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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条件[2]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23 更新时间:2005-7-3 文章录入:alexsy ]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条件[2]
因为斯大林始终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那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没有获得成功。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才发生发生改变。
斯大林时代的经验表明,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保持警惕和抵制的态度,敌对势力就很难突破,即使偶然乘隙而入,也很难站住脚。否则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后来出现的事实是,苏共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这种否定为敌对势力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进攻的突破口和登陆的滩头阵地。尤其严重的是,因为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人物,是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的核心人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所以,否定斯大林,使敌人能够楔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脏部位,从而一开始就对苏共和苏联具有臻命的性质。因为对斯大林的过度否定是由苏共自己进行的,所以在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同世界反共势力的斗争中,不论攻防态势如何消长变人变这个滩头阵地都属于敌方,从而为世界反共势力建立了一个不可剥夺的坚固支撑点。他们可以由此出发,向斯大林坚持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起进攻。对于这些进攻,苏共不是不反击或者不想反击,而是敌对势力一拿出苏共自身对斯大林的否定,苏共就哑口无言,其反击就不得不到此止步,不得不听任对方发展攻势。一点,对于苏联后来的演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苏共放弃阶级斗争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他们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苏联进行思想渗透。渗透主要通过以下渠道:(1)输入西方的生活用品、文艺作品、生活方式、学术思想和政治观念,以占领乃到覆盖苏联的社会意识空间。1961年2月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说,对共产主义进行思想战必须调动美国国内甚至国际一切可以利用的兵种,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等。1961年英国《电影及电影制作》6月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如果我们能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要求他们采取的那种方式思考问。1988年,尼克松著书说:"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进入思想战的战场,美国最有效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支持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副台长曾经露骨的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2)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声援和物质援助,以扶植苏联内容的反共势力。美国参议院给中央情报局拨款,通过各种慈善机关、宗教组织、文化组织、侨民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从政治、财政、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和其他的反政府势力。(3)向苏联学术界提供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起炉灶。美国上层决策机构说:"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破坏活动"。六十年代初,美国上层机构说:"我们应该想尽办法来鼓励自由的文学在俄国的滋长……来支援苏维埃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以学术交流为渠道,源源不断地把西方的文学价值观输送到苏联,为苏联文学界的自由势力提供思想武器。在苏联内部,赫鲁晓夫的"解冻"方针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作品和言论开了绿灯,使它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获得了影响社会的自由。在自由化方针的指导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有不少人把本属敌对性质的思想看成人民内部的不同认识,一些人甚至认敌为友。工人阶级即使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有所抵制也软弱无力。因为苏共否定并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丢掉了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攻的武器,所以西方思潮得以长驱直入,变成苏联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这样,外因就变成了内因,资产阶级思想就能够以内因的身份来影响苏联的变化了。
苏联内部本来就有一些被革命打倒的人和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抛弃的人,他们对革命和苏联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本来就持否定态度,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以来不敢公开表达。在否定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解冻"方针的形势下,他们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这种观念了,可以公开地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经济、政治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了。因为当时苏联还不存在私有经济,所以这些人还不是一个经济上的阶级,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有明确的共同意识,主要是: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知疲倦地寻找苏共和苏联历史的黑暗面,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不人道",是所谓"极权制度"。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成员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除"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少数人以外,在苏联社会中都享有公民权利,能够公开或半公开活动,成了苏联国内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的有形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是西方思想渗透的产物,是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的产物。它一形成,就成为苏联内部否定苏共历史。否定苏联现实的先锋队和核心力量 ,成为苏联工人阶级的一个有形的对手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在苏联国内的盟军和合法的内应力量。这是苏联国内阶级态势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作用。
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在苏联公开地、合法地蔓延,潜移默化,逐步变成了苏联的一种社会性意识,或者说具有社会规模的意识。先是浸染知识界,接着扩散到广大群众中去,最后影响到执政的共产党,成了与工人阶级思想并存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力量。这种社会意识对执政党的浸梁终于造就了苏共内部成百上千个具有类似戈尔巴乔夫思想的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孕育,他们陆续走上领导岗位。在党的历次各级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大体都是具有这类思想的人。这样,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具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就成为不可阴挡的事。例如,后来同戈尔巴乔夫发生尖锐矛盾和冲突的利加乔夫就也否定斯大林,也赞同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人道主义,也主张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制度进行"不可逆转的改革",他只是反对对过去的东西抛弃得过于彻底而已。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一度成为戈尔巴乔夫在党中央的重要伙伴,并且始终看不透戈尔巴乔夫(对他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个谜),在同戈尔巴乔夫的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被对方压着的着阻止不了事态向违背自己意愿的方向发展。"8.19事件"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也只是在部分问题上同戈尔巴乔夫有分岐,在事关国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上,并没有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独立的纲领,因而他们在夺权时声明今后将继续奉行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方针,甚至还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企图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这自然吸引不了群众,最后归于失败。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派。戈尔巴乔夫同他们情况不同。现在已经可以判明,戈尔巴乔夫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派。这样的人一掌握党中央的权力,就使苏共理论和路线中反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上升到主导的、支配的地位,从而使苏共的理论和路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新的质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问题是:党过高估计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管理体制缺乏活力;经济效益差,价格体系不合理,流通渠道不畅,商品短缺;政治体制上过度集权,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得不充分,由于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权霸权,浪费了大量资源,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经济增和蓄降为3.5%,在同西方大国的军备竞赛中面临着被拖垮的危险。