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共产主义论坛--第七章改革就是创新，倒退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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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历史的反思 8 第七章改革就是创新，倒退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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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尊重历史，尊重辩证法改革就是创新，因循守旧，不可能改革。但所谓创新，不是否定一切，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虚无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改革是扬弃，有批判、有继承。批判就是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要继承和保留合理的部分，吸取其合理精华，然后才谈得上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糟粕。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修正主义者竟然孤注一掷，把几千万先烈流血奋斗、亿万人艰苦创业的伟大成果付之东流。一切从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小孩和污水一起倒掉。他们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亳不含胡地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要小心地摸索前苏联从社会主义社会此岸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彼岸去的路。在国际惯例的借口若悬河下，按照资本主义的要求，“修章改宪”，完全否定了几十年的革命成果，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不够格”的名义下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和国际际接轫轨的名义下，复辟资本主义；打着国际惯例的名义，挂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修章改宪”；以明晰产权为错口，化公为私，“拍卖”国有企业；以合理配置资源为借口，否定计划经济，搞垮国有企业，建立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开路；把比较公平的规章制度污蔑为平均主义，代之以拉大差距，鼓励剥削，贪污受贿；一方面，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借以为蒙蔽群众。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己经消灭了阶级、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竟然剪断了人类历史沿续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把大部分野战军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的对外职能转变为对内职能，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一只硬手压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咽喉，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另只硬手保护着新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要争论”没有是非曲直，不管什么手段，只要赚了钱就有道理，就是人才，就是上等人，有钱的可以买权致富，有权的可以卖权致富，权、钱、人身、灵魂、道德、良心、都可以作为赚钱的工具。有天线的赚大钱，没有天线的也要想办法赚钱，上面有人能通天贪污腐化有保障。上面没有人的，要削尖脑袋往上爬。复辟先从小资产阶级天然王国的农村开始，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分田单干，推倒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骂得一无是处，把安徽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作法捧上天，胡说只要单干农民很快就富裕起来了。的确选择农村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确实用心良苦，选取对了。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如何? 下面举两个典型为例：一是当年被捧为第一个敢吃螃蟹，首倡搞单干的小岗村村民严富昌说：“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说实话，我并没有脱贫。”“我住的房子，白天可以看白云，晚上可以看星星，下雨漏个不停”；1998年因为江泽民要来小岗看一看全国首先搞单干的农民是否富得流油了，为了欺骗江泽民政府强迫给安了个电话，不打电话也要钱，我把电话送给别人了，农民被送回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老家去了。另一个典型是河南临颖南街村，农民吸取了搞单的教训，迅速返回到毛主席革命路上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的是集体化道路。也经过二十多年，现在南街村，户户住的三室一厅，席梦思床、电灯、电话、电视、用具、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上大学都是集体供应；阔气的办公楼，文化俱乐部，图书馆也盖好了，每人每月四十斤粮，吃菜到集体市场去买，一律一毛八一斤，此外，养老、退休、医疗等多项福利齐全。都是集体供应。难怪小岗农民参观南街村后赞叹不己，大呼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大当。像南街一样坚持集体所有发展经济的有，大寨、半壁店、韩庄、周家庄、洪林、华西大队、刘庄.....。全国有七千多个。这些农村顶着修正主义的压力往前走，有力地证明农村集化的道路是引导农民走体化的道路是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的。分田单干、搞私有化的路是行不通的。我国经济经历过从繁荣到衰退再到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为：1750年，占32.8%；1800年，占33.3%；1830年，占29.8%；1860年，占19.7%；1880年，占12.5%；1900年，占6.2%。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只是近代中国才逐步衰落，直到1949年以前，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之一。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日本人公开叫嚣不要把中国人看作是人，几千万中国人被屠杀、妇女被奸污、被活埋、儿童被虐杀、做制造细菌的试验品，放到靶场上作为练习射击的活靶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个本来很贫弱又经过长期战争磨难的新中国。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存在，决心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在摇篮里。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又乘人之危企图控制新中国。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把他顶回去，出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在珍宝岛向我军开火，支持印度挑起边界冲突；美国在朝鲜战争后转向南方，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封锁台湾海峡，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且多次派遣武装特务窜犯沿海。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每一次都以割地赔款和失败而告终，共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大片的领土被占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新中国建立后，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世界公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的30年。这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又经过27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繁荣昌盛，成为全世界压迫民族和人民响往的圣地，中华民族以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不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感到由衷自豪，就是包括曾经进行过殊死较量的敌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甚至于赞扬。例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总统、总理、首相、其他官员、学者一致公认，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历史”、“提高了工农的地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以此相反，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却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一方面是美国学者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另一方面是当时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实际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说：“发展非常缓慢”、“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多大发展。” 前后二者反差之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邓小平这几句话，给国内外宣传口定了调子。一时间国内外帝、修、反无不为之振奋，开始了对新中国又一轮的攻击、污蔑和谩骂，什么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华民族的浩劫”、“封建专制”、“法西斯”、“计划经济死路一条”等等。这样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毛主席在世时的新中国27年和毛主席逝世后由邓小平、江泽民主持下的27年作为一个比较。