还要去农具厂劳动，晚上给费米教授回信已经弄到深夜，她想马上睡下，但写信时自己激动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她想信已写好，明天交给人发出，自己可以解脱一些责任：她在信里该说清的已经说清，该辩驳已经辩驳。她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的，自己亲身感受的事，自己认准认定了的判断谁也动摇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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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2 18:48:13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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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在瓦窑堡农具厂的民主生活和政治学习

寒春说，瓦窑堡农具厂是一块50×200英尺见方的场地，上面围着石墙，一面是山壁上开出的窑洞；山坡边是铸造车间，车间的里面有五六孔窑洞主要用来做翻砂用的模具。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那里有专门为他们这个位于峡谷底的10人试验室工作小组准备的设备库，他们可以找到任何需要的稀有设备。另外，他们也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地点预订他们需要的任何设备。但这无非是为了寻找可以产生更大毁灭人类的方式。瓦窑堡的农具厂是为了和平的人民更好地生活生产，但是在瓦窑堡，设备简陋极了。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严重。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但这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在工厂里做工的大多数工人是毕业不久的学生。这些年轻的工人们正在学手艺阶段，他们两三人为一组，坐在窑洞里用手做模子，把砂模垒起来烘干。模具成型以后，他们把模具搬进院子，在砂地上排成行，然后用铁勺端着铁水倒进模子，铁水用一只小铁炉烧化。六个男子用手拉风箱给铁炉鼓风。从炉项倒进的材料有废旧的美国造手榴弹壳、迫击炮弹壳、废铁块，偶尔还有铁菩萨的残肢断头。炉底流出来通红的铁水，熔铁浇进模具，制成梨头、大铁锅、大车轮和水泵。看废铁堆里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壳，看残肢断臂的菩萨，全都已经锈迹斑驳，寒春感到很有趣。她看到这些历史的残渣正等着被熔化成铁水，铸入新中国的新器物之中，被改造成为新的模型。联想到她和阳早来到中国解放区，在这里劳动着，学习着也正在经受着一场革命的锻炼和考验，革命的环境就像大熔炉正在铸造着她（他）们成为一代新人。

1949年4月下旬，报纸上刊出来太原解放和南京解放的喜讯：300万解放军横渡长江，已经捣毁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老巢，全中国的解放正指日可待。这些天几乎每天 都有振奋人心的新消息，解放战争中各路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南挺进，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倾刻间迅速地瓦解着。工人们迎接解放军进入城市建立新政权，农民们盼望着工作队帮他们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人们在为革命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千百年来深受压迫剥削，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可以直起腰来扬眉吐气了。

紧邻模具车间里面有三孔窑洞。外面门上用墨笔写有“研究室”三个字，是技术实验部的房间；阳早和寒春住在最靠边的窑洞里，靠洞口的窗前有一张用铁皮当桌面的小桌。每天早上，阳早、寒春夫妇和“小鬼”刘德英在这张桌子上用铁皮当黑板，学习一个小时。这张铁皮板被一分为三，三个人一人一块领地。阳早和寒春在这里吃力地学习汉语，练习写汉字；‘小鬼’刘德英在这里念念有词地学习英语，练习写英文单词。他们订下规矩，各学各的，一般情况下，彼此不得干扰。可是实际情况总是事与愿违，每过几分钟，阳早或寒春就要拽小鬼一下，让他给这两位大鼻子老外解释一个词的意思，或者提示一下正确的发音。阳早和寒春虽然表示要努力学习好汉语，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他俩来说，学习汉语实在是太难的事。汉语的每一个词都得用一个不同的字来写，开始学时没有任何捷径，没有任何凭借，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强记， 一旦忘记了这个词的意思或发音，又没有办法帮助他俩恢复，只有找识字的人来再教一遍。同样，‘小鬼’刘德英学习英语，也常常把单词给念错，例如他把“白色”（white）念成“怀特”，sid念成“希-德”，弄得阳早或寒春不得不过来帮他纠正一下。

最有意思的是晚上大家聚在窑洞里，坐在铁皮桌周围，听阳早的勤务兵‘小鬼’刘德英读报纸。因为阳早、寒春刚开始学习汉语不久，对许多汉语词汇尚不懂语义，‘小鬼’刘德英不得不一边念，一边仔细地解释每一小段以至每个单词。刘德英对两位“大鼻子”非常有耐心，读到重要消息时，他能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次又一次，情绪饱满，兴致盎然。

有一天晚上，他神情庄重地读了一条要闻：四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之时，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向我解放军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多人。解放军立即进行猛烈反击，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1946年4月26日，英国保守党头子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英舰侵犯我军的自卫行为是所谓“暴行”，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听到这里，阳早气愤地嚷了起来：“什么，丘吉尔要报仇？活见鬼，他有什么正当理由要报…仇？！”

寒春用英语解释说：“英国军舰跑到中国腹地的内河向中国军人开炮。中国军人反击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完全应该的自卫行为，丘吉尔先生不要太专横跋扈嘛。帝国主义欺辱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要当家作主，他们对自己的内河拥有主权。英国军舰无权在中国内河横行霸道，如果不守规矩，只能得到被炸沉的待遇！活该！”

最后的“活该”是用汉语说出来的，小鬼听明白了，高兴地拍起手来。阳早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继续念。小鬼念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他俩认真地倾听着，不时地打断小鬼的朗读，让他解释其中的词汇和句子的意义。

寒春对阳早说：“我真的难以想像，英国人怎么看自己所干的事，我原来以为他们很精明，不至于干这样愚蠢的事情。”

阳早说：“必须让英国人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中国人民不再是帝国主义可以戏弄，凌辱的玩物，他们不再是‘肮脏的黄皮肤苦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丧失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解放区，学习已成为人们工作的一部分。不但阳早、寒春夫妇在学习时事，学习汉语，周围许多同事也都在学习。他们要听人念报低、传达上级文件，要自己学习识字，学习数学、物理等文化知识，学习生产技术，也学会运用真正的民主方式来处理工作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比如一个装配车间的青年工人，一个晚上学认字，一个晚上学技术；另一个木工车间的组长也是个小伙子，他两个晚上学算术，一个晚上学技术。他们两个开始还看不懂报纸，但是他们在一点一滴地学习，他们在共同学习和共同工作中，学习运用民主的手段来解决一些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们这样做使两个“大鼻子”感到真正实现了民主，这种民主意识要比号称民主国家的美国国内的一些人更强烈，更深刻。

寒春刚到农具厂时，正值工厂接连开了三天会。工厂的铁匠、装配工、木匠、铸造工、试验部、煤炉、焦炭工等各个部门的代表济济一堂在一起开联席会，对工厂的年终工作进行总结，为工厂的下一个年度的工作作出新的规划。职工代表们对厂里各项工作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和批评，他们说这叫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谁也不被认为低人一等，一位铁匠批评副厂长时，和副厂长批评他时一样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因为一切批评都是建设性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都是为了把工厂办得更好，而不是侮辱人，贬低谁的人格。工厂领导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每天都安排了学习时间。工人们看不懂报纸，由指定的人来给他们读报，进行时事宣传。如果会上有人打瞌睡不感兴趣，常常要请这个人起来发言，把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农具厂厂长过去是贫农出身，土地改革时参加革命工作，在家乡分过田地，然后被分到这个工厂来工作。他性格沉稳，外表穿着跟一般工人差不多，跟大家吃一样的伙食，平时厂长说话和气，遇事常跟大家商量。因为他知道：厂长不能靠行政命令办事，只能以理服人，一切通过开会来决定。开会不但要研究工厂的日常工作，而且有的时候，开会也是为了帮助个人检讨自己的过失，总结成绩，提出不足方面，甚至有时大家来帮助一个人仔细分析问题，查找差距。大家对这个人提出改正意见，指出缺点，这个人可以反驳或接受，表明自己的态度。参加这种会议，常常让两个“大鼻子”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一些人检讨自己时往往要揭出内心最隐蔽的麻烦问题，做到坦诚相见。这可以防微杜渐，及时化解矛盾及早制止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的发展蔓延，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几天前，厂里的几个工人跟附近的一个农民发生了争执，吵了起来，于是这几个工人把这个农民揍了一顿。这件事弄得影响很大，大家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这是让工厂名誉扫地的耻辱。于是厂长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讨论，并跟参与打架的几个工人谈话，了解事情经过，澄清有关方面的责任。厂长狠狠批评了这几个工人，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应该是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应该懂得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不能随便跟农民打架，应该懂得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应该认识打架的恶劣影响。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让每个打架的工人作了检讨，讲了事情的经过。

接着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由每个人投票表诀该如何处分这几个打架的工人。大家一致表了态：在肇事者的工资里扣除6斗小米，来赔偿挨打的农民。于是更让两个“大鼻子”吃惊的是：几个肇事者的工人完全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惩罚决定，认为这种惩罚决定是公平合理的，他们知道自己犯错误情况很严重，群众舆论太强大，无论如何逃避不了这种惩罚。

这件事对这两个美国人触动很大，他们认为这种民主意识以及由此培养出来的集体精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新中国才有可能出现，在美国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占上风的国家，是很难培养出来的。

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一心一意地想着集体，想着工作。这样每个人的工作既有利于大家，又有利于自己。他们没有失业的顾虑，不会让任何人挨饿，因此能够忘我地把自己个人的一切献给集体。

寒春感到：在美国国内，由于一些集体并不考虑个人的切身利益，不得不迫使个人凡事当前要先考虑自己，然后才考虑别人，这是生存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激烈的个人利益的竞争，是牺牲他人，成全自己的竞争。

晚上，“小鬼”刘德英来给他俩念报，这几天的报纸刊登了美国即将发生经济危机的新闻：据说，如果以1939年的经济指数为100，那么最近三个月的经济指数已经从195降到175，就业率增长缓慢与失业率居高不下，其不协调的比例日益严重。

解放区没有那些在美国国内让人堪忧的烦恼，阳早、寒春正在人人平等的气氛中生活工作着。他们觉得自己过去在美国，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里亲自感受贫富差别，不自由不民主的氛围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舒畅过，惬意过。

5月27日，西安不战而胜地获得了解放，曾经拥有20多万兵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已经被打得丢盔解甲，狼狈逃窜。过去，在陕北解放区，老百姓最憎恨的，一是蒋介石，二是胡宗南。在这一带他们常常以“解放西安城，活捉胡宗南”的口号来支援鼓励解放军作战。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大踏步地走进了西安，人们像过节似的来庆祝西安的解放。工厂放假一天，人人都在准备进城扭秧歌。一些翻砂工、木工、装配工、铁匠们在画脸谱，扎彩船、提灯笼，要到城里去参加游行庆典。

寒春因为前几天跟“小鬼”比爬树，不小心掉下来扭伤了脚踝，不能走到城里去，在家由阳早陪着。阳早在工具台上干活，寒春在给远在美国的母亲和姐姐写信。

已经改名韩丁的比尔·辛顿在寒春到达延安不久随后也来了，他在瓦窑堡农具厂待了一段时间，帮助阳早设计了一把双铧犁。这把双铧犁已经由铸造车间试制出来，正放在他们住的窑洞里的工具台上，工具台还放着一台电风扇，寒春正准备把它改造成一架风车。

在这里，阳早、寒春恨不得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所有知识都用上，付诸实践。他们给当地农民设计的农业机械有的受到了欢迎，有的则遭到了抵制。不知不觉中，这一对美国夫妇逐渐学会了有时用中国农民的思想方式思考问题。

阳早每天从早到晚，除了上班、学习，一有空闲便在他的工具台上忙着，他的工作台配有一把老虎钳和一套工具，什么钻头、扳手、钳子等等都挺齐全。

夫妇俩居住的新婚窑洞窗子上挂着一块柔软的窗帘，窗帘的后面是他们的卧床，床板是一扇旧门再加一块木板拼合起来的，床板上铺着一层草垫，上面放着绯红色的棉被，这棉被是他们结婚时由边区政府送给他们的。

寒春给家人写完了信，走出窑洞去伺弄一下放在室外窗台上的盆栽的野生豆，她想试验着看看它的长势如何，以便推广着多栽种一些。

院外有人来了，邻近的一些农村妇女常常到这两个“大鼻子”的家里来闲聊。她们觉得这两个蓝眼睛黄头发的白种人跟她们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都很平易近人，能够随意地跟他们俩接触。于是她们便三三俩俩地好奇地来拜访这个窑洞。

她们问寒春多大岁数，有没有娃，想不想生娃。她们甚至问她的丈夫阳早打没打过她，为什么不打她？寒春跟她们开玩笑地说：“他打我我也打他。”阳早听了她的玩笑，走过来纠正说：“你这样开玩笑不好，你应该告诉她们男女是应该平等相爱，没必要谁打谁！”

寒春说：“这些妇女没有文化，她们认为妇女的地位非常低，男人打老婆应该是家常便饭，非常正常的事，不打才是不正常的怪事。不过，她们的子女跟她们不同，她们的子女有条件的已经进了学校，上学念书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再像她们的母亲那样挨打了，新中国是应该主张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

6月3日的报纸刊登了上海解放的整篇报道，寒春让刘德英念得慢些，她细心地体会着想像着她和阳早都曾经落脚过的十里洋场，上海外滩——这些由帝国主义的买办，大亨们花天酒地恣意玩乐的地方——正在被攻占的人民解放军管制起来的情景。她内心里很激动，她相信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人民解放军——这支纪律严明，作风正派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定能够管理好、改造好、建设好这座曾经是殖民地化的大都市。

她注意到美国人迄今一直没有参战。她知道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其经济、贸易、股市、金融机构在中国设了很多据点。这些据点大部分都设在旧上海，上海的解放肯定意味着共产党要取消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美国军队没有参与进来，这使两个美国人很高兴也很诧异。

“美国杜鲁门不派军队直接来参与是明智的。如果美国军队真的赤膊上阵来中国，国际舆论将指责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真的来中国参战，也未必能打赢这场战争。美国不可能出那么多的兵力。杜鲁门原来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政府和军队是普遍存在着腐败，长期以来被广大人民所痛恨，这就决定了人心向背，决定了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中共一定会胜利！”阳早兴奋地评论着。

“但是我真没想到蒋介石的政权和军队土崩瓦解得这么快，毛泽东的军队除了会打仗，还会争取民心，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寒春深有体会地说。

外出的韩丁走进窑洞，也参加到他们的讨论中来，韩丁说：“中共现在除了打仗，还有一件大事正在进行，那就是没仗打的军队正在变成工作队，要深入到广大农村，进行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全面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这项土地改革要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次土改中肯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贫下中农的民主选举中产生千千万万个农会。我对农会感兴趣，也对土改感兴趣，我想要求参与进去，体察了解中国土改和农会产生运作的实际情况。”

阳早和寒春很支持他的想法，韩丁说他的申请不知是否能批准下来，他会找有关领导好好谈谈这件事，争取这一要求能够得到满足。

第4章　改造世界观的新篇章

在工厂的院子里，有一条便道通向山上农家的窑洞，窑洞前存放着一辆刚刚组装起来的四轮马车。这种漂亮的仿照欧美样式的四轮马车在当地根本没人会制造，阳早把它制造出来，还没有派上用场，因为现在的牲畜需要事先训练以后才能套上马具，绑上车辕试车。

经过请示农具厂厂长同意，阳早决定过几天把四轮马车带到延安去。延安方面已经派人传来指示，要求阳早、寒春和“小鬼”刘德英一起迁到延安，等候下一步重新分配。据来人说，整建部要计划在靠近内蒙古草原的三边地区建立一个牧场，现在请阳早、寒春到延安休整一段时间就是为了去三边地区做准备。

阳早在制造马车的同时，已经将造车的工艺、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农具厂的工人们。他一边设计制造，一边让这些工人们参与进来，一点一点教会他所掌握的技术。他打算把先造出来的马车带走，农具厂的工人们可以仿造他的马车再造出几辆，这样四轮马车就可以在当地推广开来。

在农具厂，以至1947年在光华农场期间，阳早教给了中国同事许多工艺制造和畜牧业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从中国同事那里学会一些土办法和经验，从一些中国同事身上感受到不少好的品质和思想。

当时的光华农场只有十几个人，几十亩地，还有从阎锡山那里缴获的几十头奶牛——那是几十头良种的荷尔斯坦奶牛，阳早打心眼里喜欢它们。他被分配到畜牧组饲养奶牛，使他这个从联合国救济总署过来的“奶牛专家”终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派上了用场，开始了他的老本行工作，也使他如鱼得水，有了大展身手的英雄用武之地。

刚到农场，阳早觉得自己是个上过大学，读过马列主义书籍，实践上又有畜牧专业的经验，因而有点清高。可是，他很快发现周围的同志们，尽管他们文化程度不同，经历不同，但仍有许多方面值得他学习，可以做他的老师。张耕野是个知识分子，懂英文、念过大学，可他没有架子，整天钻研科学种田；康迪，上大学时学过植物保护，正热心向老百姓推广科学灭虫的方法；“小鬼”刘德英虽然只有十几岁，长得又瘦又小，但非常好强，什么工作都不肯落在大人后头；牛根，是个非常朴实的农民出身的同志，他整天默默不语，每天起早把牛奶装上驴驮，从杜甫川运到几十里外的杨家岭，就像一头十分辛劳的老黄牛那样。有时刮风下雨，有时延河涨水，但牛根总是风雨不误地送奶，还常常独自哼着陕北民歌小调。

一次,阳早问牛根：“你整天这样一个人干活，从早忙到晚，不觉得没意思吗？”

牛根吃了一惊，睁大眼睛看着阳早，回答说：“你知道这牛奶送给谁吗？先送给保育院的孩子们、医院里的伤病员，还送给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他们能喝到咱们农场的牛奶，你不觉得高兴吗？”

听到牛根这一番质朴无华的言语，阳早的脸腾地一下子涨红了，这个农民出身的同志是多么淳厚，思想境界多么高尚啊！他联想到自己，在美国养牛，在这里还是养牛，可其中的意义已大不相同：过去是为了赚钱，为了个人谋生；现在来到延安养牛是为了解放区的儿童、伤病员和首长能喝到牛奶；这个工作是为了革命，为了崇高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工作和这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啊！

从此，阳早下定决心要在新的生活道路上，要在平凡而艰苦的环境里磨炼自己。

为了照顾阳早，同志们要给他吃小灶，可阳早坚决不肯。

“阳早，你是美国人，初来陕北这地方，生活还不习惯，不吃小灶要拉肚子的！”老炊事员劝他。

“不会的，我身体素质好，吃什么都可以！”

但是阳早毕竟不服当地水土，顿顿小米饭让他 吃得拉稀跑肚。他生怕大家知道为他操心，便悄悄地往厕所跑。同志们问他出去干什么，他恢谐地搪塞说：“出去散散步嘛！促进胃肠消化。”

寒春刚从北平到延安接触解放区的人，思想上便很受触动，她觉得解放区里的干部群众思想觉悟都很高，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许多方面。

她记得在从北平搭上一辆美式卡车来延安的路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这辆卡车，坐在寒春的旁边。他一个劲儿地要跟寒春搭讪说话，虽然他的英语水平非常差，词不搭意的错误很多。寒春开始以为这个人在向她卖弄知识炫耀自己的才学，便从内心里非常讨厌他，干脆不愿理他。

这个人后来在途中下车后，寒春对司机说：“刚才那个人真讨厌，半瓶醋！”司机却是很豁达地为那个人解释说：“讨厌是讨厌，可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想给人民做些事，他想跟你练习练习英文的口语，提高英语水平，你对他态度不好，能帮他提高吗？他有缺点能帮他改进吗？”

寒春惊讶地愣住了，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有帮助别人的责任。当时这件事让她想了很久，她觉得为什么司机同志会比她想得深呢？虽然他只说了这么几句，但其含意是说在革命的队伍里要互相爱护，相互帮助；寒春再一次感到，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种改造是互动式的：不去改造客观世界就不能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改造好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在瓦窑堡农具厂这一段时间内，随着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的开展，寒春逐渐体会得更深：她觉得厂里的同志大部分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可是他们都在坚持经常性地学习政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有时比她和阳早知道的要多一些。每到星期六他们召开民主生活会，把是否有利于人民当作衡量是非的标准摆到桌面上来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务员，只要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可以向他提出批评。一季度或半年内大家都要帮助每个人做总结鉴定，提出优缺点。

寒春记得刚来时，大家帮她和阳早做个人总结，一时间讨论不起来，许多人说话都很客气，很拘谨，表扬多、批评少。当时寒春认为她和阳早工作还不错，自己有点沾沾自喜。可是时间一长，大家跟这两个大鼻子混熟了，无话不谈的时候，就开始接二连三地给他俩提意见了。寒春这时才感觉自己身上的毛病还不少哩。

寒春对阳早说，也对别人说过：我们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觉察不到的弱点、缺点，同志们并不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缺点而丢开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美国来的而迁就我们，这些同志对我们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我们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们提多少意见，这使我心里非常愉快。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民主生活会，特别喜欢平日里大家对我们坦率真诚的态度。

阳早也对寒春说：“现在解放区吸引我们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全新的关系，群众与政府，群众与军队，这么融洽、亲密无间，这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的，尽管物质生活很差，精神却非常的充实。”

寒春对阳早说：“我们不要早早地离开，我们应该准备长期在中国待下去，我们可干的工作很多，在内蒙古草原上筹建一个大牧场——这将是解放区第一个养殖场。我们要将荷尔斯坦种乳牛及其它种乳牛、与当地的蒙古牛杂交配种，增加乳牛的产奶量。”

“对！我们要扎下根来，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我们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我们是为了全人类解放到这里的，我们应该学习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那种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生活才能更有意义！”阳早充满激情地表示。

忙完了革新小组的活儿，阳早、寒春去厂长和其他同志那里告别。

阳早、寒春跟这些同志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相互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

在这里生活，大家的物质待遇都很简单，过的是供给制：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每天两顿小米或黄米饭，一周才能吃一顿粗面馒头。为了照顾阳早和后来到这里的韩丁，厂长特别关照让他们吃的好一点。厂长和其他同志们说：“你们在美国吃的肯定要比这里的伙食强，你们已习惯吃比较好的伙食，如果不吃得好一点，就不可能干好工作。”

阳早、韩丁、寒春坚持要跟大家一起吃相同的伙食，但始终没能完全改变过来，虽然他们吃的标准并不奢侈，只是略好一点。同时两个男人忘记了美国雪茄味道，每天只是像陕北人一样抽着旱烟。

厂长说：“当有人挨饿时，你不能占有多余的粮食，当大家都有饭吃，贡献多的人可以吃点好的。不然，教条主义的平均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到了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现在可以按劳分配，奖励有贡献的人可以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益。”

阳早、寒春还有“小鬼“刘德英就要出发了，他们要接受上级安排的新任务先去延安等候。

他们一大早忙着把书籍、工具、被褥等等装上车，套上两匹已经训练过拉车的毛驴，要跟着车老板一起沿着山下的河沟向延安进发。

厂长和厂里的同志们出来为他们送行，他们相互间紧紧握手，依依不舍。

从瓦窑堡农具厂到延安有200里路，过去曾有一条简易的土路，但是国民党军队侵入陕甘宁边区时，桥被炸坏了，山洪引起的土崩损坏了路基，一直没人修路。现在的路简直不像样子，四轮马车根本通行不了。临走时，阳早带了一把铁锹，到了凡是没路的地方就自己修路。这样他们一边修，一边走，一步步地上了大公路。可是大公路也常常中断，成为庄稼地里的便道，两旁已长满了高杆的青纱帐。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干脆把公路完全给犁掉了，毛驴在地沟里挣扎着往前走。

车老板和阳早遇到几个农民的孩子，便纳闷地问：“前边的地方是不是道路？”

孩子们高兴地告诉他们：“对、对！你们放心往前走吧，穿过玉米地，那一边就是公路！”

四轮马车在行进途中，常常遇到一些农民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从自家院墙探出头来好奇地观看马车，观看两个“大鼻子”。

天黑下来以后，马车不能继续前行。天晴时，黯黑的夜色笼罩着山野，阳早、寒春睡在车上；有时天上下着雨，他们到村里借宿睡到老百姓家里的炕头，不知哪儿来的蚊子一群群地扑面骚扰，还有虱子、臭虫、跳蚤也出来叮咬人的皮肤，弄得他们根本无法入睡。他们常常要不断地被迫起来拍打蚊子，困得不行才能倒下睡一会儿。

他们白天来到了路旁的村子里，准备买一些编结的草绳晚上熏蚊子。

一个公路局的负责人走过来，阳早以前在农具厂的时候认识了这个瘦小的年轻人。他带阳早他们到附近的采石场看看。

采石场的石料是用来修桥的，陕北所有的桥都是用石料来修，很多人会用石头砌石拱，凡是不是直接在崖壁上凿出来的窑洞都要用石头砌拱，上面再用土盖上。在采石场，一个工人每天用手工能采两块石料，一条牛一趟就驮两块，一天驮两趟，把石料运到修桥的工地上。他们用自制的炸药炸岩石，两个人一天能打一个炮眼，用的是铁锤铁钎。

阳早、寒春曾在农具厂给采石场制造过一辆翻斗车，这是他们给农具厂干的第一件产品。想到能给修复公路上的桥出一臂之力，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四轮马车走出瓦窑堡，先向东北，然后西南，经过七天跋涉，阳早、寒春他们才走到延安。