在经过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代长期的、反复的试验和努力之后,越来越多的苏联人感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要想进一步提高效益,繁荣经济,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来那种过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使改革现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成为一种社会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虽然戈尔巴乔夫早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同雅科夫列夫对苏联"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即"改变制度"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他们认为党和人民还没有换脑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他们尚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因些,戈尔巴乔夫刚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的改革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例如,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提出,改革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这时期,改革在客观上也没有突破社会的框架。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给党和人民换脑筋。在27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厌的思维和实践模式"。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他在书中说:"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改变这种思维",必须"摈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式",也就是说,过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形成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已经不行了,必须抛弃掉。
改变思维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对社会主义的说法。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已经遭到战略性失败"。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妨碍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影响了吸收人类的先进思想,造成了"精神垄断"。政治垄断导致了"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了"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了"人与文化的异化"。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描述,他就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
他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高于阶级的利益和价值。由此就明确地否定了阶级利益和阶级价值,把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988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明确地概括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要求把它作为苏共的目标。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鼓吹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主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一般民主、自由和公正、1990年苏共2月中央全会以及苏共28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主写进了苏共纲领,宣布"苏共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共产主义。在此之前,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文章,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彻底人道主义化。
从此,改革发生了质的变化。
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苏共28大决定"结束意识形态垄断",实行"从党制"、"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允许"各种所有制自由平等发展"。在党内"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以使党真正成为全民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改掉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991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又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原油旱下"革新党",并酝酿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 "。
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基本苏共实行了以"多元化"和"民主化"为旗帜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基本路线。多元化概念出自西方国家,意指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多元化",实际上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恭迎进来,放手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占领地,影响和争夺群众。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正式把意识形态多元化确定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方针。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导致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提出民主化的口号是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不民主",只有把政治权利给予所有阶级和所有政治派别才算民主为前提的。它的实质是为资产阶级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要求政治权利。在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在实际执行中,则出现了压制、打击社会主义言论的情况,不准工人阶级对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进行批评和斗争。也就是说,提出这一口号的人并没有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只给资产阶级言论自由,不准工人阶级实现言论自由。
配合以上方针,苏共还提出了一个"公开性"口号。这个口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国家的"真实情况"不应该由党和政府垄断,老百九玫持不同政见者也同样应该掌握。二是暗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不旮的问题都被掩盖了起来,现在要通过公开性把它们揭露出来。提出这个口号,等于给资产阶级发出了进攻的许可证。在这一口号的鼓足干劲下,"揭露"、批判过去的文章、著作辅天盖地,一些别有用心的乘机夸大其词、歪曲事实、造谣诽谤。他们把共产党说成"法西斯组织",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官僚专制",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把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历史的迷误",是一部"不光采的历史"等等,以此来把社会主义批臭。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他们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学说,先是否定斯大林和所谓斯大林主义,接着是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最后连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都否定了。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按照这些领袖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党和社会制度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由此得出要"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实际上便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声誉搞臭,使之成为一个贬义词,不再被人民所信任以后,当以实际行动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时,使使人很难挺身而出为它说话了。