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是任何人夺不走，扑不灭，也抹不掉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与1979年相比，二十七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49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34倍。1949年与1979年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的倍数分别为：粮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发电量64.6，钢217，水泥111，木材8.6，棉纱7.1，硫酸174.0，纯碱15.8，烧碱120.7，农用化肥1774.7；基本建设投资1979年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产品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即使与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04、6.59、1.0；三种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粮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三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原煤3.8、原油71.6、发电量13.6、钢5.4、水泥9.8、木材1.0、化纤1631.5、纱2.1、布1.4、硫酸10.1、纯碱1.9、烧碱8,2、农用化肥69.6。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倍数中，农业是最小的，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只有14.38亿亩，占世界的7%，相当于美国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只有美国的11%、印度的43.5%。在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在耕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还增加了近两倍，这是一个奇迹，是数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的结果。到1979年，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农用大中小拖拉机233.8万台；农用排灌动力达到7122.1万马力；农业用电282.7亿度；农用化肥生产量1065万吨；各种化学农药生产量54万吨；再加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优化，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极大的增强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弱不禁风”灾害频仍的苦难局面。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改变，仅靠个人承包、分田单干是根本办不到的。农业发展的周期长，投资大。但农业一旦有了长足的进步，就会给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如人力、资金、原料等。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职工队伍增加了8300多万，这一方面说明了工业交通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为其他行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国每年有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为城市和其他行业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农业就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结果之一。煤炭生产的飞速发展是基础原材料行业另一个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成就。1979年，我国煤炭产量就达到6.35亿吨，相当于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有了煤炭，才能发电、炼钢，才能烧制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砖块等建筑材料，有了煤炭才能制造化肥，才能做饭取暖，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因此，煤炭产量的意义与其他各项指标的意义是不同的，必须充分认识煤炭工业发展的意义。教育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发展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层次、门类、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979年比1949年，各类在校生总数增长了8.1倍，其中高等学校8.7倍、中等学校47.5倍、小学6.0倍。全国由解放前90%的文盲状态，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各类专业科技人员总数达到470.5万，相当于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才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攻坚能力的国家。这些方面的成就，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全面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例如：在农业科技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农作物新品种，领先世界的籼型杂交水稻在四亿多亩农田中推广。在工业科技方面，独立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万千瓦低水头发电机组，3000万吨露天采矿成套设备、200吨级电渣重熔炉、五十万伏输变电设备、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成套设备。在国防科技方面，自1964年起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1970年起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并于1975年掌握实现成功返回技术，1980年成功试飞”运十”大型喷气式客机。在交通车辆、舰船制造及电子、通讯、计算机等科技方面也发展迅速，有的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在医药卫生和生物科技方面，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总之，这些成就说明，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至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1979年比于1952年为2.6倍，其中农民、非农业居民分别为2.5倍、2.7倍。1979年全国职工总人数达到9967万，相当于1952年的6.2倍。在旧社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解放后，各类高、中、低等学校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的主体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职工的住房都是分配的，医疗免费。从六十年代起，全国的县、公社、大队普遍建立三级医疗网，对农民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由于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在旧中国千百年严重祸害人民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受到控制或消灭。三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飞速发展。1840年清朝时，我国人口就已达到4.1亿，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1949年建国时才达到5.4亿，而三十年后的1979年总人口即达9.6亿，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9年的近70岁，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新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重和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也不得不占用和消耗了各种社会资源。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的支持。所有这些铁的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邓小平用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完全否定了。转而吹嘘他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似乎许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的命题，江泽民甚至把”实事求是”封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但根本找不到他的论断有任何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东西。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甚至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在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6%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9%，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1%，粮食总产量增长47%。