到了延安，他们住进一间两头有窗户的房间。晚上这里不再有蚊子、跳蚤、臭虫、虱子来干扰他们，他们不用翻身一直可以香甜地睡到大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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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2 18: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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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在三边牧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靠近内蒙古大草原的城川镇，属于定边、安边、靖边交界的三边地区。阳早、寒春等二十来个职工落脚在城川镇附近的这个牧场便称为三边牧场。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筹建三边牧场特意调拨了二十几匹布和一些必需的物资，派了一个由毛驴车组成的运输队拉着东西前往城川镇的一个叫郑庄的村寨。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村寨周围的草原上分散地居住着一些蒙、汉族的牧民。村寨里有一个天主教堂，神父是个比利时人，每到礼拜天一些信教的牧民便来教堂做礼拜，祈祷上帝保佑。
阳早、寒春住在教堂隔壁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房间里除了一个横跨整个屋子直抵两头墙根的小土炕，就没有多少可以转身活动的地面空间。窗户上糊的是纸、天花板很低，人坐在炕头在煤油灯的映衬下，可以在四面的白墙和天花板上看到巨大的阴影在活动。
房间外有一圈原来由教会盖的四方形的围墙，使之不受邻近地区骑马流寇的骚扰和侵犯。
据说这里原来全是蒙古族人，后来蒙古王公贵族把土地卖给汉族人。汉族人近年来，不断前来这里开垦土地，蒙族人不开垦土地，所以汉族人逐渐地多了起来。这里已变成七成汉族人，三成蒙族人的地区。汉族人往往以人多势众来压迫蒙族人。蒙族人几乎全都是天主教教徒，汉族人皈依教会的却极少。神父经常跟蒙古人说：“你们蒙古人受压迫，是少数民族，今生今世你们找不到幸福，但如果你们是虔诚的教徒，你们下一辈子就会受奖赏而进入天堂。”
设立在这里的教堂快有一个世纪了，牧民们信教以后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和苦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穷苦人闹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教会在这时的影响越来越小，况且新的政府不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教会所享有的特权：一些外国人，不论是否为传教士、神父，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守法的传教士可以从事传教活动，否则政府要干涉。
寒春不想在这里看到其他外国人。不过来了以后，她倒愿意了解一下新政府是怎样跟这几个教会的神父打交道的，她想知道这几个神父面对新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什么反应。
三边牧场以教堂旁边的房子作场部办公室，神父们住在门厅的一边，场部办公室设在另一边。阳早、寒春经常在这里跟教堂的神父们见面，他们打破了教会和外国神父有意设置的神秘莫测望而生畏的气氛，跟神父们平起平坐。
牧民们到教堂来作礼拜，也同时经常接触牧场的人员。阳早、寒春逐渐跟一些牧民们认识熟悉起来。
有的牧民反映：当新政府派人来这里筹建牧场时，他们有人去询问神父：“牧场来了两个和您一样的外国人，您为什么不跟他们来往呢？”神父很冷淡地说：“我们的职业不一样！”
牧民们说教会在这里拥有好多土地，穷苦的汉族人和蒙族人缺少土地、缺乏牲畜，只好租教会的地种，或者为教会放牧。
阳早、寒春看出来这几个神父对新政府抱有敌视的态度，因而自己也不愿主动去跟他们搭讪。
三边地区的秋天来得早，干燥的北风卷起漫天的黄沙纷纷扬扬地刮。
牧场的二十多个同志们在这里既要忙于生产，还要忙于群众工作，甚至要跟逃窜的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叛变的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作斗争。
起初，马步芳的残部土匪来村寨进行骚扰，已被打退了。不久，有消息说当地一个头目叫常廷芝的土匪武装要来抢掠，牧场的同志们开会商量对策。
常廷芝在1949年解放军大军压境时已经投诚过，同意与新政府合作。随后，大部分野战军调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余下的留守武装不多，常廷芝于1950年初又变卦起了歹心，他扣押了当地的革命干部，重新当起了土匪，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抢掠烧杀。
牧场开会时大家一致决定不撤退，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牧场。他们虽然一共20来人，有三、四支枪，枪支不够，没分到枪的人就用砖头或其它东西当武器。阳早、寒春也想领一支，但领导只给了他俩每人一个棒球棍。
寒春记得刚来时几个年轻的战士总是用一支枪打山中的鸟、兔子什么的，为食堂的饭伙加一些荤腥。有一次这个战士把枪交给寒春，问：“要不要试一试？”寒春说：“我不打，兔子又没惹我，我为什么要打它呀？我是和平主义者，不打也不吃。”现在，这个战士因为寒春向领导提出要领支枪而反问她：“你连兔子都不敢打，给你枪，你敢用吗？”
寒春说：“不错，我以前一直想做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杀戮是天大的罪过。但是现在我想通了，我懂得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因此只能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设应得把这些土匪、反对派先消灭掉。”
村寨附近有一堵墙，墙中间裂了一个大口子，外面的人只能从这个裂口进入。傍晚，阳早、寒春和别的同志被安排到这个裂口处等候。寒春手拿着棒球棍两眼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心里一点都不畏惧。其实当时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一个人的想法在特殊环境中可以一下子改变，原来连打一只兔子的勇气都没有的人，这几天她在夜里站岗却羡慕那些有枪的人，即便现在用棒球棍她也恨不得立即能有机会去跟土匪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这只是一场虚惊，战斗并没有实际发生。据说常廷芝先派了几个探子到城川镇附近打听，正巧碰上一大队奔向城川镇的马车。探子问当地老百姓：“马车上装的是什么？”老百姓说：“车上拉的都是机关枪、手榴弹！到城川来的解放军多着哩！”
探子回去作了汇报，土匪没敢贸然前来。但是城川镇这一带还有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

毗邻而居的比利时神父，蓄着胡须，身着黑袍，尽量把自己关在门里，不与牧场的人来往。有时他们在门厅里匆匆而过，只是与阳早或寒春迎面相逢时才简短地打一声招呼：“哈罗。”
门厅的另一边，牧场的同志们穿着裉色的蓝棉袄，精力旺盛、朝气蓬勃地工作着，他们往往是迈着急切的步伐进进出出。
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他们打算把从延安带来的属于牧场的良种荷尔斯坦公牛无偿借给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牛群中自然配种。可是这项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只有一个较开通的牧民对他们比较信任，把种公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里。他们高兴地发现，那头公牛轮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现，到春天下小牛时，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他们知道这是荷尔斯坦种公牛的后代。但当他们去了解公牛的配种情况时，牧民们却不肯承认。他们明白蒙族人对汉族人有许多成见。为了消除这种隔阂，牧场的同志一边学习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头脑中固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一边尽力帮助蒙族牧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当时别说兽医，连给人治病的医生都没有，群众遇到问题找到他们时，他们只能凭藉从延安带来的有关书籍中查阅答案，或者再加上用自己懂的一点医药知识去解决问题。虽然他们没有打过针，可是每当有牧民来请求或者牧场的牛羊得了病，他们还是拿了煮过的针头和针剂药品去小心地试着给牧畜打针、防疫。
教堂的神父憎恨牧场里的人，一开始他便蛊惑人心地向蒙族牧民们煽动说：“共产党将来要把牧民的牛羊全都归公，汉人与蒙人永远不会一条心。”他还宣扬反动的邪教：“牛羊的疾病、灾荒都是上天的旨意，牧场搞改良畜种和为牛羊看病都是藐视上帝的罪行。”
由于神父的挑拨，蒙族牧民起初有一段时间不敢接触牧场的人员，他们连阳早、寒春都不敢相信，管他们叫“大鼻子汉人”。但是，严冬不会永远笼罩着草原，春天带着雨露和温暖降临到这里。牧场的同志们尊重牧民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主动跟他们接近逐渐地交流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排忧解难，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天清早，一个牧民慌慌张张地跑到牧场场部，说他家的羊遭到了狼咬。寒春立即带上了刀剪和药粉来到他的羊圈。只见不少的羊被狼咬得浑身是伤，有的肉露在外边，流着血，有的尾巴被撕掉半个……寒春赶忙用针线缝合伤口，给受伤的羊敷药，使多数的羊活了下来。又一次，一个牧民的母马难产，小马驹憋死在肚子里生不出来，母马也十分危险。寒春先伸手转动马驹的头部，接着就和牧场的几个同志一起把死驹拉了出来，救活了母马，母马的主人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说：“这马是我的家业啊，我就这么一点家业，多亏了牧场的人救了它！”
草原上的牧民们中还流传着阳早赛神医的故事：在当地，常常发生母牛生完小牛以后，身体虚弱站不起来的事情。有的时候，生过小牛的母牛颤抖着站起来以后又摇摇晃晃地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当地牧民很怕这种病，但也不知道怎么治才好。
牧民们把阳早请到牛栏的现场，阳早观察着一头刚生过小牛的母牛低着头卧在牛圈里，身体极为虚弱。他分析了一下，根据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过的课程和自己养牛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是母牛生小牛时失掉了大量的钙质而缺钙。于是他立刻想出了为母牛补钙的措施，当时没有现成的钙制针剂，阳早就用土办法制出蒸馏水溶解葡萄糖酸钙，用给人注射的针给那母牛注射。
当时一大群人围在旁边，疑惑地看着阳早的操作。出乎人们的意料，刚打完针，那母牛就抬起了头，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又惊又喜，有如看到了奇迹。他们在草原上到处传扬：“人家美国‘大鼻子’真行，赛过了神医！牧场里的两个外国人跟教堂里的外国人不同，尽帮牧民干实事呢！”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接触，牧场的人员渐渐取得了牧民的信任，跟牧民的关系慢慢地密切融洽起来。
然而，这时工作进展即使有所好转，但仍需时时巩固，因为牧民们长期处于缺乏文化教育的状况，又受到教会神父们的蒙骗愚弄，他们对牧场人员的信任时好时坏，经常出现反复。
例如有一次，阳早、寒春已经跟牧民讲好要给几十头牛打预防针，可是当他们带着针去打时，牧民们却改变了主意，借口牛群已放出去难找回来拒绝配合。
牧场的同志由此感到这不只是民族隔阂问题，他们揣度这里面可能有其它原因。
不久，在全国开展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有一天教堂里来了一位汉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着经书一边念一边来回走，眼睛四处窥视，心不在焉似的行迹鬼鬼祟祟。没几天，当地公安部门派人把这个汉族神父抓走了，原来他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跑到这里来隐敝，受到比利时神父的庇护。他们勾结在一起搞破坏，在牧民中间散布一些谣言，他煽阴风点邪火，挑拨牧民们和新政府的关系，离间牧民们对牧场人员的信任。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蒙族牧民的阶级觉悟得到了逐渐提高，有的牧民揭发了比利时神父曾想利用受蒙骗的蒙族人去放毒，妄图毒死区政府干部的阴谋，并在教堂里挖出几杆枪。最后这个比利时神父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了。
一个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以后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不再接受外国教会的委派，中国教会人员自己办教，不再允许从事教会以外的事情。
从此，牧场人员的工作顺利展开了，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来临时，牧民们争先恐后地来牧场要求借用种公牛。牧民们的羊群里也发现了经过阳早、寒春努力改良过的细毛羊新品种。
这样，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运动的深入开展，牧场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阳早、寒春在草原上也深深地扎下根。1949年10月下旬，在交通闭塞的三边牧场，大家才知道20天以前的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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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5 18: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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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虽苦犹乐的边寨生活
阳早、寒春已有八个月没有收到美国家乡亲人的来信，他俩因为工作繁忙已三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
1950年的元旦到了，牧场放假三天，这时候他俩才收到韩丁从中国山西省邮来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封寒春的姐姐吉妮的来信。
寒春利用放假的空闲时间想给母亲写封信，想起自己到达三边地区创办牧场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她感慨万千有点不知如何下笔。她曾用从美国带来的英文打字机向母亲描绘了自己跟阳早在三边牧场虽苦犹乐的生活情景。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自来水，也没有见到过电话机和电灯。仅仅是上次去边区政府办公室时看过几只他们刚刚安上去的一明一暗的15度的电灯泡。如果我是突然从芝加哥被抛入三边牧场，我想我会怀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因为满脑子想的是需要附近有医生、需要清洁卫生等等，但是，如今这儿的生活反倒成为正常。这一带的主要燃料是灌木枝，烧炕、煮饭等等全都烧柴禾。任何时候要暖和都得烧柴。人要坐在火边一个劲儿地加柴，一离身火就熄。过去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靠烧柴维持生存。这儿最好的燃料是牛粪。牛粪燃起来像泥炭，可以燃一阵子。我第一次看见一位农妇若无其事地用手把牛粪送进灶膛，然后又用手去切菜端菜时，我感到翻肠倒肚似的难受。可是我们在室内用柴禾烧一阵子以后，我们现在对牛粪的看法已大不相同。我们到放牛的草原去拾牛粪，看到一块可以马上烧的牛粪饼时，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块干粪饼在我们这里简直是奢侈品，因为许多粪饼尚未干透，燃烧不起来。阳早已经拾了许多湿牛粪，把它们摊在我们屋子背后晾干，有的时候，我或他若无其事地捧着牛粪穿屋而过的时候，对方都免不了要放声大笑一阵，调侃地说：‘但愿你母亲现在能看见你这样脏兮兮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在室内生火，而是在室内弯弯曲曲的修一条烟道。第一条烟道修在第一间屋子，是修在一个小土灶里的。炊烟从此处经过墙壁进入隔壁的房间，第二个房间的地面较高，所以炊烟可以经过这儿的地板之下，我们在此看书学习时可以暖脚。然后，烟火从炕底通过把炕烧暖，最后才从烟囱里冒出去。上述这一切构想设计得挺不错。我们幻想着能有一个安乐窝，我们在此学习和写信，既暖和又舒适，让严冬的寒风在窗外怒号。我用阳早香烟盒里的玻璃纸贴在四扇窗户上采光，一一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可是我们的设想未能如愿。在许多情况下，冷风却能从烟囱里灌进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室内24小时生火，使温度上升五六度，这就使我们忙个不停，每一点空闲时间都用来拾牛粪。因此我们终于放弃了生火。这是过去的事，现在不生火也习惯了，我们靠本能学会了如何把冻在树枝上的衣服收下来而不折断树枝，如何找准面盆的某处拍打一次就抖出冻在里面的冰块。迄今这里，除了因为冷而降低工作效率外，室内不生火只有一点不尽人意的方面是缝补东西不方便。吉妮陪我在匹兹堡买的贴身内衣早已面目全非，上面的补丁比原来的布料还要多。然而，即便我尽快地补，我还是赶不上它的分崩离折的速度。天气越来越冷，终于冻得我的手再也握不住补丁和针线了，它们怎么说也不愿意连在一起，无奈我只好放弃，等到明年春天再来补吧。况且，中国妇女从来没想过要穿这些内衣，我现在身上已穿着臃肿的棉衣，穿不穿内衣也无所谓！”
寒春为了说明住屋温度太低以及他们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她给母亲举了几个具体实例，并使用了诙谐的语气：
“我们为了庆贺新年做了一点冰淇淋，想搁一搁吃过早饭以后请牧场的全体同事吃。大家也对我们说：‘放到你们的屋里吧。’结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冰淇淋保存得很好，冻得很结实；二是可以想像出来，冰淇淋留在我们手里保管究竟能否长久？我们至少让每个人都尝了一口，当别人吃的时候，阳早显得毫不动情，他只吃了一碗，然后把空碗放一边，仿佛已经吃够了不必再吃。但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再离开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说：‘请吧，寒春，想吃就吃一碗。’仿佛他不想吃似的。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就憋不住劲儿了。他也端起碗盛得满满的……‘我们再尝一尝！’于是我们再尝一尝，再尝一尝，尝个没完。接着我们去开庆祝会，然后我回来工作。好吧，再来一点，我们俩人在冷如冰箱的屋子里吃冰淇淋，冻得抖个不停。……确切地说，我比他馋，我想让他多吃，因为他已经三年没吃过冰淇淋了。”
寒春在信里说明她住的地方物资匮乏，甚至连补衣服的线团都没有：
“我给你写信时才意识到美国国内和这儿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多么悬殊……几天前，有一位年轻人的裤子撕破了，我给他一团黑线补一补。你们不知道他的表情是多么惊讶。在场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干部说：‘看这小子，真有福气。’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儿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线团，他们每个月领一堆棉花，要用线的时候，他们得自己动手纺，有些人很会纺，但纺得最好的也不像是线，而是像绵花条。
“10月份，我们每人领到一大抱没有梳洗过的羊毛，刚从羊身上剪下的。以后的事就得看我自己的了，过冬的毛袜、毛衣、手套等等都得自己做。阳早看了一下羊毛，断定自己早有足够的毛袜，并不想动手。可是，别人开始梳毛纺线的时候，我也慢慢动心了，反正我们又没有暖和的袜子穿。干这种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开会时间。每次开会时，个个都抱着一堆羊毛到会，纺毛线、织毛衣、生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梳毛全用手工，不仅要清理绞成一团的乱毛，而且要梳理掉粘在上面的羊粪蛋之类的东西。抓起一团毛，实际上你得把羊毛一缕一缕地撕开，这得花好几个小时。开会时我自始至终忙个不停，最后才梳出一小堆羊毛，可是其他人面前却堆着一大堆毛茸茸的羊毛。阳早例外，他第一天就放弃了。现在，每个人早已织完毛衣，所以我的情况有所好转。每次开会时，我总是记住多带羊毛， 忙得我怎么梳也梳不完。小伙子们看见我独自一个人梳个不停，绝不会不动恻隐之心的。这个办法真灵，散会的时候，总是可以梳好一大堆膨松的羊毛，其中只有一成是自己干的。我估计，这个冬天我能将全年领的羊毛梳好，整个春天就用来纺毛线，再织一夏天毛衣，到来年冬天或许我能织好一些毛袜子（原来却是要用来今年暖脚的）！”