自从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的基本路线以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以资本主义的为取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敏锐地看出,这样的改革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国丰丰他们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他所采取的每一改革步骤几乎都加以赞许,并将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与他的改革步骤直接挂起钩来,敦促他不停顿地实施和推进其改革。到扣为,甚至连改革的方案都由西方权威机构代为起草,改革的总体计划也要由西方7国首脑会议加以审批。每当党内所谓"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批评的时候,西方国家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打击"传统派",支持他把改革进行到底。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发起政治攻势。他们成立了上万个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选择 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有了这个基础以后,资产阶级势力便要求实行多党制。对这种要求,共产党本来是应该抵制的。然而窃据中央领导地位的戈尔巴乔夫却说"多党制并不是悲剧","不要像摩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这样一个。为了表示对这些政党的承认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提出准备同新成立的政党"合作并进行对话"。多党制成为现实以后,资产阶级势力便以多党制意味着各政党一律平等,凭借议会多数取得政权为理由,进而要求取消宪法中对共产党在国家中领导地位的规定。对此,戈尔巴乔夫又呼应说,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应该改变,于是就主动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势力利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的机会,通过舆论工具频频发表演说竞选,并组织群众集会对自己进行声援。面苏共中央指示党"不准干预",同时又不组织对本党候选人的宣传。结果,共产党在俄罗斯等7个加盟共和国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一批重要城市推动了政权,沦为在野党。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又举行"9加1"会议,否定了一个多月前苏联全民公决关于保持苏联的决定,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和结构。这次会议的举行意味着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从合法产生的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转移到了未经全体公民授权的共产党同反对派的"对话'会议,实行了全国性政治权力的转移。最后戈尔巴乔夫借助于"8.19事件",解散了苏共。尔后,苏联解体。这样,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起,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取手进攻下,短短的几年便亡党亡国了。精神变成了物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现实。
这场"改革的设计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合作"通常是,他先在理论上提出"先进的"思想,然后戈尔巴乔夫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日常口号。他善于根据需要和形势的变化提出一些涵义模糊而又能蛊惑人心的说法,披隙导款,肢解和消灭苏共原有的思想体系。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这本书里谈他的策略时写道,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如果采用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法,轻视妥协和让步等,那就一定要失败。这样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诚实的,从首先上说是高尚的,但是在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具体条件下是利己主义的。需要说假放放有的事采取有意不提的方法,需要耍手腕。施巧计,这样往往能够达到通过'高尚的'斗争无 法达到的目的"。这些话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自学的敌人,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一个自学的敌人。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参加共产党呢?他说:"极权 义制度应当通过极权主义的党来摧毁它,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利用这个党的那种表现为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极权主义性质,才可以摧毁极权主义制度"。他组织的对安德列耶娃主张实事求是分析苏共历史的文章的围剿,就是利用党组织和党的纪律进行的。雅科夫列夫实际上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对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事实表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是非常严酷的。戈尔巴乔夫依靠雅科夫列夫来设计改革,并不是受骗上当,而是因为思想一致,策略相同,一拍即合。除了前述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以前他就同雅科夫列夫在要"根本改变制度"的问题上达到"共识"以外,在苏共解散以后,1991年11月,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问题,那将一事无成。"因此,只能提出方向,而不说明目的地。一个月后,他又地美国《时代》杂志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这些话充分证明,他和雅科夫列夫一样,是苏共内部自学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改革的领导权就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苏共和苏联是党内走资派与党外资产阶级合力搞垮的。
如果说,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苏共的基本理论还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圭臬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为圭臬了;如果说,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苏共的基本理论只是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基本理论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如果说,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苏共的基本路线只是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基本路线就是放手让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不准无产阶级还击,以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社会主义了。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后,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现实,实现了历史的东西同逻辑的东西的统一。从苏共二十大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转变起到资本主义复辟实现,中间经过了35年时间。只要苏共坚持否定阶级斗争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路线不支援,那么,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
苏联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党的基本理论正确与否至关重要。
这里所说的基本理论,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是指在当前历史时期直接指导党的实践的理论。通过常它包括四个要素,即对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时代的认识(简称阶段);对现阶段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状况掖识(简称阶级);对现阶段社会矛盾,包括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简称矛盾);党的基本目标、任务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和策略(简称任务)。最后一点衔接基本路线。基本路线包括: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标。党的基本理论决定党的基本路线。如果基本理论错了,那么党的工作的全局就错了。如果基本理论不完善,包含着错误的成分,那么党在实践中就不能完全达到预斯的目标。例如,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对苏联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偏高,结果造成经济管理体制过度集中,忽视商品倾向形式的作用,也为后来赫鲁晓夫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留下了可供利用的潜在依据。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右的错误的根源,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外,还包括以苏联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左"的估计。后来的苏共,其基本理论的错误就更严重了。基本理论错了,不论党和人民做多少好事,都不能据转大局。
第二,路线是个纲,纲举则目张。
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共产党自己路线错误,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艰难险阻并不可怕,只要路线正确,就能恰当处置各种问题和困难,化险为夷,如我党三次反"围剿"、抗日战争、经济恢复,等等。如果路线错了。即使形势大好,也会走向失败。
从二十大开始的苏共路线,是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线。到二十八大,又发展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践线。这是一条从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到放手让资产阶级进攻的路线。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这条路线的归宿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路线,只不过灭亡的速度有快有慢而已。
这条路线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总形势,决定了无产阶级思想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正是在这条路线长达三多年的作用下,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苏共全党都修正主义化,终至垮台。
第三,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不应丢弃的武器。
列宁指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列宁选集》"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列宁全集》他又进一步指出"谁在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厂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列宁全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列宁全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否定并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徒有虚名。
