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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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8 真正担负起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光荣使命 8 [转帖](呕心沥血):寻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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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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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委委员专职化、“两长制”和党委与人大常委会
“合力行权”为突破口,激活省以下地方政治体制改革,
勇敢而智慧地走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
章 言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通过改革到底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一直是每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共产党人所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国际国内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2005年以来,关于中国改革成败得失的大争论,再一次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已经到了非面对不可的时候了。作为县级部门的基层工作者(而且不是搞理论研究和宣传的),虽然没有能力和水平参与如此重大问题的讨论,但作为一名有思想道德良心的共产党员,必须保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向党讲真话的可贵品质。紧贴现实用心思考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既是党性的体现,也是良知使然。因此,本人不揣冒昧,斗胆直言,把多年来的思考与体会形成文字,献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我国不搞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是完全正确的,但也要明确回答中国准备搞什么样的民主、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在这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为何不能搞资本主义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够多的了,笔者不想重复。只想强调一点,资本主义的民主除了与中国国情不符外,更主要的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严重不符。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执政党愿意通过改革主动把自己改下台的(虽然有改下台的,但不是本意),更没有哪一个执政的党愿意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失去执政地位甚至解散的执政党都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主动下课,也不会推卸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远大目标的历史责任。所以,应当理直气壮地告诉人民和世界:中国坚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全民直接选举,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丝毫的含糊,要彻底堵死搞资本主义民主的路子,无论是对于别有用心的人还是善良用心的人,都应该说清楚。
中国为何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也不容争论。笔者只想强调一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传统和生活现状差异明显,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的泱泱大国,如果抛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知要出现什么样的乱象和可怕恶果,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国家变乱和动荡,不知人民要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和罪孽,这个代价是绝难承受的。更重要的在于,有谁比共产党领导得更好?有谁比共产党本领更大?人民真的拥护和支持你吗?处心积虑搞全盘西化的人,总是不得人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都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必须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主心骨,中国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的。那些企图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不是良知缺乏,就是别有用心,更是极端有害的。因此,笔者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动摇。
既然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既然不搞资本主义的民主,能不能不搞改革或者修修补补一下就行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十三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说明我们党并不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完善的,恰恰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有明显的缺点和问题。更重要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上的大改和政治上的小改,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明显暴露出“跛足改革”的弊端;明显暴露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效应;明显暴露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无大的作为,有可能丧失其它改革成果的严重性,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和深思。因此,去年以来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大争论,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就事论事式的讨论,是没有抓住纲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我认为是不够准确的,直白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的十字路口,不得不进行方向、目标和路径的选择了,是不容再迟疑与拖延了。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之路再也行不通了。
为何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呢?它作为改革初期排除重重阻力、启动改革之路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改革已经深入党心民心、进到深水区“无石头可摸”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调整策略,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死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甚至把它作为改革的方针大略不放的人,要么是害怕失去个人利益,不愿真心实意改革造福人民的人,要么是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甘当平庸的人。这些年的改革实践证明,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目标和路径,导致改革主导权的多元化,甚至由丧失了良心的知识精英和唯利是图的经济精英来主导,人民群众不仅从改革中得不到实惠,而且利益严重受损,改革越来越多的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改革由失望而产生不满,社会矛盾有可能象火山一样地喷发;另一方面,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贼心不死,对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蠢蠢欲动,我们党和国家面对来自敌对势力和人民群众的双重压力,正在向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严加防范。
那么,如何克服“摸着石头过河”的弊端呢?就是要集中全党的智慧(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是不现实的)特别是锐意改革创新、勇挑重担、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智慧,从大刀阔斧修改党章和宪法(不是目前这样的小修小补)、制定共产党执政法和新闻法做起,旗帜鲜明地回答中国准备搞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准备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些重大原则问题,把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径预先确定下来,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致于对改革失去控制,也堵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不良图谋的机会。这比从下到上试探性的、探索式的、漫无边际式的改革,方向、目标和路径要明确得多,也容易把握和有序得多,这就把“摸着石头过河”变成了“看着目标过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往今来中外的改革,虽有成败之分,但都是事先有明确的目标,然后竭力推行。如果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径不明确,搞走一步看一步,怎能让人民群众表达赞成和反对?怎能检验改革的好坏?又怎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任何茫然失措和束手无策,只会给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以机会,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多大好处。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恰恰难就难在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改革方向、目标和路径选择上,这些年来各地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试点弊多利少,难以深入推进。
我们从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以及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中,看不到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大量的是概括性的说法,更看不到如何构建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内容,这就说明了“知易行难”。因此,如果说已经统一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但并没有统一“怎么做”的认识。因此,才有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那么多的猜测和疑问,也才有那么多的茫然和失措,这是不容否认的现状。只要我们看一看国外的报道和网上的言论,就明白这一点了。各种猜测说要推出什么“新政”、某某“深藏不露”、某某领导“非常开明”、“中央不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等等。台湾地区政党领导人访问大陆后,甚至有言论认为“中国推选多党制”为时不远了。这些说法的出现,与其说是别人的胡乱猜测,不如说是高层对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目标和路径不明确的必然结果。因为,虽然你不搞资本主义的民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也很鲜明,但你并没有说清楚要如何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民主,更没有对如何改革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各个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形形色色的探索和试点,甚至出现了盲动蛮干和万马齐喑的两个极端现象。“盲动蛮干”的突出表现是在有些地方,急不可待地推出了市县乡镇长的直接选举,还有的搞了县乡镇党委书记的党员直接选举(甚至有群众选书记的),试图用体制的“旧瓶”来装上改革的“新酒“,既违反了法律又违反了党章,而各级却把它用为经验来宣扬与推广;“万马齐喑”表现在不少地方的官僚领导体制不断得到了强化,越来越专横霸道,个人揽权专断愈演愈烈,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民主要求充耳不闻,政治上的僵化和行为上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此外,包括高层认可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全委会票决”、官员“公推公(直)选”试点等,也存在严重缺陷,希望虽大,效果却不佳。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改革试点,虽然有可行性,但没有改革的实质意义,弄不好,还会把改革引向歧路,从而丧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机遇,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下面就中央关注的“党代表会常任制”、“全委会票决制”及公推公(直)选谈谈看法:
关于“党代表会常任制”,最大的问题是正正规规走过场,其实际作用与人大会没什么两样,起不到监督、决策与制约作用,还把各级的决策搞烦琐了。在每年开人代会、政协会的基础上还要开党代会,负担和成本不低,可实际作用很有限。我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既要考虑“党政分开”,更要考虑“党政合一”(不是党政机关合一,是指在执政与行权方面的合力),不能执政成本过高,要更多地考虑党委与人大如何协调运转、合力行权,不可试图用党代会来淡化人代会,更不能用党代会变相地取代人代会,不然,人大就永远走不出“橡皮图章”的圈子。我主张党代表主要是体现党性,发挥经常性监督作用,有事就监督和反映,不能象人大那样每年都开会,而且,每年开一次党代会又能起多大作用?我认为,党代会常任不常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好党委会的经常性作用,这才抓住了要害!那么,5年一次的党代会主要干什么呢?就是搞好选举,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选好。就地方党组织而言,党代会主要是竞选会(不能象过去那样,务虚地讨论什么大政方针,因为那是中央和全国党代会的事)。要允许党内竞选,把真正能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选出来。因此,与其看重党代会常任制,还不如老老实实搞好党代表和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的竞选。我相信,靠竞选当上党代表的人,不搞党代会常任制,也会发挥好一个代表的作用,反之,虽然搞的常任制,但代表却不是竞选上的,还是由某个组织或者个人包办的,那有何意义呢?
