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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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产主义论坛 8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政治经济学 8 探讨工会问题:香港工人運動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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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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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運動簡史 
──兼論香港獨立工運發展的歷史因由 
戰前工運史簡述 

在十九世紀中,中國飽受西歐列強的欺凌,而當時兩次的工人大罷工(1856年及1884年),均高舉著反帝反殖的旗幟。在兩次的罷工中,雖然港府大力鎮壓,拘捕罷工組織者,甚至出現傷亡事件,但由於整個運動均是由下而上的運動,故工人一直堅守立場,終令港府屈服。 

至1925年,而上海發生「五·三十慘案」,全國出現罷工、罷市、罷學。香港亦因應時勢,出現持續十六個月之久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先由海員發難,並迅速蔓延至其他行業,短短兩星期便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省港罷工委員會」發表罷工宣言,表示誓與帝國主義鬥爭,並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勞工保險、最低工資制、減租、勞工立法、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等要求。再一次,香港工運顯出了其普遍性。 

歷史的啟示 

戰前多次的工人罷工,給了我們很多重要的啟示。首先,香港工運並非單純的本土社會運動。它一直是與中國的形勢緊連在一起。直接地說,香港工運的發生,中國國情乃其環境誘因。進一步地說,中國因素影響了香港工運的成敗。己有很多研究指出,廣州革命政府對工人的同情態度,及對工會的支持,令戰前工會發展得到了空間。而上述的大型罷工中,很多參與罷工的工人都離港返穗,主要是尋求當時廣州政府的支持,因為當時的政府發放了生活費給罷工工人。 

此外,香港的工運並非單純的經濟性行動,而是有「反壓逼,爭自由」這一歷史意義。以當時的環境來看,由於列強侵華,壓逼者是西歐列強,受壓逼者便是中國的人民,在歷史條件下,本質上壓逼的工運自然是以反帝反殖為議題。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香港工運乃體現了基層動員原則的結果。雖然,廣州的政府對工人運動給了很大的支持,但重要是多次的罷工都是本地工人自發的(如1884年的罷工),經過完善的、自發的基層動員。就以省港大罷工為例,除了由13人組成的罷工委會外,最高決策機構乃「省港罷工工人代表人大會」。先由廠小組選舉出代表,成立廠部委員會,再委任代表出席各行業按比例組成代表大會,人數?八百多人,隔日舉行會議一次。這種網絡緊密,由下而上的組織形態,乃省港大罷工得以持續16 個月的主因之一。 

但戰後香港工運的發展,卻出現了本質的改變,工人運動失去了作為「反壓逼、爭自主」的歷史角色。 

戰後的工運發展 

由於工人運動一直顯示著其力量,故戰後香港工人運動的控制權成為了國共兩黨的爭奪對象。1948年,國共內戰結束前夕,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工團會)及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後易名為香港工會聯合會)分別在香港成立。前者為親國民黨工會而後者則為親共產黨工會。自此以後,香港工運的發展,一直被中國政治形勢所主導:工會組織己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戰略性團體。情況要到七十年代開始才有改變。 

無可否認,工會的會員人數在戰後曾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香港經濟開始發展及迅速的工業化,為香港工會運動提供了客觀基礎,另一方面,由於港府戰後在社會褔利上採取被動的角色,以致工人可得到的社會服務非常缺乏(如教育及醫療),而工會適時開辦了義學及工人診所等服務,自然便吸引了很多工人參加工會。此外,左派工會以「反英、反殖」作為其中訴求,亦得到了當時工人階級的支持。 

但「路遙知馬力」,左右派工會的會員人數在七十年代中期,便開始出現倒退。其原因有三,首先工會出現老化問題,以工團會為例,由於面對會員老化的問題,而且未能因應香港經濟的發展而吸納新會員,故人數逐步減少。其二由於工會內部缺乏民主機制,以致出現工會領導層與會員及勞工階層脫節,會員自然會流失。 

最後亦最重要的是,左右派工會都因其政治本質而未能跟上歷史的趨勢,失去了勞工階層的支持,引致會員人數倒退。此情況在九七問題出現以後變得尤其嚴重。在工團會方面,由於台灣政權在國際舞台上失去了位置及在香港逐漸淡出,而令右派工會失去了方向。 