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曾过早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冲突",片面强调苏联社会内部的一致,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仅仅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和颠覆活动相联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赫鲁晓夫用"全民国家、全民党"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内容。二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从粉饰帝国主义本质、抹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出发,提出"不能只从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的角度看问题"、"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消失"、"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只有朋友、合作和协作"、还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因而,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使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实现"趋同"和"国际社会一体化"。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评论这种说法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展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这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是旦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苏共按阶级斗争熄灭论、两种社会制度趋同论和国际社会一全化论行事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苏联重新崛起并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阶级斗争重新尖锐化。
如果否认和否定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否定阶级斗争所影响的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自己,对于对立的资产阶级并不起作用。资产阶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照例要剥削和压迫雇佣工作和其他劳动者,国际资产阶级照旧以社会主义为敌,千方百计地瓦解和消灭社会主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们是否意识到它为转移。因为无产阶级在生产中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所以,他们如果 不联合起来,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就不能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他们如果不联合起来自觉地进行抵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法学家的社会主义》)。取消阶级斗争,上当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放弃阶级斗争,受损失的更只是无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否认阶级斗争,仅仅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己并没有放弃和放松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阶级斗争,就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看不清阶级敌人,甚至看不到阶级敌人,不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变成同隐身人的斗争,而且根本就不去斗争。因此,否定阶级斗争就是放弃武装,就是剥夺无产阶级自卫和生存的武器。抽去阶级斗争以后,马克思主义就不再具有保卫无产阶级的功能,而且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验表明,有敌对思想存在,敌对思想向我们进攻,这一事情本身并不会导致我们队伍的思想混乱,而不组织甚至禁止同敌对思想斗争才会导致我们队伍的思想混乱。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事实证明,实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政治路线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已不是需要争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第四,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
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拥有群众才拥有力量。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因此,只有提出符合群众意愿和要求的主张,抓住群众的思想,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古语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所谓对群众的领导权,关键是思想方面的领导权(这是与统治权不同的地方)。因此,毛泽东历来把思想教育放在政治工作的首位。中国共产党就是由于引导和武装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才由赤手空拳而得到整个天下的。毛泽东在概括这种规律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选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这个道理不但马克思主义者懂得,而且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懂得。美国政治家艾森豪威尔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最重要的是搞攻心战","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打了败仗,那么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混乱》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得在多数选票就能得到政权,而得到选民的心就能得到他们手中的票。这个道理,对于政权在不同阶级间的转移也同样适用。
苏联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就是从意识形态的演变开始的。
第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划分敌我的标准,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属于人民的范畴,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属于人民的敌人。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我们。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量是敌我矛盾。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二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人民内部是有不同阶级的,因而人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有的是阶级矛盾,有的不是阶级矛盾,不能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混为一谈。也不能认为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一定不具有阶级矛盾性质。既不能把非阶级矛盾看成阶级矛盾,也不应该把阶级矛盾看成非阶级矛盾。只有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正确地行使无产阶级专政。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是在铁器尚未使用、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尚未瓦解的情况下,依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较为丰富的剩余产品和先进文化而步入文明时代的。由此导致我国的个体家庭经济长期不能摆脱氏族公社,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发展式的社会。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部落林立的多民族国家,奴隶制的形成就发生在部落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之中,其间无时不充斥着强制性力量。所以,自我国进入文明时代起,就表现出浓烈的集权特征。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到了公元前221年,周代分封式的统治方式被实现中国统一的秦王朝废除,通过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大国,不但继承了以往社会就表现出的集权传统,而且将其发挥到极致,以至“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自此,中国社会便拉开了权力专制的序幕。我们看到,权力的专制带来了统治权力的绝对化,由此产生了统治者对权力永久占有的强烈欲望----统治权力的世袭化。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化共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病态,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丑剧和悲剧。权力的专制导致君王的贤明昏庸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历史上的贤明君王固然不少,可昏庸的败类有何其多也。他们无德无能,心里变态,行为怪癖,或自负、或浮躁、或残忍、或无常。随举几例:秦二世胡亥无德无才,受制“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汉灵帝刘宏整日饮宴为乐,公开标价卖官,自穿商贾衣冠,狗着文官服饰;蜀后主“阿斗”懦弱无能,空负孔明旷世奇才;唐敬宗李湛性情乖戾,除去走鸡斗狗,就是“深夜自捕狐狸”;宋徽宗赵佶不问政事,就知道建道观、修宫殿;元顺帝沉迷酒色,专习房术;明武宗竟然入民间掠民女淫乐。王权世袭制度、宫廷皇族纷争、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和帝王权力的无制约等,使得专制的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然带来统治的病态。它带来了帝王权力的非程序化丧失:要么是宫廷政变、权臣擅政导致王权丧失,要么是宦官、外戚专权导致帝王受制,要么是农民起义带来改朝换代,要么是外敌入侵招致丧国丧权。帝王自负造就了大量佞臣;帝王多疑带来了恐怖政治;帝王贪婪则滋长了代甚一代的政治腐败。有学者统计,自东汉以来九个多世纪里,政府官员人数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国家户籍数增长速度的4.9倍。这个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专制权力、低薪制等相关社会制度的培育下,演出了中国政治中无法想象的腐败活剧。“它们”侵占田产,使“富者连田迷望、穷者无立椎之地”:宋代奸相蔡京田产达50万亩,清代琦善更是惊人,霸占田产竟达256万亩;“它们”刮财射利、大肆贪污、收受贿赂,“它们”官官相护、官商狼狈为奸,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社会一直有着强烈的官本位传统,因而,国人心目中也一直有种很强烈的“读书做官”意识。