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高举无产阶级民主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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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共产主义先锋报（综合版）按时间排列 8 高举无产阶级民主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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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无产阶级民主旗帜，实施“五二三方略”，发展革命力量！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已经四十周年，作为她的骄子的红卫兵战士们无不心潮激越感慨万千。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国际共运的新时代，高高树起了毛泽东主义旗帜。文革虽然被投降主义者和极右势力联手扼杀了，但毛泽东主义已经深深根植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沃土，这支精神之花必将在新的时代结出丰硕成果。关于对文革的总结，我们已有拙作《也论文革》，此处不再赘述。我们现在给自己拟定的题目是，从文革的历史启示中探索当代反修反复辟的斗争方式，作为对文革的纪念。一时代的课题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即修正主义式复辟，我们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怎样进行反复辟斗争，至今没有成功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涉及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修正主义式复辟的问题；列宁、斯大林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修斗争，但没有经历修正主义式复辟的情况；毛泽东鉴于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的斗争；毛泽东还提示了反对修正主义式复辟的多种方法，但他终究未能在本国领导这种斗争实践。他在原则上提示的方法，缺乏在各种不同形势下怎样具体实践的经验，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他老人家给了我们一把开锁的钥匙，甚至已将钥匙插入锁眼里了，但怎样打开锁终究没有具体的实践。无产阶级曾进行过反对修正主义式复辟的多次斗争尝试，但都归于失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失败了，斯大林小组被残酷镇压了，8.19运动失败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坦克碾碎了；七十年代的波兰工运被瓦文萨自由化引上了歧途；中国一九八九年社会风波中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受到自由化裹夹失败了，九十年代的《中流》、《真理追求》杂志在世纪末被封杀。所有这些反复辟的斗争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修正主义在理论上有合理继承的外衣，在政权上有合法继承的形式，这种假象使修正主义占据强大的优势，而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反而被置于理论上的“教条僵化”、政治上“非法”的被动地位。修正主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产物，它又促发社会上更严重的自由化，而修正主义和自由化诱发出来的严重的腐败又让共产党给背着黑锅。但自由化分子并不满意渐进复辟的速度，在自由化的攻击面前修正主义无招架之力，而共产党却成了无辜的殉葬品，以至于出现苏共红旗落地时竟然无人捡拾，共产党被人民抛弃的悲剧。就无产阶级队伍自身的教训来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没有形成被人民确认的公开合法的、以真正共产党的旗帜与修正主义路线严格区分开来的独立的领导力量，因而人民失去正确引导的旗帜而被自由化思潮裹夹而去。——这种严重缺陷在新的时代必须加以克服。半个世纪的历史说明，反对正在渐进演变中的修正主义式复辟的斗争，既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斗争，也不同于已经完全彻底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如当代的俄罗斯），更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斗争。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特殊形式的斗争，没有成功的先例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进行探索。而在当代中国，又发生了在修正主义中央统治多年之后出现左转形势的情况，这更是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特殊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的斗争，不仅没有成功经验，连失败的教训也没有——因为这种社会状况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新的特殊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反复辟斗争，更需要探索。这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对国际共运必须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必须自觉地严肃认真地进行探索，完成着这个任务。或是提供促进左转成功的经验，或是提供促进左转失败的教训，而且要提供促进左转失败后怎样继续斗争的思路。既然是在没有先例情况下的探索，当然就要允许有各种探索方式，各种探索方式都有自己试验、实验、实践的权利。以往的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都不具有不经试验、实验、实践便先入为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都无权剥夺其他方式的探索权。在这种情势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是探索者，不存在革命性高低优劣之分。探索者之间当然可以互相批评，但不应是棍棒式的批评，因为不知道哪种斗争方式或哪几种方式会取得成功，一切探索只有经过实践最后判定正误。出于对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责任心，我们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看法，仅供共同探索参考。二历史的借鉴当代的探索《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引自袁永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题有所考虑。