关于“全委会票决制”,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但最大的问题是配套改革措施未跟上。由于党委委员还是上级决定任用的,党内民主氛围尚未真正形成,党委委员不能畅所欲言,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立场,“看人脸色行事”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投票而投票”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关于“公推公(直)选”,虽然在官员选拔任用上有很大进步,但最大的问题也是改革措施未配套,而且,程序烦琐,被人操纵。由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不够,许多“公推公(直)选”仍然是被操纵的,只不过过程更复杂,操纵成本更高,手段更隐蔽。我们不妨想想,现在的党委集体领导体制并未改变,就单搞书记和个别官员的直选,其它官员还是上面直接决定的,怎么能协调运转?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这样选出来的干部往往是左右为难,既不能对上也不能对下负责,甚至也不易搞好与领导班子成员的团结,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总之,这些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试点,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棰,并没有多大普遍推广价值。其根本原因仍然是顾虑太多,思想僵化,象小脚女人走路,缺乏勇气与魄力,更缺乏智慧与创新。
三、省以下地方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还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矛盾,一句话,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
十六大报告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要使这三者互相适应、互相协调并“有机结合起来”,不是说在嘴上就能做到的,是必须要实事求是来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目前这三者还不相适应、不相协调呢?我们只要理智分析一下现状就明白了。就省以下地方而言,党委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是勿容置疑的,但也普遍存在党委包揽一切、权力过分集中甚至形成个人独断专行,缺乏科学民主决策和有效监督制约的问题;而人民当家作主就必然要求改变什么都由党组织说了算,特别是党的干部和各级官员实际上由党组织少数人决定、干部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甚至违背中央决策与指示连对上负责也做不到的做法,改选拔任用为真实选举;而依法治国也必然要求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按法律法规办事,使包括党组织在内的各种政治、社会组织依法活动,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依法办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干涉独立司法。而我们目前的运行机制,还不能提供上述条件。因此,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回避这三者之间存在的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如果回避、讳言这些矛盾,既不是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抓不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可以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现在还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问题。目前,从高层到基层有不少人思考改革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割裂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要么只谈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要么只谈如何做到人民当家作主,要么只谈如何依法治国,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这也是当前思考和推进改革的重大误区,应引起高度重视。
四、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具体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小平同志曾说过,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而能不能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真正有机结合起来,关键在改革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而改革党的具体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关键,则是党委如何领导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通过什么来规范党委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如何才是正确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呢?这是改革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由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今天我们重温小平同志的话,对理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正确地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真正克服党委包揽一切,什么都由党委说了算,或者党委常委会说了算,或者少数人说了算,甚至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在党的旗帜下,做到坚持党的目标、纲领、宗旨和任务不动摇;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从上到下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的正式或书面决定,下级服从上级的正式或书面决定,全党要坚决服从中央;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主要是共产党员;专政工具要掌握在党的手中;各级党委要在本地方本单位起领导和支配作用,而这种领导和支配作用的发挥,并非来自于个人或小团体的随意掌控,而是要达到法治化、规范化、经常化和科学化的要求,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得不到有效监督,更要防止打着党或党委会或常委会的旗号权力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尽最大可能扩大参与民主集中制的人员范围,不囿于少数人的特权式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目前,个别地方党委常委会往往以党的名义,做了许多违背党和人民利益以及党中央指示和要求的事,却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纠正;尤其严重的是,个别常委委员甚至极个别常委会,已经蜕化变质为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在党内的代理人,可以说背后各有山头,上下其手,遥相呼应,盘根错节,严重危害了党的集体领导,是造成党委的领导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党委常委委员官僚特权思想严重,关心的是自己的官帽、位置和私利,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容不得党员的群众的监督、批评。这就说明少数人的特权式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常委班子这种领导体制是靠不住的,其运行机制有严重的缺陷,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必须加以重大的体制创新和组织创新。在省以下地方,应该好好思考是否需要改变党委常委班子这种领导模式和决策、执行方式了。
那么,如何具体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呢?就是要以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基本专职化、实行“两长制”、党委委员与人大常委委员交叉任职、党委会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为突破口,从根本上转变党委的组成方式和决策、执行、监督方式,通过新党章、新宪法和执政党执政法来规范其具体职能,改变目前党委既决策又执行、操纵支配人大的种种“潜规则”,以“明规则”来保证党委与人大常委会协调一致地行使职能,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既实行“党政合一”(与人大合力行使人事权和决策、监督权),又实行“党政分开”(与政府行政事务彻底分开),使党委与人大协调运转起来。这样改革,实质上就是党委与人大要互相靠近,党委要分出一部份实际权力,把财政权、大事决策权最终交给人大,不能让人大继续当“橡皮图章”,要真正有一定实权;而人大呢,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什么都要由自己说了算,试图与党委争权甚至分庭抗礼,是坚决不允许的。人大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服从党委的正式和书面决定,这是保证党的领导所必须的。总之,既不能让人大无实权,又不能让人大取党委而代之,两者的职能、权力和关系,是新党章、新宪法和执政党执政法规定的,这就既解决了人大的“橡皮图章”问题,又能实际取消现在的确存在的党委领导人大的“潜规则”、实行依法领导的问题。
为什么要取消实际存在的“潜规则”呢?是因为这样的“潜规则”,不仅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背道而驰,而且越来越给党的正确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带来阻碍和危害。党委与人大工作中最大的不协调,主要存在于人大的选举、决策结果与党委的意图、决议可能存在冲突和不相一致,党委担心对人大失去控制,这是导致党委不得不以“潜规则”操纵人大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新党章、新宪法和执政党执政法规范了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和工作方式,把党委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做到党委依法领导、人大依法接受党委领导、二者依法进行决策、监督。
为什么要实行“两长制”呢?主要是为了建立起严格的干部任期制,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必要重视,更谈不上认真解决。所谓“两长制”就是有两个平起平坐的一把手,比如部队的师长、政委。在地方党委,一直是书记是一把手,县长实际是个二把手,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弊端。一般地,在一级政府中,要当了书记才有可能晋升到上一级的副职。按照法律规定,乡长、县长、市长、省长是人大选举出来的,是有任期的;干满这个任期还不能算数,因为这只是个二把手,还要干一届一把手才有可能提升。可一个人当官的时间能有多少年?如果每一届都干满任期,从乡长干到省长、省委书记要到什么年龄?所以,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县长没干满一届就升了书记,书记没当两年就升为副市级了;即使是这样,还是和干部的年轻化要求有矛盾,不得不从上级空降一些秘书和共青团干部之类的干部直接担任地方官员。总之,官员普遍没有任期制度,越往下越没有任期的概念。连任期都没有干满,怎么能看出他的实际水平和政绩呢?可是如果真要干点实事、造福一方,干部就会被耽误,再也上不去了。
所以,提升快的官员,往往是没有政绩而有关系和背景的人;即使有政绩的人,也免不了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搞所谓政绩工程;更可气的是那些身居闲置的官员和没有实权的僚属,也可以动升迁的念头,而往往更容易得惩,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活动”。我们的干部制度,天生就没有给那些实实在在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以机会。任何评价人的体系,都是以已有业绩作为最主要的尺度。唯独干部制度,正好缺少了这种尺度。这就为关系学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跑官要官成了不得不为的事情。
还有一大弊端的是,县人大作为县里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县长充其量是个二把手,人大也不会认真地把这个选举当回事,县政府也不会把人大当回事,双方的权力和义务都不明确,都不负责,使监督机制实际上成了摆设,腐败盛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官卖官怎么遏制得住呢?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机制,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严格的任期制的基础之上;而且,这种机制既要符合我国共产党执政的实际,又要有发展的余地。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长时期内,“两长制”虽然不是最完美的,却是最容易被接受和操作的。
“两长制”的具体做法是:书记(兼人大主任)与县长(兼县委副书记)同为党政一把手,两人平起平坐,各自依照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和权力,按照法定程序行事,书记没有权力直接插手政府事务,更没有权力给县长直接下指示。这样做的最大变化是:两人任期届满后,直接晋升上一级职务,既有利于干部年轻化,也为实行严格的任期制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只有至少干满一届正职,才有资格考虑晋升到上一级的副职(副职提升正职可以不受此条件限制)。那么,政绩就成了党代会和人大会上考评官员的客观尺度,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可以拿到桌面上来比,还必须拿到大会上让代表们评。政府必须对人大负责,人大有权任免政府主要官员。这样,就把首长秘书和共青团干部之类的人当地方要员的路彻底堵死了,没有政绩的人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跑官要官自然就没有了底气,买官卖给官也有相当的难度了。
取消党委与人大职能和关系上的“潜规则”,实行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基本专职化、“两长制”、党委委员与人大常委委员交叉任职、党委会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使党委的决策法治化、规范化、经常化和科学化,紧紧抓住改革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个核心问题,来找钥匙解死结,确实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也是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思想突破!我相信,省以下地方特别是县一级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大胆地走出这一步,将会迎来海阔天空的新境界。
但仅仅实行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基本专职化、“两长制”、党委会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是远远不够的。既然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就顺理成章要落实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真正选举权,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和进步,以人民民主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民主需要。从而真正做到党代表、党支部委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的各级干部由竞选产生,政府官员、政协负责人、法检负责人、工青妇等群团负责人,应从竞选上了党委委员的人中选举产生,人民代表采取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使党员和人民群众有选举权,达到党内竞争与党外竞争相结合,优胜劣汰,良性循环。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因为,我们懂得,选举是容易被金钱和有钱人所影响甚至操纵的。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就必须让那些真正愿意为党的目标和任务奋斗的人入党,严防思想和动机背道而驰的人混进党内,这是一个涉及到为谁掌权、为谁服务、为谁谋利益的根本性问题。否则,即使党内民主选举真正实现了,也可能做出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据此,目前各地放宽入党条件,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入党是非常有害的。
为了保证党内选举和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和法检负责人的选举有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及顺利实施,则可首先考虑从放宽言论、集会自由的限制开始,逐步放宽出版、结社自由的限制,尽快制定和实施新闻法,放宽传媒限制,逐步形成在省以下地方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和部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大环境。另外,要允许传媒对省以下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府机关、党委委员、人大代表和党代表进行公开批评,形成“和而不同”的气氛。
此外,党内民主选举和人民民主选举的实施,必须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离开了法治保障的民主选举,是难以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的。因此,树立宪法权威和执政党执政法的真正权威和司法改革要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头。