其实，能充分体现阳早、寒春在三边牧场生活时虽苦犹乐，苦中有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还有一件事，寒春给她母亲写信时没有提到：
1949年10月9日，是阳早31周岁的生日，按美国人的风俗习惯，过生日要吃奶油蛋糕的。可是在三边牧场，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内蒙古草原荒野之处，人们上哪儿去能买到奶油蛋糕，又有谁会做出那么松软甜美的西方人的点心？
为了庆贺丈夫的生日，为了让阳早生日快乐，寒春在无奈中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晚上阳早下班回来，寒春温存地拉住丈夫的手说：“你今天过生日，我要对你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在陕北度过这难忘的一天。”
阳早憨笑着，用幽默的语调说：“那就请你用最好的蛋糕来祝贺我吧！”
寒春爽朗地答道：“那当然！”说着她转身出去从外面捧回来一样东西。
阳早早就特意要注视着他的新婚燕尔的夫人到底会给他送什么珍贵的礼物。从远处看，寒春真的端着一个特大型的双层蛋糕，上面插着一根根类似蜡烛似的小木棍。
“啊，真的是个大蛋糕！”阳早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喜过望，怎么也想像不出，在穷乡僻壤的三边地区会弄出来这么好的美味食品。他疑惑了，他兴奋得很。
“你拿过来，让我仔细端详一下！”阳早做着手势，要求寒春走近一些。
“我拿过去你还能闻到香味了吗？”寒春说着，不得已把大蛋糕送到丈夫的眼前。
阳早立即看清了这个大蛋糕的真面目：原来是个黄泥捏成的摆设。虽然上面刻画了很多细致的花纹，插上一根根小木根当蜡烛，乍一看和真的大蛋糕没什么两样，但毕竟只是个观赏品。
阳早对这个黄泥摆设的观赏价值赞叹不已，他左看看右瞧瞧，仍然喜出望外地啧啧称道着。在他的眼里，这个泥蛋糕有着多么不平凡的含义啊！他在美国度过二十几次生日，他都没觉得留下什么难忘的回忆，这一个用泥捏成的颇具艺术欣赏价值的黄泥蛋糕，却永远深深地铭记在他的心上。它记录了他们虽苦犹乐的边塞生活，体现了他们纯真而崇高的爱情，反映了这一对年轻的美国人胸怀着同中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开创崭新生活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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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5 18: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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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已经由刚来时的不到100头发展到1000多头，每天挤出来的牛奶也越来越多。由于交通封塞，难以及时地向内地运送，这个问题不解决，大量的牛奶将会变质变坏。
寒春主动找到牧场场长，提出要把牛奶制成奶酪和奶制品，提炼出黄油来。
场长对她这种负责精神很是赞赏，同意她去试制。
寒春让阳早帮她拿出他从美国带来的有关书籍资料，找到了专门讲奶酪如何制作这一章节。于是她便仿而效之打算按照书里提供的方法去做。可是，三边牧场及周围地区根本找不到一些必要的设备和配料，她只得省去一些工序和配料试着做了几次，都难遂心愿。后来她改做奶豆腐，奶豆腐做出来样子还挺可观，颜色鲜亮亮的，可是，味道谁都不愿恭维，连寒春、阳早都不爱吃它。
寒春不得不搜索枯肠想办法，办法想不出，她感到极其郁闷无可奈何：难道自己主动承揽下来的试制项目就这样中止下来没有结果了吗？难道全牧场面临的鲜奶送不出去又制不成奶酪保存下来的问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无声无息了吗？三边牧场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贡献，要保障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寒春和阳早翻遍所有资料，竭力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又一个变通的办法，都被实验结果给否绝了。
有一天，她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蒙族牧民呢？或许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寒春到附近的蒙古包去找跟她早已相识的女牧民嘎拉。
嘎拉是个三十来岁的蒙族妇女，黑红的脸庞，长长的辫子。她干起活来就像小伙子一样，身强力壮。可是嘎拉出身贫穷，从小就给人家王公贵族当雇工，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她整天离不开喂牛、喂羊、挤奶这些活，得到的报酬只是很少一点奶酪和黄油。
现在牧民们经过土地改革，贫苦人家有了自己的牛、羊，他们开始给自己的牛、羊放牧，挤出的奶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出售一些换回家里所需的物品。
寒春到蒙族牧民的蒙古包和牛栏去过，她发现蒙族牧民们储藏黄油有非常巧妙的办法：把黄油装到经过处理的羊肚子（即羊胃）里，将羊肚子挂在墙上。牧民们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拿下来，这么保存的黄油经过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变味。
到了嘎拉家的蒙古包，她跟嘎拉一见如故地拉起话来。
“嘎拉，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向你请教怎么制黄油。”
嘎拉在蒙族牧民中间被称为“火红色的女人”，性格开朗爽快，说话直来直去。她明白了寒春的来意，大声笑着说：“要学制黄油，必须舍出力气来！”
寒春也摆出一股男子汉的派头，不在乎地说：“我有的是力气，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嘎拉告诉她：制黄油，这儿的牧民都是先把鲜奶倒进大奶缸里发酵，然后再用又粗又笨重的大木棒反复地搅动。这种搅动叫打奶。
“那么，得打多少下？”寒春追着问。
“至少要打100下才能打出油来！”
“这有什么难的，这点活难不住我，我肯定能打它100下！”
嘎拉把寒春拉到她家的奶缸旁，把大木棒推到寒春怀里：“好吧！你打打看，看你到底能打多少下？”
寒春听得出嘎拉这么说是在试探自己的耐力，也是在用激将法刺激自己。于是她便卷起袖子，操起大棒，不甘示弱地在大奶缸里搅动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她原以为一口气能搅它100下，但没等她搅到30下，她便呼哧呼哧地喘了起来，两只胳膊也搅得发沉，发麻了。
“怎么样？”嘎拉问她。
寒春故意不服输，装出毫不在意似的神态，拼力坚持着：“没关系，我搅得动！”
寒春继续搅着，嘎拉为她数数，搅到50下的时候，寒春深深地喘了口气，她不肯半途而废，咬着牙关坚持着挥动那越来越沉重的大木棒。
终于搅到100下的时候，寒春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嘎拉喜欢寒春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她佩服寒春的学识，现在更敬佩寒春的坚强的毅力。她一下夺去寒春手里的大木棒，兴奋地跟这个美国妇女拥抱在一起：“‘大鼻子’，你真行！”
寒春忙着要拭去脸上的汗珠，想走到蒙古包外面透透空气，嘎拉却拉着她一直来到牛栏外的的草场上。
“你休息一会儿，咱俩比一比看，看谁能摔倒谁！”
寒春也喜欢嘎拉这样泼辣的性格，说了声：“好！” 
过了一会儿，两人在草场上比试起来，嘎拉会蒙古式摔跤，寒春在学校当过业余运动员，两人各不相让，摔了几个回合，彼此不分高低。
从这以后，寒春经常来找嘎拉，嘎拉跟寒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嘎拉不但教会了寒春制作黄油的方法，而且教寒春用盐矿中渗出的一种液体来代替做干酪的凝乳配料，在没有凝乳的情况下也制成了味道醇厚的奶酪。
以后寒春和嘎拉经常骑着马在大草原上唱歌，嘎拉那优美嘹亮的歌声，似乎一直在寒春耳畔回响着……
寒春想起她跟嘎拉的友情，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交知心朋友是多么有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崛起以后，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根本上打乱了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计划”。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美国彻底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并且着手“托管”朝鲜半岛。美国不顾朝鲜人民要求建立独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全力支持以李承晚为代表的南朝鲜保守派势力，于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之后，美国又与韩国签订了《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和《韩美经济援助协定》，将控制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合法化。1948年9月9日，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劳动党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三八”线上战火不断。1950年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赴朝鲜参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几天以后，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指使其他15个国家也派军队进入朝鲜，以美军为主力开始向北朝鲜边境全面进攻。10月20日，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麦克阿瑟狂妄地指示美军要一鼓作气地打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其实早在9月25日，中国政府就发出警告：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军队来到中国边界上。
对中国的警告，美国方面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刚刚结束战乱，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及时果断地作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1950年11月25日夜，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势如潮涌，跨过鸭绿江，在北朝鲜光秃秃的山岭上与美军交火。
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时，肩扛老式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然而战地指挥官报告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使美国军队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经过5次大战役，彻底打退了美军的进攻，以至于使美军踉踉跄跄地退回到“三八”线以南，1951年7月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
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韩四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至此持续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付出了大约3万人阵亡、10多万人员负伤和失踪的代价。美军投入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二分之一的海军力量，支出200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美国企图通过“有限战争”起到对亚洲对中国的遏制作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自己却遭到了重创。
从1951年的冬天开始，中国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2年的春天，在偏远的三边地区，寒春站在自己曾经保卫过的城川镇郑庄的墙上，望着跟前的一个大院落。这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和羊，尽管区政府派来的干部一再跟大家解释要求自愿捐献的政策，担心牧民们捐献多了会影响眼下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
一个政府干部站在一个高台上跟大家反复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支持抗美援朝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但是我们有的牧民生活并不富裕，我劝这些牧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因为我们号召捐款捐物，并没有强迫大家必须捐献，有则多捐，没有少捐。”
尽管政府干部已经解释得很明确很清楚，但是一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牧民们还是把自己家里不多的牛、羊，陆陆续续赶着牵着送到这个大院落，惟恐谁比谁落后，谁比谁捐献的少。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政府干部那里登记。
看着广大牧民们不断送来的牛和羊，寒春对身旁陪自己来看热闹的阳早说：“这些牧民们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阳早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也赞叹地说：“是啊，我看着这一热闹捐献场面，我也很受感动。在咱们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不能及时知道的闭塞地区，牧民们却是如此无私，慷慨大方地捐款捐物。捐了这么多牛、羊，我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美援朝这一正义的举措就一定能胜利！”
寒春说：“是呀，美国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朝鲜，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一定要失败！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的！”
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寒春代表阳早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今天我俩去寨墙边的大院落，去观看牧民们支援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情景。我们看着看着，心里很感动，眼睛都湿润了。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会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我们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站在正义的革命事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留在中国。在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有这么壮丽的事业，我们不想走了，继续留下来，继续为建设新中国尽一份力量！”说着，寒春几乎拿出了他们俩积攒不多的钱款，来表示对抗美援朝的心意。
阳早也发言表态说：“对美国帝国主义穷兵赎武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心里十分气愤，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牧民踊跃捐款捐物，牵着自己家的牛羊来捐献，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我心里十分高兴，十分激动，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我们本来是准备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只是想看看解放区以后再回美国的，现在我们决定留下来，要继续留在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量，为解放全人类，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牧场的同志们听了阳早、寒春的表态发言，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场长说：“牧民们捐献牛羊的举动，让阳早、寒春感动也让大家感动，今天阳早、寒春的思想表露更让我们在座的同志们感动。我们敬佩阳早、寒春同志，也支持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来搞好我们牧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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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5 18:10:18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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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1952年3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民主政治家宋庆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任、著名文化学者郭沫若等名义联合邀请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共同发起并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正在陕西定边县城川寨三边牧场工作的寒春接到了会议的邀请函，她将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
岁月蹉跎，时光流转，三年前寒春离开的北平和现在见到的北京已经旧貌换新颜，恍如隔世。北京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古老历史名城的都市正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怀着7个月身孕的寒春，不太方便到北京的胡同、公园、学校再去走走逛逛，旧地重游一番。她直接来到开会的会场，作为一位与会成员，她要认真收听大会报告，倾听各国与会代表的发言并参与讨论。会议委员会事先已通知她将以个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她准备了讲稿。她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和平的大会上讲讲个人作为核物理学家的经历，讲讲自己为什么要退出美国军人政府操纵下的核原子试验研制体制，讲讲自己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会议休息期间，她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握着她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着她已怀孕的身体，告诫她要注意休息，注意增加营养，并且随意地问起：“你准备给你的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想好。”宋庆龄以凝重的口气建议说：“叫和平吧！这是很有意义的”寒春笑着点点头：“那就叫‘和平’这个名吧！”
会议继续进行，主持人安排寒春在大会上发言。寒春挺着已有身孕的肚子，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主席台。
她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所造成的悲剧。她说：我原来满怀希望地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但是美国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炸死炸伤十几万和平人民的消息，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已经觉醒了。我开始作严肃的深沉的思考：原子弹究竟给和平人们带来什么？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谁掌握了科学，它就会为谁服务，我们应该让科学为和平服务，不应该让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掌握核原子武器，否则，和平就得不到保障……
寒春在北京的这次和平会议所作的发言已被与会的各国记者们作了报道。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地注意到了她的露面和发言内容。1953年7月，美国国内《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绘成一个逃跑的核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核物理科学家逃到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接着，美国的一些报刊大做文章，造谣说寒春把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了中国人。这些报道还刊登漫画，把寒春描绘成一个拿着小本子正在偷偷地记录原子弹秘密的女“间谍”。
得知美国国内一些报道的谣传中伤，捏造污蔑行径，寒春十分愤怒。她立即写信给美国科学家协会，并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诽谤；说明她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是搞农牧业机械化，是饲养繁殖良种奶牛，让更多中国的儿童老人都能喝上新鲜牛奶。
美国科学家协会收到寒春的来信声明以后，将她的这封信以《中国要和平》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进行事实上的澄清，对美国国内的别有用心的无耻之徒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回击。
在美国，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一些麦卡锡主义者进一步活跃起来，他们掀起一阵阵反华浪潮，对向往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人士极尽攻击和迫害。寒春的姐姐、哥哥、母亲都无一幸免地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受到监视控制。
韩丁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深入到中国的山西省农村，亲眼目睹和亲自参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改革运动。他记录并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材料、资料。当他背着这些十几斤重的珍贵资料返回美国，准备以此来撰写一部有关土地改革的长篇纪实作品，但是美国政府在他刚刚踏上家乡土地的时候，就查封没收了他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材料和资料，迫使他一边艰难地寻找谋生的工作，一边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跟专制政府打官司，要求索回属于自己的材料、资料，维护自己的民主权益。
当时美国政府内的麦卡锡主义是十分猖獗的，他们不仅不许韩丁利用自己记录收集的材料资料写作，而且为韩丁在那几年寻找工作谋生设置了种种障碍，对他的人身活动进行限制和迫害。
韩丁不畏强权不怕威胁，他坚持斗争，终于在法庭上追回了属于自己的材料和资料，并利用四五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写作，创作出震撼美国以至世界的大型纪实作品。《翻身》真实地反映翻天覆地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部颇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巨著。英国一位剧作家将它改编成话剧并演出以后，在欧美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中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和深远的影响。
美国政府对寒春、韩丁一家又恨又怕。寒春的母亲——已年逾70多岁的卡梅丽达·辛顿夫人，1962年到中国来探望女儿后返回美国时，美国政府便蛮横地把她的护照没收了。其莫须有的理由是：这位退休的中学校长未经允许去了一个所谓“怪异”的国家。当时美国政府禁止任何人自由去中国探亲或旅游。
在这种背景下，阳早、寒春不能回国探亲或移居美国。他们夫妻俩在新中国的大西北已经安下心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学习着，他们已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要“成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们在跟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正在将自己脱胎换骨地改造成新型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一天天强大起来，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对中国悍然发动战争。阳早、寒春他们在保卫着新中国的和平，也在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开过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不久，1953年5月，阳早、寒春被调到西安市郊的奶牛农场。阳早、寒春以及他们生育的两儿一女在西安的渭河之滨生活了十多个年头。
1952年出生的大儿子，为纪念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阳早、寒春按宋庆龄的建议取名叫“阳和平”；1954年出生的二儿子，阳早、寒春为其取名“阳建平”，寓意建设和平美好的中国；1956年，小女儿出生时，正值英、法、以色列等国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埃及军民奋起抵抗，世界人民同声谴责侵略，阳早、寒春为他们的女儿取名“及平”，是祝愿埃及人民得到和平。人们都称寒春是“和平之母”。他们的三个孩子都生长在草滩牧场上，跟中国职工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上学。“文革”期间，和平到工厂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建平和及平随同中国的知识青年一道去安徽农村劳动锻炼数年。提起这些年的生活，阳早、寒春共同心声是：“条件很艰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个心眼地奔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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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5 18: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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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在三边牧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靠近内蒙古大草原的城川镇，属于定边、安边、靖边交界的三边地区。阳早、寒春等二十来个职工落脚在城川镇附近的这个牧场便称为三边牧场。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筹建三边牧场特意调拨了二十几匹布和一些必需的物资，派了一个由毛驴车组成的运输队拉着东西前往城川镇的一个叫郑庄的村寨。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村寨周围的草原上分散地居住着一些蒙、汉族的牧民。村寨里有一个天主教堂，神父是个比利时人，每到礼拜天一些信教的牧民便来教堂做礼拜，祈祷上帝保佑。
阳早、寒春住在教堂隔壁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房间里除了一个横跨整个屋子直抵两头墙根的小土炕，就没有多少可以转身活动的地面空间。窗户上糊的是纸、天花板很低，人坐在炕头在煤油灯的映衬下，可以在四面的白墙和天花板上看到巨大的阴影在活动。
房间外有一圈原来由教会盖的四方形的围墙，使之不受邻近地区骑马流寇的骚扰和侵犯。
据说这里原来全是蒙古族人，后来蒙古王公贵族把土地卖给汉族人。汉族人近年来，不断前来这里开垦土地，蒙族人不开垦土地，所以汉族人逐渐地多了起来。这里已变成七成汉族人，三成蒙族人的地区。汉族人往往以人多势众来压迫蒙族人。蒙族人几乎全都是天主教教徒，汉族人皈依教会的却极少。神父经常跟蒙古人说：“你们蒙古人受压迫，是少数民族，今生今世你们找不到幸福，但如果你们是虔诚的教徒，你们下一辈子就会受奖赏而进入天堂。”
设立在这里的教堂快有一个世纪了，牧民们信教以后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和苦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穷苦人闹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教会在这时的影响越来越小，况且新的政府不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教会所享有的特权：一些外国人，不论是否为传教士、神父，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守法的传教士可以从事传教活动，否则政府要干涉。
寒春不想在这里看到其他外国人。不过来了以后，她倒愿意了解一下新政府是怎样跟这几个教会的神父打交道的，她想知道这几个神父面对新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什么反应。
三边牧场以教堂旁边的房子作场部办公室，神父们住在门厅的一边，场部办公室设在另一边。阳早、寒春经常在这里跟教堂的神父们见面，他们打破了教会和外国神父有意设置的神秘莫测望而生畏的气氛，跟神父们平起平坐。
牧民们到教堂来作礼拜，也同时经常接触牧场的人员。阳早、寒春逐渐跟一些牧民们认识熟悉起来。
有的牧民反映：当新政府派人来这里筹建牧场时，他们有人去询问神父：“牧场来了两个和您一样的外国人，您为什么不跟他们来往呢？”神父很冷淡地说：“我们的职业不一样！”
牧民们说教会在这里拥有好多土地，穷苦的汉族人和蒙族人缺少土地、缺乏牲畜，只好租教会的地种，或者为教会放牧。
阳早、寒春看出来这几个神父对新政府抱有敌视的态度，因而自己也不愿主动去跟他们搭讪。
三边地区的秋天来得早，干燥的北风卷起漫天的黄沙纷纷扬扬地刮。
牧场的二十多个同志们在这里既要忙于生产，还要忙于群众工作，甚至要跟逃窜的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叛变的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作斗争。
起初，马步芳的残部土匪来村寨进行骚扰，已被打退了。不久，有消息说当地一个头目叫常廷芝的土匪武装要来抢掠，牧场的同志们开会商量对策。
常廷芝在1949年解放军大军压境时已经投诚过，同意与新政府合作。随后，大部分野战军调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余下的留守武装不多，常廷芝于1950年初又变卦起了歹心，他扣押了当地的革命干部，重新当起了土匪，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抢掠烧杀。
牧场开会时大家一致决定不撤退，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牧场。他们虽然一共20来人，有三、四支枪，枪支不够，没分到枪的人就用砖头或其它东西当武器。阳早、寒春也想领一支，但领导只给了他俩每人一个棒球棍。
寒春记得刚来时几个年轻的战士总是用一支枪打山中的鸟、兔子什么的，为食堂的饭伙加一些荤腥。有一次这个战士把枪交给寒春，问：“要不要试一试？”寒春说：“我不打，兔子又没惹我，我为什么要打它呀？我是和平主义者，不打也不吃。”现在，这个战士因为寒春向领导提出要领支枪而反问她：“你连兔子都不敢打，给你枪，你敢用吗？”
寒春说：“不错，我以前一直想做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杀戮是天大的罪过。但是现在我想通了，我懂得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因此只能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设应得把这些土匪、反对派先消灭掉。”
村寨附近有一堵墙，墙中间裂了一个大口子，外面的人只能从这个裂口进入。傍晚，阳早、寒春和别的同志被安排到这个裂口处等候。寒春手拿着棒球棍两眼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心里一点都不畏惧。其实当时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一个人的想法在特殊环境中可以一下子改变，原来连打一只兔子的勇气都没有的人，这几天她在夜里站岗却羡慕那些有枪的人，即便现在用棒球棍她也恨不得立即能有机会去跟土匪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这只是一场虚惊，战斗并没有实际发生。据说常廷芝先派了几个探子到城川镇附近打听，正巧碰上一大队奔向城川镇的马车。探子问当地老百姓：“马车上装的是什么？”老百姓说：“车上拉的都是机关枪、手榴弹！到城川来的解放军多着哩！”
探子回去作了汇报，土匪没敢贸然前来。但是城川镇这一带还有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

毗邻而居的比利时神父，蓄着胡须，身着黑袍，尽量把自己关在门里，不与牧场的人来往。有时他们在门厅里匆匆而过，只是与阳早或寒春迎面相逢时才简短地打一声招呼：“哈罗。”
门厅的另一边，牧场的同志们穿着裉色的蓝棉袄，精力旺盛、朝气蓬勃地工作着，他们往往是迈着急切的步伐进进出出。
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他们打算把从延安带来的属于牧场的良种荷尔斯坦公牛无偿借给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牛群中自然配种。可是这项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只有一个较开通的牧民对他们比较信任，把种公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里。他们高兴地发现，那头公牛轮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现，到春天下小牛时，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他们知道这是荷尔斯坦种公牛的后代。但当他们去了解公牛的配种情况时，牧民们却不肯承认。他们明白蒙族人对汉族人有许多成见。为了消除这种隔阂，牧场的同志一边学习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头脑中固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一边尽力帮助蒙族牧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当时别说兽医，连给人治病的医生都没有，群众遇到问题找到他们时，他们只能凭藉从延安带来的有关书籍中查阅答案，或者再加上用自己懂的一点医药知识去解决问题。虽然他们没有打过针，可是每当有牧民来请求或者牧场的牛羊得了病，他们还是拿了煮过的针头和针剂药品去小心地试着给牧畜打针、防疫。
教堂的神父憎恨牧场里的人，一开始他便蛊惑人心地向蒙族牧民们煽动说：“共产党将来要把牧民的牛羊全都归公，汉人与蒙人永远不会一条心。”他还宣扬反动的邪教：“牛羊的疾病、灾荒都是上天的旨意，牧场搞改良畜种和为牛羊看病都是藐视上帝的罪行。”
由于神父的挑拨，蒙族牧民起初有一段时间不敢接触牧场的人员，他们连阳早、寒春都不敢相信，管他们叫“大鼻子汉人”。但是，严冬不会永远笼罩着草原，春天带着雨露和温暖降临到这里。牧场的同志们尊重牧民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主动跟他们接近逐渐地交流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排忧解难，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天清早，一个牧民慌慌张张地跑到牧场场部，说他家的羊遭到了狼咬。寒春立即带上了刀剪和药粉来到他的羊圈。只见不少的羊被狼咬得浑身是伤，有的肉露在外边，流着血，有的尾巴被撕掉半个……寒春赶忙用针线缝合伤口，给受伤的羊敷药，使多数的羊活了下来。又一次，一个牧民的母马难产，小马驹憋死在肚子里生不出来，母马也十分危险。寒春先伸手转动马驹的头部，接着就和牧场的几个同志一起把死驹拉了出来，救活了母马，母马的主人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说：“这马是我的家业啊，我就这么一点家业，多亏了牧场的人救了它！”
草原上的牧民们中还流传着阳早赛神医的故事：在当地，常常发生母牛生完小牛以后，身体虚弱站不起来的事情。有的时候，生过小牛的母牛颤抖着站起来以后又摇摇晃晃地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当地牧民很怕这种病，但也不知道怎么治才好。
牧民们把阳早请到牛栏的现场，阳早观察着一头刚生过小牛的母牛低着头卧在牛圈里，身体极为虚弱。他分析了一下，根据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过的课程和自己养牛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是母牛生小牛时失掉了大量的钙质而缺钙。于是他立刻想出了为母牛补钙的措施，当时没有现成的钙制针剂，阳早就用土办法制出蒸馏水溶解葡萄糖酸钙，用给人注射的针给那母牛注射。
当时一大群人围在旁边，疑惑地看着阳早的操作。出乎人们的意料，刚打完针，那母牛就抬起了头，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又惊又喜，有如看到了奇迹。他们在草原上到处传扬：“人家美国‘大鼻子’真行，赛过了神医！牧场里的两个外国人跟教堂里的外国人不同，尽帮牧民干实事呢！”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接触，牧场的人员渐渐取得了牧民的信任，跟牧民的关系慢慢地密切融洽起来。
然而，这时工作进展即使有所好转，但仍需时时巩固，因为牧民们长期处于缺乏文化教育的状况，又受到教会神父们的蒙骗愚弄，他们对牧场人员的信任时好时坏，经常出现反复。
例如有一次，阳早、寒春已经跟牧民讲好要给几十头牛打预防针，可是当他们带着针去打时，牧民们却改变了主意，借口牛群已放出去难找回来拒绝配合。
牧场的同志由此感到这不只是民族隔阂问题，他们揣度这里面可能有其它原因。
不久，在全国开展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有一天教堂里来了一位汉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着经书一边念一边来回走，眼睛四处窥视，心不在焉似的行迹鬼鬼祟祟。没几天，当地公安部门派人把这个汉族神父抓走了，原来他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跑到这里来隐敝，受到比利时神父的庇护。他们勾结在一起搞破坏，在牧民中间散布一些谣言，他煽阴风点邪火，挑拨牧民们和新政府的关系，离间牧民们对牧场人员的信任。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蒙族牧民的阶级觉悟得到了逐渐提高，有的牧民揭发了比利时神父曾想利用受蒙骗的蒙族人去放毒，妄图毒死区政府干部的阴谋，并在教堂里挖出几杆枪。最后这个比利时神父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了。
一个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以后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不再接受外国教会的委派，中国教会人员自己办教，不再允许从事教会以外的事情。
从此，牧场人员的工作顺利展开了，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来临时，牧民们争先恐后地来牧场要求借用种公牛。牧民们的羊群里也发现了经过阳早、寒春努力改良过的细毛羊新品种。
这样，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运动的深入开展，牧场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阳早、寒春在草原上也深深地扎下根。1949年10月下旬，在交通闭塞的三边牧场，大家才知道20天以前的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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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虽苦犹乐的边寨生活
阳早、寒春已有八个月没有收到美国家乡亲人的来信，他俩因为工作繁忙已三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
1950年的元旦到了，牧场放假三天，这时候他俩才收到韩丁从中国山西省邮来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封寒春的姐姐吉妮的来信。
寒春利用放假的空闲时间想给母亲写封信，想起自己到达三边地区创办牧场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她感慨万千有点不知如何下笔。她曾用从美国带来的英文打字机向母亲描绘了自己跟阳早在三边牧场虽苦犹乐的生活情景。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自来水，也没有见到过电话机和电灯。仅仅是上次去边区政府办公室时看过几只他们刚刚安上去的一明一暗的15度的电灯泡。如果我是突然从芝加哥被抛入三边牧场，我想我会怀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因为满脑子想的是需要附近有医生、需要清洁卫生等等，但是，如今这儿的生活反倒成为正常。这一带的主要燃料是灌木枝，烧炕、煮饭等等全都烧柴禾。任何时候要暖和都得烧柴。人要坐在火边一个劲儿地加柴，一离身火就熄。过去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靠烧柴维持生存。这儿最好的燃料是牛粪。牛粪燃起来像泥炭，可以燃一阵子。我第一次看见一位农妇若无其事地用手把牛粪送进灶膛，然后又用手去切菜端菜时，我感到翻肠倒肚似的难受。可是我们在室内用柴禾烧一阵子以后，我们现在对牛粪的看法已大不相同。我们到放牛的草原去拾牛粪，看到一块可以马上烧的牛粪饼时，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块干粪饼在我们这里简直是奢侈品，因为许多粪饼尚未干透，燃烧不起来。阳早已经拾了许多湿牛粪，把它们摊在我们屋子背后晾干，有的时候，我或他若无其事地捧着牛粪穿屋而过的时候，对方都免不了要放声大笑一阵，调侃地说：‘但愿你母亲现在能看见你这样脏兮兮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在室内生火，而是在室内弯弯曲曲的修一条烟道。第一条烟道修在第一间屋子，是修在一个小土灶里的。炊烟从此处经过墙壁进入隔壁的房间，第二个房间的地面较高，所以炊烟可以经过这儿的地板之下，我们在此看书学习时可以暖脚。然后，烟火从炕底通过把炕烧暖，最后才从烟囱里冒出去。上述这一切构想设计得挺不错。我们幻想着能有一个安乐窝，我们在此学习和写信，既暖和又舒适，让严冬的寒风在窗外怒号。我用阳早香烟盒里的玻璃纸贴在四扇窗户上采光，一一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可是我们的设想未能如愿。在许多情况下，冷风却能从烟囱里灌进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室内24小时生火，使温度上升五六度，这就使我们忙个不停，每一点空闲时间都用来拾牛粪。因此我们终于放弃了生火。这是过去的事，现在不生火也习惯了，我们靠本能学会了如何把冻在树枝上的衣服收下来而不折断树枝，如何找准面盆的某处拍打一次就抖出冻在里面的冰块。迄今这里，除了因为冷而降低工作效率外，室内不生火只有一点不尽人意的方面是缝补东西不方便。吉妮陪我在匹兹堡买的贴身内衣早已面目全非，上面的补丁比原来的布料还要多。然而，即便我尽快地补，我还是赶不上它的分崩离折的速度。天气越来越冷，终于冻得我的手再也握不住补丁和针线了，它们怎么说也不愿意连在一起，无奈我只好放弃，等到明年春天再来补吧。况且，中国妇女从来没想过要穿这些内衣，我现在身上已穿着臃肿的棉衣，穿不穿内衣也无所谓！”
寒春为了说明住屋温度太低以及他们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她给母亲举了几个具体实例，并使用了诙谐的语气：
“我们为了庆贺新年做了一点冰淇淋，想搁一搁吃过早饭以后请牧场的全体同事吃。大家也对我们说：‘放到你们的屋里吧。’结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冰淇淋保存得很好，冻得很结实；二是可以想像出来，冰淇淋留在我们手里保管究竟能否长久？我们至少让每个人都尝了一口，当别人吃的时候，阳早显得毫不动情，他只吃了一碗，然后把空碗放一边，仿佛已经吃够了不必再吃。但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再离开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说：‘请吧，寒春，想吃就吃一碗。’仿佛他不想吃似的。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就憋不住劲儿了。他也端起碗盛得满满的……‘我们再尝一尝！’于是我们再尝一尝，再尝一尝，尝个没完。接着我们去开庆祝会，然后我回来工作。好吧，再来一点，我们俩人在冷如冰箱的屋子里吃冰淇淋，冻得抖个不停。……确切地说，我比他馋，我想让他多吃，因为他已经三年没吃过冰淇淋了。”
寒春在信里说明她住的地方物资匮乏，甚至连补衣服的线团都没有：
“我给你写信时才意识到美国国内和这儿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多么悬殊……几天前，有一位年轻人的裤子撕破了，我给他一团黑线补一补。你们不知道他的表情是多么惊讶。在场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干部说：‘看这小子，真有福气。’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儿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线团，他们每个月领一堆棉花，要用线的时候，他们得自己动手纺，有些人很会纺，但纺得最好的也不像是线，而是像绵花条。
“10月份，我们每人领到一大抱没有梳洗过的羊毛，刚从羊身上剪下的。以后的事就得看我自己的了，过冬的毛袜、毛衣、手套等等都得自己做。阳早看了一下羊毛，断定自己早有足够的毛袜，并不想动手。可是，别人开始梳毛纺线的时候，我也慢慢动心了，反正我们又没有暖和的袜子穿。干这种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开会时间。每次开会时，个个都抱着一堆羊毛到会，纺毛线、织毛衣、生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梳毛全用手工，不仅要清理绞成一团的乱毛，而且要梳理掉粘在上面的羊粪蛋之类的东西。抓起一团毛，实际上你得把羊毛一缕一缕地撕开，这得花好几个小时。开会时我自始至终忙个不停，最后才梳出一小堆羊毛，可是其他人面前却堆着一大堆毛茸茸的羊毛。阳早例外，他第一天就放弃了。现在，每个人早已织完毛衣，所以我的情况有所好转。每次开会时，我总是记住多带羊毛， 忙得我怎么梳也梳不完。小伙子们看见我独自一个人梳个不停，绝不会不动恻隐之心的。这个办法真灵，散会的时候，总是可以梳好一大堆膨松的羊毛，其中只有一成是自己干的。我估计，这个冬天我能将全年领的羊毛梳好，整个春天就用来纺毛线，再织一夏天毛衣，到来年冬天或许我能织好一些毛袜子（原来却是要用来今年暖脚的）！”