他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1965年1月13日，他曾同有的大区和省的负责干部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572页）以上是武装斗争的普遍道路问题。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说：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列宁在上面说的是革命形势的严格条件。列宁还批评到： “我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帮助帝国主义者，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在战斗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使帝国主义者易于同社会主义作战。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左派’却看不见这个灵魂，只是‘傲慢地’说着一些空洞的话。就你们的客观的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的挑拨工具。而你们的主观的‘心理’，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暴’心理。”（《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毛泽东在1938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修正主义式复辟的这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的斗争，在时代条件大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恰恰返回到与过去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斗争方式很相近的情况？毛泽东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九四一年）（节选）：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注：指左倾机会主义者）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修正主义式复辟情况下，出现了很像过去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直接暴力革命并不是首先摆上议程。这不仅是由于前面所说的修正主义在理论上的合理外衣和政权上的合法形式（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由于和平演变是渐进的，而且由于现代科技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使绝对赤贫的人数不是很多（虽然两极分化的相对贫困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人口由于极端贫困而走上暴力革命的条件在近期内难于出现。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通常存在的革命发展阶段的方式是否在修正主义式复辟的情况下再次出现呢？——即首先争取民主权利，在合法的斗争中发展革命力量，争取纠正错误路线击溃复辟逆流，这种情况对无产阶级最为有利，牺牲损失最少；而如果民主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在合法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将号召人民使用激烈的斗争方式进行决战。也就是说，使用合法斗争的方式争取成功是首选的，而暴力革命是被迫的。过去历史的实际情况最终都是被迫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合法斗争只是为了培育革命力量，没有出现过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但当代的拉美委内瑞拉经过民选出现查韦斯革命政权，虽然绝不能因此否弃暴力革命的普遍道路性，但终究是出现了一个非暴力革命的先例。而修正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致命弱点有两重性，一方面使它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但另一方面它打着的红旗终究也为无产阶级正义斗争提供了合法的条件，而且这种合法性使无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更为理直气壮（因为政权天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来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反动统治者实行《反社会党人法》，马克思、恩格斯指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的合法斗争发展党，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大党。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时期，列宁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议会斗争，也发展了党。在那种社会状况下，无产阶级政党利用合法的议会斗争得到了人民的认识确认。现在的修正主义式复辟很像过去的德国和沙皇时期，更像过去的白区情况。但是，在现代科技和军力警力条件下，而且没有根据地的依托，以往在白区革命中那种秘密活动有很大的难度，而革命活动采取非法形式则更难实施。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抓住修正主义的致命弱点，高举正义旗帜，通过合法的争取民主的斗争，纠正错路线击溃复辟逆流是有可能的，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必须努力争取的，因为这种成功有利于人民（当然对修正主义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合法的民主斗争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在人民觉悟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才能被迫启动暴力革命，不能越过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第二阶段。而如果在第一阶段就能够纠正错误路线击溃复辟逆流，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斗争。我们认为在第一阶段有取得成功的可能，绝不是建立在对修正主义的幻想上，而是对中共斗争历史的充分认识上。中共有十年大论战，有十年文革，毛泽东主义已经扎下深根，苏东崩溃的惨剧和二十多年改革弊端深深教育了广大群众和党员，正是基于这些客观形势促进左转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我们要有两手准备的思想，随时警惕极右势力的打压和反革命政变。）