五、在省以下地方实行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基本专职化、“两长制”、党委委员与人大常委委员交叉任职、党委会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的具体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否定了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的设想,以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基本专职化为突破口,实行党内民主竞选。凡专职党委委员全部进入人大常委会,占满共产党员在人大常委会中的比例(一般不少于60%)。以县级为例,县党代表在党员中竞选产生,县党委委员、县纪委委员在党代表中竞选产生,县党委书记、副书记由上级党委在党委委员中提名任命(县长在当选后,由上级党委提名任命为副书记)。政府官员、政法委书记、人大、政协、法检负责人等首先应竞选上党委委员或纪委委员,才有资格竞选这些职务,但这些委员不能进入人大常委会;党委书记顺理成章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委会开会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允许质证和辩论,除特别敏感易于造成负面影响的事项外,其它事项一律公开投票(以体现共产党人的正气和作风),党委委员的公开投票情况一律向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和群众监督,也允许选区党员(只是党员)提出质疑;纪委委员一律专职,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在纪委委员中提名任命,当选纪委书记后由上级党委提名兼任本级党委副书记,并进入人大常委会,纪委会仍然受党委会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政府首长、政协、法检负责人由上级党委在在党委委员中提名,本级人大任免;政府官员由政府首长提名(不是现在这种虚化的提名,是真正的个人提名),人大常委会任免;其它官员由直接上级提名,按规定程序任免。人大、政府、政协、法检、工会等其它官员的提名,必须是当过党委委员或纪委委员的人,也就是说,要想当官员,必须先过竞选关,形成竞选吃香的局面,产生竞选驱动力。
党委内设常务委员会,由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府首长、政协和法检主要负责人组成。常委会不需要选举,由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直接就任。主要职责是提出对中央、上级党委指示的贯彻执行决议案和本地区大政方针的决议案,以及紧急、特殊情况下的处置案,只是一个重要的议事协调机构,不再是大权独揽的领导和决策机构了。设纪律检查委员会,仍实行上级纪委和本级党委双重领导,只负责查处违反党章和党纪、违反上级党委指示的事,不涉及查处违法犯罪,对党员的教育(包括纪律教育)管理的职责全部交给党委会,纪委把主要精力用于查处案件,包括查处违反党章和党纪、违反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决议、指示、违规发展党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和党员干部不履职尽责等问题。设政法委员会,由党委委员竞选兼任,主要负责对公检法进行政治纪律监督,不得干涉其独立行使司法权。设组织、宣传、统战和选举事务办公室、与人大常委会协调工作办公室,但这些机构人员要大幅精简。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制定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意见,讨论制定本地方党的建设及政府、法检工作的大政方针,倾听党员呼声,最重要的职能是选举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可以说,党代表大会召开的过程,就是党内竞选的过程。
人大内要增设反贪机构和审计机构,均实行由上级反贪机构、审计机构和本级人大双重领导,并撤销政府审计机构(可设内部审计机构)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构成犯罪的才移交检察院)。但人大内设的专门委员会则由专职党委委员兼人大常委会委员、非共产党员的人大常委会委员组成,这也是党委会与人大常委会工作协调运转的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切不可迷信垂直领导,迷信垂直领导的本质还是迷信“人治”。既然已实行了竞选,还是双重领导能贴近实际,有利于经常性了解情况和互相监督。
其实,真正应当实行垂直领导的机构只有四个:一是反地方保护主义的机构,地方选举必然带来保护主义问题;二是编制管理机构,这是克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必需的;三是土地矿产资源管理机构,因为土地关乎根本,矿产不可再生,都是宝贵资源,地方为了发展,往往乱来,不得不严加控制和管理;四是环境保护机构,这些年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阻力说明,这个机构必须垂直领导。
只有实行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专职化、“两长制”、党委委员与人大常委委员交叉任职、党委会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把党委从具体执行工作中解脱出来,才能割断党委与政府的“孪生关系”,真正实现“党政分开”,就是党委与政府彻底分开,实行责任政府。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真正对人大负责,政府官员干不好就得问责和下课,而且还要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批评甚至责骂,这就避免了过去党委与政府一起挨骂的情况。为确保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内必须真正实行首长负责制,决策机构是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首长办公会议,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出了问题由上级负责,不执行上级的就得走人。政府内的党组织不再是决策机构了,是负责对政府进行内部监督和党的自身建设的机构,主要负责对党员的宣传、教育、动员、管理,监督政府官员执行党的决议和纪律,这与过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是很不同的。同样,政府各部、委、局、办和法检内部的党组织也一样,都是行使内部监督与党的自身建设职能,不再具有决策职能。这些党组织书记、委员均由竞选产生,书记不再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兼任,但必须列席单位有关会议,不参与决策表决,但有咨询建议权。书记必须专职,党组织成员可兼职。如此一来,这些机构内部就不再设纪委或纪检组了,由党组织直接行使纪检监察职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角色,使监督的力度比过去大大增强了。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组织活动,按规定过党组织生活。所不同的是,人大、政协、工青妇等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变。
人大常委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可根据各地情况设定一个范围,不搞一刀切。除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政府首长、人大、政协、法检、工青妇主要负责人的党委委员外,其余党委委员均为专职,不兼任任何公职。其工资福利待遇应大大高于普通公务员(但应低于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参选,造就一大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党忠诚可靠、锐意改革的好干部,并提高党委和人大常委会的决策与监督整体水平。但一旦落选,就不能再享受专职委员的福利待遇;一旦担任了其它公职,必须辞去党委委员职务,工资福利待遇作相应变动。
关于政协的职能和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认真解决政协说空话、放空炮的问题。要切实行使参政议政权,对党委、人大、政府、法、检的工作要有法定的知情权与咨询权;还要增加向党委、人大的直接提案权(不是原来那种政协委员向政协会议的提案权),党委、人大必须给予讨论答复。但政协对政治性事务和人事问题的提案权应有一定限制。
但这样一来,由于有党委和人大的双重监督,加之政府内部党组织的监督,会不会造成弱势政府呢?我以为不会。主要是法律将党委、人大和政府的职能区分得很清楚,政府的权威可以得到保障;政府官员有一定比例的的党委委员,他们在党委会上有发言和投票表决权;政府主要官员在党委常委会上有充分利用民主集中制争取支持和理解的机会;在法定情况下,还可以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求得必要支持。
另外,在法定情况下,上级党委可以提请再上一级党委批准,可以解散下级党委,重新组织选举,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所必须的,更是保证党中央的决策在各级能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组织制度。正因为目前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就出现了许多地方党组织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背上级和中央精神而无所顾忌的现象!如果上级党委有权提请解散下级党委,则下级党委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违背上级指示的后果,包括重新面对选举的后果。
六、实行这一改革,就必须认真解决目前党的各级委员会被虚化、弱化、边缘化的问题,实现党委会的常务运作,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合法行使,形成真正的党内民主氛围。
勿容讳言,目前各级党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全在党委会办公地任职,甚至被约束在了下一级的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任职(甚至个别党委常委会委员也不在党委办公地),根本无法思考党委整体工作和全局工作,不在位就不谋其政,造成党的各级委员会相当数量的委员大多数时间内未能履行委员职责;造成党的各级委员会被虚化、弱化、边缘化;造成党内权力不得不过分集中于政治局常委会和各级党的常委会这样的小集体及其书记,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最根本的弊端:所谓的党中央不是实际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是少数人用中共中央或党中央的名义来发号施令;所谓的省市县委也不是实际的省市县党的全体委员会,而是少数人用省市县委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以此类推,造成党内和国家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都是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现行党章中依然要求“个人服从组织”,要求党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实现了少数人从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全党以及控制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党政大权,导致党内权力越集中,党内民主就越难行!再加之军人式的绝对服从,极大地弱化了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少数人压制言论自由,造成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甚至唯我独尊,不利于创新发展,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各级党的委员会被虚化、弱化、边缘化,工作不敢较真逗硬,得过且过,共产党人的认真精神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浩然正气极大地丧失,党的领导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党的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党的事业在艰难险阻中挣扎。这些年,虽然各级注重加强全委会的权力,党委常委会也向全委会报告工作了,但由于党委会的组成人员仍然是小团体说了算甚至个人说了算,常委会仍然大权在握,就必然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
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步,既不是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也不是党代表常任制,更不是在现行体制下的“公推公(直)选”,而是要从党委委员专职化做起,真正把党委会内部的民主搞起来。党委会内将没有大权独揽的一把手,只有党委全体会议召集人、主持人和党委决定的监督执行人,党委讨论决定问题,都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对于克服党内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的弊端的确是一着好棋。
此外,为了全面保证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集体民主决策,杜绝个人专权越权和小团体专权越权,使党的组织制度由旧的军人式的绝对服从的上下级关系,转变成新的民主服从式的上下级关系,就必须将党章中关于党的组织制度修改为“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的正式和书面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的正式和书面决定,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正式和书面决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和书面决定”。这样的修改,将保证人大、政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领导是党的代表大会和全体委员会的领导,党内任何个人和小团体都不能绕过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干涉“一府两院”依法行使权力,更不得以“潜规则”操纵人大的决策与监督工作。
七、实行“两长制”与严格的任期制,使党内民主竞选有一个切实可靠的运行平台。
从实际工作中看,县委和县政府其实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县委书记是事实上的“县长”,县长是事实上的“常务副县长”。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县委把县政府的工作直接做了就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县委、县政府职能交叉、职责不明,难免互相推诿、效率低下,党委还往往成为政府开脱责任的对象。政府难免要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府。当政府犯了一个大错造成群众不满时,人们特别抨击或反对的首先不是政府,而是领导政府的共产党,这一点使党更容易受到攻击,也更难应对遭受攻击的局面,从而使整个党普通得谨小慎微而异常脆弱,经不起公开责难,并且很难在“正常批评”与“恶毒攻击”之间划清界限,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去压制尖锐的批评。对于政府而言,有些政策在任期内因人们一时的反对而被迫终止,可这些好政策要推行一段时间后才能明断是非。这时,如果有抗议政府的示威活动,政府就会恐慌,党也会以稳定压倒一切,中断政策的执行。要走出这个怪圈,实行“两长制”就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有政府在一线顶着,党委可以处于超然一些的状态,回旋的余地很大,化解矛盾和处理问题要好办得多。
县长是一级政权的主角,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局长)由县长提名,报人大任命;部门副职以下官员由县长任命,报人大备案。人大也不能直接对政府工作指手画脚步,人大自身产生不了政绩,政绩要靠政府来产生。因此,书记兼人大主任自身的进步,是依赖于县长的工作成绩的,他不可能眼看着县长把工作搞砸,他会想方设法帮助县长把工作做好,合力取得政绩。当然,如果他助长县长和政府、法检官员的腐败乱来,自然有党代表、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和上级的监督与处理。
此外,假设每一届任期为5年,在严格的任期制下,干满县、市、省三级的副职和正职,最快也到60岁了,那么国家一级的副职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年龄就大了些。所以应将每一届的任期改为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就是这样规定的,自有其道理。这样,即使每一步都不走捷径,最快54岁就可以升入国家一级领导人的行列。
实行任期制,应先选举党代表、党委委员和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两年后选举产生政府,政府产生两年后,改选党委和人大,任期均为4年。这样,党委、人大和政府在产生时间上错开了,保证了选举工作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防止出乱子,不会流于形式,也克服了党委、人大与政府同时改选,把人大当成养老院,或者互相安排落选人的弊端。
“两长制”和任期制的实质,仍然是将原来由“潜规则”主导的党委负责制,变成有明规则可循的选举和任命相结合的官员产生制度,建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
八、取消党委常委会大权在握的领导体制,由少数人特权式的易于被操纵的民主集中制,变为更大范围内平等参与的投票决定的民主集中制,是这一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目前我们党的以常委会为支配的领导体制,是一种维护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特权的体制,尤其是书记和常委一班人处于事实上的不受监督或监督乏力的地位,特别是少数腐败份子和在群众中形象差的人,给党抹了不少黑,结果是我们党的挨骂,而他们却在捞好处,这个道理我们许多人为什么就不明白呢?因此,现在应慎重考虑如何取消常委班子这个领导和决策体制了,从湖北罗田县的经验看是可行的(虽然它实际上是扩大了常委会,缩小了全委会)。只有通过普通党员行使选举权和人民群众参与选举,让人民来监督、检验和选举,才能改变广大党员、党员干部和政府、法、检官员的形象,才能真正把各级党委的决策、人大的决策和监督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起来,这难道不比把大权交给某几个领导成员甚至一把手个人要可靠得多吗?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赢得最广大人民拥护、支持的办法吗?