本来,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因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社会也应当按照这各种人才对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认可: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问、做教师、做医生、做律师等等,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都应当有地位。而中国社会似乎只认可“官”这一种职业,结果,社会优秀人才都只有一种奋斗目标和价值选择,那就是做官。“尊卑贵贱,各有差等”,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并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基本原则。此种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格外强烈的等级尊卑意识。这种意识的最大问题是:将划分社会成员等级的社会性标准等同于自然尺度。一方面,社会按照出身、权力、财产等非自然的社会性标准来划分社会成员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本身也将这种划分看作是理所当然。这样,类似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很难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体现,社会内部也就难以形成健全的平等竞争的环境。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天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礼教教条,使国人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却有着很强的依赖和服从、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统治者臣子的草民意识。此种心态自然酿成国人浓烈的忍让心态:凡事能忍即忍,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一个“忍”字,使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特别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就特别能容忍众多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及其统治者。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外在反抗力,便挽救了众多的独夫民贼,也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个过于曲折的发展历程。人治意识。与前一种心态相对应,中国社会有着浓烈的人治意识。由此,社会几乎没有为体现公民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中国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罢了。正因如此,法律在行政权力面前,总是俯首听命的婢女。中国社会中,人大于法是正常的,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人的现象反而让他们觉得别扭。传说中的包公坚持依法办案,铁面无私,他的所做所为不过是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是其职责的本然要求,可在中国社会中却历来为人们倍加推崇和渲染,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人治社会中必然显得格外突出。通过多少年如一日的奋斗不息,在中国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正是以其无比的高瞻远瞩预见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着新生的腐败阶级分子,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继续革命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需要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去不断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和动机就是要反修防修,虽然效果似乎并不成功。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国际共运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着这样新生的腐败阶级分子,因此,为了反修防修,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就必须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提出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是能够防止的。
根据对苏东等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观察,现代修正主义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子。他们一般都依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或种种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却依实用主义的方法阉割其革命的灵魂。他们口头上挂着人民群众,实际上却代表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他们的共同手法是欺骗。因为他们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以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是不得人心的,是无法得逞的。因此他们往往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名,干的却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实。他们有时是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他们是从来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来吸引群众,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一步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当人民觉察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戈尔巴乔夫其人直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倾覆时才最后说出:"我一生的主要事业已经完成了。"原来他的本意就是要改变苏联是社会制度。他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他时从大学时代开始对社会主义开始怀疑的,并认为:"只有从这个制度的顶端,才能有效地改革这个制度。"他一生的事业确实完成了。
(二)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因此他们必然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反帝的旗帜。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全人类的利益超出一切阶级、集团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口号。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现在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实并没有过时,但却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现代修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或借口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完成,不再提或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相当激烈的斗争。他们这样做,实质上不过是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前苏联几乎没有一国不是造成极端混乱的思想而垮台的。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记》中说:"只要苏共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要害处。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
(四)在建设路线上,他们共有的特征是对市场经济万能论和私有制驱动力的迷信,为了扫除改革制度的强大阻力,他们声嘶力竭地把计划经济贬斥为"斯大林模式",把它说的一无是处,而实际上却难以解释苏联为何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以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代替已经实现的公有制而已。
(五)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他们天天都说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却天天在改变其主人翁的地位,收回其已到手的福利,并是其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而其真正依靠的却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者从古至今,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好像上了发条一般地搞修正主义,又是为什么呢。最后,还是毛主席的一些简单明了的话,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原委。这是阶级利益的改变在作怪。
事情是这样,一般的修正主义之产生,不是在一个主义的开始时期,也不是在它的进取时期,而往往是在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赢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当这时候,这个主义的代表阶级,或者阶层,就成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他们会警惕,会在主观意识上否认,但事实是已经存在着了。获得"正宗"地位的主义,往往在这时候与它的核心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要坚持、继续坚持这些主义,就会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要保持和扩大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要对主义作一些必要的调整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事关主义的基础,事关相信这个主义的更多的阶级、阶层、人群,不能明明地去干,偷来的锣鼓打不得,要偷偷地去干,神不知鬼不觉地去干。
获得政权以后的共产党党,是既得利益者阶层了,这时候它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个阶层的人,成为了利益阶层,而原来的站在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立场上的一切主义和观念,这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实际地位的改变,必然影响到这个阶层中的人的意识的改变,意识改变以后,他们就产生了改变这个主义的需求,因为这个主义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追求自己利益道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人民公仆、大公无私,为人民牺牲一切,这怎么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要真这样作不是有毛病吗?