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172%，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110%，原油610%，发电量200%，钢70%，水泥190%，木材15%，化纤190%，纱51%，布40%，硫酸90%，纯碱30%，烧碱120%，农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设方面，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三线建设就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能够长期大幅度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1972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26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技术方面，1966年第一次核试验和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立的。而且，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1952年的工业占30%农业占60%，到1975年转变为工业占72%农业占28%，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的。由于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了近70岁。正因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反华势力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等等。这些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发展还是很快的。怎么能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呢？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邓小平没有勇气说明他在反右和大跃进中所担任的角色，他就负什么责任，也说明他在政治上是很不诚实的。尽管在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邓小平之流的严重干扰。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很大的。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1958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在1958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1958年都比1957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32.9%，农业总产值5.4%，工业总产值53.9%，职工总人数67.5%，粮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7%，原煤1065.1%，原油54.8%，发电量42.5%，钢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学纤维1400%，纱49.5%，布27.9%，硫酸17.7%，纯碱27.9%，烧碱38.4%，农用化肥28.5%，高等学校在校生49.7%，中等学校在校生65.2%，小学生34.4%，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 198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123个骨干工程，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72.4%，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84.3%。尽管该书在说明中加上特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字样，但是，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和邓小平、江泽民统治下的二十七年的统计资料证明。邓小平、江泽民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搞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节，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是否定新中国的全部历史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能在真理和实践中间划一个等号，实践作为理论的尺度，是因为实践本身具有真理的品质。但实践作为衡量理论的尺度，它必须在该理论的内含中，不是在确定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背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行动，不能成为检验该理论的尺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人制造“五风”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损失。当然不能由此得出 “三面红旗”是错误的结论。因为，从世界观角度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三面红旗”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五风”理论基，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二者是根不能兼容；“三面红旗”的理论中并没有“五风”的内容。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恰恰证明“五风”是背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盲目行动必然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才是经过实践检验所证明的真理。当然，在贯彻执行《三面红旗》的实践中，出现“五风”也给党和人民提出了必须完善管理体制，杜绝“五风”发生的要求。二，也不能把政治运动和在运动中人为地执行错误的政策混淆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巩固政权，需要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打击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但在运动中必须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阶级敌人。但有人以权谋私，背离中央的政策，欺上瞒下，另立土政策，在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甚至颠倒了敌我关系，帮助了敌人，伤害了人民群众。这当然不能由此证明政治运动是错误的、没有必要的。因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和扩大打击面，甚至搞冤假错案，不是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因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政治运动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执行错误的政策不是政治运动的本质属性，只能证明党的干部队伍不纯，需要整顿。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理论是真理。正因为在实践中党的正确政策经常被扭曲，说明干部素质低或者有阶级敌人在破坏和捣乱，扰乱阶级阵线。所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开展政治运动提高干部素质和肃清不纯份子是必要的。三，不能把政治运动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政治运动是为了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需要，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是上层建筑赖于存在的基础，上层建筑被扭曲当然也会影响经济建设，但这不是经济体制本身，是上层建筑出了偏差或者错误地执行某项政策。正如帽子不合戴，不是头脑笨。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先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是林彪、“四人帮”推错误政策，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建设。但文化革命和计划经济没有关系，文化革命前己经搞计划经济了。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中由于基层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执行错误政策，挫伤了好人，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而误认为是经济体制不行。相反，现在党风败坏，社会腐败才是上层建筑出了偏差，才是不搞政治运动的结果。四，在经济建设中不能把经济手段的运用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两码事。计划是主观的，市场需求则是客观实在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计划和市场统一，但在制定计划时往往由于缺乏调查研究，造成计划和市场分离，主观主义和客观脱节，造成计划失误。但主观主义、脱离实际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属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计划工作者在制定计划前对市场作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因此，不能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计划失误，归咎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力求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要求。总之，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这些事实不应是细枝末节，而应是“全部总和。”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文选》第2卷，第396页）有人拿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相比较，似乎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只是否定前三十年。其实，水有源，树有根，历史是有联贯性的，任何人要割断历史是不可能的，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必然否定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同时也就否定建国前二十八年，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否定他们自己。在一些人账本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一连串“荒唐”记录。