其实，能充分体现阳早、寒春在三边牧场生活时虽苦犹乐，苦中有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还有一件事，寒春给她母亲写信时没有提到：
1949年10月9日，是阳早31周岁的生日，按美国人的风俗习惯，过生日要吃奶油蛋糕的。可是在三边牧场，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内蒙古草原荒野之处，人们上哪儿去能买到奶油蛋糕，又有谁会做出那么松软甜美的西方人的点心？
为了庆贺丈夫的生日，为了让阳早生日快乐，寒春在无奈中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晚上阳早下班回来，寒春温存地拉住丈夫的手说：“你今天过生日，我要对你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在陕北度过这难忘的一天。”
阳早憨笑着，用幽默的语调说：“那就请你用最好的蛋糕来祝贺我吧！”
寒春爽朗地答道：“那当然！”说着她转身出去从外面捧回来一样东西。
阳早早就特意要注视着他的新婚燕尔的夫人到底会给他送什么珍贵的礼物。从远处看，寒春真的端着一个特大型的双层蛋糕，上面插着一根根类似蜡烛似的小木棍。
“啊，真的是个大蛋糕！”阳早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喜过望，怎么也想像不出，在穷乡僻壤的三边地区会弄出来这么好的美味食品。他疑惑了，他兴奋得很。
“你拿过来，让我仔细端详一下！”阳早做着手势，要求寒春走近一些。
“我拿过去你还能闻到香味了吗？”寒春说着，不得已把大蛋糕送到丈夫的眼前。
阳早立即看清了这个大蛋糕的真面目：原来是个黄泥捏成的摆设。虽然上面刻画了很多细致的花纹，插上一根根小木根当蜡烛，乍一看和真的大蛋糕没什么两样，但毕竟只是个观赏品。
阳早对这个黄泥摆设的观赏价值赞叹不已，他左看看右瞧瞧，仍然喜出望外地啧啧称道着。在他的眼里，这个泥蛋糕有着多么不平凡的含义啊！他在美国度过二十几次生日，他都没觉得留下什么难忘的回忆，这一个用泥捏成的颇具艺术欣赏价值的黄泥蛋糕，却永远深深地铭记在他的心上。它记录了他们虽苦犹乐的边塞生活，体现了他们纯真而崇高的爱情，反映了这一对年轻的美国人胸怀着同中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开创崭新生活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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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6 1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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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三边牧场繁殖的奶牛越来越多，已经由刚来时的不到100头发展到1000多头，每天挤出来的牛奶也越来越多。由于交通封塞，难以及时地向内地运送，这个问题不解决，大量的牛奶将会变质变坏。
寒春主动找到牧场场长，提出要把牛奶制成奶酪和奶制品，提炼出黄油来。
场长对她这种负责精神很是赞赏，同意她去试制。
寒春让阳早帮她拿出他从美国带来的有关书籍资料，找到了专门讲奶酪如何制作这一章节。于是她便仿而效之打算按照书里提供的方法去做。可是，三边牧场及周围地区根本找不到一些必要的设备和配料，她只得省去一些工序和配料试着做了几次，都难遂心愿。后来她改做奶豆腐，奶豆腐做出来样子还挺可观，颜色鲜亮亮的，可是，味道谁都不愿恭维，连寒春、阳早都不爱吃它。
寒春不得不搜索枯肠想办法，办法想不出，她感到极其郁闷无可奈何：难道自己主动承揽下来的试制项目就这样中止下来没有结果了吗？难道全牧场面临的鲜奶送不出去又制不成奶酪保存下来的问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无声无息了吗？三边牧场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贡献，要保障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寒春和阳早翻遍所有资料，竭力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又一个变通的办法，都被实验结果给否绝了。
有一天，她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蒙族牧民呢？或许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寒春到附近的蒙古包去找跟她早已相识的女牧民嘎拉。
嘎拉是个三十来岁的蒙族妇女，黑红的脸庞，长长的辫子。她干起活来就像小伙子一样，身强力壮。可是嘎拉出身贫穷，从小就给人家王公贵族当雇工，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她整天离不开喂牛、喂羊、挤奶这些活，得到的报酬只是很少一点奶酪和黄油。
现在牧民们经过土地改革，贫苦人家有了自己的牛、羊，他们开始给自己的牛、羊放牧，挤出的奶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出售一些换回家里所需的物品。
寒春到蒙族牧民的蒙古包和牛栏去过，她发现蒙族牧民们储藏黄油有非常巧妙的办法：把黄油装到经过处理的羊肚子（即羊胃）里，将羊肚子挂在墙上。牧民们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拿下来，这么保存的黄油经过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变味。
到了嘎拉家的蒙古包，她跟嘎拉一见如故地拉起话来。
“嘎拉，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向你请教怎么制黄油。”
嘎拉在蒙族牧民中间被称为“火红色的女人”，性格开朗爽快，说话直来直去。她明白了寒春的来意，大声笑着说：“要学制黄油，必须舍出力气来！”
寒春也摆出一股男子汉的派头，不在乎地说：“我有的是力气，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嘎拉告诉她：制黄油，这儿的牧民都是先把鲜奶倒进大奶缸里发酵，然后再用又粗又笨重的大木棒反复地搅动。这种搅动叫打奶。
“那么，得打多少下？”寒春追着问。
“至少要打100下才能打出油来！”
“这有什么难的，这点活难不住我，我肯定能打它100下！”
嘎拉把寒春拉到她家的奶缸旁，把大木棒推到寒春怀里：“好吧！你打打看，看你到底能打多少下？”
寒春听得出嘎拉这么说是在试探自己的耐力，也是在用激将法刺激自己。于是她便卷起袖子，操起大棒，不甘示弱地在大奶缸里搅动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她原以为一口气能搅它100下，但没等她搅到30下，她便呼哧呼哧地喘了起来，两只胳膊也搅得发沉，发麻了。
“怎么样？”嘎拉问她。
寒春故意不服输，装出毫不在意似的神态，拼力坚持着：“没关系，我搅得动！”
寒春继续搅着，嘎拉为她数数，搅到50下的时候，寒春深深地喘了口气，她不肯半途而废，咬着牙关坚持着挥动那越来越沉重的大木棒。
终于搅到100下的时候，寒春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嘎拉喜欢寒春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她佩服寒春的学识，现在更敬佩寒春的坚强的毅力。她一下夺去寒春手里的大木棒，兴奋地跟这个美国妇女拥抱在一起：“‘大鼻子’，你真行！”
寒春忙着要拭去脸上的汗珠，想走到蒙古包外面透透空气，嘎拉却拉着她一直来到牛栏外的的草场上。
“你休息一会儿，咱俩比一比看，看谁能摔倒谁！”
寒春也喜欢嘎拉这样泼辣的性格，说了声：“好！” 
过了一会儿，两人在草场上比试起来，嘎拉会蒙古式摔跤，寒春在学校当过业余运动员，两人各不相让，摔了几个回合，彼此不分高低。
从这以后，寒春经常来找嘎拉，嘎拉跟寒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嘎拉不但教会了寒春制作黄油的方法，而且教寒春用盐矿中渗出的一种液体来代替做干酪的凝乳配料，在没有凝乳的情况下也制成了味道醇厚的奶酪。
以后寒春和嘎拉经常骑着马在大草原上唱歌，嘎拉那优美嘹亮的歌声，似乎一直在寒春耳畔回响着……
寒春想起她跟嘎拉的友情，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交知心朋友是多么有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崛起以后，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根本上打乱了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计划”。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美国彻底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并且着手“托管”朝鲜半岛。美国不顾朝鲜人民要求建立独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全力支持以李承晚为代表的南朝鲜保守派势力，于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之后，美国又与韩国签订了《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和《韩美经济援助协定》，将控制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合法化。1948年9月9日，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劳动党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三八”线上战火不断。1950年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赴朝鲜参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几天以后，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指使其他15个国家也派军队进入朝鲜，以美军为主力开始向北朝鲜边境全面进攻。10月20日，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麦克阿瑟狂妄地指示美军要一鼓作气地打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其实早在9月25日，中国政府就发出警告：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军队来到中国边界上。
对中国的警告，美国方面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刚刚结束战乱，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及时果断地作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1950年11月25日夜，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势如潮涌，跨过鸭绿江，在北朝鲜光秃秃的山岭上与美军交火。
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时，肩扛老式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然而战地指挥官报告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使美国军队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经过5次大战役，彻底打退了美军的进攻，以至于使美军踉踉跄跄地退回到“三八”线以南，1951年7月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
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韩四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至此持续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付出了大约3万人阵亡、10多万人员负伤和失踪的代价。美军投入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二分之一的海军力量，支出200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美国企图通过“有限战争”起到对亚洲对中国的遏制作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自己却遭到了重创。
从1951年的冬天开始，中国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2年的春天，在偏远的三边地区，寒春站在自己曾经保卫过的城川镇郑庄的墙上，望着跟前的一个大院落。这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和羊，尽管区政府派来的干部一再跟大家解释要求自愿捐献的政策，担心牧民们捐献多了会影响眼下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
一个政府干部站在一个高台上跟大家反复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支持抗美援朝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但是我们有的牧民生活并不富裕，我劝这些牧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因为我们号召捐款捐物，并没有强迫大家必须捐献，有则多捐，没有少捐。”
尽管政府干部已经解释得很明确很清楚，但是一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牧民们还是把自己家里不多的牛、羊，陆陆续续赶着牵着送到这个大院落，惟恐谁比谁落后，谁比谁捐献的少。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政府干部那里登记。
看着广大牧民们不断送来的牛和羊，寒春对身旁陪自己来看热闹的阳早说：“这些牧民们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阳早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也赞叹地说：“是啊，我看着这一热闹捐献场面，我也很受感动。在咱们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不能及时知道的闭塞地区，牧民们却是如此无私，慷慨大方地捐款捐物。捐了这么多牛、羊，我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美援朝这一正义的举措就一定能胜利！”
寒春说：“是呀，美国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朝鲜，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一定要失败！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的！”
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寒春代表阳早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今天我俩去寨墙边的大院落，去观看牧民们支援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情景。我们看着看着，心里很感动，眼睛都湿润了。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会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我们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站在正义的革命事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留在中国。在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有这么壮丽的事业，我们不想走了，继续留下来，继续为建设新中国尽一份力量！”说着，寒春几乎拿出了他们俩积攒不多的钱款，来表示对抗美援朝的心意。
阳早也发言表态说：“对美国帝国主义穷兵赎武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心里十分气愤，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牧民踊跃捐款捐物，牵着自己家的牛羊来捐献，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我心里十分高兴，十分激动，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我们本来是准备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只是想看看解放区以后再回美国的，现在我们决定留下来，要继续留在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量，为解放全人类，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牧场的同志们听了阳早、寒春的表态发言，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场长说：“牧民们捐献牛羊的举动，让阳早、寒春感动也让大家感动，今天阳早、寒春的思想表露更让我们在座的同志们感动。我们敬佩阳早、寒春同志，也支持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来搞好我们牧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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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6 1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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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1952年3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民主政治家宋庆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任、著名文化学者郭沫若等名义联合邀请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共同发起并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正在陕西定边县城川寨三边牧场工作的寒春接到了会议的邀请函，她将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
岁月蹉跎，时光流转，三年前寒春离开的北平和现在见到的北京已经旧貌换新颜，恍如隔世。北京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古老历史名城的都市正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怀着7个月身孕的寒春，不太方便到北京的胡同、公园、学校再去走走逛逛，旧地重游一番。她直接来到开会的会场，作为一位与会成员，她要认真收听大会报告，倾听各国与会代表的发言并参与讨论。会议委员会事先已通知她将以个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她准备了讲稿。她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和平的大会上讲讲个人作为核物理学家的经历，讲讲自己为什么要退出美国军人政府操纵下的核原子试验研制体制，讲讲自己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会议休息期间，她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握着她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着她已怀孕的身体，告诫她要注意休息，注意增加营养，并且随意地问起：“你准备给你的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想好。”宋庆龄以凝重的口气建议说：“叫和平吧！这是很有意义的”寒春笑着点点头：“那就叫‘和平’这个名吧！”
会议继续进行，主持人安排寒春在大会上发言。寒春挺着已有身孕的肚子，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主席台。
她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所造成的悲剧。她说：我原来满怀希望地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但是美国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炸死炸伤十几万和平人民的消息，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已经觉醒了。我开始作严肃的深沉的思考：原子弹究竟给和平人们带来什么？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谁掌握了科学，它就会为谁服务，我们应该让科学为和平服务，不应该让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掌握核原子武器，否则，和平就得不到保障……
寒春在北京的这次和平会议所作的发言已被与会的各国记者们作了报道。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地注意到了她的露面和发言内容。1953年7月，美国国内《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绘成一个逃跑的核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核物理科学家逃到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接着，美国的一些报刊大做文章，造谣说寒春把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了中国人。这些报道还刊登漫画，把寒春描绘成一个拿着小本子正在偷偷地记录原子弹秘密的女“间谍”。
得知美国国内一些报道的谣传中伤，捏造污蔑行径，寒春十分愤怒。她立即写信给美国科学家协会，并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诽谤；说明她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是搞农牧业机械化，是饲养繁殖良种奶牛，让更多中国的儿童老人都能喝上新鲜牛奶。
美国科学家协会收到寒春的来信声明以后，将她的这封信以《中国要和平》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进行事实上的澄清，对美国国内的别有用心的无耻之徒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回击。
在美国，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一些麦卡锡主义者进一步活跃起来，他们掀起一阵阵反华浪潮，对向往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人士极尽攻击和迫害。寒春的姐姐、哥哥、母亲都无一幸免地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受到监视控制。
韩丁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深入到中国的山西省农村，亲眼目睹和亲自参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改革运动。他记录并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材料、资料。当他背着这些十几斤重的珍贵资料返回美国，准备以此来撰写一部有关土地改革的长篇纪实作品，但是美国政府在他刚刚踏上家乡土地的时候，就查封没收了他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材料和资料，迫使他一边艰难地寻找谋生的工作，一边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跟专制政府打官司，要求索回属于自己的材料、资料，维护自己的民主权益。
当时美国政府内的麦卡锡主义是十分猖獗的，他们不仅不许韩丁利用自己记录收集的材料资料写作，而且为韩丁在那几年寻找工作谋生设置了种种障碍，对他的人身活动进行限制和迫害。
韩丁不畏强权不怕威胁，他坚持斗争，终于在法庭上追回了属于自己的材料和资料，并利用四五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写作，创作出震撼美国以至世界的大型纪实作品。《翻身》真实地反映翻天覆地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部颇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巨著。英国一位剧作家将它改编成话剧并演出以后，在欧美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中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和深远的影响。
美国政府对寒春、韩丁一家又恨又怕。寒春的母亲——已年逾70多岁的卡梅丽达·辛顿夫人，1962年到中国来探望女儿后返回美国时，美国政府便蛮横地把她的护照没收了。其莫须有的理由是：这位退休的中学校长未经允许去了一个所谓“怪异”的国家。当时美国政府禁止任何人自由去中国探亲或旅游。
在这种背景下，阳早、寒春不能回国探亲或移居美国。他们夫妻俩在新中国的大西北已经安下心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学习着，他们已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要“成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们在跟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正在将自己脱胎换骨地改造成新型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一天天强大起来，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对中国悍然发动战争。阳早、寒春他们在保卫着新中国的和平，也在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开过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不久，1953年5月，阳早、寒春被调到西安市郊的奶牛农场。阳早、寒春以及他们生育的两儿一女在西安的渭河之滨生活了十多个年头。
1952年出生的大儿子，为纪念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阳早、寒春按宋庆龄的建议取名叫“阳和平”；1954年出生的二儿子，阳早、寒春为其取名“阳建平”，寓意建设和平美好的中国；1956年，小女儿出生时，正值英、法、以色列等国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埃及军民奋起抵抗，世界人民同声谴责侵略，阳早、寒春为他们的女儿取名“及平”，是祝愿埃及人民得到和平。人们都称寒春是“和平之母”。他们的三个孩子都生长在草滩牧场上，跟中国职工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上学。“文革”期间，和平到工厂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建平和及平随同中国的知识青年一道去安徽农村劳动锻炼数年。提起这些年的生活，阳早、寒春共同心声是：“条件很艰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个心眼地奔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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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6 10: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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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改造世界观的新篇章
在工厂的院子里，有一条便道通向山上农家的窑洞，窑洞前存放着一辆刚刚组装起来的四轮马车。这种漂亮的仿照欧美样式的四轮马车在当地根本没人会制造，阳早把它制造出来，还没有派上用场，因为现在的牲畜需要事先训练以后才能套上马具，绑上车辕试车。
经过请示农具厂厂长同意，阳早决定过几天把四轮马车带到延安去。延安方面已经派人传来指示，要求阳早、寒春和“小鬼”刘德英一起迁到延安，等候下一步重新分配。据来人说，整建部要计划在靠近内蒙古草原的三边地区建立一个牧场，现在请阳早、寒春到延安休整一段时间就是为了去三边地区做准备。
阳早在制造马车的同时，已经将造车的工艺、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农具厂的工人们。他一边设计制造，一边让这些工人们参与进来，一点一点教会他所掌握的技术。他打算把先造出来的马车带走，农具厂的工人们可以仿造他的马车再造出几辆，这样四轮马车就可以在当地推广开来。
在农具厂，以至1947年在光华农场期间，阳早教给了中国同事许多工艺制造和畜牧业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从中国同事那里学会一些土办法和经验，从一些中国同事身上感受到不少好的品质和思想。
当时的光华农场只有十几个人，几十亩地，还有从阎锡山那里缴获的几十头奶牛——那是几十头良种的荷尔斯坦奶牛，阳早打心眼里喜欢它们。他被分配到畜牧组饲养奶牛，使他这个从联合国救济总署过来的“奶牛专家”终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派上了用场，开始了他的老本行工作，也使他如鱼得水，有了大展身手的英雄用武之地。
刚到农场，阳早觉得自己是个上过大学，读过马列主义书籍，实践上又有畜牧专业的经验，因而有点清高。可是，他很快发现周围的同志们，尽管他们文化程度不同，经历不同，但仍有许多方面值得他学习，可以做他的老师。张耕野是个知识分子，懂英文、念过大学，可他没有架子，整天钻研科学种田；康迪，上大学时学过植物保护，正热心向老百姓推广科学灭虫的方法；“小鬼”刘德英虽然只有十几岁，长得又瘦又小，但非常好强，什么工作都不肯落在大人后头；牛根，是个非常朴实的农民出身的同志，他整天默默不语，每天起早把牛奶装上驴驮，从杜甫川运到几十里外的杨家岭，就像一头十分辛劳的老黄牛那样。有时刮风下雨，有时延河涨水，但牛根总是风雨不误地送奶，还常常独自哼着陕北民歌小调。
一次,阳早问牛根：“你整天这样一个人干活，从早忙到晚，不觉得没意思吗？”
牛根吃了一惊，睁大眼睛看着阳早，回答说：“你知道这牛奶送给谁吗？先送给保育院的孩子们、医院里的伤病员，还送给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他们能喝到咱们农场的牛奶，你不觉得高兴吗？”
听到牛根这一番质朴无华的言语，阳早的脸腾地一下子涨红了，这个农民出身的同志是多么淳厚，思想境界多么高尚啊！他联想到自己，在美国养牛，在这里还是养牛，可其中的意义已大不相同：过去是为了赚钱，为了个人谋生；现在来到延安养牛是为了解放区的儿童、伤病员和首长能喝到牛奶；这个工作是为了革命，为了崇高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工作和这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啊！
从此，阳早下定决心要在新的生活道路上，要在平凡而艰苦的环境里磨炼自己。
为了照顾阳早，同志们要给他吃小灶，可阳早坚决不肯。
“阳早，你是美国人，初来陕北这地方，生活还不习惯，不吃小灶要拉肚子的！”老炊事员劝他。
“不会的，我身体素质好，吃什么都可以！”
但是阳早毕竟不服当地水土，顿顿小米饭让他 吃得拉稀跑肚。他生怕大家知道为他操心，便悄悄地往厕所跑。同志们问他出去干什么，他恢谐地搪塞说：“出去散散步嘛！促进胃肠消化。”
寒春刚从北平到延安接触解放区的人，思想上便很受触动，她觉得解放区里的干部群众思想觉悟都很高，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许多方面。
她记得在从北平搭上一辆美式卡车来延安的路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这辆卡车，坐在寒春的旁边。他一个劲儿地要跟寒春搭讪说话，虽然他的英语水平非常差，词不搭意的错误很多。寒春开始以为这个人在向她卖弄知识炫耀自己的才学，便从内心里非常讨厌他，干脆不愿理他。
这个人后来在途中下车后，寒春对司机说：“刚才那个人真讨厌，半瓶醋！”司机却是很豁达地为那个人解释说：“讨厌是讨厌，可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想给人民做些事，他想跟你练习练习英文的口语，提高英语水平，你对他态度不好，能帮他提高吗？他有缺点能帮他改进吗？”
寒春惊讶地愣住了，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有帮助别人的责任。当时这件事让她想了很久，她觉得为什么司机同志会比她想得深呢？虽然他只说了这么几句，但其含意是说在革命的队伍里要互相爱护，相互帮助；寒春再一次感到，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种改造是互动式的：不去改造客观世界就不能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改造好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在瓦窑堡农具厂这一段时间内，随着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的开展，寒春逐渐体会得更深：她觉得厂里的同志大部分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可是他们都在坚持经常性地学习政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有时比她和阳早知道的要多一些。每到星期六他们召开民主生活会，把是否有利于人民当作衡量是非的标准摆到桌面上来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务员，只要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可以向他提出批评。一季度或半年内大家都要帮助每个人做总结鉴定，提出优缺点。
寒春记得刚来时，大家帮她和阳早做个人总结，一时间讨论不起来，许多人说话都很客气，很拘谨，表扬多、批评少。当时寒春认为她和阳早工作还不错，自己有点沾沾自喜。可是时间一长，大家跟这两个大鼻子混熟了，无话不谈的时候，就开始接二连三地给他俩提意见了。寒春这时才感觉自己身上的毛病还不少哩。
寒春对阳早说，也对别人说过：我们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觉察不到的弱点、缺点，同志们并不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缺点而丢开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美国来的而迁就我们，这些同志对我们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我们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们提多少意见，这使我心里非常愉快。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民主生活会，特别喜欢平日里大家对我们坦率真诚的态度。
阳早也对寒春说：“现在解放区吸引我们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全新的关系，群众与政府，群众与军队，这么融洽、亲密无间，这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的，尽管物质生活很差，精神却非常的充实。”
寒春对阳早说：“我们不要早早地离开，我们应该准备长期在中国待下去，我们可干的工作很多，在内蒙古草原上筹建一个大牧场——这将是解放区第一个养殖场。我们要将荷尔斯坦种乳牛及其它种乳牛、与当地的蒙古牛杂交配种，增加乳牛的产奶量。”
“对！我们要扎下根来，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我们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我们是为了全人类解放到这里的，我们应该学习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那种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生活才能更有意义！”阳早充满激情地表示。

忙完了革新小组的活儿，阳早、寒春去厂长和其他同志那里告别。
阳早、寒春跟这些同志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相互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
在这里生活，大家的物质待遇都很简单，过的是供给制：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每天两顿小米或黄米饭，一周才能吃一顿粗面馒头。为了照顾阳早和后来到这里的韩丁，厂长特别关照让他们吃的好一点。厂长和其他同志们说：“你们在美国吃的肯定要比这里的伙食强，你们已习惯吃比较好的伙食，如果不吃得好一点，就不可能干好工作。”
阳早、韩丁、寒春坚持要跟大家一起吃相同的伙食，但始终没能完全改变过来，虽然他们吃的标准并不奢侈，只是略好一点。同时两个男人忘记了美国雪茄味道，每天只是像陕北人一样抽着旱烟。
厂长说：“当有人挨饿时，你不能占有多余的粮食，当大家都有饭吃，贡献多的人可以吃点好的。不然，教条主义的平均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到了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现在可以按劳分配，奖励有贡献的人可以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益。”
阳早、寒春还有“小鬼“刘德英就要出发了，他们要接受上级安排的新任务先去延安等候。
他们一大早忙着把书籍、工具、被褥等等装上车，套上两匹已经训练过拉车的毛驴，要跟着车老板一起沿着山下的河沟向延安进发。
厂长和厂里的同志们出来为他们送行，他们相互间紧紧握手，依依不舍。
从瓦窑堡农具厂到延安有200里路，过去曾有一条简易的土路，但是国民党军队侵入陕甘宁边区时，桥被炸坏了，山洪引起的土崩损坏了路基，一直没人修路。现在的路简直不像样子，四轮马车根本通行不了。临走时，阳早带了一把铁锹，到了凡是没路的地方就自己修路。这样他们一边修，一边走，一步步地上了大公路。可是大公路也常常中断，成为庄稼地里的便道，两旁已长满了高杆的青纱帐。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干脆把公路完全给犁掉了，毛驴在地沟里挣扎着往前走。
车老板和阳早遇到几个农民的孩子，便纳闷地问：“前边的地方是不是道路？”
孩子们高兴地告诉他们：“对、对！你们放心往前走吧，穿过玉米地，那一边就是公路！”
四轮马车在行进途中，常常遇到一些农民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从自家院墙探出头来好奇地观看马车，观看两个“大鼻子”。
天黑下来以后，马车不能继续前行。天晴时，黯黑的夜色笼罩着山野，阳早、寒春睡在车上；有时天上下着雨，他们到村里借宿睡到老百姓家里的炕头，不知哪儿来的蚊子一群群地扑面骚扰，还有虱子、臭虫、跳蚤也出来叮咬人的皮肤，弄得他们根本无法入睡。他们常常要不断地被迫起来拍打蚊子，困得不行才能倒下睡一会儿。
他们白天来到了路旁的村子里，准备买一些编结的草绳晚上熏蚊子。
一个公路局的负责人走过来，阳早以前在农具厂的时候认识了这个瘦小的年轻人。他带阳早他们到附近的采石场看看。
采石场的石料是用来修桥的，陕北所有的桥都是用石料来修，很多人会用石头砌石拱，凡是不是直接在崖壁上凿出来的窑洞都要用石头砌拱，上面再用土盖上。在采石场，一个工人每天用手工能采两块石料，一条牛一趟就驮两块，一天驮两趟，把石料运到修桥的工地上。他们用自制的炸药炸岩石，两个人一天能打一个炮眼，用的是铁锤铁钎。
阳早、寒春曾在农具厂给采石场制造过一辆翻斗车，这是他们给农具厂干的第一件产品。想到能给修复公路上的桥出一臂之力，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四轮马车走出瓦窑堡，先向东北，然后西南，经过七天跋涉，阳早、寒春他们才走到延安。
到了延安，他们住进一间两头有窗户的房间。晚上这里不再有蚊子、跳蚤、臭虫、虱子来干扰他们，他们不用翻身一直可以香甜地睡到大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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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在三边牧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靠近内蒙古大草原的城川镇，属于定边、安边、靖边交界的三边地区。阳早、寒春等二十来个职工落脚在城川镇附近的这个牧场便称为三边牧场。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筹建三边牧场特意调拨了二十几匹布和一些必需的物资，派了一个由毛驴车组成的运输队拉着东西前往城川镇的一个叫郑庄的村寨。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村寨周围的草原上分散地居住着一些蒙、汉族的牧民。村寨里有一个天主教堂，神父是个比利时人，每到礼拜天一些信教的牧民便来教堂做礼拜，祈祷上帝保佑。
阳早、寒春住在教堂隔壁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房间里除了一个横跨整个屋子直抵两头墙根的小土炕，就没有多少可以转身活动的地面空间。窗户上糊的是纸、天花板很低，人坐在炕头在煤油灯的映衬下，可以在四面的白墙和天花板上看到巨大的阴影在活动。
房间外有一圈原来由教会盖的四方形的围墙，使之不受邻近地区骑马流寇的骚扰和侵犯。
据说这里原来全是蒙古族人，后来蒙古王公贵族把土地卖给汉族人。汉族人近年来，不断前来这里开垦土地，蒙族人不开垦土地，所以汉族人逐渐地多了起来。这里已变成七成汉族人，三成蒙族人的地区。汉族人往往以人多势众来压迫蒙族人。蒙族人几乎全都是天主教教徒，汉族人皈依教会的却极少。神父经常跟蒙古人说：“你们蒙古人受压迫，是少数民族，今生今世你们找不到幸福，但如果你们是虔诚的教徒，你们下一辈子就会受奖赏而进入天堂。”
设立在这里的教堂快有一个世纪了，牧民们信教以后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和苦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穷苦人闹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教会在这时的影响越来越小，况且新的政府不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教会所享有的特权：一些外国人，不论是否为传教士、神父，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守法的传教士可以从事传教活动，否则政府要干涉。
寒春不想在这里看到其他外国人。不过来了以后，她倒愿意了解一下新政府是怎样跟这几个教会的神父打交道的，她想知道这几个神父面对新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什么反应。
三边牧场以教堂旁边的房子作场部办公室，神父们住在门厅的一边，场部办公室设在另一边。阳早、寒春经常在这里跟教堂的神父们见面，他们打破了教会和外国神父有意设置的神秘莫测望而生畏的气氛，跟神父们平起平坐。
牧民们到教堂来作礼拜，也同时经常接触牧场的人员。阳早、寒春逐渐跟一些牧民们认识熟悉起来。
有的牧民反映：当新政府派人来这里筹建牧场时，他们有人去询问神父：“牧场来了两个和您一样的外国人，您为什么不跟他们来往呢？”神父很冷淡地说：“我们的职业不一样！”
牧民们说教会在这里拥有好多土地，穷苦的汉族人和蒙族人缺少土地、缺乏牲畜，只好租教会的地种，或者为教会放牧。
阳早、寒春看出来这几个神父对新政府抱有敌视的态度，因而自己也不愿主动去跟他们搭讪。
三边地区的秋天来得早，干燥的北风卷起漫天的黄沙纷纷扬扬地刮。
牧场的二十多个同志们在这里既要忙于生产，还要忙于群众工作，甚至要跟逃窜的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叛变的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作斗争。
起初，马步芳的残部土匪来村寨进行骚扰，已被打退了。不久，有消息说当地一个头目叫常廷芝的土匪武装要来抢掠，牧场的同志们开会商量对策。
常廷芝在1949年解放军大军压境时已经投诚过，同意与新政府合作。随后，大部分野战军调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余下的留守武装不多，常廷芝于1950年初又变卦起了歹心，他扣押了当地的革命干部，重新当起了土匪，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抢掠烧杀。
牧场开会时大家一致决定不撤退，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牧场。他们虽然一共20来人，有三、四支枪，枪支不够，没分到枪的人就用砖头或其它东西当武器。阳早、寒春也想领一支，但领导只给了他俩每人一个棒球棍。
寒春记得刚来时几个年轻的战士总是用一支枪打山中的鸟、兔子什么的，为食堂的饭伙加一些荤腥。有一次这个战士把枪交给寒春，问：“要不要试一试？”寒春说：“我不打，兔子又没惹我，我为什么要打它呀？我是和平主义者，不打也不吃。”现在，这个战士因为寒春向领导提出要领支枪而反问她：“你连兔子都不敢打，给你枪，你敢用吗？”
寒春说：“不错，我以前一直想做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杀戮是天大的罪过。但是现在我想通了，我懂得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因此只能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设应得把这些土匪、反对派先消灭掉。”
村寨附近有一堵墙，墙中间裂了一个大口子，外面的人只能从这个裂口进入。傍晚，阳早、寒春和别的同志被安排到这个裂口处等候。寒春手拿着棒球棍两眼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心里一点都不畏惧。其实当时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一个人的想法在特殊环境中可以一下子改变，原来连打一只兔子的勇气都没有的人，这几天她在夜里站岗却羡慕那些有枪的人，即便现在用棒球棍她也恨不得立即能有机会去跟土匪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这只是一场虚惊，战斗并没有实际发生。据说常廷芝先派了几个探子到城川镇附近打听，正巧碰上一大队奔向城川镇的马车。探子问当地老百姓：“马车上装的是什么？”老百姓说：“车上拉的都是机关枪、手榴弹！到城川来的解放军多着哩！”
探子回去作了汇报，土匪没敢贸然前来。但是城川镇这一带还有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