有不少的人根本看不到常委会大权在握的这种领导体制的危害(县以上党委常委委员“身在此山中”,就更不愿意和不可能看到了),也不懂得它运行的奥秘,所以抓不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甚至天真地寄希望于这种领导体制来启动和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注定要失望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常委班子和一把手并不是领导核心的全部,因为,只有把经过平等竞争选上委员的党委会,建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才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可言,才是我们党的事业的希望。我为何要主张取消地方党的常委会呢?一是因为常委会是一种特权官僚领导体制。进入到了常委圈子,就自然高人一等,特权和好处随之而来,即使不搞腐败、不乱来都难。二是因为常委会是一种易于搞人治、任人唯亲的体制。大凡进入常委会的人,都要在上面寻找靠山,上面也乐于在下面安插自己的亲信,形成官官相护,共荣共辱,甚至生死相依。三是因为常委会是一种运作不公开不透明,难以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体制。进入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关系盘根错节,谁也不是好惹的,只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井水不犯河水,以牺牲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保持平衡运转。四是因为常委会是一种易于被一把手操纵、个人独断专行的体制。五是因为常委会还是一种以势力、靠山定实力、论输赢的体制。谁的势力大、靠山硬,谁说话就有份量,书记也拿他没办法,而且可能让他三分。有人片面认为凡是书记都是大权独揽,这不符合事实,有的书记驾驭不了常委委员,反而被驾空的事并不少,所以这种体制天生就是一种互相牵制和扯皮的体制,坚持真理和主张正义的底线是不牺牲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否则,绝难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六是因为常委会还正在向利益集团或富人代理人的领导体制发展。这些年,许多地方领导人不惜牺牲长远和全局利益及人民根本利益,处心积虑、卑躬屈膝地为利益集团或富人主动送好处,相互捞好处的事还少吗?七是因为常委会还是一种易于打着党组织的旗号,对抗上级和中央指示的体制。这些年,许多地方党组织干了不少胡作非为的事,有哪一件与常委会不相干?常委会如果不同意不支持能干成吗?八是因为常委会还是一种思想僵化、官僚作风盛行的体制。一切以官位出发,一切以私利出发,一切以“和平共处”、明哲保身出发,哪有敢闯敢干的勇气和精神?九是因为常委会还是一种阻碍改革的体制。只要危胁到自己的官位和利益,什么改革也搞不下去了,而且还冠冕堂皇地以党组织的名义来遮掩。只要不取消常委会这个领导体制,地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绝难迈出大步。十是因为常委会还是一种易于搞近亲繁殖、裙带关系甚至世袭制的体制。看一看各级党的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官员的背景,就明白这一点了。以上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党的常委会的弊端显而易见,所以,取消它大权在握的领导体制,也就不足为怪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不少地方搞的削弱常委会的职权、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家都在说监督难、反腐败难、改革难,难就难在常委会这匹“烈马”难以驾驭,问题都出在这匹“烈马”身上,它往往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做了许多违背党中央指示和要求的事,打着党的招牌干了坏事,却是我们整个党在挨骂,而个人却不负责任,这种体制难道还不应该改变吗?所以,把常委会变成议事协调机构,取消它的领导决策权,是有道理的。
九、实行这一改革,必须保证党内有公开的思想斗争。
省以下地方实行“两长制“后,相应地,也实行中央委员的基本专职化以及国家主席、总理、委员长制,不过,委员长不兼任总书记,总书记由国家主席兼任。国家主席有提名正副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公安部长和正副委员长,正副政协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候选人的权力;国务院的其它组成人员由总理提名,报人大通过后,以国家主席的名义任命;全国人大完全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也就是说,总理是中央政府的一把手,委员长是立法和监督机关的一把手,国家主席是代表国家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有一项重要权力,就是法定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不容其它人分享的,确保武力手段不介入党内斗争。国家主席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的职责主要是通过掌管意识形态,驾驭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来获得正确的大政方针。
我国的国家元首叫主席,而不叫总统,是有深刻的制度创新意义的。主席的职权肯定不如总统那样直接和具体,但主席的影响力比总统广泛而长远。如果说总统是个总司令,那么主席就是政治家;如果说总统是个政治家,那么主席就是个精神和思想领袖。
从认识发展的规律来说,党内公开思想斗争是必需的。只有各种思想互相交锋,、互相辩论,才能不断接近真理。要求全党与中央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中央围绕核心保持高度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表面上的,思想怎么能高度一致呢?即使真的一致了,也是很危险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党的历次总路线,似乎正确的少,不正确的多,走过了很多弯路,交了昂贵的“学费”。因此,党内应该允许各种思想派别存在,但各派之间不是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而是相对真理之争。可是,目前这种“党政合一”(党委政府机关虽然分开了,实际上仍然是党政合一)的体制,认识上的争论自然会转化为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与其说是发表意见,还不如说是表态,很多人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某种思想得以实行,不是因为这种思想本身的正确,更多的是持这种思想的人的力量对比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站队”。在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残酷性,不允许过多地讨论,只有依靠最高指挥员的天才;在和平年代,如果还依靠天才来产生正确的思想路线,其代价就太大了。战争年代无数将士的无谓牺牲、惨重的血的教训和战争的成败,可以立即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和平年代,路线是否正确,如果要让实践来检验,就是让时间来检验,一项大的国策,基本上要20年左右才能看出效果,我们要到现在才能给邓小平理论下一个基本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认识接近真理的必要条件是合乎逻辑,合乎逻辑还不是接近真理的充分条件,但不合逻辑就一定不是真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来检验,那么科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科学只够资格当政治的奴隶了。所以,必须在党内开展公开的思想路线斗争,在斗争中发现真理,前提是思想路线斗争的过程不影响国家的权力运行,只是最后的结论对国家的决策起作用。
由于国家主席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处于政府和立法监督机关之上,不能对政府和全国人大的工作介入太深。因此,总书记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某些同志所持的政见就改变他的职务甚至处理他,即使要换他也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这样,给了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机会。而且,由于竞选机制实际上就是政见的较量,生存的压力促使大家去思考、去探讨,在各种意见的交锋中形成几派,最后往往是两派顶多三派;有公开的派系不要紧,只要他不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你就不能因为他是哪一派的而对他怎么样,必须等到改选的时候才能动他;这反而成了好事,比以前凭个人识人选人强多了。党的领袖,就是要善于审时度势,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正确引导争论向真理接近。
我们党还有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时刻与党内可能滋生的背离党和人民利益的思想做坚决的斗争。这也要求我们党内思想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如果党内在表面上一团和气、高度统一,就不好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只有等到某些人完全滑落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才开始“排队”,开始清除,却不能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教育和挽救同志。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我们党只有在这种不停的思想斗争中,才有活力,才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永不变质。
国家主席的任期,可改为6年。如果国家主席是在某届人大换届前夕产生的,他要陪完全这届人大,到下届政府换届,即任期6年;在政府换届前夕产生的国家主席,要陪完这一届政府,到下一届人大换届,任期还是6年。一个人最多可以连任两届国家主席。
相应地,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由5年召开一次,改为6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首先由现任总书记作工作报告,然后,由党内各种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会上发表政见,让代表团们评议、争论、投票,推举出两个国家主席候选人,再由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出下一届国家主席。国家主席选举出来后,再由全国党代会直接把国家主席等额选举成党的新任总书记,并由新任总书记发表讲话,即党代会的闭幕词。
由于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的,处于超然地位的他,可以将党内思想斗争形成的正确路线,通过现代媒体手段和法律法规转变为全国人民的思想指南,让全国人民都来监督处于他和老百姓之间的政权机构。这也符合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中国式的民主,是简单有效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地方党的代表大会,主要的是竞选会,并讨论如何执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指示,应取消那些不切实际、会后就丢的长篇大论。由于地方党的委员会是竞选产生的,完全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的正式和书面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的正式和书面决定,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正式和书面决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和书面决定”,这就为党内思想斗争搭建了平台,而且也保证了党的统一。
十、实行这一改革,既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又可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也是一种更加先进、崭新的政治体制。
(一)实行这一改革,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权威。我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各地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着什么方向和目标前进,要听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和中央的,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做到下级党组织服从上级党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不允许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领导制定的法律法规,要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改革后,上级党委实际上有解散下级党委的大权(目前,由于上下级关系错综复杂,主要是少数官员与官员之间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处理干部阻力重重,甚至官官护,解散下级党委就难上加难),中央有解散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力,这就会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中面的政策会得到比过去好得多的执行。过去中央的许多好政策为何执行不下去或执行时打折扣?就在于地方党的领导人“官帽”无忧,为了局部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做了许多违背中央指示和要求的事,而且很难受到追究,由于司空见惯,不听招呼的较多,事实上也无法追究。而改革后如果再这么干,就必须面临重新选举(有可能被选下去)的局面。此外,政府、法、检的工作受到了党委和人大的有力监督,并与人大、政协、工会等一样,必须执行党委的正式和书面决定,党的领导仍然是具体实在的,党的集体领导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党委与人大通过决议后,要分工书记、副书记和人大主任、副主任或资深委员,负责监督(不是插手)决议的执行情况,这样更能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总之,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地位会更加巩固,党委的领导权威会更加树立,人民群众会更加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执政。
(二)实行这一改革,可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委委员与人大常委委员交叉任职、党委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行动,使党委、人大、政府、法、检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了,决策和监督都要光明正大地摆到桌面上来,大大减少了个人因素在运行机制中的影响。虽然党委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没有变,但党委的职能和工作方式被规范起来了,解决了党委包揽一切、领导干部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人大的工作要依法受到党委的领导、制约和监督,这也是使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拨乱反正的体现,过去我们确实没有认真反思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方面在表面上把人大抬得很高,好象权力很大,另一方面又不敢放手让它发挥作用,把它看成橡皮图章,并不给它实权,走了两个极端,而且,我们还忽视了国家权力机关本身也需要监督制约这个问题。改革后,政府能真正负起责任了,党委和人大常委会的双重监督,使政府切实转变作风,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及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机关有了更好的保障;法、检两院的负责人由于要得到党委和人大一致投票通过才能任免,通过人事权干涉司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两院的经费由党委、人大常委会决议保障,其受地方政府制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且也要受到党委、人大的双重监督,其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会大大加强;政协的优势得到了新的发挥,由于增加了向党委、人大的提案权,从而增强了实际参政议政的能力。由于党的纪委转变了职能,不用越俎代疱了,使执行党章和党纪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将对党的自身建设发挥突出作用,党的全面建设会有新的进步;由于撤消了政府的审计机构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无疑加大了反腐肃贪的力度,腐败这个老大难问题会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建立了直属中央政府垂直领导的编制管理机构、反地方保护主义机构、土地矿产资源管理机构和环境保护机构,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地方保护问题、土地矿产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也严格管理起来了。此外,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党内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党委书记只是党委会、常委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再也不是一把手了。由于党委委员是竞选上的,在参与决策时会有自己的独立性,看脸色行事和什么事都由少数人说了算将成为历史,党委的决策更加制度化和科学化了。党委常委会实际上是由固定职务的党委委员组成,只是个议事协调机构,不是大权独揽的决策与执行机构了,过去那种少数人搞民主集中制容易走样从而形成特权和腐败,个人专断导致决策失误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三)实行这一改革,是在现有的架构上进行,不会引起大的震荡,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检机构没有增减,其内设机构也不需作大的变动,主要是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完善运行机制上做文章,不会引起大的震荡,这对稳妥地推行改革,稳定人心,保持大局稳定是很重要的。