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前三十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不成功；”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占有形式，经过长期内外实践，证明它减弱了广大经营者对财产的关切度，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局面，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参见深圳商报2001.12.24《实践的科学总结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他看来，前三十年一无是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是错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错误的；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错误的；三线建设，是错误的；计划经济是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修大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加上二十多年物资紧缺，粮、油、肉、布料、肥皂、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各项运动中都出现过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迫、供、信，冤假错案，一言堂的错误，还有文化娱乐单调等等，总之，一无是处，一片黑暗。在这位作者眼里，新中国五十多年中，至少有三十年是黑暗的。这样即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既然全盘否定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全盘否定。那么，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邓小平又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因而邓小平理论本身也就没有合理的成分了，邓小平理论就是只是悬在空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成为一句奉承的空话。人民有资格问这位作者，这三十年他在干什么，在一系列错误路线指导下，是怎样爬上高位的？这位作者奢谈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年才建立了“有产劳动阶级的大平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工作者和建设者，都享有同样的主人地位。且先不说这篇宏论，连话都说不清楚，什么叫“有产劳动阶级”？究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还是不存在阶级，既然有“有产劳动阶级”，那么是不是也要承认有一个无产阶级？这样，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就是偏人的鬼话了吗？人们要问，这个“大平台”在那里，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谁和谁座在同一个“大平台”上，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和这位前深圳市委书记座在一个平台上？广大下岗职工和这位全国政协常委座在一个大平台上？身无分文、靠加班加点度日的广大打工仔、打工妹同不用分文仅凭老子的权力就可以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廉价买到大片土地然后倒手就可获得亿万元的这位中央候补委员的儿子座在一个大平台上？！既然是“公平竞争”，按照他的强盗逻辑，按照“权钱交易”这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广大下岗职工和打工仔、打工妹当然可以和这位高官以及他的子女自由竞争。只是自己既无钱又无权，无能爬不到“大平台”上去这就不能怪谁了。不妨看看这位高官二十年来的关系理顺了没有，他和他的儿子严重的贪污犯罪的事实交待了没有？在他领导的地方社会上贪污和腐败和黄、赌、毒泛滥、黑社会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是改革前三十年所没有的。我们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关键是要好好总结在资本主义封锁包围（冷战时期）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决不是去否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性的最艰难探索时期而成就巨大的伟大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分贬斥，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会紊乱、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战结束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充满艰险，本身就是探索和创新，是在失败与教训中前进。随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人之声，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亿万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向着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蒋匪残帮还未肃清，美国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伟大思想的武装，中国人民国际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民族尊严；国内取得了土改、恢复国民经济、剿匪镇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胜利，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荡涤了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从此，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向集体走向人民公社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更为人们所忽略的是，这些巨大的成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上进行高压、经济上进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吗？只要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我们那段伟大的岁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决不能跟着中国修正主义者们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夸大事实的刻意贬斥。因为这实质上是颠倒黑白，混淆非，否定了党的辉煌的历史、否定新中国辉煌的历史，这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脱离了事实求是，也是导致我们今天思想混乱、理想崩溃、道德下滑、邪气张扬、“西化”成风的重要根源之一。这是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想做而根本做不到，而我们的一些人们则轻而易举地帮助他们实现了。所以陈水扁就职演说最得意之语莫过于 “我们台湾，五十年来，不仅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且创造了民主的奇迹。”在这里，陈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抹杀是毫不奇怪的，同时也对五十年来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民主、自由一并抹杀了。对陈水扁这种“台独”、“卖国贼”、“西化分子”来说，他不就是希望你大陆乱吗？他不是作奸日本说要把中国“裁为七截”就没有“中国威胁”论了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继续鼓噪着这种论调，推动着这种氛围。前苏联就是这样，戈氏“新思维”来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又一次迅速迷漫开来，国内“痛恨”社会主义之风盛行，斥之左也独裁，右也不民主，只有西方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天堂，西方便诱之以“鱼饵”，叶氏便成为了爆破苏维埃大夏的“急先锋。历史除了有惊人的相似还有惊人的反复：曾几何时，一种曾被共产党人所深刻认识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唾弃的典型的弱肉强食的剥削制度而如今却被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们奉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会制度的圭臬，无怪乎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舆论教育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一个“民主”国家右一个“法制”国家，而使无产阶级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成了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口声声要和资本主义接轨，这是多么悲哀呵！曾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不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苏联的解体，归根到底是个政治是非的大问题，是从思想、立场、观念上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理论到行动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西方的俘虏，再加上国内诸多矛盾，西方加速鼓噪，“解体”是势在必然。毛主席说过苏联是早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迟早也要丢，其根源应该说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对中国来说，一位诚实的外国学者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现一种否定风。