即使促进左转失败，在合法斗争中发展了革命力量，培育出领导继续反复辟的革命领导力量，也是重大收获。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促进左转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在现在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英国、美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后来进入帝国主义这种可能性消失了。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也曾希望政权和平转移到苏维埃手中，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群众的游行被镇压后才转入武装夺取政权。但是，谁能够断言在今后的长远时代中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后，这种可能性在德、法、英等国家绝对不会再次出现呢？这种辩证法的之字型道路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修正主义式复辟是打着红旗通过篡改无产阶级政党路线而实现的，那么在这种特殊的复辟形势下，在修正主义还打着红旗的情况下，谁能断言通过纠正错误路线击溃复辟逆流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的呢？对于这种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状态下的斗争，谁能断定某一种斗争方式具有先入为主的绝对权威性，而其他的斗争方式绝对没有尝试意义？尤其是在出现左转形势下，谁敢断定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不能有两种斗争方式进行实践呢？这好比出现一种新病症，必须经过临床试验才能确定治疗方案，不能先入为主地硬性规定只能使用以往的某一种治疗方法。当然，正像不能将暴力革命当成唯一的斗争方式一样，也不能将和平斗争方式当成唯一的手段。在促进左转成功的最后一点努力失败之前，在最后一线希望消失之前，就不能放弃努力，就不能盲目地妄言“重上井冈山”、“学蔡锷起义”。不去抓住机会努力争取促进左转发展革命力量，而是不顾客观形势地空洞地高喊“重上井冈山”、“学蔡锷起义”，这并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果盲目行动还会使很弱小的革命力量毁灭。还有的同志还动不动就说“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可以断言，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已经不复存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很难实行。在当代经济大为发展的条件下，即使真的出现了激烈形势，很可能又是以中心城市为主要支点的短时期内的决战。（关于如果发生现代条件下的国内战争将是怎样的进展形式，那是另一篇文章的课题。）有的同志忽视修正主义式复辟的特殊形势，根本否认当前在极右倾向不断加强的同时也确实存在着左转客观形势的复杂情况，不研究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探索斗争方式。忽视暴力革命的严格条件，而盲目地主张激烈的斗争，这只能流于空洞口号而已。既不能盲目的空喊，也不能消极地等待形势，而要积极地利用现有的条件发展力量。退一大步说，即使为了将来可能的暴力革命能够实行，也必须利用合法的机会培育发展革命力量。现在的情况是虽然阶级矛盾在不断加剧，但并不存在列宁所说的那种革命形势，更不存在“主观变化的形势”。有的同志只记得毛泽东关于“重上井冈山”、“学蔡锷起义”的提示，而忘记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提示，比如，“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个提示在当代形势下不是更有可操作的现实实践性吗？三必须掌握民主斗争的武器巴黎公社的国家管理原则就是人民民主精神。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和黄炎培谈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都来参加管理，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起来监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共十六大决议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非常正确的。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两会后会见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因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来，各项事业才能顺利发展。任何公民都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同时，任何公民都要遵守法律，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第一公民权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力和权利，而民主监督国家领导党及各党派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管理国家权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民主是最响亮的口号，一切党派、阶级、阶层和社会人们，都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高举民主的旗帜，呼喊民主的口号。所以，民主并不是目的，只是争取各自利益的手段而已。它在广义上形式上是普适的，但在内容实质上却有不同的阶级利益诉求，因此民主的旗帜有不同的颜色和内容。民主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争取利益的唯一武器，甚至不是根本的武器，但在当代社会，任何社会势力如果放弃民主旗帜，它就没有号召力，而如果它反对广义上的民主，它就会被人民抛弃。所以，民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斗争武器。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无产阶级和历史发展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根本内容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压迫，这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正义性。所有剥削阶级手中只有民主一面旗帜，而无产阶级却有民主和正义两面旗帜。