按照这个设想进行改革,无疑需要从制定新宪法和修改党章开始,但这恰恰可以通过新宪法和新党章把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预先确定下来,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致于迷失方向和失去控制,也堵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不良图谋的机会。这比从下到上试探性的、探索式的改革,方向和目标要明确得多,也容易把握和有序得多。新宪法和新党章通过后,就应进行一次宪法、党章学习教育运动,宣传教育和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依法治国意识,使依法治国人人皆知、深入人心。接着就要进行改革的法治准备,成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以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得到尊重和改革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分步实施。改革必须从下到上、从党内到党外、从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到一般地区、直辖市、省到民族自治地方逐步推进。但可以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先在农村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以培养依法选举、民主参与意识,并作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步骤。为什么说这个改革设想对于克服来自党内的阻力有利呢?一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进退去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冲击和震动。就党委委员选举而言,可以设定预备选举期,现任党委委员包括常务委员有足够的时间树立良好的形象,都有争取再选取上的机会,不是一下子就去官失位,大多数人仍然经得起选举的考验。即使落选了,还可以保持待遇不变。二是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进退去留是通过选举来决定的,这比由上级党组织或领导人决定要容易接受得多。过去我们的机构改革往往半途而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在于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承担不起牺牲部份人利益的责任,大多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折中态度,导致机构越减越多,人员负担越来越重。而通过选举来优胜劣汰,从心理承受难易程度来讲,是人人不得不面对的事情,要容易承受得多。三是有利于建立起真正的公务员制度。凡是需要竞选上党委委员才能担任的公职,自然就可以逐步从公务员队伍中分离出来(可保留待遇),反之,不参加党内竞选,则只能认认真真当好公务员。参加党内竞选者一旦当选,则工资福利待遇大大高于公务员,但一旦落选,就不能再享受党委委员待遇了。另外,不吃财政饭者一旦当选(包括农民),也有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下次落选或不参选了,则工资福利待遇也没有了。这也是鼓励参选,保持责、权、利平衡所必需的。
(四)实行这一改革,是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特色、更加先进的一种崭新政治体制。改革后,我国仍然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只不过民主集中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了,少数人大权在握、包办代替、变了质的、靠不住的那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大多数人参与的民主集中制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甚至飞跃。我党是一个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大党(相当于世界上中等国家的人口数),绝大多数党员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应当把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作为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来看待,真正实现了地方党内的民主竞选就是一个了不不起的进步,再加之人民群众的有限参与选举,使党内选举与人民群众选举在围绕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这个民主的根本目标上统一起来,这就是中国式民主的特色。我们要明白的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应囿于一种或某种模式,我们应该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利于实现民主的目的、易于推行的民主模式,把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起来,而别人对这种民主模式怎么看,世界上有没有这种现成模式,并不是一种值得看重的问题。为什么说这是更加先进的一种崭新政治体制呢?是因为它既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和制衡、自由普选有本质的不同,也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上质的飞跃,是名副其实的伟大变革。这种体制吸取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科学合理的内容,克服了其固有的缺陷,同时,又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找到了真正实现民主目的的正确道路。它的先进性还在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了,既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又有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和把握方向,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十分明确,执政党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体制的先进性。
十一、实行这一改革,必须讲究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既要使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又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把阻力和震荡减少到最低限度。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任何改革都要艰巨的伟大事业,既然,改革是迟早要做的事,那就必须认真研究和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实行这一改革,最重大的战略变化,就是改变从下面开始探索试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采取中央总体规划,明确方向、目标和路径,通过新党章、新宪法和执政党执政法固定下来,然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下至而上,逐步推行。要注意的主要策略是:
(一)变“要我改”为“我要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猜测,无非是自我进行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径不明确,出现了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满意,而敌对势力又想乘机兴风作浪,钻我们的空子。与其被动防备“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不如积极有序地启动和推进改革,把改革的主动权牢牢抓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手中。
(二)积极而不盲动。所谓“积极”,就是中央要尽早把总体规划和部署拿出来,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更不能继续搞“跛足改革”;就是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尽可能有一个时限概念;就是要放弃小修小补、权宜之计式的试点,防止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的“乱摸石头过河”。所谓“盲动”,就是脱离了中央总体规划和部署的所有改革试点,遍地开花;就是把党委总的运行机制改革置于次要地位,动辄就搞什么直接选举;就是不切实际,易于带来大的震荡,难以预料和掌握的蛮干;还有一种盲动,就是越南这次全国党代表会搞的差额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这样做,如果真搞选举,不仅容易搞乱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而且可能导致党内权力之争,甚至党的分裂,但如果只做做样子,又可能失信于党员和群众,也影响党的威信和形象。所以,对于前些年不少地方搞“广收薄种,遍地开花”式的试点,应该好好总结和反思,对于各种盲动的做法,应予停止。
(三)依靠党内锐意改革者来推动。笔者不主张区分什么改革派与保守派,那样做会打击一批人,不利于团结最广大的积极力量,削弱改革力量,而且改革派与保守派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但锐意改革者如何发挥作用呢?当然,是通过党内竞选亮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通过竞选而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机构党委会,通过在党委会内的思想斗争,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发挥改革作用。如果不搞党内竞选,改革者如何能大批进入决策层?如何能够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更新换届需要多长时间才成?而且,通过提拔任用把改革者扶上来,有一个最大的不利:扶持了改革者,就培养了反对者,就增大了改革的阻力和反对改革的力量。所以,大量提拔任用“自己人”未必就是好事。“志同道合”的关键是“志”要同,然后才能“道”合。
(四)把党委搞坚强,使之真正成为改革的领导核心。有的人主张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好象是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其实,这属于隔靴骚痒,何况,人大代表真有那么高的素质吗?真能担当如此重任吗?不取消党委常委会的大权,党委会不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党委与人大之间“潜规则”不打破,指望用人大代表专职化去以卵击石,不是幼稚可笑就是无奈之举。
(五)成立中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具体负责改革的规划、部署、实施和监督。当年毛泽东同志成立中央文革和邓小平同志提议成立中顾委,虽然有缺点,但却是很好的借鉴,也是智慧的体现,过分依靠体制内的现成力量,克服阻力谈何容易。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改成别的名字。
(六)以修改党章和宪法,制定执政党执政法为先导。对党员进行一次真正达到目的的新党章教育活动,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新宪法教育运动,使依法治国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当然,新宪法和新党章的通过,最好能扩大表决范围。
(七)成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实现宪法权利可诉。它应独立于人大,以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得到尊重,保证改革在宪法、法律和法治的框架下规范实施。
(八)洞悉人心,洞察人性,既留有余地,又不必过分夸大改革的阻力。过去我们的改革往往半途而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在于是用小团体决定甚至个人拍板的办法,导致各级组织和领导者承担不起牺牲部分人利益的责任,只好采取实用主义的折中态度,“撂平”就行了,结果机构越减越多,人员负担越来越重。而通过选举来优胜劣汰官员,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从心理承受难易程度来讲,是不得不面对的事情,要容易承受得多。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官员不是真正选举上来的,虽然有不少人胡作非为、官官相护,但他们的官位却是最不稳定的(领导人一句话就可让他下课),他们一般不会因为落选了就闹事。因此,不必过分夸大来自各级官员的阻力,只要中央决心大,坚决改革,就不怕他们“造反”,他们都是聪明人,终归没有什么“造反“的力量。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的阻力大多来自于高层和党的常委会领导体制。此外,这样改革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进退去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冲击和震动。就党委委员选举而言,可以设定预备选举期,现任党委委员包括常务委员有足够的时间树立良好的形象,都有争取再选取上的机会,不是一下子就去官失位,大多数人仍然经得起选举的考验。因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进退去留是通过选举来决定的,这比过去由上级组织和领导者决定要容易接受得多。何况,即使落选了,还可以保持待遇不变,甚至适当增加待遇。
(九)改革要着眼于建立起真正的公务员制度。凡是需要竞选上党委委员或当过党委委员才能担任公职的人,自然就可以逐步从公务员队伍中分离出来(可保留待遇),反之,不参加党内竞选,则只能认认真真当好公务员。参加党内竞选者一旦当选,则工资福利待遇大大高于普通公务员,但一旦落选,就不能再返回公务员队伍了,只能享受相当于公务员的待遇了,既可以下届再选,也可以自职业。
(十)改革必须为今后完善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搭建平台。改革以实现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开始,但不应止步于党内民主。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党内民主竞选改革并达到预期目的后,执政党的执政权来源于公民的问题必须逐步加以解决。而这一改革,恰恰为解决这个重要问题提供了基础。将来其具体完善办法是: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只有既是人大代表同时又是党代表的人,才有资格竞选党委委员。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共产党的执政权由人民授予,所有的党委委员在竞选人大代表时,都得到了人民的授权,由他们组成党委会,当然就具有合法的领导权了。这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困绕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十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面。众所周知,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处境艰难,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多。而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自然而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代表,加之中国又是较早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举世公认成就的国家,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在此前景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好,抓住了主动权,其榜样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将会更加巩固甚至扩大,反之,则会出现更加往资本主义阵营“一连倒”格局,这对我党我国是不利的,对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利的。在这一点上,必须有战略眼光和远大目标,并为之作出百倍努力。

参考文章:1.《关于“两长制”与“两会制”》,作者中尉(网名);
2.《维护宪法最高权威,建设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者游宏坤;
3.《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用“两会分立,合力行权”激活省以下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作者章言。