毗邻而居的比利时神父，蓄着胡须，身着黑袍，尽量把自己关在门里，不与牧场的人来往。有时他们在门厅里匆匆而过，只是与阳早或寒春迎面相逢时才简短地打一声招呼：“哈罗。”
门厅的另一边，牧场的同志们穿着裉色的蓝棉袄，精力旺盛、朝气蓬勃地工作着，他们往往是迈着急切的步伐进进出出。
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他们打算把从延安带来的属于牧场的良种荷尔斯坦公牛无偿借给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牛群中自然配种。可是这项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只有一个较开通的牧民对他们比较信任，把种公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里。他们高兴地发现，那头公牛轮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现，到春天下小牛时，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他们知道这是荷尔斯坦种公牛的后代。但当他们去了解公牛的配种情况时，牧民们却不肯承认。他们明白蒙族人对汉族人有许多成见。为了消除这种隔阂，牧场的同志一边学习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头脑中固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一边尽力帮助蒙族牧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当时别说兽医，连给人治病的医生都没有，群众遇到问题找到他们时，他们只能凭藉从延安带来的有关书籍中查阅答案，或者再加上用自己懂的一点医药知识去解决问题。虽然他们没有打过针，可是每当有牧民来请求或者牧场的牛羊得了病，他们还是拿了煮过的针头和针剂药品去小心地试着给牧畜打针、防疫。
教堂的神父憎恨牧场里的人，一开始他便蛊惑人心地向蒙族牧民们煽动说：“共产党将来要把牧民的牛羊全都归公，汉人与蒙人永远不会一条心。”他还宣扬反动的邪教：“牛羊的疾病、灾荒都是上天的旨意，牧场搞改良畜种和为牛羊看病都是藐视上帝的罪行。”
由于神父的挑拨，蒙族牧民起初有一段时间不敢接触牧场的人员，他们连阳早、寒春都不敢相信，管他们叫“大鼻子汉人”。但是，严冬不会永远笼罩着草原，春天带着雨露和温暖降临到这里。牧场的同志们尊重牧民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主动跟他们接近逐渐地交流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排忧解难，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天清早，一个牧民慌慌张张地跑到牧场场部，说他家的羊遭到了狼咬。寒春立即带上了刀剪和药粉来到他的羊圈。只见不少的羊被狼咬得浑身是伤，有的肉露在外边，流着血，有的尾巴被撕掉半个……寒春赶忙用针线缝合伤口，给受伤的羊敷药，使多数的羊活了下来。又一次，一个牧民的母马难产，小马驹憋死在肚子里生不出来，母马也十分危险。寒春先伸手转动马驹的头部，接着就和牧场的几个同志一起把死驹拉了出来，救活了母马，母马的主人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说：“这马是我的家业啊，我就这么一点家业，多亏了牧场的人救了它！”
草原上的牧民们中还流传着阳早赛神医的故事：在当地，常常发生母牛生完小牛以后，身体虚弱站不起来的事情。有的时候，生过小牛的母牛颤抖着站起来以后又摇摇晃晃地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当地牧民很怕这种病，但也不知道怎么治才好。
牧民们把阳早请到牛栏的现场，阳早观察着一头刚生过小牛的母牛低着头卧在牛圈里，身体极为虚弱。他分析了一下，根据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过的课程和自己养牛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是母牛生小牛时失掉了大量的钙质而缺钙。于是他立刻想出了为母牛补钙的措施，当时没有现成的钙制针剂，阳早就用土办法制出蒸馏水溶解葡萄糖酸钙，用给人注射的针给那母牛注射。
当时一大群人围在旁边，疑惑地看着阳早的操作。出乎人们的意料，刚打完针，那母牛就抬起了头，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又惊又喜，有如看到了奇迹。他们在草原上到处传扬：“人家美国‘大鼻子’真行，赛过了神医！牧场里的两个外国人跟教堂里的外国人不同，尽帮牧民干实事呢！”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接触，牧场的人员渐渐取得了牧民的信任，跟牧民的关系慢慢地密切融洽起来。
然而，这时工作进展即使有所好转，但仍需时时巩固，因为牧民们长期处于缺乏文化教育的状况，又受到教会神父们的蒙骗愚弄，他们对牧场人员的信任时好时坏，经常出现反复。
例如有一次，阳早、寒春已经跟牧民讲好要给几十头牛打预防针，可是当他们带着针去打时，牧民们却改变了主意，借口牛群已放出去难找回来拒绝配合。
牧场的同志由此感到这不只是民族隔阂问题，他们揣度这里面可能有其它原因。
不久，在全国开展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有一天教堂里来了一位汉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着经书一边念一边来回走，眼睛四处窥视，心不在焉似的行迹鬼鬼祟祟。没几天，当地公安部门派人把这个汉族神父抓走了，原来他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跑到这里来隐敝，受到比利时神父的庇护。他们勾结在一起搞破坏，在牧民中间散布一些谣言，他煽阴风点邪火，挑拨牧民们和新政府的关系，离间牧民们对牧场人员的信任。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蒙族牧民的阶级觉悟得到了逐渐提高，有的牧民揭发了比利时神父曾想利用受蒙骗的蒙族人去放毒，妄图毒死区政府干部的阴谋，并在教堂里挖出几杆枪。最后这个比利时神父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了。
一个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以后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不再接受外国教会的委派，中国教会人员自己办教，不再允许从事教会以外的事情。
从此，牧场人员的工作顺利展开了，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来临时，牧民们争先恐后地来牧场要求借用种公牛。牧民们的羊群里也发现了经过阳早、寒春努力改良过的细毛羊新品种。
这样，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运动的深入开展，牧场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阳早、寒春在草原上也深深地扎下根。1949年10月下旬，在交通闭塞的三边牧场，大家才知道20天以前的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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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7 17: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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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虽苦犹乐的边寨生活
阳早、寒春已有八个月没有收到美国家乡亲人的来信，他俩因为工作繁忙已三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
1950年的元旦到了，牧场放假三天，这时候他俩才收到韩丁从中国山西省邮来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封寒春的姐姐吉妮的来信。
寒春利用放假的空闲时间想给母亲写封信，想起自己到达三边地区创办牧场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她感慨万千有点不知如何下笔。她曾用从美国带来的英文打字机向母亲描绘了自己跟阳早在三边牧场虽苦犹乐的生活情景。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自来水，也没有见到过电话机和电灯。仅仅是上次去边区政府办公室时看过几只他们刚刚安上去的一明一暗的15度的电灯泡。如果我是突然从芝加哥被抛入三边牧场，我想我会怀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因为满脑子想的是需要附近有医生、需要清洁卫生等等，但是，如今这儿的生活反倒成为正常。这一带的主要燃料是灌木枝，烧炕、煮饭等等全都烧柴禾。任何时候要暖和都得烧柴。人要坐在火边一个劲儿地加柴，一离身火就熄。过去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靠烧柴维持生存。这儿最好的燃料是牛粪。牛粪燃起来像泥炭，可以燃一阵子。我第一次看见一位农妇若无其事地用手把牛粪送进灶膛，然后又用手去切菜端菜时，我感到翻肠倒肚似的难受。可是我们在室内用柴禾烧一阵子以后，我们现在对牛粪的看法已大不相同。我们到放牛的草原去拾牛粪，看到一块可以马上烧的牛粪饼时，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块干粪饼在我们这里简直是奢侈品，因为许多粪饼尚未干透，燃烧不起来。阳早已经拾了许多湿牛粪，把它们摊在我们屋子背后晾干，有的时候，我或他若无其事地捧着牛粪穿屋而过的时候，对方都免不了要放声大笑一阵，调侃地说：‘但愿你母亲现在能看见你这样脏兮兮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在室内生火，而是在室内弯弯曲曲的修一条烟道。第一条烟道修在第一间屋子，是修在一个小土灶里的。炊烟从此处经过墙壁进入隔壁的房间，第二个房间的地面较高，所以炊烟可以经过这儿的地板之下，我们在此看书学习时可以暖脚。然后，烟火从炕底通过把炕烧暖，最后才从烟囱里冒出去。上述这一切构想设计得挺不错。我们幻想着能有一个安乐窝，我们在此学习和写信，既暖和又舒适，让严冬的寒风在窗外怒号。我用阳早香烟盒里的玻璃纸贴在四扇窗户上采光，一一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可是我们的设想未能如愿。在许多情况下，冷风却能从烟囱里灌进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室内24小时生火，使温度上升五六度，这就使我们忙个不停，每一点空闲时间都用来拾牛粪。因此我们终于放弃了生火。这是过去的事，现在不生火也习惯了，我们靠本能学会了如何把冻在树枝上的衣服收下来而不折断树枝，如何找准面盆的某处拍打一次就抖出冻在里面的冰块。迄今这里，除了因为冷而降低工作效率外，室内不生火只有一点不尽人意的方面是缝补东西不方便。吉妮陪我在匹兹堡买的贴身内衣早已面目全非，上面的补丁比原来的布料还要多。然而，即便我尽快地补，我还是赶不上它的分崩离折的速度。天气越来越冷，终于冻得我的手再也握不住补丁和针线了，它们怎么说也不愿意连在一起，无奈我只好放弃，等到明年春天再来补吧。况且，中国妇女从来没想过要穿这些内衣，我现在身上已穿着臃肿的棉衣，穿不穿内衣也无所谓！”
寒春为了说明住屋温度太低以及他们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她给母亲举了几个具体实例，并使用了诙谐的语气：
“我们为了庆贺新年做了一点冰淇淋，想搁一搁吃过早饭以后请牧场的全体同事吃。大家也对我们说：‘放到你们的屋里吧。’结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冰淇淋保存得很好，冻得很结实；二是可以想像出来，冰淇淋留在我们手里保管究竟能否长久？我们至少让每个人都尝了一口，当别人吃的时候，阳早显得毫不动情，他只吃了一碗，然后把空碗放一边，仿佛已经吃够了不必再吃。但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再离开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说：‘请吧，寒春，想吃就吃一碗。’仿佛他不想吃似的。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就憋不住劲儿了。他也端起碗盛得满满的……‘我们再尝一尝！’于是我们再尝一尝，再尝一尝，尝个没完。接着我们去开庆祝会，然后我回来工作。好吧，再来一点，我们俩人在冷如冰箱的屋子里吃冰淇淋，冻得抖个不停。……确切地说，我比他馋，我想让他多吃，因为他已经三年没吃过冰淇淋了。”
寒春在信里说明她住的地方物资匮乏，甚至连补衣服的线团都没有：
“我给你写信时才意识到美国国内和这儿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多么悬殊……几天前，有一位年轻人的裤子撕破了，我给他一团黑线补一补。你们不知道他的表情是多么惊讶。在场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干部说：‘看这小子，真有福气。’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儿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线团，他们每个月领一堆棉花，要用线的时候，他们得自己动手纺，有些人很会纺，但纺得最好的也不像是线，而是像绵花条。
“10月份，我们每人领到一大抱没有梳洗过的羊毛，刚从羊身上剪下的。以后的事就得看我自己的了，过冬的毛袜、毛衣、手套等等都得自己做。阳早看了一下羊毛，断定自己早有足够的毛袜，并不想动手。可是，别人开始梳毛纺线的时候，我也慢慢动心了，反正我们又没有暖和的袜子穿。干这种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开会时间。每次开会时，个个都抱着一堆羊毛到会，纺毛线、织毛衣、生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梳毛全用手工，不仅要清理绞成一团的乱毛，而且要梳理掉粘在上面的羊粪蛋之类的东西。抓起一团毛，实际上你得把羊毛一缕一缕地撕开，这得花好几个小时。开会时我自始至终忙个不停，最后才梳出一小堆羊毛，可是其他人面前却堆着一大堆毛茸茸的羊毛。阳早例外，他第一天就放弃了。现在，每个人早已织完毛衣，所以我的情况有所好转。每次开会时，我总是记住多带羊毛， 忙得我怎么梳也梳不完。小伙子们看见我独自一个人梳个不停，绝不会不动恻隐之心的。这个办法真灵，散会的时候，总是可以梳好一大堆膨松的羊毛，其中只有一成是自己干的。我估计，这个冬天我能将全年领的羊毛梳好，整个春天就用来纺毛线，再织一夏天毛衣，到来年冬天或许我能织好一些毛袜子（原来却是要用来今年暖脚的）！”

其实，能充分体现阳早、寒春在三边牧场生活时虽苦犹乐，苦中有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还有一件事，寒春给她母亲写信时没有提到：
1949年10月9日，是阳早31周岁的生日，按美国人的风俗习惯，过生日要吃奶油蛋糕的。可是在三边牧场，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内蒙古草原荒野之处，人们上哪儿去能买到奶油蛋糕，又有谁会做出那么松软甜美的西方人的点心？
为了庆贺丈夫的生日，为了让阳早生日快乐，寒春在无奈中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晚上阳早下班回来，寒春温存地拉住丈夫的手说：“你今天过生日，我要对你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在陕北度过这难忘的一天。”
阳早憨笑着，用幽默的语调说：“那就请你用最好的蛋糕来祝贺我吧！”
寒春爽朗地答道：“那当然！”说着她转身出去从外面捧回来一样东西。
阳早早就特意要注视着他的新婚燕尔的夫人到底会给他送什么珍贵的礼物。从远处看，寒春真的端着一个特大型的双层蛋糕，上面插着一根根类似蜡烛似的小木棍。
“啊，真的是个大蛋糕！”阳早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喜过望，怎么也想像不出，在穷乡僻壤的三边地区会弄出来这么好的美味食品。他疑惑了，他兴奋得很。
“你拿过来，让我仔细端详一下！”阳早做着手势，要求寒春走近一些。
“我拿过去你还能闻到香味了吗？”寒春说着，不得已把大蛋糕送到丈夫的眼前。
阳早立即看清了这个大蛋糕的真面目：原来是个黄泥捏成的摆设。虽然上面刻画了很多细致的花纹，插上一根根小木根当蜡烛，乍一看和真的大蛋糕没什么两样，但毕竟只是个观赏品。
阳早对这个黄泥摆设的观赏价值赞叹不已，他左看看右瞧瞧，仍然喜出望外地啧啧称道着。在他的眼里，这个泥蛋糕有着多么不平凡的含义啊！他在美国度过二十几次生日，他都没觉得留下什么难忘的回忆，这一个用泥捏成的颇具艺术欣赏价值的黄泥蛋糕，却永远深深地铭记在他的心上。它记录了他们虽苦犹乐的边塞生活，体现了他们纯真而崇高的爱情，反映了这一对年轻的美国人胸怀着同中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开创崭新生活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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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三边牧场繁殖的奶牛越来越多，已经由刚来时的不到100头发展到1000多头，每天挤出来的牛奶也越来越多。由于交通封塞，难以及时地向内地运送，这个问题不解决，大量的牛奶将会变质变坏。
寒春主动找到牧场场长，提出要把牛奶制成奶酪和奶制品，提炼出黄油来。
场长对她这种负责精神很是赞赏，同意她去试制。
寒春让阳早帮她拿出他从美国带来的有关书籍资料，找到了专门讲奶酪如何制作这一章节。于是她便仿而效之打算按照书里提供的方法去做。可是，三边牧场及周围地区根本找不到一些必要的设备和配料，她只得省去一些工序和配料试着做了几次，都难遂心愿。后来她改做奶豆腐，奶豆腐做出来样子还挺可观，颜色鲜亮亮的，可是，味道谁都不愿恭维，连寒春、阳早都不爱吃它。
寒春不得不搜索枯肠想办法，办法想不出，她感到极其郁闷无可奈何：难道自己主动承揽下来的试制项目就这样中止下来没有结果了吗？难道全牧场面临的鲜奶送不出去又制不成奶酪保存下来的问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无声无息了吗？三边牧场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贡献，要保障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寒春和阳早翻遍所有资料，竭力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又一个变通的办法，都被实验结果给否绝了。
有一天，她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蒙族牧民呢？或许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寒春到附近的蒙古包去找跟她早已相识的女牧民嘎拉。
嘎拉是个三十来岁的蒙族妇女，黑红的脸庞，长长的辫子。她干起活来就像小伙子一样，身强力壮。可是嘎拉出身贫穷，从小就给人家王公贵族当雇工，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她整天离不开喂牛、喂羊、挤奶这些活，得到的报酬只是很少一点奶酪和黄油。
现在牧民们经过土地改革，贫苦人家有了自己的牛、羊，他们开始给自己的牛、羊放牧，挤出的奶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出售一些换回家里所需的物品。
寒春到蒙族牧民的蒙古包和牛栏去过，她发现蒙族牧民们储藏黄油有非常巧妙的办法：把黄油装到经过处理的羊肚子（即羊胃）里，将羊肚子挂在墙上。牧民们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拿下来，这么保存的黄油经过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变味。
到了嘎拉家的蒙古包，她跟嘎拉一见如故地拉起话来。
“嘎拉，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向你请教怎么制黄油。”
嘎拉在蒙族牧民中间被称为“火红色的女人”，性格开朗爽快，说话直来直去。她明白了寒春的来意，大声笑着说：“要学制黄油，必须舍出力气来！”
寒春也摆出一股男子汉的派头，不在乎地说：“我有的是力气，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嘎拉告诉她：制黄油，这儿的牧民都是先把鲜奶倒进大奶缸里发酵，然后再用又粗又笨重的大木棒反复地搅动。这种搅动叫打奶。
“那么，得打多少下？”寒春追着问。
“至少要打100下才能打出油来！”
“这有什么难的，这点活难不住我，我肯定能打它100下！”
嘎拉把寒春拉到她家的奶缸旁，把大木棒推到寒春怀里：“好吧！你打打看，看你到底能打多少下？”
寒春听得出嘎拉这么说是在试探自己的耐力，也是在用激将法刺激自己。于是她便卷起袖子，操起大棒，不甘示弱地在大奶缸里搅动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她原以为一口气能搅它100下，但没等她搅到30下，她便呼哧呼哧地喘了起来，两只胳膊也搅得发沉，发麻了。
“怎么样？”嘎拉问她。
寒春故意不服输，装出毫不在意似的神态，拼力坚持着：“没关系，我搅得动！”
寒春继续搅着，嘎拉为她数数，搅到50下的时候，寒春深深地喘了口气，她不肯半途而废，咬着牙关坚持着挥动那越来越沉重的大木棒。
终于搅到100下的时候，寒春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嘎拉喜欢寒春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她佩服寒春的学识，现在更敬佩寒春的坚强的毅力。她一下夺去寒春手里的大木棒，兴奋地跟这个美国妇女拥抱在一起：“‘大鼻子’，你真行！”
寒春忙着要拭去脸上的汗珠，想走到蒙古包外面透透空气，嘎拉却拉着她一直来到牛栏外的的草场上。
“你休息一会儿，咱俩比一比看，看谁能摔倒谁！”
寒春也喜欢嘎拉这样泼辣的性格，说了声：“好！” 
过了一会儿，两人在草场上比试起来，嘎拉会蒙古式摔跤，寒春在学校当过业余运动员，两人各不相让，摔了几个回合，彼此不分高低。
从这以后，寒春经常来找嘎拉，嘎拉跟寒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嘎拉不但教会了寒春制作黄油的方法，而且教寒春用盐矿中渗出的一种液体来代替做干酪的凝乳配料，在没有凝乳的情况下也制成了味道醇厚的奶酪。
以后寒春和嘎拉经常骑着马在大草原上唱歌，嘎拉那优美嘹亮的歌声，似乎一直在寒春耳畔回响着……
寒春想起她跟嘎拉的友情，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交知心朋友是多么有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崛起以后，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根本上打乱了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计划”。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美国彻底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并且着手“托管”朝鲜半岛。美国不顾朝鲜人民要求建立独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全力支持以李承晚为代表的南朝鲜保守派势力，于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之后，美国又与韩国签订了《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和《韩美经济援助协定》，将控制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合法化。1948年9月9日，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劳动党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三八”线上战火不断。1950年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赴朝鲜参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几天以后，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指使其他15个国家也派军队进入朝鲜，以美军为主力开始向北朝鲜边境全面进攻。10月20日，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麦克阿瑟狂妄地指示美军要一鼓作气地打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其实早在9月25日，中国政府就发出警告：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军队来到中国边界上。
对中国的警告，美国方面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刚刚结束战乱，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及时果断地作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1950年11月25日夜，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势如潮涌，跨过鸭绿江，在北朝鲜光秃秃的山岭上与美军交火。
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时，肩扛老式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然而战地指挥官报告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使美国军队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经过5次大战役，彻底打退了美军的进攻，以至于使美军踉踉跄跄地退回到“三八”线以南，1951年7月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
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韩四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至此持续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付出了大约3万人阵亡、10多万人员负伤和失踪的代价。美军投入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二分之一的海军力量，支出200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美国企图通过“有限战争”起到对亚洲对中国的遏制作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自己却遭到了重创。
从1951年的冬天开始，中国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2年的春天，在偏远的三边地区，寒春站在自己曾经保卫过的城川镇郑庄的墙上，望着跟前的一个大院落。这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和羊，尽管区政府派来的干部一再跟大家解释要求自愿捐献的政策，担心牧民们捐献多了会影响眼下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
一个政府干部站在一个高台上跟大家反复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支持抗美援朝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但是我们有的牧民生活并不富裕，我劝这些牧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因为我们号召捐款捐物，并没有强迫大家必须捐献，有则多捐，没有少捐。”
尽管政府干部已经解释得很明确很清楚，但是一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牧民们还是把自己家里不多的牛、羊，陆陆续续赶着牵着送到这个大院落，惟恐谁比谁落后，谁比谁捐献的少。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政府干部那里登记。
看着广大牧民们不断送来的牛和羊，寒春对身旁陪自己来看热闹的阳早说：“这些牧民们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阳早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也赞叹地说：“是啊，我看着这一热闹捐献场面，我也很受感动。在咱们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不能及时知道的闭塞地区，牧民们却是如此无私，慷慨大方地捐款捐物。捐了这么多牛、羊，我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美援朝这一正义的举措就一定能胜利！”
寒春说：“是呀，美国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朝鲜，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一定要失败！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的！”
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寒春代表阳早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今天我俩去寨墙边的大院落，去观看牧民们支援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情景。我们看着看着，心里很感动，眼睛都湿润了。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会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我们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站在正义的革命事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留在中国。在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有这么壮丽的事业，我们不想走了，继续留下来，继续为建设新中国尽一份力量！”说着，寒春几乎拿出了他们俩积攒不多的钱款，来表示对抗美援朝的心意。
阳早也发言表态说：“对美国帝国主义穷兵赎武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心里十分气愤，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牧民踊跃捐款捐物，牵着自己家的牛羊来捐献，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我心里十分高兴，十分激动，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我们本来是准备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只是想看看解放区以后再回美国的，现在我们决定留下来，要继续留在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量，为解放全人类，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牧场的同志们听了阳早、寒春的表态发言，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场长说：“牧民们捐献牛羊的举动，让阳早、寒春感动也让大家感动，今天阳早、寒春的思想表露更让我们在座的同志们感动。我们敬佩阳早、寒春同志，也支持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来搞好我们牧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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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7 17: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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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虽苦犹乐的边寨生活
阳早、寒春已有八个月没有收到美国家乡亲人的来信，他俩因为工作繁忙已三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
1950年的元旦到了，牧场放假三天，这时候他俩才收到韩丁从中国山西省邮来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封寒春的姐姐吉妮的来信。
寒春利用放假的空闲时间想给母亲写封信，想起自己到达三边地区创办牧场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她感慨万千有点不知如何下笔。她曾用从美国带来的英文打字机向母亲描绘了自己跟阳早在三边牧场虽苦犹乐的生活情景。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自来水，也没有见到过电话机和电灯。仅仅是上次去边区政府办公室时看过几只他们刚刚安上去的一明一暗的15度的电灯泡。如果我是突然从芝加哥被抛入三边牧场，我想我会怀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因为满脑子想的是需要附近有医生、需要清洁卫生等等，但是，如今这儿的生活反倒成为正常。这一带的主要燃料是灌木枝，烧炕、煮饭等等全都烧柴禾。任何时候要暖和都得烧柴。人要坐在火边一个劲儿地加柴，一离身火就熄。过去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靠烧柴维持生存。这儿最好的燃料是牛粪。牛粪燃起来像泥炭，可以燃一阵子。我第一次看见一位农妇若无其事地用手把牛粪送进灶膛，然后又用手去切菜端菜时，我感到翻肠倒肚似的难受。可是我们在室内用柴禾烧一阵子以后，我们现在对牛粪的看法已大不相同。我们到放牛的草原去拾牛粪，看到一块可以马上烧的牛粪饼时，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块干粪饼在我们这里简直是奢侈品，因为许多粪饼尚未干透，燃烧不起来。阳早已经拾了许多湿牛粪，把它们摊在我们屋子背后晾干，有的时候，我或他若无其事地捧着牛粪穿屋而过的时候，对方都免不了要放声大笑一阵，调侃地说：‘但愿你母亲现在能看见你这样脏兮兮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在室内生火，而是在室内弯弯曲曲的修一条烟道。第一条烟道修在第一间屋子，是修在一个小土灶里的。炊烟从此处经过墙壁进入隔壁的房间，第二个房间的地面较高，所以炊烟可以经过这儿的地板之下，我们在此看书学习时可以暖脚。然后，烟火从炕底通过把炕烧暖，最后才从烟囱里冒出去。上述这一切构想设计得挺不错。我们幻想着能有一个安乐窝，我们在此学习和写信，既暖和又舒适，让严冬的寒风在窗外怒号。我用阳早香烟盒里的玻璃纸贴在四扇窗户上采光，一一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可是我们的设想未能如愿。在许多情况下，冷风却能从烟囱里灌进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室内24小时生火，使温度上升五六度，这就使我们忙个不停，每一点空闲时间都用来拾牛粪。因此我们终于放弃了生火。这是过去的事，现在不生火也习惯了，我们靠本能学会了如何把冻在树枝上的衣服收下来而不折断树枝，如何找准面盆的某处拍打一次就抖出冻在里面的冰块。迄今这里，除了因为冷而降低工作效率外，室内不生火只有一点不尽人意的方面是缝补东西不方便。吉妮陪我在匹兹堡买的贴身内衣早已面目全非，上面的补丁比原来的布料还要多。然而，即便我尽快地补，我还是赶不上它的分崩离折的速度。天气越来越冷，终于冻得我的手再也握不住补丁和针线了，它们怎么说也不愿意连在一起，无奈我只好放弃，等到明年春天再来补吧。况且，中国妇女从来没想过要穿这些内衣，我现在身上已穿着臃肿的棉衣，穿不穿内衣也无所谓！”
寒春为了说明住屋温度太低以及他们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她给母亲举了几个具体实例，并使用了诙谐的语气：
“我们为了庆贺新年做了一点冰淇淋，想搁一搁吃过早饭以后请牧场的全体同事吃。大家也对我们说：‘放到你们的屋里吧。’结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冰淇淋保存得很好，冻得很结实；二是可以想像出来，冰淇淋留在我们手里保管究竟能否长久？我们至少让每个人都尝了一口，当别人吃的时候，阳早显得毫不动情，他只吃了一碗，然后把空碗放一边，仿佛已经吃够了不必再吃。但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再离开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说：‘请吧，寒春，想吃就吃一碗。’仿佛他不想吃似的。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就憋不住劲儿了。他也端起碗盛得满满的……‘我们再尝一尝！’于是我们再尝一尝，再尝一尝，尝个没完。接着我们去开庆祝会，然后我回来工作。好吧，再来一点，我们俩人在冷如冰箱的屋子里吃冰淇淋，冻得抖个不停。……确切地说，我比他馋，我想让他多吃，因为他已经三年没吃过冰淇淋了。”
寒春在信里说明她住的地方物资匮乏，甚至连补衣服的线团都没有：
“我给你写信时才意识到美国国内和这儿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多么悬殊……几天前，有一位年轻人的裤子撕破了，我给他一团黑线补一补。你们不知道他的表情是多么惊讶。在场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干部说：‘看这小子，真有福气。’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儿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线团，他们每个月领一堆棉花，要用线的时候，他们得自己动手纺，有些人很会纺，但纺得最好的也不像是线，而是像绵花条。
“10月份，我们每人领到一大抱没有梳洗过的羊毛，刚从羊身上剪下的。以后的事就得看我自己的了，过冬的毛袜、毛衣、手套等等都得自己做。阳早看了一下羊毛，断定自己早有足够的毛袜，并不想动手。可是，别人开始梳毛纺线的时候，我也慢慢动心了，反正我们又没有暖和的袜子穿。干这种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开会时间。每次开会时，个个都抱着一堆羊毛到会，纺毛线、织毛衣、生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梳毛全用手工，不仅要清理绞成一团的乱毛，而且要梳理掉粘在上面的羊粪蛋之类的东西。抓起一团毛，实际上你得把羊毛一缕一缕地撕开，这得花好几个小时。开会时我自始至终忙个不停，最后才梳出一小堆羊毛，可是其他人面前却堆着一大堆毛茸茸的羊毛。阳早例外，他第一天就放弃了。现在，每个人早已织完毛衣，所以我的情况有所好转。每次开会时，我总是记住多带羊毛， 忙得我怎么梳也梳不完。小伙子们看见我独自一个人梳个不停，绝不会不动恻隐之心的。这个办法真灵，散会的时候，总是可以梳好一大堆膨松的羊毛，其中只有一成是自己干的。我估计，这个冬天我能将全年领的羊毛梳好，整个春天就用来纺毛线，再织一夏天毛衣，到来年冬天或许我能织好一些毛袜子（原来却是要用来今年暖脚的）！”