实际地位的改变,影响到人的意识,影响到人选择立场去站的两只脚,影响到人选择自己的屁股坐在那边的板凳上。而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暂时还不敢全盘改变,怎么办呢?乾坤大挪移不敢干,先小移一把,来它个修正主义试试,把无产阶级的立场逐渐改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把自己和人民的同志关系逐渐调整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上去,因为现在俺和你已经志不同道不同了,甚至俺和你的利益根本已经是冲突和反对的了,还同什么志?可是表面上,又是多少年的老交情,说不出口也不敢说。
看,修正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并不是他们纯理论地纯学术地一定要修正原来的主义,实在是实际处境发生了变化,不得不去修正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如果不修正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影响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那之前的一系列运动,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反修防修,而有一些人则一不留神就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躇遛,他们成了党政阶层中修正主义利益的代言人,为这些可耻的利益寻找证据,就像一个肮脏的律师为一个明明犯了凶杀罪的罪人辩护,还振振有词。
所以辨别修正主义的方法,还有一个,便是看他站在那个阶层的立场上,在为那个阶层说话?只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就把修正主义认识清楚了,至于他具体说的什么话,怎么说的,用了哪些理由,和推论,引用了谁的经典理论,都是次要的。一个人不可能站在一个立场上,说反对自己立场的话,作反对自己立场的事,现代社会再后现代,再荒诞,也不会有这样的荒诞,在根本利益上,统治者往往比被统治者更清楚,因为他们的利益比被统治者的利益大,受到损害的时候损失就比被统治者的损失更大,因此对利益的重视程度就自然地比被统治者的重视程度高,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研究得往往比被统治者来得深入细致,而实行起保护自己利益的行动来,又比被统治者有效--因为他们掌握着政权、军队、舆论、经济命脉。
新中国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的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的旧中国的基础上诞生的,各种旧思想、旧文化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占据着多数人的思想,束缚着多数人的思想,以前的农民起义、朝代更替、包括资产阶级革命,都被封建思想给打败了,或异化了,出现了近代的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改变这些历史定律,打碎由少数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让人民群众不仅在身体上获得自由,也要从思想上获得自由,以免重蹈覆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人民不仅要在组织上掌握政权,而且要在思想上掌握政权,改变几千年的说法,让人民意识到: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不是那些精英、也不是英雄。从中央发布的进行文革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文革的目的就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除资产阶级权利(法权)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什么是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提出来的,是个较难懂得纯经济学名词。打个比方简单理解:两个人都从船上卸50袋大米,每人得钱10元,这是平等的(按劳分配原则),可我10元要养活5人,而你却是单身汉。于是马克就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主要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后期。大跃进本意在加速发展生产力,毛的思路是:只有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生产关系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的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譬如,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他在当时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提出要“打掉官气”,在另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个问题同当时实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度)联系在一起,并把它纳入“资产阶级法权(权利)这个范畴之中。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评级,要加班费,脑力劳动工资高,体力劳动工资低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又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等。毛有了上述思想后,开始提出“逐步破除的方针”。即分阶段从片面到全面地破除。在同年的另一次谈话中,又将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个部份,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应坚决破除,如等级森严,据高凌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另一部份需要保留,比如工资关系,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据上引述,毛泽东对我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据高临下的干群关系,一是以工资为核心的分配制度。他认为剩余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前进造成了威胁,并最终发动了文革。
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二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改造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沧桑在无产阶级身上留下的“私”的烙印。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针对干部队伍中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腐化变质的倾向,运用大民主的手段,把共产党放到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经受冲击和磨炼。毛泽东主席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建立起一种中国共产党的新党风和中国人民的新民风。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走回头路,不改变颜色。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文革是一场革命,革命是神圣的,对于反修防修肯定是会发挥很好的效果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就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的政权改变颜色,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坦克和机枪就会对准人民。毛泽东同志正是意识到这里的危险性,才毅然带领全党发动了文革,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了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三是人民群众如何监督来避免政权的腐败。全部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走群众路线,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伟大就体现在这里,这前边二句说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权的工作方式,后一句说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权的宗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土地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土地改革是经济基础方面的革命,要解决人与物、与土地和财产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和政 治结构的革命,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以及政权如何产生、运转、监督、更替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无非是实现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建立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更公平更道德的社会,解放生产力,使国家更蓬勃、健康地向前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面临这类问题。而如果这些社会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就会充满罪恶,充满压迫和奴役,充满人吃人的悲剧!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动荡不安的落后国家就是处在这种可悲的状态。