二OO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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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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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八亿中国人那时变成了一个思想,并非全是后来所说的中国人缺乏独立人格,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毛泽东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简单说,马克思就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极权。在毛泽东思想中,这一东一西相差两千多年的二者被结合得天衣无缝。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因此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唯有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马克思是从理性和逻辑中推出其理论的,毛泽东却在其西方理性的背后,找到了中国政治所需要的“天道”。“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一旦能得到“天道”,就成了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人类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一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被马克思雄辩地论证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马克思以严密的理论论证了工人阶级是带领劳苦大众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按照这样的逻辑往下推,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化身。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是真心信仰的,他认准了“私”是万恶之源,彻底改造人类社会的道路只能是化私为公。经济公有化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需要消灭人头脑中的“私”——那也是公有制经济的前提,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不可能在公有经济中努力劳动和“奉献”。毛泽东在其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中一定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私”的阻力,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也正是此种思路的写照。他熟知人性之劣根,知道向建立“公”意识的每一点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每一点松动却可能导致相反的一泻千里,前功尽弃。在他看来,与他一道夺取权力的那些战友在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就眼前发展经济而言,利用人“私”的一面将会产生高得多的效率,然而那正是他认为应该被消灭的一面。在他眼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不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古往今来的任何统治者都能治国,而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则是开天辟地的,是天降于他这个历史人物的大任。为此,他不能容忍“坐天下”的庸人思路,这成了他与其战友之间最大的立场不同。毛泽东自言一生所做“两件事”的第一件——“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不过是王朝周期的重复;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才最能体现他的意识形态之独特。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被概括为“斗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个人乃至全体人民的人性,“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批修”则是针对他以往的战友和部下,在他眼中,他们已经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的那一套(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总是围绕着“私”字打转,那正是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包括他们个人的“私”也在日益膨胀,正在蜕化为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老爷。毛泽东晚期的惊人之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判断。

归纳和总结他的尝试,他最终企图建立这样一种结构解决他对执政集团的担忧: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将其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监督和制约,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即是这种尝试的集大成。

邓小平应该说是一个与理论几乎不沾边的人,我们党的“第三代”推出“邓小平理论”,目的纯粹是在理论之外,其目的类似于华国锋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可以借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来分析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但只是谈他的实践而已。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获得巨大改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不能不承认的。然而,从意识形态的技术层面上看,邓小平理论存在一个根本上的分裂——在继续供奉毛泽东“天道”的同时,邓把毛泽东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保留下那个极权政治的部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不但无法与毛泽东思想的“天道”相合,并且正好是最被那“天道”所否定的。邓小平使我们党从毛泽东时代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党变成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追求的实用主义执政党,本来是一个向现代国家和政府转变的进步,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然而邓小平却要保留下毛泽东思想的外壳,当中国民间发出否定毛泽东的强烈呼声时,他还要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充当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要保留毛泽东思想的另一半——极权政治。如果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极权政治就会随之遭到否定,也会对我们党及他本人的权力形成挑战,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


虽然以“私”为杠杆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失去了“大锅饭”式的经济平等,社会出现日益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毛泽东后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这种政策的逻辑结果必然要使“先富起来的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们超越“天道”中的“领导阶级”——工人及其它劳动者,成为社会新宠儿和主导力量。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与其继续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由于毛泽东时代对“私”一概拒绝利用,从而使太多有效的经济手段白白闲置,那本用不着“设计”,都是人类自古使用的,只要意识形态的限制放开,随手拈来都会产生巨大效果。所以那时出现了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改革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贫富分化只体现为相对差距,全社会普遍得利,因此上述分裂还不会导致问题,劳动者也有容忍余地。不过那并不意味着群众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分裂,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打下深刻烙印,只是人们更愿意要实惠而没兴趣追究意识形态问题而已。然而保持这种不追究的前提是必须有实惠做为交换。一旦到了改革收益耗尽、实惠减少甚至需要倒付改革成本的时候,绝对贫困逐渐成为大众面对的生活现实,就业、医疗、养老等原有保障化为乌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同时另一面是富有者的骄奢淫逸、权钱结合和对公有财产的巧取豪夺,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就将重新回到底层群众的意识层面。



五星红旗理念,首先是五星红旗的四个象征意义,表述了我们国家的主要特征,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码目标是五星齐全(台湾、蒙古回归);五星红旗理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从此不用“开左灯向右转”了;五星红旗理念,揭示了事物在和谐发展阶段的矛盾运动的一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完善;五星红旗理念,是以民为本(不是以党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尊重人性、崇尚自然的科学的发展观。

从可行性上来说,如果撇开当前一党制的现实,实行西方的民主法治,是行不通的;越是理想化的完美的制度,越难落到实处;企图一步到位是很不现实的。但如果长期靠党内建设来维持现有的稳定,腐败只会越来越严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效果谁都不会有信心,老是担心重现苏共解体的局面。因此,必须有一套既符合我党历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能承上启下的、中庸的理论。五星红旗理念,在中共历史、中国文化、国际潮流这三者间找到了最佳的切入点。可望成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的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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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理念 
 
作者:中尉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点击数:711    更新时间:2005-9-16 


我们共同拥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物,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几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而且以一种很美的形式表示出来了。五星红旗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和谐发展”哲学思想的图腾,是对完整的执政理论的形象表述。

一、 五星红旗系统地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明确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广泛征集国旗设计方案,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亲自投了稿,共征得三千多份应选方案。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讨论,经毛主席批准,选中了一位普通工人曾联松先生设计的红地五星旗方案。最终采纳了周恩来、张治中等人士的提议,去掉了大五角星中的红色镰刀斧头图案。
当时公布的国旗的象征意义的完整表述为:“红旗上的五颗黄色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根据这个表述,国旗图案应该是镰刀斧头右加四颗星才对。而且,当时并没有哪个国家采用这样的国旗,苏联国旗是镰刀斧头下加一颗虚的五角星。新中国的国旗为什么要采用五颗星图案呢?这个图案有个明显违反逻辑的地方: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只是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说共产党是工农联盟(镰刀斧头),也只是工人农民的一小部分。部分怎么能比整体还大呢?
今天,根据宪法精神来解读五星红旗,我悟到了周总理当时的提议的博大而深远的意义,由衷地佩服他的睿智。这位曾经留学日本和西欧的世纪伟人,早就科学地预见到了人民共和国的长远未来,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博得了毛主席的认同,将这种预见写在了中华民族的旗帜上,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其实,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完整而且严格合乎逻辑的:
(一)、五星红旗象征着以汉文化(注1)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团结。
红旗上的五颗黄星对应人民币上的五种文字。
中华民族包括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壮等其他少数民族(注2)五个部分。
(二)、五星红旗象征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
一颗大星代表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家庭联产承包式的农村集体经济(更接近个体性质,但土地是集体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
(三)、五星红旗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
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其他党派。
(四)、五星红旗象征着一国两制。
四颗小星分别代表香港、澳门、台湾、蒙古(注3)。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劳动为主导,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 


“社会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只剥夺他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真理本身。
对于一个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真理;真理本身是不必检验而且无法检验的。
为了说明问题,举一个极端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测量某个物体的长度,其精确值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体本身固有的长度,在这里我们称之为真理本身;我们的测量活动就是实践,测量结果就是对事物的认识;我们的测量结果可以接近精确值,但永远达不到精确值。显然,不能用我们的测量活动来作为检验精确值的标准,更不能用某位大师的一次测量结果来作为检验精确值的标准。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注意,马克思的表述里面并没有“唯一”一词)是一句省略语,完整的说法是:“某个认识(命题、理论)是不是接近真理本身,可以通过实践的结果来检验”。看清楚了,是检验某个认识,而不是检验真理本身。又比如,某人说圆周率=3,你可以通过多次测量来否定他的这一认识,这就映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也可以在圆内作内接正六边形来证明圆周率大于3,可见实践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再说回来了,我们说“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真理本身,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正确的前提和正确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就象一个数学公式一样。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目前的繁荣来检验这个真理本身。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其发展趋势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增强综合国力,就是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这句话就象“人是要吃饭的”一样,虽然没错,但也谈不上具有理论上的意义。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继承,主要是否定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极少数人占有,即实现公有制,使生产力中的要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主要按(活的)劳动量来分配劳动成果(剩余价值),也就消除了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整个社会趋于平等而和谐,生产的效率也就更高了,绝大部分人的人性得到更好的尊重和发展。
这么说来,公有制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对,就这么简单。需要指出的是,公有制并不等于国家所有制,也不等于国家所有制加集体所有制。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实质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给工人发工资并且拿走了剩余价值,充当了资本家的角色,而工人们并没有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资产。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不是公有制的好的实现形式,国有制很容易走向权贵所有制。因为,就人性来说,在我们预见得到的将来,恐怕没有人能够象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来关心公共财产,这就决定了虚拟的公有制没有希望。人们的积极性恐怕还是要通过人格化的资产组织方式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古人云:人无恒产,便无恒心;人有恒产,固有恒心。这一判断,至今可以说仍然没有过时。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最好的实现形式就是一个生产组织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有自己实实在在的资产,即在这个不可分割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中占有自己的股份。这样讲并不是说目前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公司内部绝大部分员工及公司外的广大中小股民根本没有发言权。我国目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所谓改制,是腐败官僚政府与黑心资本家相勾结,将本该属于全体职工甚至全国人民的财产,贱卖或者白送给极少数人,而让广大劳动者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这哪里还有一点点公有制的影子?纯粹是复辟资本主义!公民如果没有自己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就没有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对一个人的生存资料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他的意志有控制权”,想想今天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艰难处境,我们党对得起用鲜血染成五星红旗的数百万革命先烈吗?