其实，能充分体现阳早、寒春在三边牧场生活时虽苦犹乐，苦中有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还有一件事，寒春给她母亲写信时没有提到：
1949年10月9日，是阳早31周岁的生日，按美国人的风俗习惯，过生日要吃奶油蛋糕的。可是在三边牧场，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内蒙古草原荒野之处，人们上哪儿去能买到奶油蛋糕，又有谁会做出那么松软甜美的西方人的点心？
为了庆贺丈夫的生日，为了让阳早生日快乐，寒春在无奈中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晚上阳早下班回来，寒春温存地拉住丈夫的手说：“你今天过生日，我要对你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在陕北度过这难忘的一天。”
阳早憨笑着，用幽默的语调说：“那就请你用最好的蛋糕来祝贺我吧！”
寒春爽朗地答道：“那当然！”说着她转身出去从外面捧回来一样东西。
阳早早就特意要注视着他的新婚燕尔的夫人到底会给他送什么珍贵的礼物。从远处看，寒春真的端着一个特大型的双层蛋糕，上面插着一根根类似蜡烛似的小木棍。
“啊，真的是个大蛋糕！”阳早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喜过望，怎么也想像不出，在穷乡僻壤的三边地区会弄出来这么好的美味食品。他疑惑了，他兴奋得很。
“你拿过来，让我仔细端详一下！”阳早做着手势，要求寒春走近一些。
“我拿过去你还能闻到香味了吗？”寒春说着，不得已把大蛋糕送到丈夫的眼前。
阳早立即看清了这个大蛋糕的真面目：原来是个黄泥捏成的摆设。虽然上面刻画了很多细致的花纹，插上一根根小木根当蜡烛，乍一看和真的大蛋糕没什么两样，但毕竟只是个观赏品。
阳早对这个黄泥摆设的观赏价值赞叹不已，他左看看右瞧瞧，仍然喜出望外地啧啧称道着。在他的眼里，这个泥蛋糕有着多么不平凡的含义啊！他在美国度过二十几次生日，他都没觉得留下什么难忘的回忆，这一个用泥捏成的颇具艺术欣赏价值的黄泥蛋糕，却永远深深地铭记在他的心上。它记录了他们虽苦犹乐的边塞生活，体现了他们纯真而崇高的爱情，反映了这一对年轻的美国人胸怀着同中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开创崭新生活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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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5 10: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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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三边牧场繁殖的奶牛越来越多，已经由刚来时的不到100头发展到1000多头，每天挤出来的牛奶也越来越多。由于交通封塞，难以及时地向内地运送，这个问题不解决，大量的牛奶将会变质变坏。
寒春主动找到牧场场长，提出要把牛奶制成奶酪和奶制品，提炼出黄油来。
场长对她这种负责精神很是赞赏，同意她去试制。
寒春让阳早帮她拿出他从美国带来的有关书籍资料，找到了专门讲奶酪如何制作这一章节。于是她便仿而效之打算按照书里提供的方法去做。可是，三边牧场及周围地区根本找不到一些必要的设备和配料，她只得省去一些工序和配料试着做了几次，都难遂心愿。后来她改做奶豆腐，奶豆腐做出来样子还挺可观，颜色鲜亮亮的，可是，味道谁都不愿恭维，连寒春、阳早都不爱吃它。
寒春不得不搜索枯肠想办法，办法想不出，她感到极其郁闷无可奈何：难道自己主动承揽下来的试制项目就这样中止下来没有结果了吗？难道全牧场面临的鲜奶送不出去又制不成奶酪保存下来的问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无声无息了吗？三边牧场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贡献，要保障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寒春和阳早翻遍所有资料，竭力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又一个变通的办法，都被实验结果给否绝了。
有一天，她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蒙族牧民呢？或许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寒春到附近的蒙古包去找跟她早已相识的女牧民嘎拉。
嘎拉是个三十来岁的蒙族妇女，黑红的脸庞，长长的辫子。她干起活来就像小伙子一样，身强力壮。可是嘎拉出身贫穷，从小就给人家王公贵族当雇工，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她整天离不开喂牛、喂羊、挤奶这些活，得到的报酬只是很少一点奶酪和黄油。
现在牧民们经过土地改革，贫苦人家有了自己的牛、羊，他们开始给自己的牛、羊放牧，挤出的奶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出售一些换回家里所需的物品。
寒春到蒙族牧民的蒙古包和牛栏去过，她发现蒙族牧民们储藏黄油有非常巧妙的办法：把黄油装到经过处理的羊肚子（即羊胃）里，将羊肚子挂在墙上。牧民们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拿下来，这么保存的黄油经过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变味。
到了嘎拉家的蒙古包，她跟嘎拉一见如故地拉起话来。
“嘎拉，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向你请教怎么制黄油。”
嘎拉在蒙族牧民中间被称为“火红色的女人”，性格开朗爽快，说话直来直去。她明白了寒春的来意，大声笑着说：“要学制黄油，必须舍出力气来！”
寒春也摆出一股男子汉的派头，不在乎地说：“我有的是力气，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嘎拉告诉她：制黄油，这儿的牧民都是先把鲜奶倒进大奶缸里发酵，然后再用又粗又笨重的大木棒反复地搅动。这种搅动叫打奶。
“那么，得打多少下？”寒春追着问。
“至少要打100下才能打出油来！”
“这有什么难的，这点活难不住我，我肯定能打它100下！”
嘎拉把寒春拉到她家的奶缸旁，把大木棒推到寒春怀里：“好吧！你打打看，看你到底能打多少下？”
寒春听得出嘎拉这么说是在试探自己的耐力，也是在用激将法刺激自己。于是她便卷起袖子，操起大棒，不甘示弱地在大奶缸里搅动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她原以为一口气能搅它100下，但没等她搅到30下，她便呼哧呼哧地喘了起来，两只胳膊也搅得发沉，发麻了。
“怎么样？”嘎拉问她。
寒春故意不服输，装出毫不在意似的神态，拼力坚持着：“没关系，我搅得动！”
寒春继续搅着，嘎拉为她数数，搅到50下的时候，寒春深深地喘了口气，她不肯半途而废，咬着牙关坚持着挥动那越来越沉重的大木棒。
终于搅到100下的时候，寒春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嘎拉喜欢寒春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她佩服寒春的学识，现在更敬佩寒春的坚强的毅力。她一下夺去寒春手里的大木棒，兴奋地跟这个美国妇女拥抱在一起：“‘大鼻子’，你真行！”
寒春忙着要拭去脸上的汗珠，想走到蒙古包外面透透空气，嘎拉却拉着她一直来到牛栏外的的草场上。
“你休息一会儿，咱俩比一比看，看谁能摔倒谁！”
寒春也喜欢嘎拉这样泼辣的性格，说了声：“好！” 
过了一会儿，两人在草场上比试起来，嘎拉会蒙古式摔跤，寒春在学校当过业余运动员，两人各不相让，摔了几个回合，彼此不分高低。
从这以后，寒春经常来找嘎拉，嘎拉跟寒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嘎拉不但教会了寒春制作黄油的方法，而且教寒春用盐矿中渗出的一种液体来代替做干酪的凝乳配料，在没有凝乳的情况下也制成了味道醇厚的奶酪。
以后寒春和嘎拉经常骑着马在大草原上唱歌，嘎拉那优美嘹亮的歌声，似乎一直在寒春耳畔回响着……
寒春想起她跟嘎拉的友情，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交知心朋友是多么有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崛起以后，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根本上打乱了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计划”。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美国彻底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并且着手“托管”朝鲜半岛。美国不顾朝鲜人民要求建立独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全力支持以李承晚为代表的南朝鲜保守派势力，于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之后，美国又与韩国签订了《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和《韩美经济援助协定》，将控制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合法化。1948年9月9日，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劳动党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三八”线上战火不断。1950年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赴朝鲜参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几天以后，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指使其他15个国家也派军队进入朝鲜，以美军为主力开始向北朝鲜边境全面进攻。10月20日，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麦克阿瑟狂妄地指示美军要一鼓作气地打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其实早在9月25日，中国政府就发出警告：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军队来到中国边界上。
对中国的警告，美国方面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刚刚结束战乱，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及时果断地作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1950年11月25日夜，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势如潮涌，跨过鸭绿江，在北朝鲜光秃秃的山岭上与美军交火。
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时，肩扛老式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然而战地指挥官报告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使美国军队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经过5次大战役，彻底打退了美军的进攻，以至于使美军踉踉跄跄地退回到“三八”线以南，1951年7月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
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韩四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至此持续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付出了大约3万人阵亡、10多万人员负伤和失踪的代价。美军投入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二分之一的海军力量，支出200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美国企图通过“有限战争”起到对亚洲对中国的遏制作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自己却遭到了重创。
从1951年的冬天开始，中国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2年的春天，在偏远的三边地区，寒春站在自己曾经保卫过的城川镇郑庄的墙上，望着跟前的一个大院落。这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和羊，尽管区政府派来的干部一再跟大家解释要求自愿捐献的政策，担心牧民们捐献多了会影响眼下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
一个政府干部站在一个高台上跟大家反复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支持抗美援朝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款捐物。但是我们有的牧民生活并不富裕，我劝这些牧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因为我们号召捐款捐物，并没有强迫大家必须捐献，有则多捐，没有少捐。”
尽管政府干部已经解释得很明确很清楚，但是一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牧民们还是把自己家里不多的牛、羊，陆陆续续赶着牵着送到这个大院落，惟恐谁比谁落后，谁比谁捐献的少。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政府干部那里登记。
看着广大牧民们不断送来的牛和羊，寒春对身旁陪自己来看热闹的阳早说：“这些牧民们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阳早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也赞叹地说：“是啊，我看着这一热闹捐献场面，我也很受感动。在咱们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不能及时知道的闭塞地区，牧民们却是如此无私，慷慨大方地捐款捐物。捐了这么多牛、羊，我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美援朝这一正义的举措就一定能胜利！”
寒春说：“是呀，美国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朝鲜，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一定要失败！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的！”
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寒春代表阳早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今天我俩去寨墙边的大院落，去观看牧民们支援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情景。我们看着看着，心里很感动，眼睛都湿润了。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会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我们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站在正义的革命事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留在中国。在这里有这么好的人民，有这么壮丽的事业，我们不想走了，继续留下来，继续为建设新中国尽一份力量！”说着，寒春几乎拿出了他们俩积攒不多的钱款，来表示对抗美援朝的心意。
阳早也发言表态说：“对美国帝国主义穷兵赎武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心里十分气愤，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牧民踊跃捐款捐物，牵着自己家的牛羊来捐献，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我心里十分高兴，十分激动，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我们本来是准备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只是想看看解放区以后再回美国的，现在我们决定留下来，要继续留在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量，为解放全人类，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牧场的同志们听了阳早、寒春的表态发言，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场长说：“牧民们捐献牛羊的举动，让阳早、寒春感动也让大家感动，今天阳早、寒春的思想表露更让我们在座的同志们感动。我们敬佩阳早、寒春同志，也支持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来搞好我们牧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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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5 10:22:44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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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1952年3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民主政治家宋庆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任、著名文化学者郭沫若等名义联合邀请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共同发起并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正在陕西定边县城川寨三边牧场工作的寒春接到了会议的邀请函，她将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
岁月蹉跎，时光流转，三年前寒春离开的北平和现在见到的北京已经旧貌换新颜，恍如隔世。北京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古老历史名城的都市正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怀着7个月身孕的寒春，不太方便到北京的胡同、公园、学校再去走走逛逛，旧地重游一番。她直接来到开会的会场，作为一位与会成员，她要认真收听大会报告，倾听各国与会代表的发言并参与讨论。会议委员会事先已通知她将以个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她准备了讲稿。她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和平的大会上讲讲个人作为核物理学家的经历，讲讲自己为什么要退出美国军人政府操纵下的核原子试验研制体制，讲讲自己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会议休息期间，她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握着她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着她已怀孕的身体，告诫她要注意休息，注意增加营养，并且随意地问起：“你准备给你的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想好。”宋庆龄以凝重的口气建议说：“叫和平吧！这是很有意义的”寒春笑着点点头：“那就叫‘和平’这个名吧！”
会议继续进行，主持人安排寒春在大会上发言。寒春挺着已有身孕的肚子，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主席台。
她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所造成的悲剧。她说：我原来满怀希望地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但是美国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炸死炸伤十几万和平人民的消息，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已经觉醒了。我开始作严肃的深沉的思考：原子弹究竟给和平人们带来什么？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谁掌握了科学，它就会为谁服务，我们应该让科学为和平服务，不应该让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掌握核原子武器，否则，和平就得不到保障……
寒春在北京的这次和平会议所作的发言已被与会的各国记者们作了报道。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地注意到了她的露面和发言内容。1953年7月，美国国内《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绘成一个逃跑的核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核物理科学家逃到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接着，美国的一些报刊大做文章，造谣说寒春把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了中国人。这些报道还刊登漫画，把寒春描绘成一个拿着小本子正在偷偷地记录原子弹秘密的女“间谍”。
得知美国国内一些报道的谣传中伤，捏造污蔑行径，寒春十分愤怒。她立即写信给美国科学家协会，并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诽谤；说明她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是搞农牧业机械化，是饲养繁殖良种奶牛，让更多中国的儿童老人都能喝上新鲜牛奶。
美国科学家协会收到寒春的来信声明以后，将她的这封信以《中国要和平》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进行事实上的澄清，对美国国内的别有用心的无耻之徒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回击。
在美国，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一些麦卡锡主义者进一步活跃起来，他们掀起一阵阵反华浪潮，对向往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人士极尽攻击和迫害。寒春的姐姐、哥哥、母亲都无一幸免地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受到监视控制。
韩丁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深入到中国的山西省农村，亲眼目睹和亲自参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改革运动。他记录并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材料、资料。当他背着这些十几斤重的珍贵资料返回美国，准备以此来撰写一部有关土地改革的长篇纪实作品，但是美国政府在他刚刚踏上家乡土地的时候，就查封没收了他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材料和资料，迫使他一边艰难地寻找谋生的工作，一边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跟专制政府打官司，要求索回属于自己的材料、资料，维护自己的民主权益。
当时美国政府内的麦卡锡主义是十分猖獗的，他们不仅不许韩丁利用自己记录收集的材料资料写作，而且为韩丁在那几年寻找工作谋生设置了种种障碍，对他的人身活动进行限制和迫害。
韩丁不畏强权不怕威胁，他坚持斗争，终于在法庭上追回了属于自己的材料和资料，并利用四五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写作，创作出震撼美国以至世界的大型纪实作品。《翻身》真实地反映翻天覆地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部颇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巨著。英国一位剧作家将它改编成话剧并演出以后，在欧美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中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和深远的影响。
美国政府对寒春、韩丁一家又恨又怕。寒春的母亲——已年逾70多岁的卡梅丽达·辛顿夫人，1962年到中国来探望女儿后返回美国时，美国政府便蛮横地把她的护照没收了。其莫须有的理由是：这位退休的中学校长未经允许去了一个所谓“怪异”的国家。当时美国政府禁止任何人自由去中国探亲或旅游。
在这种背景下，阳早、寒春不能回国探亲或移居美国。他们夫妻俩在新中国的大西北已经安下心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学习着，他们已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要“成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们在跟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正在将自己脱胎换骨地改造成新型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一天天强大起来，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对中国悍然发动战争。阳早、寒春他们在保卫着新中国的和平，也在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开过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不久，1953年5月，阳早、寒春被调到西安市郊的奶牛农场。阳早、寒春以及他们生育的两儿一女在西安的渭河之滨生活了十多个年头。
1952年出生的大儿子，为纪念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阳早、寒春按宋庆龄的建议取名叫“阳和平”；1954年出生的二儿子，阳早、寒春为其取名“阳建平”，寓意建设和平美好的中国；1956年，小女儿出生时，正值英、法、以色列等国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埃及军民奋起抵抗，世界人民同声谴责侵略，阳早、寒春为他们的女儿取名“及平”，是祝愿埃及人民得到和平。人们都称寒春是“和平之母”。他们的三个孩子都生长在草滩牧场上，跟中国职工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上学。“文革”期间，和平到工厂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建平和及平随同中国的知识青年一道去安徽农村劳动锻炼数年。提起这些年的生活，阳早、寒春共同心声是：“条件很艰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个心眼地奔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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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5 10: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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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草滩农场的牛奶风波
位于西安市北郊渭河南岸的国营草滩农场是跟西安奶牛场合并而成的。1953年5月，阳早、寒春等十个同志从三边牧场迁出其中二分之一约500头奶牛赶到西安市来建起了西安奶牛场，然后，西安奶牛场于两年后又合并到草滩农场。草滩农场坐落在20公里长，平均3公里宽的碱性河床地上，在这之前，河床地已经被拖拉机开垦出来。
草滩农场的职工们在这里盖起了房子，种上了树，使大批的牛群在这个可以种植很多草料的地方繁殖起来，扩大了农场的规模。
1957年年底，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农场上的牛已经分别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产的牛奶用骡子车运到中心奶房进行消毒处理并冷却。午夜之后，当天的牛奶就装上两辆骡车经过三小时的夜路被运到城里，每天早八点之前装瓶分销。因为农场没有电、仅有的冷却设备是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队留下的一个美国旧冷藏箱，职工们用一个小型的煤油电动机来发动冷藏箱的压缩机。
然而在这一年的夏天，天很热，从牛棚里取出来的鲜奶需要职工马上装到罐里，然后用手提着奶罐奔跑着送到中心奶房进行消毒冷却。
寒春负责中心奶房的工作，其职责是保证每天运到城里的牛奶新鲜、不变质。她手下领导着两个工人——老李和老张。
热天一到，关于牛奶变质的报告接二连三地不断传来。
星期天的一大早，寒春便被电话铃吵醒，城里来电话说有一个59号罐91斤的牛奶全部变质。
“59号罐的牛奶是昨天下午装的还是昨天上午装的？怎么，今天的收据上没有标明，没法看出来？”寒春打着电话，感觉既痛惜又恼火，她挂上电话，要马上去查查原因。
她揣测可能是干什么事都得闹出点麻烦的老李又写错了收据。她在这之前已经不下十次地教给他如何写好收据，以防止弄混鲜奶存放时间。可是一脑袋桨糊的老李就是没记性，对这个老同志寒春还没法对他发火。记得不久前她曾经专为此事狠狠地责备过他。
寒春不情愿地早早起了床，决定到农场转一圈，她先到奶牛场查看了59号罐的原始记录：一点没错，是昨天上午挤出的牛奶，最早送出的一批，工人们把它当成下午挤出的鲜奶，没有提前消毒冷却。
她已经查出这肯定是收据惹出来的错。
已经无可挽回损失了，寒春又到牛棚转转，看看奶牛。她途中遇见最后一罐牛奶正运往奶房。她来到牛棚，看到很多头奶牛将脖子向外伸着，互相扭着，成排的木制栏杆被挤得吱吱作响。柔和而急切的哞哞声此起彼伏，成排的耳朵向前竖着，送料车在畜栏间的通道上慢慢地向前移动，成排的牛眼睛紧紧盯着送料车。她看见在牛群里非常显眼的1号母牛，这是一头大块头的老黑牛，已经10岁了，体重1660斤，是农场里的冠军。女饲养员老杨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饲养着这十头种牛。她这个人功不可没。
寒春正在看着老杨一边喂牛吃草料一边跟牛儿们亲切地唠叼着，让它们多吃些。
“老寒！”寒春手下负责的老张在招呼她。
当她走进奶房时，老张递过来一块过滤布，上面尽是结了块儿的牛奶，并且告诉她：“看看过滤器，又是西场的牛奶。”
寒春闻了闻过滤布，纳闷地说：“奇怪，一点不酸？”她让老张拿来一杯牛奶，加加热再看，倘若不结块儿牛奶就没变质，只是将有点乳房炎的奶牛产的奶混了进去。
老张照她的吩咐去办，加热到摄氏90度的牛奶没有结块儿。他说：“乳房炎的牛奶不会结块儿。”
寒春却坚持说：“根本没有发酸，肯定是乳房炎！”
老张不肯认输，他说：“不会是乳房炎，乳房炎不是这样！”
这时，女饲养员老杨从牛棚那边走进来，问道：“怎么了？”
寒春自信地说：“西场出了乳房炎的牛奶。”
老张仍然固执地否认：“不会是乳房炎！”
寒春对老张粗率的举止很生气，她立即发了脾气，火气上来了，喊道“天哪！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执拗？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还能错吗？河里的石头冲涮一千遍也能磨圆，我简直不知道你的脑袋是什么东西做的！”
老张忍住火气，狠狠地瞪了寒春一眼，气愤地转过身去，继续进行消毒处理工作，没说一句话。
寒春心里觉得这个老张总是那样想当然，听不得批评意见。
她到了西场，确实查出114号奶牛患有乳房炎，而且他们发现过滤布有个洞，由于天黑没能及时看出来。
“瞧，这回得让老张看看！”她洋洋自得地想着往牛棚走去。
正值八月份最热的几天，又在中午，寒春没戴草帽，地里的棉花都干枯了，玉米叶子也打了卷儿。
寒春骑着自行车路过小牛待的地方时停下来，跟两个女工聊了聊。
“你来，太好了，今天的脱脂奶全变质了，没有任何东西可喂小牛吃了！”女工汇报说。
寒春的心情马上沉重起来，她答应着立刻就去调查，骑上自行车，连她原打算看看刚生下来的叫“老虎”的小牛犊也没顾得瞥上一眼便离开了。
农场的土路被拖拉机的履带划开一道道口子，寒春骑自行车在颠簸的路上行进着。她想到老李可能对刚开始使用的分离器不习惯，没按操作程序处理，造成了送进城里的牛奶变质损失；她又想起老张也因工作失误将一百多斤的牛奶撒在路上；应该让工会在黑板报上写一个严厉的批评。在全农场公开批评他们，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各自写一个自我批评的检查，明天她要找他们开个会。
有了这个决定，寒春心里痛快些，她开始琢磨进一步处分老李的办法：应该让他从一个责任重大的岗位换下来。他有疝气病，每天要他搬运1000多斤的牛奶对他来说不合适，可以建议让他去当更夫。但是她转念又想到：老李现在是个技术工人，如果让他去当更夫，这就意味着要降低他的工资等级，可是他现在五个孩子，妻子没工作，给他降低工资水平是绝对不行的。或许让场长照顾一下他的实际困难，改任更夫而不降工资，但这样一来，其他更夫要求调高工资怎么办？想到这里，寒春又感到为难了。
第二天，寒春请老李、老张来开会。为了让他俩能顺利接受她的意见，她先作了自我批评。她讲了这几天发生的质量事故，明确说明这些事故谁应负相应责任，以及今后怎样才能避免。然后她讲了很多关于国营农场职工应当如何克服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新观念，以国家主人公的姿态对待自己的工作。因为大家都不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农场的损失就是自家的损失，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寒春建议老张、老李想一想各自的责任，要求每个人写出检查，以保证今后一斤奶也不会变质。
寒春十分满意自己的发言，但她却惊异地发现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尤其是老张、老李紧绷着脸很不高兴。
“怎么样？”寒春忍不住问他们。会场上仍然没有别人说话，寒春便气恼地质问道：“难道你们认为几百斤牛奶变质不值得批评，不应该检讨吗？”
老张自怨自艾地厉声说：“干嘛说那么多？给我们个正式处分不就得了！”
“那么，老李你怎么认为？”寒春问。
“我？我当然犯了错误。”老李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有点犹豫地申辩说：“其实别人也有责任，比如前天小牛棚的事情，你说我没有及时进行冷却，但牛奶运到小牛棚时，他们把牛奶罐放到外面12个小时，他们没有一个出来管。可是他们这个月被评为模范小组，不像我们，被人批评为浆糊脑袋！”
老李沉吟着最后表态说：“我自己今天想想，如果我想通了，我可以写检查，想的结果明天告诉你。”
寒春感到这两个人的工作真难领导，管理他们比管理整个农场还麻烦。她恨不得不用别人，独自一人来完成牛奶冷却处理的全部工作。
几天以后场长通知寒春，为了解决牛奶变质问题，第二天将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开一个事故分析会议。寒春去通知老张时，正在宿舍休息的老张说：“明天我休息，我表姐住院了，她刚动手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得去看她。”
寒春用命令的语气对他说：“明天的休息你可以串换到以后去休，你明天必须来开会！”
老张毫不理会地喊道：“休息日我不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说除了周日别的日子医院不让探视！”
寒春不容商量地说：“我命令你明天必须参加会议！”然后兀自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寒春去找老张。他妻子说老张进城去了，寒春以为老张中午会返回来参加会议，这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当会议在下午开始时，老张真的没有出现。寒春想他或许会晚来一会儿，但会议一直进行着她却没见他的身影。看来老张真的逃会了，这太出乎寒春的意料，在她眼里，老张一直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好工人，只是嘴上厉害一点，可这次却让她大失所望。
寒春在会上由于气愤而毫不纵容地指出：“老张弄撒了100多斤牛奶，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违反劳动纪律，擅自不来开会，应当给他处分！”
与会同志对老张的逃会都难以理解，在会上作记录的同志把寒春有关处分老张的建议也一一记了下来。
会后，为了让老张能够冷静反省自己的问题，寒春有两周时间没有跟他提及此事。一天，寒春请场长再参与解决老张的事，场长高兴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在场长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会议。场长先作了开场白：
“今天我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跟大家交交心，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出来，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以摆出来，这样我们当领导的才能全面了解掌握大家的思想，为解决好大家的困难提供方便。另外，你们对我们领导有什么批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借此机会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谁都不要不好意思，光把烦恼留给自己对解决问题不利。我们应当相信，大家彼此交换意见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那么，谁想先发言？”
对老场长的鼓动大家一时没有响应，会场上鸦雀无声，长时间没人说话。寒春以为老场长以这样的口气讲话是为了让同志们解除顾虑，帮助老张解决认识问题，她觉得老场长说得很中肯，也很委婉。
沉默了一会儿，老张终于慢吞吞地第一个发言了：“我很高兴场长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希望今后他能更多地来这里，有他在场，我会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可以说在近来的工作中，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每天，我为了节省时间，一次提两罐牛奶，从牛棚把牛奶提出要走很长一段路。我们不敢长时间离开消毒冷却设备，我们倒着班干，多数时间是一个人作业。每次把空罐放在冷却器下面，然后一路小跑到牛棚去提牛奶，有时牛奶没挤满，还要等着，然后提着两罐牛奶跑回来。有一天我从牛棚跑出来，还是跑慢了，加热器出了问题，消毒用的蒸汽出来晚了，我等了一会儿；当我返回牛棚时，两罐奶都装满了。我请求挤奶员帮我一起抬奶罐，他和我用一根棍子抬着两个270斤的牛奶罐尽快地赶路。我担心着冷却器下面的奶罐，忙乱中我跘了一跤。虽然我们使劲抓住奶罐，但一半牛奶已经流出来，撒了一地。我做了错事，我们本不应急着抬那两罐奶，我认为我应当受处分，请求领导给我处分。”
老张开始说话时慢一点，后来越来越快起来，大家屏息静气地听他继续讲下去：“那天，我被通知来开会，但是我没有来，因为我表姐病了，她刚输过血，她没有旁的亲人，需要我照顾。但……我可以晚来一会儿，我不想来的原因是我心里不痛快：为什么老寒总是跟我发火叫喊声那么大？我的态度不好，也有坏脾气，但是我认为领导应比我更冷静一些。她从来没问我过表姐病得怎么样了，为什么要动手术，她没问过一句。她只是对我说，我命令你明天必须来参加会议。她对人像对机器一样，她根本不关心我们。去年我告诉她有一间灰浆房子空着，问她我家可否搬进去。因为我家住在十几里以外的地方，住得近一点方便我上班。但她根本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另一个工人搬进去了——人家在附近还有一套房子。老寒什么都没说，似乎别人生活得怎么样跟她毫不相关似的。她非常固执，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的工作比农场上其他人的工作更难干，我们俩每天要消毒全场一吨多鲜奶，要洗涮几十只奶罐两只手忙不过来，不但工作强度相当大，而且心里必须随时想着各种事情，程序上稍有误差，今天的工作就乱了。送进来的牛奶要过泵，记录，喂小牛的奶必须送到，冷却器里必须随时有牛奶在冷却，消毒器的温度必须随时盯住，还有奶罐必须随时准备好，用HDH粉擦洗并冲干净。如果没准备好，要消毒的奶就没有可加热的罐来装。然后就没有罐来装冷却后的奶，奶装满了，没有罐来更换，牛奶将漫出来撒一地。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求你一上班就要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可是你要处理各种事情，还要面对发脾气的老寒。她光强调工作质量问题，从没问过我们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她不会想到要问这些，她把我们当机器看待。她忙于在工作中找毛病：怎么收据没写正确？你的工作服更适合在猪圈工作，而不是在奶房里，因为你的工作服看起来更脏了。由于这些问题她常常发火，用发火来当作领导方法。”
老张对寒春的意见像大堤决了口子，骤然间发泄出来。寒春起初感到很震惊，觉得有些被他的话所伤害。“他说的是我吗？”寒春想，心里感到委屈，因为她已经向场长汇报了关于那间空房子的事，他肯定误会了。再说寒春觉得她平时也多次向老张问起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要极力贬低她？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她内心里展开了。
她重温了经常学习过的毛主席教导：“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她细心地回想起来，认为老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他在她的领导下工作感到烦恼，正如她觉得领导他工作感到烦恼一样，因为她对他求全责备，显得“她对人像对机器一样”。她想起在牛棚，奶牛们看到送料车在通道里缓缓行进时，温和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她说过“有些工人把草料扔给奶牛时就像扔给机器一样，而老杨却不同……”可现在她自己却被指责为对人像对机器一样。
老张说完他内心的想法以后，场长以温和的语气说：“老张今天能把心里话说出来，这很好。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只有把事情说开了，我们才能有机会整理、分析，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不怕犯错误，就怕没认识到错误，如果我们都能知无不言，我们就能一起分析我们的共同问题。”
接下来，老李开始说话了，他边想边说，没有像老张那样的火气和伶牙利齿：
“我建议在下大雨时，关心一下住在茅草顶棚和灰浆墙宿舍里的人们。当你下班回家看到老婆孩子打着伞坐在炕上，用责备和恳求的眼光看着你，这很难说不影响工作。房子早该修了却没法去修。”
谈到关于乳房炎的牛奶问题，老李说：“老寒要是不那样对着老张发脾气就好了。你应该通过解释，耐心地说服他相信你，不应该大声吵嚷。实际上，老张那天态度上没什么毛病，他闭上嘴没说什么，扭头干活去了。”
老李继续说着，寒春看了看场长的表情。场长是个45岁左右的大个子，脑袋上头发不多，圆圆的脸，有一双和蔼的含笑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对真和善的信念，一种对人民的热爱的情感。
老李讲完以后，场长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也许老寒的问题就是她认为只有她才是全心全意工作的，只有她才真正关心事情是否做好了，她没有意识到别人也希望把事情做好。我们都参加了革命，基本上来讲我们都希望尽力把事情做好，没有人比老寒更希望牛奶不变质。正因为这一点，她往往忽视了别人的积极的方面，忽视了他们克服困难所做出的工作成绩。但是她只是认为工作应该做得完美，从这一点出发去挑人家的毛病。当然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是应该挑的，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其实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牛奶变值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牛奶经过我们的努力没有变质，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会感到烦恼和压抑，而应该感到高兴和鼓舞。”
关于老张的问题，场长只是说那天他应该来开会，别的没有明显地指责什么，然后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傍晚，寒春沿着农场的排水渠散步。天下着小雨，清爽的雨珠打在脸上让她冷静地回想大家在会上的发言。
本来她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尽心尽力，克服了许多障碍，工作完成得很好。现在事情突然间有了变化，大家对她有意见，她自己成了工作的障碍。诚然，她感觉自己在奶牛、牛奶、科学技术这些物质的领域奋斗了多年，已经游刃有余，轻车熟路；但是却还存在着一个陌生的有关人的精神领域，没有被她重视起来。她一直把牛奶看作可以变质的牛奶，而没有认识到工人们是可以防止牛奶变质的积极因素。她没有相信这些工人们就像相信自己一样，没有关心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可能是牛奶变质的重要原因。她决心要从零开始改变自己的坏脾气。“当然”她想到主要还不是脾气坏，而是它为什么坏？脾气是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人不能只是单方面要求自己‘改变脾气’，还要找到脾气坏的根源：即必须改变对生活对别人的主观片面的看法，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里说的“群众”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真正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群众。
寒春的脑子里此刻有多种想法，她在大堤上坐下来，看着下面的溪水，时常有小鱼冲出水面，或者三四只肥胖的蝌蚪懒洋洋地伸进岸边绿色的软泥里。
她想到：相信群众就是理解事物的两重性，不但要看到这些群众身上的缺点不足，还要看到他们的积极方面。她想到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如果科学、技术、生产离开了人，那么会怎样？机器是人制造的，牛是人喂的，奶是人挤的，离开了人，纯粹的科学意味着什么？“人”的概念本身就是从真实存在的“人们”当中抽象出来的，从千百万会思想、会行动、会生活的个人——终日忙碌于生产任务，组成社会生活的男男女女当中抽象出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脾气，有缺点，有不同于别人的性格，但为了建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头脑，各自的希望，各自的热情和各自的追求。没有一个“人们”，就没有抽象中的“人”，而没有人，只能是单纯的自然界，……只要身边有软泥可吃，蝌蚪就会吃这些软泥，如果太阳把渠水晒干了，它们就会死。因为它的青蛙父母不具备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