至于用什么方法解决这类问题,社会的各阶层、甚至统治集团内部总 会有分歧,因为这是切切实实的利害冲突,有关权力、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不同的国家和政体解 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日本和台湾解决土改问题的方法跟中国大陆的不同。而有关政治领域的矛盾,政权的更替和统治阶层的腐败的问题,现代的发达国家都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也就是通过多党派的议会斗争,投票选举,工会、农会和商会等社会团体的制约 ,学生罢课,公众舆论监督等方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政权的腐败和堕落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挑战。眼见苏联已经走上了官僚腐败、自我崩溃的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那一时代的领袖意识到必需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法来防止新中国统治阶层的腐败变质,保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中。他们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实现吐故纳新,大换血。文革的具体作法很简单:群众组织、群众运动、学生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当权派,批臭封资修,破旧立新,造反,夺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很多场面是轰轰烈烈的,主要是文斗,夺权似乎是成功了,从省市县到人民公社,各级革命委员会敲锣打鼓地成立了,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招牌也都换成了新的。大江南北又一片红了。大乱达到了大治。夺权之后,各种革命继续进行,如教育革命、五七干校、业余大学、劳动大学工农业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评法反儒、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天才观、批宋江等等。毛泽东认为:流水不腐,要防止机体的腐败就必需经常运动,要保持政权的清洁,就必需经常扫除,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践出真知!政治像一种游戏,要经常玩才学得会,玩得好,文化大革命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要在大海里学游泳!大风大浪不要怕,不要迷信圣人,不要畏惧权威,不要崇拜皇帝!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敢革命!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用心之良苦可想而知:几十年打下的江山,一大笔财产要传给后代,他们是否已经足够成熟老练,他们有没有能力战胜将要遇到的风浪?年轻的中国是走向光明富强,还是被野心家、阴谋家、独裁者篡权,在黑暗中挣扎? 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就是用试图用文斗来完成政权的大变革,这在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过去的中国,玩政治是帝王将相的专利,老百姓无权过问,政权转变都是通过武斗、屠杀、农民暴动起义、武装斗争、宫廷政变和阴谋诡计来完成。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人民安分守己、莫谈国事,因而广大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活动和国家管理之外。这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矛盾和政治的腐败。这样的政权只能靠专制压迫来维持,也必然要走向衰败和灭亡。唯有毛泽东,力挽狂澜,以创造性的方式,号召、鼓励和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造当权派的反、做学校、企业和国家的主人。所以说,毛泽东时代的政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因为它解决了它想要解决的问题,如:惟我独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受到清肃、制裁、被赶下台;官僚主义和有不正之风的当权派以及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批判;民主监督得到加强;人民的基本权利如四大等被写入宪法;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政治意识得到提高。由此来看,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次伟大而成功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然而一次革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反修防修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一次扫荡也不可能清除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旧文化、旧思想和传统观念,正如一个肌体每天都要饮食、清洁和锻炼才能保持他的活力一样,象中国这样的政体,也要不断地革命才能永保青春。所以毛主席说,文革要进行多次,7、8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是大演习、大练兵,学习怎样通过文斗、较为和平地解决社会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达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过去说, 文化大革命有两个缺点: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现在应补充两点:一是晚打了刘少奇,二是错放了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针对干部队伍中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腐化变质的倾向,运用大民主的手段,把共产党放到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经受冲击和磨炼。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建立起一种中国共产党的新党风和中国人民的新民风。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走回头路,不改变颜色。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让干部在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以达到防修防变的目的,是必要的。建国以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单靠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才能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机太晚了一点。如果在“四清”运动时开始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但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定过程的,毛泽东主席也不例外。错放了邓小平是指一批人。他们受了冲击,丧失了既得利益,对党对群众有怨恨。表面上接受批评教育,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一旦掌权,就露狰嵘、搞报复、当还乡团。他们那个改革,错了的东西不改,还变本加厉。好东西都让他们改光了。我们革命几十年主要靠两点:一是大公无私;二是继续革命。到了他们那里,大公无私变成大公有私,再变成小公大私、假公济私。继续革命是完全不要了。共产党现在是即不为工人,也不为农民谋利益。变成专为官僚、资产阶级谋利益了。共产党的本质基本丢光,就还剩下个空名。华国锋太过愚蠢,和苏联的马林科夫一样。叶剑英引狼入室,终于酿成大患。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第二代第三代改变颜色的预言应在了邓小平身上。当初放过了他,终铸成大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没有能够解决一个长期有效的防范修正主义机制问题。但是,他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道路。
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但是搞斗争也要两分法。也要讲究有张有弛。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路线斗争,也不能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那样搞法势必会出偏差,人民也会厌倦。要保持政权的清洁,就必需经常扫除,实践出真知!政治像一种游戏,要经常玩才学得会,玩得好,文化大革命要隔七、八年来一次!形成一种制度。才能够使贪污腐化的人引以为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大革命,就是用非常规的方式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近代的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翻江倒海的改造,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旧文化,旧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统治,但由于持续的时间太长,缺乏经验,没有形成牢固的基础和制度,旧思想又死灰复燃,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重新夺取政权,导致中国今天的现状。我们的前辈付出代价与旧思想做斗争就是为了后人能摆脱旧思想、旧文化的束缚,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氛围中生活,如果后人不能体会到这些意义,那前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后人可能重蹈覆辙被迫再付出一次代价。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前人付出代价取得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大革命,他让人民懂得: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认清修正主义,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是抛弃这个假的主义,重新寻找自己主义的真正代言人,和代表阶级,一个人背叛了这个主义,就和他决裂,一个阶层背叛了这个主义,就和他决裂,一个党背叛了这个主义,毫无疑问,同样和他决裂。