在历史正义性面前，所有剥削阶级的民主旗帜都是苍白的，而无产阶级的民主旗帜则是鲜红的，而当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旗号是虚伪的，修正主义的民主旗号是欺骗性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年代，民主旗帜是夺取政权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旗帜是防修反复辟的工具（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民主旗帜又是反修反复辟的工具。革命阶级总是首先争取用民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民主旗帜的旗杆被反动势力折断时才将另一种武器搬到舞台上，去继续争取民主所要求的目标——其实这是一切革命阶级在通常情况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主张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在当代中国社会舞台上有三面民主旗帜：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旗帜，修正主义民主旗帜，无产阶级民主旗帜，而自由化思潮占据优势地位。修正主义又与自由化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使自由化思潮控制着民主的话语权。现在自由化势力拼命鼓噪民主选举、多党制，他们的喧嚣是有一定的世界潮流背景力量的——所谓的与时俱进。在这种自由化民主喧嚣声中，如果革命战士不能将无产阶级民主旗帜高高举起来号召人民，那么一旦修正主义招架不住自由化的冲击，真的付诸民主选举，共产党很可能处于少数，甚至被选掉。极右势力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天下——瓦文萨、叶利钦不就是这样上台的吗？但自由化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却攻击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只讲专政，不讲民主。而有些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又羞言民主，认为一提民主就是自由化，一提合法斗争就是投降，消极地等待激烈的形势的到来，放弃创造主观变化形势（即不懂得组织力量的作用，不懂得列宁说的“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结果丢掉了一件重要的斗争武器，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被自由化分子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使群众受到蒙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专政和民主正像一枚金币的两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主是专政的基础，专政是民主的保证，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有的同志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的方式，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和平演变过去，但已经和平演后就不能再和平演变回来了。我们所说的合法斗争，是有着明确原则的——即反对私有化，斗争方式包含着罢工、示威等手段，这并不是“和平演变”，不是乞求，不是和平主义和议会道路。我们并不是偏好和平方式而厌弃激烈革命，而是客观形势决定在当前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斗争形势决定斗争方式，这是不以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急躁情绪决定的。而且我们还明确指出如果合法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激烈的斗争方式就回被提上日程。这些同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论证暴力革命是唯一的方式，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向决定作用，忽视了修正主义式复辟的特殊性，忽视路线的决定作用，这是一种机械论。用这种机械论就不能解释前苏联的社会性质，苏联直到崩溃时都是公有制占主体，没有搞私有化，没有搞住房私有化，没有搞分田单干，仍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仍然是集体劳动组织，没有允许雇工剥削，保护私有经济也没有上宪法。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说：“连赫鲁晓夫都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据《苏联解体秘密》一书披露，“勃列日涅夫反对将集体农庄的土地分成一块一块的。”这就是说，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的经济基础仍然还是公有制。那么按机械论的分析，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就应该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了，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吧？但是毛主席为什么说苏联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为什么说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呢？这说明路线对国家性质的决定作用。这不是和那些人的机械论理论大拧个吗？阶级斗争是纲，路线斗争也是纲，这两个纲都是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此路线这个纲对阶级斗争这个纲起着统领和决定的作用，是纲中之纲。这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式复辟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特殊性。马恩列都说过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仅仅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两种方式，而且还有理论斗争，而且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从三个方向的向心的攻击。当然，这三种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斗争不能脱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理论斗争始终是统领，是指导。在反对修正主义式复辟的斗争中，理论路线斗争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路线斗争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因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方向和道路。