公有制,最起码要有三层意思:第一,不可分割的社会公共财产,在法理上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更不属于哪个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公共财产的所有权。第二,对于可以分割的公共财产,比如国有企业的资产,其所有权属于企业的全体职工,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所占的比例是同等的,不存在管理者随便让职工“下岗”的权力;在“改制”的时候,不存在谁优先的问题,每人都占有等额的一份,如果企业有债务,那是经营者(实际上是政府)的事;政府要么保证好所有职工的医疗和养老,要么把职工所占的股份折算成现金(有个最低限度,起码要保证医疗和养老),让接手的经营者向职工购买他们的股权;职工也可以持有这份股权继续在企业做事,享有这份股权所赋予的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利,我们党希望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这样才体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第三,每个公民,从他出生的时候起,他就在国家享有一份天赋的财产,至少要分给他一块地,要给他提供义务教育;国家如果不能向他提供土地和教育,就把他的这份土地和受教育的机会折算成钱,在他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抵购房款,上学的时候抵学费。总之,社会主义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私利,即维护劳动者的私利。有一个比方,虽然不是很恰当,但能类比说明问题:共产党并不是象解放前国民党宣扬的那样共妻,而是坚决反对当时的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让几乎所有的适龄男人都有老婆。(现代生物科技已经可以克隆牛和羊了,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克隆人呢?也许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又将返回到原始社会那种没有婚姻关系的状态,还真的不好说。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不可能是全社会的人都没有私有财产,只能是大家都有相对平均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最终会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好比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战争也没有军队的,为了最终取消军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得养军队并且还得善于战争。)
劳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范围很广,包括脑力和体力,决策、管理、经营都是劳动,连政府发号施令和法院的审判活动都可以视为劳动。劳动有一系列天生不适应社会经济交换的特点。劳动都是具体的,任何劳动的意义都是劳动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劳动一旦抽象化就不是活劳动了。活劳动最伟大的创造性全在于其“活”、全在于其“具体”。劳动二重性理论中的“抽象劳动”必须先变成死劳动,必须先转换为货币、资本等一般等价物,才能实现抽象性的具体存在。交换要求抽象化,不但一般等价物是抽象化的,市场经济还将各个领域的要求抽象出来与货币迭加,生产出各种金融工具。市场经济的高级交换领域是各种抽象符号的运动。活劳动的创造意义不能数量化。凡是可以稳定、准确数量化的活劳动本质上都能够机械化、自动化,并且迟早可以实现;机械化加信息化正在完成这个任务;福特制、泰勒制都是用管理的办法,用机械流水线使活劳动固定化,使(活)劳动模式化为“类”死劳动,从而达到量化的目的。现在的“按劳分配”搞得最好也仅仅是按“劳动成果”分配。但活劳动一旦成为“劳动成果”,尤其是在市场交换中形成价格之后,活劳动的集体性、创造性意义就都固化了;其价格形成更是包涵大量市场的因素。越是高级脑力劳动,越是创造性劳动,越难以定量衡量。而商品交换必须稳定、准确地量化,才能发展为灵活、广泛的竞争,商品经济才能发展为市场经济。劳动不能抽象化,不能数量化,不能储存,不能与人身分离的天然特点决定了它在市场经济机制中只能处于基础地位。只要搞市场经济,劳动必须先转化为资本,才能在社会中运动。在私有制环境里,这个生产力要素关系的人格化就是资产阶级驾驭、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劳动必须听命于资本,因而必然受资本剥削。
从生产力的结构看,(活)劳动毕竟是唯一的有机因素,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要素。资本主导劳动的机制按私有制人格化之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始终倾向于生产资料一方(它的权力来源),倾向于生产力的无机方;即使是科学技术也得拜倒在它脚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整套使科技从劳动方转移到资本方的办法和手段。这阻碍了最活跃、最有基础作用的多数劳动者与科技结合,阻碍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从长远观点看,这里蕴藏着能够解放出来的新质生产力,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空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劳动主导资本,或者说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依据)正是体现在劳动主导资本。因为生产力越发展,劳动就越复杂,也越难稳定、准确地量化,而且劳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起的作用也越大。比如,医院、大学、运动会等,显然不宜以投资人为主导,而要以医生、教授、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主导。又比如,一架先进的飞机价值十多亿美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劳动怎么计算?他们中的任意一人的一个小小疏忽,都有可能让数以亿计的资本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艺术家的劳动一旦与资本挂钩,其品位就变了。教师、医生、律师、官员的劳动,硬要去亲近资本,必定产生丑恶。总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那一套复杂的活劳动转换为死劳动最后量化为资本的机制,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负担——交换领域的成本太大了,越来越偏离人性,效率越来越低,还不如按劳分配来得简单而且高效。而且,更多的资本已经脱离生产领域,形成了几乎与生产不相关而类似于赌场的资本市场,即资本已经严重异化,早期的市场自由竞争沦落成了后来的投机赌博;这样就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换算更加复杂化,已经到了目前所有的数学知识都解决不了的程度。物极必反,按劳分配成了人类自身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前提是公有制。
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到今天的过程,其实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越来越多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向公有制靠近的过程。这恰恰映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必然趋势的论断。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益。如果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社会,资本是社会生产第一要素;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信息社会,信息(知识)是社会活动第一要素,人们追求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
我们的五星红旗,体现了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以多元产权的公平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商品经济制度。

三、共产党只代表无产阶级,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革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四个部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后来是个体工商户,再后来是民营公司。即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三个代表”出笼前后,伴随着“改制”狂潮,腐败官僚与黑心资本家勾结,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贱卖甚至白送给了极少数人,形成了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而广大职工则被“买断”、下岗,沦落为资本家的打工仔,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五星红旗象征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还有家庭联产承包式的农村集体经济(更接近个体性质,但土地是集体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对应的五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包括职工、干部、下岗工人)、农民阶级(包括民工)、小资产阶级(也叫小生产者,主要是个体劳动者或个体户)、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包括腐败官僚)。
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说的在党内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判断一点也没错。从逻辑上讲,产生资产阶级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上的精英们,都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实现自己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从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是自然的,而维持公有制则需要国家的强制力。还是那个比方,公有制好比一夫一妻制,私有制好比一夫多妻制;如果没有国家的法律强制,有钱有势的男人总是要多占有女人,而很多穷人会因此没有老婆。
而且,相对于资产阶级,劳动人民是弱势群体。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意义,就在于共产党是代表弱势群体,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社会力量的平衡。好比法律维护一夫一妻制,富贵人士虽然心中不满,但他们也不好公然反对。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可以通过资本来奴役劳动人民,如果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共产党还要去代表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指定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一旦共产党代表了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多党平等竞争反而成了合理的要求。
“改制”再往下走,是极其危险的,将导致红旗落地。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在财富聚敛得差不多的时候,将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提出强烈的质疑,打着“民主”的旗号向“专制”发起攻击。他们巴不得共产党早点倒台,他们可以象现在的俄罗斯新贵(其中大多数是前苏联的掘墓人)一样,利用已窃取的资本去公开地合法地奴役劳动人民。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句话最早是毛主席说的,精辟、深刻而且通俗、形象,表达了一种可以意会却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述的意境。
宗教概念和民族概念的情形有些相似,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无法准确用语言来下定义。一般来说,本文倾向于这样认为:一种社会组织、信仰、行为规范现象,在此范围之内的人们都相信神的存在,并且乞求神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当他们接到自认为是神的指示之后,原则上又认为必须按神的意志行事,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神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修炼),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宗教。在不同的宗教里,神的人格化程度(明晰度)不同。道教的人格化程度不如佛教,儒教的人格化程度不如道教,以至于儒教基本上不能归入宗教的范畴了,很多人认为道教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信奉超乎人的神的存在,自然规律就是神的意志的表现,人与神是相通的。
毛主席所说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的情怀:信仰+牺牲精神+敬畏+为善的道德+组织体系 等等。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相信人格化的神的存在。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又必须相信类似于因果报应的普遍规则的无所不在。就象我们虽然不知道引力是靠什么物质传递的,但我们必须相信引力的存在,不过我们也知道,引力不是神的意志的表现。那么,这里所说的普遍规则到底是什么呢?我也说不好,更不能下定义,还是请您慢慢地从下面的文字来感悟吧:
地球、水星、火星等行星绕太阳做圆周运动时的向心力等于太阳对行星的引力,而行星的初速度又是怎么来的呢?牛顿说是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当然,人格化的上帝并不存在。但赋予行星初速度和初始物质的客观事实还是存在的,在本文,我们姑且把它称做上苍吧。
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地球的公转、自转和扰动形成年、月、日和四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太阳系里,有的行星(比如金星)自转一周的时间比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还长,即所谓日比年长。看来,上苍对地球的偏爱,就体现在它最初的一个偶然动作间。这个偶然的初速度和地球表面的初始物质分布,注定了地球上万万千千的事物的由来。我们地球上的一切事情的最开始的根源,就存在于这个初速度之中。要改变这个速度,是一个天文数字般漫长的过程。
至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普遍规则理解为宇宙发展的大趋势;再小一点,就是地球运动的初速度注定了的自然规律;我们人类的发展规律就包含在这个大趋势之中。再看抛硬币,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都是独立的、不相关的,但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很多次抛硬币的结果是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机会各占50%,大量的实验会说明这个50%是个定数,不可改变。按照宗教的思维习惯,给这个大趋势或定数取一个人格化的名字,暂且就叫上苍吧;按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把上苍理解为自然规律、公道、天理;数学说,上苍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分布规律;物理学则说,类似于引力是物质在空间维上表现形式,上苍则是物质在时间维上的作用规律;按照形式逻辑,上苍是终极真理本身的总和。
上苍是和谐的、美的、公正的。看似不公的事情,其实隐含着长久的公道。比如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如果没有食肉动物,食草动物会过度繁殖,把草根都啃光,最终自身也不复存在。但如果食肉动物象人类一样贪婪,一次将许多食草动物咬死,作为财富储藏起来,上苍肯定不会坐视不管。上苍不会管你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但你多次抛的结果跑不出上苍的设定。
上苍是明白的,对宇宙间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上苍用所有的生物都能读懂的语言昭示了宇宙的自然法则,谁违背了这些法则,迟早会得到报应。海平面上升和内陆沙漠化就是上苍对人类过度掠夺资源的报复,“非典”和禽流感是上苍对人类残食另类的警告。
地球并不是为人类而存在;相反,人类只不过是地球无意间生出来的一个怪异儿。人类富裕,地球贫瘠;人类辉煌,另类灭亡。任何缺乏互利的寄生物最后都会与宿主共消亡。地球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主人殿堂中飞舞的几只蜂蝶。
人类及生物的进化动力并不是自身产生的, 而是在上苍力量牵引下进行的目的运动,如果试图失去这种神秘力量的牵引,生命的进化便会加速灭亡。
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宇航员登上了月球,飞船登陆了火星,似乎验证了“人定胜天”;我们对物质的认识已经深入了原子核内部的基本粒子,人类似乎可以狂妄地否认上苍的存在了。
可是,面对20世纪后地球环境的持续恶化,人类却无能为力。就全球范围而言,工业化的发展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越进步,地球的环境越恶化,人类自身已经很难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回顾地质史,恐龙以其庞大和强大,淘汰了几乎所有对手, 最后自己却在孤独中死去。科学家已经预见到了人类的末日正在逼近我们不久的将来的子孙。
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自然,相信上苍。人类要想在地球上长期生存下去, 就只有半饥半饱地生活,就像所有的动物那样;因为地球母亲的乳汁不能让60亿孩子都吃饱。当然,以人类今天的文明,不可能回到动物时代,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动物,再高等的动物也还是动物。这就要求我们具有一种宗教的情怀:相信上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自我、善待自己周围的一切。