第10章 当渭河涨水的时候
1958年的夏天，渭河的汛期到来了。这些天暴雨成灾，外面整夜在下雨，密集的雨线像挂在窗外的帘子，雨珠打在地上飞溅起无数的水花，一层层的雨雾笼罩在渭河的水面上。
农场门前的小河边有一道不高的堤坝，河水在不断地上涨，很快就要漫过这道堤坝。一天下午，有人敲起了钟声，阵阵急促的钟声把农场的同志们召集到河边。只见浑浊的急流已开始漫过堤坝，漫过河上木桥的桥墩顶部。堤坝外有一股股决堤的河水在流淌，农场通往木桥的路被淹了。
“当，当，当！”钟声继续被敲响，人们纷纷向河边跑来。大家明白，如果桥被冲垮，通往城里的路被切断，鲜奶运不出去，不仅城里的孩子们吃不上奶，还会造成大量坏奶的严重损失。
“快，要保护大桥，保护农田，快拿麻袋，快装沙袋！作为副场长的阳早和场长一起指挥同志们抢险救灾。
铁锹和人群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河边，人们七手八脚地赶紧用沙袋来保护堤坝和木桥。开始人们似乎有些慌乱，阳早和场长一边安排人员，一边亲自跟大家干起来。不一会儿，农场的职工们已经建成了一座新的大堤，在农场靠近木桥的一侧，围了半个圆圈，把漫出来的河水挡回河里。但是河水仍然在迅速上涨，已经漫过桥面有膝盖那么深。
这时负责运奶的车老板喊了起来：“得快点把马车赶到对岸，万一桥坏了就过不去啦！”
于是，过来几个人和车老板一起很快套上两辆马车，为了不把桥压坏，他们先把车的两吨粮食卸下来，把两辆空车赶过河去，再把河这岸卸下来的两吨粮食扛过河装上车。
但是如何解决几十只奶罐从奶房运到对岸呢？跟着一起扛粮的寒春晚上在疲劳中睡下，第二天不到清晨猛然惊醒，想到了这个问题，她找来人说起这事。奶房的老张和老李不声不响地把外号叫“黑李逵”的公牛套上车去奶房拉奶罐。公牛拉的车只能拉到河这边。
在大堤和木桥之间的路上有一米多深的水，一开始老张想把“黑李逵”拉的车赶过去，但很快就发现没拉过车的“黑李逵”在水中无法行走。
“卸车，把牛奶罐搬过去！”有人喊了一声。
老张带着两名工人提着奶罐开始蹚过去，木桥成了一个堤坝，桥面的水向下面流时形成两米高的势差，水流特别湍急。他们慢慢向前蹚着，三人的躯体劈开齐腰深的水流，在身后形成三个漩涡。
突然，老张沉了下去，别人从后面拽住了他，试图把他拉起来，奶罐在水中上下跳动。
“有窟窿！”老张喊道，“大家快一点搬，不然，大水会把木桥冲垮的！”
这时，又一名工人跳进水里，他拿着一根长棍子，慢慢地探索前进，找到了窟窿。他柱着棍子站在窟窿旁边，形成了一个人体浮标，并且喊道：“快把奶罐搬过去！”大家站到齐腰深的水里，一字排开手拉手顺着另一条路摸到桥上，接着从“黑李逵”的牛车上卸下一罐罐鲜奶，把装有鲜奶的一只只奶罐从这双手传递到那双手，最后二十二只奶罐全部传到对岸，装到昨天拉走粮食又返回的骡车上。
传完奶罐，其余的人回去吃早饭，寒春和老张饿着肚子留下来看守。
蓦然，寒春发现水流开始从堤坝中间淌过。“奇怪！”她喊了一声，老张也过来一起搜寻，他们发现用沙袋堆成的大堤左侧上漏了一个洞。
“快！得拿一个沙袋堵住！”老张喊道，他俩走过去试图搬起桥上多余的沙袋，必须把沙袋抬举到高出水面位置，但是渗水的沙袋份量太重，他俩谁也举不起来。
漏洞的地方越来越大，他们又用手挖出沙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想把装了少量沙子的沙袋一点点运过去。可当他们把沙子运过去一些，却发现更多的漏洞出现了。
“这样没用，水位上涨了！”寒春喊道，水已经从几个地方漫过桥面，“快！我们要到岸上去，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俩跳进水中，水流比先前更湍急了。他俩相互搀扶着慢慢地行进。大堤上最上面的沙袋开始移动了，慢慢地向外侧倒下去。他们向前进行得更快了。寒春抓住老张的衬衣后摆，老张抓住岸上的草皮就要迈过去时，沙袋倒了下去，大水从缝隙间喷涌而出，把更多的沙袋冲倒了，全部水流开始向农田里流过去。他俩奋力地爬上大堤，然后放开嗓子大喊起来。
有人开始敲起钟来，不大一会儿，人群、铁锹、沙袋又出现了。一个小时以后，堤坝加高了两倍，漏洞堵住了。
但是，这样一来水压增大了，木桥经不住这么大的压力，正在一点点地发生断裂。到了晚上，木桥被水冲垮了，在水中消失了。农田保住了，可是鲜奶的运输怎么办？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修侨的。绕道走，其它地方到处是沼泽，也不行。明天一早牛奶必须照常运出去，怎么办呢？
大家都在为运送鲜奶的事而焦急，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
“至少大车还在对岸，”阳早提议，“我们做一条船把牛奶送过去。”
“可是怎么做呢？我们从来没做过船。”一些人为做船而犯愁。
“我们想想办法，哪怕是弄一只简易船。”阳早不太为难地说。
于是阳早带领几个工人一起忙着干起来，到了晚上，他们真的做出一条“船”来：是由四个空煤油桶用绳子绑在一根竹竿上，上面再绑一些床板，形成一只平整的七尺宽九尺长的木排。
木排做出来了，接下来的难题是用这只木排怎么样在河里划动，农场里的大多数职工都不会游泳，人们在岸边手忙脚乱地比划着，木排却不能划动一下。
这时一个年轻的职工喊道：“把那根细绳子递给我！”然后他把接过去的绳子系在自己的腰间，毫不犹豫地跳进湍急的河里。
不一会儿，这个青年职工游过河去上了岸。河对岸的骡车正在等着装运鲜奶。
河这岸的人们把细绳接上粗绳，被青年职工拉过河栓在一个石桩上固定住。粗绳子在河的两岸拉紧以后，人们又用一个滑动的绳环把木排套在粗绳子上，分别由两岸控制，可以把木排拉来拉去。
这样，在河水上涨的汛期期间，每天装着鲜奶的二十几只奶罐都能全部装上骡车，照常运送到城里去。
那天把木排捆扎起来的时候，寒春问阳早：“你们做木排的木板是从哪里弄来的？”
阳早笑了笑，让她问旁边的老李和老张，老李和老张也只是笑了笑。
寒春感到纳闷，她回到那一排彼此相连的平房宿舍，她才发现，老李和老张家铺床用的木板跟她家一样已经不见了，他们几家人的被褥都铺到地上了。
大水六七天后才消退。城里人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牛奶照常分销，婴儿们照常能喝到牛奶，病人们照常喝到牛奶，每天中午，托儿所的孩子们也照常得到他们那一份牛奶。
一天下午上班前，寒春看见来接班的老李独自一人坐在农场门前的堤坝上，凝望着河水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寒春在他身旁坐下，问他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回答说：“我已经59岁了，我在旧社会过了50年。有一年发了大水，大堤冲塌了，我当时上班没在家，可当我回家时，我发现……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老婆和三个孩子……”
“可你现在有家庭呀？”寒春诧疑地问。
“这是我第二个家庭，过了很多年，我再次结婚了。但是很难忘记呀，当时要是稍微付出点努力，稍微有点防汛准备工作，水灾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当年那些国民党腐败官员，他们把救济款装进口袋里拍拍屁股走了。他们纯粹是害国殃民的盗贼，他们哪儿是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呀？！”
说到这里，老李沉默了一阵，后来他站起身来，平静地说：“四点半，消毒器就该灌奶了。说完，他向农场门里的奶房走去。
寒春一个人坐在堤坝上.一只白色的水鸟从水面飞起,它顺着水面飞着,俳徊了一会儿,头轻轻摇动着,四处寻找着什么。突然它的翅膀向下重重一拍,溅起一些水花,它一下子抓住水里的一条小鱼,高飞而去。河水把两岸的青草压倒，直流而过，平静的水面不时出现漩涡，很明显这是因为水底有田垄，因而使河面上有了不断翻动的波纹。这水面本来是清沏的，现在却是一潭泥水，只是偶尔有小鱼从水中急冲而出时，才能看到水中的生机。
寒春想起自己以前对老李和老张的态度，内心感到很惭愧。那时她一直认为这两位同志工作不上心，就像场长委婉地批评她时所说：“老寒的问题就是她认为只有她自己才希望把工作做好。”言外之意是说寒春不相信自己所领导的同志，不相信这些对工作肯于负责的好同志。寒春想到老李和老张也把自己家的床铺都献了出来，自己睡到地上，她感到真是错怪了他们。
通过自我反省，寒春现在才感到自己应该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一些老工人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他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他们怎能不尽力干好自己的工作呢？寒春认识到自己的主观主义片面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和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关心周围的群众，进一步调动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她又一次确实地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在创造历史”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认识到这一点，她才感到心里十分轻松愉快。
1957年，草滩农场不少月份都有牛奶变质的记录，经过大家共同努力，1958年全年实现了“不坏一斤奶”的口号，再没有牛奶变质的记录了。这一年，阳早、寒春收到西安城里寄来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感谢信，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少年儿童已经喝到了他们农场出的鲜牛奶。

1958年，在渭河泛滥时，为了打捞被冲走的抽水机，阳早不顾疲劳连续几天泡在洪水里，终于将农场的财产寻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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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5 10: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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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依靠群众硬着头皮闯难关
阳早、寒春刚到草滩农场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名符其实的荒滩野地，连棵树都没有。渭河经常泛滥，洪水过后留下了道道沙岗和片片水坑。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看地方，为了确定方位，有人拍了一个土堆作标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再也找不着那个土堆了。
阳早、寒春和几个工人们初到草滩农场完全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他们在这一片荒芜的草滩上盖房、垦荒、饲养奶牛。阳早是畜牧技师，负责畜牧业的规划和技术管理工作，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要求非常严格。
农场圈牛的栅栏，是用铁丝捆绑的。阳早对铁丝的每个接头都很留意，因为接头朝里就会把牛身子划伤。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牛圈接头上的铁丝接头都朝里伸着，便很快找来那个扎栏杆的年轻人。但是他没有动辄发火地批评这个年轻人，而是和颜悦色地跟他讨论起来：
“你说，铁丝头向里伸着，会不会把牛划伤？”
年轻人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阳早就和他一起把铁丝接头一个个掰到外边来。
阳早有一套详细的奶牛卡片，那可是他的宝贝。他叫它“牛谱系”，实际就是给每一头牛建立的“档案”。在这里，每一头公牛、母牛的父母种系，出生年月、编号、毛色、胎数、产奶量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不管谁来问起哪一头牛的情况，他都能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介绍出来。人们跟他开玩笑地说：“阳技师的牛档案比人档案材料多得多啦！”阳早回答说：“要培育优良的牛品种，这是必须做的工作，是我份内的职责呀！”
农场经常要淘汰一些重复品种的公牛，将它们卖给其他的单位。有一次，阳早不在，农场里的人没有核对牛的档案，便将一头留用的也卖了出去。待阳早回来发现这一情况，便如风似火地去查找卖牛的去向：“同志，你们把那头牛卖到哪里去了？”
卖牛的人承认弄错了，但很犯难能否找回来。周围的同志说：“算了，卖出去就不好找，再说咱们留下的牛也不少，不差那一牛！”
可是阳早坚决不同意，他说：“那可是一头良种牛，关系到农场整个奶牛发展的长远计划，我们无论如何要找回来！”
他看见卖牛的人一副为难的样子，便爽快地说：“你不去，我去找，只要你说出来卖给谁家，找回来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卖牛的人没有办法，只好陪他去把那头良种牛找了回来。
阳早搂住那头公牛的脖子，又拍拍那位原来卖牛的同志的肩膀：“哈哈，这就对了，咱们的好家底可不能随便往外卖！”
当然，阳早也有“少见多怪，自以为是”的时候。
一次他走近羊圈，看见一个老牧工正给一头小公羊新长出的角上抹着什么，便好奇地问：“老兄，你在搞什么‘名堂’？”
那老牧工告诉他：他在羊角上抹的是火碱，抹了以后那犄角就不会再长了，成年的公羊之间就不会在彼此打架时候被犄角顶伤了。
阳早摇摇头，他不相信抹火碱会有那样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在美国的大学里，还是在书本上，他都没听（看）见到有人会采取这种办法阻止羊角增长的。
阳早执拗地认为这样做没有科学依据，老牧工却说这是当地常用的有效方法，结果他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阳早想了想，提议说：“这样吧，咱俩打个赌，你剩下一只羊不要抹，过些日子看看这个长不长犄角，再看看那些抹了火碱的长不长犄角，如果你说的对，我阳早认输。“
从这次“打赌”以后，半年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除了那个不抹火碱的公羊以外，抹上火碱的公羊都光秃秃地没再长犄角。阳早主动来到老牧工面前表示认输。他佩服地说：“老同志，你算是给我上了一课，还有哪些土办法，我想讨教讨教！”
从此，每当农场的同志和当地老百姓提出一些管理牲畜的土办法，阳早都认真地考虑，虚心地吸收。他说：“好嘛，咱们也来个土洋结合！”