但工聯會方面並未有因此而取得優勢,政府的本質同樣成為其發展會員的絆腳石。就如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其回憶錄內所說,「左派工會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嚮應、支持內地的運動,成為主要任務,忽視香港工人爭取自身褔利,嚴重脫離香港實際。」及後,由於中共政權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有報導甚至指出中共政權通令本港左派工會盡量緩和工人不滿,不要引起重大社會轉變,以致工會以救濟活動為主。雖然,救濟性活動可阻慢會員流失的速度,但由於不能回應香港工人對自身權益訢求,為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的大量會員流失留下伏筆。 

獨立工運的興起及發展 

事實上,相比從前,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相對處於穩定,而且經濟亦穩定地發展。但這並不代表香港的工人會安於現狀。相反,由於本港對工人的保障仍未完善,繁榮只代表勞資糾紛及分配不均等社會矛盾的擴大,工人並未能合理地分享繁榮的成果。故工人便更積極地以各種手段爭取權益,而領著這潮流的,正是公務員運動及白領工運。由於左右派工會受著政治的制肘、未能順應潮流,獨立工運便成為公務員運動及白領工運的唯一選擇。 

從資料數據可以看到以公務員工會為主的獨立工會,自七十年代中開始便有遞增的趨勢。一九七七年公務員工會有會員四萬三千多人,至八七年公務員工會會員人數近十萬人。箇中因由除左右派工會積弱外,另一個原因是獨立工會著重會內的民主化,確保工會的領導層不會與會員脫節,再加上沒有政治上羈絆,以致在爭取工人權益等工作,可以做得更徹底。 

進入八十年代,九七問題成為社會議題,香港工運面對另外一個挑戰。當香港前途問題成為議題後,社會上多了很多空間容許市民討論及影響香港發展方向,包括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上(姑勿論這些空間是虛假還是現實)。事實上,九七問題並沒有如一般論述所指,令香港工運政治化,相反,前途問題是歷史的契機,令工人提出了過往敢想不敢言的期望。而普遍來說,工人階級均希望藉著這次契機,爭取更大的自主空間(這反映在香港市民對八八直選熱烈支持上)﹔希望藉此改變以往官商勾結,壓逼工人的情況。再一次,香港工人運動顯示其反壓逼、爭自主的本質﹔顯示其推動歷史的決心及力量。 

但可惜,左派工會非但未能順應歷史的潮流,反而在為政治服務的大前題下,多次犧牲了工人的利益。八七年,當港府提出了八八直選的政制改革方案時,左派工會竟與中共政權及保守的工商界人士一同反對,工聯會甚至提出了「寧要飯票,不要選票」的口號,甚至在六四民運後,香港市民要求加快政制民主化的步伐,但工聯會卻支持將立法會一分為二,包括地區局及職能局,與代表政權與資本家結合的羅德丞所提出的「一會兩局」方案大同小異。在此,左派工會對中共政權的依附及其弊端己是非常明顯。 

而這時期,獨立工會及眾多的勞工團體在工人運動中,順應時代的要求,扮演著積極的角色。繼承了七十年代在勞工階層中得到的認同及支持,獨立工會在八十年代積極地參與了社會事務,而且還嘗試重新整合,以增強其社會影響力,更有效地爭取勞工權益,一九八零年成立的「港九勞工團體聯席會議」便是一個例子。此外,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公務工會聯合會等相繼的成立,更是令聯合組織朝向長遠發展。至一九八四年,在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其獨立工會的發起下,更成立了「香港工會教育中心」,為香港獨立工會提供一個聚合點。以提供外國的經驗並探討香港工會的方向為目標,而工會教育中心亦協助更多的獨立工會誕生。 

要強調的是,獨立工會的結盟,除了要更有效地爭取勞工權益外,亦是希望團結其社會力量,加強獨立工會的聲音,以爭取更大的自主空間,此乃香港工人運動的本質。故此,在過渡期內,獨立工會都由始至終積極支持香港政制民主化的運動,因為唯有如此,香港市民的權益才得到具體的保障。而獨立工會這種「反壓逼、爭自主」的訴求,亦得到普遍市民的認同。 

經歷了過渡時期的獨立工會,了解到要與強大的國家機器與資本家的結盟抗衡,獨立工會的結盟是一 

http://www.hkctu.org.hk/test/1aboutctu/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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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2 22: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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