宗教情怀的核心是相信善恶有报,自觉行善积德。虽然科学不能直接证明善恶有报应,但科学怎么也不能间接证明宇宙间不存在因果报应。而且,从已有的科学普遍原理来推理,至少善恶与报应的正相关性大于负相关性。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老子到杨振宁,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正是相信善恶有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是指没有人格化的神仙鬼怪和超人的法术魔力;马克思并没有证明宇宙间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要求自己的成员具有这种情怀,只是我们的信仰的上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接近真理本身的。而终极真理本身的总和就是上苍。
我们党的幼年时期,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以真理的名义来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推翻旧世界;我们党的青年时期,还是以真理的名义领导人民建设美好社会。这些都是符合上苍的本意的,所以上苍在关键的时候会伸出无形的手,挽救我党于危难之间,比如长征途中推出了毛泽东、西安事变、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等等。
一直以来,我们党都是以真理的掌握者的姿态出现,这就是我们党的权力的来源。直到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还是认定自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苍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呢?不见得了,因为上苍已经多次用我们大家都能读懂的语言对我们党发出了警告:四五运动、六四风波、法轮功事件、层出不穷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上苍对众生是平等对待的,不会永远偏爱一个孩子,你不能因为一时掌握了真理就叫别人永远听你的。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意思是说:共产党人要体现上苍的意志,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自我、善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这些是在道德层面的,宗教嘛,不能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民主体现了上苍的平等,法治体现了上苍的公正。当然,民主和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上苍的意志,成文的法律更是无法面面俱到地体现上苍的意志。但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所以,必须有一个道德层面的组织来人性化地体现上苍的自然法则,这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人必须以唯物主义的态度信奉上苍,有自觉自愿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信善待他人(包括动植物及环境)就有善报。在党内,主要是提倡谦让的精神,比如几个条件十分接近的党员竞争同一个位置这样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不好解决的情况下,在党内必须解决。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人。作为组织生活方式,共产党员必须定期向党支部或党小组汇报自己的真实情况,当着大家的面向上苍忏悔自己的过错。在党内,党员可以批评任何党员,无须有十足的事实根据,只要他自己觉得无愧于上苍就行了。

四、 五星红旗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反映了事物在和谐发展阶段的矛盾运动规律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一统天下”,二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在东方文化里,政治上不存在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推翻现有政权取而代之,要么被打倒了还要被株连九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是强调实体的完全平等和尊重个性的多样化,反对派和当权派可以和平共处,互相斗争又互相配合,共同促进。
五星红旗所倡导的理念是:占主导地位的主体部分(汉族、公有制、共产党、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占次要地位的部分(少数民族、私有制、民主党派、资本主义),而且还主动容纳他们,吸收他们的长处,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形成一个既有同一性,又有多样性的生动活泼的实体。并且,在量的分布上,主体略大于次体相加的总和,但相差不远。
从美学上讲,过分的统一显得呆板,过分的多样化又显得无序;过度的统一会产生僵化和腐败,过分的多元化会产生动荡和混乱。只有二者达到一个和谐的比例(最好是“黄金分割”比例,即0.618),才能适应社会的正常发展。我们的五星红旗,看上去很美:主体明确,又有次体支持;内容丰富而不繁杂,略有变化而不凌乱。
从哲学上讲,一个事物如果没有其对立面,就会在事物内部产生分化,生出两派或多派来。我们的五星红旗,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颗大星代表矛盾的主要方面,四颗小星代表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事物的发展在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和谐竞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在事物的和谐发展期间,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势均力敌的,但也不会相差太远。现实生活中,两口子完全般配,双方都事业有成的例子极少见;倒是那些看上去不那么般配的夫妇,其中一方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另一方也同时受益,双方都感到幸福而且实实在在享有幸福。类似的情况可以普遍推广到很多领域。
“和谐竞争”理论是由矛盾协调律演绎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旨在解决存在共存性矛盾的事物的内在发展机制问题。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矛盾又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而所有矛盾又都同时具有着两种属性,即同一性和斗争性。当矛盾的斗争性大于同一性时,矛盾就表现为对抗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往往以激烈的突变方式进行;反之,矛盾就表现为非对抗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则往往以比较平和的渐变方式进行。对抗性矛盾发展的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如革命力量战胜反动力量,真理克服谬误等等;另一种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曾导致双方同时消亡,并为新的对立双方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代替等等。非对抗性矛盾又可分为融合性矛盾和共存性矛盾,两种矛盾发展的结果也各不相同。融合性矛盾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最后总能达成对立面的融合,总能依据一系列原则,在一定的发展机制和条件下,通过矛盾各方的斗争、妥协与转化,而促使旧的事物平和地融合成一个新的事物,如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城乡矛盾和党内或人民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里,矛盾之间的转化式融合是其显著特征。共存性矛盾的各种对立面却是长期共存、和谐发展的,它能够依据共同的基础和原则,在一定的发展机制和条件下,通过矛盾各方在共同所依赖的系统中的某种交换功能,来促使事物在维护系统质的根本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矛盾各方协调互补式或平等竞争式的和谐发展。如生命体内各器官之间的矛盾和政治体制中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当代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矛盾等等。因此,矛盾之间的功能性共存就成了其显著的特征。 在共存性矛盾的各对立面之间,异质互补、同质相竞是一个基本原则,异质互补的基础是同体异质分工协作,同质相竞的基础是同体同质竞位选优。于是协调与竞争就成为了存在共存性矛盾的事物得以发展的动力源泉。竞争产生系统活力,协调产生系统效率,同体性产生系统合力。有合力、有效率、有活力的系统发展机制,就是和谐竟争的系统发展机制。合力是和谐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效率是和谐竞争机制赖以发展的保障,而活力则是和谐竞争机制赖以运行的动力源泉。若要使共存性矛盾能量获得和谐竞争机制的转换消解与整合释放,从而推动事物本身的和谐发展,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如果主观地夸大斗争性,忽略同一性,使斗争性极大,那么共存性矛盾就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从而造成无序的混乱状态;如果主观地夸大同一性,掩饰或人为地抑制斗争性,使同一性极大,那么共存性矛盾中的显性矛盾能量就会转化为隐性矛盾能量滞存起来,而抑制矛盾也就是抑制发展,所以这必然会造成表面有序的僵化停滞状态。所以在调控、处理共存性矛盾时,对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比重,应大体遵循黄金分割法予以调控,既要使矛盾系统内的同一性略大于对立性,又要使系统内留有培育竞争活力的足够余地。这类矛盾系统的系统同一性孕育着系统合力,系统斗争性孕育着系统协调进化的功能。而所有这些目标,都只能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现。这种和谐竞争的机制,可以被人工地建构起来。在建构和谐竞争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矛盾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它绝对不可能被强行消灭;强行限制或消灭矛盾的行为只能导致矛盾的恶性隐伏郁积;共存性矛盾的正确解决,不在于限制或消灭矛盾,而在于疏导和整合矛盾;矛盾同时也只能依靠一定的和谐竞争机制来自然解决,而不能依靠任何的一元化垄断命令机制来主观生硬地解决,也就是说,千变万化的复杂的系统矛盾群的疏导及消解,与系统发展动力能源的整合及释放,都离不开近似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模型的一种和谐竞争机制。所以说,没有和谐竞争,就没有共存性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和谐发展。
我们的五星红旗,形象而美丽地体现了“和谐竞争”原理,指明了我们未来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的大体建构是“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 
“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理论认为,在组织有机体结构中,除了多元化结构和一元化结构之外,还存在一种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在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中,“一元”是一级元或上位元,“有限元”是次级元或下位元;“一元”反映组织有机体内的同一性或稳定性,“有限元”则反映组织有机体内的对立性或演进性;组织有机体内的稳定性必须通过上位元对下位元活动的原则性调控与平衡来实现,而其演进性则必须通过“有限元”之间的分立竞争机制与协调机制来实现;上位元总是体现着组织有机体的整体协调性原则,而下位元则体现着有限元之间的异质互补与同质相竞原则;在组织整体性原则规定的范围内,上位元拥有一定的最高调控权、制约权和裁决权,而下位元则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弹劾权和申诉权;上位元确定着组织有机体演进发展的方向,而下位元则提供着组织有机体演进发展的动力;上位元规定着组织有机体的根本性质与实质内容,而下位元则决定着组织有机体的具体运作方式与发展形式。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中的下位元数量与功能,既不是取决于上位元加强统一与效率的需要,也不是取决于下位元加强制衡与竞争的需要,而是取决于组织有机体的整体性功能在制度上长期获得最优发挥的客观需要。一元化结构是一种组织“板结体”内的有序僵化压力型结构,多元化结构在其初期则总是表现为一种松散组织混合体内的无序分化冲突型结构,而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却是一种组织有机体内的有序自由发展型结构。因此,我们应当根据“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原理来改革党政体制,既要坚决反对政治一元化,也要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 
从直观的感觉来说,我们的五星红旗比越南的单星红旗好看,也比美国国旗上的同等大小的50颗星图案和同等宽度红白条图案好看。有趣的是:有一个主元和有限几个次元的多党制要比(当代中国的)一党专制好得多,也应该比势均力敌的(美国的)两党制具有优越性,无疑比群雄林立的(意大利的)多党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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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25 1:17:47
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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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贴出章言和中尉两位网友的帖子,只是为了提供一种认识和思路,为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提供一种载体和平台。

《以党委委员专职化、“两长制”和党委与人大常委会“合力行权”为突破口,激活省以下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勇敢而智慧地走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一文中,提到党委委员的工资待遇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也就是说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待遇的极大差别必然会导致私有观念的强化,而私有观念的强化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而走向资本主义了。丰厚的待遇会不会导致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的丧失,会不会导致脱离群众,在关键的时刻(决策改革方向的时刻)倒向个人主义或利益集团?除此之外,此文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法是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五星红旗理念》一文中,对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作了延伸和说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的,周总理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着阶级。但是真理再向前迈出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语言差别、区域分离不应成为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够存在语言的差别,香港、澳门回归了(哪怕以后台湾、蒙古等地方也统一于中国的版图了)也不能够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完结而使五星红旗失去象征意义,至于政党差别、经济组织方式的差别都只不过是阶级差别的题中应有之义,已经包含在阶级差别之中了,无需再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阶级差别消失了,无产阶级被消灭了,国家不存在了,那时五星红旗也就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不再具有了象征的意义。此外,此文中的“上苍”概念是每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值得警惕的概念,它会为神秘主义、不可知论提供一种复活剂。其实,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在没有被认识之前人们受其支配而显得神秘不可知,当被人们认识之后也就失去了神秘的面纱,人们可以利用已经发现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来推动社会和自身的发展,从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所谓因果报应,正是矛盾运动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凡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和事,都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这里是没有阶级差别的。但是,无产阶级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的,因此,她的运动就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和潮流,同样她的运动也不能够超越自然和历史的规律,否则也会受到惩罚。

五星红旗就只有一种象征意义,其他延伸出来的任何理念都是一种主观臆断,都是对国旗的一种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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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25 9: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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