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奋发向上，共产主义风格昂扬，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干群关系亲如一家，社会正气冲天，歪风邪气扫地，蒋匪帮胆寒，帝修反心惊的这么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时代贬斥得一无是处，那只能是得来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所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毛泽东思想的起点，是对于20世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由于封建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迟缓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又由于近百年帝国主义的侵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要求得独立、解放和自由，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中国在世界应有的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这种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侵略和反侵略，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仍然是我们在长期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斗争形式。既要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做生意的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它们的长处和有益的经验，又不允许任何国家企图让我们吞下他们的苦果，不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在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的情况下，尽管我们刚刚打过许多年的仗，百废待兴，而且在军事实力上同美国相差悬殊，毛泽东毅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以最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教训了美国，使他们懂得尊重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中国人民。当苏联以大兵压境要挟中国企图使我们屈服的时候，毛泽东又领导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他还远见卓识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性任务。除了非凡的民族英雄，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能够做到的。现在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浅薄文人，学着美国人的腔调，说什么不该在朝鲜出兵，中国牺牲太大，上了斯大林的当等等。他们根本不懂得，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中国人民是在同美国人出枪、蒋介石出人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才获得解放和独立的。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性格。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苏联东欧剧变，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在全世界迅速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似乎已成客观趋势。我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总之是我们面对着全新的形势，有了许多毛泽东当时所没有的条件，也有许多新的风险。可以实行对外开放，又加入WTO，有可能在国际范围更多地发展经济交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面临被卷入资本主义旋涡的危险。这里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比如美国的统治者毫不隐晦地声言，他们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或“接触”的政策，有时还对两者进行激烈的争论。“遏制”就是要阻挠中国的发展，“接触”就是实行逐步的演变；他们变换运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各种手段，其目的都是一个，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可以说，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技术交流，寻求外界帮助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是我们的策略性任务，是我们的重要手段；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奋斗，并且对外灵活运用各种相应的合作形式和斗争方法，始终保持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独立自主的发展，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我们的战略性任务，是我们的根本。而策略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因此，毛泽东关于世界矛盾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分析，关于维护独立和提升中国地位的思想，关于“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策略，以及那种“骨头最硬”和“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宝贵性格，我们不仅永远不能丢，而且要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是毛泽东分析和解决中国出路问题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经过政治的和社会的一定准备，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即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也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大创造。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或叫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就把发展生产力、实行工业化作为整个工作的中心，这就是常说的“一化三改。”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于50年代下半叶开始了如何更好发展生产力的探索，同时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提出了如何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创见并在实际中进行尝试，包括“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大鸣大放、大辩论”等。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又与苏联不同的、可以避免苏联体制弊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有些做法没有按照原来的预想进行，或者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没有按照预定的政策办事，失败了。但是，无论这些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多少失误和造成多少损失，其思想内涵的深远意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后来继续探索的宝贵指南和借鉴。实际上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即使在探索中有不少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保持较高的速度。谁也不能否认，一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一是实现了“两弹一星”工程，使我国在能源通信和国防工业等尖端科学领域处在比较先进的地位。这些都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在国际上争取我国的应有地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主要矛盾来抓。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发展生产力，但他更重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保证管理国家的权力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全国人民所享有，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在中国，资源比较缺乏、经济基础薄弱而又人口众多，更是如此。否则，一定会天下大乱。为了巩固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精力，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写在我们的宪法里。他反复强调建立和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见《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822－823页）他特别重视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认为劳动人民不仅要享有劳动、休息、受教育、文化娱乐等等权利，更重要的是要享有管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利。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十分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国家干部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谋取特权等各种腐败行为，警惕某些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此，他提出过很多主张，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定期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等等。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培养接班人这样的错误。但我们总结这些失误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纠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分清，是理论上失误，还是有人利用职权对群众施加政治压力蛮干；是抱有政治阴谋蓄意破坏，还是动机不纯为骗取领导信任；是对理论的误解，还是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偏差。