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家古敏
[共和论坛]
九评毛泽东(缘起)(2011-09-13 23:51:25
标签： 毛泽东广东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论启蒙运动
缘起
先说乐后圣先生(著名理论家，相继出版《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谐社会构建论》、《医道——身国共治的人本文明》等论著)，他在我回武汉前夕（今年8月中旬），送我一份最近他在《环球参考》发表的长文：《从毛泽东的启蒙运动思想看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解放浪潮》。
此文约三万字，读罢使人精神振奋、心灵震撼。由此，产生了也来唱和的冲动。
然而，我这个冲动亦是积淀已久的了，只是沒有像今天的感触那么地深，尤其是从武汉返京后，又在《香山论坛》工作的老友聂毓民君的引荐下，欣逢了朱栋材先生（《人生导报》社长、毛泽东思想资深学者、毛泽东忠实的信徒）与智新民先生（《中国经济论坛》副社长、毛泽东思想推崇者、诗人，他写的《将军，请听我说》的长诗令人激情澎湃），通过交流，方知中国不能不重新评说久违了的、一手创建中华第二共和国的毛泽东。
总之，是上述三位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也是我一见如故的友君，让我感受到“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智新民先生借用温家宝总理语）”，不得不联想到人际在空茫中、在徬徨中、在摇晃的对弈中，去努力找寻到适合吾国吾民的精神寄所，以及“适彼乐土”的归宿。于是，写写有关第二共和国之父——毛泽东先生的大概主义与思想，也就成了我援笔为快的严正之事。
乐先生认为：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中华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曾经以十分敬虔的态度融纳、继承、创新、发展过两位异族的思想家的思想，他们分别是印度文明孕育出的释迦摩尼和犹太文明孕育出的马克思，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坚定而坚强的民族，然而，毛泽东作为中华文明孕育出的思想，他以解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思想动力引领人类创造了当代世界灿烂的文明历史，在世界一体化历史发展潮流中的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只要以对待异族思想家释迦摩尼和马克思的敬虔态度来对待自己本民族的思想家毛泽东，这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希望。”
为什么会是“复兴的起点”及其“文明发展的新希望”呢？
作者接着指出：这是因为“毛泽东以其过人的智慧、思维和谋略，在科学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矛盾变化，预测和判断不同历史时期中外大势走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和强盛国家的战略思维，提出了以往谁都未认识到拯救中国之路；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运筹帷幄的智谋站在历史的巅峰多次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
那么，毛泽东先生是怎么样来去进行“普遍的启蒙运动”？乐后圣大师在著文中已作了详尽的阐释。我在拜读，并与乐先生的一次对话后，也沉思了一段时间，方才决定在《共和论坛》拟写《九评毛泽东》，以期与乐先生一同“鼓与呼”。
有朋友、包括同道，或许会惊诧道：“你张敏鹏不是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过的反革命人物对象吗？你今为什么还要站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呢？”
不错，我是从小就被专政过。文革期间，我读三年级时，因画毛泽东肖像而把他的牙齿画大了，便遭到同学的告状，致使我挨了祖母的鞭子狠打。记得在劳教时，因我住的房子隔壁乃是徐指导的办公室，有次听到来调査我的公安干部对徐导说：“张敏鵬在广东的养父早就平反了，他应该晓得的，但他为什么还这个样子（指我因对现实不满而办非法刊物一事，详情可参见《红小鬼——陈丕显传》）？另还记得有位博客发帖问我：“你为什么不批判毛泽东？”我答曰：“我向来对凡是伟人皆怀有敬畏之心，故不妄评。”等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我是有着“伤痕文学”中的伤痕，我和许多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一样，遭遇着难于承受之痛，一来，我生父因打成右派坐牢三年，二来，养父因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路线”而逼得服毒自尽，三来，我因这二方面的背景，除系过红领巾外，不能加入红卫兵、不能申请入共靑团、更不能加入共产党。然而，这些不公正的专政政治（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影响到我对毛泽东的评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仇视。而且，我虽然在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相继坐过牢，但也并不影响到我对他们的仇恨，因为，把我弄得去坐牢的，毕竟还是由于自己的矢志追求——抱着谋求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共和制的理想。
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做个怨妇”，“做个祥林嫂”。现今，是和谐时代了，意味着政治上的专政时代结束了。如果作为“地富反坏右”的受难者及其后裔们，仍然欲做个空耗心力，言不及义的怨妇——怨恨毛泽东和共产党；仍然做个失魂落魄的乞求悲悯的祥林嫂，而不反思自己也有一厢惰愿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却是毫无公为天下的行为，那中国当真是永无公平正义可言！
当前，是走社会主义民主共和？还是走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的争论，仍然异常激烈，并直接影响到世界上唯一的走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
许多人问“中国向何处去”？这需要天问吗？
中国当然是继续走社会主义。矛盾的世界，必然有个对立面。中国就是欧美帝国的对立面——一个主持公道、正义的社会主义。因而，这就需要凡所共和国人理当继续自三千年大变局以来，誓必抗衡企图瓜分豆剖、奴役、殖我中华的任何帝国的资本主义。如今，帝国又在大同盟了，并企图干渉我南海主权。然而，尽管中国人心相左，但决非是满清的病象。
中国，应当是人类社会主义、人类共产主义、人类共和主义的中流柢柱，乃至永远的楷模、榜样、丰碑。否则，我们作为共和国的人，就对不住缔造第二共和的毛泽东。我们的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思想者、理论家、评论家，政治家，如果保持沉默，中国就有可能重蹈晚淸八国联军入侵的悲剧。因为，社会与人，好像已处于暮色苍茫的帝国资本主义的横行挟持中，从“晚清尽头是民国”的败北，正是如此被帝国资本主义所裹挟，所撩倒的。而坚挺前行,并最终取得反复辟的革命之胜利,是孙中山的接力者毛泽东。
回头再讲我刚才说到与乐先生有过对话，什么话呢？是这么几句——
乐：“多谈毛泽东。”
张：“毛泽东的思想遭到很多人废弃了。现在有不少人想回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上去，斗争好像很激烈。比如前不久，我的朋友周鸿陵（北京致公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在香山宾馆参加了就是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还是走注洋的广东模式的研讨会，后来老周对我说大多数学者觉得要走广东模式。”
乐：“走重庆模式好。孙中山说过：‘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毛泽东思想中，就有这个观点。”