路线斗争对阶级斗争起着统领的作用，不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是松散的。根据以往阶级社会的历史经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群众思想认识的矛盾状况，在较短时期内不大可能出现以往类型革命的形势。但是，修正主义式复辟的特殊性质却出现爆发精神革命的条件。通过理论路线上深刻揭露批判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唤起群众对马列毛主义路线的积淀意识和觉悟，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玷污，就可以克服物质刺激政策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形成讨伐修正主义的精神革命，形成要求否弃修正主义路线的群众压力。这种革命大批判比那种空洞的激烈口号要有效得多——这也正是文革的启示。左派最大的优势是正义性，高举着时代的革命旗帜——毛泽东主义，而修正主义最大的致命弱点是背离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避开自己的弱点，避开修正主义的强势，而发挥自己的强势攻击修正主义的弱点，发挥路线斗争合理合法的强大优势。而抛弃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到社会上搞“发动”，就在法律和政治空间上陷入不合法和非法的地位受到打压而又无法抗辩。（如果促进左转失败和完全公开彻底复辟之后，斗争就是另一种形势了。）毫无疑问，修正主义是纸老虎，我们必须在战略上蔑视它；但它在政权、经济、军事、教育、宣传舆论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我们又必须在战术上切实地重视它，巧妙地和它进行韧战，要有小老鼠巧战大象的战法。大象是个庞然大物，但小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孔里狠命咬它，大象只有败北。这就是要抓住修正主义的致命弱点进行攻击。世界上都是一物降一物。锥子为什么能脱颖而出？钉子为什么能入木三分？金刚钻为什么能钻透瓷器？一是它有硬尖，二是它有后盾力量——锥把、榔头、钻杆。在修正主义和极右势力面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确实还很弱小，但他们只要形成硬尖，又与后盾力量——人民群众相结合，就能刺破修正主义和极右势力这个硬物。这个所谓硬尖就是组织，但它必须烧结而成，如果仅是一个个分散的粒子，即使再坚硬也没有力量。硬尖并不需要很粗大，只要将硬粒子烧结起来就可以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四实行五二三方略，发展革命力量毫无疑问，阶级斗争形势在不断加剧，现在的绥靖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缓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但是现在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在较短时期是否会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问题，而是假如出现这种形势时是否出现革命领导力量真空的问题，是否已经占据优势的自由化极右势力蒙蔽群众利用反腐败舆论乘机顺利上台的问题，是否会重复以往未强大起来的左派失败的问题。即使出现革命形势，也不会自发地导致革命，不会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有马列毛主义的指导才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这种指导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才能担当。近年中，发生多次工潮、农潮和民选事情，但很少有走社派、左派和革命共产党员能引导方向，就是个别民选成功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被选掉，而当选的新班子恰恰是按自由化的方向施政，并未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些采取激烈行动的同志和态度激烈的左派网站被打压，却又无力抗辩（当然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可嘉的）。我们有一种悲观的分析，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5—7年内不能形成强大的合法组织力量被人民确认，一旦左转失败，要么是重返修正主义中央统治，要么是极右势力上台实现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会遭到严厉的打击被摧毁，经受重大牺牲损失。那时即使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已经被摧毁，也不会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甚至连俄共“8.19”运动都不能产生——因为人家也会接受教训，进行严厉防范。中国将陷入黑暗，要经过二、三十年或更长的痛苦时间，在出现亿万赤贫队伍，锻炼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力量之后，才能经过更大的牺牲重新掀起革命。也就是说，失去现在的机会，要经过两次重大牺牲损失才能出现现在某些人呼喊的那种革命。但愿我们的悲观估计是荒唐的，历史比我们的估计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如果在5—7年中培育出革命的力量，即使促进左转失败，也可以避免出现革命领导真空，能使继续反复辟斗争的时间大大缩短，使损失大大减少。革命领导力量来自于党内走社派、左派战士、革命党员和革命群众，统称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左派战士是最积极活跃的部分。斗争的目标是反腐反修反右反私反复辟（即五反）。斗争的原则方针是合理合法（即二合）。斗争的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即三有）。这个“五反二合三有”的方略简称为“五二三方略”。鉴于历史教训，为了避免共产党成为腐败和修正主义的殉葬品，为了避免出现革命领导力量真空极右势力乘机上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在反腐败斗争中以共产党的真正继承人和捍卫者的面目向人民展示自己的旗帜、立场，必须与自由化和修正主义壁垒对立划清界限，让人民认识确认，取得人民信任，使人民挣脱自由化和修正主义的蒙蔽，保证共产党的旗帜永远有人高举着，即使出现完全彻底复辟也能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举着共产党的旗帜继续组织和领导反复辟的斗争，而不至于出现革命领导力量真空，不至于出现苏共红旗落地无人捡拾的那种悲剧。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从网内走出来，从虚拟的空间走到社会实际中来，从理论争论中走到实践中来，从无形状态变成有形的组织状态，从分散到联合，从唯我独尊到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成为一支被人民确认的真正有战斗力的社会力量，成为各个政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社会势力在估算阶级斗争力量对比时都不能无视的一支社会力量。