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必须明确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大众的根本政治权利，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等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一向强调要“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但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另一回事，尽管所有提干报告，第一条都标明：该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但谁都明白这只是一根最廉价的标签。有人曾经作过调查，无论那一级国家机关中，基本上没把是否把握或者是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提拔干部的条件。所谓“当官靠后台，四化看电台。”血缘、亲缘、人缘、金钱关系，成为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的唯一标准。相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坚持革命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存私情的，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被排除在革命事业接班之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中国革命事业一样，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能离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建设好这个党就至关重要。党的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而革命斗争主要是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进行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因而特别艰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即《论党》里有详细论述。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一是注意以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二是特别注意在革命战争和军事生活的烈火中锻炼党的队伍的无产阶级品格；三是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形式。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毛泽东仍然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其要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质和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总的说来是革命尚未成功并且遗留下不少问题。但是试验的不成功并不能否定提出问题的必要和解决问题不可能发生错误。现在，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比以前壮大了几十倍，其中包括相当部分的从事科技管理等工作的脑力劳动者，还有大量农民一批批地转变为工人。虽然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总的说来比较低，但他们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在增大，内外都使我们党面临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许多党员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忘记了党的原则；特别是有些党的干部，热衷于以权谋私，热衷于傍大款即同中外资本家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甚至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冷若冰霜；其中有的则蜕化为腐败分子。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同样是没有先例的和特别艰巨的任务。然而既然我们的先辈们在民主革命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下能够把党建设好，现在就没有理由不建设好我们的党。问题是要很好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中有关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成败交错的探索思路，并把它同今天新的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总结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奋斗经验的理论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能丢。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己经存在有几千年，人类从来没有摆脱一部分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痛苦和灾难的深渊。如果私有制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幸福的话，就没有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必要变革所有制了。私有制能够挽救中国，就没有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也始终未能挽救中国。这就证明，将国有企业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割开到个人手中，才叫产权明晰。这是小资产阶级狭隘观念，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多余的。实践证明，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在公有制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只有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才是真正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前党政干部廉洁，克已奉公，说明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本来就是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巨大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说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使新中国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当然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但绝不是推倒重来，重新回到私有制轨道上去，而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把财产分割到个人手中。创造比较宽松的经营环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才能防御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打垮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它优越于私有产权制度，这是不容争议的。那位《突破》的作者攻击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试问这位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起来的原深圳市委书记，他自己家族的产权明晰了没有，既然如此明晰，还有什么可“保”，他有什么资格议论产权明晰？这几年，在这些人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在拍卖国有企业。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卖了多少家，原价值多少，卖得多少钱，有多少钱进入国库，谁也不知道。俄罗斯搞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还年年报账。从1992年到1996年，五年间卖掉一半多，所得收入占那五年间俄罗斯财政收入的0.15％。数目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有个数字。我国出卖国有企业，连数字也没有，这才是最不明晰的。第三节改革要符合中国国情我国集权制的管理的形式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古代汉武帝就实行“官盐铁、国家垄断工商”的政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在我国推行了几千年。千年不朽，内中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经济纲领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按照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是垄断性的，还是竞争性的，只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都归国家所有，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不管是独占性的，还是非独占性的，只要是操纵国民之生计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如银行、铁路、航空等，都要由国家经营管理。毛泽东说：“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现在，提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经济学家，有意压缩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用垄断性和竞争性的概念，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一概排除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之外。不仅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局限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而且进一步局限于某些自然垄断性领域，进一步压缩国有经济的生存空间。使国有经济仅仅局限在国家安全行业和独家垄断经营的行业中，如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以及国家战略储备等。