无产阶级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必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坚持继续革命,而修正主义则主张无须继续革命,鼓吹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似乎只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搞搞现代化,搞点先进的科技,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到来了。
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修正主义者总是在鼓吹那种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用物质生活的进步来消解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用科技进步的成果来调和阶级矛盾,用炫耀的物质繁华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一条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扼杀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用一种资产阶级的温情鼓吹放弃革命,安心生产,发展科技,安定团结,修正主义者表面上也鼓吹共产主义,但他们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遥远的期权,这个期权因为遥远,永远也无法兑现。而修正主义的真正目的则是要在共产主义美梦的幌子下偷偷地实现政权的切换,要无产阶级放弃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个所谓初级阶段老老实实地接受剥削和压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历史的倒退,以便通过一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窃取无产阶级的政权。我们看到,一俟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便立即暴露出狰狞恐怖的面目,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用比资本家一千倍的贪婪,一万倍的残忍,在吸食着无产阶级的血,把无产阶级再次推向无比悲惨的的深渊,无产阶级的处境甚至倒退到比革命之前还要糟糕。虽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也可能有一点点改善,碗里有了几根可怜的肉丝,但是贫富两极分化更加悬殊,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几乎丧失了全部基本的人权,唯一能够保留的人权仅仅只剩下生存权,人可怜地沦为生存的动物,人的生活成了动物化的生存。
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比一切资产阶级更加贪婪,比一切封建地主更加无耻,比一切奴隶主阶级更加残暴!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人性的一切丑恶。因此我们看到,一当这个新生的腐败阶级形成气候,窃取了人民的政权,人民便逐渐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宪法不过成为一个聋子的耳朵,成为欺骗文明世界的一个装潢,军队、司法、警察、监狱等等国家机器都成为维持这种统治的工具。资本家也只是利用资本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剥削,地主也只是利用土地按比例收取地租,而这些新生腐败阶级则直接把国家权力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他们利用国家权力疯狂地榨取和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辛勤积累的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存款,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要比一切资产阶级和地主奴隶主阶级更加充满血腥和没有人性。
一切腐败的统治阶级都害怕思想的光芒,因为当思想的光芒照亮了人民就会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新生腐败阶级从窃取了无产阶级政权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致力于一项控制和扼杀人民思想的工程,他们拼命地实行思想专制,限制言论、出版、思想、结社和信仰的自由,他们试图把人民变成没有思想的只会唯唯诺诺俯首贴耳的动物。而一当人民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就会无情地进行镇压,为了维护新生腐败阶级的残暴统治,他们调动了一切武装力量和国家机器用法西斯蒂的手段无比残暴地镇压人民。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他们竟然可以让“人民子弟兵”用坦克和机枪来虐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和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社会条件下,社会倒退到比革命之前还要黑暗和落后,是的,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倒退到一个史前的蒙昧时代,那样他们才能更加便于实行统治。
然而,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用不合法的手段所窃取的政权必须交出来!于是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被修正主义改变了颜色,被新生腐败阶级篡夺了政权的国家,都无例外地要爆发二次革命!人民终将起来推翻那个充满血腥的新生腐败阶级,砸烂那个已经没有人性的国家。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以其无比的高瞻远瞩预见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曾经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点名批判的一些著名修正主义者卷土重来,右倾机会主义开始翻案,于是,一系列昔日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之类的东西都再一次跳了出来,卖淫嫖娼、吸毒贩毒、黑社会、邪教等等旧社会的丑恶现象风起云涌,席卷中华。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修正主义势力也在中国迅猛抬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各种新生的剥削阶级也象还乡团一样重新崛起,当前的情势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就象前苏东一样,出现了一个残暴的新生腐败统治阶级。
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着这样新生的腐败阶级分子,因此,为了反修防修,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就必须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继续革命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需要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去不断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和动机就是要反修防修,虽然效果似乎并不成功。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国际共运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
观今日之中国,在国际上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削,在国内则受到新生资产阶级以及腐败分子的打入和瓦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性已经被解构了,社会主义制度将有名存实亡的危险性,只是靠着所谓经济进步的成就来维持局面。风雨在飘摇,危机在四伏,小妖在狂舞,魔鬼在歌唱。
虽然,苏、东社会主义革命土崩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空前的低潮,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失败的时候要看到希望和光明。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用不合法的手段所窃取的政权必须交出来!于是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被修正主义改变了颜色,被新生腐败统治阶级篡夺了政权的国家,都无例外地爆发了二次“革命”!人民终将起来推翻那个充满血腥的新生腐败阶级,砸烂那个已经没有人性的国家。事实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正在孕育着高潮的到来,我们看到,苏、东瓦解后,苏、东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思想上日趋成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正在成熟,抗争。同时,共产主义思想也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更是空前活跃,一场空前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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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
2005/9/8 9: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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