草滩农场喂牛的草料先前是用大铡刀切碎的，效率非常低，劳动强度大。后来农场买了苏式的铡草机，情况就好多了。但是苏式铡草机经常使用，有些零件使用周期短，易损率高，需要到上海一些厂家去购买零件。1957年，有些苏式铡草机的零配件短缺严重，上海也供应不上。一旦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必须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否则,没有备件,修机改用大铡刀,已经扩大奶牛饲养规模的农场需要大量的草料,几年也铡不完这么多的青草。
怎么办呢? 寒春此时挺身而出,她硬着头皮提出要自己试制备件。
在没有通电，设备简陋的小小修理间, 寒春和几个工人边琢磨着边干,遇到困难他们不气馁,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们写信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虚心地找人请教咨询,一边研制一边改进,终于,难以买到的备件自己试制成功了。不但可以节省了到外边购买零备件的大笔费用，而且有效提高了农场自己进行工艺攻关的技术力量。
1959年，通往农场的路上架设了输电网络，农场用上了发电厂的电。寒春所在的设备修理间慢慢地改善了条件，安上了几台车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设施，自做小零件不那么困难了。
1961年，正值农场的铡草旺季，当时所有的铡草机都上阵开动了。不知为什么，陡然间有一台机器的主件大臂断裂。如不能及时修复，几十万斤的青草就可能烂掉。怎么办？派人出去买，这样的主件大臂无处可买。用焊接的方法修旧利用，生铁铸造的大臂又不易焊牢，即使勉强焊上，使用到震动频率很高的主机上也很危险。
寒春作为主管技术革新工作的负责人为此事焦虑不安。她吃不香睡不着，短短几天内设计了几套方案，最后决定还是硬着头皮闯难关，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干。几个工人凑在一起研究，以“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精神把这项重大攻关任务承担下来。他们用简易的方法先把100多公斤重两米多长的大臂拆下来，在熟铁板上比葫芦画瓢，然后用割枪配上乙炔和氧气合成的气体把它切割下来。经过一天一夜紧张艰苦的工作，新的主体大臂试制组装上去并进入了正常运转。由此，这件事启发寒春产生了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独立设计研制国产铡草机的念头。
寒春说：“我们大家兴奋极了，胆子也大了，我们要决心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来它个大飞跃！”
经过一年的苦心钻研，寒春领导的技术革新部门不但自力更生地开始生产铡草机，而且还对原苏联设计的机器的主要部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铡草机有效率从原来的每小时8000斤一下子提高到每小时15000斤，几乎增加一倍。
通过这一系列技术革新的研制过程，寒春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使用了自己所学的知识，充分调动了部门职工的积极性，群策群立，将集体的智慧凝聚在一起。她深有体会地说：“我在这种科学实践中，再一次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用原来学过的物理知识搞农机，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不够用。在工作中，我又学到了与农机制造有关的许多知识，使我对农机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农场的设施设备逐渐完善起来，所能自己制造修理的东西也多起来。在阳早、寒春的共同主持和参与下，他们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成批量生产出来。仅仅十年销售数量已达100万台，至今仍是西安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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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不仅仅是计件工资的争议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许多方面只能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
苏联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广泛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形式，他们认为“计件工资形式是促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自己的劳动结果的一种形式”。
为了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1956年，西安草滩农场开始实行精确的计件工资制。
场长找到寒春，安排她负责拿出一套实施“计件工资制”的具体方案。
寒春想：即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计件工资制是具体体现这一原则的分配形式，那么自己就应该仔细算一下，把这个方案搞得更详细、更科学，操作起来更加能够调动职工们的劳动积极性。
对这项成本核算、定额计算的工作，寒春开始干得很起劲。她觉得做多少工作就拿多少报酬，做的多可以得的多一些，做的少必然得的少一些。按照同工种，不同级别计算出不同的报酬，虽然是一件非常繁琐复杂的事情，然而却是有其合理性的意义。
她在计算每一个人挤一斤牛奶，喂一头牛，养一头猪，照顾一头小牛犊出生可得多少报酬，又在计算每个工人每年超产的一部分应该发多少奖金等等定额标准。寒春曾在大学里学习微积分等数学知识，现在她可以把多年不用的学问用在这方面，她很乐意干这件事情。
一开始，有些人尤其是工人们不太赞同计件工资制，后来经过场长、寒春等有关领导管理人员的解释宣传，很快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和疑义。计件工资制操作运行以后，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一度显得很是高涨：与以往相比，几乎每个工人都愿意照看更多的奶牛，挤更多的奶。
这种情况没能持续多久，计件工资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寒春发现，倘若一个人花了多余的时间打扫院子或是帮助别人占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做事，势必会影响这个人的经济效益。于是寒春为了精确地计算出每个人的实际所得收入，便不断地修改分配方案，增加具体条款。但不管计算的多详细，多精致，却不能计算出将一件事情完全做好要给多少物质奖励。而实际情况是那些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注意不浪费食物的人们，最终却比那些只顾及自己个人利益的人拿的报酬少。寒春发现，自从实施计件工资以后，同志们相互协作相互关照的精神比以前越来越差，农场的总体产量和经济效益在降低。大约经过一年时间，整个生产搞得一团糟。
有一年，一个参加过长征的中央负责国营农场的老首长来草滩农场视察。他跟农场的干部们开座谈会讲话时，特意站起身来气愤地质问道：“计件工资制已经把你们这里搞成什么样子了？要是当年我们长征路上这样做行不行？我们还要事先算出杀死多少敌人给多少粮食，我们这样子搞革命能取得最后胜利吗？肯定不能，我们的战士们不是像国民党员那样靠金钱去打仗。我们是靠理想靠信念去打仗，否则谁会去拼命，谁会去牺牲，谁会舍身忘我地去救战友？！”
这位老首长一针见血针贬时弊的警策之言对寒春的思想震动很大，使她重新审视看待计件工资制的问题。
“原来上级下发的材料，要求执行的方案，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寒春想到什么原则、方针、政策都应该实事求是，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
1958年，农场已不再实行计件工资制，农场的职工们在‘大跃进’的年代，不靠物质刺激反而热情高涨。在没有电，没有汽车，没有硬面马路的条件下，每天夜里用骡车将3吨多的鲜奶及时地送到13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即使在八九月的汛期，在木桥被洪水冲垮的时候，都能想方设法风雨不误地让城里的老人、孩子、伤病员喝上牛奶。他们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时候，照样有让奶变质的情况。而在1958年全年，他们全农场实现了“不让一斤奶变坏”的目标。他们不是靠的计件工资制或者什么物质刺激，而靠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靠的是共产党人、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先进模范作用。
当然，在大跃进年代，寒春面对主观主义盲目冲动的上级安排，也有不理解不得已必须服从的时候，本来她认为农场应以养奶牛为主，兼顾养点猪、羊、鸡、鸭都可以；上级却让她放弃已经轻车熟路的养牛之道去改为养鸭子，把养殖大批鸭子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任务抓起来。寒春因为没有可借鉴的实际经验，先后购进了两大批鸭蛋，都没能孵化出小鸭子来。
从1960年开始，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援助项目。寒春到西安城开会，发现城内外许多建了一半的建筑物和工厂都有如废墟一样落荒在那里，成了残垣断壁，未拆下来的脚手架放久了都已变成了灰色。市场商店里柜台上商品极度稀少，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供应几两肉，甚至连缝补衣服的针线都短缺。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清苦，尽管物资匮乏，但是很少有人为此而抱怨，大家在风雨同舟中共度难关。
苏联要求中国立即偿还斯大林在世时对中国的156个主要项目的援助款，偿还朝鲜战争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费用。
阳早、寒春一直生活在中国，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农副产品，像猪肉、棉花、大豆、大米、白面等极其匮乏短缺的原因，他能直接了解到这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为向苏联偿还债务不得不自己勒紧裤带的事实。寒春说：面对这些巨大的数额债务，中国在一两年内就基本上还清了。还款是用中国所能给的一切来支付的，苏联坚持偿还的物品标准都是极严格的，等级极高的，比如生猪都要超过165磅，必须有大量的脂肪，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拒绝接受。
阳早、寒春对中苏关系的变化很是关注，他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后来中苏两党论战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材料。他们已经意识到苏联公开反对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对曾经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把持虽然遗憾但没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革命实践深切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波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以后，中国经济又恢复了大幅增长的势头。西安草滩农场的规模和条件也得到了不断扩大和改进。正是在1959年，农场通上了电，购置了几台卡车和拖拉机。1965年，从农场到西安城里又修建了一条平整宽阔的柏油路。
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早已销声匿迹的计件工资制又要“死灰复燃”。这一次上级又安排寒春负责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作。寒春感到非常迷惘困惑，她没有积极将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在基层实施这一项分配制度的过程，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抵制的负面情况。她一直在怀疑实行计件工资制有无必要性，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计件工资制在群众中遭到了抵制，以失败而收场。她认为虽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机械地形而上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早已销声匿迹的计件工资制又要“死灰复燃”。这一次上级又安排寒春负责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作。寒春感到非常迷惘困惑，她没有积极将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在基层实施这一项分配制度的过程，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抵制的负面情况。她一直在怀疑实行计件工资制有无必要性，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计件工资制在群众中遭到了抵制，以失败而收场。她认为虽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运用这一原则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她所在西安草滩农场，她看到计件工资制有可能消磨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破坏他们之们的团结和合作。正是由于实施了计件工资制，1962年有些不负责任的职工在工作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致使大量牛奶变酸，产奶量大幅度下滑。
后来，寒春和阳早在共同学习列宁、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以后，才真正弄清了计件工资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完全取消，但有必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有可能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可能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蜕变，为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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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5 10: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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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阳早、寒春和孩子们
阳早、寒春的三个孩子都是在中国生的，在中国长大的。在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在渭河两岸这一中华民族发祥的地方，和平、建平、及平三个美国孩子从小在这里得到了哺育和启蒙教育。
草滩农场在渭河南岸离西安城有13公里路程。但在阳早、寒春看来，他们应该是地道的乡下人，而他们的三个孩子就是乡下人的“娃子”。
亘古以来，渭河在不断的移动中留下了大片沙地和草滩，那是孩子们童年游戏的场所。春天来了，草滩正开着各种小花，和平、建平、及平兄妹三人兴高采烈地在原野上玩耍。
阳早，寒春是要求孩子们和中国工人、农民的孩子一样，让他们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和平、建平经常挎一只小篮子为她家的大灰兔打草。那只兔子生了活泼可爱的小兔后，孩子们就把小兔崽一个个送给农场职工家的小朋友们。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按有关外侨政策，阳早、寒春吃粮不限量，并且可以全部买细粮，但是他们坚持同中国的职工一样的定量，并按比例买粗粮。和平、建平、及平时常饿着肚子回家找饭吃，得到的只能用全家人当饭用的薯干、萝卜干等瓜带菜一类的食品。
平日里，阳早、寒春忙于单位的工作，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他们对孩子们十分严格。尤其在思想道德方面，他们从来没放松过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
农场的文化生活一向比较单调，每隔一段时间，放映队来农场放映一场电影，农场的很多职工和家属都想得到观看的机会。
有一次，农场总部放映队来农场在食堂里放电影《洪湖赤卫队》。开演之前，《洪湖水，浪打浪》等一些旋律优美动听的革命歌曲便从食堂里传出来 ，在食堂门前的广场上回荡着，手持电影票的人们潮水似的纷纷向食堂涌去。和平和其他几个小孩已经站在食堂门外徘徊了十几分钟，他们没有票就想找机会趁人多时一起溜进去。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夹在十几个大人中间，悄悄地溜进食堂美美地饱尝了一场歌剧电影的享受。
看完电影回家，和平还沉浸在刚才看电影的兴奋中，他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复述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对白，模仿着人物动作。
阳早知道这次大儿子没有电影票，觉得蹊跷，便问：“你去看电影，谁给你的票？”
和平看了父亲一眼，愣了一下神，只好实话实说：“我没票，溜进去的。”
阳早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过了一会儿才压住火气说：“你这么溜进去是不对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聪明，你以为把门的叔叔看不着你吗？也许人家不好意思把你拉出来，因为你是阳早、寒春的儿子，不愿意驳了我们的面子。虽说把门叔叔能这样照顾你，但你这种行为形象可是不怎么好，你的思想动机不对头。以后不能再干这种影响自已形象的事啦，你要记住这次教训！”
阳早、寒春除了批评教育自己的子女以外，还请农场和其他部门的同志们帮助教育自己的子女，有什么情况能及时向他们反映。
1964年，和平进入西安城内上中学。一天，寒春出城办事，在一个小饭馆吃饭，饭店服务员早就认识她，过来向她搭讪说：“昨天和平来我们这儿吃的晚饭。”
和平寄宿在学校，学校有学生食堂，可他嫌食堂的饭菜不好，又跑到街上吃馆子，寒春感到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她很快找到和平，批评他说：“你的同学们都能坚持在学校食堂用餐，你为什么特殊？你小小年纪就挑饭食讲享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从小养成艰苦奋斗的习惯。你可要知道，你是乡下人的孩子！”接着寒春讲了他们在延安的生活，说只有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人才有出息。
从此，和平再没有随意下馆子。
从小在农场长大，从来没有进过西安城的小及平，有一次随着父母去城里参加一个招待外国朋友的晚会，是农场派吉普车接送的。在那个晚会上看了许多杂技节目，真是精彩极了：有惊险的空中造型，有奇妙有趣的魔术杂耍，有健美体操和杂技表演，简直把小及平带到一个童话般的神奇世界。回到草滩农场以后，及平总是念念不忘那天的晚会，她多想有机会以后再进城去看几次节目啊。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父母每天只顾忙于工作，根本没有再进城带她的机会。
一天，小及平忍不住问妈妈：“为啥咱们不进城看戏呢？我可想坐车去啦！” 
寒春解释说：“现在我和你爸爸工作都忙，而且进城的道路又这么远，晚上进城看戏是不方便的。”
小及平想当然地建议说：“我们可以坐咱们的吉普车去呀！”
“什么，咱们的吉普车？”寒春惊讶地望着小女儿，心想，小小年纪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她知道上次带女儿进城坐农场的汽车，因为当时没有说明白一些事情，致使女儿产生了一些误解。寒春想到这里，耐心地对女儿说：“及平，咱们家里没有汽车，农场的吉普车不是随便可以让咱们使用的。你们也不能随便搭车进城，我和你爸都是农场的普通职工。我们自己以及家属子女都不能搞特殊化。”
从此以后，阳早、寒春十分注意，不能让孩子们随便搭农场的车去城里。一次，小及平牙疼，淋巴腺发炎，每周要去城里医院治病，寒春总是带她去坐那趟公共汽车。以后及平长大了一些，是自己骑自行车去城里的，她有时遇到熟人问她：“阳及平，你怎么不坐汽车进城？”
及平认真地回答：“小汽车是农场的，是公家的，别的孩子都不坐，我有什么特殊呢？我是乡下人的孩子。”

阳早，寒春非常喜欢农场职工的孩子。每逢节假日，他们就让和平兄妹把农场的小朋友请到家里来。后来，孩子们自动聚到阳早家里看书，讲故事，跳舞，唱歌，他们 家很像个文化馆。
阳早家的门口有一块水泥面的大平台，每到周末晚上，演出便开始了。及平和女孩子们表演舞蹈，寒春和建平拉着提琴为孩子的伴秦，建平有时还要来个独奏表演，他拉的外国乐曲还别有一番风味呢！
孩子们一年四季都有心爱的活动：春天，他们最喜欢过灯节，一大群孩子每人打一个小灯笼，或者在晚饭后在草地上玩抓特务，捉迷藏；夏天和秋天到了的时候，他们坐在阳早家的院子里乘凉讲故事；冬天里，孩子们在下雪天打雪仗，堆雪人，玩美国民间流行的狐狸捉鹅的游戏。这些活动，只要阳早、寒春有空闲，总是积极参加。
孩子们最喜欢听寒春讲故事，因为她讲故事最有趣。她讲王子与贫儿的故事：说一位王子和穷人孩子长得一模一样。有一天，王子为了好玩，同穷人的孩子换了衣服。人们误以为穷人的孩子就是王子，而把真正的王子当穷人看待。穷人的孩子当了王子以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人民都称赞王子心地善良，那个王子呢？他在当了穷人之后也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愿意诚心诚意地为人民办事了；后来他继承了王位，成了一个为人民造福的好国王。寒春说这个故事是教育孩子们要体谅爱护劳动人民。
孩子们也常常提一些问题。有一次，从城里来的中学生跟及平讲了个有关鬼的故事，及平便问妈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
寒春说世上根本没有鬼，她讲了几个没有鬼和不怕鬼的故事，那故事里的怪物和鬼都是人装的。她说鬼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落后情况下的一种想像，真正可怕的是现实中的坏人，我们一定要提防他们。通过这些故事，阳早，寒春对孩子们潜移默化地进行教育，那就是让他们做到：勇敢、正直，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和科学文化。
阳早、寒春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有人过生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的生日，农场的小朋友们都跑来热闹一番。除了唱歌，演节目，吃糖果和讲故事之外，按照美国的风俗，过生日的人，要让亲友们打屁股。打多少下呢？多少岁生日就打多少下，打够数以后再加一下，表示纪念和祝愿长寿的意思。每当打屁股的时候，那气氛简直热烈极了，不但孩子们的生日要打，大人们的生日也不例外。一次，老阳早过生日，农场的小客人争着要打美国伯伯的屁股。身体高大的阳早像孩子似的在前面跑，孩子们拍着巴掌叫啊，跳啊，在后面追。小巴掌接连打在阳早身上，他简直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下热情的“祝贺”。
和孩子们在一起，同孩子们交朋友，对阳早、寒春说来，除了工作之外，这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他们是孩子们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

农场大院子里有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塔，那是方圆几十公里的草滩上位置最高的建筑物。
和平、建平还有住在农场附近的其他男孩子们，早就跃跃欲试地想爬上水塔的顶端。他们一是要练练自己的胆量，二是要玩玩新花样。
经过一番鼓动，几个男孩子卷起袖子抓住水塔的铁梯，一口气爬了上去。
看着哥哥们爬上水塔，小及平急得要哭，她也在哥哥们的怂恿下不甘落后呼哧呼哧地向上攀登，爬到了顶端。
孩子们站在高高的水塔上，俯瞰下面的农场和远处弯曲的渭河。他们高兴极了，唱着喊着：“我们占领了敌人的高地！”“我们是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最勇敢不怕死！”
喧闹的声音惊动了管理水塔的阿姨，她不敢直接呵斥他们下来，恐怕出现意外闪失。
“孩子们，请你们下来吧！“
孩子们不理会阿姨的好心奉劝，有的甚至向阿姨顽皮地做着鬼脸。
等孩子们玩够了，一个个从水塔上爬下，阿姨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她不得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阳。
晚上，兄妹三人回到家里，嘻嘻哈哈地刚要找饭吃，只见阳早板着脸狠狠地瞪着他们。
“你们今天干什么了？”阳早气恼地问。
孩子们看得出爸爸从来没有生这么大的气，便只得把爬水塔的事说了出来。
阳早采取了“为首必办，胁从不问”的方法狠狠地批评老大和平：“十来岁孩子爬那样高的水塔，就是大人上去都很危险呢！你带这个头很不好，你后面不只是你的弟弟、妹妹，还有农场的好多孩子。如果有一个爬塔时失了手，你知道有多大的危险吗？你负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
和平，建平点着头，表示认错。
阳早脸色和缓了一些，说：‘从小应该勇敢，但勇敢不等于胡闹，冒险。小孩子从小要守纪律，大人不允许的事情不要乱来。”说着，他把脸转到及平这边，小及平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你这个小姑娘，以后不许跟着哥哥们胡闹，他们不听话你来找我说。”
小及平也自知理亏地点点头。
兄妹三人承认错误以后，被爸爸罚三天之内不许出门去玩，为的是让他们深深地记取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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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5 10: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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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与毛泽东的批示

1966年4月，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安排，阳早、寒春从西安草滩农场一起调到北京。阳早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任英文译校，寒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图片特稿社任英文译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1966年夏天，由已经分配到北京工作的阳早、寒春等四位外国专家写了一张大字报：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外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一张大字报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一、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 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说说。

二、 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 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 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

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人：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安汤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1966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见到了这张大字报，并作出了如下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9月8日”

毛泽东以后的2002年，《新浪网·读书》栏目刊登一篇女记者鲁豫采访寒春的一篇对话。当时寒春谈文革，令采访她的记者困惑不解。

鲁豫说：“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

鲁豫说：“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鲁豫说：“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作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其实也不怪她，那几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鲁豫说：“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说：“（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

鲁豫说：“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说：“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阳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说：“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说：“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鲁豫问寒春当年他们写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你们的状况立刻改变了？”

寒春：“改变了，对。”

鲁豫：“怎么样改变的呢？”

寒春说：“我们都参加了（红卫兵），我们在单位参加战斗队。”

鲁豫问：“参加战斗队？”

寒春说当年他们参加了“金猴战斗队”，他们写大字报，去看别人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

第15章　文革中住不惯北京的专家楼

从乡下来到城里，从西北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从所住平房来到宾馆式的楼房，对阳早、寒春一家来说，开始确实有许多不习惯不适应之处。

阳早、寒春多少年来都是在农场基层做实际工作：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平时跟普通职工在一起，天天弄得一身泥一身汗。现在让他们整天坐在机关大楼里当外国文字专家，用握惯了搬子、钳子的手来拿笔杆，用看习惯了牛栏、奶房和黑白花奶牛的眼睛再来看大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和肃穆整洁的办公楼，他们确实感到很别扭，有点怅然若失。

孩子们对城里的生活也不习惯，小及平看到抽水马桶感到惊奇，马桶哗哗自动放水了，及平慌忙找来妈妈：“快来啊，水管子漏水啦，多浪费呀！”

寒春忍不住笑了，说：“土包子就是住不了大洋楼！”

对于和平、建平和及平兄妹来说，再也没有在草滩农场时那样广阔的天地供他们奔跑，玩耍了。这时候，在农场的一切似乎已成为甜蜜的回忆，他们多么热爱农村，多么怀念在草滩农场的日子啊。

他们记得刚接到调转工作的通知时自己感到非常惊异：“为什么要把我们调到城里工作呢？我们是搞农牧业的啊！已经在农村扎根近二十年，怎能离开农场，离开朝夕相处的农场职工和周围的农民？”而且那时候，他们正在着手设计牛场自动化挤奶管道专用线，这是实现奶牛场机械化的一个关键项目，眼下设计接近完成，岂能半途而废？

他们舍不得离开农场，农场的同志们也舍不得他们走，工人们听说他们要调到北京，都来看望他们。这时候，他们的谈话，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欢快，无拘束了。

开始，阳早、寒春没把调走的事告诉保姆，当被孩子们称为“奶奶”的保姆将信将疑地拉住小及平盘问时，小及平不得不鼻子一酸地点点头。奶奶舍不得他们一家人，小及平这些孩子们也舍不得奶奶，当时奶奶搂着小及平哭了好一阵子 。

4月的一个上午，农场的干部和工人们含着惜别的泪水为阳早、寒春一家送行。

初到北京的时候，阳早、寒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暂时没有多少事可做，他们写信跟草滩农场联系，希望能回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本来，在草滩农场由阳早、寒春设计的管道挤奶装置已经开始组装，因为他俩的中途调离，施工过程中遇到不少技术难题，农场技术员就写信向远在北京的阳早、寒春请教。接到西安草滩农场的来信，他俩非常兴奋，这说明农场还需要他们，他们又可以为农场做点工作了。

针对农场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他们进行认真的解答，想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并精心地绘制了图样。于是来来往往的信件有十几封，经过大家的努力，凝聚着阳早、寒春心血的管道挤奶设备在农场终于建成了，投产使用起来。这种设备当时可称中国养牛机械化方面最先进的设备。

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里，阳早、寒春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内容。他们除了到一些单位和大学里去看看大字报，就是找几个美国朋友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结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以求得到对形势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

学习之余，这几个美国朋友往往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北京市郊的农村劳动。春夏季节他们几家在公社园林栽种果树，收摘苹果、桃、梨；冬天，他们就到附近一个大队的冰场上，跟当地的社员一起把冻得厚厚的冰凿成一个个大方块，用绳子、绞索运到挖好的冰窖里，准备来年夏天储存鲜菜鲜果时派上用场。一接触农民，一干起活来，阳早、寒春就来了精神儿，就把忧愁的事忘到一边去了。

有一次孩子们在凿冰时发现大块冰里夹着一条冻僵的大鱼。他们把冰敲碎，这条四五斤的大鱼很快就苏缓过来，变得活蹦乱跳的，起初，有几个孩子想把它拿回去做一顿红燜鱼享受一下，和平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能拿走，这是公社的集体财产，我们应该把鱼还给公社！”

经过争论，大家认为和平的话在理，于是这几个孩子把大鱼还给了公社生产队。

后来，公社也没有什么活计可让他们去干，阳早他们实在闲得无聊。

一天， 阳早去看望一个朋友，他见这个朋友家的家具很陈旧，有的桌腿松动了，有的椅子板裂开了。阳早找来一些木工工具，开始帮同志、朋友家修理起家具来。这在当时是不少家庭非常需要的活计，因为外面的很多修理行当都已经停业了。

他把一些旧家具拆开，换掉坏了的板子和木方，再用铇子铇平，用油漆刷两遍。开始，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手艺，但看到破旧家具在他手里焕然一新的时候，街坊邻居和朋友们纷纷找上门来。于是他忙得应接不暇，整天干活而乐此不疲，他觉得即使累一些，也比没事可干要好。

在阳早叮叮当当做木工的时候，大儿子和平却在另一间屋子里搞起了电工。

和平在学做一台电动机，他十几岁的时候便对电器感兴趣，听爸爸妈妈对他讲了电动机的原理，他准备了做电动机的材料。他从废品收购站买来了电动机外壳，自己绕线圈，买了个自行车车轴当转轴，然后又是打眼又是锉叶片，很快电动机试车发电。电灯亮了，弟弟妹妹都拍手为他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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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6 18: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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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赵剑斌著作:《阳早、寒春红色传奇》（卷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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