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从一切竞争性行业退出去：其中包括农业；采掘业；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和内河运输；贸易；保险业；旅游业；金融业。这样，国家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众所周知，私人资本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最敏感的经济，经济繁荣时随时一涌而上导致投资膨胀，而通货紧缩时则可以迅速撤退造成投资饥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转移。如果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可以隔岸观火，静待渔利。只要私人资本占了主体地位，社会生产和流通就只能是排斥计划，由市场来支配。可见，私有化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无论那一个国家都必须掌握经济实力，才能稳定社会秩序。有些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政府干预下的统制经济，而经济运行和党政活动没有必然联系的，主张彻底废除计划体制，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并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企要彻底分开。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计划经济是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在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流通社会化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计划化己经迅速发展起来了。在工厂内部，一旦实现了工业化，起支配地位的就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企业越大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广，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达到了包含许多工厂实体的水平。而随着世界上超越国家界限的跨国公司的出现，计划就成为国际性的。相对于直接分配劳动力来讲，由市场配置的劳动力资源将迅速减少，假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要生产100架飞机，就会向中国某工厂下生产100个起落架的定单，这定单就是计划。我国某生产厂不会因生产100个起落架而亏损，而生产10000个起落架而盈利，相反，由于有计划生产减少由于生产而造成损失。决定起落架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飞机数量。当然，计划不一定“完善”，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资源，既然如此，它同市场分配（事后分配）是对立的。计划分配与市场分配，是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形式，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政府应当从对立面的差异中寻找同一性。的在历史上，有“专制式”计划和“民主式”计划；“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计划；同样，在历史上也以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一种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这种经济形式只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存在过，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当然，可能存在着一种被垄断力量所歪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从小商品生产向小作坊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时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是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时期，以后纯粹的市场分配原则，便越来越同大工厂和企业内部合理计划安排生产的内在要求相互冲突。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事前分配，这是在计划指导下产出符合需求的方法；另一种是事后分配，需求基于一种未知和不定的状态,通过“有效需求”的费用由市场揭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有优势和劣势，事前分配，往往由于需求是未知和不定的，容易产生主观和客观脱节，使计划无效而造成供不应求或供过以求导致资源损失；事后分配，则往往由于生产和流通无序造成产品重复或短缺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政府的职能应当是对市场作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制定计划，建立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目标。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9页)可见，把社会主义定位在市场经济上并通过政企分开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何经济运行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又制约经济基础发展，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每当经济建设取得成就，总是归功于党的政策正确，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哪一项成就与党的政策无关；同样，经济建设出现偏差，总是归咎于党的政策失误，也没有人去否认这一事实。这就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客存在的，否定不了的。既然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的改革就只能在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基础上，通过调整上层建筑来推动经济发展，不应当否定历史，否定我党几十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切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其实，连美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国内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党、政、企分开。其实，所谓分开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一种否定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的政策。正如轮船偏离了航向，就把舵和船体分开一样是错误的。积极的政策应该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权的监督，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整顿党的队伍，调整航向，开足马力向前进！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也办不到。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会改变；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心脏，党不执政，政权的性质就要改变，党、政是分不开的。第三，人民民主政权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经济是政权赖于存在的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当然，公有制可以是大范围的，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都可以看作为公有制，但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核心，国有企业脱离了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就不再是国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被动摇，上层建筑就要倒塌。显然，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离开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的。“两个分开”实际上割裂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因而不仅不可能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且恰恰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相悖。毛泽东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标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关于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关于战略战术中以弱胜强的军事原则，关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方面的论述，不仅是我们过去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而且在他著作中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我们在经济建设、企业改革中仍应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以期在我们这样经济科技较落后的国家能用相对短的时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这些年来，人们淡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而大兴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效果非常糟糕。
------------------------------------------- 实言	2006/3/24 8: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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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主题：第七章改革就是创新，倒退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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