也就是说，至少要像战国七雄中之一雄，三国初期十八路诸侯中之一路。遗憾的是，革命力量现在还没有形成那样举足轻重的力量，更没有达到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成熟程度，主要弱点是没有形成组织力量。如果左派战士总是用虚拟的笔名在网上“闷着”，到时候后谁认识你是老几？到时候你说“某某笔名就是我”，谁认你的帐？由于修正主义改革的物质刺激政策的消极影响，多数群众的思想还处于矛盾状态，对文革和改革还有许多模糊认识。现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唤起民众”，而由谁去唤起呢？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当务之急是联合起来，建立合法的组织。五高举无产阶级民主旗帜，建立广泛的联合行动阵线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代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对自己不利的客观形势下，只有高举民主的旗帜才能伸张反私有化的正义要求，也只有在民主旗帜下才能合法地培育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也才能培养出一旦民主旗杆被折断时进行另一种斗争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高举民主的旗帜——无产阶级民主的旗帜，用民主诉求表达反私有化的正义性，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民主旗号的欺骗性虚伪性，打破他们对民主话语的垄断权。而争取人民民主监督权，是最合理合法的诉求。所以，应该倡议组建人民民主监督会一类的群众性组织，实施人民民主监督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健康深入地发展，击溃复辟逆流。毛泽东说过“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来了”。在思想一致的情况下走到一起，当然最好，但如果思想暂时不能完全统一，左派内部就应该存大异求大同，求共同的革命目标（即“五反”）这个大同，存对中共和国家现实性质认识上的大异，在行动上联合起来，由实践最终鉴别到底谁正确。革命力量现在处于分散分裂状态，必须尽量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建立联合行动阵线。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很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更像东汉末期的十八路诸侯群雄并据，各种势力都在自相组合。应该承认极右势力和修正主义势力在各方面都比革命力量胜占几筹，而革命派别内部却又陷入我革你修的争论之中，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出来做组织工作和实际的工作。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唯一的武器就是组织。许多革命战士急切地呼喊：“谁来领导我？”我们在2004年5月1日的《怎么办？——左派的定位、纲领和方略》中呼吁组建左派合法网络组织，但所有的左派网站都不敢担纲肩负起举旗组队做核心的责任，旗舰不升旗，元帅不升帐，走社派不亮相，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这是最危险的。如果不抓紧当前促进左转的大好合法机会发展自己，一旦左转失败极右势力上台，现在热衷于争吵的左派们都只有到右派的法庭上去为自己申辩了，而且是最窝囊地无用申辩。当前的特殊形势给革命力量的发展时机最多不过5—7年。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这个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时不待我。难道等到像霸王别姬时那样哀叹“虞姬虞姬奈若何”，却又抱怨“是天不助我也”吗？“天”正在给我们机会，一切看事在人为了。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固有的铁的发展逻辑，只要启动它的第一步，它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步一步按本身的逻辑规律发展下去。办网站也是如此，只要你打出革命的旗号，你就必须按革命的逻辑向彻底革命的方向演进，否则就会成为不伦不类。没有任何风险绝对安全的革命是不存在的，既想挂革命旗号，又想避免一切风险，甘蔗两头都甜，是很难的。其实只要你举革命旗帜就在人家的监控之下，左派网站有人天天在盯住，一旦右派上台，所有左派都属于被打击的范围，他们不会照顾你是否搞过温柔的革命。要战胜右派，一是彻底革命（当然要讲究策略不能盲目冒险），二是必须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压倒敌人的革命力量才是最安全的革命。左派网站进行舆论宣传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形势的发展要求左派网站必须肩负起当年《火星报》、《新青年》、《湘江评论》的组织者的责任。否则，将难以全终革命。现在只有在无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实行“五二三方略”，才能团结群众的大多数，才能团结有分歧的左派的多数，也才能有条件地团结中右阶层的人们，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又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又恰恰能排斥极右势力。现在必须实行人民军队的战场惯例，实行红卫兵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人领导我服从，无人领导我领导。每个革命战士都应该挺身而出举起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旗帜，带头组建合法的公开的有战斗力的有行动性的群众性的组织，坚决不能让苏共崩溃时红旗落地无人捡拾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才是对文革的最好的纪念。谭嗣同毅然决然放弃逃生而选择刑场，他要用自己的鲜血醒世，在临刑前请人向一位朋友转赠遗言：金鳞岂非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至今不知道谭嗣同遗嘱的是哪位朋友，那么是否可以猜测他所要嘱托的正是后世的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包括你我他她。那么你我他她中的每一个革命者不都有责任争当擎旗人吗？不然的话，谭老先辈那一刀不是有点太不值得了吗？新大风歌 —战士呼唤擎旗人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元帅兮统三军？荷戟翘首兮盼号令，擎旗人者兮在何方？ M.L.M.毛继东 2006．4．24．
------------------------------------------- 实言	2006/4/26 1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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