张：“噢是这样。孙中山当初也是赞同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应该知道，并得到真传的。如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上改造过来的。”
评论毛泽东，鄙人以前不曾有过这种想法。此时先来个一评，乃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慨，是时也？是势欤？吾不知之。是知我？是罪我？余皆不管，仿佛如梁漱溟云“孟子所有哲学不过言‘尽心’二字而已”。今不断写去，以飨读者诸君，亦以正视听，望博友留意并期待“共欣赏”、“相与析”为盼。
一评毛泽东:坚持革命与造反的情结(2011-09-14 20:50:19)[编辑][删除]
“封土建国”的社会，即是我们常说的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灵魂是帝制，是帝王及皇族的世袭制度，维系它的是公、卿、将、相、地主、工商业资产阶级阶层。从辛亥革命之前的维新运动开始，反映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拿毛泽东的看法：“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当此其时，他们“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但却“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毛泽东论述的新旧文化之争，具体来说即是道破了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方面之争的性质。然而这些“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无力了。”所以，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中华民国的胜利，但终究失败。毛泽东对此，认为“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先进的政党”文化思想，而“陷于失败”，“五四”以后，产生了由欧洲“徘徊”过来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社会革命论”，即是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观。早在晚淸，像孙中山、梁启超旧资产阶级民主领袖，都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们还停留在圣西门的初始社会主义，圣西门在他的初始社会主义空想中，仍然保留着私有制、企业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企业主的利润。圣西门沒有提到公有化，他提到“实业制度”，有着国家资本主义相似的特点。因此，由晚清兴起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的实业救国，都不过是权贵资本改良下的“镀金时代”。但圣西门坚决主张人类博爱的公式——“尽速地改善最贫苦阶级的命运”。
法国圣西门主义者卡诺，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前夜，发表了战斗的宣言，认为“革命是社会改革的一种可以允许的手段”。他和雷诺等圣西门主义者，“不仅颂扬人民破坏旧的封建制度的行动，痛斥靠别人血汗生活的游手好闲的人，而且号召一劳永逸地废除出身门第的特权，在用人方面确立按才提拔和按劳计酬的原则”。
可是，中国旧资产阶级民主领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不能看出无产阶级不仅是受苦受难和剝削的大众，而且是现实的革命动力。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沒有做到。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有着圣西门主义者的理念，又有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继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化制度。
不过，当初毛泽东在《湘江日报》看到关于圣西门的这个社会主义时，“脑子里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不过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当他风闻同盟会的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时，他曾发表过政见，事后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淸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斯诺：《西行漫记》）
在辛亥革命时期，少年毛泽东在长沙看到了上万人的大游行，游行的群众攻打了政府衙门，砍断了官府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大人。接着，在他家乡韶山也发生了彭铁匠的哥老会起义，彭铁匠因失败而被斩首示众。武昌起义后，湖南共进会革命党首焦达峰为践行“十日内响应”武昌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起义的诺言，他和陈作新领导新军起义，时年十八岁的毛泽东也持枪投入新军的革命。但当了不足一月的湖南军政府都督的焦达峰与陈作新,竟被资产阶级立宪派、时任军政部长谭延闿设计杀害。
毛泽东应当晓得这个悲剧。他对美记斯诺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革命与造反的悲情，年少毛泽东就有着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般了，所以他在起来革命的时候，其理由很充分、很确切、也很有预定性——旧式的资产阶革命彻底失败了，但在可能的条件下，会促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孙中山曾对四川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吴玉章说过：“你来得正好，来帮我收拾残局。”但真正靠革命造反做到了“收拾残局”的人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是他属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毛当时出任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这一职位据说是由注精卫推荐的。
毛泽东的革命，造反，走向了他所既定的由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同时，也应验了曾任溥仪——满洲康德皇帝的总理郑孝胥那话：“满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
由于毛泽东的革命造反，终于把“人民”二字放进了中国第二共和的国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更換为“人民”，这正意味着“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语自《吕氏春秋》）”。这也昭吿着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和国，是继辛亥革肇始的第二共和。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辛亥革命缔造的第一共和，实际上是由“大淸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把皇帝赶跑了，这是胜利。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失败。”（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这就是毛泽东所要革命与造反的理由。
1966年，毛泽东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人民造反，这也是因为他感到资产阶级还在走的缘故及其一以贯之的情结。然而，毛泽东此时的革命造反精神，则不可与当年的革命造反同日而语，此其时也的革命造反，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第二共和国成果。
可是，毛泽东最终失败了，其第三任夫人江靑也在失败中悲观自尽。
究其原因，革命与造反，是有着时与势的。
（待续）